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想錄 · 一九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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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看到了三千年一大變局，要應變，否定了歷代的靜止不變觀點；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全變」，否定了早期改良派和洋務派的「器可變道不可變」的觀點；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革命突變，又否定了康有為等人的「漸變」觀點，構成了近代社會的「變」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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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是現實的人對歷史的感發。它有無深刻的借鑑意義，是其有無價值之所在；沒有借鑑意義的史論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鑑的現實性，應該得自歷史的必然邏輯，絕不應該是狗尾續貂，強加臆言。強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對歷史的褻瀆，而對現實則是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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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難，除舊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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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中產生了改良思潮，維新運動中產生了資產階級革命思潮，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開始有社會主義思想的譯述，一個新的東西登上歷史舞台，另一個更新的東西即已萌發。
163
「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中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節）耶穌向門徒說的這個比喻，表明「天國」是在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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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站穩立場批判客觀主義，把客觀也批了，剩下的就是主觀主義。主觀主義比客觀主義的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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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年歲，總是舊的比新的老；在實際生活中，卻是有了新的才有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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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家要挑起事變，必須撥動權勢者的神經。激起西太后發動政變的，一是說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二是說讓旗人自謀生計的詔諭，皇帝是不要滿人了，三則是說將圍頤和園殺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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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即新學，新學即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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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政治運動，深刻的社會影響——失敗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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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等人的「詩界革命」和新文體，是對舊格式的突破；嚴復譯述《天演論》，是用優美的唐宋古文格式傳播新思想，同樣是中西文化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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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歷史事件像攝影那樣呈現出來，是一般歷史學家的任務；說明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則是歷史哲學家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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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東西可以成為精神上的鼓舞，把它當作實踐就會碰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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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新運動中宣傳「冬裘夏葛」法則的康有為，戊戌政變後逃到海外一味保皇，已昧於「冬裘夏葛」的道理，披著光緒帝賜給他的「冬裘」脫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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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不斷地演變、不斷地更新的，但陽光下並沒有絕對全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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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造中的戰犯會說許多真話（如沈醉《我這三十年》），革命的回憶錄卻不無飾詞，都是想取得讀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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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的愛國與忠君分不開，近代的愛國則與叛君的民權思想相聯繫；近代以前的衛國在於「制夷」，近代的衛國還要「師夷」（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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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就是真理，寫的歷史未必全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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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引擎，創造引擎的是掌握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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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要有數字說明，但數字並不是歷史，因為數字說明的只是事物的多少，不是事物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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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劉禹錫詩），說的是自然規律。社會的新陳代謝受自然規律的制約，但不同於自然規律，表現為先進與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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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形之變，要皆與外境為對待，使外境未嘗變，則宇內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遷，形處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變之疾徐，常視逼拶者之緩急，不可理古之變率極潮，後之之變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歐洲政教學術農工商戰數者而論，合前數千年之變，殆不如近之數百年，至最後數十年，其變彌厲。」（《天演論》「導言十六進微」）按這裡所說的「外境」即是指所處的境地或環境，就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來說，即「西學東漸」由外來變為內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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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倡婦女解放者，多屬男人，婦女出而自謀解放者，首推秋瑾。只有婦女以自己的實踐來解放自己，婦女解放才有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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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思想，在其開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為傳統，它的惰性就越來越多。革命與改革在於對惰性的鞭打，鞭打得過了頭，拋棄了其中的合理內容，傳統又會振振有詞、理直氣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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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對人們的麻醉（鴉片），憲法卻仍要允許信教自由，因為還存在從麻醉中找安慰的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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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封建專制制度——皇帝的權威，就不會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偉大歷史意義。試看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及歷代的皇陵，就會感到把皇帝拉下馬是歷史的極大快事。有人說要是清末立憲成功，或者可以避免民國時期的禍亂。這不是說清朝沒有實行君主立憲的魄力和條件，即使成功，則依附皇帝的封建勢力將會獲得更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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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差異：前者的反封建性強，後者是在反封建中保留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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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說次殖民地比殖民地還不如。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人說他們要給中國改變這樣的「不如」（即變中國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極大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