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評傳 · 第七章 布法與白居謝
「我白盡了我的可能，我總傷人。」
——一八四七年九月，福樓拜致高萊女士書。
這部小說應該是前後兩集，我們如今所能看到的，僅是通行的前集，其中最後一章不等完成，福樓拜就去了世。一八七二年六月，寫成最後的《聖安東的誘惑》，他開始著手他的新計劃；同年七月十二日，他寫信給喬治·桑，說他方才讀完狄更司的《彼克威克》（Pickwick），以為英國作家的通病是缺乏結構，同時報告他目前的計劃道：
「我想開始一部書，事前必須用好些月，念好些書，然而我不願意毀家買書，不知道你在巴黎認識那家書局，能否租借我所需要的書籍？」
這一部書，就是《布法與白居謝》。據杜剛的《回憶錄》記載，從二十二歲起，福氏已然孕有這部小說的概念：
「從一八四三年起，他就同我講，他有意寫兩個謄寫生的故事；這兩個謄寫生，偶爾繼承了一筆小小的財產，立即辭去職務，歸隱田園……」
在福氏的信札裡面，我們最早遇見的證據，卻在一八五〇年。這時他正在近東旅行。九月四日，他從大馬士革（Damas）給布耶寫信，談道：
「你想到《入世語錄》（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庸見詞典》），好極了。這本書全然寫成，前面來上一篇好序，說明為什麼寫這部書，目的在使大家返回舊制，返回秩序，返回一般的規儀，同時用一種特別的樣式排出來，讀者看到，還不曉得人家在取笑他。是也罷，不是也罷，這或許是一部可以成功的奇書，因為這非常應時。」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最初活動於福氏腦內的，僅僅是一部諷世的辭海，前面加上一篇序文，表面佯為好人，骨里卻針針見血。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向高萊女士寫信，加以詳細的詮釋：
「……有時候，我不禁奇癢上來，極想作踐所謂人者一頓；從今算起，十年之內，我總有一時把它寫成一部大局面的長篇小說；說到這裡，我想起一個舊觀念，就是我的《入世語錄》（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序特別刺激我，照我所想的它的樣子（這會成一部書的），哪怕我攻擊一切權威，一切權威也莫可奈何於我。自來人所讚許的，這裡無不頌揚。在這篇序里，我證實多數總對，少數總錯。我用大人物祭祀所有的蠢貨，殉難者祭祀所有的屠手，同時用一種毫不假借的文筆，霹靂拍拉，放它一陣旗花。例如文學吧，這並不難，我證明庸常因為易於和讀者接近，是唯一的合法，至於一切富有獨創的天才，應理愧死，因為危險、痴駭，等等。……按著字母的次序，大家會看到一切可能的題旨，一切入世者應說的可愛的准情合理的言辭。」
舉過幾個例，他繼續道：
「在全書的進行之中，這裡必須不見一個我所杜撰的字，大家一次看在眼裡，便再也不敢襲用，唯恐不由自己，說出書里遇見的辭句。」
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另一封給高萊女士的書信中，他說：
「我的《入世語錄》的序把我糾纏了個不清。我寫了個綱要。」
這篇序就是我們適才所謂的前集，也就是書坊通行的《布法與白居謝》。從一八七二年起，福氏開始搜集他所必需的材料；八月十八日，他向翟乃蒂夫人寫信道：
「這是那兩個老好人的故事，在抄寫一類滑稽的批評的百科全書。你應該有點兒眉目。要寫這部書，我必須讀許多我不知道的東西；化學、醫學、農學。如今我正讀醫。然而只有傻子，只有瘋子，想寫這樣一部書！活了該，聽天由命好了！」
這樣一邊寫作，一邊讀書，直到一八八〇年四月，他向莫泊桑寫信，偶然提起他讀書的最後記錄，一千五百冊！用來寫一部書！還不提長長短短，出外踏訪的旅程。經過八年辛苦的工作，中間飽受人世風霜的侵凌，終於他寫到前集最後的一章。他計劃去巴黎完成他的後集：
「這最多用上我半年的工夫。大部分這全好了，裡面包含的也只是些徵引。此後我便要休息一下我可憐的腦袋，實在累壞了。」
沒有想到這反而應了他的預言：
「再者，《布法與白居謝》，輕柔柔地，或者不如說活生生地，將我導向幽宅。」
在他的書桌上，福氏留下一疊一疊的零亂的紙張，全是他多年讀書的結果。他曾經向翟乃蒂夫人敘述道：
「我筆記的卷宗有八寸之高。」
這驚人的徵引預備做他兩個老好人的抄錄。所謂不幸的後集——僅僅多活一年，福氏就可以完成！——這些筆記，應該占有其中最大的部分，同時《入世語錄》也歸縮在裡面，只該占個不大的地方。現在的問題是：應該用怎樣的形式，表現這一團凌亂的材料呢？如果前集是序的延擴，後集——從《入世語錄》出發而形成的內容——和前集的關聯，僅只限於序與正文的情況嗎？在福氏遺留的紙張裡面，德莫賴斯特（Demorest）最近發現了《布法與白居謝》的後集的計劃：共總是四份，最後一份的全文如下：
「十一——他們的謄錄
「他們謄寫……一切落在他們手裡的東西……一一枚舉……往日所讀的作家筆記……從鄰近造紙廠論斤購來的舊紙。
「然而他們感到編次的需要……於是他們重新謄在一本硬皮的大紙簿上面。
「重新謄寫的物感的愉快。
「風格的各式各樣的例證，農學的、醫學的、神學的、古典的、浪漫的，繁比句法。
「比較論——百姓的罪惡、帝王的罪惡、宗教的恩澤、宗教的罪惡。
「美麗……文飾通史。
「入世語錄。時行語目。
「馬賴司高（Marescot）的書記的手稿——詩章。
「抄本下面的詮釋。然而他們時常發生困難，不禁踟躕不決。他們越向前工作，困難也越見增多——無論如何，他們繼續下去。
「馬賴司高離開沙維鳥（Chavignolles）去了哈福，做了些投機事業，來在巴黎做公證人。
「梅麗（Mélie）在白釀柏（Beljambe）家裡做女僕，隨後和他結了婚。白釀柏死了，她再醮高爾玉（Gorju），做了一店之主，等等……
「十二——結論
「有一天，他們發現（在造紙廠的舊紙堆里）渥高拜伊（Vaucorbeil）給縣長寫的一封信稿。縣長問他，布法與白居謝是不是危險的瘋子。醫生的信是一件機密的報告，說這是兩個無足為害的愚騃。撮述他們所有的言行，對於讀者，好比是小說的批評。
「怎樣處理這封信呢？不要瞎費思索！謄寫！紙張總得充滿，不朽之作總得完成——一切平等，善惡平等、美醜平等、凡超平等。真實的唯有現象。
「臨尾看見這兩個好人，埋首書幾，謄寫。」
對於這份綱要，福氏或許臨時不免更改，然而大體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線索，就是：小說的自然的進行。從最初的序與正文的觀念，終於演成一種藝術的一致的形式。同時我們知道，如果《布法與白居謝》全書脫稿，這應該一總是十二章。
