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評傳 · 第二章 包法利夫人
我吸了好些無人知曉的糞土，好些事一點不招敏感的人們心軟，我卻同情。如果《包法利夫人》值點兒什麼，就是不缺乏心。
——一八五一年五月八日，福樓拜致高萊女士書。
一八五七年四月，《包法利夫人》問世。這是福樓拜第一次和世人見面的著作。它引起了空前的反響和非常的頌揚，其間有一件微小然而趣味濃郁的過節，值得我們的注目和回味：是拉馬丁對於《包法利夫人》先熱後冷的態度。一八五六年十月，經過編輯人無理的刪削，《包法利夫人》開始在《巴黎雜誌》（Revue de Paris）披載。包法利夫人沒有入獄，服毒自盡，但是她的傳記人卻被法庭傳了上去，藉口有傷風化。這時許多識者與不識者，紛紛向福氏表示同情。這裡面最有勢力，而且最出乎福氏意外的，卻是高唱浪漫主義的詩人拉馬丁。最初聽了這種傳說，福氏還很懷疑，一八五七年正月十四日，他寫信給施萊新格（Schlesinger）夫人說道：
「我收到好些文人的漂亮的頌揚，是真是假，我也不去管它。有人甚至於告訴我，拉馬丁先生也高高唱起我的讚歌——這使我吃驚不小，因為我的書，其實全該激惱他！」
這不是傳說，拉馬丁寫了一封信來，而且允許福氏的律師，把信引入他的辯護書。對於一個初次問世就惹了禍的作者，這是很榮幸，而且很有用的。福氏跑去道謝之後，寫信給他的長兄道：
「今天我獨自和拉馬丁整整談了一點鐘，他把我誇獎的不得了。那些恭維我的面諛的話，同你講，我都覺得難為情；然而確實的是，他從心知道我的書，他明白我全書的所有的用意，他一直認到我的深處。」
官司打完了，福氏宣告無罪，然而拉馬丁卻變了態度。福氏寫信給施萊新格，表示他的失望道：
「拉馬丁先生沒有給《巴黎雜誌》寫文章，他一面頌揚我的小說的文學價值，一面卻向人說它玩世不恭（Cynique）。他拿我和拜倫相比，諸如此類！這太美了；然而我倒願意他少來一點言過其實，同時少來一點隱約其辭。他一高興給我道喜，特別是到了緊要關頭，他卻摔下我不管。總之，他這次和我來往，一點不像正人君子……」
福氏忘掉他的書，「全該激惱他」。如果拉馬丁真正明白他全書的用意，自然而然會有以後態度的變遷；翻開《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六章，他只要稍一注目，便會看見他的成了形容詞：「所以她由著自己滑入拉馬丁的蜿蜒的細流，諦聽著湖上的豎琴，天鵝死時的種種哀鳴，落葉的種種響聲，升天的貞女和在壑谷布道的天父的聲音……」
這一段微妙的分析，整個這一章的敘述，甚至於全書無形的對象，是寫給拉馬丁之群的浪漫主義者領略、回味和反省的。在這一群浪漫主義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卻是福氏自己。他和他們一樣熱狂，一樣沉醉，一樣寫了許多過分感傷的自敘的作品；他感到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歡悅；他陪他們呻吟，陪他們流淚，陪他們狂笑。這是一個心志未定的青年，在滾滾而下的時代的潮流中，隨浪起伏；他飄浮著，然而他感覺著、體驗著、摸索著，於是在一塊屹然不動的崖石上站住，曉得再這樣流卷下去，他會毀滅，會化成水花一樣的東西，終於消蝕。他開始回憶、思索，無微不入；他悟出一個道理來，這道理是：從文章里把自我刪出，無論在意境上，無論在措詞上，如果他不能從根拔起他的生性，至少他可以剪去有害的稠枝密葉，裸露出主幹來，多加接近陽光，多加飽經風霜。
在文藝上，猶如在人世上，我們不肯犧牲自己的部分，然而一旦拋開私情的翳障，我們便明白這不僅應該，而且會有更大的收穫的意義。在事業上，猶如在精神上，這樣的轉機百不一見，然而抓住這樣的轉機，卻很少不成功的。《包法利夫人》便是福氏抓住轉機以後的試金石；在他文藝的生活上，在他精神的掙紮上，沒有一部著作的意義更比這次的嘗試重大；如果失敗，這是他全部人格的破產，所以他不能允許自己苟且。犧牲是必須的，犧牲是光榮的。
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杜剛把這轉機歸功在自己和布耶身上。我們記得，一八四九年九月，福氏寫成他最早的《聖安東的誘惑》，懷了無限的希望，把他們邀來，聽他開讀。不幸的《聖安東的誘惑》！更不幸的是它的作者！他盼著，偵伺著他們熱烈的譽揚，但是他們卻照准他的浪漫主義斧削下來。杜剛進一步勸告道：「如今你既然克抑不住你抒情的傾向，最好你選一個主旨，這裡情感的流波可笑到了你不得不自加小心，不得不棄絕你這種傾向，選一個實際的主旨，一個資產階級生活富有的故事……然後你強制自己，用一種自然的情調，把他寫出來。」福氏覺得他們有理，踟躕道：「這不見得容易，不過我可以試一試。」布耶更進而提醒他道：「為什麼你不用德拉馬爾的故事？」聽見這話，福氏仰起頭來，高興地叫道：「好極了，就是它！」
依照杜剛的說法，《包法利夫人》的種子從此埋下。我們沒有方法證明杜剛的真偽，福氏和布耶都沒有談起這件事，不過無論如何，德拉馬爾的故事是確實的，同時和《包法利夫人》也有相當的類似。
德拉馬爾（Eugène Delamare），是從福氏父親的醫院出來的一個學生，其後在瑞（Ry）鎮做醫生。他的續弦夫人姓古杜瑞耶（Delphine Couturier），嗜好小說，生活浮華，看不起丈夫，先結識了一個情夫，情夫卻走了美國，隨後又結識了一個律師的練習生，而且暗地舉債，供自己糜費。結局債高如山，練習生和她斷了關係，她不得不服毒自盡。身後留下一個小女兒，但是過了不久，德拉馬爾也自殺了。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情，見於當時魯昂的報紙。
福氏當然知道這個俗不可耐的故事，其實故事並不重要，重要在作家的運用，在他別出心裁的安置。故事永久是故事，不會因為使用的次數過多而陳舊，而腐爛、而減色；對於藝術家，興趣集中在推陳出新的技術上，如果他的工作有他深厚的天性做基礎，這已然不容易和另一個藝術家的工作相同；他有他特殊的看法，他獨具隻眼的見地；如果他的手腕脆弱，了解膚淺，故事便是再好、再生動、再有趣，依樣不生效果。所以西施總有人歌詠，鶯鶯總有人譜曲，然而怎樣把她們寫成不同的有血有肉的女人，這卻在作者，不在故事。所以尚特比女士問《包法利夫人》是否真有其事，福氏在一八五七年二月的信上答覆她道：
「《包法利夫人》沒有一點是真實的。這是一個全然虛構的故事；這裡我沒有放人一點我的情感或者我的存在……」
一個藝術家應該這樣答覆的。他從人生選擇他的材料，等到材料上了他的手，他就有絕對的自由的處置：所以故事已然不是原來的故事，但是福氏的答覆，還有一種更深的意義。通常的讀者看過一部小說，時常誤成作者本人的經驗，發生種種的揣測。同時浪漫主義者的小說，又往往證實他們的假想。他們以為一部小說的真實，在其中有無福氏所云、作者的情緒和存在。他們不知道作者的創造是一樣的真實，和人生一樣地符合；這種真實是永在的、普遍的，藝術的最高的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而普遍的真實，作者自己也許包含在裡面，然而僅僅包含在裡面。一件藝術品形成以後，作者便退出創造者的地位，消融在萬頭攢動的人生裡面。一個特殊的有限的現象，經過藝術家的匠心以後，便失去它的偏窄的感受，結連在宇宙整個的進化上。從這裡看，藝術家的創作是真實的，猶如數學的程式一樣地真實。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推論道：
「……人所創造的一切，全是真實的！所以和幾何學一樣，詩是同樣的正確；歸納法和演繹法有同樣的價值，所以只要達到某一階段，人絕不至於再弄錯了屬於靈魂的一切：就在如今，就在同時，就在法國二十個鄉村裡面，我相信，我可憐的包法利苦楚著，唏噓著。」
但是決定藝術的真實，卻是它的創造者的性情。藝術本身的價值，最後不在藝術家的技巧，因為技巧是學來的、體會成的、熟練出來的，這就是說，可以同臻極境的，所以最後，卻在藝術家各自的稟賦。根據著他深厚而矗立的性情，他生活著、經驗著，而且再三地經驗著；歸納法的價值就在這裡，藝術家從經驗的綜合，得到一種相對的、軟性的、真實的真理。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作家往往回到他早年的經驗裡面，尋求他所需要的材料。如果我們翻回福氏早年的《情感教育》，我們會發現羅盧（Renaud）和他少妻的故事，幾乎就是《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特別在二十一章裡面，有一段追敘羅盧夫人的身世道：
「至於愛米麗，雖說比較年長，卻沒有那麼愛過。年紀輕輕的，她就嫁給羅盧先生，他相信她崇愛他，她說，因為他覺得她好看！然而不久，她就失去了她的幻象，發現自己在一種可怖的寂寞之中，於是來了一位男子，一位她不指明名姓的男子來了；她愛他，不過他走了，她也就不再想他，時間的距離太長了！已然十年了。」
所以在作家創造的過程中，故事的重要極其輕微；我們所要看的，是他怎樣擺布現成的故事，同時在擺布之中，怎樣遵循他的個性。在作家起始選擇他的故事的時候，他已然順從著他的天性。他自然而然地選擇近於他的性格的故事。我們都有各自的癖好：滿足之後，我們是輕適、是欣快、是寫意。
但是到了不是滿足，是懲罰，而且必須接受的懲罰的時候，沒有痛苦會再加痛苦的。對於生性浪漫的福氏，也沒有故事更加俗鄙的。所有以往浪漫的傾向，如今必須斧削，不僅斧削，而且要從實際上，搜尋浪漫主義的過失！——從自己的經驗搜尋自己美麗的過失。他的工作和牛車一樣地迂徐。一八五三年七月，他寫信給高萊女士道：
「……我的主旨的俗鄙有時簡直叫我起嘔，同時遙望著那麼多的庸凡的事物，全要好好地寫出來，想起這種困難，我都心驚。」
「全要好好地寫出來」——這是福氏如今僅存的避難之所。把俗到骨里的材料，溶在如珠如花的文字之中，這是福氏從今以後的一個極其吃力的野心。一八五二年，在給高萊女士的信里，他說一八四三年的《情感教育》的失敗，由於他的兩種心性的揉合的偏倚：這兩種心性，一種是浪漫的精神，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精神。《聖安東的誘惑》的初稿，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失敗。於是他繼續道：
