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九章　為印僑請命

有納稅的義務，沒有選舉的權利，世間最不平的事情，還有什麼比這更厲害。美國之所以宣布脫離英國的控制，是基於這理論；甘地之所以只身為南非的印僑請命，也是根據這理由。 當歡送會的盛筵散席後，甘地即刻起草一封請願書，呈給那達爾邦立法會議。截至1894年止，印度的僑民得享受和歐洲人同等的選舉權。根據當地的選舉法，任何成年的男丁，只要他是英國的子民，只要他的不動產值得五十鎊或者每年繳納十鎊的房租，他便列於選民的名單內。在那達爾邦這地方，整個印度社團僅有二百五十名選民，而歐洲社團卻有一萬名選民。現在當地政府又想根據種族的理由，準備把這少數人的選舉權也取消掉。 甘地起草了一封強硬而又漂亮的請願書。接著，他又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以一位很有勢力的商人哈芝亞當（Haji Adam）為會長，並且用亞當的名字，發一通電報給立法會議議長，請求遲延討論這條議案。另外又發一通同樣的電報給那達爾邦的總理。那時，議案已經通過，或者已達到二讀通過的階段。原來印僑對於這種嚴酷的議案不表示反對，被政府當做他們沒有資格選舉的一個證明。只因這通電報，立法當局才把三讀的手續遲延了兩天。事實上，甘地這封請願書，算是印僑給南非立法會議的第一封請願書。 一般青年從來沒有干過公共事務，現在他們也來參加了。那些懂得英文的青年，整個晚上忙著抄寫請願書。商人自動地利用他們的車輛，到處請人簽名。這一切事情必須在晚上完成。第二天各報刊載這封請願書，而且加以同情的評論。這給立法會議以一種印象。雖然如此，議案還是通過。 這種煽動的方法，是南非的印僑所得的第一次的經驗。接著，整個印僑的社團鼓起關心時事的熱情。他們開始相信，團結就是力量，而社團是整體的，不可分裂的。現在大家想進一步，向倫敦殖民部部長李賓勳爵（Lord Ripon）呈遞請願書。於是甘地細心研究選舉問題有關的文獻。他的理由是：「我們在那達爾邦有選舉權，像我們在印度有選舉權一樣。保留這選舉權是很適當的，因為印僑能夠運用選舉權的，僅占了少數人。」 從全省裡邊找到大多數人來簽名，這並非一宗容易的事情。大家天天開會，參加會議的人數也在增加中。所需款項也能夠籌集起來。許多人自動地幫忙抄寫，請人簽名，諸如此類的工作，純粹是盡義務，不受報酬。在短短一個月內，這封有一萬人簽名的備忘錄，就寄給殖民部部長，請他向女皇請示，要否決議案。他們曾印刷了一千份備忘錄，以便到處分發。這種富有煽動性的文字，使印度國內人士，第一次認識南非那達爾邦的情形。連倫敦《泰晤士報》也支持印僑的要求。 甘地請印度僑民讓他束裝歸國。但是，他們說：「誰知道殖民部部長是否會贊成我們的備忘錄？你已經親眼見到我們的熱誠。我們願意積極工作。我們也有錢。但是，假如沒有人領導，那麼我們已得的一點點成績將化為烏有。」甘地知道他們的話是很有理由。不過，他個人也有困難的地方。他擔任公共工作，只好盡義務，絕對不能動用公款。但是，假如大家要他的工作對於印度社團有所貢獻，他就不能不過著律師派頭的生活，這是說，每年最少要費三百鎊。他說，他準備逗留下去，假如各大商家願意光顧他的業務，讓他辦理各種法律手續，暫定一年為期。他這種建議，馬上有二十名商人表示贊成。 甘地向那達爾邦法院申請做律師，那達爾邦律師公會，根據種族膚色的理由，拒絕他的申請書，但是最高法院不顧一切反對，讓甘地註冊為律師。當他宣誓完後，高等法官勸告他把頭巾拿下來，以後關於執行業務的律師所穿著的服裝，他應該遵守法庭的條例。這些要求，他一一接受，因為他想保留實力，準備作將來更大的鬥爭。這次律師公會的反對，使甘地越來越出名。報紙上的評論同情他，並且說律師公會那種舉動，完全出於妒忌。 在甘地的心目中，執行律師的業務，算是次要的工作；他的主要的目標在於公共工作。他認為呈遞請願書還不夠，所以他提議，要組織一個永久的機構，注意印僑的利益。他曾看到印度國大黨的新聞，雖然他從來沒有參加該黨的會議。最近一次的國大黨會議，是在1893年在拉荷省（La hore）舉行，由達達拜擔任主席。為著這事情，達達拜還親自訪問倫敦。甘地推崇達達拜的為人，本著愛屋及烏的道理，他也愛護印度國大黨。他想把國大黨的名稱普及化，所以他提議，請那達爾邦的印僑將他們的組織叫做「那達爾印度國大黨」（Natal Indian Congress） 1894年5月22日，那達爾印度國大黨正式成立，大家踴躍參加，整個會場擁擠得水泄不通。平均每個會員，每年須交會費3鎊，有幾位會員每年交二十四鎊，甘地本人交12鎊。在一個月內，參加的人數多達三百人，各種宗教人士都有。