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評傳 · 第四章 情感教育
「永別呀青春的美麗的花，這樣快就凋零了，往後帶著痛苦和歡悅，人依舊不斷地回憶著！」
——《一個瘋子的日記》第十四節。
在福樓拜的函札裡面，占去最多的篇幅，是寫給高萊女士的情書。他儘量迎合她的熱情，但是不由自己，他一來就露出馬腳，反而加深她的懷疑。他希望她努力文藝，修成名符其實的女神；然而這位有夫之婦，不安於廟堂的冷靜，只想做個塵世的女人。她要藝術當她的裝飾，她利用福氏獲取人間的虛榮。而福氏連年遭逢變故，正好用她補起自己心情的空虛。一個是混久了巴黎社會的三十五歲的少婦，一個是早熟了的二十五歲的青年，掮著各自的過去，坐在道旁一家茶館說誑。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二日，福氏向他的情婦寫信道：
「噢，路易絲！我要同你講一句難堪的話，然而這齣於最偉大的同情、最親切的憐恤。如果從來有一個可憐的孩子，覺得你美，愛你，和我從前一樣的一個孩子，畏怯、溫柔、顫慄，怕你又尋找你，躲你又追隨你，好好地待他，別推拒他，把你的手給他親親；他會酩酊一個死去。丟了你的手帕，他會揀起來，拿回去一起睡覺；他會在上面滾來滾去地哭著。」
這可憐的孩子，仿佛《包法利夫人》裡面的玉司旦，是十年前的福樓拜，而對象，遠在高萊女士相識以前，已經深深印入他稚弱的心靈。
她是《一個瘋子的日記》裡面的馬利亞，而且我們漸漸會知道，她將是福氏所有創造的人物之中，唯一純潔的女性，我是說，亞魯（Arnoux）夫人。她在沉默中占據了毛諾一生，猶如馬利亞的意象，鎖在福樓拜的心的深處。他讚美雨果終始如一的愛情，因為他從不忘棄他舊日的情婦杜艾（Juliette Drouet）：
「我愛長久的熱情，忍耐地，一貫地，涉過一切人生之流，仿佛優良的游泳家，不走岔路。」
他說的正是他自己。從他早年的遺著，我們發現若干他的隱秘，而他的「我也愛了個足，在靜默之中。」
正好是這一切的註腳。一八三六年八月，福樓拜還不過十五歲，隨著父母，來在土鎮（Trouville）避暑。「荒涼的海濱，潮退下去，你看見一片廣大的海灘，銀灰的沙子，濕的和浪一樣，迎著太陽熠耀。左面是些山石，貼了一層水草，全變黑了，海水懶懶地打著；從遠看，在一個熾熱的日光之下，是碧藍的海洋，沉沉地吼著，好像一個巨靈哭泣。」他這憂鬱的少年，腦里充滿了拜倫的情思，時常一個人在沙灘上散步。有一天早晨，正趕著上潮，他看見一件紅底黑道的女大衣，絲穗子已經浸濕，眼看就要卷進浪水；他過去揀起來，放在潮水打不到的地方。有人看見他。午餐的時候，他聽見不遠有人向他道：
「——先生，我謝謝你的好意。
「我轉過身；這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和她丈夫坐在一張鄰近的桌子。
「想著別的事，我問她，
「——謝什麼？
「——揀起我的大衣；不是你嗎？
「我杌隉起來，答道：
「——是。
「她看著我。
「我低下眼睛，臉變的緋紅。」
她姓福考（Foucault），名字不是馬利亞，也不是馬利，卻是愛利薩（Elisa）。同她在一起的男子，是一個德國人，姓施萊新格。他們沒有正式結婚，雖然人人把他們看做夫妻，就是福氏自己，感到她神秘的憂鬱，不知道他另外還有一個情敵——她的丈夫。她自來少言寡語。為什麼她這樣緘默，而且如福氏所云，這樣「嚴重（grave）」呢？直到最近，瞿辣·卡利（Gérard-Gailly）出來揭開了這個秘密。福考小姐，十九歲上嫁給本鄉一位姓虞代（Judée）的軍人，新婚第二年，他隨軍去了北非洲，五年後他回來的時候，她已經和施萊新格，一個德國人同居，住在巴黎。福氏在海濱認識他們那一年的四月，他們生了一個女孩子，而八月就儼然一家人，來到土鎮消夏。虞代活著，接受這一切的變遷，絕不出頭抗辯。為什麼？沒有人知道，瞿辣·卡利假定他犯下不可言喻的過錯，正巧施萊新格從中解除他的困難，同時他必須棄絕妻子，保持沉默，和他流放在外一樣。猶如她丈夫，愛利薩接受這奇異的安排。她愛施萊新格，有所感於他的慷慨；實際她更愛她丈夫，卻又不得不和他分開。這是一個負疾甚重的女子，用隱晦來掩飾她的痛苦，用緘默來說出她的心情。
但是福樓拜，昧於一切，只是發狂地愛她。這不滿十五歲的少年，充滿了一種神秘的生理的情緒，靜靜地尾隨著這諱莫如深的少婦。她下了水，他遠遠看著她游泳；她的愛犬上了巉岩，他也冒著險，追過去抱一抱；他吻著她留在沙灘的足印；他和這一家人在海上泛舟，聽著她溫柔的歌聲；在月夜裡，他走近她的居室，痴痴望著窗幃透出的燈光。二十年後，輪到她女兒出嫁，他寫信道賀，還聽見施萊新格在人群里喊叫她粗獷的聲音道：「薩（Za）！……薩！……」她最先走進他的情緒，也最後離開他的記憶。這是神聖的，不可褻瀆的初戀。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和高萊女十講起來，他追敘他的羞怯道：
「我愛了一位，從十四歲直到二十歲，沒有向她說，也沒有碰過她一下；差不多一連有三年光景，我就沒有感到我是個男子。」
就在這樣情形，完吉他一生最快樂的暑假。兩年以後，他重新來到土鎮，然而她不來了……於是，在《一個瘋子的日記》裡面，這失戀的青年寫下他最浪漫的熱情的回憶：
「噢，馬利亞！我青春的親愛的仙女，……你知道我沒有一夜，沒有一天，沒有一時，不想著你，不看見你走出海浪，黑頭髮披了你兩肩，鹽水珠子掛滿了你棕色的皮膚，你濕淋淋的衣服，你埋在沙里的紅指甲的白腳……然而初見你的時候，我要是再大上四五歲，再膽大……或者……噢！不，你一看我，我臉就紅了。」
他重新尋見她。這時他不再膽怯了，而是一個二十歲的美好的青年。他曾經另外結識了一個陌生的女人，也只是三夜的遇合，他們分了手，趕奔各自的前程。從最高的精神的戀愛，他墮向最低的肉慾的享受，他自己追悔道：
「噢！不，全完了，我在泥濘里弄熄了我靈魂的聖火。噢！馬利亞，你目光創造的愛情，叫我拽過泥濘，叫我隨手浪費在一個不識者的身上。……」
無論如何，他有了經驗，不像先前那樣畏縮。他來到巴黎上學，這時虞代因病去世，福樓拜失去他隱隱作祟的情敵。他常到施萊新格家裡做客。這一家人和他全要好。他有的是機會向主婦表示他的熱情。她默認——如若沒有明白接受。不幸福氏病了下來，施萊新格的樂器商行不久要倒賣出去，每況愈下，終於全家離開法國，回到他的故鄉。同時福樓拜遇見高萊女士，這名震一時的女詩人：
「說他和她們只是逢場作戲，沒有比這再錯誤的了；一個接連一個，他都真愛；第一次有了激情的時候，他差不多是神秘的；到了第二次，他是縱慾，是胡鬧；到了第三次，是文學，是感傷。」
福氏預言的正是他自己。不遇高萊女士，他丟掉，和第二次一樣地丟掉，唯有初戀，永生在他的記憶，隨著時光的流洗，反而越加清晰，漸漸凝結在他的想像上面。一八五七年三月，他向施萊新格寫信，提起往日道：
「命運將你結連在我童年最好的回憶。你知道，我們相識已然二十多年了嗎？這一切將我扔在老年人夢想的深淵。人說現時太快。我覺得，吞咽我們的，卻是過去。」
這其實是寫給另一位看的。他從沒有和她斷絕音問。他保持著他綺麗的童心，用他的回憶滋潤它的根苗。他縮小他的生活，避免一切實際的障礙，墾殖他自己藝術的園地。他超出常人的作為，所以常人不免誹謗：
「例如，說我沒有任何情感，說我是一個荒唐鬼，一個跑娼妓的男子……其實和一個童子一樣，我照樣羞怯，照樣能夠在抽屜里存放開謝了的花棒。在我童年，我發了瘋地愛，頭也不回地愛，深深地，靜靜地。看著月亮來消夜，計劃劫婚和義大利旅行，為她：夢想光榮、靈魂與身體的磨難，聞見肩膀的香味而抽搐，以及經人一看而蒼白，我全認識，我全嘗受過。我們每人心裡全有一間禁室；我封住它，然而我沒有毀掉它。」
這也許擱久了荒涼，然而這更好他一個人在裡面徘徊。他可以當著別的女人貶抑他的初戀，但是他念念不忘於她的光大。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他向高萊女士寫信，婉轉曲折，表示他的意向道：
「我同你講過，我只有一個真實的激情。我不過十五歲；這一直延長到十八歲，過了若干年，到我重見這位婦人的時候，我簡直有些認不出來。有時我還看見她，然而很少了，我驚訝地審度著她，好比流放的人們，回到他們頹圮的塞堡，不由詫異道：『我在這裡住過，這可能嗎？』於是向自己說，這些廢墟不總是廢墟，如今雖說雨打雪降，你卻在這頹圮的爐邊取過暖。這也許是一個值得寫的華嚴的故事，然而這卻不是我寫，別人也不寫；這太美了。這是一個七歲到九十歲的近代人的故事。誰完成這樁事業，誰會和人心一樣地永生。」
醞釀了二十年，還是他自己過來完成他的心愿。這就是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在這大題目下面，有一個小題目，是：「一個青年的故事」，這青年就是毛諾，大部分就是作者自己，而主要的故事也就是他的故事。他印出一部書，送施萊新格夫人一部書，就在她的書架子上，瞿辣·卡利全看到了，唯有《情感教育》不在……為什麼？因為她知道這裡的亞魯正是她後夫的寫照，而亞魯夫人正是她自己。
然而這不是一個新名字，就在一八四三與一八四五年之間，正當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寫過一部小說，也叫做《情感教育》。這是他第一次具有長篇小說規模的實驗，寫的卻是兩個年輕人的遭遇。二者的實質沒有一點相同，如若不是浪漫主義、愛情的憧憬。一個有一雙資產階級的父母，仇視雨果，和遇見蛇蠍一樣，將兒子送在巴黎求學，其初住在旅舍，隨後寄寓在一家姓羅盧的學館。他不孤寂了，因為羅盧先生有一位嬌妻，和他情趣相投，暗裡結下百年的恩誓。在她即將失足以前，她有好些地方類似來日的亞魯夫人。但是她失了足，而且勝似包法利夫人，和她的情夫偕逃紐約。馬上他們發現各自的錯誤，重返故土，分開手，和一切常人一樣，安安詳詳，沒有灑一滴淚，走上不相為謀的人世。他叫做亨利（Henri）。另一個叫做虞勒（Jules），在鄉下稅局充一名小事務員，生活在刻苦、夢想、羨慕裡面。他寫了一齣戲，湊巧一個遊行的戲班子，光臨他小小的城邑。和歌德小說里的情節一樣，他愛上了那唯一的女戲子，陪上錢，獻上心，臨終叫人扔下他走掉。他變的銷沉起來，回到書本和思維。於是這兩個青年，基於不同的情感的經驗，一個「溶化在社會裡面，採用它的觀念和熱情，而消逝於同一的顏色」；另一個「縮向自己，縮進自己，而且不放出一點東西來。」
