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漫談 · 第三章　與褚女士言歸於好

一、論「第三種水」的重要性 當上海美的書店關閉時，那位褚女士忽然而來，我回念前情，又喜我子得見母親，遂復和好如初。我因年來在上海譯述與奮鬥，不免疲倦。且在上海生活不易，遂與褚氏及小孩同往杭州西湖的一山頂，叫作「煙霞洞」者，初意擬在此間混過暑假再算。不意到洞只二日，浙江省政府已下令拘捕我入監獄了。 這是怎樣一回事呢？當然禍因《性史》而起，但在美的書店時，我也不免得罪他們所謂「浙江派」者。現當敘述一番。 我在上面說，美的書店並無出過什麼《性史》一類的書。可是我所著那本《第三種水》，引起了周建人一班人的反對。因為我在這書說及性交時，就使女子出第三種水（即巴都林液，我國古書所謂淫水者），按生理上，巴都林腺位於陰道，有二條腺（約從陰戶口入內一寸深的兩旁位置），這二條腺當女子性交興趣時，始行排出液質，有如男子射精一樣情狀。有些女子的射率可至一二尺遠呢。這是生理上的討論，並非是淫說。因為這種水射出時，子宮內的液也同時射出。那時女子滿身顫動，陰道熱氣騰騰，不但使男子覺得快樂，她也覺得快樂。而且，由這種水的調濟，可以減少陰道液水的酸性，使精蟲免受毒害，較好活動鑽入於子宮內（因為子宮口這時也張開好多）與卵珠結合而受孕。且因女子的興奮，卵珠分外活動，故很易受孕，而且胎孩較可得到好身體，生出後的嬰兒也可望得有壯健的身體與聰明(1)。 在我以為這個第三種水的重要性，是由我所發現的。至於由此而使所生的子女較為聰明與好身體，這當然是一種推論！一種假設吧。殊不知他們（指周建人、潘光旦一派人）就咒罵我為「不科學」了(2)。但這尚有一件引起他們的攻擊，就是怎樣能夠出現這種水的方法。初始，我就事實說，通常交媾須至廿分鐘後始能排出時第三種水，尚須激動女子的各種性趣，如對女身各處吮、捻、撥弄等，與各種女子所喜歡的性交方法；又須使女子立於主動，不可如平常一味立於被動的地位。這些尚未引起他們激烈的反對。我又論及「丹田」呼吸方法(3)，「丹田」當然是一個道家的神秘名詞，我也知此中的虛無。然經過一番考究後，我以為所謂「丹田」便是下腹部，連及性具那些地方。下腹部這些地方，當然是可以用深呼吸，及腹部運動的練習後而使它靈敏活動的。如能使腹下部活動，當然可以指揮性部的節奏急、徐、速、緩（大腦神經當然是指揮者），故從精神上（大腦神經的意念），與腹部的呼吸連合一氣，可以達到性部的靈敏活動性與持久性，即免如一班「雞性」者的男子，一觸即射精，以致辜負女子的期望，使她不感得性的興趣而至於不能射第三種水，甚且釀成為性的刺激病（歇斯底里亞病）。因上所說這個「丹田」的作用，便被他們（周、潘派）大罵為荒唐無稽之論，說我是復興道家荒謬的學說了。在當時，我也不肯退讓，就與他們大打起筆墨的官司了。實在，丹田的鍛煉於整個身體也有益處，縱然與性慾無關係。而我們是極端反對用什麼性藥品的。 二、揭露褚女士的虛偽 又有一件比這上所說的更為嚴重，就是當褚女士無緣無故，棄孩離我而出走時，我受到極大刺激。遂在《新文化》月刊上，寫一題目叫作《恨》(4)，將她屢次對我的假偽欺騙盡情托出，大大罵她一頓。當然由後回想，我在此文實在太過於惡毒，絲毫無留一點原恕的餘地。但當我那時以為我必要這樣泄憤始能平靜我的悲懷，也使世人懲罰她的罪過，這些實在是我那時情感用事的大錯誤。因此文，而引起了周作人對我的惡罵(5)。他在那時（未做漢奸時）乃是被全國稱譽為大文豪兼大批評家的，他的言論影響甚大。雖則周某所說的對人應該存原恕的厚道，大端上是不錯的。但他的措辭對我完全是「惡罵」，使我那時實在不能容忍，遂即與他大打起筆墨官司(6)。我甚至攻擊他個人的私德，說他娶日本婆，為諂媚倭奴起見，他在北京住家門前不升中國旗而升日本旗呢。我往後極知自己那時的錯誤，可說是為情感所燃燒到失卻了全部理性的。那時又有友人華林也因情場失敗，助我張膽一同向周某下總攻擊了。