「……如今我開始第二次嘗試，這該是成功的時際了，否則只有從窗戶扔出自己。」
從一八五一年九月起始，到一八五六年四月終止，福氏完成了他最後的嘗試。他對於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抱有很大的期許；一八五二年三月，他寫信給高萊女士道：
「如今我連頸項都沉在少女的夢裡。……我的書的所有的價值，如果有的話，在能夠匹馬直前，馳騁於俗鄙與詩的熱情的雙層的絕崖之間（我希望用一種敘事的分析將二者溶合起來）。我一想起它的未來，我不禁因之頭暈目眩，但是再一想起這麼多的美麗付託於我，我更是驚惶失措，無論逃到什麼地方也好，只要藏的住我。整整十五年以來，我和驢一樣地工作著。我這一生就頑石似地過著，我把我的熱情全關在籠子裡面，除非為了解悶，有時我走去瞻望瞻望。噢！只要寫成一部美麗的作品，我這一生也不算白活！……」
我們都自視甚高，我們都無限制地自相期許，然而我們有幾個像福氏那樣一心一意、有始有終、辛辛苦苦地工作；數年如一日地工作！不貪名，不圖利，為工作而工作！而且為了達到他的理想，不得不折心相就！怎樣地折心相就！但是怎樣地成就！書寫成了，披露了，正統的批評家覺得太冷酷，現實主義者卻以為太瑣碎，否認他們不勞而獲的傑作。一八五六年十月，福氏寫信給翟乃蒂夫人，陳述他的反感道：
「……他們以為我愛的是現實，可不知道我厭惡它；我恨現實主義，所以我才寫這本小說。然而我也不因此少些厭憎於虛偽的理想主義，正因為後者，我們才飽受時間的揶揄。……寫《包法利》的時候，我先有一種成見，在我，這只是一首命題，凡我所愛的，全不在這裡。」
是的，這是一首命題，知道他的性情，我們便曉得，他控告的先是他自己。他交了卷。然而人人看見被告是自己。
同年十二月，福氏寫信給彭郎芳（Louis Bon enfant），解釋道：
「人家覺得我太真實。這就是激忿的根源。至於我，我覺得自己非常道德，孟地影（Mentyon）的獎金應該給我才對，因為這本小說，含有一種明顯的教訓，如果母親不允許她的女兒讀，我想丈夫拿給他們的夫人讀，總該不壞吧。
「說實話，對於這一切，我一點也不關心。藝術的道德就全在它的美麗裡面，同時我所重視的，第一是文筆（style），其次才是真實。我描寫資產階級的人情風俗，我陳述一個生來就壞的婦人的性格，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我儘量放入文筆和道德。不過你記住，題旨早已規定好了，我的活動也是有限的。」
只有真正的藝術家能夠了解真正的藝術家，也只有藝術家能夠了解他自己的工作：他是過來人。
法庭上經過一番熱烈的辯護，《包法利夫人》被宣告無罪。福氏把這本飽經憂患的作品獻與他的德高言重的律師。但是在福氏的稿本上，這本苦心經營的小說卻寫好了，獻與路易·布耶。
在福氏藝術的生命上，自從勒蒲瓦特萬（Le Poittevin）棄世以後，布耶占有唯一而首要的地位。法國文學史中，像管鮑的佳話，除去十六世紀的蒙田與拉寶愛西（La Boétie），近代最膾炙人口的故事，就要算福氏和布耶。自小同學，後來福氏去了巴黎，布耶隨著福氏的父親習醫，後者去世以後，這才由泛泛的相識，進而結為生死的交誼。他們的關係，從下一封信可以看出來。一八五〇年九月，福氏在非洲北部旅行，接到布耶一封委糜不振的信，於是鼓舞他道：
「你也有了今天，可憐的老伴兒，我那麼羨慕你的不可動搖的信仰，如今你也動搖了！其實你滿應該，你美了整整兩年，你前次得到著名的榮譽獎章，掛在家裡，那時令堂就該傲形於色。然而我還甚於令堂，你愛信不信，在我的疲苶之中，在一切升上我唇邊的醉辛之中，你是賽爾茲（Seltz）泉水，助我消化人生。你就像增進體康的澡水，我渾身泡在裡面。我一個人一牢騷起來，就對自己講：『看看他』，於是我就更加有力地工作起來。你是我最真實的場面、我永在的教訓。如今莫非神也要從他的龕子裡掉出來？不要從你的神座移動啊。莫非我們將來也要變成傻子？也許罷。然而這不該由你我道出口來，更不該去信它。時間自然會替我們帶走偏頭痛、神經衰弱的。你看出來了沒有，害我們的事的，礙我們的腿的，就是一件事：『愛好（Gout），美的愛好。』我們美的愛好太多了，我是說，我們不該為之過分不安。惡劣的畏惕，和霧一樣，侵襲著你我（一種十二月的毒霧，出人意外地來了，凝住你的臟腑，嗅上你的鼻頭，而且刺著你的眼睛），結局不敢前進，我們只好靜靜地站著。你不覺得我們和德李勒（Defile），和馬爾孟岱（Marmontel）一樣嗎？我們不同樣變成了批評家，有了詩論，有了原則，有了成見，而且有了規律嗎？固然彼此不同，其實還不一樣？我們缺乏的，是果敢。左瞻右顧，你我倒像那可憐的信士，日子過不好，唯恐下地獄，夜裡要是做了什麼不乾不淨的夢，一早就叫醒他們的教士懺悔。我們不要關心什麼結果不結果。愛吧，管它文藝女神生出什麼孩子，我們還是愛吧，最純粹的欣悅不就在相吻嗎？」
布耶是一個詩人，對於希臘與拉丁文學有極深的造詣，然而不幸生在浪漫文學的全盛時代，更不幸是缺少福氏豪放的資質。唯其如此，他才成為後者的知友。布耶是緘默的、文弱的；在文章的風格上，他是古典主義的——不如說是十八世紀的；在內容上，有時他是諷刺的，有時卻是感傷的。他不像福氏那樣極端，然而他能了解福氏。看福氏的信的語氣，我們明白他們彼此的期許。布耶最高的成就是戲劇。和《包法利夫人》同時問世，是他的第一齣喜劇《孟答西夫人》（Madame de Montarcy）。然而對於我們有興趣的，卻在他是一個中國迷。他總想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故事，計劃有了，可惜始終沒有寫出來。或許因為沒有到過中國，總有些自餒吧。太貧寒了，他不能實現他旅行的夢想。
幾乎每星期日，布耶下鄉，同福氏暢談一天，有時接著又是一夜。布耶是溫文爾雅，不言則已，言必針針見血，而且絕不寬假。一八五三年十二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勸她求教於布耶道：
「……這是一個精明人，不僅知道寫詩，而且如有產者所云，有的是批判力，有產者們和詩人通常所缺乏的批判力。」
福氏之於布耶，是全然的信仰，如若不是膜拜；布耶不是天才作家，但是具有高深的經典修養：福氏把布耶看作一位神聖不可侵犯的詩人。他把布耶供在他的心上。《包法利夫人》出版以後，除去聖佩夫與波德萊爾以外，便數巴爾拜·都維利（Barbey d'Aurevilly）的評論最為入骨，然而不幸在另一篇文章，他指責布耶的詩歌模擬繆塞（Musset）：誹謗布耶便是誹謗福氏，所以福氏一生，把他看做仇敵。在《回憶錄》中，杜剛形容這一對異姓兄弟道：
「布耶，經不起一看就臉紅，每逢做客總不自然，可是談到他的信條，布耶卻絕對不稍假借。看他們在一起，福樓拜高聲叫喚，不耐煩，一句話也不受，駁他一句便暴跳起來，布耶卻那麼溫存，譏誚，表面很謙虛，你說他，他打趣；看他們在一起，你會把福氏當做專制魔王，布耶是納降的臣子，實際滿不是這回事：主子是布耶，至少在文學方面，服從的卻是福樓拜。」
我們曉得福氏寫《包法利夫人》由於布耶點出德拉馬爾的故事。沒有布耶，我們今日不會看見這本傑作，同時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小說也一定另是一番進展，趨勢或許相同，但是底定的成效絕沒有這樣顯著，這樣迅速，這樣基本。對於福氏，《包法利夫人》是一件苦工，他不歡喜這種屑屑不足道也的題旨，然而又不能聽其失敗；在這種心神交疲的奮鬥的過程之中，他需要鼓舞，更需要不偏不頗的指正。布耶是他創作的旅伴。而且在一本書完成以前，福氏向例不輕於披露：他從心感到藝術的神聖，「要看，就全看，否則，不要看！」只有切近於他的靈魂，不分彼此的友誼，可以攻破他的壁壘的森嚴：這仍然只有布耶。在福氏寫給高萊女士的信里，我們不時聽見布耶和他在一起，校讀他的小說。看福氏寫給布耶的信，我們知道後者還有更深的幫忙：有時福氏缺乏醫學上的專門名詞，有時是字句上的斟酌，有時是全章的結構，有時是人物的運用和外表的形容，其實不僅《包法利夫人》，直到一八六九年《情感教育》脫稿，布耶去世以前，福氏沒有一部書不是在布耶的眼邊寫成。自從一八六九年七月布耶故去以後，福氏感到非常的孤獨，下面一封信便是他們友誼最好的證明：
「我一點不覺得需要寫文章，因為從前我寫，只為一個人（布耶）看，如今他去了世。這是真的，不過我會繼續寫下去的。可是寫作的興趣沒有了，那股熱勁兒也完了。很少人愛我所愛的，關心我所從事的！你知道，在這樣大的巴黎，有一家談論文學的嗎？如果偶爾談到了，也總是文學的外在或者附帶的方面：銷路的問題、道德、有用沒有用、合時等等。我覺得我變成了一片化石，一個同四周的創造沒有關聯的生物。」
福氏把他當做自己的「良心」。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將布耶的短命看作福氏創作的損失，《布法與白居謝》的文筆的枯瘦便是他們的口實。這自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布耶之於福氏的影響，卻不可否認。
French novelist. Caricature by Achille Lemot of Flaubert dissecting Madame Bovary, 1869
《包法利夫人》全書分三卷，上卷共總九章：
老包法利是一個革職的軍醫，遲誤了好幾年，才把兒子查理（Charles）送到學校讀書。查理資質鈍拙，不過因為勤懇謹慎，還可以勉強隨班；中途他退了學，決定習醫，第一次考試，沒有充分預備，名落孫山，第二次總算沒有失望。他的母親不僅溺愛，而且非常體貼，在道特（Tostes）鎮給他運動了一個醫生的位置，同時設法給他娶了一房多病好疑的有錢寡婦。離道特鎮不遠，有一家姓盧歐（Rouault）的佃農，傷了腿，是查理看好的。查理時常去盧歐那邊做客。他的夫人聽說盧歐有一個女兒，琴書詩畫，無一不精，便禁止他和他們來往。不幸代她經管銀錢的公證人（hotaire）捲款逃走，本來身子虛弱，聽了這消息，不久她就死掉。於是查理重新和盧歐過往起來。盧歐看他做人還可靠，就把女兒許給他。查理非常滿意，但是他的續弦夫人，卻另是一種想法。