在她的《回憶錄》裡面，福樓拜的甥女記述，寫作的三十年前，作者已然想到《布法與白居謝》。這原本預備寫成一篇中篇故事，四十頁光景。有一天，他和布耶坐在魯昂大街的凳子上，對著貧老院，沒有事，好玩，幻想他們的老景。他們興興頭頭演述各自綺麗的生存。忽然他們喊道：
「誰知道？我們也許和這些龍鍾老頭子一樣，臨了死在貧老院。」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給高萊女士寫信，福氏自己記載道：
「布耶和我，我們用我們的星期日黃昏來編排我們衰老的圖畫。我們看見自己，老了，窮苦，住在殘廢收容所，打掃街道，穿著染污了的衣服，說著今日的天時，和我居應山（Roche-Guyon）的旅行。起初我們自己還笑著，後來卻差不多哭了。用這樣可怕的故事娛樂的，怕只有我們，怕也沒有人再像我們灰色了。」
他們擬結兩個雇員的友誼，生活，隨後辭職，經過若干變遷，終於流離失所，死於憂患之中。
說到雇員，由都德夫人的指示，德沙木和杜木尼從可能方面，證明《布法與白居謝》的情節，與穆瑞斯（B. Maurice）的《兩個承審書吏》（les Deux Greffiers），具有若干相似的地方。這是一篇短篇小說，一八四一年四月，披露於法院公報，其後一八五八年八月，重新出現於一家法學周報（L'Audience）。故事是，兩個告老退休的書吏，帶著各自的女人，來到鄉間，住在一起，然而他們漸漸失去田園的興趣，感到習慣沮喪的無聊，最後關在一間書房內，彼此替換地一個念，一個寫，恢復他們以前機械的謄寫工作。
然而這僅止於揣測。一部作品的成長，往往深深地孕育在作者的生性，中間無意地感受到外界的機緣，隨即破土而出。我們與其繞室彷徨，不如返回作者的自身，尋求他深厚的稟賦和稟賦的徵兆。文如其人。福氏主張有時不免失於偏急，其實依舊攔不住人性的綻露——最初是切身的，漸漸天衣無縫，化於普遍的情緒。這正是偉大作品成功的秘訣。
一八三九年二月，福氏向他的童伴寫信道：
「至於寫文章，我敢打賭，我絕不印一篇文章，演一齣戲。」
他忘了兩年前，在他十六歲上，魯昂有一家《蜂鳥》小報，發表了他一篇諷世的寫實文章，題目是《自然歷史的一課：雇員類》（Une Leçon d'Histoire Naturelle：Genre Commis）。他用最輕俏的滑稽口吻，形容各種各類的雇員，我們時代最有趣味的動物。我們可以想見他的興會淋漓，一揮而就的氣勢。這是一種典型人物觀察的速寫，充滿了幽默、反嘲和敏銳。在所有職業裡面，雇員最容易陷於平凡、庸碌、機械、苟安：資產階級的生活。他不僅缺乏浪漫主義者的情分，而且根本擯拒浪漫主義於千里之外。在沒有充任雇員以前，他最多是一個賴昂，包法利夫人的小情人，或者馬賴斯高的見習生，寫上兩句酸詩腐文。福氏之不饒恕雇員類，正因為從小而且從心，他就是一個浪漫主義的信徒。他不謾罵，他譏嘲。
這也正是為什麼，他漸漸離開——至少換了一種方式——他的浪漫主義。他知道娛樂。和《自然歷史的一課》同時，或者在前，他同學伴創造了個奇穎的人物，無事便來模擬取笑。在他們的假想裡面，這是一個活人，有姿態、有言語、有情感、有嗜好，而且帶著一種特殊的笑——一種拉伯雷式的大笑。貢古曾經記載道：
「這個不易於一目了然的人物，有一個綜合的類名：加爾松（Garçon），他代表浪漫主義，物質主義和人間一切的銷毀。他具有完備的人格，帶著一個現實人物的一切怪癖，另外還加上各式各樣資產階級的愚騃。……最好的例證，……是他們每次走過魯昂大禮拜堂。
「一個人說：『峨特式的建築，這真美，這提高了靈魂！』馬上另外一個就裝加爾松，在行人群中叫喚道：『是的，這真美，聖巴戴乃米（Saint Barthélemy）也美，龍騎兵的屠殺（dragonnades），南特的諭旨（L'Edit de Nantes），也，也真美！……』」
我們小時往往歡喜惡作劇，故意描抹自己厭棄的人物，變成大眾取笑的目標。對於福氏，這是一種定型，一種加爾松所象徵的資產階級。
和加爾松同源而異流，是曬克（Scheik）的發明。一八五〇年六月，福氏和杜剛在非洲北部旅行，從尼羅河上游折回，福氏向他母親寫信，報告他們的娛樂道：
「至於馬克西穆同我，一路雖說沒有可做的，沒有可看的，我們在船上絕不無聊。我們有書，可是我們不念。我們也不寫。差不多我們的時間全用來裝曬克了。這就是說，老頭兒。曬克是一個坐地吃利的老糊塗，受人敬重，自己也有地位，年紀不小了，一道問我們些旅途的問題，好比：
「——你們走過的城池，也有上流社會嗎？他們也有閱報所嗎？
「——那邊也有人講起鐵路來嗎？也有什麼幹線嗎？
「——社會主義，謝天謝地，我希望，總該還沒有宣傳到那邊吧？
「——至少，那邊也有好酒嗎？你們沒有嘗到些著名的本地酒嗎？等等，等等。
「——女人們可愛嗎？
「——至少，也有些好咖啡館嗎？當爐的女人們，也打扮的花里胡哨嗎？
「一切是一個哆哆嗦嗦的聲音和一種愚蠢的神氣。從單人的曬克，我們扮演雙人的曬克，這就是說，對話。談論人間大大小小的事故，還攙雜了好些成見。隨後曬克老了，變成戰戰索索的老年人，病不斷頭，一天到晚是他的飲食，他的消化。……」
這一老一少嘗盡中常人生的乏味。所有福氏現實的人物，多少全含有他們俗在骨里的氣質，《布法與白居謝》更集其大成，特別是《入世語錄》，「一種滑稽的批評的百科全書」。
這種近似酷虐的娛樂，是我們人性上一種特殊的複雜現象。一部游離的哲學是這種奇突的心境的根據。這就是「在其中」（dans）而不是「屬於」的（de）修養工夫。所以最高的喜劇不是環境的湊合，往往是人物的分析，這就是說，作者從他自己的人性尋求他所需要的可笑的性質。真正的喜劇不是玩味人家的跌倒，而是賞納或者寬恕自己的傾躓。這生在他性情裡面；他所厭憎的；正是他所割捨不開的，在這種朝夕過從之中，他發現而且得到他的娛樂。
人生具有若干矛盾的事實，如果我們一一考量，我們一定會加深作者與作品的存在。我們曉得福氏怎樣嘲弄他的浪漫主義；他所心愛的，他取笑。驚人的卻是他所取笑的，他惜戀。然而尤其驚人的，卻是一個九歲的孩子，向他的同伴寫信道：
「爸爸家裡來了一位太太，總給我們講些又蠢又呆的事情，我想寫下它們來。」
這種對於人類愚騃的沾著，漸漸發展，明顯，進而據有福氏的一生，平分他浪漫主義的天下。這種奇醜可笑的追求擴大他認識的範圍；這是一種工具，同時是一種材料，同時更是一種生活。
一切成為他喜劇的對象。
這種滑稽的性質又在事我的息息相關。
對於福氏，這一束消息就是他的憎恨。他恨人事的愚痴，然而人事的愚痴吸住他的心情，左拉告訴我們：
「我記得他搜集了一冊純粹醫生寫的詩集；他強迫我們來聽，他放大喉嚨選讀幾首，看見我們不笑，唯有他自己開懷大笑，他吃了一驚。有一天，他鬱郁地道：『真奇怪，如今我所發笑的事情，沒有一個人再笑了。』」
另外一件有趣的例證，是常去福氏家裡的鐘表匠。他每月來修理一次鐘錶，上一次弦。一八七〇年七月，福氏向甥女寫信道：
「這裡也有更為欣快的畫幅，好比鐘錶匠，逗我笑了一早晨。
「我覺得這蠢貨，在我的生存上，占了一個位置；因為，真的，我一見他，我就歡喜。噢，愚騃的權威！」