富裕的商人親自前往偏僻的鄉村，請人加入為會員。這是一種政治的訓練，讓大家熟悉當地的情況。國大黨每月開一次會議，詳細賬目公布。會員們提出各種問題，同時，也考慮新的問題。 甘地是個實事求是的人物。他認為印僑要得人家的尊重，必須先尊重自己。他鼓勵人家厲行家庭內的清潔運動，提倡個人衛生，住宅須和商店分開，有錢的商人應該考究排場，和他們的社會地位相稱。在國大黨的監視下，他成立了一個教育委員會，以便督導年輕一代的印僑，因為他們的祖先都是「契約勞工」，他們生長於南非，僅通英文。這些年輕的會員，得交一點象徵的會費。該會的目標，在於預備一個公共場合，讓他們聚首一堂，同時，鼓勵他們愛護祖國的情緒。會員經常開會，閱讀和討論各種科目的論文。 國大黨的工作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使住在南非的英國人及住在印度的印度人，熟悉那達爾邦的真實狀況。甘地寫了兩本小冊子，《向南非的英國人呼籲》和《印度人的選舉權》。這兩種小冊子傳播得很廣。 甘地堅持真理，不贊成言過其實，他要印度社團注意自己的缺點。他儘量供給消息給各報，同時，想法對抗反印的宣傳。 雖然那達爾國大黨也有印度的僑生及書記人員做會員，但是，那些不熟練的普通工人及契約勞工，卻沒有包括在內。現在有個機會，讓甘地真正認識契約勞工的狀況。有一天，有個泰米爾人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手裡拿一條頭巾，兩隻牙齒打破，嘴裡流著鮮血，站在這位年輕的律師面前。甘地看這種奇形怪狀，不禁大吃一驚。他先請這個泰米爾人戴上頭巾，彼此平等待遇。這對於可憐的奴隸是個新經驗。原來這位泰米爾人名叫巴拉桑達蘭，他是當地的著名歐籍人士的契約勞工。主人把他打得頭破血流。甘地請醫生來檢查，寫了一張證明書，然後帶這個人去見縣長。甘地的目的，並不一定要責罰僱主，他只想把巴拉桑達蘭釋放罷了，因為根據當地規矩，契約勞工好像奴隸一樣，算是主人的財產的一部分。甘地很成功地把他轉到另一個僱主。這個消息傳到每個契約勞工的耳朵，連住在馬特拉斯的人也知道。這樣一來，大家把甘地當做朋友。一批一批契約勞工，繼續不斷地跑到甘地的律師館，這給他一個好機會，深刻了解他們的痛苦。 當1894年，那達爾政府想徵收從前的契約勞工每年二十五鎊的稅。徵收新稅的理由是，白種的商人害怕印度人又聰明又勤力。當三十四年前，白種人歡迎印度的契約勞工到南非的時候，他的目標是希望在印度勞工的五年約契完滿之前，他們可以利用印度勞工的勤力，把農業改良一下。但是，印度勞工的成績超過他們的希望。印度勞工不但介紹許多印度的佳種，而且由於他們的聰明能幹，使當地原有的品種達到物美價廉的地步。他們的事業不限於農務；他們也會經商。許多印度人從勞工的地位高升到土地和房屋的業主。他們的發達，播下排斥的種子，而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歧異，更加強白種人的排斥印度人的情緒。現在已經達到表面化的階段。一方面，要取消印度人的選舉權；另一方面，要徵收印度契約勞工的稅。 1893年，那達爾邦得到責任政府的地位，所以這兒的殖民地主義者想徵收每年二十五鎊的重稅，以示慶祝。按照契約勞工的條例，他們須先得到印度政府的批准，所以他們就派代表到印度，向印度總督伊爾金勳爵（Lord Elgin）施壓力，希望他能夠贊成。他認為這數目太過苛刻，最後才贊成每年納三鎊稅。事實上，這種苛捐雜稅，像高禧爾（Gokhale）所說，使印度人吃了大虧，「結果將破壞家庭，使男人犯罪，使女人從事丑業」。這事情需要甘地鼓起劇烈的反抗運動，才能夠把它取消。 1895年中，那達爾國大黨渡過一周年。由於甘地積極的公開活動和宣傳，印度國內人士才明了南非印度僑民的生活狀況。當印度國大黨在馬特拉斯開會的時候，主席韋柏（Alfred Webb）通過一條關於南非的議案：「本黨誠懇地要求英國政府，准許那些住在南非的印度子民的願望，否決殖民地政府不許他們有投票權的議案。」下一次國大黨在潘那（Poona）開會時，紀錄上也有一條提到他們要抗議南非的印度僑民受虐待，同時，希望「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會以同一的精神出面來保護這些僑民的利益，因為過去無論什麼時候，英國的子民的利益如受損害，他們往往會出面來干涉」。 時間過得真快，甘地在南非，一下子就過了三年。在這期間，他的聲譽卓著，業務也很可觀。到了1896年中，他就收拾行裝，準備回到印度，把妻子帶到南非來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