她叫做愛瑪。從十三歲起，她就在一家女道院讀書。最初，宗教的神秘的氣息，籠罩住她稚弱的心靈，然而這不能滿足她深切的要求。她時常向一位老縫婦借小說看，她不歡喜圖畫性的東西，不過她歡喜裡面的情緒：她夢想浪漫的熱情。
查理一點不了解她，他自己幸福，便以為她也幸福。有時查理的母親來看他們，不過婆媳從來沒有相安過。在這平滯的生活之中，只有昂代爾維利耶（Anderviliers）伯爵府上邀宴過一次，不過這也只是一次。她夢想巴黎和都市的生活。她訂了兩份雜誌。她買了一架鋼琴；她辭掉女僕，另用了一個使女；她希望有什麼事發生。然而什麼事也沒有！看見她這樣鬱郁地病了下來，查理還以為她不歡喜道特這個地方，便設法活動在永鎮寺（Yonville l'abbaye）掛牌。收拾搬家的時候，愛瑪發現她結婚的花球，於是順手扔在火裡頭，看它燒成灰燼。
中卷共總有十五章：
其實永鎮寺是一樣地鄉鄙，一樣地平滯。每早有一趟郵車到魯昂府，臨晚再趕回鄉來。飯店倒有一家，主婦是勒福郎絲瓦（Lefrancois）夫人，還有一個夥計是瘸子。著名的卻是隔壁的藥房，藥劑師郝麥，因為私下開藥方，受過官府的警告，所以看見新醫生，他比別人分外殷勤，還有一個掮客，叫做勒樂（L'Heuneux），在村里販賣洋貨。和愛瑪氣味相投的，卻是一個年輕人，叫做賴昂·都普（Léon Dupuis）,在公證人居由曼（Guillemin）手下當練習生。
愛瑪懷了孕；她希望這是男孩子，不過分娩的是女孩子。她給嬰孩起了一個白爾特（Berthe）的名字，便交託一家貧苦的農婦育養。有一天，她想起看她的女兒，路上遇見賴昂，便約下一起走。他們的嗜好和性情大致是相同的：浪漫而且富於詩意。所以每逢大家圍爐而坐，郝麥同查理高談闊論，愛瑪同賴昂便低語細話。她越覺賴昂清雅，越嫌丈夫愚蠢。但是他們都沒有膽量；賴昂不知道怎樣問才好，愛瑪卻以為愛情和狂風暴雨一樣，其來也必定飆急，便懶懶地盼著。隨著這種無期無效的企望，是一種反動：她向人譽揚她的丈夫，上教堂做禮拜，而且把女兒領回，親自育養，說她最愛小孩子。其實心裡充滿了貪慾、憤恨。查理一心在謀她的幸福，並不覺察她有叛離的心情；這使她忿怒：她恨他，覺得他的心力對於她是一種侮辱，她更恨自己的虛偽。她求救於牧師布爾尼賢（Bournisien）。牧師是一個極其實際的村學究，根本不曉得人的精神會有疾苦。這時賴昂也去了巴黎。愛瑪益發無聊。
離永鎮寺不遠，有一個獨身的地主，叫做羅道耳弗·布朗皆（Rodolphe Boulanger），是婦女社會的斲輪老手。看見了愛瑪一面，他便存心和她結識。這時正逢農業展覽會在本地舉行，永鎮寺平空熱鬧起來。不滿意的只有飯店的女主婦，看見沿路搭起許多小飯棚。忙的卻有郝麥，不僅是籌備委員，而且是某報特約訪員；投機的更有教堂的僕役，把椅子一把一把抗出來，臨時出租。可憐的卻有一家婦人，因為欠多了勒樂的債，當天宣告破產。就在這樣的一天，羅道耳弗避開人群，挽住愛瑪，用話誘她入彀。
其實愛瑪如響斯應，早就準備好了接受任何男子的款曲，最初，羅道耳弗得到查理的同意，備好了兩匹馬，邀出愛瑪散步。漸漸她的膽子放大了，乘人不防，溜到羅道耳弗的堡子，便是羅道耳弗都覺得她毫無忌憚，有些不妙。有一天清早，從堡子溜出來，她遇見本鎮的稅吏畢耐（Binet）正在犯法行獵；她把幽會的地點改在她的家裡。湊巧這時她的父親送了一些野味來，還附了一封動情的信。愛瑪覺得不過意，又回心愛起女兒，同時攛掇查理採納郝麥的建議，顯一下割治的手藝，好恢復她的舊愛。查理不爭氣，不僅割壞了飯店瘸子的腿，還得替他出錢另請高明，補一隻假腿。愛瑪越看不起他，越愛她的情人；家務她也不過問，只是向勒樂賒欠，置辦旅行的什物，預備和羅道耳弗私逃。羅道耳弗一點沒有意思私逃，寫了一封委婉的信，不訣而別。
愛瑪大病下來。查理想盡方法，恢復她的健康；不過更使他憂愁的，卻是財源不繼。他向勒樂舉債，愛瑪漸漸復原，同時也行善，信了教。有一次查理陪她到魯昂城裡看戲，遇見久已睽違的賴昂。他留他們在城裡多玩一天；查理因為職業的關係，不得不回去，但是愛瑪留下來。
下卷共總有十一章：
去過巴黎的賴昂已然不是以前的賴昂。費了一天的精神，他得到愛瑪的歡愛。等她回到鄉間，這才知道查理的父親去了世。查理唯恐她悲慟，特意囑託郝麥替他傳達，不巧郝麥的學徒玉司旦（Justin），擅自走進藥劑師神聖的化驗室，從砒霜瓶子一旁，誤取了一個盤子，郝麥勃然震怒，忘掉他婉轉的文藻，一直說出他的使命。其實愛瑪毫不傷心，藉口賴昂是法學生，和他商議償還勒樂債款的方法，又轉回了魯昂。
賴昂在城裡租了一間房，做他們幽會的地點。愛瑪每星期進城一次，告訴查理，說是學習音樂。她向勒樂借下錢來，化在她的情夫身上。她也不曉得節制，女兒和家務不管，只是一味地糜費。花到後來不得了，便瞞著丈夫，賣掉他所承繼的房屋。然而東彌西補，仍是無濟於事。有一張她籤押的支票，原先付給勒樂，這時卻轉給另外一個債主，呈請法庭，向她追索下來。她哀求勒樂轉央對方延緩期限。她想盡方法，甚至於向婢女借錢，一批一批開發她的積欠。
同時所謂愛的生涯，她也有些厭膩。久而久之，這和結婚一樣地平板，一樣地索然，一樣地千篇一律。甚而人生，她也疲倦。賴昂嫌她遺誤他的正業，不過猶疑不定，一時不忍和她斷絕。法庭催債的傳票終於發下來，限她二十四小時以內清償，否則變賣她的家產。
愛瑪設法瞞住查理，希望第二天能夠借出款來。第二天是星期日，她進城去求各家銀行幫忙，沒有一家應命。便是賴昂也愛莫能助。她叫他到公事房行竊。賴昂答應去借款，等到下午三點，再下鄉給她回話。看見沒有指望，她奔回永鎮寺，來求公證人居由曼：公證人是色鬼，然而提起錢，依然一毛不拔。只有等查理來饒恕她——她愚騃的丈夫來饒恕她！證明他比她優越。啊！什麼都勝似他的寬恕。她去央求她所冷淡的畢耐，白央求。她跑去等候賴昂的回信，渺然。最後她想到遺棄她的羅道耳弗，羅道耳弗仍然愛她，跪在她的身邊；聽見她來借款，他便站起來，安安詳詳地答道：
「——親愛的夫人，我沒有錢。」
愛瑪想不到她還要受一次羞辱——怎樣的羞辱！
「——可是我呀，為了博你一點微笑，一次青睞，聽你說一句『謝謝』，我什麼也會給你，什麼也會賣掉，做苦工，沿街乞討！可是你安安靜靜地坐在你的扶手椅，好像你先前還沒有讓我受夠罪？沒有你，你明白，我會快快活活過日子的，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跟誰打賭來的？可是你從前愛我，你從前這樣講的……方才還這樣講……啊！還不如把我攆走的好！你親我的手，手現在還是熱烘烘的。你就在這地方，在這地毯上，跪在我的面前，發誓愛我一輩子。我相信你；整整兩年，你帶我做著最香甜、最綺麗的夢！……嗯？！我們的旅行計劃，你記得不？啊！你的信，你的信！撕碎了我的心！如今我看他來了，投他來了，他又有錢，又快活，又自由！求他搭救我一把，隨便什麼人都會幫忙，苦苦央求，把恩情統統獻給他，他推開我，因為這要他三千法郎！」
從堡子出來，天也黑了，和她的心一樣的黑；她蹣跚到郝麥的藥房，趁他一家晚餐，叫出玉司旦，偷偷開了實驗室，過去抓住砒霜的瓶子，對口倒下去。現在她反而鎮靜了，走回家，躺在床上，等候死的光臨。去世的時候，聽見窗外路上的歌聲，她想起這是一個失明的老乞丐，自己常在城裡遇見，便叫一聲：
「——瞎子！」
咽了氣。
她的父親遠遠來奔喪，走到村口，正遇見出殯，暈慟過去。送喪的人異口同聲地哀憐，便是洋貨商勒樂，也矜惜死者的不幸。羅道耳弗打了一天的獵，夜晚睡的很安適。查理髮現羅道耳弗寫給愛瑪的情書；他並不氣恨，有一天相遇，他僅僅說了一句：
「——錯的都是命！」
第二天，他的女兒看見他一個人坐在後園石凳子上。不動，也不言語。原來他死了。
怎樣一本小說！沒有一個人物不是逼真逼肖，哪怕是極其渺微的人物，便是三行兩行的形容，也是怎樣地栩栩如生！而且每一個人物的背景是怎樣地充實！性格、環境、事故、心理的變遷，全揉合在一起，打成一片，不多不少，不輕不重，在一種最完美的比例之中，相為因果，推陳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以為這是一部描寫鄉間的通常的生活，和巴爾扎克的小說一樣沉重，一樣真實，一樣動人，然而翻開第一頁，我們便認出我們的錯誤，而且認出這是「人間喜劇」應該收入的一部小說傑作，是巴爾扎克也在想著的藝術形式：描寫、形容、分析、對話、性情、動作，都同時生靈活現地，仿佛真正的人生，印入我們的眼瞼。是小說，然而是藝術；是藝術，然而是生活：啊！怎樣的一種諧和！
和一座山一樣，在這樣作品的後面，是作者深厚的性格。他絕不許書里有自己，這是說，他不願意在他所創造的一群人裡面，忽然露出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和讀者寒暄，刺入耳目。然而這不是說，作者能夠和作品全然析離。一件作品之所以充實，就看作者有沒有嘔盡心血，於無形之中，將自己化進去。化進去，卻不是把自己整個放進去。不問事物的好壞，人物的美惡，他深厚的性格無所不納，無所不入。一八五三年七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由詩人德利勒論到創作的經驗道：
「他看不見醜惡也有道德的密度。所以他缺乏生活，無論多麼富有顏色，他缺乏凹凸。凹凸出於對象深刻的觀察，一種深入；因為外在的現實必須進到我們裡面，差不多逼到我們喊叫，不得不好好呈現它出來。一個人眼前有清晰的模特兒，總寫的好，而且從什麼地方清清楚楚地觀看真實，如若不在人類憂患的美麗的陳覽之中？它們新鮮極了，引的他非吃不可。他奔過去一口吞下，化於它們。」
無論人生如何醜惡，在藝術家的想像裡面，全有另外一種的美麗存在。他的人物的經驗，在他想像的真實上，就成了他自己的經驗。於是他創作的精神，因為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需要，化成無數方面，追求殊途同歸的終極的真實。這種精神作用，臻於最高的境界，作者和他的人物便合而為一，甚至於影響到他物質的生活，例如福氏寫信給批評家泰納（Taine），追敘愛瑪服毒那一幕道：
「……我的想像的人物感動我、追逐我，倒像我在他們的內心活動著。描寫愛瑪·包法利服毒的時候，我自己的口裡仿佛有了砒霜的氣味，我自己仿佛服了毒，我一連兩次消化不良，兩次真正消化不良，當時連飯我全吐了……」