普法戰爭發生，敵軍逼近魯昂，鐘錶匠避而遠遁，福氏悵然如有所失。其實福氏非常明白自己的愛惡，一八七〇年四五月之間，他向喬治·桑寫信道：
「心理問題：自從米雪·賴文（Michel Lévy）拜訪之後，何以我非常欣快呢？我可憐的布耶常向我說：『沒有再比你道德，也沒有人再比你愛好不道德：只要看見愚騃的人事，你就高興。』這話很有道理。這由於我的驕傲？或者由於某種邪惡？」
無論如何，這絕不是惡毒的冷笑。不是陰險，也不是狡詐；這裡持有加爾松的大笑，是一個不具城府的天真的熱嘲。這是一個受了傷的孩子的報復——報復一切他所感受的精神的痛苦。左拉追敘他道：
「只要他憑信，他就喊叫，同時他易於受騙，也易於發怒。這是一個良善的心，充滿了孩氣和天真，一個赤熱的心，受了一點輕傷，就會大加惱怒。」
福氏是一個感覺銳敏的熱情的兒童。主宰他的仍是他的浪漫主義。唯其如此，他絕對得不到心境的平衡，從一種游離的哲學，採取絕對的客觀態度。福氏失敗於戲劇，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布法與白居謝》的滑稽，只是一種苦辣的熱嘲的變象。這種苦辣的味道又是經驗與天真的特殊的混合。要想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返回福氏晚年的生活。
一八七〇年一月，福氏向喬治·桑訴苦道：
「我們如今浸在怎樣愁苦的風俗裡面！四周儘是些愚騃的人事，簡直會把你逼的殘虐起來。說我生氣，還不如說我厭惡。」
這種對於人世的憤懣，不是從一八七〇年才起始，然而從一八七〇年之後，我們卻聽得更加清切。這裡主要的因子，或者全然由於他的孤寂。平常有一句話，兩個人分憂愁，憂愁減輕一半，兩個人分快樂，快樂加增一倍：再對不過。我們知道，自從一八四六年，他的情如手足的知己，朝夕相處的文友，就是布耶。一八六九年七月，布耶去世。當時他寫信給杜蒲朗道：
「你可憐的巨靈當頂受了一掌，再也不會清醒了。我和自己講：『如今他不在這裡了，寫文章還做什麼？』完了高聲朗誦，共同的熱情，一起夢想的未來的作品，完了，都完了。必須有勇氣，看的開，然而這不見得那麼容易。」
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前封給喬治·桑的信內，他繼續道：
「失去我可憐的布耶，等於失去我的產婆，因為他看進我的思想，比我自己看的還要清楚。從他一死，我身邊的空洞，我覺得一天大似一天！」
這巨靈似的孩子，不要看他體格魁岸，卻是一身柔脆的感覺。正因為他的傾心置腹，他的待人如己，他的熱誠，所以遇見傷口，一生不能平復，永久嵌在他的心口。不久我們就聽見他呻吟道：
「我的腦子使我極其疲倦，如今它一點也不輕快！我白工作，沒有用還是沒有用！一切刺激我，傷我；當著人，我只好忍住，然而有時我禁不住流淚，好像我要完結。我終於感到一樁全新的事：老之將臨。陰影襲著我，猶如雨果所云。」
同時平地一聲霹靂，普法戰爭肇始。眼看巴黎被圍，魯昂又有橫遭敵騎蹂躪的可能，對於國家觀念最淺薄的福氏，也不由自己，卷在狂風暴雨的漩渦裡面。最後普魯士軍隊進占魯昂，派兵住在他克瓦塞的家宅。這時他正在預備《聖安東的誘惑》定稿，事先把所有的材料埋在地底下，他自己和母親避在城裡居住。敵軍尊敬他作家的身份，沒有驚動他的書房。年輕治好了的腦症乘虛而入，重新光臨。一八七二年五月，他向一位女友寫信道：
「而且，從普魯士侵犯之後，人間沒有再可能的災禍。這是絕淵的深底，忿怒和絕望的最末一級！為什麼我居然就沒有死呢？我一想到這裡，我就詫異。然而人生如此，我們生來是受苦。」
在所有的死亡之中，對於福氏最親切而最影響於他日常生活的，是他母親的去世。從他落地，迄至一八七二年四月，中間五十一年的時光，母子相依為命。他父親在一八四六年就棄了世。除去出外旅行，他絕少離開他的寡母：這成了他一個默契的伴侶。他自己說的好：
「半月以來，我不由看出，我可憐的好媽媽是我最愛的世人。我好像叫人活活掏去一根腸子！」
她非常疼愛她兒子，體貼他的性情，從來不叫他操心一點點飲食起居的瑣事。他甥女追憶道：
「一家的規習，全憑我舅父的愛好，外祖母自己，真可以說是沒有另外的生命：叫她的子女幸福，就是她的生活。只要她見到一點點她兒子不舒服的徵候，她的慈愛就驚惶失措，盡力使他的四周安靜。早晨，不許人發出些微的聲音；十點到了，猛然一陣鈴鐺響起來；家人走進我舅父的寢室，然後全家仿佛才從夢裡醒來。聽差送上信和報紙，往睡幾放上一杯新鮮的涼水，裝好一斗煙；隨後他打開窗戶，一片陽光射了進來。我舅父拿起信，看看地址，然而在吸菸以前，很少打開一封信過；隨後一邊看信，他一邊叩著夾板，呼喚他母親；她呀，馬上跑進來，坐在他的床邊，等他起來。」
從他母親去世以後，一種全然的孤寂占有他的精神。往常他絕不過問銀錢家用，如今一件一件慢慢走上他的蹊徑。這裡必須瑣細、規常、操勞和預算：一切梗噎他的藝術的，或者浪漫的性靈的。貢古記載福氏因為家庭的承繼，當時心情的惡劣道：
「隨後他把我扯到車站，靠住票房前面的欄杆，向我講他深沉的煩膩，對於一切缺乏勇氣，一心就盼死，死，用不著輪迴，用不著來生，用不著復活，永久剷除他的自我。」
但是他活下去。他所有美好的韶華全過去了，一年復一年，帶著他易於感受刺激的神經，他易於起怒的心情，他接受人間的不幸，忍受世事的惡變，捐棄他的財產，抑制他的驕傲——從經濟獨立得到的高潔，為了完成他唯一的生涯，藝術的寄託：一部欲完而未完的解恨的著作。貢古記錄福氏生存的哲學道：
「福樓拜今天說的真叫曲曲入畫：『不，我唯一的支柱是惱怒……對於我，惱怒好比洋娃娃屁股上的鐵條，叫它們直立的鐵條。我要是一不惱怒，我就會憑空摔下地來！』於是他用手臂方出一個戲子，一下倒在台子上面。」
從這樣愁苦的環境，孕育出他的《布法與白居謝》的寫作。
現在我們來看看全書的情節。第一章：引子：
有兩個人迎頭走來，坐在一條街凳上。紅臉大漢的，叫布法；身小貌嚴的，叫白居謝。兩個人都是謄寫生，一個在一家商店，一個在海軍部。一見如故，兩個人立即情如手足。因為正當炎夏，兩個人都心向鄉間生活，然而沒有錢，心向也是徒然。兩個人都是好學之士，惜乎沒有機緣讀書。自從結識之後，一有空暇，他們便東去看畫，西去聽講，力謀知識的進益。
一八三九年一月，布法接到一封信，說他的義父去世，有一份遺產歸他承繼。布法原本是他的私生子。經過相當法律的糾葛，布法一躍而為富人。他——或者他們，因為如今布法和白居謝已然雖二猶一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鄉間購置一座田產。白居謝再有兩年，就可以告老，所以他希望延緩兩年下鄉，勿需全然依賴布法。他們的田產選定在法國西部諾曼底的沙維鳥。兩年之後，他們歡歡喜喜，分頭乘車，離開巴黎，來到他們的田莊。
第二章：農業，園藝，果木：