我們馬上看清，這是兩個故事，交插在一起，平行發展著。作者先為我們安排好了亨利，然後用一種間接的方法，寫信，介紹虞勒出面。這是兩個陷於苦悶的青年，於是作者引上兩個女人。故事應該熱鬧了，我們也分外注意，漸漸我們會和高萊女士一樣，覺得這裡有點兒令人失望。這兩個故事有寫在一本書里的必要嗎！一八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福氏答覆高萊女士的疑問道：
「你以為應該刪去虞勒那一部分，好叫全書一致，無論如何，我不贊同。我們必須來看這本書從前如何育成。虞勒的性格，唯其由於亨利的反襯，才更顯然。去掉了一個，另一個就失掉了力量。起初我只想到亨利。一種反襯的必需，不由我不想到虞勒。」
他利用友誼維繫這兩個青年的關係。虞勒永久呻吟、敘說、發揮，從不留給亨利一個插嘴的機會，他日常的生活充滿了他的靈魂，而亨利正好是他目前唯一走運（就虞勒看來）的實例，如若他實現不了自己的夢想，他的朋友至少富有十足的可能。所以他永久寫信，永久信託，他不走進亨利的世界。唯其如此，類似高萊女士一般的讀者，不肯接受他的存在，他們不體會福氏的必需，而且迎頭要問，有什麼用、虞勒的引用？這裡沒有衝突，沒有戲劇，好像兩條細流，從不交灌，從不泛濫。一個不是英雄，一個更非惡棍，兩個人又不是對敵，而且出乎意外，讀者想不到虞勒會喧賓奪主，在故事的進行里，終於攫去更多的篇幅，分有作者更多的同情。
因為，說實話，虞勒漸漸變成作者自己。所有虞勒的感受、印象、見解，尤其關於藝術的理論，全是福氏的體驗、領悟和心得。研究福氏思想的趨詣，這是一個最早的指南，這部早年遺著的最後兩章，長而且重的兩章。看完《一個瘋子的日記》，《十一月》，甚至於《聖安東的誘惑》初稿，人人會問，這一切怎樣和《包法利夫人》，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接連起來？沒有福氏信札幫助，我們未嘗不可以從這兩章明曉其間的過程。這是雛形，然而總算有形。
一個秋天將雨的黃昏，虞勒獨自在郊野散步。對著眼前的景物，「唯有他的思想和他言談」。自然周而復始，仍有再綠的一天，然而人心的廢墟看不見二次春光。他逃不開思想，猶如縛在御座的帝王，過去好像離他很遠，回憶卻生龍活虎地圍住他。過去並不死掉，而情緒漸漸溶成不同的觀念。仿佛一個自私的人，他擯拒外物的侵入，甚而對於自己，他也失掉同情。幸而他是藝術家，否則他會毫無所感於既往的激情。然而就在如今，不知道為什麼，他發現他的遺骸，覺得一切神秘地連綴在一起，超乎人的渺小的了解以外，將過去、現時挽做一團，成功一種現實的真實。今日的他正是已往種種的綜合，所以要想瞭然於今日的情況，猶如解決某種問題，必須一步一步去證實。熱情與觀念，仿佛一個無終始的圈子，要想求出全盤的幅員，必須跳出圈子以外。想到這裡，他覺出他的偏窄與謬誤。在這擾攘的人海，全有一個為人不知的目的，目無所睹，然而真實。
這種直覺的思想就是絕對的現實。福氏編了一個奇譎的故事，印證他的理論。虞勒看見、相信他看見，一隻齷齪的野犬，尾隨在他的後面。他恐嚇、驅逐、閃避這隻似熟非熟的喪家之犬。似真似假，他的幻覺反而嚇住了他，於是他急忙回到家裡，關緊大門。他換上寢衣，聽著窗外淅瀝的雨聲，想著適才的遭遇。這種幻覺，如若不是通常所謂的現實，一定是另一種同樣真實的現實。幻象消失了，然而思想存留下來。他不相信，過去打開門，只見「狗臥在門限上」。他不再厭憎醜惡了，接受人間一切的現象。
這隻癩犬象徵什麼，沒有人敢於指定，但是這裡主要的意義，我們敢於確說的，是在通常的現實以外，還有一種現實存在。我們的情緒凝成觀念——回憶的，絕對的，直覺的——又擴展成廣泛而綜合的現象。現今虞勒，也就是作者自己，可以嘲笑人世浮動的現象，和他身受的浪漫主義的影響。說到這裡，我們想起最近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語錄》（Propos）。他以為一切情緒、一切環境的變遷，都不過是一種刺激，一種佐助，用來表示他既定的觀念。所以我們很容易變成「一本書的人」，重複同樣的材料。於是他繼續道：
「然而，追本溯源，我們所做的，還不都是這個？說實話，無論標題如何不同，我們一生所做的，還不都是一本唯一而且同一的作品嗎？難道達芬奇、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或者貝多芬，每次全創造一件新作品嗎？外表上，也許；然而從內容看，他們所有的創造，雖然具有無限的不同，前後變動很大，其實表現的仍只是一個東西。創造者選的路徑不同，——其實目的永久一樣，仿佛進忒布（Thèbes）城，有七個門可走，猶如羅馬，便在如今，還有好些道路出入。到了人事過於痛苦的時候，我們便想選好這些道路，從自身解放自己出來，或者好更深深地向內鑽入，了解自己。所以：一個是離心的，總想逃開自己，一個是向心的，總問自己！『你生存的原始面目是什麼？』創造的原則永久相同，我們所尋求的，正是別人所尋求的……正因為這種道理，倒難找出一齣戲的結論：事物糾結在一起，叫人尋不出一個頭緒。」
這差不多可以看做福樓拜的見解。然而他失敗了，這第一次長篇小說的嘗試。他忽略技巧，忽略小說之所以為小說。他在字句之外，追求一種喜劇的、哲理的感味。根據他悲觀的傾向，他永久用故事證明「定於一」或者「殊途同歸」的道理。這並不壞，更沒有錯，可惜他過分放縱自己，漸漸虞勒（一個純粹生活於內心的枯燥的青年）的思想，壓住了亨利的行動，成為一種尾大不掉的奇異的現象。我們曉得作者露面，破壞了全書的一致。這種性格與際遇的反襯，隨後福氏得到完美的圓熟，然而在這部小說裡面，他卻留下最簡陋的模型。在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裡面，我們看不見亨利，或者不如說，他合起亨利與虞勒，造成了一個毛諾，外用德魯瑞耶（Deslauriers）做他的下手。福氏一生獨身，卻永久忠於友誼。在他創造的世界裡面，愛情不及友誼持久，唯其愛情是理想的鵠的。在《布法與白居謝》裡面，依然是兩個主要人物，幸而做的是同樣的工作，如若絕少衝突，卻也絕少逕庭。
然而這一切全根據福氏的生性，他自己繼續向高萊女士解釋道：
「打個譬喻，我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人，一個喜好高聲朗誦、詩的熱情、鷹的翱翔、句子所有的鏗鏘的音調和觀念的極峰；另一個傾其所能，挖掘真實的東西，事無大小，都好用力剔爬，叫人感到他的出產，猶如實有其物。後者愛笑，而且好以人的獸性為樂。不知不覺，我想把這兩種心性的傾向溶在一起，成為《情感教育》（將二者分開，寫成兩本書，比較容易多了）。我失敗了；無論怎樣修改這本書（我將來也許加以修改），我總不會完全，這裡缺乏的東西太多了，同時一本書之所以脆弱，還就是因為有所缺欠的緣故。一個特點絕不是一個缺點，更無所謂過度與否；然而到了一個特點侵蝕另一個特點的時候，這還是一個特點嗎？總之，《情感教育》必須重寫，或者至少必須洗刷出來全部的觀念，有兩三章必須重來一遍，同時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寫一章新的，點明為什麼同一主幹不得不分而為二，這就是說，為什麼這一件動作就在某人身上生出這樣的結局，而另一件動作便不能夠。原因點明了的，結局也點明了的，可惜是由因到果的連貫沒有點明。這就是全書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書不應題。」
二十年以後，他補起這第一次嘗試的遺憾。現實也好，浪漫也好，他從自己揉出一個諧和的結論。
這是他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這部書共總分做三卷，上卷告訴我們：一八四〇年九月，有一天早晨，毛諾到外省看過他叔父，坐了船，路經巴黎回家。他這時十八歲，新從中學畢業，腦子裝了不少年輕人的幻想，心裡洋溢著一望無涯的憂鬱。他在船上遇見一位畫商亞魯，帶著妻女，到瑞士消夏。亞魯夫人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家那一晚晌，正好德魯瑞耶、他的學友，特地從家鄉趕來和他話別。德魯瑞耶沒有錢去巴黎考大學，打算先到外縣做名小書記。至於毛諾，兩個月以後，拿著鄉鄰羅克（Rogue）的介紹信，來到巴黎。他進謁了銀行家黨布羅司（Dambreuse）一次。他走過好幾次亞魯的畫店，明明是試探，卻沒有膽量進去。有一天，在先賢祠前大空場，法科的門首，聚集了許多學生，像是反對政府，然而栖栖皇皇，究竟不知所以。警察和群眾衝突起來，結果捕去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學徒，杜薩笛耶（Dussardier）。這總算一條好漢。毛諾，還有一個旁觀者，一直跟到派出所，送了他一匣紙菸。
這位旁觀者叫做余掃賴（Hussonnet），正是亞魯主辦的《工藝雜誌》的一個投稿人。隨著這根引線，毛諾不時出入畫店。這是一個各色藝術家聚會的地方：理論的畫家，例如白勒南（Pellerin），女文學家，例如法臘滋（Vatnaz），還有一個每天準時必到的政論家，羅染巴（Regimbart）。另一個準時必到的，便是毛諾。他始終沒有遇見亞魯夫人。好容易亞魯請他到家裡晚餐，又是好友德魯瑞耶來巴黎的日子。他犧牲了友誼。在亞魯家裡，他遇見好些當代知名的藝術家；聽過他們的偉論，也因為亞魯是畫商，他決定親就白勒南學畫。德魯瑞耶和他住在一起，常常引來他的朋友賽賴加（Sénécal），談論種種社會政治問題。他們反對現行的一切組織。賽賴加最窮，也最激烈。
