甘地傳 · 第十章　受辱與挨打

甘地在南非工作了三年，聲譽卓著，業務發達，所以他特地請假半年，回到印度去，把妻子接到南非來團住。 當他在印度小住期間，他曾寫了一本小冊子，報告南非印僑的狀況。這個小冊子名為《綠色小冊子》（Green Pamphlet），他印了一萬冊，很快就銷售精光。他曾拜訪各地報紙的編輯，博得他們的同情，尤其是《政治家》和《英國人》這兩種報紙，經過甘地的再三聯絡後，決定傾全力來支持他的主張。 甘地到處演講，到處受人歡迎。當他正要在加爾各答開會的時候，他忽然接到南非那達爾邦的急電，說：「國會定於一月開會，速歸。」甘地對報館記者透露他要突然離開加爾各答的理由，然後急急忙忙地趕到孟買，搭船前往南非。 甘地在印度逗留半年，時間雖短，收穫卻很可觀。他第一次和印度各領袖們接觸，同時，他使印度一般人民得充分了解南非的印僑所處的困難的狀況。 1896年11月28日，甘地再度赴南非。他帶了妻、二子、一外甥，搭了高蘭郵船（Courland）首途德班港。 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和妻子旅行。他覺得印度人必須在服裝和外表上講究一些，這樣才能夠得到人家的尊敬，以便為社會服務。因此，他決定要全家人更換服裝。他的太太穿著巴西式的紗麗，孩子們穿著巴西式的衫褲，因為大家都承認，在印度同胞中，巴西人算是最文明的人。甘地一家人都穿鞋著襪，吃飯時也使用刀叉，雖然他們覺得很不方便。 12月19日，高蘭郵船抵達德班港。同日，又有一隻船到埠。這兩隻船都受衛生部的防疫檢查。黃旗一直在船頭上飄揚，超過平時所定的期間，雖然船上根本沒有人發生傳染病。 因為兩隻船載了八百名旅客同時抵埠，這更把那種謠言——即甘地要使更多印度人安置於南非的計劃——渲染得有聲有色。在這期間，德班港的白種人已經組織就緒，他們要遊行示威，不許印度人登陸。 德班港有個白種的官員，要在1897年1月4日召集一個大會，不許亞洲人登陸。那天有兩千人在德班市政府開會。他們的演講詞，集中攻擊甘地，到會人士個個摩拳擦掌，準備以武力來實現他們的目標。 德班港的居民非常憤慨。他們決定要採取行動，並且委派「隊長」來領導他們。住在德班港的印度人也知道群眾暴動的事情，隨時會爆發。 在這期間，甘地所搭的郵船仍舊受衛生部的防疫檢查，他向政府當局申訴的信件，毫無下文。現在白種的官吏，威迫和利誘雙管齊下。他們對印度的旅客說：「假如你們不乖乖地回到印度，你們將被推到海里去。」印度的旅客很乾脆地答道：「旅客們不想回去。」甘地時常和旅客們往來，同時，儘量鼓勵他們，所以他們既保持鎮定，又富有勇氣。他們被扣留在船上二十三天，到了1月13日，郵船才可以抵港，旅客才准許上岸。 德班港的大律師伊斯康（H. Escombe）告訴船長說，請他通知所有旅客，他們在那達爾政府的法律的保護下，好像他們在自己原籍的政府的法律的保護下，一樣安全。接著，他又對岸上的四千名群眾演講，說國會不久將開會討論這問題，請他們靜悄悄地回去。於是群眾就散開。 旅客們紛紛從郵船轉到渡船。但是，甘地得到一個消息，叫他不要和旅客同時下船，最好等到晚上才登陸。甘地本來準備接受這建議，可是代理輪船公司的法律顧問勞吞（Laughton）跑到船上，請甘地和他同時上岸。他們和縣長商量，願意負起這種行為的責任，所以甘地決定馬上登陸。 甘地先把太太和孩子們送到當地的印度殷商陸斯吞基（P. Rustomji）的家裡，然後獨自上岸。可是他一上岸，馬上被白種兒童們認出來。他們便大聲喊著：「甘地，甘地。」「打他。」「包圍。」碼頭上聚集著一大群人，形勢相當險惡。勞吞雇了一輛人力車，但是，群眾恐嚇著車夫，不讓他拉車，結果，勞吞只好拔足狂奔。當甘地和勞吞在前面走的時候，群眾越來越多，弄得寸步難行。在群眾的混亂和擁擠中，勞吞和甘地被人潮隔開了，於是他們用石子、魚、臭蛋等東西向甘地的身上亂擲。有的人把他的頭巾拿走，有的人開始對他拳腳交加。他暈倒，但他仍牢牢地掌握著一間屋子前的欄杆，想法透了一口氣。但是，那些蠻不講理的群眾仍對他拳腳交加。 當地警長的太太，本來和甘地相識，湊巧在路上遇著甘地挨打的事情。她把傘兒打開，讓自己夾在群眾和甘地之間。她這種行動，多少能夠抑制群眾的情緒。