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評傳 · 第一章 福樓拜
我的性格本身就有缺陷，尋找的還永久是缺陷。
——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福樓拜致高萊女士書。
有時你把我看做鬧劇的一個倒楣的角色，有時你又把我比做一個買辦。說真的，我沒有那麼高，也沒有那麼低；你過分俗化我，也過分詩化我。女性向來否認半色（demi-teintes），而且從來不願意，或者不能夠了解複雜的人性！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致高萊女士書。
福樓拜的甥女，高芒維勒（Commanville）夫人，在她的《回憶錄》裡面，供給我們許多可貴的材料與研討的線索，成為了解她舅父必需的根據。關於福氏的父親，她告訴我們，《包法利夫人》裡面的拉里維耶爾（Larivlère）大夫，正是他逼真的撮寫。愛瑪吞了砒霜，大家束手無策，就在這緊要的時際，
「拉里維耶爾博士來了。
「一尊天神的出現也不會引起更大的驚惶。包法利舉起手，賈尼外（Canivet）收住步，郝麥（Homais）不等大夫進來，就摘下他的希臘小帽。
「他屬於畢莎（Bichat）實驗室出來的外科大學派，學者而兼醫生的一代，如今輕易也見不到，發狂地愛護他們的醫道，行起醫來，有的是熱情的，有的是穎悟。他要一生氣，全醫院都抖擻，學生們恭敬過了分，不等掛起牌子，先模擬一個十足；所以在附近的城邑，你會看見他們，穿著他的羊絨長袍，他的寬大的黑斗蓬，花袖口翻上來，鬆了開，輕輕蓋著他的一雙肥手，非常美麗的手，從來不戴手套，好像一下子就要伸進痛苦裡面。看不起十字勳章，看不起官銜，看不起學會，又厚道，又慷慨，待遇窮人又慈祥，一舉一止全是道德，偏偏又不信道德，原可以叫人看做聖者，可惜他智慧的深致，又叫人怕的和遇了魔鬼一樣。他的目光，比他解剖的刀子還要尖利，一直射入靈魂，無論說什麼話，害什麼羞，也會把一切的誑分解出來。就是這樣他生活著，充滿了軟心腸的尊嚴，由四十年透明而勤勞的生涯，富裕與偉大的才能獲有的一種尊嚴。」
在福樓拜一姓裡面，他的父親亞世勒·克萊奧法司（Achille Cléophas），是第一個因為職業關係，遷移在諾曼底（Normandie）的首邑魯昂（Rouen）住家。實際產酒著名的香檳（Champagne）地方，才是這一姓的故鄉。除去福樓拜本人，他的祖先差不多個個行醫為業，其中多數從事獸醫，有的還兼營馬掌匠的生意，臨到他父親，更發揚而光大之。從一八一八年起，充任魯昂市立醫院院長，直到一八四六年去世，他的長兄又蟬聯了三十餘年。所以聖佩夫（Sainte-Beuve）批評《包法利夫人》，臨尾點定道：
「有名的醫生的子弟，福樓拜先生捉筆就和別人操刀一樣。解剖家與生理家，處處我重新見到你們！」
福樓拜的父親克萊奧法司，是一個家境貧寒的子弟，排行第三而且是最小的一個。對於資產階級，人人必須具有一種獨立的職業，所以雖然是一個清苦的獸醫，為了來日的餬口，為了門楣的承繼，他的父親，尼考辣司（Nicolas），也不得不打發他到巴黎學醫。克萊奧法司很用功，不久取得公費生資格，於是不用家裡一個錢，他一直讀到一八一〇年，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看見學生大有青出於藍的意味，教師杜皮團（Dupuytren）藉口他的健康需要休息，派他來到魯昂市立醫院，充任院長勞毛尼耶（Laumonier）的助手。他得到後者的信任，同時在他的家裡，遇見一位寄居的福勒瑞奧（Fleuriot）小姐，訂了婚。一八一八年一月，勞毛尼耶去世，克萊奧法司升做醫院院長。
居斯達夫是他的次子，也是他最小的一個。他指定了長子習醫，同時為次子他也安排好了未來——法律。和父親的希望相反，他不僅想做一個無業的文人，而且私下已然從事於舞文弄墨的練習。他口頭順從父親的意思，來到巴黎大學；實際沒有一個年輕人，像他憎惡法律，憎惡到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地步。這兩年巴黎學生的生活，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最氣苦，最忍受，而且最不耐煩的時代。他給妹妹寫信道：
「你想想，自從我離開你，我沒有念一行法文，沒有念六行不幸的詩，沒有念一個可讀的詞句。《法制大要》是拉丁文寫的，《民法》更不知是什麼東西寫的，反正不是法文罷了。」
一句話，這不是他所謂的文學。幸而他病了，父親不再強他遠地就學，但是這位老誠長者，絕沒有料到他有一個兒子想做文人，而且寫著一部小說。這正是一八四三年的《情感教育》——不是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因為福氏寫過兩部不同的故事，雖然用了一個相同的標題。經過相當的遲疑，他終於一五一十說出他的志願同他的工作。父親拉長了臉，無可奈何，向病弱的兒子道：「給我念念你寫的東西。」杜剛（Du Camp）在他的《回憶錄》（Souvenirs littéraires）裡面形容當時的情景道：