(7) 說起周某先時極賞識我。當我與他同為北大教授時（但彼此不相識），在我出那本《美的人生觀》時，他批評此書的作者（指我）極有「天才」(8)。天才！這個獎譽，又是出於那時全國所推崇為大批評家之口，使我真是受寵若驚，又使我抱負不凡了。論情，我應當忍受他對《恨》那篇文章的批評，無論他怎樣對我惡毒咒罵，我應啞口無聲。在我如能悔過自責，才算美德。可是我那時真是情感燒焚了我的理性全部，我終於不認過。他罵我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我反唇說：「是的！我們是極端情感派者（不能全有，寧可全無！），比你的中庸派總是好得萬萬呢……」我且進一步說周某的文字也如其人的性格，柔弱無丈夫性的。這使他氣惱極了，本來，那篇譽我有天才的文章，已經收集在他文集發表出去的，及再版時，他就抽出去不讓它再與人見面了。 我因一得罪了自稱為生物學家的周建人，又再得罪了「大文學家」的周作人，我知他們在浙江派中占有極大勢力的。果然當我第二日才到西湖煙霞洞時，就被那時浙江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蔣夢麟提出省務會議以「宣傳性學，毒害青年」的八字罪名，把我拘禁了。 那時的省府主席尚有一點良心，當此案通過後，彼暗囑其科員（粵人林某(9)）於明天一早通知我避開到上海，不幸這位科員少年浪漫，早間大開汽車繞逛西湖，及他興盡時，回到省府，未及上山，他已知我在監獄中了。 這尚不是監獄，乃是省會高等警察局的「待質所」，但在我覺得比監獄更為黑暗。斗大的房間，只有一二條破板塊，算是睡與坐的所在，在牆角的破缸就是大小便所。每每拘禁數十人，彼此只好在極骯髒極潮濕的地上坐與睡。人多時連睡也無地方，只好背靠背相倚過夜。下午未到四點鐘，一群一群的毒蚊已來噬咬囚人的身體了。我在此時的遭遇，是一生第一遭所碰到的。我心想怎樣挨過一夜？況且不知要挨過若干日夜呢！ 三、裸體畫變成了罪證 人生命運確是離奇！朝在天堂，夕墮地獄！什麼因緣？如何結果？我正在推究我的哲理時，就被監卒帶到一個地方查問登記。在走過一院落間，見了一群人談談笑笑，似是來參觀的隊伍。我走在他們旁邊，偷眼望他們時，使我駭異其中一人不是熟人張繼嗎？當我趨前與他晤面時，他也極駭異，及我說出經過後，他安慰我，並說願為我疏解。當我被查問完，再回到監獄（待質所）時，不久，我就被移到樓上一間辦事人的房子了。可是我身體上雖解脫了暫時的苦痛，但精神上仍然是一樣刺激。當晚餐時，我一粒物不能入口，那全夜也未能入眠，這是一生破題兒的第一夜；恍似新婚者度過初夜的狀況吧。可是我度過的，乃是人生極度的悲哀！ 事後，我常說這是杭州文明的省會，這是高等警察局，全省最高的警察所，這是「待質所」尚不是監獄。所謂「待質所」，便是說囚人有罪無罪尚未判定。可是，在這「待質所」所受的待遇，連豬牛尚不如！豬牛圈欄比這個待質所尚好呢？什麼是人道？什麼是人權？這可見那時的政府，怎樣腐敗，怎樣濫用其權力了！我常想若我是西人，我也不願讓出「治外法權」吧。 我在後聞及張繼遇我後就向當局說我是習慣於歐洲的「自由思想」，《性史》的加罪，暫勿討論。但思想自由是法律所允許的，似乎不應該對我太苟待。以他當時的位置，他的說話當然生出效力了。 可是，我仍然是以囚犯的資格，受了他們的懲罰。到明早時，這個警察局大開其刑事庭。那位道貌岸然的審判官，要我承認罪惡。我辯說是：我來西湖不過二日，足跡尚未一涉杭州，怎樣說我來此宣傳呢？我所帶書，備我自修，未曾有一本什麼書在杭州出賣，怎樣說我來此宣傳呢？在此應說及我書箱中，原有美的書店許多出版物，但當堂打開時，這些書籍竟無一本留存。僅有那部巴黎女裸體畫存在。那位法官就說這本畫就是我的罪證。我反駁說這是友人華林所贈我的（畫本上有他的簽名），況且這本畫是法國公開本，雖是女子裸體，但都是個人，單身像，並非淫褻的畫像。