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地獄 · 第一章
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我們吃過晚飯，來到客廳喝咖啡。兩個小時後，我站在窗戶旁，離窗玻璃非常近，想體會一下寒冷的潮濕感。這時我聽見妻子在後面問：「你今天下午要出去嗎？」
這幾個字如此簡單而又如此平常，但對我來說卻有沉重的意義，好像這些音節背後掩藏著我跟維維亞娜都不敢表達的想法。我沒有立刻回答，並不是因為我在猶豫出去還是不出去，而是因為有一會兒，我沉浸在那個有點令人苦惱的世界裡沒有回過神來。那個世界要比我們每天都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真實，它能夠讓人發現生活被掩蓋的那一面。
我最後結結巴巴地說：「不，今天不出去。」
妻子知道我沒有出去的理由。她猜到了，就像猜到其他事情一樣。也許她已經熟知我所有的行為和動作。比起她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怨恨，我對她的怨恨並不多。
妻子問我是否要出去時，我正在透過下了三天的陰沉冷雨——準確地說，是從萬聖節開始下的——看一個流浪漢。他在瑪麗橋下走來走去，還不時拍打肋部取暖。我的目光落到一堆深暗的舊衣服上，衣服靠在一面石頭牆下。我在想是流浪漢真的在走動，還是因為空氣流動和雨珠下落讓我產生了錯覺。
他是在動，一會兒之後我確定了：一隻胳膊從那堆舊衣服里伸出來，然後是一個女人的頭，看上去浮腫，頭髮亂糟糟的。男人這時停止走動，轉身朝向女伴說了鬼才知道的一段話，然後那女的坐起來時，他去拿了兩塊磚頭過來，給她遞了一個裝滿液體的酒瓶，女人拿過來對著瓶口就開始喝。
我們住在聖路易島的安茹碼頭已經有十年了，這期間我經常觀察流浪漢。我見過各種各樣的流浪漢，其中包括女性，但是看到行為舉止像一對真夫妻的這還是第一次。我想到了藏身森林深處雄性動物和它的雌性伴侶。為什麼想到這個我會很感動呢？
有些人談論起維維亞娜和我時，總是會拿動物夫妻來影射我們，一個勁地向我重複這個比喻，他們還不忘強調：在野獸中，雌性動物更兇狠。
在轉身並走向已經放好咖啡的托盤之前，我還有時間看到窗外另一個畫面。一個高個子男人，臉上塗著顏色，從我們家對面停靠的一艘快艇里出來。他把防水衣舉在頭頂上，馬上就要進入一個潮濕的世界，他的兩隻胳膊末端都拴著一個空瓶子。男人衝上連接船和碼頭的濕滑木板。他和剛才那兩個流浪者，還有拴在一棵枯樹上的一隻黃毛狗，是那時整個窗外風景里唯一的活物。
「你下樓去辦公室嗎？」妻子又問道。這時，我已經站著喝完整杯咖啡。
我說是。我總是對星期天充滿恐懼，尤其是巴黎的星期天，給我一種焦慮甚至於恐慌的感覺。我一想到在某一個電影院前打著雨傘排隊，就直犯噁心。去香榭麗舍大街或是杜伊勒里花園散步以及開著車在楓丹白露大街上排著長隊等候，感覺也是如此。
昨天夜裡，我們回來得很晚。在米齊迪埃劇院看完彩排之後，我們去了馬克西姆斯吃夜宵。最後，凌晨三點左右，我們又去了隆德點附近的一家地下酒吧，在那兒有很多演員和電影界的人。
這幾年來我一直睡眠不足，這一點讓我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維維亞娜，好像從來都不覺得累。
我們還能默默地在客廳里待多久？最起碼五分鐘，我敢肯定，但是這沉默的五分鐘貌似很長。我儘可能地不看妻子。幾個星期以來我都避免正面看她而且也縮短了我們面對面交談的時間。或許她想跟我說說話？我想她打算這樣做的，但她一張嘴，我就會轉過身去半背對著她。妻子猶豫著，最後沒有選擇說她原本想對我說的話，而是說：「我一會兒要去科里內家。如果傍晚時你願意，就去那裡找我。」
科里內·德·郎厄爾是大家嘴裡經常談論的一個朋友，她是巴黎地區最漂亮公館其中一家的主人，那所公館就在聖多米尼克路上。她這個人有很多新奇的點子，其中之一就是在星期天下午把整個家都對外開放。