「半點鐘以後，老福樓拜睡著了，頭垂在胸口上。居斯達夫做了個忿忿的表示，向我丟個眼風，繼續讀下去；然後，忽然停住，他說：『我相信你聽夠了？』老福樓拜醒了，開始笑起來。他所說的話，我如今還記得是：『寫是一種消遣，就本身而論，並不壞：這總比上咖啡店或者賭場強多了；但是寫費的些什麼呀？一管筆，墨水和紙，就足夠了；不管是誰，只要有的是閒工夫，都可以像雨果或者像巴爾扎克寫出一部小說。文學，詩，究竟有什麼用處？從來沒有人知道。』——居斯達夫叫了起來：『大夫，說，你能夠給我解釋一下，脾有什麼用嗎？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然而身體離不開它，猶如人的靈魂離不開詩！』老福樓拜一松肩，不答理，就走了。」
依照杜剛的記載，克萊奧法司對於自己的兒子非常失望，他——一個接近實際生活的醫生——不明白一個人僅僅靠著寫作，居然會能生活下去。但是他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他不強迫，而且福氏奇怪的病症，已經弄了他個愁眉不展，因為談起病，就到了他的本行，然而他這名揚四海的醫士，對著自己兒子的病症，竟然束手無策。
這神秘而奇怪的病症，直到現在，經過若干學者的究詰，依然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根據杜買尼（Dumesnil）的推考，這是一種近似歇斯特里症的腦系病，絕非杜剛所指的羊癇，但是屬於何種性質的腦系病，因為證據闕如，直到如今，不能斷定。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向高萊女士寫信，福氏曾經追敘道：
「昨天黃昏，八點半鐘，我們離開主教橋（Pont-l'Évêque），天黑極了，馬的耳朵也看不出來。末一次我走過這裡的時候，是同我哥哥，在一八四四年一月，我吆著車，仿佛中了風，跌進車廂裡面，足有十分鐘，他相信我死了。這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個晚晌。我認出他給我放血的房舍，對面的樹林（而且事物與觀念的神妙的諧合），就在這時候，一輛貨車從我的右邊過去，好像不遠的十年前，黃昏九點鐘，忽然之間，我覺得捲入一陣火流裡面。……」
醫治的過程，他自己在當時不久，曾經向他的朋友報告道：
「我的老朋友，現在這個寫信的大好人，不用疑問，你險些送了他的殯。是的，老朋友；是的，年輕人；我差點兒拜見了蒲呂同（Pluton），臘達芒特（Rhadamante）同米奴司（Minos）。我如今還在床上，脖子穿了個藥捻子，仿佛帶了個比國民軍長官的頸甲還要硬的頸甲，另外丸藥哪，湯藥哪，加上什麼鬼招子所謂養病哪，人世上一切的病症，也沒有養病一千倍的難受。親愛的朋友，你知道，我得了腦充血症，就是小號的中風，伴著的還有神經疼痛，仿佛不是壞事，我如今還捨不得丟開。我險些叫我家人弄了個碰兒碎。他們一下子放了我三次血，我終於睜開了眼睛。我父親想在這兒留我留好久，用心照料我，其實我滿不把病放在心上，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攪亂。我在一種妙境；只要一點兒感覺，我的神經，仿佛梵亞鈴的弦，全顫索起來，我的膝蓋，我的肩膀，連我的肚子都顫動的跟個葉子一樣。總之，這是人生（Sie est vita, such is life）。」
其後給高萊女士寫信，他形容病症的徵象道：
「甚至於我不能開口說話的時候，我心裡總清清楚楚。」
正是這樣一個荒誕不經的病症，光臨在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身上。父親，整個是憂傷的親情，職業的疚心，才力的無能。在最絕望的時際，他挖好了墳穴，準備病者的後事。但是病者活了下來，兩年以後，克萊奧法司自己反而去世。杜剛記載道：
「這是一個普遍的殯喪，魯昂市立醫院的老外科醫長埋徑紀念墳園的日子，全城休業，仿佛遭逢了一個公共的災難。」
活著的時候，他在諾曼底置了些產業，為子女立下永久的根基。福氏自己很少提起香檳的老家，不過他的甥女告訴我們，每逢兩年，這一家子總要去老家勞讓（Nogent-sur-Seine）探一回故親舊誼。對於小孩子們，這是一趟了不起的旅行，坐著驛車，趕早兒動身，猶如舊日的太平時節。這留下了不少賞心娛目的印象。其後福氏用來寫成《情感教育》里毛諾的故鄉。在福氏的函札裡面，我們常常看見香檳的父族來到諾曼底走親，一住就住好些日子。
然而福氏自己，生長於諾曼底，更歡喜隨著母親，說是諾曼底人。他形容自己道：