他們檢閱他們的產業，決定親自耕種他們的田地，辭去原來的佃戶。白居謝專心經營房後的果園，種菜失敗，改而培花，結果一無所成。布法經營農業，受了不少的挫折。最後收了一場小麥；不料天燥失火，小麥轉眼成灰。
於是兩個人轉而經營果木，希冀有所收穫；好容易移木接種，開花結實，不料一陣狂風暴雨，打散他們的熱望。絕望之餘，兩個人用盡匠心，修飾他們的花園。事後，邀宴全鎮的望族觀賞。他們不僅沒有聽見讚美，反而飽受譏誚。忿恨已極，關起門，兩個人試做罐頭食品。最後蒸餾器爆裂，顯而易見，由於他們不懂化學的緣故。
第三章：化學，醫學，地質學：
看了兩本化學，中途因為醫生的解說，他們又轉而研究解剖學。買來一架人體標本，驚動全鎮，還以為他們解剖活人。人體的構造過於復繁，他們轉而研究生理學。生理學放下，他們又傾心於醫學，偶然治好包爾旦（Bordin）寡婦的面瘡，立即得意忘形，和醫生分庭抗禮，直到他們自己病下來，這才知難而止。
有一夜，望著天空的星宿，對於宇宙的演成，自然的現象，他們不禁好奇。同時他們實驗動物反常的結合。最後，興趣集中於地質學，兩個人沿著海濱，東奔西走，希望能夠發現古代的化石。有一天，在一家灶房，他們看見一隻破爛的木櫃，說是文藝復興時代的雕鏤。他們出錢買回，交給木匠高爾玉修補。同時他們雇了一個使女，叫做梅麗。
第四章：考古學，史學：
半年之後，他們變成考古學家，搜集了一屋的古董。他們採訪四近的古廟殘堡。他們的小博物館漸漸引起全鎮的注意。最後法外吉（Faverges）伯爵也屈駕參觀。偶爾聽見伯爵說，塋牆旁邊埋有一隻湮久的聖水杯，他們乘夜挖掘，藏在家裡。不料教士查出，向他們索取；他們要求和他的古磁湯盆交換。他們搜集陶器。然而同人談上來，總是一個不得其門而入。他們決定攻讀歷史。
他們先讀法國史，不過史家各持一說，令人茫無所從；古代史是史證缺乏，反而不如近代史的明確。苦的是年月不熟，事跡易於混淆。他們研究記憶術。他們在圖書館搜集材料，預備撰寫一部史傳。回到家裡，只見文藝復興時代的木櫃粉碎，女僕偷酒，木匠和使女關係曖昧，他們不由慨嘆道：「家事弄不清楚，還說寫什麼公爵的傳記？」外在的事跡其實不如心理重要。他們決定閱讀歷史小說。
第五章：文學：
先是司各特和大仲馬。起初很上癮，過久了就覺膚淺，而且帶有不少歷史的錯誤。於是從喬治·桑，跳到巴爾扎克，最後拋開小說，研究悲劇。悲劇而喜劇，喜劇而悲喜劇，一直下來是雨果的浪漫劇，小仲馬的社會劇：一樣也挽不住他們的歡心。有一天包爾旦太太來了，他們當著她表演了一場。
他們是藝術家了，又想寫戲。不說沒有題材，而且怎樣寫法？他們研究規律、文法、風格，最後覺得戲劇的局面有限，決定來寫小說。包爾旦太太要買他們的地畝。價錢沒有說妥，伯爵帶來一批普選的宣傳品。至於文學，人人愛其所愛，這就是說，沒有一個人真愛文學。
第六章：政治：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全鎮傳遍了二次革命。為了不落人後，大家決定栽植一株自由樹；布法獻上一棵小楊樹；無分貴賤，全鎮來聽教士的祝福。國民軍也組織起來，交給高爾玉訓練。最使大家廢寢忘食的，是國民會議的選舉。窮人圍住公所，要求工作。
到處是不滿意。言論過激，高爾玉下了獄。伯爵、所長、公證人、牧師統統變了論調，自由樹也砍下來當柴燒。共和國是曇花一現。失望的是布法和白居謝，眼睜睜看著帝國恢復，群眾也好，名流也好，都逃不出一個政治的齷齪。
第七章：愛情：
他們縱情於愛。布法向包爾旦太太求婚，只等公證人簽訂婚約；白居謝看中他們的使女，暗地送暖噓寒。結論是女子不可親近：因為布法發現包爾旦太太並不愛他，只是貪圖他的田產；白居謝更加委屈，梅麗給他染上惡疾。
第八章：體育，方術，哲學：
從冷水的沐浴，他們傾心於運動。練到後來，白居謝踩上高蹺，惜乎一腳不穩，全身倒地，性命險些不保。運動和他們不相宜。
正好這時流行一種自動小桌，能夠預知未來。聽說這是磁流連續振動的結果，他們轉而研究催眠術。他們用催眠術治病。漸漸走上魔道，他們實驗幽靈的出現。鬼沒有招來，反而嚇走他們的女僕，激起全鎮的惡感。
那麼靈魂是什麼？物質是什麼？但是生存又是什麼？宇宙又是什麼？如果一切現象由於自我的感受和回憶，那麼自我又是什麼？哲學家的答案各各不同。他們得到的益處是：一切全是虛假，色相儘是空幻。就在百念俱灰的午夜，正要挽上繩結尋死，他們望見遍地的燈火趨往教堂。他們跟了上去。這是聖誕節的中夜的彌撒。他們的靈魂遇了救。
第九章：宗教：
他們閱讀福音。他們用一屋古董，換來一堆神紙。他們還到遠處進了一次香。銀錢拮据，他們便把田產典給包爾旦太太。他們一心皈依。然而信仰愈深，疑惑愈大。牧師吩咐他們少讀書。但是這擱不住他們反問。有一次在伯爵家裡辯論，他們竟然讚揚起佛教來。人家把他們驅出府邸。他們在半路收留下一雙無家可歸的孤兒孤女。
第十章：教育，社會學：
男孩子叫做維克道，女孩子叫做維克道麗娜（Victorine）；父親是囚犯，母親死了，他們流落在大道乞討。布法和白居謝參照各種教育原理，撫養這一對小流氓。骨相學證明他們的本質非常惡劣。但是布法和白居謝相信教育。什麼方法也試過，什麼心血也嘔盡，最後他們發現維克道麗娜和男人睡覺，維克道在外行竊。
痛苦已極，布法常去白釀布的店房坐地，白居謝也想去，看見梅麗在店房充侍女，只好迴避。布法肆談社會學。他們居然想講演。於是借妥店房的大廳，披上他們多年不用的禮服，臨時他們奔往金十字旅館……（福氏的遺著終止，下面是他結論的計劃：）
兩個人正在手指腳畫，來了所長，停止他們的講演。不僅不服，他們反而加以嘲弄。不知道所長心存報復，第二早晨，兩個人繼續討論人類的未來。白居謝是悲觀的，覺得前途黑暗；布法是樂觀的，以為光明無限。說著說著，只見來了一隊憲兵，捉拿這一對社會的害蟲。一村的男女來看熱鬧。高爾玉趁火打劫，宣布梅麗懷孕臨盆，應由布法承負她們母子來日的費用，因為他常去店房。醫生以為布法和白居謝是一對瘋子，與其下獄，不如關在瘋人院裡面。說好說歹，憲兵算是放了他們。對於人生，他們如今也索然無味。叫木匠做了一張雙面的書幾，和往年一樣，他們預備謄寫；他們開始謄寫。
在《布法與白居謝》裡面，周流著一種極端的氣息。這裡充滿了過分，言過其實。那麼這開罪讀者，開罪人類嗎？如果開罪，這是一種自來的缺陷嗎？人類具有敏銳的自覺，從這種特殊的自覺，生出一種正當地自衛的驕傲：太歲頭上動土。屬於通常的忌諱。對於人類自己，這種道德的情緒往往是一切出品的衡量；但是由這種高貴的自私，卻容易生出一種否定的傾向：它忘掉身外的事物也全有各自絕對的生存。這就是一切真正的藝術家和他藝術的折磨。對藝術家，尤其不可避免的、尤其痛苦的，特別是文學的創作，全在他人生的借鏡。他供給人類羞惱的把柄。這是一個永久的掙扎、衝突，最後屬於藝術的勝利。人類是現時的、靜止的、有限的。從少數的不忿，漸漸化成普遍的同情。福氏有一個奇怪的譬喻，粗率，然而確切：