「有人聲稱所有人都出去參加賽馬比賽了，這是錯誤的，」妻子解釋道，「很少有女人陪著丈夫去參加比賽的。為什麼人們都感到無聊呢，因為今天是星期天嗎？」
我還是在客廳里做著剛才的事情，最後小聲嘟噥一句：「一會兒見。」
我穿過門廊，跨過辦公室的門。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有一種通過長廊進到辦公室里的奇特感覺。最初的想法來源於維維亞娜。我們樓下的公寓準備出售時，她建議我買下，建成工作室，因為我們的地方不大，尤其是在接待客戶時。我們把最大的那個房間的樓板拆除，然後用一段通向最高層的長廊取而代之。
我們就這樣製造了一個很高的房間，上下兩排窗戶，下面跟上面都擺滿了書，看上去真像一個公共圖書館。我花了很長時間適應在這裡辦公並接待客戶。
但我還是搬到原來的一個房間裡，那兒有個隱秘的小角落，我可以躲在裡面準備辯護詞。還有一張無靠背無扶手皮質長沙發，中午可以在上面合衣睡個午覺。
我今天中午午休了。真的睡著了嗎？我不是很確定。我躺在半明半暗處，閉著雙眼，檐槽中的水滴聲沒中斷過。我猜想維維亞娜也休息了，在她那滿是紅色絲綢的小客廳里，那是她在我們臥室旁邊布置的一個小房間。
現在四點多一點。妻子應該在化妝，一會兒她去科里內家之前可能會過來親吻我的臉頰。
我覺得眼睛很脹。很長時間以來，我的臉色都不太好，佩馬爾醫生給我開的藥不是太管用。但是我還是很認真地持續吞咽那些滴劑和藥片，這些藥儼然就是我餐具前面的一個小兵工廠。
我的眼睛一直都很大，頭也很大，在巴黎只能找到兩三家符合我腦袋大小的帽子專賣店。我念書時同學們稱我癩蛤蟆。
有時候，家裡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那是長廊里的木頭受潮的緣故。每一次，我都會抬起頭，想到可能會看見薇薇安下樓。
我從來沒有對她隱瞞過什麼，但是我要向她隱瞞這個東西，我會把它鎖在儲藏室那個文藝復興風格的衣櫃裡。在開始寫東西之前，我要先確認我們從來不用的這把鑰匙沒有丟掉，而且鎖還好用。我還要找一個地方存放這把鑰匙，比如說，放在我這個圖書館的幾本書後面。鑰匙太大了，我的口袋裡放不下。
我從辦公桌抽屜里拿出一個帶著米黃色名片的文件夾，名片上印著我的名字和地址。
呂西安·高畢羅
巴黎上訴法院律師
巴黎，安茹碼頭，十七號
辦公室里還有很多這樣的文件夾，它們多多少少都跟悲慘故事沾點邊，都是客戶的文件。它們統統被放在一個金屬文件櫃裡，由博德納韋小姐管理。我在猶豫要不要寫上自己的姓名，在其他文件夾的這個位置上都標著客戶的名字。最後，帶著一絲嘲諷的笑容，我用紅色鉛筆寫下一個字：我。
這是我自己的文件資料，不管怎麼樣，我開了頭，而且有一天它也許會派上用場。開始寫第一個句子之前，我猶豫了十多分鐘，挖掘自己的內心深處，試圖像寫一份遺言一樣開始：
「我，署名者，身體和思想都健全……」
這樣寫的確跟寫遺言很像。不過我不在乎它像什麼。我在想要不要在兩邊的空白處標註一些難懂的符號，我平時將這些符號用在客戶身上。
事實上，我習慣在他們講話時當著他們的面記錄，通過一些只對我來說有意義的符號，記下他們說的主要內容，無論他們說的是真是假，半真半假，誇張還是謊話連篇。同時，我還會記下自己當時的感受。其中有些符號讓人匪夷所思，很怪異，像是小人畫像，或是像有些法官在聽一段很長的辯護詞時創作的繪畫草圖。
我試著不要太把自己當回事，不要把自己當成悲劇來描述。但是，通過記日記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難道不已經是一個徵兆了嗎？為誰而記？記什麼？我不知道。總的來說，就像攢錢的老實人說的那樣，為了預防不幸時刻。是為了預防事情朝壞的方向發展。
事情會變壞嗎？我在維維亞娜身上發現了一種她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情緒：同情的水滴。她不知道，當然她也不知道我們之間會怎樣。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我們這種局面持續不了很長時間，而且一定會發生點什麼事情，不管發生什麼。