「我是一個蠻子，我有他筋骨的顢頇、有力的慵懶、綠眼睛、高身量；然而我也有他的激越、執拗脾氣。諾曼底人也吧，我們血里全有點兒蘋果酒；這是一種發了酵的酸酒，有時一攻，就把塞子頂出來。」
雖說死去了若干年，福氏依然承受著父親的庇護，從法庭爭出他的名譽，從貧困免除他的獻身，然而精神方面，更投合他浪漫的脾胃的，卻是他母親的家世。貴族也好，異種也好，只要他不是一個純粹資產階級的出身。關於貴族的口實，他的甥女曾經記載其中前後的因緣道：
「一七九四年，加羅林·福勒瑞奧（Caroline Fleuriot）生於卡瓦道（Cavados）地方的主教橋。她的母親屬於南諾曼底的大家。莎爾勞蒂·高爾達伊（Charlotte Corday）在信里曾經說道，外面盛傳克瓦馬爾（Charlotte Cambremer de Croixmare）小姐下嫁了一個無聲望的醫生，姓什麼福勒瑞奧。」
同時福氏的外曾祖父，在大革命開始的時際，連結法國西部的貴族和牧師，起兵恢復王室。關於異種的口實，也就是他失敗之後，流亡美洲，娶了一個紅種婦人。其實克瓦馬爾，經過學者的考訂，並不是什麼名門巨閥，至於勤兵王室的外曾祖父，便是福氏自己，一八六八年六月，同喬治·桑寫信談起，不敢置信，也不過分引以為榮：
「我並不因之高傲；我的外祖父，激烈的共和黨人，因為政見不同，向人隱瞞他的祖先，自然是尚在有無之間。」
他所最為心向的，卻是傳說的後半，自己承有野蠻民族的血液。一八六一年十月，向桑斗夫人寫信，他敘述他緬懷旅行道：
「我一到大空氣里，一個不識的國度，我的紅人的血（你知道，我的前代有一個納柴人〔Natchez〕，或者伊羅克人〔Iroquois〕）就沸騰上來。」
實際真正一值福氏傅會的，倒是他外祖父的婚姻，雖然同樣屬於傳說，究竟是一段熱情的故事。他的甥女繼續演述道：
「三十歲的時候，克瓦馬爾小姐重新叫人關在女道院裡。但是，障礙終於克服了，逾過女道院的牆，完成了姻緣。一年以後，生了個女兒，孩子生下來，母親卻去了世。」
這小女孩子的父親，福氏的外祖父，也是一個醫生。十年以後，她又失掉她鬱鬱寡歡的父親，輾轉寄養在親友家裡。從這樣一個風淒雨涼的境遇，一個人很易於養成孤特的性格。她是良善而且正直，大方而且彬彬，同時非常淡於交際。便是長子家裡，沒有正式邀請，她也不肯貿然前去。福氏曾經講起她一段事跡道：
「記得差不多十年前，正趕著一個假期；我們全在哈福（Havre）。我父親聽說他十七歲時候認識的一位女子，和她的兒子（當時在本城演戲，如今我相信還在吉穆納司）住在一起，想去看她。這位女子，在本鄉著名的美貌，曾經做過他的情婦。他不和多數資產者一樣；他不掩藏：他的人格高尚得多。於是他拜訪她去了。我母親同我們三個孩子，站在外面街心等他；他進去足有一個鐘頭。你以為我母親嫉妒，因而感到些微不快嗎？沒有的事；然而她愛他，一個女人能夠怎麼樣愛一個男子，她也怎麼樣愛他，而且不限於他們年輕的時候，一直到最後一天，經過三十五年的結合，她還照樣愛他。」
自從她丈夫去世，接連兩個月以後，又遭遇愛女夭逝，她精神上痛苦到了極度，同時她必須撫養呱呱而啼的外孫女，杞憂福氏的大病復發。她離開久居的市立醫院，來到魯昂西郊的克瓦塞（Croisset），住在她的沿著塞納河的房子裡，守著她的次子，相依到老。福氏一生沒有離開他憂患餘年的母親，就在上封信的前半，他向他的情婦解釋道：
「如果我不能如你所欲地來到巴黎，原因是我必須留在這裡。我母親需要我；她經不起我的最短的分別。」
但是這自命文藝女神的熱情少婦，絲毫不顧她鄉間情夫的困難。高萊女士不僅希望他不時出外會晤，而且進一步，要求拜見他寡居的慈母。她以為這會引起老太太的好感。她錯了，福氏指示她道：
「討她歡喜，極其困難；我不知道她具有一種什麼樣的沉著、冰冷與天真，但是窘人卻是真的。她不愛說話，她更看不上眼綱常。整個是道德的氣質，她卻坦然宣告，她不知道什麼叫做道德，而且從未為道德做過一次犧牲。」
從這樣父母的結合，我們可以體會福氏性格的根源。他的甥女曾經為我們分析道：
「由他的父親，他接受他實驗主義的傾向，事物慎密的觀察，因而必需無限的時間，用來了解最小的細節，以及認識一切的嗜好，使其於藝術家之外，更成為學者。他的母親給他留下易於感受的心性，同這種幾乎女性的溫情，洋溢於他偉大的胸臆，有時對著一個嬰兒，他眼睛也會濕潤起來。」
在另一段，她總述道：「父親是香檳人，母親是諾曼底人，居斯達夫·福樓拜呈有這兩種民族的個別的征記，特別在他的性情上，一時非常之有說有笑，一時困於北方人的廣泛的憂鬱。」
然而這種憂鬱完全歸罪遺傳，僅是一面的看法。說到遺傳，福氏非常贊同，曾經說道：
「好些事物會自為說明的，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我們真正的世系。因為人的組成的原素，究竟有限，其同樣的組合本該再現。所以遺傳是一種正確的原理，不過錯被人們應用罷了。」
應用錯誤，結論不問可知：