眼看考期到了，毛諾搏了個名落孫山。他給母親寫信，說他暑假不回去，留在巴黎預備二次考試。他唯恐失去亞魯夫人的芳蹤。在她做生日那天，他獲到她的友誼。第二次考試如了意，不幸家境破敗，不由他不回到故鄉，為人做名見習生。唯一的消遣是伴著羅克的女孩子，講些浪漫的故事。這樣到了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他叔父去世，全份產業過在他的手上。他的第一個念頭是到巴黎看望亞魯夫人。
接著中卷是：
回到巴黎，毛諾才發現事情出乎意外。亞魯搬了家，畫店收了，另賃鋪面，開辦一家磁器店；他縮小了應酬的場面，差不多和從前的朋友斷了來往，他的《工藝雜誌》也由余掃賴接辦，改做四不像的《藝術雜誌》；亞魯夫人添了個男小孩，已經三歲了。好友德魯瑞耶的博士考試也不順利。唯有羅染巴還是老模樣，不過消磨時光的茶館也另外換了一家。亞魯依然和氣，一見毛諾，就領他來到妓女羅莎耐特（Rosanette）的寓所觀光。
不過毛諾很想作為一番，他拜訪黨布羅司，而且揮金如土地請客。在這些虛情假意的朋友中間，只有杜薩笛耶一個人，不貪他有錢，真心和他來往。他的時間不是消費在妓女那面，就是亞魯夫人那面。亞魯買空賣空，同時還要供給羅莎耐特使用，於是用他夫人的產業向黨布羅司押借現金。亞魯夫人曉得他在外面胡鬧，和他感情越來越壞。有一次毛諾去拜望，正趕著他們吵嘴。德魯瑞耶向他借定一筆款，打算辦報；款提出來了，亞魯跑來搶了去，償付一筆到期的債務。好友和他絕了交。亞魯夫人擯拒他的愛情。百無聊賴，羅莎耐特約他去看賽馬；他以為妓女該屬於他了，不巧中間出岔，她隨了別人。他從前介紹賽賴加在亞魯的磁廠做事，如今被人辭掉，又逼他薦給黨布羅司；毛諾覺得自己面子小，朋友卻不原諒他。余掃賴向他借錢，借不到。為了辯護亞魯，他在宴會上和人鬧起來，一直鬧到決鬥。他從前介紹白勒南給羅莎耐特畫像，白勒南見他如今不來買，便放在街上公開展覽，毀壞他的名譽。余掃賴抓住他的把柄，在雜誌上加以嘲弄。正在苦不可言，母親來信叫他，他就回去了。
羅克的女兒如今長大了，毛諾禁不起母親和虛榮的逼誘，口頭應下路易絲的婚約。德魯瑞耶和他恢復了交誼，乘他不在巴黎，去見亞魯夫人獻愛；他沒有成功，亞魯夫人卻從他聽見毛諾訂婚的消息，因為感到嫉妒，反而發現她愛毛諾。
回到巴黎以後，他們一天親似一天。毛諾租了一所房子，預備散步的時際，強她進來歇息。亞魯夫人答應出外會他。這一天正趕著革命爆發，落著雨，亞魯夫人因為孩子病重，忘記她的約會，毛諾一個人站在街頭，等到黃昏還不見她來，於是走去約出羅莎耐特，來到為另一個女人設備的金屋。睡到半夜，妓女醒來，看見他伏在枕上嗚咽；他告訴她，他太快樂了，因為他想她想了好久。
下卷一開始，就是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
德魯瑞耶運動臨時政府，分發外省做特派員。白勒南組織了一個藝術社，夾在工會裡面請願。銀行家黨布羅司改了論調，趨訪毛諾，勸他去做臨時國會議員。唯有羅染巴悲觀到底，覺得無論如何改變，實現不了他的政見。看見朋友一個一個興高采烈，毛諾發了官癮，出而活動他的議員。黨布羅司下鄉說是為了他，結局當選的是銀行家自己。一方面賽賴加又堅決反對。毛諾灰了心，帶著他的羅莎耐特，來在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森林遊樂。
有一天看報，說是巴黎巷戰又開始了，毛諾發現杜薩笛耶受了傷。不聽羅莎耐特自私的勸告，他冒險來尋他的朋友。原來法臘滋女士看上杜薩笛耶，和他住在一起照料。而氣焰不可一世的賽賴加，如今反而被囚。得意的是現任議員黨布羅司，大開宴會，而毛諾，出乎意外，在這裡同時遇見亞魯夫人和羅克小姐。
毛諾早已忘記後者。他念念不忘亞魯夫人，可是羅莎耐特懷了孕，要求和他結婚。更不如意的又有德魯瑞耶，不僅沒有成功立業，反而從外省叫人攆回來。毛諾介紹他在黨布羅司手下做事，賽賴加出了獄，又幫德魯瑞耶做見習生。這兩位社會革命家如今恨極了他們的群眾。毛諾受了虛榮心的驅使，更向黨布羅司夫人獻愛。後者並不愛她丈夫，只愛他的金錢。黨布羅司病危，毛諾為他料理後事。他和黨布羅司夫人約好了結婚，然而他們一點沒有想到，遺產全份落在死者義女的身上。羅莎耐特生了個男孩子，一心只望完成法律的手續。毛諾周旋於二人之間，罔知所以。
就在這時候，法臘滋女士委託律師，向羅莎耐特催索舊欠。羅莎耐特沒有辦法，轉過身告下亞魯，要求後者履行他以前的期約——她的瞻養費。法臘滋女士的情人，杜薩笛耶，感於毛諾的恩遇，取出一生的積蓄，交給毛諾，了結兩個野女人中間的糾葛。其實毛諾真正杞憂的，倒是亞魯破產，亞魯夫人陷於貧困。但是他們宣告破產，毛諾急忙過去看望，他們已經私下離開巴黎。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
毛諾以為這一切由於羅莎耐特的控訴，他們的孩子又夭折了，於是一腹怨氣，他和羅莎耐特斷絕來往。他同黨布羅司夫人的婚期公布了。他不知道這全是黨布羅司夫人的計謀。從前搭救亞魯，他曾經向她借款，說是為了杜薩笛耶的債務。她探出他的底細，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尋出亞魯用他夫人名義所簽的債券，暗裡委託律師，強迫亞魯償付。拍賣的那一天，她揪住毛諾去參觀，而且買定亞魯夫人的信匣做紀念，她勝利了：毛諾和她宣告絕裂。
都市的婦女不可相處，他想起鄉間的羅克小姐。不等他回到家裡，就見路易絲和新郎步出教堂，新郎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老友德魯瑞耶。停也不停，他折回巴黎，正好拿破崙第三宣布帝制，屠殺反抗的民眾，他遠遠望見一個大漢叫警察刺死。這是誠懇的杜薩笛耶；而刺死他的警察，即是賽賴加。
他出國旅行。十餘年後，有一天黃昏，他獨自在屋裡，忽然進來一位婦人：
「——亞魯夫人！
「——菲萊德！
「她握住他的手，慢慢將他扯近窗前，一面看著他，一面重複道：
「——是他！果然是他！」
他們談到現在，追敘既往，最後訣別：
「但是她好像尋找什麼東西，後來問他有沒有剪子。
「她取下她的篦子，她的白髮全散了下來。
「她用剪子，發了狠，連根剪下一股長發。
「——留著這股頭髮吧！再見！
「她走出屋子以後，菲萊德打開他的窗戶。亞魯夫人站在走道上，叫住一輛走過的街車。她坐上去。車不見了。
「Et ce fut tout.」
他們再沒有會面。德魯瑞耶和他又恢復了交誼。前者的夫人早已隨人私奔，而自己在政界混來混去，始終混不出一個名目。這兩位老朋友，坐在一起，追悔一生白白過掉，沒有成就一樁事業。德魯瑞耶以為毛諾由於情感過重，而他自己，太講邏輯。他們覺得最好的時光，還是小時兩個人在一起，從花園采了一把玫瑰，怯生生地，偷著去看一個藝妓，結果叫一群女人把他們笑出屋子。
不等《薩郎寶》的風波完全平息，福樓拜埋首預備他的第二部著作。一八六三年五月，他向貢古兄弟寫信道：
「我寫了兩本書的綱要，卻沒有一個滿意。第一本書，是一串的分析，是沒有美也沒有偉大的庸常的嘈雜。對於我，真理既非藝術的首要條件，我也就不甘心於寫這類平淡的東西，雖說實際上，大家愛的還正是它們。至於第二本書，我整個愛它，怕的倒是人民用石頭投我，或者政府驅我出境，還不算我見到的實行上的可怕的困難。
這第二本書，是延到十年以後開始的《布法與白居謝》。而第一本，根本他不要寫的現實的材料，正是舊事重提的《情感教育》。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和布耶等合作，寫了一出兒童詩劇《心之堡》（Le Chateau du Cœur），然後從一八六四年九月一日起始，他用了幾乎整整五年，直到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完成他的不美而真正美，不偉大而真正偉大的著作。他用的是早年的《情感教育》的時代，然而他展開了局面，或者鏡頭，收進一八四八年前後法國的形形色色的活動。他用的依舊是自己的故事，但是他洗刷出去自己，只留下故事，仿佛一根絲線，貫串無數人生的枝節。一八四五年，他寫完早年的《情感教育》，但是第二年，和高萊女士寫信，他就批評這裡的文筆道：
「好天爺！文筆多麼生嫩！」
現在他的文筆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實際除去標題的雷同，這兩部《情感教育》幾乎沒有一點近似的地方。這好像一個四十歲的成人，和一個二十歲的少年相比，抗著同一的名姓，中間卻有二十年的距離。然而這不是說，這裡不見日積月累的生長的痕跡。仔細閱讀早年的《情感教育》，特別是第二十七章：
「虞勒相信，十九世紀可以寫成華嚴的作品，假使你站遠些；然而也不要太遠，遠的失去細節；然而也不要太近，免得枝節統治了全體。」
我們馬上可以看出來，福氏預先為他晚年的《情感教育》下好了註腳。這部小說從一八四〇年開始，敘到一八六七年，中間經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臨時政府、一八五一年的政變，正好是接二連三的大變動，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帝國、舊王室復辟以後的走馬燈似的波瀾。福氏走出這個時代，走到一個相當的地點，不遠不近，回身瞭望他身經的世運。一目無餘，同時他可以得到事物的正確的比例。生存在各自的時代，一個出生入死的時代，驚心怵目於它的奇幻深譎，每一個作家都想寫出它長遠的意義，而每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有一部偉大的著作象徵，或者總括他的時代。所以《紅與黑》反映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的政治與社會的演變，司湯達看作十九世紀的紀事；巴爾扎克抱了更大的野心，援用生物學，完成全人類活動的歷史與批評。但是前者沒有用力描寫於連（Julien）的背景，同時在這方面，具有若干規模的，更是他偉大的遺著《呂先·勒萬》（Lucien Leuwen）。巴爾扎克用了沉拙的力量，將他的時代分散在每一部的小說裡面。承繼這種偉大的計劃的，不是福氏第一部小說《包法利夫人》，因為這裡只寫了一個鄉村，一個角色，而是我們今日欣賞的《情感教育》。他用一部書寫出他紛亂的時代。