佩馬爾治療了我十五年，也在這樣懷疑。他在給我開藥，但我也很確信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把我治好。他來拜訪我時，總是裝出很從容很瀟灑的樣子，醫生進入重症患者家裡都這樣。
「今天感覺哪裡不舒服？」
沒有。沒有地方或所有的地方。然後，他跟我談論了我這四十五年的生活，談論我一直都在拚命、而且還會繼續拚命下去的繁重的工作。他開玩笑說：「最強悍最完美的機器也需要進行小修補，現在就是修補時期……」
他聽說過伊薇特嗎？佩馬爾生活的圈子跟我們的不同，在我們的圈子內，我的私人生活被扒得乾乾淨淨。他也許在周報上讀過一些社會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沒有任何真實性，他們並不知道內情。
而且，這不單單涉及伊薇特，還牽扯關係到佩馬爾口中的整台機器——我的身體。我為了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出色，只能逼迫這部原本就運轉不太正常的機器加大馬力。毛病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幾個星期前或是幾個月前。
我二十年前就知道這種壞結局嗎？這有些誇張，但是如果說跟伊薇特在一起一年之後一切就已經開始往壞結局發展了，則並未誇張。
我想……
妻子剛剛下樓，貂皮大衣下面穿著一件黑色裙套裝，頭上戴著一塊短面紗，這給她稍微衰老的臉帶來一絲神秘。她靠近時，我聞到了香水味。
「你覺得你會去找我嗎？」
「我不知道。」
「之後我們可以去城裡吃飯，不管去哪裡。」
「我要去科里內家的話給你打電話。」
這一刻，我想一個人出著汗，一個人躲在我的角落裡。
她把嘴唇放在我的額頭上輕吻一下，然後邁著靈活的步伐朝門口走去。
「一會兒見。」
妻子沒有問我在做什麼工作。我看著她離開，然後站起來走到窗邊，把額頭貼在玻璃上。
那對流浪夫妻一直都在瑪麗橋下面。現在，男人和女人正並肩坐著，背靠著碼頭的石頭，看著拱橋下的水流。從遠處看不到他們的嘴唇是不是在動，也不可能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他們把下半身藏在滿是窟窿的被子下取暖。他們如果交談，會說些什麼呢？
船員應該拿著他的那份酒回來了，而且我猜在他的辦公室里，泛紅的煤油燈已經點起來了。
雨一直在下，天馬上就要黑了。
動筆之前，我在電話的撥鍵盤上撥了彭蒂厄路上一家公寓的電話。聽到聽筒里噔噔的連接音，我有一種迷失的感覺。我剛剛了解這種擰緊般的感覺，覺得胸口一陣抽緊，我像心臟病患者一樣捂著胸口。
電話響了好久，像是連到了一戶沒有人住的公寓。正當我想掛掉時，聽筒里傳來接電話的聲音。一個沒睡醒的、陰沉的聲音小聲問道：「什麼事？」
我差點沉默。沒有報姓名，我直接問道：
「在睡覺？」
「是你啊！是的，在睡覺。」
我們沉默了。知道她昨天晚上幹了什麼以及幾點回到家的，又有什麼意義呢？
「你沒有喝很多酒吧？」
她應該是掙扎著離開床來接電話的，因為電話不在臥室，在客廳。她睡覺時一絲不掛。她睡醒之後皮膚有一股特別的氣味，女人的氣味混雜著菸草和酒精的氣味。這段時間，她喝酒更多了。她好像也感覺什麼事正在醞釀。
我不敢問她他是不是也在。有什麼意義？為什麼他不能在那兒。在某種程度上我給他讓了位置嗎？他應該在聽，身體撐在一隻胳膊上，在窗簾緊閉的房間裡用手在半明半暗中摸索著香菸。
地毯上、座位上到處都是亂扔的衣服，酒杯和瓶子也扔得遍地都是。而且，只要我一掛電話，她就會朝冰箱走去，去拿啤酒。
她費了一番力氣才提出一個問題，好像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你在工作嗎？」
她又追問，同時也讓我知道了她家的窗簾沒有打開：「一直都在下雨嗎？」
