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六章　到英國留學

十六歲那年，甘地的已經告老的父親去世，享年六十三歲。不久之後，甘地的太太生了一個孩子，不過這個孩子在三四天之內，又告夭逝。 1887年12月，甘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得到及格，不久之後，他進了巴那格城的薩瑪達學院（Samaldas College at Bhavnayar），他覺得功課很困難，所以讀完一學期，就束裝回家。 甘地家裡有個世交勸他到英國去留學，以便考取律師的資格。那位世交很坦白地說道：「時代變了，你們可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恐怕不能繼承你們的父親的職位。」甘地非常贊成赴英留學這意見，但他的母親卻捨不得兒子遠渡重洋。為著拖延時間，母親提議，甘地應該先到波班達去請教叔父。甘地乖乖地坐著牛車和騎著駱駝，跑了120英里，直到第四天，才抵達目的地。那時，赴英留學，算是反宗教的行為，叔父想避免直接干預的責任，所以他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最重要的是你母親答應不答應。」 甘地本來想讀醫科，但他的哥哥反對。哥哥說：「我們這一階級的人，根本不贊成解剖屍體。」當時甘地的家庭沒法子籌足巨款，送他到英國去讀法律，但他的哥哥卻願意替他想辦法。母親仍舊躊躇不決，但是，當甘地很嚴肅地答應不吃肉、不喝酒、不接近女人的時候，她終於答應了。印度的青年隻身到外國去留學，這在當時算是不平凡的事情。甘地出身的中學給他一個歡送會，他期期艾艾地說了幾句話，表示謝忱。 甘地和母親、愛妻，以及一個僅幾個月大的嬰孩告別後，徑赴孟買。截至那時止，甘地所屬的階級還沒有一個人出國留學，因此，同階級的人便召集了一個大會，專門審問甘地。他們說：「照我們這階級而論，你赴英留學的計劃是不合理的。」甘地答道：「我的志向已經決定，恕不更改。我認為我們這階級的人不應該干涉這事情。」 同階級的人很鄭重地下個判斷：「從今天起，我們宣布這個孩子為化外頑民。凡是幫忙他的人，或者到碼頭去歡送他的人，將受處分，罰金為一盧比，四安納。」但是，意志堅定的甘地，卻一點無動於衷。 1888年9月4日，甘地和一位律師結伴同行，從孟買坐船到英國南安普頓，到了月底，才安抵目的地。 在輪船上，甘地穿著一套黑色的洋服。大部分時間，他都躲在房間裡，因為害羞，所以每餐都在房間裡進食。在旅程中，他不吃肉，不喝酒，一日三餐只靠自己隨身攜帶的甜品和水果來充飢。到了上岸時，他穿著一套白色的法蘭絨，這是船上穿著這種服裝唯一的人物。 甘地抵達倫敦那一天，就住在維多利亞旅店，他家裡的世交梅達博士（Dr. Mehta）曾到旅店來招呼他。他看見梅達博士戴了一頂絲絨帽，為著好奇心的驅使，他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那頂帽，不料摸錯了方向，把絲絨弄得很零亂。梅達博士很不客氣地教訓他一頓說，按照歐洲人的禮節，「不要撫摸別人的東西，不要向人提出問題，像我們在印度初次見面時所提出那些問題一樣；不要大聲說話。跟人談天的時候，用不著開口『先生』，閉口『先生』，像我們在印度時所說的那樣，只有僕役和下屬才對他們的主人那麼稱呼。」 甘地覺得周遭一切都很奇怪，所以他時常想念家鄉。他到倫敦後第四天，就從旅店搬出來，因為旅店的房租每天高達1英鎊。他搬到英國女房東所擁有的比較廉宜的宿舍。在宿舍里，他過的是半飽半餓的生活，因為非素食的菜餚，他不敢染指；其他食物，他又覺得淡而無味，他一面受了種種新的誘惑，一面又受了種種社會的壓力，但他對母親的誓言，一直信守不渝。 他還沒有開始正常的研究工作，所以他就經常閱覽《每日電訊報》、《每日新聞報》、《巴爾摩爾報》（Pall Mall Gazette）。這對他是個新經驗，因為在印度的時候，他還沒有看過報呢。《每日電訊報》新奇的特寫，就是亞諾爵士（Sir E. Arnold）所發表的照片和遊記。 甘地到倫敦每一地區漫遊，希望能夠找到素食館，無意中他居然找到一間奇怪的菜館，這間菜館不但出售素菜，而且用文字來宣傳素食的功用。