和他具有同一趨詣的，是他的朋友杜剛，也寫了這樣一部書，叫做《力的浪費》（Forces Perdues）。這正好發表在福氏寫作《情感教育》的時際——一八六六年。
「這有好些方面類似我的書。他這本書極其老實，對於我那一代人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因為我那一代人，和現在年輕人一比，變得真和化石一樣。一八四〇年的反動，挖了一道深溝，將法國隔而為二。」
杜剛的標題正好用來解釋《情感教育》，一切全是力的浪費而已。但是《情感教育》真正偉大的地方，不僅僅在其負有時代的使命，更在其實現作者藝術的理想。前人缺乏的是這個，後人忽略的是這個，而當時一般批評家愚昧的也正是這個。便是作者也有時懷疑自己。在鑑定他早年《情感教育》的失敗之後，福氏緊接著敘述他的企望道：
「我覺得美的，我想寫的，是一本無所謂的書，一本沒有外在的沾著的書，用它文筆內在的力量支持自己，猶如地球不需扶持，停在空中，一本差不多沒有主旨的書，或者可能的話，至少看不見主旨。最美的著作具有最少的物質；表現愈切近思想，字愈膠著在上面，消失在裡面，這愈美。」
這段話可以惹起一場是非，差不多是福氏一生努力的一個趨向，有時自覺，有時不自覺。這是整個一本書的形成，不是我們通常追求的空靈的風格。唯有一個藝術家可以體會福氏的理想，或者偏見——隨便什麼也好，反正他做了出來供人觀賞。在他所有的作品裡面，以現實為對象的《情感教育》，最給我們這種印象。這裡是最龐雜、最實質的不易於消化的材料，他用來溶成一種透明的無色的空氣。沒有一句沒有分量，然而我們不覺得分量：這熟了，和八月天的石榴一樣，熟的裂了縫。和他所厭憎的司湯達的小說一樣，這從時代里打過滾，走出時代的理解以外。他邁過了他的同年。所以《情感教育》，出乎作者意外，逢到非常冷酷的待遇。我們可以從他的函札，看出他的憤懣：
「我叫人踏了個狠，從來沒有聽提過地狠。讀了我的小說的人們，全怕同我談起，不是怕累及自身，就是可憐我。最寬容的人們，說我不過畫了幾幅畫，而組織、素描，絕對地缺乏。」
這傷透了他。他沒有想到這群人離他這樣遠，遠到信口開河。他用了六年工夫寫作，他們要用一天的時間毀滅。而第二年，普法之戰爆發，立即斷送《情感教育》的一切希望。杜剛曾經記載他的苦惱道：
「有一天他和我講：『我想做一回交易所的買賣，賺一筆大錢。——為什麼？——為收回所有《包法利》的刊行本，扔到火裡頭，再也不要聽人談起。』反之，他總相信《情感教育》是一部傑作。」
一八七四年七月，和屠格涅夫寫信，他依然忿忿於《情感教育》的為人誤解：
「從《薩郎寶》起，盛大的勝利就離開了我。我念念不忘的，是《情感教育》的失敗；人家不懂這本書，我真不明白。」
他從外在的原因，一直推敲到小說的本身。他尋求他根本失敗的原因，最後他發現了，是「透視的虛偽」：
「《瓦塔姊妹》（Sœurs Vatard），猶如《情感教育》，全缺乏透視的虛偽！這裡沒有效果進行。讀者開始是什麼印象，臨尾還是什麼印象。藝術不是現實。不管怎麼樣，你必須選擇現實供給的材料。」
他以身作則，批評一個後進的作品。幾個月之後，和翟乃蒂夫人寫信，他進而詳細解釋《情感教育》道：
「為什麼這本書不如我的期望，反而失敗了呢？羅般（Robin）或許發現了其中的原因。這太對了，就美學而言。這缺乏透視的虛偽。因為用心組合結構，結構反而消失。一切藝術品全有一個點兒，一個尖兒，和金字塔一樣，或者叫陽光射在球的一點。然而在人生裡面，就沒有這回事。不過藝術不是自然！」
這可憐的老人，為了這部心愛的小說，忘掉終身侍奉的藝術的理想，承認自己失敗，而且用話駁詰自己！看不起一般的批評，他逃不出它們經年的浸蝕。賽阿（Henri Céard），另一個後進的小說作家，有一晚晌，向他恭維《情感教育》，只見「他挺直他高大的軀幹，帶一種差不多野蠻的溫柔，答道：
「——那麼你愛這，你！這本書沒有一個人說好，因為它不這樣做：
「於是那兩隻肥實的手，長而且雅，合在一起，擺成一座金字塔的模樣。
「——讀眾要作品激發他們的幻象，而《情感教育》……
「他翻轉他的大手，樣子好像一切他的夢想，倒下來，墮向一個無望的深穴。」
然而不是完全無望。喬治·桑最早勸慰他道：
「公理會來的，公理隨後來的。如今顯然不是它的時光；或者倒不如說，它來的太早。」
這正好是《情感教育》的命運。福氏不像司湯達那樣矯情，書後面寫著「獻與少數的幸福人」，然而起初，這卻只是「少數的幸福人」欣賞這本大江東去的傑作。班維樂（Banville）愛極了這本書，在他的劇評中間，禁不住寫上幾句頌揚。十年之後，紀念福氏故去，他進而確定《情感教育》的成就道：
「然而他走的還要遠；他用《情感教育》先期指出未來的小說的進展：我的意思是，沒有小說化的小說，和城市本身一樣地憂鬱、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樣，唯其不物質地（本身不）戲劇，結局更其可怕。」
我們可以說，《情感教育》第一個將小說帶出沉舊的形體，走上另一個方向——現代小說共同的方向。這慢慢地、穩穩地替小說征服了一片新土地。古爾孟曾經讚美《情感教育》道：
「在藝術上，只有小孩子和不識字的人們對題旨有興趣。什麼是法國語言最美的小說，這部《奧德修紀》（Odyssée）、《情感教育》的題旨？」
沒有題旨，古爾孟一語道破福樓拜的小說的趨勢，現代小說的趨勢。
這是正常的人生，依照人生原來的樣式，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福氏自己以為他的小說失敗於「透視的虛偽」，但是我們敢說，如若《情感教育》成功，卻正由於具有遠近距離的美妙的觀念。一八五三年八月，和高萊女士寫信，他曾談起道：
「……正相反，當你寫一件想像出來的東西，一切全憑你的著想，甚至於小小的逗號，也和全盤有聯帶的關係，注意力因之分而為二，同時要不失去天線，同時還得看定腳邊。細節再細不過，特別像我這樣喜愛細節的人。珠子組成項圈，然而是線穿成項圈；為難的，就在一隻手要穿起珠子，不許一粒遺失，另一隻手還要握住了線。」
他這時正從事《包法利夫人》。然而《包法利夫人》是一個簡單的故事，背景又是簡單的鄉村。《情感教育》卻擴大局面，從村落跳入世界有數的大都市，從一出純粹的個人悲劇變成人類活動的歷史的片段。他要的不是枝枝節節的效果，而是用枝節綴成的人生的全景。無善無不善，無大無小，這裡全有各自相當的地位。這不僅僅像項圈那樣精美，而且更有瀑布那樣的氣勢。從山頭筆直衝下來，木石不分，白沙黑泥，連水帶下山，流向平闊的大地。什麼大人物、強烈的性格、明顯的面目，都揉混在一起，難以辨識。你覺得他們可憎、渺小；你以為現實猥瑣、醜惡；你抽身轉回，拒絕和這一切接近，唯恐玷污你的清白，你的一燈如豆的理想。
然而何以不許這一切存在，如若存在？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並不照抄自然。觀察一切，承認一切，表現一切；無論如何，絕不刪削。與其說他類似道學家、宗教家，不如說他是科學家。
所以福氏告訴一個青年，「依照我，小說應該科學化，這就是說，追求或能的普遍性。」
和美麗一樣，醜惡的本身含有美麗。我們要用「心眼」看，不要輕易為肉眼欺騙。一八五七年五月，福氏致信尚特比女士論道：
「你反對人世的偏私、它的卑鄙、它的暴虐，同生存的一切齷齪與猥褻。但是你認清它們了嗎？你全研究過嗎？你是上帝嗎？誰告訴你，人的裁判不會錯誤，誰告訴你，你的情感不會欺騙你？我們的感覺是有限的，我們的智慧是有窮盡的，我們如何能夠獲有真與善的絕對的認識？我們會有一天曉然於絕對的存在嗎？你要是打算活下去，無論關於什麼，你就不用想有一個清晰的觀念。人類是這樣，問題不在變改，而在認識。」
我們不是道學家，垂青自然，必須自然換上他的長袍馬褂。他選擇的標準是他自己，而藝術家的標準卻是自然自己。一部藝術的製作，不在乎題旨的選擇，正如福氏所云，「所有傑作的秘訣全在這一點：題旨同作者性情符合。」
所以他不選擇他的題旨，因為他的性情已經事先選擇好了題旨。宇宙的現象不可限制，而限制的是作者自己。對於心性和見解一致的單純的作者，一切是愉快的，仿佛輕車熟馬，有彎即轉，見坡即上。然而輪到福氏，在他和現實之間，一切變成痛苦，這裡不僅是創作的苦難，而且需要克抑一種情感的厭憎。一邊著筆，一邊疲倦了，呻吟，詛咒，他重新陷入寫作《包法利夫人》的惡劣的心情。
然而有什麼辦法？他必須打破當頭的難關。而且怎樣打法，他自己往往是現實的仇敵！他冷眼觀察他的時代，然而一個他也不同情、他的時代的人物！他愛群眾的騷動；因為這裡有詩，有形式的美麗，但是馬上他指出群眾的愚騃。一八六六年一月，他和尚特比女士寫信道：
「人類愚蠢的舉動，同人類一樣永久。我相信，人民的教育與窮苦階級的道德，全是將來的事。至於群眾的智慧，我否認到底，因為無論如何，這永久是群眾的智慧。」
在人類一切集合之中，群眾最偉大，也最不牢靠。他們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這是一群秀才，懷了無數「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假想。一八六六年的夏天，向翟乃蒂夫人寫信，他曾經剖析他們的底里道：
「我能夠用很少的日子寫出一本社會主義的講義。至少我認清了它一切的精神和意義。我方才咽下去拉梅耐（Lamennais），聖西門（Saint Simon），付立葉（Fourien），而且重新從頭到尾翻了一遍浦魯東（Proudhon）。……他們不是為人斥駁，就是受人譽揚，然而從沒有人來照直敘說。有一樁事，觸目極了，把他們全連在一起：就是對自由的憎恨、對法國大革命與哲學的憎恨。這全是中世紀的老實人，陷於過去而不克自拔的人物。而且何等村學究氣！學監氣！好比隱修士喝醉了酒，掌柜樂暈了過去。如若一八四八年他們沒有成功，全因為他們來在偉大的傳統之流以外。社會主義是過去之一面，猶如耶穌會（Jésuitisme）是另一面。聖西門的大師是買司特（Maistre），而浦魯東與路易·布朗（Louis Blanc）極其得力於拉梅耐。……大家本能地感到一切社會的烏托邦的成分：暴虐，反自然，靈魂的死亡。」