「是的。」
就這樣。我在搜索要說的話，或許她也在找。我所能找到的，只是這句很可笑的話：「乖乖的。」
我似乎看到她坐在綠色扶手椅扶手上擺的姿勢，看到了她豐滿的乳房，小女孩特有的瘦瘦的、似乎不堪重負的後背，還有她深暗的陰阜。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部位最讓我有感覺。
「明天見。」
「就這樣吧，明天見。」
我又轉身朝向窗戶，這時只能看到塞納河沿岸路燈的花葉裝飾，以及它們在燈光下水中的倒影。在潮濕的建築物黑暗處，有幾個亮著燈的窗戶的長方形輪廓。
我又重新讀了一遍剛才寫的那個段落，剛剛我被妻子打斷了。
我想……
我現在沒有任何想法。而且，我認為，如果我還要繼續寫這個被自己稱之為「我的文件檔案」的東西，最好不要再回頭看一遍自己寫過的內容，一個句子都不要再看。
我想……
啊！是的！大概就是這樣！我想像對待客戶一樣對待自己。人們都說在法院裡，我是預審律師中最令人生畏的一個，因為我可以讓最難對付的人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的罪行。我的態度始終不曾改變，而且我承認我利用了身體優勢，利用了我臭名昭著的癩蛤蟆頭和我外凸的眼睛，就這樣盯著他們，就像沒看見他們一樣，讓他們對我的相貌印象深刻。我的丑對我有很大幫助，讓我看上去像中國的蛋頭彩瓷一樣具有神秘感。
我先讓他們自己交代一會兒，把他們想的都說出來，期間我懶散地做著筆記，這些話都是他們在敲我辦公室的門之前準備好的。然後，在他們最想不到時打斷他們，這時我會一動不動，永遠都是左手托著下巴：
「不！」
我說這個字時並沒有提高聲調，好像我並不是想拆穿他們。
「我向您保證……他們試著反抗。」
「不。」
「您意思是說我在撒謊？」
「事情並不像你說的那樣。」
對於有些人，尤其是女人，這就足夠了，他們會立刻露出一副幫凶的微笑，但繼續狡辯。
「我向您發誓……」
我聽到他們這樣說，好像談話已經結束，然後朝門口走去。
「我向您解釋，他們結結巴巴地說道，顯得很擔心。」
「我要的不是解釋，是事實。至於解釋，是我，而不是你，去尋找。既然你願意撒謊……」
我把手放在門把手上是很罕見的情況。
很顯然，我不能跟自己玩這一套。但是，如果我寫，比如：
「已經開始一年了，最初……」
我可以打斷自己，就像打斷其他人一樣，用一個簡單但毫不含糊的字：
「不！」
這個「不」字比前面的那些更讓他們不知所措，他們再也不明白它的含義了。
他們結結巴巴地說：「我就是那時候認識她的……」
「不！」
「您為什麼斷定這不是真的？」
「因為還可以追溯到更遠。」
「追溯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自己找。」
他們開始尋找並且幾乎總是能找到更早時候發生的一件事來解釋他們悲劇發生的原因。我就這樣救了很多人。並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我在法庭上有什麼訴訟成功的妙招或是手上捉著法官的把柄，而是因為我總能讓犯了錯的人找出錯誤的源頭。
我也要像他們那樣寫：
「最初……」
什麼時候？跟伊薇特在一起，始於那天從法院回來，看到她一個人坐在我的候客廳里的那天晚上。就是這個簡單的回答，沒辦法更浪漫一點。如果沒有伊薇特，或許還會有另一個女人。誰知道有新的人闖進我的生命中是不是件必然的事情啊。
很不幸的是，我不像客戶那樣，可以坐在那張所謂的懺悔椅上，能有個人坐在我面前幫助我辨別事實真相，那個人會用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字：
「不！」
我不允許他們從結尾或中間開始，我的工作是讓他們從頭開始。伊薇特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需要從中解脫出來。之後，如果我還有欲望和勇氣，會努力往前挖掘。