他買了一本索德著的《素食主義的答辯》（Salt's Plea For Vegetarianism），這本書使他對食物發生興趣。他和素食主義的幾個台柱往來，接著，他就開始從事食物的試驗。他停吃糖品，他也停止喝茶和咖啡，而代之以可可。有一度，他不吃澱粉質較多的東西；有一度，他光吃麵包和水果；有一度，他僅吃乳酪、牛奶、雞蛋。 真是環境移人，初到倫敦的甘地居然也想做紳士的美夢。他跑到倫敦西城，花了10英鎊定做一套很漂亮的西服。他也買了一頂高帽。他每天對著鏡子十幾分鐘，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把領帶結得漂漂亮亮。他學了六次舞蹈，可惜步伐跟不上旋律。為著培養對西方音樂的興趣，他曾費心學習手提琴，結果，仍沒有學成功。他學法文，他也學演講，可是當他要背誦英國最年輕的首相庇德的演講詞的時候，他卻呼呼地睡覺了。經過三個月學習做紳士的經驗後，他終於回心轉意，要老老實實地做刻苦用功的學生了。 他的生活過得很嚴肅，花了一分錢，他固然要記賬；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也管得很嚴。為著簡化生活，他特地租了一個房間，自己動手預備早餐和晚餐，而他所吃的僅限於素菜，所喝的不過可可茶。現在他每星期花了十七先令。他極少利用交通工具，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安步當車。偶爾他也看看戲，也參加倫敦素食學會，不久之後，他就成為該會的執行委員。他幫忙該會的徽章的設計。他還很熱心地在他那一區成立分會，自己擔任秘書，把副會長一職請亞諾爵士屈就。不久之後，他搬了家，這個分會就關門大吉。通過素食學會的關係，他有機會和各方面人物接觸，這些人物和英國的新運動有關，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無神論、見神論（Thcosophy）、節育問題。他在《素食者》雜誌上發表了九篇論文，討論印度教的風俗和食物。法律學的考試相當輕鬆，他不想多花時間去準備；另一方面，他倒想利用這機會去讀文科有關的學位。牛津和劍橋根本沒有希望，因為留學的時間太長，費錢太多。他決定參加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這需要拚命用功，但這會增加他的常識，所以他才願意在書本上痛下工夫。他的法文、英文、化學三科都及格，可惜拉丁文卻考壞了。六個月之後，他再考一次。在科學這方面，他選擇熱學和光學，以代化學，結果及格，這是1890年6月的事情。 遠在半年前，他認識了兩位飽學之士，因為時常跟他們在一起，所以他第一次讀到佛經。他們正在閱覽亞諾所譯的《天國之歌》（The Song Celestial）。他們請甘地和他們共同研讀原文。不久之後，甘地以更大的興趣，讀到亞諾所著的《亞洲之光》（Light of Asia）。這樣一來，他的閱覽的胃口加強，所以他要研究其他宗教大師的生平。他們介紹他與蒲拉法斯基夫人和菩桑夫人（Madame Blavatsky and Annie Besant）。因為研究見神論的關係，這無形中鼓起他研究印度教的興趣，但是，他還是一個局外人，不想加入見神論學會。 在這期間，他的同住的朋友老田博士（Dr. Josia Oldfield），對於甘地的宗教思想十分注意。他想攻擊自己認為甘地思想錯誤的地方，然後引導他信仰基督教。在他的要求下，甘地開始研究《聖經》。甘地只喜歡《新約》，尤其是耶穌上山的教訓。他有時也到教堂去做禮拜，恭聆傳教士的演講，其中巴克博士（Dr. Parker）的言論最能夠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不怕麻煩，時常前往聽講。宗教對他是一種新經驗，他的眼光逐漸擴大。他想把佛經的教條，耶穌上山的教訓，以及《亞洲之光》三種著作加以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宗教理論的系統。 由於經常閱覽報紙的關係，甘地對於時事十分熟悉。1889年，倫敦碼頭工人罷工，甘地和一位印度的朋友，親自前往曼寧樞機主教（Cardinal Munning）的府上，慶祝他幫忙工人的義舉。 