「……寫書不和養兒子一樣，卻和起造金字塔一樣，預先擬好計劃，然後一大塊石頭，一大塊石頭往上翻積，必需的是腰，是汗，是時間，結局它一點用處也沒有！還就在沙漠地一停！然而氣勢昂昂地一統治。（⿰犭豪狗）在下面撒尿，老爺先生們往上一走，等等；譬喻下去好了。」
這不是用來證明《布法與白居謝》是一座金字塔，絕不是。然而這裡所呈現的氣力，——至少福氏所賣的氣力，——至少十九世紀所賣的氣力——福氏所嘲笑的同代的氣力，是任何讀者可以得到的吃力的印象。
對於福氏自己，趨於極端，卻是他的生活。他甥女記載道：
「……對於各種各類的過，他都具有無限的喜好……」
在藝術的創作上，這更成為他一種企向，一種原則。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他給高萊女士寫信，最後談道：
「不要害怕言過其實。米開朗基羅、拉伯雷、莎士比亞，莫里哀，所有最偉大的人物全是如此。在《德·浦爾叟雅克》（Monsieur de Pourceaugnac）一齣戲裡面，想逼一個人吃一副瀉劑；拿上台的不是一個灌腸器；正相反，一台全是灌腸器，全是藥劑師。這隻有說一句凶來兮，天才自在其中矣。然而叫人看不出言過其實，這必須繼續下去，配置適當，前後諧和。如果你的傻小子有一百尺高，山必須也要兩萬尺高才成。而且什麼是理想，如果不是這种放大（grossissement）？」
從這種不斷的言過其實，我們不得不離開目前，走進它所開闢的別一天地。這建築在現實的可能性上，然而卻是真實。這一點福氏極其瞭然。《布法與白居謝》正是一部絕少事實，充滿觀念的小說，如果這是小說。
絕少事實，無論是內在的、外在的、或者心理的、實際的，——歸結於現實的委屈；因為現實生於事實的微妙的關聯。我們曉得喬治·桑和福氏的幾乎相反的趨詣。聽到《布法與白居謝》的內容，她唯恐其過於寫實。福氏安慰她道：
「不要怕這太寫實！正相反，我倒怕它有些不可能，因為我要極端到底。」
所以用《包法利夫人》的寫實主義解釋《布法與白居謝》，只是一種危險。德沙木曾有一篇詳細的推敲，結果僅僅證明福氏的前一句話。活動在他想像的，不是事實，而是抽象的觀念。說是抽象，然而賦有色相。你可以說，觀念而具體化。莫泊桑曾經論道：
「這部書觸到人的最偉大、最奇異、最細微而最有趣的部分：這是觀念的故事，在它所有的形式之下，在它所有的表示之中，帶有它所有的變化，一時是它的弱點，一時是它的強點。」
但是最有精采的卻是他下面的議論：
「這裡，值得注意的，而且奇異的，是福樓拜不斷的傾向，趨於一種越來越抽象，而且越來越崇高的理想。所謂理想，不要誤做引誘資產階級的想像的感傷之類的東西。因為理想，對於大多數人，只是不逼肖。對於少數人，這僅僅是觀念的領土而已。」
所以正確地講，《布法與白居謝》倒是理想小說。所有它的意義全見於福氏這一句問話：
「而且什麼是理想，如果不是這种放大？」
但是放大的鏡頭卻是他自己的性情。也正因為鏡頭有色的玻璃，它否定人類活動的意義。法蓋以為《布法與白居謝》，和《情感教育》相映成輝，是一部理智教育。在《情感教育》裡面，我們感到情感的浪費；《布法與白居謝》更進一步，告訴我們理智的枉然。我們最先看見一幅灰色的人生；如今我們瀕近人生的虛無，被嘲笑的是人類所自負的向上的進取，我們從科學得來的種種無大無小的知識。尼采有一時把藝術家分成兩類，發問道：
「什麼是創造力，是人生的憎恨，還是人生的豐裕？例如歌德，豐裕是創造力；福樓拜，憎恨是創造力……」
打一個折扣，然後我們接受尼采的籠統的評判；福氏如果憎恨，至少他依戀於他的憎恨。這裡不是消極的厭世主義，是積極的悲觀主義。一八七二年五月，他寫信給翟乃蒂夫人，談論雨果的新作《恐怖之年》（L'Année Terrible）道：
「他知道憎恨。憎恨是一種道德，我的朋友喬治·桑正好缺乏這個。」
在東方，特別在中國，我們或許不大了解——不大承受這種極端的憎恨。我們寧可愚而無知，聽其自然，避免一切人力的掙扎。我們一生下來，不是無為而為，就是色即是空。福氏對於東方具有深厚的同情，但是他熱烈的憎恨，與其說是他的生性，不如歸於浪漫主義者的徵候。從表面看，福氏仿佛承襲盧梭的意見，攻擊人類一切的知識：《科學與藝術的重建是否有助於改善風俗？》，我們知道盧梭著名的否定。然而也僅僅止於此。對於盧梭，人性本善；對於福氏，人性無善無不善：這已然是一個根本的區別。福氏憎恨的對象不是學問，是資產階級者的學問。學問拿在資產階級者手上，好比拿在郝麥手上，是一種裝飾，一種炫耀，一種東施效顰。和藝術一樣，科學應該為科學而科學。在《布法與白居謝》裡面，我們時時遇見這種暗示，例如這兩個老學生研究歷史：
「他們有了歷史的賞鑒力，不由生出為真理而真理的需要。
「在上古史裡面，這或者比較易於發現？因為距離當時人物遠些。作者說到的時候，應該沒有熱情。」
另一個例子，是「白居謝擯棄一種變成政府工具的宗教。馬雨若（Mahurot）先生領洗，為了更好勾引這些貴婦人們，同時他的實踐，也只是做給聽差看。」
福氏所厭絕的是一般人的功利思想，和從這種思想出來的有關利害的行為：他憎惡人類的大權獨攬。這好像又近似東方的觀念。
從這種極端的憎恨的人生觀，浸久釀成一種報復的心情，嘲弄資產階級者的徒勞而無益的工作。這種藝術的報復很早就蘊蓄在福氏的腦內。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寫信給高萊女士，談起布耶的憂鬱，他咆哮道：
「神明在上，我們應該抖起精神來，人類給我們苦吃，我們也給人類苦吃！噢！我要報復！我要報復的！從今計算，十五年里，我要寫一部偉大的近代的小說，和閱兵一樣，我從人類的面前走過！」
這或許預言他的《情感教育》的寫作。然而這種同樣或且轉深的盛怒，在《布法與白居謝》的開始前後的信札裡面，更是數見不鮮。一八七二年十月，他向翟乃蒂夫人寫信道：
「我自己的精神，一時還算好，因為我思維一件作品，在這裡面，我要傾出我的憤怒。是的，我最後要解除這一切梗噎我的東西。哪怕毀了胸口，我也要朝著我同代的人們，嘔出他們向上的噁心；傾盆而下，一個不饒。」
一八七四年四月，他向喬治·桑寫信道：
「……這一切全應該嘔吐出來！然而你卻要我不注意人事的愚騃，要我斬去它描寫的快樂！滑稽是道德唯一的安慰！再說，這裡有一種高明的方法來寫；這就是我所應用於我的兩個老好人的。」
這種高明的方法是否他的極端到底呢？是也罷，不是也罷，這裡附有一種危險，失之於偏。
這或許是創作的條件，非愛即恨。和科學的探求相反，藝術的產生需要熱情的孕育。愛，因為我們的驕傲、勇氣、意志都付託於我們高貴的自覺：人的美麗；恨，因為這一切失去它們的憑藉，殘留的是墮落、退化、沉淪的情緒：人的醜惡。在這兩種過猶不及之間，是東方的妥協、中和、或者逃世的態度：一種不即不離的應付，可以說做冷漠、悠適或者懶散。對於東方，人的美醜只是大自然的一種表示。我們用自然支應自然。西方用人支應自然。看見自己美麗，是激揚、歡悅，一種華嚴的沉醉；看見自己丑惡，是悲傷、愁苦，一種低抑的忿怒。前者是健康、光明、紅喜的膚色；後者是病弱、黑暗、灰郁的容顏。