那是一個星期五，已經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了，剛剛多一點，因為當時是十月份。我剛辦完一件勒索案，審判結果被推遲了一周。我記得當天晚上，妻子和我要去羅斯福總統大街的飯店裡跟巴黎的警察總監還有其他幾個大人物一塊吃飯。我吃完飯走路回法院，法院離飯店很近。那天晚上也下雨了，但雨珠很小很輕柔，和今天完全不同。
我的秘書博爾德納夫小姐——我從來沒想過叫她的名字，就像所有人一樣，我叫她博爾德納夫，而且我把她當男人看待——那天在等我回去。小個子迪雷，跟我在一起四年多的合作夥伴，已經離開了。
「有人在客廳等您。」韋德納韋從她那綠顏色的燈罩下抬起頭跟我說。
她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但是她汗液的氣味更像是紅棕色頭髮女人的。
「誰？」
「一個女孩。她不想說姓名，也不願說她來訪的目的。她說要以私人的名義跟您見面。」
「哪個客廳？」
一共兩個供客戶等候的客廳，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儘管這樣問，但是我知道秘書會回答：「小的。」
她不喜歡女人堅持要以個人的名義跟我談話。
我胳膊下面夾著公文包，頭上還戴著帽子，身上穿的大衣後背都濕了。我打開門，看到那個女孩。她占據了整張扶手椅，交叉著雙腿，嘴裡吸著一支煙，正在看一本電影雜誌。
見到我進來之後，她立馬站起來，用看雜誌封面上演員的方式打量著我，好像我們很熟。
「跟我到這邊來。」
我注意到了她廉價的大衣，穿得變形了的高跟鞋，紮成馬尾辮的燙過的頭髮，這種髮型在舞蹈演員和碼頭左岸的女孩之間很流行。
我到了辦公室之後，把大衣帽子都脫下來，回到辦公桌後面坐下，給她指了指我前面的那張椅子。
「是誰叫你來的？」我問她。
「沒有誰。我自己來的。」
「誰告訴你來找我，而不是去找其他律師？」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但是客戶給的答案並不總是能夠迎合我的虛榮心。
「您猜不出來嗎？」
「我不玩猜謎。」
「我來找您是因為您總是能讓客戶被無罪釋放。」
最近，一個記者寫了句很特別的話。她應該是看了報紙才來的吧。
如果你是清白的，隨便找一個好律師就可以了。如果你有罪，那就去找高畢羅先生吧。
來訪者的臉被對著懺悔椅的燈發出的光芒殘忍地照亮了，我還記得自己在觀察她的臉時表現出來的不自在，因為那是一張既稚嫩又衰老的臉，一張天真和狡猾混雜的臉，我還想加上無辜和邪惡，但是我不喜歡這兩個詞，這些詞都是我專門用來評價法官的。
女孩很瘦，身體條件很差，就像眾多生活在巴黎、不講衛生的同齡女孩一樣。為什麼我會想到她的腳是不是很髒？
「你受到法庭傳喚了嗎？」
「我確信會的。」
看到我吃驚的表情，她很高興，而且我很肯定她坐下時是故意交叉雙腿的，將膝蓋以下的部分全部露了出來。她在等我時補過妝了，抹得太濃太難看，就像樓下的妓女或是最近剛進巴黎的那些女僕。
「我一回到賓館，如果我能回去的話，就會被捕，很可能大街上的憲兵都知道我的體貌特徵了。」
「你想在這之前來見我？」
「當然囉！不然就太晚了。」
我感到困惑。也許她正希望我如此，我在她薄薄的嘴唇上看到一絲轉瞬即逝的笑容。
我突然說：「你是清白的？」
她已經讀過關於我的新聞報道了，立即回答道：「如果我是清白的，現在就不是在這裡了。」
「他們以什麼罪名逮捕你？」
她回答得簡單利落：
「持械搶劫。」
「你說你拿著武器危害別人？」
「這就是所謂的持械搶劫，不是嗎？」
然後我坐到椅子上，擺出我最慣常的動作，左手托著下巴，右手拿著筆開始在本子上寫字畫圖案。我把頭往旁邊側了一下，用我的一雙大眼睛對準她。
「說吧！」
「說什麼？」
「所有的。」
「我十九歲。」
「我還以為你十七歲呢。」
我這樣說是故意想惹怒她，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能說，從相見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就對彼此充滿敵意。她蔑視我，我也藐視她。那時，我們擁有的機會看上去還是相等的。