他忘了他的存在；他的人物反而成了他的真我——如果不是理想的我。所以福氏會向別人講：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據我來的。」
愛瑪是他，因為無形中分有他浪漫的教育、傳奇的心性、物慾的要求、現世的厭憎、理想的憧憬；而且我們敢於斗膽說，全書就是她一個人——一個無恥的淫婦！——占有他較深的同情。但是我們應該適可而止，因為在藝術的創造上，只要藝術家鑽進他的對象裡面，對象無論是什麼，一定獲有他的人生的成分，或者人類的同情。對於福氏，和他失明的女神一樣，藝術家應該一秉大公，不存成見。每一個人物都含有他的人性，然而不全就是他，猶如不全是任何私人，然而任何私人都包涵在裡面。一八五七年六月，福氏答覆卡耶斗（Cailleteaux）道：
「不，先生，一點也不真有其人。《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純粹的虛構。這本書的所有的人物全是憑空想出來的，永鎮寺不存在，利鵝（Ricule）小河也不存在，全書類皆如是……然而這也禁不住同鄉，從我的小說裡面，發現一堆典故。不過那樣一做，我的描寫倒反而不會相像了，因為在我眼前的只是些私人（personalités），可是我所要寫的，正相反，卻是些典型人物（types）。」
福氏從小資產階級選出他的典型人物。小資產階級最會過日子，然而唯其如此，才俗不可耐。他們不願意走人下流，也沒有心去做英雄，他們只顧目前，關懷的也就只是生存的維繫。他的格言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凡是妨害他們生存的，他們便視為對敵，而且他們也有若干的自尊心，不許別人干預他們的行止，諂上而謾下更是他們共同的品德。他們是弱者，然而從來不肯示弱；他們歡喜看別人的笑話，自己卻決不許出醜，為了預防意外起見，他們接受、模擬，終於凝定；福氏自己便和這一群資產階級生活在一起，然而他怎樣厭惡他們！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氏寫信給高萊女士，形容他四周的人物道：
「我同兄嫂整整在一起過了兩天，離這裡半里光景，有一所很美的房產出售，他有意去看一下。起初他想買，熱了上來，回頭冷了下去，回頭又熱了上來，於是考慮，於是反對，本來同賣主定好了約會，不過怕上當，今早他離開這裡，故意先給賣主一個失望。所以由我代他出面說話。一點鐘睡下，四點鐘我就起來：從昨天起，我喝了多少杯酒！研究資產階級，怎樣一種研究！啊！我開始認識資產階級這片化石了！怎樣的半性格！怎樣的半意志！怎樣的半熱情！腦里一切是漂浮、躊躇、脆弱！……」
和她的作者一樣，愛瑪生活在這樣一群人裡面，一群鄉下人裡面。他們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職業、癖嗜、身份、見地；人人在幫忙鄰居的時候，都順便揀一點便宜回來；人人少見多怪，然而絕不大驚小怪；明明不知為不知，卻要裝做像煞有介事；心中籌維再四，口頭卻見義勇為：一個字囊盡他們的性格——是福氏的「半！」
然而這一群「半」性的人，各有各自的模子，是同一社會的出品，卻沒有一個相同；是恰到好處的真實，一次兜進我們的眼帘，便永久活在我們的心上。一見之後，如果我們不能傾心相與，至少我們忘不掉他們的形象、姿態、語言、習癖。他們的真實，從字裡行間迸躍出來，擒住我們的注意，讓我們想不起他們的傳奇性質，同時逃出典型人物的拘束，與自然抗衡。我們覺得他們的線條，一根一根，非常清晰；我們起初以為這會失之於瑣細；正相反，作者抓牢而且抓准了他們的輪廓，一下子甩在我們的眼前，便活脫脫地立了起來。
在這小村鎮裡面，人生的複雜同它利害的衝突，和在任何城市一樣，不可避免；唯其不可避免，反而使作者加深揶揄的可能。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哲學，假如處世也算一種哲學。站在一家樓窗前面，只要天晴，每天下午和星期日，你可以灼見瘦骨稜稜的畢耐，彎著腰，在屋裡旋剫小木環，克吃克吃，鬧的村東聽到村西；小木環堆滿了一屋，他旋，剫著；他這樣消遣掉他的一天，「帶有藝術家的嫉妒，資產階級的自私」。他當過兵，日子也過的和兵一樣地紀律化，下午六點鐘一響，你準會看見他走進金獅飯店，坐在他的老地方，一言不發，又仿佛一位將軍，鴉雀無聲地用餐。但是他，冷氣逼人的畢耐也有弱點：一清早，閃在一隻陷入溝里的木桶後面，半陸半水地獵野鴨；警章上規定，只准船上行獵。他是以冷還冷，永久袖手旁觀。和他一樣沒有心，然而無巧不取，無縫不入，卻是掮客勒樂。你以為他那麼謙和、諂諛、逢迎，聽他的話比水還快，比蜜還甜，看他一躬到地，擠著一雙專看風色的漆黑的豬眼，你卻不知道他心裡打著什麼算盤（連畢耐也怕的算盤！）。便是你臨了把不值錢的靈魂賣掉來還帳，他也認為毫不相干。他比牧師還了解人類的弱點；正因為用不著牧師的慈悲，他便利用人類的弱點，完成他魔鬼的使命。然而不這樣做，又將如何？又將如何發財？他是非常的實際，而且應理成功的商人。
「他輕輕地把她推向樓梯。
「——我求你，勒樂先生，再緩幾天！
「她嗚咽了。
「——嘿！有你的，眼淚也使出來了！
「——你是朝死路逼我！
他關了門道：
「關我屁事！」
但是他也好面子，你不奇怪嗎？所以名義上倒不是他索債。他願意發財，卻不要鄉人議論。你聽見他還在憐惜死者吶。人世是複雜的，必須他的複雜的頭腦才成。
宗教和科學勢不兩立，便是在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也難以相安。宗教的代表是牧師布爾尼賢，科學的代表不是醫生，卻是藥劑師郝麥。布爾尼賢的存在，增深全書的意義，加重愛瑪墮落的力量。他缺乏精神生活，也不曉得精神生活是什麼。一個農人的底子：魁偉而雄壯的身體；虔篤而迷信的心性。對於一般朝出夕歸的鄉下人，布爾尼賢是再好不過的教士，農收的時候，他在幫人捆田禾，「一趟抗六捆」！到時候，他還管教全村的孩子，好也罷歹也罷，反正比孩子遊手好閒，在家裡胡蹦亂跳，砸碎了東西強；而且他沒有教士的尊嚴，一樣地說笑，甚至於一樣地發咒，而且道袍上一樣是菸灰，一樣是油漬；何況懺悔離不開他，安慰少不掉他——因為他也會安慰人的；但是怎樣一個安慰法！腦內裝的就是兩本教義，口裡出來的也就是這兩本教義，而且錯了也難講，他的服務的忠實，便是工匠做活也趕不上；他決不想了解他的教民，不是不想，是他根本沒有了解的天分：
「他問道：你好嗎？
「愛瑪答道：不好；我難受。
「教士接下去道：可不！我也是。這些日子，古里古怪，天才一熱，人就四肢無力，你說對不對？不過你要怎麼著！聖保羅說得好，我們生下來就為受罪。倒是包法利先生，他是什麼看法？
「她做了一個輕蔑的手勢，說：他呀！
「老好人大吃一驚，連忙道：什麼！他不給你開方子配一點藥吃？」
他不曉得人間還有病，就是吃藥也沒有用。然而藥劑師，我們的郝麥先生，卻把他當做不世之仇！
郝麥是永鎮寺唯一而偉大的人物。凡是妨害他成為唯一而偉大的，他全想法除掉；不是他沒有大量，是他不幸生而代表正義，正義就是科學。達爾杜弗一張口就是上帝，他不曉得他作偽，作偽是他的性格；郝麥一張口就是科學，他不曉得他作偽，作偽他也不會。他是科學的信徒；科學萬能，郝麥萬能。「郝麥滿腦方子，比他的藥房的瓶子還多，擅長釀造各色蜜餞、醋和香油，也知道種種新出的省煤的鍋釜，和保存乾酪、料理壞酒的方法。」而且他有一大架子書（全是傑作還用說），雜誌不提，每天還有一份日報看，而且自己就是日報的通訊員。而且他有一間實驗室，不是法文的實驗室（laboratoire），而是來自猶太語根的capharnaum（意思是雜貨店）。而且他印行過一冊《蘋果酒之研究》（Du Cèdre, de sa fabrication et de ses effets, suivi de quelques réflexions nouvelles à ce sujet），對於科學有絕大的貢獻。他缺少的只是官家的報酬，不過我們知道，「他最近收到十字勳章」。
郝麥知道他自己的重要，他的使命是給永鎮寺加以科學的洗禮。現今的世界已然走進科學的領域，任何事物，任何學問，都和科學發生密切的關聯，這就是說，同郝麥發生密切的關聯。他有的是虛榮，他覺得全村沒有一個人及上他，凡是他所感受的，全村應該一體接受，而且這為了全村的公益。所以一有機會，便是極小的機會，他都不肯，也不能放過，用來炫耀一下他的才學——為了正義，他是馬上就熱上來的；開導鄉愚，這是他應盡的責任。他不談話，他講演，因為他也是一種教士，更加神聖的殉教者。哪怕面前是金獅飯店的主婦，他也仿佛對著濟濟一堂的聽眾。你以為是誇張、是宣傳、是言之過甚；他以為是自然、是應該、是確乎其不可拔。因之，他所知道的，或者先知道的，全是可靠，而且必須置信。如果他失敗，失敗在他的急於立功，因為急中有錯。但是如果你做了他的敵人，你就不要再想安寧，除非你即早宣告他的勝利。所以他反對宗教，因為宗教擅敢統治人類的靈魂；然而他更反對布爾尼賢，因為他是它的宣教士。拿什麼資格，宗教也配管轄靈魂，自從有了科學，不可知也成了可知，因之，宗教的職責應該劃歸科學，這就是說，布爾尼賢的職責應該劃歸郝麥。
然而郝麥並非沒有上帝：說實話，他也是弱者。他自己說的好：
「——正相反，我崇拜上帝！我相信最高的存在，唯一的創造者，無論他是什麼，我不在乎。他要我們活在人世，盡我們的公民的責任、家長的責任，但是我們用不著走進教堂吻銀盤子，拿錢養肥一群小丑；他們吃的比我們好！因為人在樹林、在田地，或者甚至於像古人一樣，望著蒼天，一樣可以禮敬上帝。對於我，我的上帝，我所禮敬的上帝，就是蘇格拉底的上帝、富蘭克林的上帝、福爾泰和白朗瑞（Béranger）的上帝！我擁護『薩伏衣教務協理的信仰宣言』（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ovoyard）和一七八九年的不朽原則！……」
