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八章　到南非洲去

1893年四月，甘地坐船去南非洲。到了五月底才抵達德班港（Durban），這是南非洲的一個重要海港。到碼頭來歡迎他的，是他的顧主佘·阿都拉（Abdulla Sheth）。這個人是個回教徒。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他算是南非那塔爾邦（Natal）最富裕的商人。 當1890至1891年間，僑居南非洲的印度人多達十五萬人，他們大多數都住在那塔爾邦。憲法上註明這些印度人算是「半野蠻的亞洲人，或者屬於未開化的亞洲民族」。由於那塔爾邦的政府不斷的要求，印度政府才在1860年，准印度的「契約勞工」，前來這個地方。 原來在南非洲工作的印度人，不論他們是印度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英國人一律叫他們做「苦力」；只因大多數印度人都屬於勞工階級，所以人家就把所有印度人叫做「苦力」或「三美」。因此，印度的商人，被叫做「苦力商人」；甘地被人稱為「苦力律師」。 甘地在德班港住了一星期，就束裝前往他的工作的地方比勒陀利亞（Pretoria）。那時，交通不大便利，有的地方火車可以通達，有的地方須改用其他交通工具。當甘地所坐的火車抵達那塔爾邦的首都的時候，鐵路當局命令甘地搬到普通的車廂，雖然他買的是頭等的火車票。這種非常不公平的待遇，甘地拒絕接受。鐵路當局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號召警察來，把他連人帶行李推到月台上邊。接著，火車開走了。甘地在冷冰冰的候車室里待了一個通宵。只因這事件，他的生命史才起了一個大變動。他曾說：「房間裡有白種人，我害怕他。我問自己說：我的責任是什麼？我應該回到印度呢，或者我應該前進，讓上帝作我的保護者，面對現實所有的困難？我決定待下去，忍受一切苦難。我的積極的非暴力主義，就是從那時開始。」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一封電報給鐵路局的總經理，同時，也打一封電報給他的顧主佘·阿都拉。總經理一面替鐵路當局辯護，一面通知甘地說，他已經替甘地關照一切，他大可平安抵達目的地，當甘地的火車到站時，許多印度人都來歡迎。他們曾訴說自己所受的苦頭，同時，他們還解釋說，像甘地在火車上所遭遇的事情，是再平常不過，何必大驚小怪。 由切斯特頓（Chesterton）到約翰內斯堡（Johnnasburg），根本沒有火車，只有馬車。雖然甘地的顧主曾對馬車的代理商關照一切，可是代理商一看他是印度人，屬於苦力的階級，只好推辭沒有座位。等到後來找到座位的時候，白種的旅客又不願意和他同席而坐。甘地認為這是個極大的侮辱，但是，為著前途，他只好忍受，乖乖地坐在馬車夫的隔座。 到了下午三時，坐在車廂里的白種人，要出來抽菸，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所以他就從馬車夫處拿了一塊骯髒的破布袋，扔在地板上，對著甘地說：「你坐這上邊，我要坐在車夫的旁邊。」這種無法形容的侮辱，實在沒法子忍受。甘地又害怕，又氣得發抖。於是對那位白種人說，「這是你叫我坐在車頭，雖然我本來可以坐在車廂裡邊。我曾忍受那種侮辱。現在你要坐外頭來抽菸，所以你要我坐在你的腳邊。我決定不這麼幹，但是，我準備到裡邊去坐。」 當甘地正在很吃力地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那位先生不由分說，狠狠地給他打了幾個耳光。他拉著甘地的手臂，準備推他下車。甘地抓緊馬車的欄杆，雖折斷腕骨，也在所不計。一般旅客眼巴巴地看這個人胡鬧一場——既破口咒罵，又拉拉扯扯，甚至拳腳交加，但甘地仍抓緊馬車的欄杆，不肯放手。他的身體很強壯，甘地的身體很瘦弱。有些旅客對甘地表同情，於是異口同聲說道：「先生，讓他罷。別打他罷。他是無罪的。他是對的。假如他不可以坐在車頭，讓他進來跟我們同坐罷。」「別怕。」那個人嚷著。雖然如此，他似乎有點沮喪，所以不再打甘地了。 各位旅客坐定了之後，笛子一吹，車開走了。甘地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平安抵達目的地。那個傢伙還是時常用怒目來瞪著甘地，而且用手指指著他，大聲嚷道：「請你當心一點，等我抵步後，你瞧，我會怎樣對付你。」甘地一聲不響，靜悄悄地坐在那邊，只求上帝保佑他。 到了薄暮時分，他才安抵目的地。當他看見那些前來歡迎的印度人的時候，他不禁鬆了一口氣。那些人說：「我們都來歡迎你，要領你去見佘先生，因為佘先生早已給我們打電報。」他覺得很高興，於是跟他們同去佘先生的店鋪。