「我出生於里昂。」
「然後呢？」
「我媽媽不是家庭主婦，不是工廠女工，也不是妓女。」
「你為什麼要說這些？」
「因為習慣啊，就是這樣，不是嗎？」
「你看流行小說嗎？」
「只看報紙。我爸爸是小學老師。他們結婚之前，我媽媽在郵局工作。」
她看上去像是在等回應，但是沒有等到，這讓她一時間有點束手無策。
「我上學一直上到十六歲，我通過了會考，拿到了畢業證，在里昂的一家鐵路運輸公司做了一年打字員。」
我默默地離開座位。
「一天，我決定來巴黎試試運氣，然後我就來了，並給父母寫信讓他們相信我找到了工作。」
我一直保持沉默。
「您對這些不感興趣嗎？」
「繼續。」
「我來到巴黎之後沒有工作，但是我有辦法解決溫飽，因為我還活著。您不問問我是怎麼設法的嗎？」
「不。」
「我還是要跟您說。用各種方法，通過各種途徑。」
我並沒有說話，她繼續道：「所有的！您明白嗎？」
「然後呢？」
「我遇到了諾埃米，她被抓了，但是我不知道她現在在哪兒，他們現在應該還在審訊她。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我們兩個人都參與了。即使諾埃米還沒有告訴他們，他們也會發現我們兩個住在一個房間裡，那他們就會在那裡等我。您知道阿爾貝蒂賓館嗎，就在瓦萬路上？」
「不知道。」
「就在那兒。」
我的態度讓她變得不耐煩了，甚至失去了風度。我故意裝出一副遲鈍的表情，表現得更漠不關心。
「您總是這樣嗎？」她惱火地說，「我還以為您扮演著拯救客戶的角色呢。」
「我得先知道我怎麼才能幫助他們。」
「讓我們兩個都無罪釋放，就是這樣！」
「我聽著呢。」
她猶豫著，聳了聳肩，又繼續說道：「算了！我試試吧。我們都受夠了，我們兩個。」
「受夠什麼了？」
「您想畫幅畫嗎？我，我沒什麼意見，要是您喜歡噁心故事……」她的聲音里夾雜著蔑視和失望，我有點怨自己表現得比平常更加冷酷，於是第一次鼓勵她。
「是誰先產生持械搶劫想法的？」
「我。諾埃米太笨了，她不可能有主意。她是個善良的女孩，但就是腦子太笨。一天我看著報紙，尋思著也許我們有一點改變現狀的機會，就一次，就夠我們生活幾個星期，甚至是幾個月。我晚上經常在蒙帕爾納斯車站附近遊蕩，已經熟悉那一片了。我注意到，阿貝·蒙瑞格爾路上有家鐘錶店每天晚上一直到九、十點鐘才關門。
「那家店鋪很小，燈光很差。我發現裡面有一個廚房，一個老太太在裡面聽著收音機織毛衣或是摘菜。
「鐘錶匠跟老太太一樣老，在櫥窗旁邊工作，眼前面舉著一個黑框放大鏡。我經過他們店鋪好多次了，就為了觀察他們。
「那段路燈光很不好，旁邊也沒有商店……」
「你們拿著武器？」
「我買了一支兒童玩具手槍，看上去很像真的。」
「發生在昨天夜裡嗎？」
「前天，星期三。」
「繼續說。」
「九點多一點，我們兩個進了鐘錶店，諾埃米假裝要修手錶。我站在她旁邊，沒有看到老太太在廚房裡讓我有些擔心。我差點為了這個放棄計劃，然後在老頭彎腰看我朋友的手錶時，我向他露出一部分武器，說道：
「『搶劫。別喊。交出錢我就不傷害你。』
「他覺得氣氛很嚴肅，所以就打開了收銀抽屜。然後諾埃米根據我們的計劃，開始拿掛在工作檯上的手錶，把它們都裝進大衣口袋裡。
「我剛要伸手去拿錢，這時我覺得背後出現了一個人。是老太太，她穿著大衣，戴著帽子，不知道從哪裡回來，她站在門檻處大喊救命。
「我的槍好像沒嚇住她，她張開兩條胳膊擋住通道，大喊：『小偷啊！這裡！殺人了！』
「這時我發現了用來升降鐵窗的手柄，我拿起來，朝老太太衝過去，邊跑邊對諾埃米喊：『快跑！』
「我撞老太太時還用手柄打了她一下，然後她就躺在大馬路上了，我們兩個人跨過去，分頭跑了。
「我們分開跑，然後在蓋特路上的酒吧里匯合是最合適不過了。但是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裡，我拐了好多彎，轉了好多圈，甚至在我去酒吧之前還乘地鐵到了沙特萊站。我去了酒吧之後就問加斯東：『我朋友沒有回來嗎？』