於是「這一切引起相同的反動，醜惡的裁判。從這裡迸出一種憎恨：恨誰？然而這裡毫無疑問：恨他自己的今不如昔。他用他的人類最深厚的本能憎恨；在這種憎恨之中，這裡有一陣顫慄、謹慎、深厚、明敏——這就是自來最深厚的憎恨。也正因為它，藝術才深厚……」
然而這限定它的遼闊。這裡所表現的不一定是全人的活動；只是人生的一面，不是人生的全體。好比一個能入而不能出的醫生，什麼都看不見，看見的一定是病。這容易生出單調，最後使人起膩。所有偉大的作品，往往缺乏輕快的性質，幾乎是一種通例。然而與其說作弊，倒不如看作利。因為這裡的沉重，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因為是本質的。在開始《布法與白居謝》的時候，福氏向屠格涅夫寫信道：
「危險在單調和起膩。這才是我所畏懼的……」
沒有再比福氏自覺的藝術家。而且大抵是對的。怎樣能夠避免全書的沉悶呢？這裡是一千五百本書的精英，仿佛一家碼頭的大貨棧，堆滿了近代理性的收穫，而且幾乎全份是資產階級的精神的產品。
如果這種憎恨是深厚的，我們不要忘記，這都蘊藉在一個孩子似的心性裡面。與其說是否定人類的努力，和從這種高貴的努力而得到的經驗，不如說是棒喝人類的驕傲，從這種自滿的驕傲而衍成的資產階級的品德。從這一點來看，《布法與白居謝》是一個最有效力的警告。對於福氏，好奇、求知、向學甚切，正是人類力謀自拔的最高的道德。他向朋友頌揚蘇格拉底的精神道：
「在他去世之前，蘇格拉底在獄裡面，請求某音樂家教他一折古琴的音節。音樂家道：『學了有什麼用，馬上你就要死？』——格拉底答道：『就為死前知道它。』在我所知道的最高的道德裡面，這是一個……」
在另一處，他敘述他的追逐真理：
「然而從我所見——所感——所讀，都給我留下一種不可消止的真理的饑渴。歌德臨終呼道：『光！光！』噢！是的，光！哪怕它燒到我們的五臟。由美的媒介而認識，而接近真理，是一種絕大的愉快。我覺得，從這種歡悅而歸結的理想的境界，是一種神聖，或許高於通常的神聖，因為它更加大公無私。」
知識是不斷的，因為人生永在。問題不在應用，在知與不知。所有的錯誤，全由於我們急於建樹，輕於自滿。福氏發揮他這種見解道：
「我覺得你仿佛缺乏一種情緒，或者一種習慣，就是思考的愛好。把人生、情感和你自己拿來做一種理智的練習的題材。你反抗人世的不公正，它的卑鄙，它的暴虐，和生存的一切齷齪下賤。然而你認清了它們嗎？你全研究過嗎？你是上帝？誰給你說，你的人類的裁判不會乖謬？你的情感不會欺騙你？以我們有限的官感和我們渺小的智慧，我們怎麼能夠達到真與善的絕對的認識？我們有日抓得住絕對的存在？一個人要想活下去的話，必須拋開獲有任何事物的清晰的觀念的夢想。人類生而如此，問題不在改變，而在認識它。少想一點自己。不要妄想什麼解決。這藏在天父的胸臆；他一個人據有，但是他秘而不宣。不過對於高貴的心靈，在研究的赤熱之中，這裡卻有好些理想的歡悅。用思想把你三千年來的弟兄和你結合起來；重新拾起他們一切的痛苦，他們一切的夢想，你隨即感到，你的心和你的智慧會同時擴展；一種深而無涯的同情，和一件大衣一樣，捲起一切存亡。想法離開你自己生活。多多地讀書。」
不見得人人同意福氏的議論，但是主要的道德我們必須承認。謙受益，滿招損，是做學問的入學試驗。
而且福氏所痛恨的正是人類的墮性。只有進取可以超脫我們地面的俯著，只有進取賡繼我們祖先的功績。我們不否認，「觀念越多，他們也越痛苦。」
然而登山不出汗，有嗎？如果這增加魔難，例如愛瑪的罪孽，這絕不是學問本身的過錯；我們應該追究愛瑪自己——如果這增加魔難，這卻解放我們苟安的習性，資產階級自私的品德：愚昧。一八七一年三月，福氏向喬治·桑表白道：
「還沒有輪到荒誕的終結嗎？什麼時候才沒有空洞的形上學和入世的觀念？一切罪惡出於我們絕大的愚昧。應該研究的，不去討論，便一心相與。看也不看，便滿口唯唯！」
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實驗。唯有從不斷的證斷，我們可以獲有一個比較的近似的真理。一切應該用科學打基礎。同年九月，他繼續向喬治·桑道：
「想叫法國復興，必須收起靈感，來在科學前面，必須捐棄一切的形上學，必須走上批評的大道，這就是說，事物的探考。」
如果我們感覺《布法與白居謝》嘲笑科學，問題不在科學，卻在科學的對手：他們資產階級的生性，和他們方法的殘缺。是的，方法的殘缺。福氏自己注釋他的小說道：
「小題目應該是：『科學方法的殘缺』。總之，我的野心是，檢閱近代一切觀念。」
缺乏方法，所以兩位老先生遇見重重的難關；而且惹下層出不窮的笑話。這是兩個熱腸的票友，錯把熱腸看作本領，於是傻不楞怔地踴身下海，當地出醜。好笑就在他們不自覺察，而且因此更加互相勉勵。這是一對的老小兒，不服老，露出他們的孩氣。如果這裡是一股向上的意氣，可也是一陣胡亂的情感作用。
「有時候，一陣發狂，他們完全拆散了人體標本，隨後又搔頭瞪眼，不知道一塊一塊怎麼放回原處。」
這裡一點沒有層次，沒有理智的分析，沒有相當的根基——一種實驗必需的通盤的知識。他們的虛榮，因為沒有社會的利害做背景，輕輕易易就扇上來。他們抱有絕大的自信心，而且極其自負。他們忘掉他們的限制，從井底觀天，一直到了小孩子說大話。他們忽略他們德高體重的年紀。白居謝不到兩天就踩上高蹺，結果不幸——摔了個頭重腳輕！然而灰心嗎？不！他們寧可改行，也不輸氣。
「憑什麼看他們不中用？難道科學屬於他一家子不成？倒像他自己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
他們有權責備醫生。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反省，而且他們不能忍耐：每一次失敗，你一定聽見一唱一和道：
「——草木學簡直是胡扯！
「——和農學一樣！」
如果草木學和農學有罪過，他們更有罪過：從事科學，一樣需要學徒的時期。昧於他們的缺陷，他們馬上就想應用。不見功效，和螳螂一樣，他們過來撼樹。這種大小不襯，這種驟然的均衡的喪失，是全書滑稽的主要的原因。在他第一個計劃的背面，福氏有這樣一句話道：
「他們的奇醜可笑，不全在他們的觀念，更在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裝模做樣。」