他把一路的經歷，一一告訴他們。他們都對他表同情，而且把他們自己的苦痛的經驗也告訴他，以便彼此互相慰藉。 他要把一切告訴馬車公司，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細說緣由，同時，請公司注意那位蓄意恐嚇旅客的辦事員。他也請公司保證，第二天旅行的時候，可以和其他旅客坐在車廂裡邊。關於這些事情，公司一一答應。公司還補充了一句：「明天我們將開更大的車，管理人員也要更換。你所指摘的那位先生明天不去，你可以和其他旅客同坐於車廂里。」公司這封回信，多少使他得到安慰。他也不想進一步控訴那個傢伙，所以這件事便告一結束，他也能夠平平安安地抵達約翰內斯堡。 他抵達約翰內斯堡後，徑往「大旅店」去投宿。旅店經理把他打量一番，然後很客氣地說了一聲：「對不起，我們的旅店已經住滿了客人。」於是他就搭馬車去找印度人。湊巧佘家已經派人來接。他把找旅店的經驗訴說一番，大家哈哈大笑地說道：「你怎麼能夠希望找到旅店？」他反問一聲：「為什麼不能夠？」他們又告訴他說：「你在這兒再住幾天，便知端的。只有像我們這種人，才能夠在這兒待下去，因為我們的目的在於謀生，所以一切侮辱，我們都能夠忍受。」接著，他們便把多年來印度人在南非洲所受的痛苦，完全向他坦白。 第二天早晨，甘地去拜訪律師巴克先生（Mr. Baker），巴克很熱烈地歡迎他，並且告訴他說：「我們不能請你做律師，因為我們已經請到很有名的律師。我想請你幫忙找些必要的情報。」巴克除了做律師外，還是一個很忠實的未出家的傳道者。他把甘地安置在一個貧窮的烘麵包師的家裡，每星期須付三十五先令的膳宿費。甘地每天和幾個朋友到巴克的私人教堂去參加祈禱。巴克給甘地一些基督教的讀物，包括《聖經》在內。他很喜歡甘地信仰基督教。 甘地在比勒陀利亞的第一個星期內，就召集當地所有的印度人，開了一次大會，討論端斯華邦（Transvaal）的狀況。第一次會議，主要的是回教徒參加，印度教徒比較少。事實上，當地的印度教徒占了少數。 甘地談到做生意的人須遵守真理。他告訴他們說，在外國地方，他們遵守真理的責任更見重大，因為少數印度人的行為，被人當做幾百萬同胞衡量的標準。甘地請他們注意公共衛生，不要分為幫派。他提議組織印度協會，替印度僑民，向當局請願，而他本人願意花時間和精神，為大家服務。這次大會的演講，是甘地畢生第一次的演講。那時，他才二十五歲。 此後，甘地經常舉行這種會議，平均每月一次。甘地逗留比勒陀利亞的期間，對於印度僑民的社會、經濟、政治有深刻的認識，這種研究對於他自己和印度的僑民都有很大的幫忙。 談到打官司這事情，甘地知道原告和被告都是印度人，所爭的是商業上賬目的糾紛。甘地對於這案件非常注意。他細心研究法律、會計、翻譯。他不但把所有文件一一譯成英文，而且對於案情有充分的認識。他知道，假如這個官司繼續打下去，結果，原告和被告都會破產。因此，他很誠懇地勸導雙方接受調停，同時，讓被告分期償還債務，不至周轉不靈，甚至有破產的危險。 1893年年底，甘地回到德班港，準備束裝歸國。在他的許多顧主所設的歡送會上，他看見報紙上記載政府將要通過一條議案，取清印度人的選舉權。他也知道，這似乎是其他不利於印度人的議案的先聲。他馬上要印度同胞注意，假如他們不立刻採取抗議，反對立法議院通過這條議案，前途將不堪設想。在場的印度僑民，經過甘地的指點之後，才恍然大悟。佘·阿都拉說：「我們那裡會了解這些事情？我們只明白和我們的商業有關的事情。你知道，我們在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生意一落千丈。我們煽動這事情，但不見效。因為不識字，我們實際上是跛子。此地的歐籍律師，算是我們的耳目。」 甘地對佘·阿都拉說：「這個議案是釘我們的棺材的第一個釘子。它打擊我們的自尊心的基礎。」在場有個客人說：「請你把船票退掉，多住一個月，我們一定接受你的指導而展開鬥爭。」 其他客人一倡百和地說道：「不錯，不錯，佘·阿都拉，你應該把甘地留下來。」佘說：「讓我勸他留下來。但是，他的費用怎樣辦呢？」 這句話刺痛了甘地的心，於是他插嘴說：「費用不成問題，做公益事，談不到費用。我可以留下來，為諸君服務。我準備再住一個月。但是，還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明白。雖然你們用不著給我費用，不過像我們想幹的事情，沒有經費是沒法子發動的。顯然一個人是不能擔任全部工作。許多人才應該前來幫忙。」 於是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上帝是偉大而又仁慈，錢會來的，你要多少人，就會有多少人。請你答應留下來，一切事情都好辦。」 甘地趕快起草一個章程，決定再在這兒逗留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