不用說，福氏不同情小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任何革命終歸徒然。然而他採用這變動的時代，不僅只由於其中可能的悲劇；更由於本身形成的瑰麗：從一個藝術家的眼裡看來，便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免狹小：
「正因為我相信人類永久的演進，同它無窮的形體，我恨所有的框架，用來拚命把它裝鑲進去；所以我恨一切限制它的規式，一切為它而想出來的計劃。奴隸制度不是它最後的形式，封建制度更不是，君主政體更不是，便是民主政體也不見得。人眼所望見的天邊決不是盡頭，因為在這天邊以外，還有別的天邊，這樣以至於無窮。所以訪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以為是一種蠢極了的舉動。對於我，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因為要給別一個挪出位子來。」
一部《情感教育》正好是這種悲觀主義哲學的具體化。只要美感深而且長，來源丑也罷、美也罷、好也罷、壞也罷，福氏一律平等看待。政體搖動，物體瓦解，都自然而然呈出一種複雜的崩潰的局面；唯其動作巨烈、紊亂，唯其是生死交替的重要關頭，這裡才有掙扎、活躍，甚至力的浪費。福氏不止欣賞事物本身，進一步推求事物彼此的關聯。這就是為什麼，《情感教育》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沾著在各自的環境，真實地生活著，而且為生活所推動著。
還有一個時代，巴黎更和我們的一九三五年次殖民地上海相近的！一個浪頭翻上不久，另一個浪頭就趕了過來，而每一次水花濺起，總有若干男女隨著翻卷下去。誰不是圍住誰旋轉，施施然，朝不保夕地轉動！誰不是見異思遷的毛諾？孩氣十足的西伊（Cisy）？循規蹈矩的馬地龍（Martinon）？如若不是單零零的一個，一定逃不出加在一起的綜合。我們或許沒有戴勒馬（Delmar），裝模做樣，貌若無人，永久是「一隻手放在心口，左腳向前，眼睛向天，一頂後檐長長的帽子，上面還鑲著一圈桂葉，射出富有詩情的視線，和詩句一樣，勾引那些太太們。」回頭小報上捧成了救國明星。我們或許沒有羅染巴，成天到晚，酒館一坐，借酒澆愁，滿腹牢騷，問急了，便是他的「萊茵河」的口號。我們或許沒有白勒南，開口藝術，閉口勢利，一幅畫三分不像人，七分活像鬼，卻會高唱藝術革命，向臨時政府請願，立一個類似交易所的藝術公會。我們或許沒有餘掃賴，浪子文人，專辦短命的蚊子小報。我們或許沒有法臘滋女士，打起婦女參政的旗幟，和捧雲一樣地捧一個無聊的戲子，而且睚眥必報，不愧是一個婦女！——這一切我們都有，不是失之交臂的相識者，便是迎頭走過的陌生人，然而熟熟的，全仿佛在哪裡見過、聽說過。我們沒有看夠搖身三變的政客，老奸巨猾，和黨布羅司一樣！革命的前一日還是保皇黨，後一日連腮幫子都掛滿了主義。和他相反，和他一樣善於變，我們沒有遇見比比皆是的革命者？我們有的是賽賴加，你可以說他狼心狗肺，你可以說他鐵面無私，「一朝權在手，便將令來行」，一朝人民嫌他獨裁，踢他下台，他會成為皇室走狗，刺死我們全書唯一的正直人、店員杜薩笛耶！
然而有真正的革命者，可惜他們又不在福氏生活之內，不在一般讀者生活之內，他看不見他們，他們自己也看不見，他們全都看不見近在身邊的巴黎公社！他們熟悉的只有資產階級社會！
隔著萬頭攢動的人海、資產階級社會，是貧賤與富貴的兩岸，人力便用在怎樣渡過，從卑微而發跡，從貧賤而富貴。雖說波浪滔天，卻不是無路可尋；十九世紀為資本主義開闢了兩條航線，《情感教育》全加細推呈在我們的面前：一個是金錢，一個是革命。二者絕少合作，然而相成到底。金錢如若是魔鬼的美麗，更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美麗。未曾承繼遺產的毛諾，上卷未經世故的學生，絕不是中下兩卷繼承遺產的毛諾。勿須株守鄉間，勿須苦學博名，「有錢能使鬼推磨」，二萬七千磅的子息是他最好的薦書。他可以重見亞魯夫人。他馬上來到巴黎。黃金一直鋪平黨布羅司的高石階，笑臉和毛諾相迎。這是全書一個重要的關鍵，從此我們失去心地質樸的毛諾，只見他步步高升，從情感跨入虛榮。假定毛諾沒有一個及時而死的叔叔，假定全書沒有這樣一個轉機，我們看見兩種可能，然而沒有一種屬於毛諾。他也許是包法利夫人的小情人，不成器的賴昂，臨了娶一個本地的寡婦——作者已經預備好了一個羅克小姐，浪漫而且早熟；他也許是《幻滅》中呂席安（Lucien de Rubempré），巴爾扎克的一個「偉大的」外省人，來在巴黎，鬼混到自盡。不是金錢，最多也只是一個羅克小姐，陪他一同起膩。
他有的是機會，在一群朋友當中，他象徵機會。
這是他們分手的因由。毛諾不用革命，然而他們需要革命、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可以一下子補救他們的缺欠的革命。法國資產階級教他們，甚至於拿破崙教他們，猶如《紅與黑》的於連，一樣配做人君。他們個個全是呂席安：
「他感到統治帝王世界的一陣可怕的熱癢，他覺得自己有力量克服他們。」
他們鋌而走險，因為社會不公道，而且不該辱沒他們的才幹。難道他們沒有權利和別人一樣，而且格外需要活下去嗎？人家堵住他們上進的路口，是誰這樣慘酷？他們尋求，必須尋出一個共同的敵人，有了，是政府！
「他們互相同情。一個確乎其不可拔的信條：他們憎恨政府。」
另一種人一點不自私，例如杜薩笛耶，具有同一的目標：
「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在唐斯鬧南（Transnonain）街的一家雜貨鋪前面，他看見好些兵，槍刺染著紅血，還有頭髮沾著他們的槍銃；從這時起，仿佛不公正的化身，政府招他氣恨。……地上一切的過惡，他老實不客氣地歸罪於當道；他恨當道，一種必須的、永久的恨敏化他的感受，掌握他的全心。」
他們不能不革命：這是他們唯一自救以救人的道路。福氏給我們寫了幾個所謂的革命家。賽賴加，一個工頭的兒子，「每天早晨醒來，希望看到革命，一半個月裡，改換世界。」德魯瑞耶，一個衙役的兒子，連學堂聽差都在人群叫他「小叫化子（enfant de gueux）」。杜薩笛耶還不如，是一個無家可歸的私生子。然而三個人，全不相同。毛諾發了財，杜薩笛耶道喜，賽賴加視同墮落，德魯瑞耶居為奇貨。這後兩個人有好些相同的地方，嫉妒是其中的一個。然而唯有賽賴加，夠的上一個忍字。「他的灰眼透出冷和殘酷；他的長而黑的大衣，整個他的打扮，全有學究與教士的氣味。」自己不文，是文就妨害社會。一個小資產者強似一堆大人先生。他有一個尖腦瓜，也只認識學理，不像羅染巴，就事論事；不像德魯瑞耶，一味唯利是圖。然而這兩個人，更有一樣相同，都要統治，然而都失之於刻。賽賴加不憐惜個人，看重的只有群眾，群眾的力量。他做了亞魯磁廠的副管事，絕不寬容他的男女工人。毛諾看不過去，說他道：
「——啊！你總算民主黨，未免也太殘酷！
「另一個傲然答道：
「——民主政體不是個人主義的泛濫。在法律、工作的分配、秩序之下，是同水平！
「你忘記了人性！」
工人起而反抗。他解了職，特地來見毛諾道：
「——總之，我不後悔，我盡我的責任。不過，這全由於你。」
毛諾暗暗一驚，怕人猜出他的隱衷。然而不是：
「——這就是說，沒有你，我也許會謀更好的事。」
但是他依舊要毛諾介紹到銀行家手下做事。他吃誰的虧，記誰的仇。妨礙他前進的是他自己，他卻一一折到別人身上。他進了兩次獄，一次軍警拘他，二次同志拘他。他出來了，投身警署，充當一名警官！
他同樣是一個小資產者。然而賽賴加究竟有些反常，和德魯瑞耶比較，我們倒同情後者。賽賴加失敗於忍，德魯瑞耶失敗於急。他太急，有些飢不擇食。窮人用不著臉面，而且全仗破開臉面。沒有賽賴加那樣冷毅，他是熱而自私。便是知己如賽賴加，他也沒有當作朋友，他聯絡，而且懷柔，因為他斷定賽賴加富有可能的機會，猶如毛諾富有更多的機會，他缺乏純潔的友誼。他會嫉妒道：
「——人人不全有你的機會！」
為目的不擇手段：目的是他的野心，手段是利用一切。考博士，失敗；混入上等社會，失敗；還有一條路，幸而！這是巴爾扎克的一個費鬧（Finot）：
「——……我是一個帽商的兒子，如今還在公德街賣帽子。要我出頭，只有來一次革命；我應該發一筆財，可惜社會欠點兒騷亂。」
趁著騷亂，他正好伸下手，撈它一把出來。所以暗地討厭賽賴加和工人們來往，他容忍著，「因為他好不焦急地等著一個偉大的傾覆，他好紮下他的窩，獲得他的地位。」充滿了自己，他從來不想了解別人，所以他失敗，和賽賴加一樣，他失敗。他有的是東張西望的眼睛，然而他不往細里盯，仿佛於己有利，他便和身撲過去——撲一個空！於是他義憤填胸：「因為恨，他變得正派了。」他會獻媚，但是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法蓋（Faguet）以為他有些像《紅與黑》的於連。他們屬於同一階級，然而於連有的是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個愛而被愛的男子。他膽大，是色膽包天；德魯瑞耶不是膽大，是魯莽。兩個人工於心計，然而前者想透徹了做，後者想不透徹就做：所以於連很少失望，德魯瑞耶卻和弱者一樣地破滅。
然而真正被犧牲的，往往是杜薩笛耶一類的正直人。我們愛他，這一腔熱血的學徒！他沒有德魯瑞耶的學問，然而他尊敬學問，他要革命，不是由於野心，而是由於他有一顆活著的心；這顆心，同情一切人類的憂患。他厭恨政府，不是因為自己沒有出路，是因為法國袖手旁觀，不援助弱小民族。他知道感激，一個革命家（賽賴加一流的革命家）通常缺乏的美德。毛諾交了多多少少的朋友，只有他一個人不打毛諾的算盤。他願意人人成功，自己從不居功。這是一個為階級利益可以獻上生命的人，一個無名之輩，他身上帶著整個被壓迫階級的印記。人人剝削毛諾，只有他一個人，罄其所有，解救毛諾的危急。他不投機；他看著別人爬上去，再跌下來，也許再爬上去，他還是他自己。他盼望革命；革命來了，回頭停也不停又去了，給他留下一個支離破碎的夢想。他從心受傷，而且甚似德魯瑞耶之流，因為他不會轉變，更不會自食其志，然而他絕望：