布法和白居謝的打伙，對於福氏，幾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需要；《情感教育》已然透出消息，但是更早而且更顯然的，卻是一八四五年的《情感教育》。這也正在福氏自己的生活裡面，而且占有他綺麗的年華。其實小時候，我們誰沒有一兩個知己朋友？漸漸在人生的十字交口，大家不言而別，消失於各自正常的追求。但是少年浮動的危險，布法和白居謝已然跳了過來；他們相識的時候，都是四十七歲，事業已經做了大半。而且兩個人都是獨身：布法的妻子早已席捲而逃，白居謝還是一個童男……全斷了結婚的念頭。這是他們結合的第一層保障。其實這一點不牢靠，因為念頭隨時可以改變。只要一個真正的女人衝進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虛偽（形式地）的結合就要不拆自散。他們也不是沒有誘惑，布法有他的包爾旦太太，白居謝有他的梅麗。但是他們另外還有一個更深的諧和，一個使他們超脫小我的道義：好奇心。他們不得不維繫他們假夫假妻的共同生活；用各自的長，用各自的短，他們完成他們精神的功德，而且形成人類的合作。
人類譬如是一個兩面的銅錢，除去外層印模的差異，這只是同一的成色。從一開首，福氏就仔細刻畫布法和白居謝的區別：髮膚、身體、裝飾、習嗜、交友、生活，特別是性情：
「一個是浮躁、慷慨，一心相與；一個是慎重、儉省，沉于思考。」
全書發展的根據，小說進行的緩疾，完全從他們的性格反映出來。在這種種表面的不同之下，卻是一個通常的人性，或者老實說，資產階級的底子。別的不提，這兩位先是官員。他們並沒有想到逃遁他們資產階級的道德，不過他們開始感到它的平凡、愚昧和起膩。他們也有夢想，和愛瑪一樣，富于海市蜃樓的想像，不過愛瑪要進城，他們卻想下鄉。愛瑪做夢上流社會，因為年輕，因為沉湎情感；他們需要休息，從休息補起以往失學的遺憾：三者都沒有認識各自的面目。愛瑪抓住熱情，他們抓住理智；愛瑪沉淪，他們超脫。一個害於好奇，一個好在好奇。和愛瑪相比，他們算是運氣：
「藉著這種好奇心，他們的智慧一天高似一天。」
他們的虛榮——一種學童的初期的驕傲——漸漸出現：
「往年，他們幾乎覺得自己快樂；然而自從他們自視較高以來，他們的職業使他們羞愧……」
但是經過長期學理的浸潤，經驗的磨難，人生的空幻，他們會重新返回大智若愚的狀態：不知不覺，他們受到真理的薰陶。
借著可貴的好奇，他們蹶而復起，從事科學的探討；如果他們沒有得到真理——誰能得到？——他們卻獲有道德的功效。自然他們不能完全改頭換面，不過我們慢慢會覺出他們在旅途上的進益：從資產階級的本性漸漸解放出來。如果他們教育的實施失敗，維克道和維克道麗娜不能實現他們教育的理想：這幾乎是他們最後一線希望，改良人世的最高的企圖；所以我們會聽見白居謝理論道：
「——唉！然而有許多人生下來就沒有道德的知覺，教育一點不能為力。
「——啊！是的，夠美的，教育！」
布法的反嘲失掉效力，假使他們反省一下自己，因為布法和白居謝受到教育的恩惠。我們曉得福氏自己看不起教育，借著兩位老先生的笑話，表白他的旨趣，「我想指出教育，無論如何，做不了多大的事；自然完成一切，或者幾乎一切。」
但是出乎福氏的意外，教育也可以做一些些的事。布法和白居謝的幻滅是應該的，因為他們迷信教育能夠代替種族。這不是生吞活咽，更不是生啃活切；這需要滋潤、時間。就在你不覺不察的中間，功效會自己來的。布法和白居謝的演進，就是最好的例證。如果文化不能剷除他們資產階級的劣根性，至少可以糾正。急是急不來的。資產階級有根深蒂固的根源，也不是資產者自己用改良主義所能拔得了的。
平常我們好說，忙中有錯：布法和白居謝的過失就在他們並不認識自己的根性。而且在他們（資產者）的方式過分趕趁。他們可以辯護，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的從容，半路向學，死神就在不遠佇候。抱住書本，他們從事園藝。但是成功的時候，卻是忘掉園藝的時候：這已經打入他們的生命，因為無形之中，他們完成時間和經驗的學徒期間，化入自然的懷抱。一個更大的錯誤，是他們不僅忘掉他們的老耄，而且忘掉他們學童的工作。和學童一樣，他們立地就想應用。初一上手，他們抱有熱誠的信仰：
「有時候，白居謝從他的口袋取出他的袖珍指南；立直了，倚住掀，他讀它一段，那種姿勢就像花匠在裝潢書前的字面。」
如果書的理論和他的意見相同，「他因之更加尊敬作者。」
有時完全順著他們的想像：
「他們打開書，尋找應行購買的花草，於是選好了他們輕易不見的怪名目……」
遇見實際的困難，「他們過來互相參商，打開一本書，再打開一本書，終於當著紛歧的意見，不知去從。」
於是從一心相與的信仰，有些盲目，而且有些執拗，馬上轉過來就是毫無準備的失望，一種激昂的叛變。他們的評價是主觀的，「不了解，所以他們不信。」
唯其如此，這是直覺的，往往引出意外，然而發人深省的思考：
「——科學成於大地的一隅供給的已知的材料。或許它不全適應，因為人所不知道的還要大，而且許多就沒有法子發現。」
從黑暗的摸索，在坎坷的旅途，他們終於得到一個切實的可靠的結論，「然而所有的書籍比不上一次個人的觀察」。
漸漸他們得到求學的利益。如果人類的知識沒有滿足他們好奇的欲望，他們自己卻從紆徐的教育的行程飽載而歸；如果痛苦，至少也占了很大的便宜：他們發現了自己。教育的最高的功效是自我的認識。然而這卻要經過無數的顛頓。於是他們接受人世的——或者作者的——悲苦的運命，開始謄寫，不再羞愧，「沾光的是人，是他們自己。」
因為不知不覺，他們高出於他們的四鄰，而且可驚的是，和福氏一樣，他們憎恨人類的愚騃。一八七五年四月，他向翟乃蒂夫人寫信道：
「我的內心充滿了《布法與白居謝》，我簡直變成了他們！他們的愚騃成了我的……」
如果他們的愚騃成了他的，他自己的喜惡卻也成了他們的：這幾乎是創作過程的必有的情態。起初他譏笑他們，和譏笑沙維鳥的居民一樣，漸漸他們有以自救，他同情他們：
「他們的明確的優越令人難堪。既然他們主張不道德的議論，他們一定不道德；大家捏造他們的壞話。
「於是一種惡劣的心境，在他們的精神裡面，發展起來：看見愚騃，不再寬恕。
「遇著無足輕重的事，他們也難受：報章的廣告，資產者的面孔，偶爾聽來的一句無聊的考量。
「想到村里人說些什麼，想到甚至於地球的反面，還有其他的庫龍（Coulon），其他的馬賴斯高，其他的福羅（Foureau），他們覺得身上好像壓有全地球的沉重。」
於是他們起了一種極端厭世的心情，「家居不出，就為他們自身過活。」
但是福氏進一步，不僅把自己的情緒賦與他的人物，而且借他們的口，傳達他自己的思想。習於福氏函札的讀者，在這裡一定重新遇見若干他的議論，特別關於文學和政治，任何人難於洗刷一己的成見。最初他們是一對入世不深的郝麥。
「他們存心為科學受難。」
繼而這一點郝麥的影子，他們也不由自己失去。於是和愛瑪一樣，和毛諾一樣，他們走上人類悲苦的命運，幻滅、憂鬱，終於接受他們僅存的武器：苟生。但是強似毛諾，他們知道報復；但是弱於愛瑪，愛瑪不屑於生存。如果愛瑪和毛諾是福氏的子女，布法和白居謝正是他的兄弟。總之，全是一家人。
他們有的是向上的意識，而且有的是赤熱的信心，但是不幸卻是，帶著他們資產階級的智慧，他們起初總是一個利用，或者應用，一著錯，全盤錯，最後只落下一個虛榮的感覺。毛克萊（Camille Mauclair）曾經道：
「物質主義和通俗主義，正是福樓拜的仇敵，對於他，這正是世紀的道德的墮落的原因。」