在這期間，有個印度的小孩，跑去找警察，而且大聲嚷著，說群眾要打死甘地，於是大批警探就來救駕。警長願意把他的辦公室給甘地作避難所，但是甘地很誠懇地拒絕這番好意。甘地還說了一句：「當他們發現自己的錯誤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平靜下來。我相信他們有正義感。」 在警長的保護下，甘地很平安地抵達陸斯吞基的家裡。甘地遍體鱗傷，湊巧郵船上的醫生這時也在場，因此，醫生就給他敷藥，同時，他的朋友和家屬也可以照顧他。 夜幕已經低垂。當地的白種人團團包圍這間屋子。群眾大聲喊道：「我們一定要找到甘地。」於是警長給甘地送個信：「假如你想救救你的朋友的家庭和財產，同時，也想救救你的家眷，你應該化裝離開這兒，像我所建議的那樣。」警長的建議是這樣，甘地應該穿著印度的警察的制服，頭上應該蓋著一隻厚實的鐵盔，外面用頭巾包住。他應該由兩名偵探陪伴著，其中一名假裝印度的商人，他的臉部須化裝，使他和印度人相像。他們一行三人，由後巷跑到鄰近的一間商店，然後通過貨倉前的沙袋，跳過籬笆，抵達先前給他作避難所的警察局。在這期間，警長故意作弄群眾們，他以開玩笑的態度哼著：「把甘地在酸蘋果樹上吊死！」當群眾真正知道甘地已經離開這間屋子的時候，他們不禁啼笑皆非地紛紛散開。 英國殖民部部長張伯倫，給那達爾政府打一通電報，要它控告那些打擊甘地的人。甘地告訴政府說：「我不想控告任何人。我不責備那些打擊我的人。他們以為我在印度曾作言過其實的關於那達爾白種人的聲明，因而誹謗他們。假如讓我說句公道話，應該受責備的是你們這些領袖。事實上，我不要責備任何人。我相信，當真理明白後，他們將懊悔自己的輕舉妄動。」 不久之後，風潮便告平息。報紙宣布，甘地是無辜的，群眾應受譴責的。三四天之後，甘地回家，很平安地住下去。 那達爾的立法會議通過兩條議案，一條對於印發商人有不利的影響，另一條是要嚴格限制印度的移民。 甘地的公共事務激增，印度社團逐漸有責任感，所有議案被譯成印度文，內容的意義也沒有加以充分的解釋。印度人向殖民部長的請願沒有下文，議案一一通過，成為法律。 甘地為那達爾印度國大黨要求增加會員，充實經費。他要替國大黨籌募基金，然後運用基金的利息來推動工作。 在這期間，甘地個人的生活起了大變動。他已經開始的舒服的生活，很快就告一結束。他實行自我檢討，他的生活日趨簡化。為著節省開支，他開始自己洗衣服。他買一本洗衣服的書，自己細心研究怎樣洗衣服，同時，也教導他的太太。他再也不依賴理髮匠了；他買了一副剪髮刀，對著鏡子，自己動手剪髮。 他時常記住做一些具體的工作。有一次，有個患麻風病者跑到他的門前，他讓病人住在家裡，替他敷藥，細心照顧他，後來他才把病人送到醫院。他喜歡有永久性的帶著人道主義的工作。因此，他每天花了幾個鐘頭，到小醫院工作，注意病人的訴苦，把病狀告訴醫生，幫忙拿藥品。這樣一來，他和受苦受難的印度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契約勞工，發生密切的關係。 甘地到了南非後，又生了兩個小孩。他從醫院裡所得到的經驗，使他對於撫養工作很在行。他研究了一本書《給母親的教導》，他撫養嬰孩，而他的最後的一個孩子出世時，他就親自接生。他不想多生小孩，所以此後他厲行節育。 甘地在南非的工作，成效卓著。1896年，加爾各答國大黨，通過了一個強硬的議決案，抗議南非政府虐待印度僑民。1897年，該黨又把有關南非的議案，重新通過一次。 南非是甘地的復國運動的發祥地，同時，也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當他初度赴南非時，他的志向並不大。他好像一般印度僑民一樣，目的僅在於謀生。但是，形勢比人強，時代的思潮，迫得他要負起領導的責任。在南非期間，他不但徹底認識殖民地的人民切身的痛苦，而且鼓起最大的勇氣，犧牲一切，為民前鋒，他不但吸收各宗教大師，各國文豪的菁華，而且很自信地造成自己的思想的體系。因為在思想上、學問上、行為上都有充分的準備，所以他以後才能夠負起時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