如果你曉得他子女命名的來歷，他的淵博更會讓你瞠目不知所云。他的長子叫做拿破崙，象徵光榮；次子叫做富蘭克林，象徵自由；一個女兒叫做伊爾瑪（Ima），算是一種對於浪漫主義的讓步；一個女兒叫阿達莉（Athalie），獻與法國悲劇的不朽傑作。然而這種藝術的羨賞並不妨害他的科學精神。例如他欽服《阿達莉》作者的文章，卻一點不同情於劇中的宗教情緒。然而無論他是科學家、藝術家，一切仍舊擋不住他俗到了家！一切仍舊擋不住他是一個平常的好人！他有的是熱心腸；他沒有絕對的惡意；而且接受、尊奉、諂諛在上的權威。而且他知道隨俗，知道工作久了，應該娛樂一下，所以有一天星期四，愛瑪赴她的幽會，看見郝麥也靜悄悄地進了城——靜悄悄地，因為「他唯恐見他不在，大驚小怪，所以沒有同任何人說起他的計劃。」——無意卻攪了愛瑪一天的幽會！而且這敢作敢為的藥劑師，隨地口裡天花亂墜，有時一樣怯弱，怕見醫生開刀、怕招涼、怕死！
福氏寫了好幾個曾經受過浪漫文學影響的人物，其中賴昂要算最膚淺、最皮毛、最柔脆。有好些地方，毛諾和他相像，然而在稟賦上、在性格上、在情感上、在為人上，比他深厚而且徹底多了。和毛諾一樣，賴昂早年失怙，由母親教養成人；他會一點音樂，還可以畫兩筆水彩畫，而且平時讀了好些風花雪月的詩歌小說；他不知道他浪漫的情緒全從書里來的，卻以為生性如此，仿佛一位鄉下大姐，抹了一臉城裡買來的粉，塗了一臉城裡買來的紅，於是羞羞答答，自以為就是鄉下的美人。其實骨子裡仍是一個土裡土氣的農民。他有農民的謹慎，他有農人的順天之性，然而缺乏農人的魄力，農人的頑梗。一個剛強的性格會一下子克服他的；愛瑪要他寫情詩，「他從來找不到第二個韻腳，終於從書里抄一首十四行詩交卷農人。」和愛瑪在一起，「他不辯駁她的觀念；他接受她的一切愛好；與其說她是他的情婦，倒不如說，他變成她的情婦。」但是到了利害關頭，他資產階級的本性就流露出來。「他就要升為第一練習生：該是嚴肅的時候了。所以他放棄舊習慣、激昂的情緒和想像：——個個資產者，在他年輕時候，血氣方剛，就算是一天、一個小時也罷，都自以為抱有海闊天空的熱情，會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來。最庸俗的登徒子也不忘於東方皇后；個個公證人心裡全有詩人的殘膏剩馥。」他有青年的潤澤，然而和青年一樣，經不起一拭再拭。這就是為什麼，和毛諾同樣地學習法律，他卻不僅在鄉間做了公證人，而且娶了一個士紳的女兒，成了家，立了業，庸庸碌碌，了結一生。
羅道耳弗不這樣沒有出息，然而更壞也說不定。就本性而論，也是一個地主，他不僅謹慎，而且曉得怎樣才是謹慎；他要名，然而如果可能，他也要愛，如果愛有傷於名，他就不會繼續下去；愛財如命，是地主階級的本性。福氏為了布耶死後立碑，給魯昂市政府寫信，嬉笑怒罵一群沒落的資產者道：
「你們，實際？去一邊待著吧！你們不知道拿筆，更不知道拿槍！強盜來了，搶你、監你、殺你，要你們怎麼，你們就怎麼；獸的本能是自衛，你們連獸的本能都沒有；問題不僅是你們的皮，而且是你們比命猶親的錢口袋，那時叫你們往匣里放一頁紙，你們都一點氣力沒有！……」
羅道耳弗還沒有沒落到這種可憐的境地：他的生活如果不實際，至少是思維出來的。他做愛，和地主理家一樣，步步預防好了的。他有膽子，不過冒險他不干。他不願意娶一個主婦來，失掉他獨身者的自由。但是他也不願意在本鄉偷女人，妨害他的身份。在這方面，沒有人比他再實際：他在城裡包了一個女戲子。然而他不是一味菜止飢的人。他有的是色情經驗。他一眼看見了愛瑪，一眼看清了查理；當一個人早晚出外診病，當一個人木木無覺，和查理一樣的時候，又何樂而不為呢？——但是他不防備愛瑪會要求他私奔。棄掉他的產業，棄掉他的安適，為誰？為一個生性乖戾的美婦人！哼，哼。一樣是消遣，還是打獵好些。他知道拿槍，而且知道拿筆，而且怎樣的一封信（coup de lettre）！這種人有虛榮，沒有良心；他不認舊帳，最好中途分手，因為他不是一個好旅伴。
說到信，這裡有一封真摯而動情的家書，卻是盧歐寫給他的女兒，問候她一家大小平安。我們尾隨愛瑪，過著一種虛偽的情感的生活，忽然遇見一封真情流露的懇切的信，不說我們一洗耳目，便是愛瑪，也覺出久居鮑魚之肆的腥臭味。《包法利夫人》的特色，就是全書充滿了發人深省然而輕快的人類的喜劇。福氏絕不濫用。他明白它的偶然使用的效果：這烘出鄉間的形形色色，而且反映人物的活動，無形之中，給全書增添一種新的色調、一種深刻的意義。於是全書的進行不僅不單調，而且不沉悶，仿佛走上若干灰色的人生的道路，我們發現一朵兩朵的野菊花，點綴在道旁，供我們剎那的喜悅的留連。但是福氏還有一種更深的用意。除去盧歐老頭子以外，這種小小的穿插，大部分是用來反襯資產階級的破滅。從資產階級所不屑一視的材料裡面，他選擇他的小喜劇，我們記得他前面說過：
「……醜惡也有道德的密度。」
所以他仿佛取笑一般資產階級，不時推上一些不倫不類的渺小人物；他們沒有社會的地位，但是他們具有同樣的真實、同樣的人類的興趣。這就是為什麼這本小說有時一直打進我們的心坎，在它的譏笑之中，在它的詩意之中，攫去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同情。他們不勾引我們，他們具有尊嚴；然而他們感動我們，他們具有美麗；所以往往不是浮幻的，是古典主義的。我們隨在愛瑪後面，走進羅萊（Rolet）女人破爛的草房，我們看著查理的笨手，在願愚的伊包里特（Hippolyte）的瘸腿上發抖，我們聽見郝麥坐在郵車裡面，向失明的老丐演述。依人檐下的學徒、愨實的玉司旦，站在愛瑪的房門邊，痴痴地看著她在梳裝——可憐的天真的村童！他膜拜這位狂風暴雨似的婦人，然而僅止於膜拜。但是最動人的，卻是農業展覽會中的一幕喜劇，一個姓勒魯（Leroux）的老婦人，在一家農場做了五十四年苦活，如今經審查員鑑定，發給價值二十五法郎的銀質獎牌一枚。「不見她的蹤影，只聽見好些聲音竊竊私語道：
「——去呀！
「——不。
「——向左邊去！
「——別害怕！
「——啊！看她這個多蠢！
「杜法赦（Tuvache本鎮的鎮長）呼喊道：她到底在不在？
「——在！……那不是！
「——那麼，到前面來呀！
「於是就見一個矮矮老婦人，走上司令台，神色畏縮，好像和身上的破爛的衣服皺成了一團一樣。腳上蹬著一雙大木頭套鞋；腰裡系一條大藍圍裙；一頂沒有鑲邊的小風帽兜住她的瘦臉；一臉老皺紋，幹了的壞蘋果也沒有她多。紅上衣的袖筒，出來兩隻長手，關節疙里疙瘩；穀倉的灰塵、洗衣服的鹼水、羊毛的油脂，在上面留下一層厚皮，全是裂縫，指節發僵；清水再洗，也顯著骯髒；苦幹多年，閉也閉不攏來：好像明擺著這一雙手，就是千辛萬苦的卑微的憑證一樣。臉上的表情，如同一個修行的道姑那樣呆滯。任何哀、樂事件，也軟化不了她那暗淡的視線。她和牲畜待在一起，也像它們一樣喑啞、安詳。她還是第一次看見自己在這樣大的一群人當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青燕尾服的先生們，又是州行政委員的十字勳章，心中惶懼，一步不敢移動，不知道該往前去，還是該往後逃，也不知道群眾為什麼推她，審查員為什麼朝她微笑。這幹了半世紀勞役的苦婆子，就這樣站在這些喜笑顏開的資產者之前。
「州行政委員從主席手上接過得獎人員的名單，然後道：過來！可敬的卡特琳·妮開絲，艾利薩白·勒魯！
「他看一遍名單，看一遍老婦人，用慈父的聲音，重複道：
「——過來，過來！
「杜法赦在扶手椅上跳道：你聾了嗎？
「他朝她的耳朵喊道：
「——五十四年服務！銀質獎章一枚！二十五法郎！是給你的。
「她接過獎章，仔細打量，隨即一臉幸福的微笑，徑自走開。大家聽見她咕噥道：『我拿這送給我們的教堂堂長，給我做彌撒。』」
我們平常有一句俗語，叫做彩鳳隨鴉，正好應了包法利夫婦。他們的婚配，從頭到尾是錯誤。各人走各人的路，幸福我們不敢說，至少結局不會悲慘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們的性情絕對沒有調和的可能，好像一枚錢的不同的正反兩面，卻合在一枚錢上。他們並不衝突，然而就是貌合神離，攏不在一起。如果烏鴉自覺，一定會交還彩鳳的自由，不是憐惜彩鳳，是怕自己難堪。不過查理卻連自覺也沒有。這是一個沒有性格的性格。他從來沒有想到別人，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根本他就沒有思想。他唯一的問題，是沾在什麼上面活著，而且不多不少，只要輕易一沾上，他就這樣活下去；而且便是沾，也要別人推他一把，他自己不知道怎樣才是沾；他要不沾在什麼上面，他一個人也不會活下去，這裡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是他要沾著罷了。他的前妻是他的母親給他娶過來的；他自己從來不會成室立家；他愛盧歐的女兒，這次是他親自出頭，可是你只聽他唧噥道：
「——盧歐先生，我打算同你談一點事。」
接著便是吞吞吐吐的：
「——盧歐老爹……盧歐老爹……」
他的求婚僅止於此，下余全是盧歐這好老頭子替他說出口來。他的前妻嫁給他的時候是四十五歲，「像柴一樣干，像春季發芽一樣，一臉疙瘩。」然而他和她安居樂業，等她死了以後，他還很難受來的。不是別的，是他丟了他的習慣。他沒有意志，習慣就是他的意志。他常去盧歐那裡做客，因為他走熟了那條路；他向愛瑪求婚，因為他常在盧歐家裡看見她；而且他愛她！但是他的愛的理想（假使有的話），去他的少妻是怎樣的遙遠！這裡沒有靈性的活動，沒有精神的作用，沒有浪漫的情緒，沒有理想的憧憬，總之，凡增高生存的意義，使人超於現實，起人向上企求之心的，他全缺乏。這是一個動物，一個純粹的下等的動物（不是野獸）！他沒有更高的需要，而且非常容易滿足。他從來沒有見過愛瑪這樣的女人，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實質的生活。「他和寡婦一道過了十四個月，她那雙腳在床上就像冰塊一樣涼。可是現在，他心愛的這個標緻女子，他一輩子占有。宇宙在他，不超過她的紡綢褲裙的幅員。」「所以他快樂，在世上毫無憂慮。」這是一個全然生活於下等本能的人。這不用費力氣，在他反而再自然沒有。「他感情流露，在他成了例行公事，他吻抱她，有一定時間。這是許多習慣之中的一個習慣，就像晚飯單調乏味，用過以後，先曉得要上什麼果點一樣。」他的感覺是現實的，實際的；他的快樂只有從肉慾里出來的是真實的、切心的；所以一次滿足以後，他永遠滿足；他把他的全生命、全心靈（假使有的話）、整個他自己，都集中在他的愛妻身上；他相信她，因為她滿足他的欲望、他的愛情；我們可以說，唯其如此，倒是誠摯的、單純的，甚至於進了嬰提的境界；習慣和本能在這裡混成一件東西。失掉這件東西，他就不能生存。他的痛苦是物質的、切實的，他沾在這痛苦上面，和沾在幸福上面一樣，他只有死。