「和這字眼兒類似的，還有好些。人各持其一端，終於不相了解。心理的科學，如果沒有準確的名類，如果依然用同一字句標誌最繁複的觀念，會永久停留於其瘞埋的所在，這就是說，黑暗與愚騃之中。門類分不清，只好再見吧，結論！」
福氏的憂鬱，或者說的更深切些，福氏的悲觀，好比表里相成，是遺傳與環境共同的產物，而環境格外明顯，易於令人一目了然，同時大地仿佛哲學的根據，房子便在上面打基。遺傳如果是鐵筋，環境攫有其他的一切。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向費斗（Feydeau）寫信，福氏訝異於自己醫學的趨向道：
「一件怪事，我如此為醫學的研究吸引。我總想解剖。我要小上十歲，我會來的。」
他忘掉他代代行醫的家世和一切主使他的環境。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福樓拜生於魯昂市立醫院的一所偏院。這在大門的左側，座南向北，貼住正樓，仿佛後者的附庸。從前另闢了一個小門，直通大街——一條叫做勒喀（Lecat）的大街。一座兩層小樓，住著院長的全家，孩子分派在最高的一層。從外面的窗口，「穿過一棵大豆球花樹」，「綠的晨光」由花園射進屋裡；站在向內的窗口，孩子們正好望著全部的院落。兩排修剪的榆樹，「在它們的綠蔭之下，遇見有陽光的日子，病人就出來坐在石凳上；不時有看護婦的大帽子的白翅膀，很快地穿過院子，隨而是些希有的訪客，病人的親戚或者住院生的朋友，然而絕沒有一點喧雜，絕沒有一點意外。這憂鬱而嚴肅的環境，對於福樓拜，不是沒有影響的。」
直到晚年，他忘記不下兒時的情景，一時他說：
「來在我童年的花園前面，我生育的居宅前面，我的眼睛濕潤了，淚水止不住淌下來。」
一時他說：「來在我生長的宅園的角落，我忍住嗚咽，走了進去。」
對於深厚而易於感染的性情，一次印了上去，再也洗不下來。耳目的濡染促成早熟的機緣。看著人世的憂苦，便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也不得不流於沉思默想，充滿無名的悲哀。就在遊戲的時節，毫不經心，莊嚴的色相立即籠有孩提輕快的情調。福樓拜自己追敘道：
「市立醫院的解剖學教室正對著我們的花園。有幾多次，同我妹妹，我們爬上花架子，懸在葡萄的枝葉當中，好奇地望著羅列的屍身！陽光射在上面；同一的蒼蠅，翱翔在花上，在我們的頭上，落到那邊，飛回來，又嗡嗡地響著！一連兩夜看著她，這可憐的親愛的美麗的女孩子，我怎樣想著這一切！我如今還看見我父親，停住他的分解，仰起頭，吩咐我們走開……」
這種種疾病死亡的印象，嵌上一個神經質的底子，漸漸浸蝕掉人生所有光明的根芽，為自我形成若干想像上的幻影。白日見到的奇形怪狀，夜裡會重現於無憑的夢鄉，變成馳騁的魔魘：
「這是些可怖的幻象，怕的會讓人瘋狂起來。」
然而習慣於它們的存在，這裡另外生出一種沾著的喜悅。他從患難的人生，認識而且解釋一切的現實。在福氏早年的作品裡面，我們往往遇見過分真實的驚人的敘述：
「屍首是光的，躺在床上，從他的傷口依然泌出血來；臉是可怕地皺縮著，眼睛睜開了，轉向加爾細亞（Garcia）那面；屍首的無光而郁暗的視線逼下來，他的牙也響了起來；嘴半張著，好些大肉蠅子，嗡嗡地，一直落在他的牙上；頰上的血凝結住，有五六個蠅子膠在裡面也飛不開；同時皮膚灰白，指甲慘白，臂與膝蓋也有傷口。」
這種逼真的慘酷的描寫，我們絕想不到出於一個十五歲學童的手筆。兩年以後，我們會看到他，在另一篇文章裡面，敘述從墳墓掘出的一個腐屍道：
「於是我們看見死者，在他可怕的恐怖之中的死者。但是一層厚霧立即上升，好些時候阻住我們往清楚看：他的肚子齧爛了，胸和臀是一層無光的白色；往近里走，馬上看出這種白色是無數的蛆蟲，貪切地齧著。
「我們受不了這種情景，一個年輕人暈倒了。
「掘墳的卻不遲疑；他用雙臂捧起這堆腐肉，捧向不遠幾步的車上。因為走的快，左臂掉在地上；他用力重新舉起它來，抗到背上，然後他回來填平墳穴。於是他發現他遺下點兒東西，就是頭。他揪住頭髮，一把提了起來。無光的眼睛半掩著，膠著的冰冷的面孔，顴骨可以看見，而且蠅子吞咽著眼睛，看起來真是丑不可言。」
從這種酣暢淋漓的描寫，一個人很容易轉向悲觀或者虛無的傾向。這是一種純粹的唯物的看法。他會繼續發問：
「這位大人物如今那裡去了？那裡是他的光榮，他的道德，他的名姓？」
這不是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的無意識的執拗。好在福氏沒有因之流於感傷，因為感傷，其實是人給自己設下的一種情緒的障眼法，福氏科學的精神，卻戳破這層表皮而深入於悲觀主義的極境：哲學的大無畏。一八五七年五月三十日，向尚特比（Chantepie）女士寫信，他談起他的兒時道：
「我生在一家醫院（魯昂醫院——我父親是這裡的外科主任；他在醫學界曾經留下顯赫的名聲），而成長於人類所有的憂患之中——也就是一牆之隔罷了。還是小孩子，我就在解剖室里玩耍。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我的樣子是又憂苦又狂妄。我一點不愛生命，我也一點不怕死亡。絕對的虛無的假說也絲毫引不起我的畏懼。任何時候，我可以安然投入漆黑的巨壑。」