「——……同時沒有辦法！沒有救藥！人人和我們作對！我，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但是，好像重量，這壓在我的胸口。長此以往，我會變成瘋子。我倒願意人家殺了我。」
他終於叫人殺掉，這人就是他舊日的同志賽賴加！直到死，他喊著：
「共和國萬歲！」
我們未嘗不希望福氏分一點兒心，多寫他幾筆，然而這種希望卻在另一個人物身上實現了，實現得如此完備，我們不能丟下他不管。這是畫商亞魯。他並不是壞人。他具有我們人類最大的弱點：沒有長性（Constance）。年輕時候，他要做一個畫家；畫家沒有做成，倒做了畫商；過了幾年，他會變成磁器商，變成宗教工藝品的小販。這是老了一號、俗了一號的毛諾。缺乏高尚的理想，他有他的幻想。他投資，買空賣空，然而不經心市場的來往。他不知道這更需要長性。而且他怎樣忠實而又不忠實於他的愛情！許下妻的禮物，他會偷出來，送與他心愛的妓女，過些日子忘了，又偷出來，奉還他心愛的內人。他都愛，然而他都丟掉。他有的是虛榮——誰又沒有！羅莎耐特還錯將毛諾的決鬥解做為了自己！然而他沒有尊嚴。生來是一個俗人，他偏要口口聲聲藝術；他和人人相好，結果沒有一個知已；他不曉得人我之分，更不曉得道義之交：他會訛騙他的朋友，和應付他的仇敵一樣。他自以為聰明，而且好面子，好吹牛，不下於任何藝術家。他會向另一個人夸揚自己訛騙的本領。生活於撒誑，他不知道自己撒誑。和一切弱者一樣，他無所歸宿，因為「他的智慧高的不夠期詣藝術，又不像資產者，一味追求利益，所以面面不討好，他反而毀掉自己。」一枚爛透了的桃子，香、上口，然而是爛透了的桃子。他讓讀者想起巴爾扎克筆下的老荒唐鬼於洛，《貝姨》之中的於洛。他有的是毛病，然而擋不住人愛他，羅莎耐特就愛他：
「——有什麼關係！……人照樣愛他，這駱駝！」
在各種各樣的婦女之中，妓女分有福氏不少的同情。十九歲上，他寫了一篇《十一月》，記載他和一個妓女遇合，她的身世的自敘正好是羅莎耐特的縮寫。這是一篇散文的材料，寫入富有詩意的形式。她的身份和地位，應該是我們的名妓杜十娘，但是她不通文理，不會過日子，有時是一篇胡塗帳。她從經驗學會或者本能地支配她老少的情人；有的是小心眼兒，而且好使個小性兒，同時她的愛斷斷續續，也容易厭倦。但是她的赤子之心沒有全死，打算而且用力抓住毛諾；她未嘗不想自救，然而習慣害了她，和詩人的命運一樣，她註定了幻滅，嫁給一個老財主。她的性格非常顯明、強烈，狄保戴拿自己比她，一點不錯。她和自然一樣地自私。毛諾帶著她，在楓丹白露避囂，從報上看見杜薩笛耶受傷的消息，立即要到巴黎去。
「——去做什麼？
「——去看他，照料他。
「——你不會丟下我一個人，我想？
「——你跟我去好了。
「——啊！我沒有事干，去攙在人群裡頭打架！謝謝你這番好意！
「——不過，我也不能……
「——咄咄咄！倒像醫院缺少看護！再說，他受傷，干你底事？人人為了自己！
「他們撅了一點鐘的嘴。
「然後她求他，暫且看一看風勢，不要貿然出去惹事。
「——要是人家殺了你怎麼說！
「——哼！死算什麼，死了也不過盡我的責任！
「羅莎耐特跳起來。起先，他的責任是愛她。不用說，如今他不想要她了。原來他的看法和常人不一樣！多麼怪的念頭，我的老天！」
她同樣不了解毛諾：在她的經驗裡面，赴義的觀念和她格格不入。她覺得人人愛她，都為了一時肉慾的興奮，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漸漸這成為她的信條、人生觀，以為人生的意義就在自私自利上面。在這可怕的社會的學習之下，是她變壞了的外省人的氣質。她會大煞風景，而且以為自己有理。福氏一點不想渲染她，他曉得齷齪仍是齷齪，塗金敷粉，均歸無用。然而她屬於妓女，一種變態的社會制度的流弊，自身具有空幻的美麗：身世的流離、榮華的浮留、悲哀的蘊藉，這一切立即兜住一個浪漫者的心靈。一八五三年六月，福氏向高萊女士寫信，曾經談道：
「這或許是一種下流的嗜好，然而我愛娼妓的生涯；我愛它的本身，我忽略它附帶的罪惡。看見一個敞領袒胸的女人，在雨底下，從煤氣燈一旁走過去，我的心就會忍不住跳起來，猶如看見僧人的長袍，旁邊墜著系腰的帶結，不知道觸到清心寡欲的一個什麼暗角落，怪叫我的靈魂痒痒。想到娼妓的生涯，你不由就想到物慾、酸辛、人類關係的空虛、筋肉的熱狂、金玉的鏗鏘，怎樣一個複雜的交切之點！一往深處看，不由自己，你就頭暈眼花。而且從這裡，一個人該長多少見識！該多麼憂鬱！該怎樣夢想愛情！啊！輓歌的作者，你不應該將臂倚住廢墟，你應該倚住這些輕快的婦女的胸脯。……對於娼妓的生涯，我責備的只有一樣，就是，這原本是一種神話，如今放蕩卻成了『外室』（Femme entretenue）的事，猶如詩成了新聞記者的事，我們不由沉沒在不黑不白的『半調』之中。聖者沒有，娼妓也一樣沒有了，餘下些野雞之流，和工女相比，尚嫌臭而不可聞也。」
福氏嚮往於聖者，為了內在生活的富麗，猶如娼妓，富有外在的流動。所以同年八月，他在另一封信內談道：
「依我看，想來你也一樣，絕對的貞節，比起放蕩要好的多（就道德而言），不過放蕩（如若不虛偽的話）也是一件美麗的事，實地做如若不相宜，夢想總不見得壞罷。自然，人會馬上厭倦的！」
不過浪漫也罷，他卻反對盲目的熱情的婦女的崇拜。浪漫主義最容易讓人失卻婦女的真面目。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他給尚特比女士寫信論道：
「……我相信十九世紀人性的消沉，一個原因是女子的過分詩意化。我覺得聖母童貞的教義，是最聰明的一種政策。在它有利的範圍，它限定而且毀滅女性一切的願望。沒有一個作家不頌揚母親或者情婦。——人一愁苦，就伏在婦女的膝頭，哀哀流淚，和一個小孩子病了一樣。你想不出男子見了女子，是何等卑賤！」
這未嘗不是毛諾與亞魯夫人的關係。聖佩夫讀完《包法利夫人》，向作者寫信致意，附有一種期望道：
「雖說我不大知道怎樣安插進來才好，我倒願意看見，在你的文章裡面，有個同樣真實的人物，而情緒卻溫柔、純潔、深沉、蘊藉。這會安慰。這會讓人想起，甚至於蠢惡之間，還有善良存在。」
福氏沒有忘記他的忠告，然而聖佩夫沒有趕上羨賞，就在《情感教育》付印的時候，他去了世。一八六九年十月十四日，福氏向他甥女寫信，慨嘆道：
「我寫《情感教育》，一部分還是為了聖佩夫。然而他死了，一行沒有看到！」
因為說實話，福氏這次往書里安插了一個和包法利夫人「同樣真實的人物，而情緒卻溫柔、純潔、深沉、蘊藉。」這正是賢惠的亞魯夫人。她代表法國資產階級大多數的婦女，更象徵我們三從四德的荊釵布裙。她識字，她也讀書，然而她受的不是特殊的高等教育；她的品德是生成的、本能的，所以深厚；她有鄉婦的健康、鄉婦的願愨、鄉婦的安天樂命、鄉婦的任勞任怨。沒有羅克小姐的早熟，沒有包法利夫人的情緒，然而她也生長於外省：你可以說做小家碧玉，你可以說做良家婦女。有了這樣的賢內助，你又是一個安分的丈夫，你的幸運我們不僅羨慕，而且妒忌——然而萬一你是亞魯，我們怎樣可憐她！靜靜地，和子女在一起，她忍受著風雨的摧殘、惡運的轉變，而且過來慰貼你負疚的心情。她是資產階級的理想、資產階級道德的化身。她有的是溫情，服役而且順從，不聞不問男子的事業，同時有的是信心，從愛情出發的不可動搖的信心。
動搖的一日是發現男子誑騙的一日。亞魯可以另築金屋，然而這要不傷她的尊嚴、她的信託。亞魯的蹇運她同情，而且她用真心可憐他；到了商業完全破產的時候，她會比一百個男子還勇敢。她會加倍慰藉她失敗的丈夫。但是他不僅另築金屋，而且欺哄她，而且犧牲子女的費用，為了一個不相干的妓女——這引起她的反感：所有資產階級的信條出而成為她的背景。她有的是敏銳的感覺，和她的品德一樣，因為沒有想像的浮雲掩日，倒是真實的、本能的。
她接受了一個情人——也就只是一個！因為她丈夫讓她痛苦。她忠實於她的丈夫，猶如她的精神忠實於她的情人。她的自然趨勢便是忠實，她用不著掙扎、努力、或者煞費苦心。她希望物質的愛同精神的愛一致，到了不可能的時候，她會分而為二，死生如一。所以她勿需乎拒絕毛諾。她的愛是平靜的，沒有危險性，卻有強韌的持久性。毛諾最後探她的口氣，哀求道：
「——那麼，你所說的這些女人，都是麻木不仁嗎？
「——不是的！不過到了必要的時候，都是聾子。」
充耳不聞是資產階級婦女的唯一護符。然而到了雖不欲聞亦不可得的時際，她深厚的生性出而攔住她的淪落。不知道苛求，所以她能夠終始如一。亞魯有情婦，她原諒，她不原諒他毀壞子女前途的希望；毛諾有情婦，她原諒，而且知道誰也不會屬於誰，所以她永久原諒。逆來順受，是這種婦女的格言。在這種情愛裡面，男女之愛才有更多的母愛、姊弟之愛和忠誠的友誼，只有靈魂在活動。物質的誅求會不息而自息，肉慾的衝動會不止而自止；心永久是潔淨的。
便是想像豐穎的毛諾，坐在他情感的女教師身旁，也會不忘而自忘他的無法無天的要求。道德和美麗溶於無痕，生出一種感性強烈的異香。這該是「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的修養理想罷。不用勉強，一切自自然然。但是對於初出茅廬的毛諾，問題並不這樣自然。他是一個天性不純，稟賦不厚，然而一往情深的通常的青年。他惜戀的是他抓不住的情緒；他唯恐失掉他的情緒，因為他唯恐墜回現實，失去他生存的憑藉；唯其如此，失去他的情緒，他依舊抓住憧憬、情緒的痕跡。所以他能夠永久在愛，而且永久維繫住初戀——他的理想。有一位少女在醫院裡瘋了，一八五九年二月，福氏向尚特比女士寫信解釋道：
「你不見她們全愛亞道尼斯（Adonis）嗎？這是她們永久需要的丈夫。寡慾也罷，多欲也罷，她們夢想愛情，偉大的愛情；要是醫治（至少暫時地）的話，不是一個觀念就可以見效，這必須一件事實，一個男子，一個嬰兒，一個愛人。你也許以為言之過甚。然而人性不是我創造下來的。我相信，最猛烈的物慾是由理想的活躍而不知不覺地組成，同時所謂卑污的肉的糜爛，是由於希冀不可能，妄想神貴的歡悅而產生。我不懂（也沒有人懂）這兩個名詞的意義：靈魂與肉體，一個完結，一個開始。我們感到種種的力，如此而已。」
