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傳 · 第四章 思想的淵源（三）
英國名作家——羅斯金
人生數十年，遭遇卻千變萬化。有的是一帆風順，有的是半生潦倒。有的本來可以過著無憂無慮的貴族式的生活，只因思想一轉變，寧願傾家蕩產，深入民間，過著平民的生活。英國名作家和批評家羅斯金，就是這麼一種人。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於1819年2月8日生於倫敦。他的原籍為蘇格蘭，祖父算是愛丁堡有名的酒商。後來傾家蕩產，負債纍纍。他的父親移家倫敦後，重整舊業，以製造櫻桃酒起家。除了償還舊債外，他還建築了一間富有文化意味的別墅，終他的一生，永遠與文學和藝術結不解緣。
他的母親是個精明幹練、嚴肅堅定的清教徒。他在父母的嚴格的訓練下，只准用功，不許遊戲，雖然他自幼對於音樂、繪畫、朗誦，以及觀察自然的景物等事情非常喜歡。他的父親為著業務關係，經常到處旅行，每次旅行都帶了母親和他同往。十四歲那年，他曾到德國和瑞士去觀光，而阿爾卑斯山的勝景曾使他念念不忘。簡單說一句，他年輕時代的有計劃的旅行，為的是找尋優美的自然景物或藝術品，這無形中給他奠定美學的教育的基礎。
他的母親教導他研讀《聖經》，父親也朗誦莎士比亞、司各特、塞萬提斯、拜倫，以及其他著名的古典文學給他聽。因此，他自小就懂得做文做詩，而且寫得很像樣。
因為經常旅行，同時，又因為臥病兩年，所以他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的功課並不佳。事實上，牛津大學的生活，對於他所追求的真正的教育——研究自然、藝術、文學——反而有妨礙。
1846年離開牛津後，他就隱居漢恩山（Herne Hill）的別墅，朝夕從事寫作，他的名著《現代畫家》（Modern Painters）很快就寫成。接著，他又漫遊義大利，而《現代畫家》第二冊，也於1846年出版。（按：這套書共五冊，最後一冊，於1860年出版）。他曾在義大利北部的幾個大城研究建築、雕刻、繪畫，又出版了一部《建築的七盞燈》（Seven Lamps），內容主要的是討論建築學上的問題。
1848年結婚。他的夫人年輕貌美，喜歡交際。只因二人的個性有很大的距離，所以六年之後，便告離婚。結果，他還是回到漢恩山的別墅和父母同住，直到兩位老人去世。
自《現代畫家》最後一冊出版後，他的生活又換了一個方式。他從事社會、教育、工業、道德和宗教問題的研究和闡揚，而藝術卻變成達到更高精神生活的工具。他寫了許多的小冊子、書信、論文、演講稿。他主張理想的新社會計劃，絕對反對正統派的經濟學的教條。關於這問題的四篇演講稿，他曾送到薩克雷（W. M. Thackeray）所編的刊物去發表。不幸大眾起來反對，刊物停止連載，所以他就想法於1862年印為單行本，題名《給最後這一個》（Unto This Last）。五年之後，他又發表了致工人二十五封信，題為《時與潮》，內容把他個人對於社會和經濟的主張闡明得十分詳盡。到了老年，他到牛津大學任教，前後達十五年之久，雖然他曾因疾病和旅行，中斷了幾年。他的最後的一部著作是《自傳》（Praeterita）。他的父親死時，給他留下一筆可觀的遺產——二十萬鎊——這筆款經他任情揮霍和捐贈文化和慈善機關，不久便告空空如也，所以他的晚年只好靠版稅和拍賣繪畫過活。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羅斯金的名著《給最後這一個》。他一生從事著述和講學，但他對於本書特別自信和自負。他說：「我相信這些論文是我所寫的最優秀的東西。這是說，最真實的，措辭最恰當的，最有用的東西，至於最後的一篇，因為我特別賣力氣，也可以算是我平生所寫的最優秀的東西。」
本書名為《給最後這一個》，其實，這是《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論叢》，內容是說明作者對於經濟學的看法。他對於財富、勞工、價值、消費等問題，和正統派經濟學家如李嘉圖、米勒有不同的見解，所以他覺得更可貴。
自工業革命後，工廠日益發達。在工業社會裡，僱主和雇員的關係，單純靠契約，二者之間，極少感情的聯繫。僱主隨時可以開除雇員，雇員也隨時可以罷工，以示報復。且看羅斯金怎麼說：
兵士和校官之間所存在的熱愛，我們很容易想見。紡棉花的工人和廠主之間所存在的熱愛，我們就不容易想見。為著搶劫而組成的團體（例如古代的綠林好漢），能夠由完全的愛護而得到鼓舞，其中每個成員都願意捨身來替領袖拚命。但是，為著合法的生產和積聚而組成的團體，就缺乏那樣的情感而得到鼓舞，其中沒有一個成員願意捨身替領袖拚命。