但是這種影響，如果僅僅止於一種消極的效果，我們的興趣也許不見其這樣濃郁。高萊女士責怪福氏冷淡，說他具有「病的人格」；其實撇開了人，專就作家而論，我們寧可奉贈福氏一個醫生的人格。好比一個醫生，他藏起自己的情感生活，純粹運用理智，追求一種不偏不倚的正確現象，做他下藥的根據。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向高萊女士寫信，福氏批評拉馬丁（Lamartine）的小說道：
「這需要拉馬丁所沒有的一種人格的獨立，人生的醫學的眼光、真理的觀覽，總之，這是唯一抵於情緒偉大的效果的方法。」
這就是說，要想抵於情緒偉大的效果，作者先應拋開一己的關聯，或者切身的情緒。了解醫生的第三者人格（不是沒有情緒，是倒咽下去，而從他投藥的有效上，見出他情緒的深沉），我們方才體會福氏的態度、匠心和方法。
但是福氏真正的學徒期間，卻是病魔纏綿的年月。我們曉得他奇怪的腦系病，費盡父兄的心機，終於出人意外，漸漸自告痊癒。隨著這場病，結束了——如果不是完全，至少部分地結束了福氏的青春。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日，因為尚特比女士的垂詢，他報告自己向日的生活道：
「你所感受的，我全親身嘗過。和你一樣，我也用心擯拒愛情，幸福……為什麼？我不知道。或許由於驕傲——或者由於害怕？和你一樣。我也愛了個足，在靜默之中——然後二十一歲的時候，睡不著，脾氣壞，加以一串的憂患和煩躁，我得了一種腦系病，幾乎死掉。這場病延遲了兩年。（一切女聖戴萊絲〔Thérèse〕，郝夫曼〔Hoffmann〕與愛倫·坡〔Poe〕特有的現象，我全感到，我全見到，我十分了解幻覺者。）然而我銅人一樣地好了出來，同時生命里一大堆的事物，從前我連碰都沒有碰過，立即富有經驗。其實我有時也在生命里攪一攪，不過只是一陣狂勁兒，一陣不要命勁兒——很快我就重新返回我真實的性格，思維的性格。阻止我荒唐的，不是道德，倒是反嘲。醜事就夠我噁心的了，罪惡的可憐的蠢像還要十足。」
他從這場病，感悟出若干非常的事理。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給高萊女士寫信，他敘述他所受的影響道：
「我老了，如今牙掉了，頭髮眼看也要脫落。管它吶！只要腦袋在，這是要緊的。虛無如何侵入而占有我們！才一落地，腐爛就上了你的身子；終局人生不過是它與我們的一場永戰，而且越來越占優勢，直到臨了死亡。在這裡，它高高地統治著。只有兩三年（大約從十七到十九歲）我算完全是我的。我是輝煌的，我如今可以這樣說，而且足能吸引全劇場的眼光，例如魯昂第一次開演《呂布拉司》（Ruy Blas），我就是這樣子。然而從此以後，我卻非常退化。有些早晨，我自己怕起自己來，看著自己那麼多的皺紋，樣子那麼疲苶。啊！可憐的女神，你應該來在那個時代。然而這樣一種愛情，會讓我發瘋，而且更壞的是，驕傲得不像人子。如果我內心還蓄有一個溫熱的爐火，只因為我久已閉攏我的口，不冒熱氣。所有我沒有用過的，如今還能用。心算留了下來，足夠育養我一切的著作。不，我無所憾於我的青春。從前我極其無聊！我夢想自殺！我吞咽一切可能的憂鬱。我的腦系病很幫了我的忙，將這一切轉驅於物質的成分，給我留下一個更冷靜的頭腦，而且使我認識若干奇異的心理現象，從來沒有人敢說有怎麼回事，或者從來就沒有人感到過。……」
真正的醫生，仍然屬於自己，因為也唯有自己，具有這種內在的變動，唯有自己，經驗這種非常的情態。為了明白其中所以然，福氏閱盡他父親的藏書，希望尋找一個對症的答案。他沒有尋到答案，但是他發現了若干荒謬的、抽象的理論。所以他事後追憶道：
「我非常懷疑醫學，然而非常相信衛生。」
表面上，福氏恢復正常的健康，其實仿佛海底暗潮，只要天時一有惡劣的變遷，他的舊病就拋掉貌似的平靜。一八六九年，他的摯友布耶去世，緊接著是普法之戰、第三次革命、他的老母物化、他甥女的家庭瀕於破產，生活的窘迫，差不多沒有一件事不讓他難受、愁苦、忿怒。雖然其勢不振，但是腦系病重新光臨，無時不增加他的謹慎，友朋的杞憂。一八七五年四月，他從巴黎給翟乃蒂（Genettes）夫人寫信道：
「我，我越來越不好。怎麼回事，我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腦系病這個名詞，同時表現一種複雜的現象的綜合，同時表現大夫先生們的愚昧。他們勸我休息，然而休息做什麼用？娛樂、避免寂寞、等等，一堆不實用的東西。我只相信一道方貼：時間！而且老想著自己，我也覺得無聊。如果在克瓦塞住一個月，我依然不高興，我會用查理十二的方貼，在床上躺它個半年。」
杜剛宣布了他朋友的隱秘，最後貶抑道：
「福樓拜是一個希有才分的作家；如果他不是得了神經病，說不定他是一個天才者。」