妙處就在他接受一切，不同自己競爭，也不同別人競爭。他羨慕詫怪；然而因為他不好奇，他永遠愚騃，缺乏了解力。這仿佛汪洋的深海，無論什麼墜下去，也漩不起回聲；或者仿佛一塊青石，怎麼敲打，也迸激不出火花。便是愛瑪在月下為他歌盡了她的陽春白雪，「查理也似乎並不因而愛情加重，感動加深。」。但是他自己也絕不會感動別人，「查理的談吐就像人行道一樣平板，見解庸俗，如同來往行人一般」；他不知道在人面前炫耀，也絕不想炫耀；如果他敢於做一件事，哪怕是他的本分，例如割治伊包里特的瘸腿，沒有一件事由於自主，不是愛瑪的鼓舞，就是郝麥的慫恿，不由忘掉自己的凡庸無能。其實他自己一點驕傲都沒有。他在外受了同行的羞辱，晚晌回來，和說故事一樣，他向愛瑪從頭到尾，安安靜靜地重敘一遍。他不知道這傷他自己的尊嚴，更不知道這會傷愛瑪高傲的心性。有時他俗鄙到了哭笑不得的程度；他在半路揀了一個煙匣，裡面還有幾枝雪茄，雖說不會，他也禁不住見獵心喜，直到咳嗽，過去喝一口涼水，還是愛瑪拿開煙匣完事。和愛瑪正相反，他從來不看書，便是醫書，他看不到一行，就在爐旁打起盹來。他是那樣愚蠢，勿怪羅道耳弗一眼就看準了他天生良弱可欺。他不做、也不會做任何人的敵手，沒有一個人把他放在心上，然而他生下來就是愛瑪的敵手，而且如此天經地義，如此不可動搖，便是愛瑪的智慧，愛瑪的靈魂，也險些被他征服下來。
愛瑪是一個鄉下女孩子。如果查理前妻的話可靠，她的祖父是一個放羊的，她的父親是一個富裕的佃農：這就是說，她承有佃農的體質。看清楚這一點，我們便明白她性格的發展，她教育的彭響，同她每況愈下的變遷。福氏的觀察，全書隱涵的道德的意義，也全由這一點出發。愛瑪不是說一句話、喘一口氣的懺柔女子，她有的是元始氣力，如果她覺得非做不可，便是千辛萬苦，她也敢於做下去。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她會整個顯出她塵封的遺傳本能，用她全副物質和精神力量，來撐持她破滅的命運，她的高雅、她的習性，化成一股雲煙，不知所適。為了籌款還債，她開始售賣她的舊手套、她的舊帽子、破爛的銅鐵，和人講價錢，便是錨銖，她也計較。——她的佃農的血，使她無利不圖。如果不受外來的影響，愛瑪做一輩子的無識農婦，她的行為也許更加衝動，更加獷野，但是精神上她卻少去若干痛苦。從這一點來看，她一生的歷程，只是一種不當有而有的錯誤，猶如查理的充滿諷刺的可憐人語：
「——錯的是命！」
愛瑪錯綜的際遇，同她環境的鋪陳，建築在福氏哲學的概念上。我們曉得他如何推崇斯賓諾莎（Spinoza）。愛瑪的一生，可以說是瞎碰，其間作祟的，是種種奇巧的不幸的遇合，仿佛隱隱有一種定命論主宰全書的進行。我們往往替她冤曲，因為我們明明覺得她是環境的犧牲品。決定她的行徑的，不是她佃農的性格，卻是種種後得的習性和環境。福氏也用盡了心力，檢討其中可能的因果。最初他想把愛瑪寫成一位聖安東似的女隱士，不過真正到了著手的時候，他拋棄了他原來的計劃。一八五七年三月，他寫信給尚特比女士提道：
「……這是一個有些變壞了的性格，一個屬於虛偽的詩與虛偽的情感的女人。不過最初我倒想把她寫成一位聖女，在鄉間居住，辛苦到老，終於進了神秘主義的境界，夢想的熱情的境界。這最初的計劃，我保存下來的只有四周的環境（景物和人物也足夠暗淡的），還有就是顏色。同時，為了故事更加易於了解而且有趣（有趣的真正的意義）起見，我創造了一個更近於人性的女主角，一個通常所見的女人。」
如果福氏真寫一位女隱士，《包法利夫人》絕不會有現在的成就。環境和女主角的衝突，絕沒有這樣明顯、這樣趣味濃郁、這樣生死系之。她不想克服環境，她想逃開環境；她的內在的生活也許豐富，但是她的事跡絕不會生動。愛瑪的好處就在她是「一個通常所見的女人」，她未嘗不含有女隱士的性質，但是她更含有女隱士不能有的性質。
尤其重要的是，愛瑪是「一個屬於虛偽的詩與虛偽的情感的女人」。這是說，所有她詩化的情感，不是生成的、一個真正的詩人的，是從書本、從教育孕養起來，代替了她遺傳的天性。她的習性，和她的生性，不僅不相牴牾，而且推波助瀾，相成相長，使她無所畏，無所諱，敢做敢為，一直到了寡廉鮮恥，死而後已。但是這是她的過錯嗎？她自己沒有想到她會變成淫婦，人人也沒有想到，然而經過了一步一步的錯落，她變成淫婦。責備她嗎？但是負責的卻應該是遊戲人間的命運小兒。布雷地耶（Brunetière）說的好：
「假定如今愛瑪沒有生在父親的田園，從小她就不認識鄉間，不知道什麼是『羊叫』，什麼是『奶制的食品』，什麼是『犁』；她女道院的教育絕不會叫她渴望奇遇。少和『平靜的景物』在一起，她也不會企求『意外的遇合』。進一步，假定她沒有遇見包法利這樣蠢的丈夫，……再假定在永鎮寺，臨到失足，她能夠尋見一個支柱，臨到傾覆，能夠尋見一個救星，一位伴侶，然而千萬不要是馴良的郝麥夫人，……或者再有一位安慰者，然而千萬不要是堂長布爾尼賢，……不用說，她失敗，不過另是一種失敗，一種環境造成的新生命、一出不同的戲、一部不同的《包法利夫人》。」
愛瑪不是一個弱者。她的悲劇和全書的美麗就在她反抗的意識。這種反抗的意識，因為福氏只從藝術家的見地來看，最初僅止於人性的自覺。這裡的問題是：如果比起四周的人們，我應該享受一種較優的命運，為什麼我不應該享受，為什麼我非特不能享受，而且永生和他們拘留在一起呢？但是愛瑪不再追究下去；對於她，這是情感；超過情感以外，她便失掉了頭緒。到了伊卜生，這種意識漸漸鮮明、發展，成為社會問題。夫妻的關係漸漸得到一種新的傾向。男女平等，不僅是一種理想，如今成為一種可能。愛瑪做夢也想不到這種差強的解決。她羨慕男子，因為男子富有更多的生活的機緣，這就是為什麼聽說生下一個女兒，她絕瞭望。因為「男子少說也是自由的」。
她自己就是一個近乎男性的女子。她有一個強烈的性格，再蹶再起，決不屈服，她的失敗和一切的強者一樣，附帶在她強烈的性格裡面。自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後，我們看見哈代的《還鄉記》，用了相同的主旨：女主角想從沉悶的鄉間逃到繁盛的都市，用力和她的命運掙扎，終歸失敗。優斯太西亞（Eustasia）也許更美，更幻麗，然而愛瑪卻分外真實、分外親切。她的錯誤與其加在命運，或者環境之上，不如加在她自己身上。她以為她多走了一步，卻不知道同時她給自己多加了一根絆足的繩索。
每一個女子多少都有一點虛榮，但是愛瑪天生驕傲。拉斯地克（Lastic）說的好：「這有時變成主要的決然的動機。」她恨查理，因為查理不爭氣，任何方面也不替她爭一點點面子。他一絲一毫的希望都不給她，所以她轉過身，向外尋找。經過了種種的變遷，她一次深似一次地墜落，我們以為這裡僅僅餘下些膚淺的虛榮，她的靈性——她的自視甚高的心性——卻沉淪到底，不會再見天日，但是看到她沉痛的結局，我們便知道，精神生活無論怎樣消沉，她的驕傲依然存在。你想不到一個淫婦也有尊嚴！但是她持有她的尊嚴，至死不和人世苟全。公證人居由曼摟住她的腰，向她求愛，愛瑪立刻臉紅了。她一面神情可怕，往後倒退，一面嚷道：
「——先生，你喪盡天良，欺負我這落難的人！我可憐，但是並不出賣自己！」
但是去求查理的饒恕，這更傷她的尊嚴。她絕不在他的面前折腰：他是她一生破滅的根源！「她全試過了。如今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查理回來，她只好向他說：
「——走開。你腳踩的這條地毯已經不是我們的了。家裡一件家具、一個別針、一根草，都不是你的。可憐人，害你破產的就是我。」
「他聽了這話，嗚咽一大陣，眼淚再流一大堆，最後驚惶已過，他會饒恕的。她咬住牙，咕噥道：
「是啊，他會饒恕我的，可是他有一百萬獻給我，我也不原諒他認識我……決不！不！
「包法利比她強，想到這上頭，她就怒火衝天，其實她說出來也罷，不說出來也罷，遲早今明，他不會不知道的。這樣看來，她非等待這可怕的場面不可，非忍受他的寬洪大量不可。」
她覺得還是一死了結，勝過這場可笑的羞侮。
拉斯地克以為和愛瑪的驕傲相為因緣的，還有她的自私。愛瑪是一個純粹的自私主義者。但是唯其過於自私，反而不見其自私。她的「虛偽的詩與虛偽的情感」「變壞了」她原來的性質，不僅認不清自己，便是四周的人們，她也不會一眼辨出。她給自己臆造了一個自我，於是一切全集中在這想像的自我，而且擴延起來，隔絕她和人世的接近。這想像的自我，完全建築在她的情感上面。「她愛海，只愛海的驚濤駭浪！愛青草，僅僅愛青草遍生於廢墟之間。她必須從事物得到一種切身利益，凡不直接有助於她的感情發泄的，她就看成無用之物，棄置不顧——正因為天性多感，遠在藝術愛好之上，她尋找的是情緒並非風景。」和一切浪漫主義者相仿，她愛任何事物，並非為了任何事物的本身，卻為了任何事物在她心上引出歡悅的情緒。只要她滿意，她用不著過問對象的黑白。這種極端的情感的集中，有時便是母愛的本能、社會的義務，都遭遇她的白眼。然而正在她滿足的時際，她卻是最不自私的愛人。她看不見她愛人的缺陷，她看不見社會的禮貌。她相信，但是她看不見。她臨死聽見一個瞎子的歌唱，她自己就是瞎子。
唯其如此，愛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堂吉訶德一樣，她切盼著她有奇遇。她的靈魂充滿了這種綺麗的非凡的故事。她樂觀，永久希望。她有信心。她相信將來總會是好的。變動總透著消息。福氏總括她的一生道：
「這是第四次，她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第一次是她進女道院的那一天；第二次是她到了道特的那一天；第三次是到了渥畢薩爾（Vaubyessard）的那一天；如今是第四次。每次都像在她的生命中間開始一個新局面。她不相信事物在不同地方，老是一個面目；活過的一部分既然壞，沒有活過的一部分，當然會好多了。」
這是她的人生觀。她以為只要常常變動，幸福——理想的實現——的機會一定自然而然就增多起來。然而她太一心相與。她缺乏理智的鑑別。往往因為不耐煩，急於從現實解脫，一面之下，她就把將來整個許給對方。根本她連對方看也沒有看清。她的熱忱朦翳住她的考慮。她把別人只看作一種象徵的標誌。她一下子答應了查理的婚約，因為查理在她的眼前代表一個變遷的機會。她愛羅道耳弗，因為這正好應了她傳奇的觀念。所以福氏描寫她失足以後道：
「——我有了一個情人！一個情人！