那時，達達拜（Dudabhai）正在倫敦。他出版了一種名叫《印度》的雜誌，內容討論印度問題，這個雜誌影響了留英的印度學生，他們的人數達二百人，經常到印度協會去開會演講。有一次，在這種會議里，甘地鼓起勇氣，把一封介紹信交給達達拜。後者說：「無論什麼時候？你都可以來請教我，假如你喜歡。」 1890年，巴黎開個萬國博覽會，上年剛建築落成的埃菲爾鐵塔，曾引起廣泛的注意。托爾斯泰就是瞧不起鐵塔的藝術價值的代表人物。那時，報章雜誌關於這問題的辯論，引起甘地的注意，所以他決定前往巴黎，看看鐵塔到底是怎麼一同事。巴黎的古老的教堂，尤其是聖母堂的建築，內部的華麗的裝飾，雕刻的美妙，給甘地以極深刻的印象。甘地在巴黎逗留七天，就重返倫敦。 兩年前，他已經加入內廷法學院（Inner Temple）。為著參加律師考試，他必須在英國逗留三年。照英國的慣例，研究法律的學生，每學期至少要參加律師會的公宴六次；那種宴會的場面很大，每人須付三先令。參加宴會的人都大吃大喝一場。甘地只吃麵包、煮番薯、青菜，同時，他一滴酒也不喝。原來在這種宴會裡，每組四人可分到兩瓶酒，因為甘地絕不喝酒，所以誰也高興和他在一組。考試很容易，但是，甘地和其他學生不同，他精讀一切課本，而且閱覽拉丁文的羅馬法。他購買了許多書，他花了九個月時間，讀完布侖著的《民法》（Brooms' Common Law），這是一部卷帙繁重的很有趣味的書。斯奈爾的《平衡法》（Snell's Equity）「很有趣味，可惜不易了解」。他也高興閱覽威廉和愛德華的《財產法》（Real Property by Williams and Edward），古德孚的《個人財產法》（Personal Property by Goodeve）。麥茵的《印度法》（Mayne's Hindu Law），他也讀得津津有味。 甘地考試及格，於1891年6月10日，成為律師公會的會員，第二天就到最高法院辦完註冊手續。 甘地離英返印的前夕，特地邀請一些素食的朋友到荷爾邦飯店（Holborn Resturant）去吃一頓非常嚴格的素食。這對於一間非素食的飯館是個新經驗。甘地被邀請發表演講，結果，像以往的情形那樣，他失敗了。「辱承請君光臨指教，不勝榮幸，謝謝」！說完，他就即刻坐下來。在他動身回印度的前夕，《素食者》雜誌發表了整版訪問記和他的照片。 在留英的三年間，甘地的生活正是多彩多姿。那時代是知識分子大活動，同時，又能夠享受無限制的思想言論自由的時代。整個英國成為一間活的大學。任何派別的思想都得到容忍。新思想可以傳播和實行，這在英國史上，不但是空前，而且也可以算是絕後。1887年，獨立勞工黨成立，費邊社在韋柏夫婦及蕭伯納的指導下，把社會主義和科學的思想普及化了。 1889年，蕭伯納出版《費邊社論叢》（Fabian Essays）。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Kropotkin's Mutual Aid）在《19世紀雜誌》上連載，同時，克魯泡特金自己也到英國來傳播他的學說。羅斯金和莫里斯（W. Morris）引起藝術界很大的興趣。亞諾著的《亞洲之光》和《天堂之歌》替印度爭取思想比較進步的英國人，把印度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情。整個英國的學術團體邀請穆勒（Max Miiller）來演講印度的哲學和宗教等問題。起初，這種學術演講僅有五十人參加，現在居然有一千四百人來恭聆關於東方的哲人的言論了。 當甘地還逗留於倫敦的期間，國大黨第四屆大會，於1888年在阿剌哈巴（Allahabad）召開；第五屆大會，於1889年在孟買召開。這兩屆大會，由兩位英國的名人尤爾和韋德朋爵士（G. Yule and Sir William Wedderburn）分別主持。當第五屆大會開幕時，布拉留（Bradlaugh）從英國趕來赴會。他說：「生長於民間，受人民的信託，我要為人民而死，我根本不知道有地理或種族的界限。」 1891年6月12日，甘地搭了半島和東方輪船公司郵船回國。他覺得，「除了印度以外，我寧願住在倫敦，而不喜歡住在世界其他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