這也不是兩種絕然不同的物體，是相為因果，而且互為消長。所以一個人同時可以縱情淫慾，同時可以追求理想。這中間是種種由反動而生的交錯的心理，正如福氏所謂「種種的力」。所以只要亞魯夫人的指尖輕輕拂了他一下，毛諾會立即切望和羅莎耐特在一起。和羅莎耐特在一起，只要心一動，他馬上想起他偉大的愛情。無論男女，只要屬於通常的人性，便生活在這「種種的力」的迸擊的火花上，為火花所銷鑠。這樣的理想，根據有真實的人生。如果作者將《情感教育》看作一部理想小說，我們認清他的道理，便看出他有他的道理。理性和獸性只是現實的兩面。這裡不是一個僧人式的全然精神的向上；也不是純粹物質的沉溺。一個資產階級的子弟，愛上一個資產階級的婦人：他們缺乏毅力打出社會的囚籠，更缺乏毅力打出自己的溫情。他們接受人世的命運，而且念念不忘人間各自應盡的職分。資產階級的品德是自私的，愛也是自私的。
說自私，然而不是自利，因為毛諾從來慷慨，從來熱衷。許多人慷慨而且熱衷，卻不是毫無區別地兼善：他們具有經驗以及從經驗體會出來的哲理。毛諾不然。這是一塊軟面，可以隨心所欲，由人揉搓。他沒有顯明的人格；他的人格具有彈性，是一張琴，人人可以尋出共鳴。他會將別人的撥弄看作自動，看作自己天才的音籟。不認識自己，他以為認識；自來站在事物的表皮，而且鑽不進去，他永久逗留在表皮之外。他富有流動的接受性；再沒有比他易與的人，任誰的話都回應在他的心上，任誰的意見都是他的意見；這仿佛河床的污泥，一波一波浸流過它的表面，然而一波一波馳逐過它的表面，留下它來，仍舊是污泥，仍舊在河床沉澱著。外來的勢力推動他；看見自己在急流里迴旋，他以為是自己波動；或許他有動的意識，然而從來沒有形成一種力量、一種意志。這是一個霉了的炮竹，燃也不響。他有的是計劃，而且有的是自許。他寫詩，因為他讀了多少浪漫派的詩人；他學畫，因為亞魯是畫商；他想做新聞記者，因為德魯瑞耶向他借錢辦報；他想做議員，因為黨布羅司慫恿。他保存著他的文學計劃，好像面對面，怕對不住自己。他想寫一部美學史，同白勒南談話的結果；其後又想將法國革命史寫成悲劇，另外寫一出偉大的喜劇，由於德魯瑞耶和余掃賴的間接影響。在他工作之中，他情婦的面孔一個一個飄過他的眼前；明明想占有，他卻掙扎著，臨了不稍遲疑，全身舍過去。他什麼都可以來，可惜什麼都是個過其門而不入；什麼都喜好，卻又見異思遷。生來是一個票友，他具有票友的怯怯的驕傲。於是東張張，西望望，走到人生的盡頭，才發現自己一無所獲，受盡情感的欺矇。
和拉摩（Rameau）的侄子一樣，毛諾是落伍者。然而拉摩沒有他叔父的天才，稟賦至少駕乎毛諾以上。不能出人頭地，他可以流比下走；最可憐是他知道自己不如叔父！他忌妒，以為上天不公道，於是忿而走入相反的隱晦的世途；他有的是虛榮，得不到主人的獎賞，總可以博得奴僕的同情；他會習於無恥，習於垢污，設法博人一笑，聊圖一腹之飽；然而他有的是火性，只要看他在酒館的手之足之，我們就曉得這是怎樣一個人生的丑角！怎樣富有丑角的牢騷和悲哀！然而毛諾，更屬於資產階級。花完了他大部分的財產，他會吃著他小小的利息，維繫他君子人的地位。他連扮演丑角的本領都沒有！他有的是廉恥。他有的是虛榮，但是絕不忿而有所作為。他懣，然而他不忿！所以同樣一無所成，同樣落伍，拉摩近乎男性，毛諾近乎女性，一個反抗，一個順受，一個陽剛，一個陰柔：所以拉摩孤獨，毛諾不愁沒有朋友；一個怨恨，一個愛，而且被愛！
有一種人生下來就不預備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他的精神生活柔而且脆，人世的折磨引不起他奮鬥的心情，反而招他厭膩，不由自己，便將生活內縮，從另一方面逃遁出去。最好的例證是我們水也似的賈寶玉。毛諾不是貴公子，沒有賈寶玉不勞而獲的際遇，但是他也是廝混在脂粉隊里的東西——我們可以稱之為人嗎？他得不到男子的同情，他會獲有女子的眷顧：女子崇拜英雄，然而更愛弱者。從這些迷幻的情感，他得到他的教育，猶如《紅樓夢》，也只是一部《情感教育》。然而拿賈寶玉和毛諾比較，學校不出大觀園，教育該是何等幼稚！他們占有女子的歡心，然而人世——其實賈寶玉始終未曾入世——不懂這些婆婆媽媽的酒令，所以毛諾的教育一用在人世上，便支離破碎，不堪一擊。缺乏深厚的資質，宏大的想像，就是這樣，和我們的賈寶玉一樣，他還全用來集中在愛的實驗上。而且天生是個多妻主義者。他最先遇見亞魯夫人，所以她註定是他的理想；他遇見羅莎耐特，這滿足他物慾的要求；他遇見羅克小姐，這成全他一時的即頭；最後是黨布羅司夫人——和黨布羅司夫人結婚，還了得！這饜足他人世的虛榮。凡在人力以外，凡是求而不得的，我們全視如神明，呵禁紅塵沾染。我們加以愛護，因為這是我們僅存的一絲希望，在自己連自己也喪失了的時候。所以為了不知所之的亞魯夫人，他可以割捨其他一切的牽連：因為這傷他的心！他的驕傲！但是年月比任何試驗都利害，在骨肉僵冷以前，靈性早經汩沒。亞魯夫人最後遺贈毛諾的頭髮是白顏色。最好的時光，他晚年想起來的，已然不是他理想的愛，而是他春情初茁的第一幕喜劇。
寫到《情感教育》的下卷，福氏忽然杞憂起來，一八六八年三月，向杜蒲朗（Jules Duplan）寫信道：
「……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變穿插在一起，我很感辣手；我唯恐背景吞掉全書的結構，這也就是有歷史性質作品的弊病；比起小說里的人物，歷史上的人物，更易於惹人注目，特別趕上前者的熱情不很激烈的時候；人家覺得拉馬丁比毛諾有趣的多。再者，在現成的事實之中，選擇什麼好呢？我簡直是心煩意亂，也就真夠苦的！」
他終於選定了全書的材料，然而怎樣讓通常的讀者失望！這在他們傳統的了解之外。他們盼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澎湃的熱情、偉大的功績，和轉移乾坤的人格。然而和背景一樣平凡，卻是中心人物毛諾，同時同樣渺微，同樣乏味，同樣真實，是他那一群。法蓋以為《情感教育》無聊，由於主要人物本身的無聊。狄保戴卻駁正道：「為什麼無聊的圖書就無聊？」喬治·桑總算愛護作者了，以為《情感教育》的「錯處就在，人物缺乏掙扎。他們接受事實，從來不想據為已有。」然而福氏正要寫他們，因為他們是資產階級，占有人類的最多數。他自己早已想到這些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曾經再三懷疑全書的概念。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他向喬治·桑寫信道：
「我怕概念是不可救藥地殘缺；這樣的人物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嗎？偉大的效果需要簡單的事物，明顯的熱情。然而在近代的世界，哪裡我也看不見簡單。」
所以毛諾的存在自有他的必要。這不是一個動人的角色，然而我們人人都有他的性質。怎樣可怕！你越搖動，他越發空；什麼你也搖不出來，而且你搖到後來會發氣，因為你搖不壞他無抵抗的金身。你以為他是一個浪漫主義的不及門子弟，會有一番悲歡離合的變遷；你看見他有許多的計劃，覺得他有日成功一位不經見的人物；而且你羨慕他的機緣，以為他如果努力，定會做出一番了不得的事業。但是他怎樣有心無力！便是做愛，他也做個拖泥帶水！「有一件事讓他驚奇，就是他不妒忌亞魯」；一個愛而不妒的男子！何等消極的性格！何等無趣的性格！不同於既往所有的小說的主要人物，他是一個俗透了的隨俗的人！他代表資產階級的病象，猶如亞魯夫人，象徵資產階級的婦德。包法利夫人挽不住狂瀾；毛諾不挽而自住。包法利夫人想逃開資產階級的平板的生活；毛諾安於資產階級的規習，碌碌以終。包法利夫人失望，絕望，傷慟之餘，服毒自盡；毛諾失望，永久失望，但是活下去，忘掉人世的羞辱，無聲無臭地活下去。福氏序布耶《遺詩》道：
「幻滅是弱者的本色。小心罷，這些厭世者差不多總是無力之輩。」
毛諾不會尋死，他是一個純粹的弱者；用不著死，而且死前死後同樣空虛。還有悲劇比這更其沉痛的？還有人物比這更加膩煩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青年，有多少不是《情感教育》之下的毛諾！
在當時那樣貌似偉大的時代，多少人小產、流產，或者無所產！吃苦、受氣、沒有名、缺錢用，誰不想做出什麼來，誰又做出什麼來！而且誰又高誰一等，不負當年的誇口、友朋的推許？這樣，那樣，臨了還不都是一樣！怎樣一個時代，二月革命的時代！差不多都有一個代表，所有的形形色色。一個一個，仿佛一堆擁擠而漠不相干的群眾：你推著我，我推著你；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你閃在我的身後，我閃在你的身後；我推翻你，踏過你的背脊，你扳轉我，蹬上我的胸口；老實人被犧牲，狡猾者受推戴。有的摔下來又爬上去，有的爬上去又摔下來；前趕後，後趕前，然而逃不出一個「踏步走」，動而不進。各自有各自的夢想——有幾個成為事實的夢想！你想做這一件事，結果你另做了一件事；你愛另一個人，卻不得不睡在這一個人的枕畔；你以為害他，反而成全了他；你以為成全他，反而害了他；今天你到這一個人家，明天你到另一個人家……「你相信這會有什麼結果嗎？不要做夢了，一天一天地過去，幾件事是有結果的？」人生不是一出圓滿的戲。今天你在茶館遇見他，再去你就遇不見他，隔些年你忘記了，然而你又遇見他！怎樣平凡、幻麗的人生！怎樣的巧合！怎樣的接觸！肩摩肩，踵接踵，這一個從小巷溜出來，那一個從小巷溜進去，都走在相同的單調而熱鬧的走道上。
然而在這一片灰色的茫茫，哪裡是一叢粉綠呢？
布雷地耶評論左拉，攻訐自然主義者誤將現實認做真實：
「如今正相反，你想絕對現實，如左拉君所云：『你把自己投在生存的平平無奇的行列上。』你選你日記之中的英雄，你傳記的熱潮之下的犧牲者，卻選了這樣一個人物，我敢說，『在日常簡單的生活之中』，我們一打一打地遇見，沒有職業、沒有地位，尤其是缺乏個性；無論你什麼看的藝術，搜尋的藝術、觀察與表現的藝術、發現事物與運用語言的藝術是怎樣精巧：你惹人厭煩。凡綿續不絕的，都惹人厭煩。唯一而光榮的例證，是福樓拜君的《情感教育》。為什麼這種細節的綿續會使人疲倦，為什麼會有這種選擇的必要？答案在現今是不難的：因為在人生之中，事物應理如是，然而實際上不如是的。我們需要一點理想。」