「她一想到這上頭，就心花怒放，好像剎那之間，又返老還童了一樣。她想不到的那種神仙歡愉、那種風月樂趣，終於就要到手。她走進一個只有熱情、銷魂、酩酊的神奇世界。周圍是一望無涯的碧空，感情的極峰在心頭明光閃閃，而日常生活只在遙遠、低洼、陰謀的山隙出現。
「她於是想起她讀過的書的女主人公，這些淫婦多感善歌，開始成群結隊，在她的記憶之中詠唱，聲氣相投，入耳受聽，好像自已變成這些想像的真正一部分一樣，實現了少女時期的長夢……」
她是真正在做愛，腦內充滿了小說的經驗，她按步就班來推演她既成的觀念。她不知道一和現實接觸，她就得接受它的條款，隨在一起浮沉。然而無論如何墮落，她始終沒有失掉她最初的觀念，在她物慾的壓迫之中，她的泯滅的靈性會重新出現，變成她唯一的維繫。她厭惡賴昂，然而，「她並不因而中止給他寫情書，因為她認為一個女人應該永遠給她的情人寫信。
「但是她在寫信中間，見到的恍惚另是一個男子、一個她最熱烈的回憶、最美好的讀物和最殷切的願望所形成的幻影。她在最後變得十分真實、靠近，但是她自己目奪神移，描寫不出他的確切形象！他仿佛一尊天神，眾相紛紛，隱去真身。他住在一個天色淡藍的國度，月明花香，絲梯懸在陽台上擺來擺去。她覺得他近在身旁，凌空下來，一個熱吻，就會把她活活帶走。」
在一種過度的侈張之下，愛瑪的想像活躍著。她真實的生活，也就含在她的想像裡面。這種想像卻順著她傳奇的心性，集中在她情慾的滿足。她從小說裡面得到一種先見，這種先見借著想像的波瀾，漸漸夏去秋來，凝成她主要的觀念。所有她理想的追求，全在實現這種不可追求的觀念。在她的夢想裡面，全世界的活動僅只限於三種可能的社會：一種是外交家的社會，一種是公爵夫人的社會，一種是文人、藝術家的社會。在這三種社會裡面，可以自由出入的，可以享有這種特權的，她一生就遇見這樣一個人，而且就只一次。她不知道他的名姓，就曉得是一位翩翩子爵。只有這樣的男子才配做她的情人；她沒有機會結識子爵，她退一步，把她賦與子爵的優點轉而賦與她實際的情人。然而她終於沒有遺忘他想像的存在。這是她精神最後的寄託。我們曉得福氏怎樣支配而且利用子爵的出現。就在愛瑪夢境破碎的時候，子爵——至少愛瑪相信是子爵——坐在小馬車裡面，仿佛回光一照，從她的眼邊消失。「她又難過，又傷心，靠住一堵牆，免得跌倒。她再一想，她看錯了。其實，她就不清楚。里外東西統統把她拋掉不管。」想像起始給她一種憧憬，她實際的痛苦卻也由於它過分的發達。福氏自己就是一個縱情於想像的人。在《十一月》裡面，他自敘道：
「一入中學，我就憂鬱起來；我覺得無聊。我的心裡炙烤著種種的欲望，我熱烈地企盼著一種狂妄的騷亂的生存，我夢想熱情，我恨不能占有一切。」
在另一段里，他繼續道：
「我一直走進我的思想，我把它面面都翻轉到，我走向它的內部，我回來，我又開始；漸漸這成為想像的無羈的跑道：一種超乎現實的神異的奮越，我給自己編出種種的奇遇，我給自己排出種種的故事，我給自己蓋起種種的宮庭，我住在裡面也就和一位皇帝一樣，我挖掘所有的金鋼石礦，於是一桶一桶，我把它們拋散在我要走過的道上。」
福氏知道這種想入非非的弊病，一八三九年四月，他寫信給余法里耶道：
「我們無終始地呻吟，我們給自己造出種種想像的痛苦（咳！最壞莫過於此）；我們給自己建起種種非分的幻象；我們自己給我們的路上種下荊棘，如此一天一天地過去，真實的痛苦到了，於是我們不得不死，可憐是我們的靈魂裡面，一絲純潔的陽光，一天平靜的時光，一片朵雲不生的天空，也得不到。」
愛瑪正是這樣子。在她的想像裡面，她把自己當做一位貴族夫人。她不曉得這和她的身份不宜，和她的環境衝突；她逃出她真實的人格，走入傳奇的世界，哪怕繞小路，走歪路，她也要維繫著她虛偽的生存——因為這裡虛偽就是真實，想像就是生存。高爾地耶（Juleode Gaultier）給這種情形定了一個名詞，叫做包法利主義（Bovarysme）。這就是說，自己明明不是這樣子，卻以為自己就是。福氏大部的人物，全有這種機能。「他們已然具有一種堅定的性格，然而由於讚美、由於羨慕、由於興趣、由於切膚的必需，自己卻假定了一種不同的性格。但是這種人格的缺陷，往往自己就無能為力，如果他們不把自己看作自己，他們也絕做不到自己意擬的模範。不過因為驕傲，他們也不肯向自己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在這一群人物裡面，愛瑪是最顯著的例證。我們可以說，她的一生只是一部謊，她用謊欺矇自己，然而到了哄無可哄，和《一個瘋子的日記》里的福氏一樣，她只有問道：
「那麼這一切全不是為我而設嗎？」
這時她的想像整個塔似的坍下來。她自己從頭到腳也是一個圮毀。
然而愛瑪的失敗，卻不是一切理想主義者應有的失敗。愛瑪不是一個純粹理想主義者。她的根據不是思考，是情感。而且是一種易於下流的情感。最初，她是純潔的，因為她沒有經驗，不曉得禁果的可口的誘惑；這時只是一種少女的朦朧的感受。「布道中間，往往說起的比喻，類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久的婚姻，在靈魂深處，兜起意想不到的喜悅。」她夢想，而且純潔地夢想：漸漸年事增多，她想實現她韶齡的夢想。但是中間已然起了一番作用，攙入其他的要求，成為一種黑白不分的混合物。「在由於欲望強烈，她混淆了物質享受與精神愉悅、舉止文雅和感情細緻。難道愛情不像印度植物一樣，需要適宜的土地、特殊的氣候？」「這可憐的情形，真就永遠下去？她有沒有跳出的一日？其實，生活快樂的婦女，她哪一個比不上！」於是愛瑪漸漸離開她的場合，和票友一樣，下海以後，不能再提下海以前的話。她不能實現她的理想，她滿足她的肉感。這是一條下山的斜坡，一跑就跑向物慾的深淵。和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一下子在高原上放鬆，便再也兜不回來。不知不覺，她從情婦滑上淫婦的道路，你聽她在羅道耳弗的懷裡哭鬧道：
「……我問自己：『他如今在什麼越方？也許在同別的女人說話吧？她們笑嘻嘻看著他走過去……』不，你哪一個女人也不歡喜，對不對？比我好看的女人有的是，可是我呀，我懂得愛！我是你的奴才、你的姘頭！你是我的主爺、我的偶像！你好！你美！你聰明！你強壯。」
愛瑪的惡變是顯然的、自然的。她不在乎，她學會了揮霍、糜費、縱慾、撒誑，她過一種千孔百瘡的生活。從前服役於愛，如今愛服役於她。從前是混淆在一起，如今不見高尚，不見雅致，更不見歡悅，只是赤裸裸的物感暴露出來。在羅道耳弗的時代，她還想和他私奔——至少這是一種傳奇的觀念，如今她的理想僅只是魯昂城裡一家旅館。《一個瘋子的日記》裡面有這樣一句話：
「虛偽把我驅向愛情，不，驅向歡狂；這還不對，驅向肉慾。」
波德萊爾有一行詩：
「為了有鞋穿。她賣掉她的靈魂。」
有一種人生下來命苦，然而也會快樂；有一種人卻永生不能快樂。在他不安定的性情裡面，仿佛就有一包無窮盡的毒藥，一路灑遍他的經驗，染上他一切的食品。愛瑪是這樣一群男女中間的一個。在她理想的追求之中，在她命運的反抗之中，這種絕對不能快樂的性質，仿佛她最親信的奸細，乘她不防，出賣了她的勝利。醫學家或許把這看著做歇斯底里的現象（拉斯地克便把愛瑪歸入歇斯底里的婦女），或許看做心智不健全的反響。我們都有喜新厭舊的心理。對於飽經世故的人們，這往往只是一種疲倦。好像羅道耳弗，和愛瑪來往稍久，覺得「愛瑪類似所有的情婦；這像脫衣服一樣，新鮮勁兒過去了，赤裸裸露出了熱情，永遠千篇一律，形象和語言老是那麼一套。」然而對於愛瑪，這不僅是疲倦，更是絕望。她以為婚姻和姦淫截然不同。然而時間——酷虐的老人！卻證明二者是同樣平板、乏味、現實。我們的長輩好像愛說一句老話：「還不是那套把戲！」事後依舊索然，依舊家常便飯。但是愛瑪不知道實際和理想的距離。仿佛一隻小燕，墮在污泥裡面，用力扇撲，然而事情仍是事情，便是十個愛瑪，也變不轉它的容顏。於是她「他們的偉大愛情，……現在一天涸似一天，河床少水，她看見了污泥。……一晃半年，到了春天，他們發現自己面向面，好像一對夫婦，家居無事，但求愛火不滅一樣。」同樣的情形是她和賴昂的放佚。「他們太相熟了，顛鸞倒風，並不又驚又喜，歡好百倍。她膩味他，正如他厭倦她。愛瑪又在通姦中間發現婚姻的平淡無奇了。」她覺出這種幸福的鄙俚，不過習惡成性，她已經汩喪自拔的毅力。她將失意加罪在賴昂身上，好像他欺騙了她。於是她逃到她的想像，希望這和往日一樣打救了她。但是如今，這些浮泛的愛情的激越，比起實際的荒唐，還要使她厭膩。為什麼她這樣不快樂？誰使她這樣不快樂？推根究底，這自然是她作孽的婚姻。如果她嫁給另一種人，隨便什麼人也好，只要不是死人一般的查理，她絕不至於淪落到不可救藥的境地吧。然而說良心話，在蜜月期間，她也新穎了一陣子。是誰的錯？全然由於命運的鬼差神遣？不見得就是。
她的不快樂連根生在她的快樂裡面。她尋求，她反抗；就在她尋到的時候，她遺失；就在她勝利的時候，她失敗。她相信；她幻滅。她要求變動；變動來了，她不能忠實如一。歸罪於誰呢？如果任何人有辜，任何人也和她同樣無辜，除非一個人不具形骸。這又是怎樣地不可能！
「一切，甚至於她自己，她都不能忍受，她倒願意變成一隻鳥，飛向海涯天角，遠遠地，在璧潔的空間，重新年輕起來。」
對於愛瑪，死是最後的解脫。只有死，她可以逃出命運的桎梏。這不浪漫。這是必然的，而且尊嚴的。
就是這樣一個性格，主宰全書的進行，同時全書的枝葉，也圍著這樣一棵主幹，前前後後，呈出一種諧和的茂郁。沒有一枝未經作者檢查，沒有一葉未經作者審視，沒有一點微屑曾經作者忽略，沒有一絲參差讓你覺得遺憾。細節的真實和妥帖使你驚奇。你可以指出小小的語病，但是真實，和自然一樣，排比在你的眼前，使你唯有驚異、拜納、心服。這裡是整個的渾然，看一句你覺得不錯，看一頁你以為好，但是看了全書你才知道它的美麗；或者正相反，看一句你覺得刺目，看一頁你以為露骨，但是看了全書你才了解它的道理。沒有一個節目是孤〇〇的，沒有一塊顏色是單突突的。你曉得這裡有一點新東西，有一點前人沒有見到的東西。
第一個引我們注意的，是人物與景物的進行一致。體會福氏在這方面的造詣，我們便不得不追求法國以往小說的發展。假定把十七世紀以來的小說分成兩類，一類屬於浪漫主義者，一類屬於非浪漫主義者；後者用我們最熟習的《漫郎攝實戈》（Manon Lescaut）做例，前者用盧梭的《新哀綠伊思》做例，在《漫郎攝實戈》裡面，我們幾乎看不見一段風景的描寫，作者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敘事，敘人，或者人事相生的奇巧的離合；在《新哀綠伊思》裡面，風景占了重要（如果不是主要）的地位。這樣走進了十九世紀，我們遇見巴爾扎克的《人類的喜劇》。現在我們引用福氏的意見，權做我們的意見。一八五三年六月，他給高萊女士寫信道：