然而從福氏自己，我們獲有相反的見解，就是這場病，無所謂得，無所謂失，對於福氏，和一切生存的過程一樣，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有害，也許有利——增深他的經驗，助成整個福氏的發展。一八七一年十月六日，向翟乃蒂夫人寫信，他敘述道：
「……然而我自己，因為腦系病，卻得到不少的經驗。一切的療治，不過加深病況而已。在這些事情上，我還沒有遇見一個有才智的醫生。不！一個也沒有；聊足自慰！一個人必須科學地觀察自我，進而實驗什麼是相宜的。」
這些自我觀察的結果，和他獨有的體驗，他想利用寫成一本叫做《螺旋》（La Spirale）的小說。一個居留在非洲的畫家，染上哈息實（hachisch，類似鴉片的東西）的習慣。借著菸草的刺激，他構成種種幻境，漸漸唯心所欲，能夠自動地解脫現實的拘束，生活於縹緲的樓閣。他的一生變成了一個長而且美的幻夢。他越感到生存的痛苦，他越做出非非的夢境。朋友賣掉他、情人棄絕他，同時她嫁了個壞人，他還得保護她，育養她的嬰兒。然而在他的幻覺裡面，一切化人他所喜愛的東方，他的情敵變做一個蘇丹，他自己，貴為駙馬，佐理全國軍政。終於聯絡叛黨，完成他的野心。就在內在的生活飛黃騰達的時候，人家把他鎖在一家瘋人院裡。
福氏擬了一個綱要，卻沒有寫出它來。前面我們引用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福氏寫給高萊女士的信札，在這裡面，他隱約透出一點消息：
「……若干奇異的心理現象，後來沒有人敢說是怎麼回事，或者從來就沒有感到過。將來有一天，我會在一本書里（我同你說過的那本形而上的鬼怪小說），用來替我洗雪的。然而衛生地講來，這個主旨讓我害怕，所以必須等到我離遠了這些印象，才好滑稽地、理想地寫出它們，那時對我、對作品，也就不會再有什麼危險。」
如果我們不是知道福氏有一部《螺旋》要寫，我們會立時聯想到他的《聖安東的誘惑》，這裡面，作者已經天衣無縫，化現實與夢境於美麗的進行。所不同的，聖安東做了個可怕的惡夢，畫家卻置身於理想的國度。我們不曉得福氏何以拋棄他的計劃，說不定因為在《聖安東的誘惑》裡面，他已然利用他幻覺的感受，不打算重複：
「我希望，我絕不是一個瘋子，也絕不是一個薩德（Sade），我的意志是划子，在瘋狂與物質的海里，我早已航行了一周，測探了一個詳盡。然而二者也盡夠我苦的。我的腦系病仿佛那些理智的小玩意的泡沫，每一打擊都像神經要流出來。好像腦內的圖畫官能遺精，十萬意象在一起跳動，和煙花一樣。就像有人從身子活活抓出靈魂（好幾次我自以為死去）。然而組成人格的理智成分，卻一直活動到底；不是它，痛苦也許沒有，因為我左不過是個被動。甚至於我不能開口說話的時候，我心裡總清清楚楚，那時靈魂整個蜷成一團，和刺蝟一樣，用自己的尖刺和自己過意不去。」
然而福氏有的是堅強的意志，幫助他從忍耐來了解——如果不能拯救——他已成的病象。他的掙扎和他永久清醒的自覺，在這一方面，值得任何人的驚嘆：
「你問我怎樣醫好我舊日的神經性的幻覺？兩種方法：一，科學地研究幻覺，想法讓我了解，同時二，意志力。我不時覺得我要瘋狂。在我可憐的腦內，這是種種觀念的漩渦，好像我的自覺，我的我，在暴風雨之下，船似的沉下去。然而我攀住我的理智。無論受到怎樣的包圍和攻打，它主有一切。有時憑藉想像，我想法虛兜出來這可怕的痛苦。我和瘋狂遊戲，猶如米屯達蒂（Mithridate）和毒藥遊戲。一種絕高的驕傲維繫住我，於是摟緊病，我終於克服了它。」
這種同樣的意志，或者忍耐，或者驕傲，重現於福氏創作的期間。這成為他一生最高的道德，如若我們接受意志也是一種道德。他推許自己的《包法利夫人》，以為：
「無論多麼壞，總將是屬於堅韌的意志的一本著作，只要一次寫完、改正，從頭到尾看過，我相信這會呈有一副高傲而古典主義的容貌，這會是佩爾斯（Perse）所說的那類書，希望人咬指甲，一直咬到血出為止。如果沒有別的優點，至少忍耐是一個。畢風（Buffon）的話是瀆神的，然而到了天才缺乏的時候，在某種限制之下，意志卻頂替了它。」
我們不願和他的朋友杜剛一樣，說他的疾病妨害他的天才；但是他的意志能夠克服他的困難，這至少是性格強烈的成功者的表示。
他不僅有一個持久的意志，而且外表上，更有一個巨靈似的雄壯的軀幹。杜剛把他比做年輕的高盧隊長；晚年法郎士（Anatole France）拜訪他，把他看做斯坎狄納維亞的老頭目。他兒時的女友，泰南蒂（Tenant）夫人，說他活像一個少壯的希臘人。他自己卻形容自己道：
「我如今三十五歲，身高五尺八寸，我有一雙挑扁擔的肩膀。」
但是緊接著他就翻案道：
「一種小情婦的神經質的激怒。我是獨身，而且孤寂。」
你絕想不到這樣一個健康的體格，卻含有一種不甘罷休的沉疴，而且經不起一點點外界的刺激，立即葉子一樣地顫抖，小孩子一樣地暴跳。一八四七年，和高萊女士寫信，他解釋自己道：
「我是既弱且脆，不強壯，也不清心寡欲；一點點動靜都騷擾我。」