「『我今天晚上沒看見她。』他回答說。
「我在外面晃了大半夜，天微微亮時，我回到阿爾貝蒂賓館，但是並沒有見到諾埃米。我沒有再見過她。昨天早上的報紙上有這件事的幾行報道，還說首飾店老闆娘額頭受傷，眼睛也被傷到，已經送醫。
「報紙沒說別的。沒有談到我們，也沒有說事情發生在昨天夜裡還是今天早上。也沒有明確指出是兩個女人所為。
「我不喜歡這樣。昨天晚上我沒有回阿爾貝蒂賓館。快半夜時，我朝蓋特路上的那家酒吧走去時，發現了兩個便衣警察。
「我轉個頭從酒吧前走過去。我在雷恩街上一家沒有人認識我的小酒館裡，給加斯東打了個電話。」
我只是聽著，一動不動，沒有像她期待的那樣表現出興趣。
「他們好像拿出了一張諾埃米被捕後拍的照片，問加斯東是否認識這個人。加斯東對他們說認識。然後他們又問他是否也認識諾埃米的朋友，加斯東說也認識，但是他不知道我們兩個住在哪裡。憲兵應該也在周圍的酒吧里問了，他們也許還去了附近的賓館。我懇求加斯東，他很講義氣，能夠幫我一個忙。」
她看著我，好像對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聽得懂她說的話。
「我等著呢，繼續。」我說，一如既往的冷漠。
我不知道我到底怨恨她什麼，但就是怨恨她。
「憲兵肯定還會再問他，他會對他們說搶劫發生的那個時間，我們兩個在他的酒吧里，而且他還會找幾個客人來作證。這些諾埃米都不知道，一定要讓她知道。據我對她的了解，她應該什麼都不會說，還會用固執的眼神看著他們。既然您已經成了我們的辯護律師，您應該去看看她並把這些告訴她。您還應該跟加斯東統一好口徑，說您在他的酒吧里一直待到凌晨兩點鐘才走。我已經在電話里跟他說好了。現在我不能付給您錢，因為我沒有，但是我知道您有時候也會免費接案子。」
我以為自己在聽完後已經了解這件事了。
我感覺她在猶豫著怎麼結束，這一切還沒完，她還有什麼事情要說或者要做，但是突然間她好像覺得很困難。她是害怕把接下來的事情搞砸嗎，就像搞砸精心策劃的搶劫一樣？
她站起來，臉色越發蒼白，卻努力露出堅定的笑容，充滿熱情地完成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她環顧下整個房間，走到我辦公室唯一一個沒有堆著文件的角落，把自己的衣服一直撩到腰部，反轉過身去，小聲說：「在他們把我抓進監獄之前好好享受吧。」
她沒有穿內褲。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消瘦的大腿，她這個年紀女孩子鼓鼓的肚子，深暗的陰阜。說不上是什麼準確的原因，熱血一下子躥到我的頭部。
我看著她朝外的臉，離燈不遠就是博德納韋每天早晨都會更換花的花瓶。女孩也努力地看著我，她在等，但是看到我一直一動不動，她漸漸對自己的命運失去信心。
過了一會兒，她眼淚汪汪，用鼻子喘著粗氣。然後，她的手終於開始摸索還沒有放下去的裙子下擺，她用失望和受辱的聲音問道：「這對您不管用嗎？」
她慢慢地把衣服恢復原樣，背對著我，說話時沒有轉過臉，但是聲音聽上去很順從：「不行嗎？」
我點了一根煙，眼睛看著別處。輪到我說話了：「坐下。」
她沒有馬上就坐下。再轉身朝向我之前，她像孩子一樣，大聲擤了幾下鼻涕。
我剛才打到彭蒂厄路的電話就是找她的，她的床上還躺著一個男人，這個人我認識，而且幾乎是我要求這個男人做她情人的。
正當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應該繼續寫下去時，電話響了。我聽出是妻子的聲音。
「你一直都在工作嗎？」
我猶豫了。
「沒有。」
「你不來找我嗎？莫里亞也在這兒。如果你來了，科里內想留下我們跟四五個朋友一塊吃晚飯。」
我說好。
所以我現在要把「我的」文件鎖在衣櫃裡，再到圖書室里找幾本書，把鑰匙藏在書後面。然後我再上樓換衣服。
那對流浪夫妻還躺在瑪麗橋下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