「……我相信《吉布爾拉司》（Gil Blas）可以重新寫好，巴爾扎克雖說進步，然而因為缺欠文筆，他的著作與其說是美麗，不如說是引人好奇，與其說是光輝四照，不如說是強韌有力。」
讀巴氏的小說，一個最普通的經驗是，在故事開始以前，他一定照例先描畫一遍發生故事的地點。仿佛一位廚師，不耐煩菜根，一刀切下，省去以後的麻煩。
福氏進一步，將人物和景物揉合在一起。環境和性格是相對的：沒有環境的映襯，性格不會顯亮，沒有性格的活動，環境只是贅疣。他絕不單獨描寫風景。在《包法利夫人》裡面，只有中卷的開始犧牲於永鎮寺個別的陳敘；不過這由於一種必需。知道永鎮寺是一個「語音沒有高低輕重，就像風景沒有特色一樣」的鄉村，我們就好解釋愛瑪以後的行為。作者看出之後，為了讀者的方便，直接呈在後者的眼前。但是還有一種，由人物自己看出，作者為了讀者接近他們內在的變動，間接呈在後者的眼前：這就是說，作者的描寫只限於他的人物的視線。他不會多告訴你一句；因為如果和他的人物不生關聯，告訴你又有什麼用處？他是細膩的，因為絕不遺漏任何可能；他是正確的，因為他的根據是他的人物的心境；而且他是經濟的，絕不浪費筆墨。我們想要知道盧歐的富庶嗎？我們隨住查理的視線看：
「這是一家外表殷實的田莊，馬廄敞開，從門上望過去，就見耕田的大馬，安安靜靜，吃著新槽的草料，沿房有一大堆肥料，直冒水汽，五六隻孔雀——算是這地方田家的奢侈品，站在上頭，在母雞和火雞當中，啄東西吃。羊圈長長的，穀倉高高的，牆光溜溜的，就像人手一樣。車棚底下放著兩輛老大的大車、四把犁，還有鞭子、套包、全副馬具，樓上穀倉落下浮塵，污了馬具的藍羊毛。院子越上越高，種著行列整齊的樹木，池塘附近，響徹一群鵝的歡叫。」
福氏沒有使查理看落了一件東西，但是卻也沒有使他從外表看進去。福氏不為風景的效果而描寫風景。
「有一天傍晚，窗戶開開，她坐在窗口，先還望見教堂管事賴斯地布都瓦修剪黃楊，忽然就聽見晚禱的鐘聲響了。
「正當四月初旬，櫻草開花，一陣煦風吹過新掘的花畦，花園如同婦女，著意修飾，迎接夏季的來臨。人從花棚的空當望出，就見河水曲曲折折，漫不經心，流過草原。黃昏的霧氣，在枯落的白楊中間浮過，仿佛一幅細紗掛在樹枝，還要發白，還要透明，鴻濛一片，把白楊的輪廓勾成了堇色。遠處有牲畜走動，聽不見腳步響，也聽不見叫喚。鍾總在響著，安安靜靜，哀號似的在空中一直響個不停。
「鐘聲悠悠蕩蕩，重來復去，勾起少婦的記憶，回到童年和寄宿時期……」
他在描寫一位多感的少婦，聽見了晚鐘，對著晚鐘抑揚之中的暮景，心頭兜起無可奈何的愁悵。他的人物和他的風景相為因果，在一起活動，流在同一的人生的河道，成為前所未聞的天籟。
但是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全書不見作者出面。除去別有用意的小說作家，如今這並不是一個了不得的現象。最高明的宣傳品往往先要滿足它的藝術的條件。但是在《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前，事情不是這樣輕易。很少幾部小說不帶說書的口氣。司湯達充滿了自我，巴爾扎克也喜歡插嘴，唯有福氏是一個自覺的藝術家。藝術家的追求，假定我們可以將形式內容分開，是形式的終極的完美。這裡第一個忌諱，便是作者的冒昧的打岔，破壞它的一致。我們知道一件藝術品的根據是它的作者的性情。但是性情是緘默的，你感到它強烈的存在，然而你聽不見它絲微的呼吸。一八六六年十二月，福氏寫信給喬治·桑道：
「藝術不是用來描寫例外的事物；同時把自己的心放在紙上，我感有一種不可抑止的厭惡。我甚至於以為一個小說家，沒有權利表現他的意見，不管是什麼意見。難道老天爺說過，說過他的意見？所以有好些東西噎住我，我想唾出口，然而我咽回去。說出來，有什麼用，真的！隨便什麼人都比福樓拜先生有趣，因為更其普泛，自然也就更其屬於典型。」
從作品刪去作者的意見，不是從作品刪去作者的個性：這是一個極大的區別。《包法利夫人》第一次完成福氏的希望，完成巴爾扎克的希望，使小說進於藝術的高尚的境界。
根據他藝術的見地，福氏更進而還給事物各自的本來面目。自然是什麼樣子還它一個什麼樣子，我們用不著畫蛇添足，寫成「例外的事物」，聳人聽聞。小說家的態度，應該和科學家一樣，是客觀的。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我們回看以往的小說，就知道福氏造詣的高深。喬治·桑的小說，仿佛一個悠長的美麗的夢，來來往往的只是一些經看不經吃的人物，巴爾扎克仿佛一位巨靈，他的創造也具有巨靈的沉重、幼稚、高巍；因為自己偉大，他把世人也看成了偉大；想像走到什麼地方，他隨到什麼地方。怎樣言過其實！在《包法利夫人》裡面，我們絕不會遇見「例外的事物」。這裡是人生。這就是為什麼，當時的正人君子，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露骨的描寫，不禁驚奇，而且羞惱起來。但是這裡不是照像式的逼真逼肖，是藝術的真實。《包法利夫人》具有傳奇的性質，不過這種傳奇的性質，卻從人生自然的演變得到。
《包法利夫人》結束住已往的小說，成就於它藝術的形式：它的出現是近代小說的一個轉機。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後，小說作家知道便是小說，也必須好好地寫出來。這不僅是一部模範小說，而且是一篇模範散文。
◎ 孟地影男爵立有數種關於文學與道德的獎金，每年由國家學會辦理。
◎ 下面是布耶的一首九行小詩，讀者一看，便曉得他歌詠的人物和故事。這裡的韻腳勉強押如原詩：變亂益血淚，金甌今已碎/玉墀夜沉沉，天子竟飲刃/嗣君命亦悖，仰藥願長睡/陳嗣告佛尊/來生不見背，勿托帝王身！
◎ 例如郝麥口中綿綿不絕的名詞。
◎ 例如農業促進競賽會的描寫。
◎ 例如瞎子的目疾。與包法利夫人臨死時他在窗外的歌唱。
◎ 一八七〇年五月梢，福樓拜致喬治·桑書。
◎ 其實不成其為口實，例如人人承認《短篇小說集》的文字優絕，也是寫在布耶去世以後。
◎ 中國沒有相當於公證人的官職。不全是律師，卻也有些近似。倒像我們通常的「中人」，卻屬於公家管理。公證人專給人們作證，例如財產，契約等等，必須經他簽字或者保證，方才有效。
◎ 見於德沙木（Ren'Descharmes）的論文：《一八五七年前的福樓拜》。
◎ 吻教堂中的器皿，表示崇敬篤信。
◎ 見於盧梭的《愛彌兒》。
◎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一年。
◎ 參閱他的《自然主義小說》（Roman Naturaliste）。
◎ 見於他的《福樓拜作品裡的精神病象》（La pathologie mentale dans les œuvres de Gustave Flaubert）。
◎ 參閱高爾地耶所著：《包法利主義》（Le Bovarysme）和《福樓拜的天才》（Le Génie de Flaubert）。巴朗特（Gevrgee Palante）有一本小書，詮釋高爾地耶的理論，叫做《包法利主義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u Bovarysme）。
◎ 例如上卷第二章，「然而一邊縫著，她扎了自己的手指，隨即放在嘴邊，吮著它們（Mais, tout en cousant, elle Se piquait les doigts, qu'elle portait ensuite à sa bouche pour les sucer）」。為什麼手指要用多數？莫非好些手指全被扎了嗎？
◎ 《漫郎攝實戈》 今譯《曼儂-萊斯科》，全名是《騎士格里奧與曼儂-萊斯科的情史》(L' 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法國神父普拉沃（Abbe Provost）寫的小說，據說是他自己的經歷，於1731年出版。故事以 18 世紀初的法國和路易斯安那州為背景，講述了英雄騎士德格里厄和他的情人曼農萊斯科的故事。該作品在當時頗具爭議，一經出版便在法國被禁。儘管如此，它還是變得非常流行，盜版被廣泛傳播。《紅與黑》里離經叛道的瑪格麗特拿它當小黃書偷看，《茶花女》里男主阿芒特意將該書送給妓女女友瑪格麗特，還有很多歐美名著都提到這本書。著名的法國作曲家馬斯涅（Jules Massenet）和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Puccini）都曾將該書改編成歌劇，是歌劇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經典劇目，曾七次被搬上銀幕。
◎ 《新哀綠伊思》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源自中世紀時一對男女的悲傷愛情故事。19歲的貴族少女哀綠綺思與富有才學的家庭教師阿伯拉相愛，並為他生了一個孩子。然而兩人火熱的戀情卻被哀綠綺思的叔父扼殺，叔父派惡徒強行闖入阿伯拉的房間閹割了他。最終阿伯拉憤而為僧，哀綠綺思亦遁入修道院為尼，一對戀人被生生拆散。然而出家之後兩人情絲亦牽連不斷，只得互通書信以傾訴排譴，便留下了這一卷六函的情書。這對男女的遭遇從誕生之日起，便得到了人們的同情，情書被不斷傳抄，成為了中世紀著名的愛情悲劇文本。這個悲傷的故事同樣打動了五百年後的盧梭，於是在這位18世紀著名啟蒙思想家的筆下，故事以一種全新的面貌重新演繹，成為在今日文學史上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名著——《新愛洛伊絲》。
◎ 司湯達的目的是心理分析，他在自傳的開始就點明道：「自然，一個人可以用第三人稱寫文章：他做，他說；是的，不過靈魂的內在的動作，又將如何表達？」
Salammbô by Alfons Mucha (1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