這就是說，不為真理而真理，他們卻想把這當作一種目的，一種自我滿足的必須的條件。他們非常相信，和拜物教的教徒一樣，以為真理就是眼前的書籍。對於真理，因為「不了解，所以他們不信。」
然而漸漸他們發現他們的歧路，曉得書籍是有限的，是人力的有限的記錄，是我們已得的事實，至於科學，正不知還要相差若干十萬八千里。在《聖安東的誘惑》初稿裡面，福氏曾經描寫科學，四下尋覓信仰，希冀和它結合。但是信仰站在宗教那方面，不去睬理他的呼囂。這種純潔的信仰，布法和白居謝一樣缺乏。唯其如此，聖安東能逃出魔鬼的掌握，他們卻傷心到底，臨了一空如洗。他們只是聰明些的資產者而已。
但是《布法與白居謝》究竟是一部小說嗎？這裡是一堆一堆的理智的收穫，前擁後擠，此來彼去，仿佛一串連續不斷的井口翻上的水斗，傾出它們的內容，不由自己重新卷下井裡。在學問的演進的軌道上，人類的觀念，仿佛天空的流星，自相矛盾，自相衝突，在剎那的批評的世界，留下毀滅的痕跡。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如果一切具有現象的存在，卻不就是絕對的真實。這些觀念，帶著人間的信仰，帶著他們所不自覺的壽命，呈現在布法和白居謝的眼前，猶如古代的神聖，帶著各自的煊赫，帶著時間的鞭痕，紛紛從安東的夢境走過。如果《聖安東的誘惑》是一片海市蜃樓的奇景，這卻是一場夢的進行。在小說方面，我們接受它虛幻的存在。《布法與白居謝》的根據是現實，是從現實而生的一種自然的邏輯。這和《情感教育》屬於同一的歷史的時代。然而事實上，這不可能「檢閱近代一切觀念」 。《布法與白居謝》不是一部現實小說，同時缺乏《聖安東的誘惑》的藝術的幻覺。那麼，這是什麼呢？
其實問題只是無理取鬧：一部書的價值，不在它的類別，而在它的意義。《布法與白居謝》的觀念好比一種障眼法，福氏自己早已心會他的不可能。我們不時遇見寫實的篇幅，其中最生動而最苦辣的，莫過於描寫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尤其是自由樹的種植的典禮，同時沙維鳥的大小人物，從狡詐的佃戶、窮苦的教書先生，以至愚而自用的教士，假公濟私的所長，不似永鎮寺人物的逼真，卻也栩栩如生，神情如畫。然而這一切只為造成一種近似的空氣，和堂吉訶德一樣，兩位老先生觸在現實的鐵網上面，完不成他們冒險的事業。不同的是，堂吉訶德想在人世實現他的理想，布法和白居謝卻起始尋找他們的理想。堂吉訶德雖說痴迷、瘋狂，具有圓滿的整個的存在；布法和白居謝，不僅缺乏堂吉訶德的自為天地的存在，而且不能和汝爾丹（Jourdain），甚至於郝麥相比：堂吉訶德心儀武士道，至死不悟；汝爾丹高攀上流社會，受騙不覺；郝麥自許中流砥柱，如意以終。布法和白居謝卻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所有他們的痛苦全是他們自省，或者自覺的結果。從自覺以認識有限，於是痛苦。福氏最寵愛的一句格言，是蒙田著名的「我知道什麼（Que sais je）？」
《布法與白居謝》的精神的進行，正好諧著這樣一個韻腳。
禍患在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除去一道辛苦的感覺。人生的追求，追求的意義——是什麼？這是一條下坡路，終結為資產者的自私；他們不免自私。一八七四年九月，福氏向貢古寫信道：
「《戇第德》的結尾，『栽培我們的花園』，是現存最偉大的教訓。」
這也正是「他們謄寫」的教訓，然而更苦，更辣，因為這裡是一團熱烘烘的憎恨。這也就是為什麼《布法與白居謝》缺乏《戇第德》的空靈、哲學、綜合；它分析，它不經驗。它沉重，因為它帶有過多的人世的灰塵。拽著它的重量，它從地面飛起，然而不到半空，它沉沉地墜下來。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如何，《布法與白居謝》總不會缺少熱狂的讀眾，不用說，少數的讀眾。福氏自己說：
「沒有人了解它，我不在乎，只要它使我歡喜，使我，使你，使一部分人歡喜。」
討好讀眾是一切藝術的忌諱。但是過分討好作者，也不是沒有懲罰。這就是《布法與白居謝》——一部傑作，一部尚未完成的遺稿——的得失。[2]
而且得失在於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這就不是作者所能看到的了，他看到的只是得失。其實這裡不僅是徒勞往返、從謄寫生到謄寫生的兜圈子而已。
◎ 見於《回憶錄》上卷第七章。
◎ 一八八〇年一月，福氏致翟乃蒂夫人書。
◎ 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致沙邦地耶書。
◎ 一八八〇年一月，福氏致翟乃蒂夫人書。這些筆記如今由福氏甥女收集起來，交由魯昂的圖書館保存。
◎ 《貢古日記》一八六〇年四月。
◎ 一八七〇年三月，福氏致喬治·桑書。
◎ 一八七二年四月，致喬治·桑書。
◎ 《貢古日記》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 《貢古日記》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借鏡 借他人言行以做為自己的警戒。也作借鑑。例如：歷史上許多奮鬥不懈的人物，可作為我們努力的借鏡。
◎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福氏致費斗書。
◎ 參閱德沙木的《關於布法與白居謝》第三章。
◎ 見於莫泊桑的《福樓拜》。種種無大無小的知識。
◎ 見於尼采的《木偶的黃昏》。
◎ 一八七四年七月信。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福氏致費斗書。
◎ 一八五七年三月，致尚特比女士書。
◎ 一八五七年九月，致尚特比女士書。
◎ 1935年初版時作「雇員」。——校者注。
◎ 一八八〇年一月，致莫泊桑書
◎ 見於毛克萊的《智慧之王》（Princes de I'Esprit）。
◎ 一八七七年十月，福氏致翟乃蒂夫人書。
◎ 阿亞拉（Ramon Perez de Ayala），現代西班牙的作家，有一部小說叫做《二鞋匠》（Belarmino y Apolonio）。有人說阿亞拉替福樓拜寫成了《布法與白居謝》。實際《二鞋匠》的來源與其說做《布法與白居謝》，不如說做《堂吉訶德》：這裡充滿了輕快的詼諧的氣質。《二鞋匠》是哲學的，具有喜劇的幽默，而且富有傳奇的成分。兩個主角，一個是詩人，一個是哲學家，職業相同，然而想像上卻是仇敵。他們的衝突增高全書的興趣。
福樓拜畫像 高芒維勒夫人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