我再進一步說，假如這本是淫畫，又再假設我箱中有淫書，這是我個人的私家所看的書籍，以我大學教授的資格，我私下什麼淫書都有權利去閱看的。除非在公開講演或出版時，我才得受法律的懲罰。 這位法官對我的辯論，絲毫不能反駁，只好說他受上級命令，非我承認罪過是不能釋放的。他就給我那張先預備好的罪狀，即是「宣傳性學，毒害青年，驅逐出境，在三年內不准再到浙江任何地方……」的公事。他要我簽字，我硬死不肯。這樣彼此堅持了一二點鐘之久。在旁友人，甚多都來迎接我自由出去的。他們都勸我說這場官司，非從那張偽公文照行不可。因為要自由就要簽字，不簽字就不得自由！那麼，縱使我良心上如何反抗，終於非聽從友人的勸說不可。因為爭求自由起見，不管那反動政府的官樣文章，陷人證件，我終於壓住良心，在他們先預備好的罪狀上簽字了！ 當我那日入監時，杭州友人四出疏解。適那夜省府主席請客，客中有潮籍同鄉友人劉君(10)與陳君(11)，與那一位中委姓蔣（現忘記他名）(12)同為上賓。席間，蔣君先已受劉陳二友的請求，提問該主席，為什麼把我拘禁的理由，他推說是教育廳廳長提案通過的。那位教育廳廳長蔣夢麟也在座就說：「我們（他也是前時的北大教授）先前請張某（指我名）到北大去教書，原望他好好教哲學。誰知他竟宣傳性史，鬧出飛天大禍來了。這個淫說如不抑止，後禍不堪設想，所以我們在此就把他監禁懲罰一番……」那位中委蔣君聽後，反駁夢麟說：「什麼是哲學？我看到他的《性史》，就是一部好哲學，你們怎樣說他有罪惡呢？我們限你們即刻把他放出，否則，我們就要代他上訴了……」他是中委，又兼任某處要塞司令，是一位豪放的軍人，以他的地位，可以無顧忌地在席上肆行批評。在結束他的論辯時，他舉起酒杯，向座客大呼：「第三種水萬歲！」繼續大聲號叫不已，使一座人浮動起來，那班反對者終也無可如何。 四、日暮途窮　生活逼人 「第三種水萬歲」的呼聲停止後，蔣夢麟覺得完全失敗，無地自容，一時毒計心來說：「張某與他情婦褚某是共產黨要人。他們此遭到西湖山頂的煙霞洞，名為避暑，實則暗為錢塘江口地方的共產黨人遙通聲氣，預備打入杭州。所以我們為防患起見，把他扣留以絕禍根。因為此事暫守秘密，所以假借別的罪名。底里我們是別有用心的！」這個新罪名提出後，把那位中委嚇住了。在這時，夢麟的毒計算是得勝了。可是那位潮州友人陳君是有機竅的，他就謊說：「褚某是潮州鄉下婆，我們所熟知的，怎樣說她是共產黨？至於張某的歷史行徑，更不能橫加這個『莫須有』的罪名了！」這個謊話，竟終於又把夢麟的毒計打敗。結果，該主席答應於明早將我放釋。 這個夜宴戲台式的辯論情形，事後是由陳君告訴我的。我的自由重新獲得，就在全靠他們的回護。其實，褚某是嘉興人（不是潮州鄉下婆），與陳君事前是不相識的。她當國共合作時曾任短時間的上海市婦女部部長。蔣夢麟就記得這件事誣陷她，以為此案可以成立了！可是照當時的事實說，褚某既然是政治上的要犯，怎好不扣留她，而單獨扣留我一人呢？至於我的歷史與那時在上海的論說上，絲毫不能尋出我有共產黨的嫌疑，可知夢麟的假詞，是一時惡毒的心計。因為假借《性史》的罪名，已被席中人駁得無話可說，只好假借政治的罪名加上我身，使為我辯護者無法對付。殊知竟被陳君一番的說謊使他的毒計不能實施，這也可見小人作惡，徒見心勞日拙了。 在此，又應插入一段有趣味的事。當我與行李被帶到警察局時，有一些監內辦事人當面向我說，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不過是文字與學說的異同罷了。回想滿清時孫先生的革命學說豈不是被世人視為洪水猛獸，如今又怎樣呢？他們對我這樣表同情，使我極為感動。他們先時把我箱中所有稍涉嫌疑可以被控的性書，全數抽去，以便開庭時為我解脫。這件行為，在事後，我聽知時，更為感動。可見一個新學說的出現，是有贊成與反對的二方面的。我的《性史》第一集固然犯了許多的錯誤，但我存心何曾不想向善？這個存心竟為社會多少人所諒解了。 說及蔣夢麟那時為何要對我那樣惡毒呢？