這差不多和法蓋一個鼻孔出氣，以為《情感教育》不可卒讀。他們傳統的批評開除了這部現實主義作品。便是福氏自己，一邊寫作，也一邊懷疑他小說的價值：
「這是一本關於愛情，關於熱情的書；一種可以生存於今日的熱情，這就是說，消極的熱情。我所想像的主旨，我相信是十分地真實，唯其如此，不大解悶也難說。有點兒缺乏事實和戲劇性；而且時間過長，動作未免鬆懈。總之，我很不放心。」
他甚至於懷疑他的工作：
「使我從心絕望的，是我相信，我在做一件沒有用的事，我的意思是說，和藝術的目的相反；藝術的目的是朦朧的心情的激發。然而，一邊是近代科學的誅求，一邊是資產階級的主旨，我覺得這絕對不可能；美同近代生活合攏不來的。」
所有喬治·桑、布雷地耶以及法蓋的指摘，不能比福氏自己說的更加透徹。然而他依舊繼續寫下去，終於寫了出來。創作家往往走遠一步，看向未來，將批評家留在作品後面。這大部分是直覺出來的，絕不是理論所能竟其全功。奇怪的是，布雷地耶那樣斥責《情感教育》，卻將未來的小說看作：
「人生，共同的人生，環境之下人生的表現；未經選擇的人生，如若我能這樣講；同時不為任何學派的偏見所限制；人生，嵌於現實的裝飾，然而觀察、研究、表現於我們所謂的無限地小，猶如重大的危機，有時顛覆了人生；永久如一的人生，然而永久為它自己的發展的無二的效果所修正：就表面情形看來，這將是，而且將長時間是，小說獨有的特殊的鵠的。巴爾扎克決定了這種傾向……」
這正是《情感教育》「獨有的特殊的」造詣，不管批評家如何二三其辭。小說想和宇宙的進行——無限一致。運用「未經選擇的人生」，是中國通行的小說的特徵，冗長、繁瑣，然而真實，可怕地粗窳地真實。《情感教育》不是「未經選擇」，然而仿佛一部藝術化了的中國小說，卻分外和現代接近，而又和我們相離如此之遙，錯覺本身就是一種悲劇。這種悲劇只有資產階級作家才有。眼界小、聚在資產階級活動本身以內，本身就是悲劇。
◎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福氏致高萊女士書。
◎ 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日，致尚特比女士書。
◎ 參閱《一個瘋子的日記》第十節。
◎ 參閱該氏所著：（一）《福樓拜與土鎮的幽靈》（Flaubert et les Fantômes de Trouville）；（二）《福樓拜唯一的熱情：亞魯夫人》（L』Unique Passion，de Flaubert Madame Arnoux）。二書敘述施萊新格夫人身世極詳。
◎ 屠格涅夫 福氏的好友，曾有新散文詩一首《到愛之路》，詠道：「一切感情都可以達到愛情——如：恨，憐憫，公平，尊敬，友誼，畏懼——甚至於輕蔑，是的，一切感情……只有一個例外：感激。「感激是一種債務；每人都還他的債……但是愛情卻不是金錢。」（於道元先生譯）正可以解釋施萊新格夫婦的關係。
◎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日，福氏致施萊新格夫人書。
◎ 一八三七年，福氏隨父執出遊，路經馬賽，在施捨遇見一位福寇夫人。她要到秘魯尋她丈夫去，中途愛上了這十六歲的青年。分手以後，她寫了四封熱情的長信，但是福氏似乎沒有答理。在這一包信皮外面，發現福氏的手跡道：「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一夜打開重溫。念著馬賽的書札，我有一種奇異的懊悔的印象。可憐的女人！難道她真正愛我嗎？……一時三刻。」
◎ 參閱《一個瘋子的日記》第十七章。
◎ 見於一八四五年的《情感教育》第二十七章。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福氏致包斯蓋女士書。
◎ 一八七一年，施萊新格去世，福氏向他夫人寫信，不像以往拘謹，有所忌諱，同時他也換掉稱呼，令人可以推想二者不言而喻的關係。例如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福氏寫信道：「你的信昨天多叫我歡喜，老朋友，永久親愛的，是的，永久！」同年九月六日，「這就是為什麼，親愛的老朋友，永生的情愛，我不去土鎮看你，在這裡我認識你，對於我，它永久帶有你的足印。」次年五月二十七日，他慶賀她兒子的婚事道：「我祝你兒子幸福，猶如是我自己的兒子，我擁抱你們倆——尤其是你，我永久的愛人。」同年十月五日，他重提舊事道：「我不再夢想未來，於是過往仿佛從金色的水汽洗脫出來，呈在我的眼前。從這明光四射的背景，好些親愛的幽靈向我伸胳膊，而其中氣象最美麗的，卻是你！——是的，你的音容。噢！可憐的土鎮！」這大約是他寫給她的末一封信。杜剛後來到德國旅行，說在瘋人院遇見施萊新格夫人。這可憐的女人居然瘋了。福氏死在她的前面，幸而不知道她淒涼的結局。
◎ 見於一八四五年的《情感教育》第二十七章。
◎ 參閱沙皮若（Joseph Chapiro）所編《霍普特曼語錄》（Propos de Gerhart Hauptmann），伊思勒（Pierre Isler）譯有法文本。
◎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福氏致喬治·桑書。
◎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七日，致喬治·桑書。
◎ 參閱杜剛《回憶錄》第二十八章。
◎ 一八七九年二月，福氏致徐司曼書（Joris Karl Huysmans，1848-1907 今譯於斯曼）。《瓦塔姊妹》（今譯《瓦達爾姐妹》）是後者的處女作。
◎ 參閱德沙木與杜買尼的《關於福樓拜》。
◎ 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喬治·桑致福氏書。
◎ 參閱班維樂的《雜論集》（Critiques）。
◎ 參閱古爾孟的《風格的問題》（Problème de Style）第二節。
◎ 一八六七年二月，福氏致馬瑞古（Maricourt）書。
◎ 一八六一年，致翟乃蒂夫人書。
◎ 甚似水性楊花的婦女，甚似人情世故的友誼，群眾尤其近於忘恩負義。建築在這樣群眾的福利之上，卻是社會主義者的海市蜃樓。——初版時原句，校者注。
◎ 拉梅耐 基督教社會主義創始人之一，主張建立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為原則的新社會。傅立葉、聖西門，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蒲魯東，法國政論家，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之一。蒲魯東主義對巴黎公社前的法國工人運動頗有影響。——校者注
◎ 耶穌會教義（Jésuitisme）在法文中同時有虛偽狡詐之意。買司特，今譯邁斯特（1753-1821），法國保守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反對啟蒙和理性主義。路易·勃朗（1811-1882），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社會活動家。——校者注
◎ 不用說，福氏不同情的二月革命，任何革命。一切終歸徒然。——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書。
◎ 毛諾不用革命，然而他們需要革命。因為唯有革命，可以一下子補起各自的缺欠。他們出身微賤，然而法國大革命教他們，甚至於拿破崙教他們，猶如《紅與黑》的於連，一樣配做人君。——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參閱巴爾扎克的《幻滅》（Illusions Perdues）。
◎ 以為自己明明冤枉。——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一個工人強似一堆的大人先生。——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這再合理不過。然而像我們這樣中常的人性，賽賴加究竟有些反常，和德魯瑞耶比較，我們同情的倒是後者。——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參閱巴爾扎克的《幻滅》（Illuisons Perdues）。
◎ 參閱法蓋的《福樓拜》第七章。
◎ 這是《雙城記》里賈爾通（Sidney Carton）一類的英雄，死於他的所愛，不是一位有夫之婦，卻是整個的被壓迫階級。——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參閱狄保戴的《福樓拜》第七章。
◎ 《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狄德羅（Diderot）著名的遺著。
◎ 參閱法蓋的《福樓拜》第七章。
◎ 參閱狄保戴的《福樓拜》第七章。
◎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喬治·桑致福氏書。
◎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一日，福氏致喬治·桑書。
◎ 參閱勒麥屯（Jules Lemaitre）的《現代人物》卷之八。
◎ 但是我們的青年——1935年初版原句，校者注。
◎ 參閱布雷地耶的《自然主義小說》。
◎ 一八六四年十月六日，福氏致尚特比女士書。
◎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致翟耐特夫人書。
◎ 參閱布雷地耶的《巴爾扎克》第八章第三節。
《聖安東的誘惑》定稿的清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