尤其心思集中的時候，有時冷不防吃一驚，仿佛一劍戮透他的靈魂。在另一封信里，他巧譬妙喻道：
「放心吧，我的健康再好不過。凡是來自我的本身的，絕不會有害於我。而傷我的、煩我的、勞我的，全是外在的成分。在最嚴酷的寂寞之中，我可以一連工作十年，也不會招上一點頭痛；然而一聲唧喳門響、資產者的面孔、可笑的提議……都會叫我心跳，擾亂我個不寧。我仿佛阿爾帕斯山的湖沼，為谷里微風吹動；然而山頂的大風，趕走上下的霧氣，再也弄不皺它的水面。再說，能叫你歡喜，還能有害嗎？持久如一的事業，全變成一種近似物質的作用，一種攏有全份個體的生存的方式。別怕誇張，過度一點不會害事。」
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別的地方，反而成為一種習而不覺的矛盾。在這赤子的熱懷裡，是全部情緒的洶湧，一下子奔流過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來，是整個生命的期許，全部靈魂的撼動。一切形成鑿枘的參差。他賦有外形的美麗，同時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體，同時裡面布滿了柔脆的神經。他從來一心相與；唯其一心相與，他容易受傷，也容易興奮。他可以因為一粒微屑，怨天謾地；或者一聲呼喊，歡天喜地。在他的愛憎上，他分不清大小輕重，甚至於輕重倒置；或者一言不發，或者滔滔不絕，是即是，非即非，絕無所謂唯唯諾諾。法郎士曾經就這一點闡述道：
「福氏是個大好人。他有絕大的熱忱和同情。這就是為什麼，他總在憤怒。他和一切作戰，因為不斷地有侮辱要報復。他最敬重堂吉訶德，他自己正和他一樣。如果堂吉訶德有所少愛於公理，有所少感於美麗，有所少憐於弱者，他也不會打壞了畢司嘉驢夫的頭，也不會擾散了無辜的羊群。兩個人全有好心腸。而且兩個人憧憬人生，全帶著一種英雄的驕傲，諷笑也許容易，可是你去比一比，就知道自己不成了。」
我們可以從福氏的信札，發現許多類似的例證，而且完全適合西班牙武士的口吻：
「日出而起，日入而息，遇泉而飲，這樣一個自然人，我正離這很遠哪。我需要一個人為的生存，諸凡特殊的環境。這不是一種精神的罪惡，而是一種人的自然的結構。問題在知道，所謂人為的，是否別是一種自然。反常和規則一樣地合法。」
但是堂吉訶德只走一個極端，福氏卻走兩個極端。或者許身理想，或者嘲罵現世，千萬不要折衷，和資產者一樣，凡事求個平庸。
「我愛人間兩種東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希有的熱情。這就是為什麼，我歡喜隱居生涯，我也歡喜玩世不恭。然而我憎恨取悅婦人（galantrie）。真箇的，沒有它，人也活的了！這種臀與心的永久的揉混，唯有令人慾嘔。」
和資產者一樣，他未嘗不明白趨於極端的流弊：
「一切我的極端的情緒，全有個銳利的尖端，傷別人，有時也傷我自己。」
然而這裡一點希望也沒有，誰叫他：
「我是一個凡事極端的人。對於別人合理的，我看來也許不幸。難道你不相信我也想你，我也時常怨恨離別太久？然而我告訴你，三天的身體的移動，會讓我失去十五天，因為再要靜下來，我得費老大的氣力。……」
這也正是他和堂吉訶德一個表面的區別。後者夢想武士精神的復活，福氏捨身於藝術的理想，生活於各自單純的觀念的實現。所不同的是，堂吉訶德馬上立功，仿佛一個機器人，上滿了弦，永久舞動他的長矛，而福氏厭憎一切物質的活動。他不歡喜散步，住在克瓦塞，緊貼房後的小山，他一生爬不過兩三次。這成為他一種人生哲學：
「我自來極其厭惡動作。我覺得這屬於生存的獸之一面（誰沒有感覺到他身體的疲倦！膚肉如何地沉重！）。然而必須動作的時候，或者到我高興的時候，我會動作一個脆、快、好。」
這裡富有東方宗教的情緒。然而實際的險巇，更是他自己神經質的性情：
「頂小的聲響，重複於我的心境，變成持久的回聲，好半天才死的去。我越向前，這種病態也越發展。」
結局是：
「在我的精神與身體的動作之中，我和駱駝們一樣，讓它們走也費勁，讓它們停也費勁；於我相宜的，或者是繼續動作，或者是繼續休息。」
有時他未嘗不想做一個熱帶的懶人：
「我討厭穿衣裳、脫衣裳、吃飯等等。如果不怕哈息實，我倒願意裝滿一肚子，不用再吃麵包，如果我有三十年活，我就這麼過下去；朝天一躺，和傻子一樣地不動。」
對於福氏，這富有抵抗的意義。如果藝術是他對付現實的積極的成績，慵懶正是一種消極的表現。然而福氏是一個鄉下人，一個一次只能做一件事，而且做好一件事的單純之士，理論儘管超逸、狂放、不切實際，他絕不用來妨害他既定的工作，雖然理論上，工作也是一種懲罰：
「這有點兒屈尊：工作降低人的身份。糊塗人還以為這是他的光榮；然而對於我，這也只是神天詛咒的征記、一種墮落的標誌。」
然而他自己無日無夜地工作，而且無時不在鼓勵別人工作。說他是鄉下人，其實他有的是城市人特殊的敏銳，禁不起一點點身體的痛苦，因為這裡實際的感覺，鐵面無私，證實我們卑微的生存，點醒我們枉費心力的迷夢：