在羅斯金的心目中，勞資的關係之所以不大融洽，為的是雙方的立場不同。前者視財如命，貪多務得；後者惰性很重，他們寧願拚命苦幹三天，酗酒三天，而不願花了六天做著正常的工作，得到適當的休息。
像勝任愉快的將領一樣，他老是身先士卒，所以負責的廠主也應該害則居先，利則居後，這樣才能夠博得雇員的信任。羅斯金說得好：
像船長一樣，當船破的時候，他應該是最後的一個人離船；當饑荒的時候，他應該把最後的一片麵包和水手們共享；所以，當商業的危機或不幸的時候，製造家應該和他的工人共苦，甚至他自己要多吃一些苦頭，而不讓他的工人知道；好像饑荒、破船、戰爭時期，做父親的人須替他的兒子吃虧那樣。
一般人都知道，經濟學是致富的科學。誰懂得經濟學的先例和法則，誰就會致富，不然，就會貧窮。但是，羅斯金卻要作進一步的探討，他認為財富的積聚，是基於社會的不平等。例如達官顯宦、富商巨賈的家庭，多是僕從成群，一呼百諾。「他之所以能夠雇用僕人，因為他的鄰居有些窮人，需要他的金錢或者他的穀物。假如沒有人需要這兩種東西，那麼他就沒有僕人可雇用了。」
談經濟學的人，免不了要提到「供求律」，羅斯金也沒有例外。不過他的出發點不同。他很同情工人，他有自己所理想的「烏托邦」，在輕描淡寫中，他多少也對工人表示好感。他說：
據說，金錢的償付，根本上包括對那些替我們工作的人的允許，這是說，今天他替我們服務花去時間和勞力，到了將來他需要的時候，我們也應該花同等的時間和勞力替他服務。
假如我們答應給他的勞力少過他給我們的勞力，我們算是薄給工資。假如我們答應給他的勞力多過他給我們的勞力，我們算是厚給工資。事實上，按照「供求律」，當兩個人願意做一種工作，只有一個人得到工作，那麼二人要競爭做這份工作，結果，得到工作的人將受薄酬。但是，當一種工作要二人才能完成，而願意做工的僅有一人，那麼要工作完成的二人相互競爭，結果，工人將受厚酬。
「供求律」不但支配勞工、支配生產和消費，而且也支配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所以羅斯金特地用極淺白的文字來表達它。
羅斯金一生享受榮華富貴，所以他對於富人和窮人的關係，比較普通人有更深刻的認識。他說：「富人不但拒絕糧食給窮人；他們還拒絕給智慧；他們還拒絕給美德；他們還拒絕拯救。」換句話說，富人是鐵石心腸，不然，他們也沒法子致富了。
關於生產和消費這問題，羅斯金認為，像消費是生產的目的一樣，生命是消費的目的。因此，他一提到生產，他總要注意到，生產的東西是否對人類有用。這兒可見，他所需要的是實用的東西，而不是虛有其表，大而無當的東西。
照這邏輯推演下去，他自然而然會得到一個結論：「一切真正的經濟是『家庭的法律』。努力使這種法律變成很嚴格、簡單、寬大；既不浪費，又不妒忌。」寥寥數語，把經濟學的真諦和盤托出。
現在讓我們看看羅斯金這本書對甘地有多大的影響。在《自傳》里，甘地說：
這本書（《給最後這一個》）是我們所讀的羅斯金的第一部著作。當我受教育的時期，除了課本以外，實際上我沒有閱覽什麼東西；到了我加入積極活動後，我又沒有時間閱覽。我不敢說有什麼書本知識。但是，雖然受了這種強迫的限制，我並沒有什麼大損失。相反的，有限的讀物可以說是幫忙我徹底消化我所閱覽的東西。在這些書本中，有一種使我的生活發生立刻的完全的變化的書，就是《給這最後這一個》。後來我曾把它譯為古拉查德文，題為《大眾的福利》。
雖然甘地一再很謙恭地自稱讀書不多，但他的選擇力、消化力、表現力都極堅強。他懂得讀書得閒，他能夠和古人共鳴，他更能夠享受「先得我心」的樂趣。因此，在青年求學時期，他能夠選擇和吸收美國、俄國、英國三位大師的特長，化為自己的血液和力量。梭羅教他以歸真返璞，重返自然的生活；托爾斯泰教他以無抵抗主義，愛你的仇敵等真理；羅斯金教他以犧牲自己，替大眾謀福利的行為。我們只看他把羅斯金的名著《給最後這一個》，譯為《大眾的福利》，便知他一生努力的目標是什麼。從前的人說，沒有讀《論語》之前，是這麼一個人；讀完《論語》之後，又是這麼一個人，這等於白讀。甘地是個負有歷史使命的大人物，他要做個以身殉道的君子，所以他熟讀梭羅、托爾斯泰、羅斯金的著作後，心裡大受感動。因此，他立定志願，以畢生的精力來實踐上述三位大師所提示的真理。
「苟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以身殉道的屈原，具備這種決絕的精神；以身殉道的甘地，也具備這種決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