因為周作人的徒弟們，對我常想一種報復的手段。但我在上海法租界時，他們是無法的，及在報上看到我到西湖，此時在他們勢力圈內，可以任所欲為了。蔣夢麟身為省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是一個可利用為出頭的好機會。或者蔣夢麟不是完全立於傀儡地位的。他說他是「北大系」，北大的聲名（因我是此校的教授）被我出《性史》後「累衰」了！他對此痛心疾首，或許是一番為北大著想的好意，但其為人陰險狡詐，勢利薰心，他在北大為教授，為教務長，尚且一度為北大代理校長。對於北大毫無一點貢獻，只知任用私人與對校財貪污。故說他為北大名譽而反對我，務要把我置於死地，還是皮毛之談。底里，他也不過是一個文人無行，互相妒忌排擠罷了。 好了，我的自由恢復了，在奴隸的監獄釋出後重再獲得了。我今重回上海了。但是囊中一文無存，只好把褚女士的金戒指賣得四元，暫且為三個人度日之資。日暮途窮，生活迫人，使我頭一次領略貧窮的痛苦！ * * * (1) 見作者《第三種水與卵珠及生機的電和優生的關係》，原載1927年2月《新文化》第1卷第2期。 (2) 見周建人《性教育的危機》，原載1927年2月《新女性》第2卷第2期；潘光旦《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原載1927年5月5日《時事新報·學燈》。 (3) 見作者《性部呼吸！》（原載1927年5月《新文化》第1卷第4期）；《性部與丹田呼吸》（原載1927年7月《新文化》第1卷第5期）等文章。 (4) 原題為《美的情感——恨》，原載1927年3月《新文化》第1卷第3期。 (5) 《女伴》編輯葉正亞投書《語絲》雜誌，抨擊張競生在與褚松雪的關係中是一個「陰險、奸詐、兇惡的偽善男子」，周作人全文照登葉女士的文章，而且在按語中說張競生是「一個思想錯亂、行為橫暴、信奉舊禮教的男子」。 (6) 張競生反擊周作人的文字見《打倒假裝派》《競生的評論》，及在《新文化》上組織「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討論」中發表的華林、湘萍等人的來信。 (7) 華林（1889—1981），現代散文家，浙江長興人。曾留學法國，回國後歷任杭州藝專、新華藝專、武昌藝專教授。有《枯葉集》《求索》等作品，筆名有華林一、林一、林聲等。1924年發表《情波記》自述與崔肇華的戀愛結局，被周作人等人撰文批評。 (8) 周作人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文章稱：「張先生的著作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裡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驚詫，這是何等痛快的事——總之，張先生的這部書很值得一讀，裡面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時時看出著者的詩人的天分——」 (9) 指林澄明，廣東人，時任浙江省政府科員。 (10) 劉侯武（1894—1975），廣東潮陽人，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汕頭晨刊社社長，20世紀40年代到新加坡等地辦教育。 (11) 陳素（1893—1981），廣東潮州人，中國同盟會會員，歷任廣東普寧縣縣長、饒平縣縣長等職。 (12) 蔣伯誠（1889—1952），浙江諸暨人，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路軍參謀長、浙江省代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