「人世沒有壞過膚肉痛苦的。我之為人，與其說是由於死，不如說是由於痛苦，所以蒙田（Montaigne）說的好，『放在牛皮底下躲一躲』。痛苦的壞處是，叫我們過分感到人生。它將我們扔還我們，仿佛永不離身的一種詛咒。這未免屈辱，對於以驕傲自持的人們，也夠要命的。」
那麼這種痛苦，如佛教徒所云，可以避免，而且應理避免嗎？福氏，猶如一切的歐西人士，告訴我們一個相反的途徑：
「有些人不受苦，沒有神經的人們。快樂的人們！然而有多少事，他們被剝奪了去！奇怪的是，人生的階段你越上得高，神經官能也越增長，這就是說，受苦的官能。受苦和思維難道是一件東西嗎？天才或許只是痛苦的一種煉製，這就是說，經過我們靈魂的一種更完全而強烈的對象的深入。莫里哀感覺自己含有人類一切愚蠢的言行，他才憂鬱。好些狄阿夫瓦呂斯（Diafoirus）和達爾杜弗（Tartufes）從眼睛進了他的腦子，所以他難受。例如外若賴塞（Véronèse）的靈魂，不總浸在顏色里，仿佛一段布匹，不時泡在染坊的沸水鍋里？對於他，一切全是色調的放大，將他的眼睛誘出頭外。米開朗吉羅說，石頭一見他就抖擻。確實的倒是，他自己一見石頭就抖擻。對於這位先生，就是山也有靈魂。他們有一個契合的生性；這仿佛兩種近似的原子的吸引。」
所以藝術家避免痛苦只是一種損失，而且怎樣避免呢？我們有一個沉重的肉身，不像莎士比亞的小精靈（Ariel），不具形體，遊戲於不相為謀的人間。不幸人人相同，逃不脫物質的條例。這正是福氏一切痛苦的自覺的根源。自覺，因為這種痛苦不屬於純粹的物質；同時物質——人的膚肉——本身，在自然的創造之中，又不能自成一體，別無所求。於是靈魂——一個精神的成分——出而合作。它想來做帝王，不料反而被臣民羈絆住。這兩個絕對背道而馳的境界，如今卻套在一起行動，只要一點點嫌隙，勢必馬仰車翻，永生於一種不諧和的掙扎，幸而藝術家勿需乎這種徒勞而無益的靈肉的協調——一種資產者的平衡。我們盡可以聽其自然，因為一切混合，只是反乎自然的作偽。或者純粹的物質，或者純粹的靈魂，此外多是自欺欺人：
「身體的滿足與頭腦的滿足一點沒有共同的地方。如果它們湊巧遇在一起，就聽之好了。然而不要想法聯起它們來，因為這就成功人為的了。這種幸福的觀念，正是人類一切不幸的幾乎無二的原因。」
趨於極端的福氏，會離開傳統的希臘觀念，來和佛教思想切近：
「呵！是的，一張美麗的臉、一匹美麗的布幅、一方美麗的白大理石，全美的很；金子的光輝、綢子的印花、迎風搖曳的樹枝、啃草的龐大的公牛、翱翔的小鳥，全美的很……就是人丑。」
福氏並不像東方人那樣無可無不可地達觀，然而在他的憤怒的情緒之下，諷刺的語調之中，他會同樣大澈大悟：
「昨天我的面瘡施了點兒小手術。好像我們生前死後的一切腐朽還不夠，活著的時候，我們還來個敗壞和潰爛，一個接一個，一個替一個，一個追一個。今天掉一個牙，明天掉一根頭髮，開了個傷口，長了個爛瘡，一時貼劑起泡的膏藥，一時穿上根藥捻子。再加上什麼腳膙子，身上的狐臭氣，不同味的各種排泄，而人身者也，就蔚成了一幅驚人的圖畫。不道我們愛這一切，不道我們依舊愛自己，舉個例，就算我吧，鏡子裡看見自己，居然會大笑出口。」
維持這樣一個破落戶的皮囊，福氏有時感到非常的膩煩：
「人是一件可憐的機器。而我這具機器極其令我厭倦。有些季節，你分外厭倦，和飯後想嘔一樣。而且人生又何莫非一個繼續的消化不良？」
但是物質並不因之失去它的重要。我們不能離開物質生存，如果靈魂不能全然駕馭物質，物質卻有力量影響靈魂：
「我們不過靠著事物的外在生存；所以必須保重。至於我，我敢說物質（身體）比氣質（道德）重要。再沒有比掉一個牙讓我感到幻滅了，而唧喳的門響比起談話更加讓我煩躁，也就是為了這個，只要一點聲音不諧和，一點文法的錯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句子也失去它的效果。」
從這種唯物的看法，一個主要的結論是：人不自由。我沒有自由選擇：
「我荷著我的紅臉，和我的五尺八寸的罪孽。」
我不滿意，但是我逃不脫，任憑誰也逃不脫這種與生以具的拘束。在《一個瘋子的日記》裡面，福氏非笑這種妄想道：
「你，自由！一落地，你就承有一切父母的疾苦；一生下，你就收到所有罪惡的種子，甚至於你的愚蠢、你評判自己、人生與環境的標準。」
我們唯有逆來順受，既然轉不出自然順序的圈子。對於一切，我們不應過分要求，因為我們不能奪人所好，更不能強己所難。福氏勸解高萊女士道：
「為什麼你不接受事物的本來面目，人與其環境、與其生命的一切的需要？然而我不責備你。你有自由另一個樣子來愛嗎？人是自己所想望的樣子嗎？」
我們是若干已知未知的複雜的關聯——命運——的嬰兒。所謂命運，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神秘，問題是在我們自身的無知。我們不能自主；這就是為什麼，從生到死，我們覺得隱隱有個第三者作祟。如果我們知道人事的隱秘，也許會啞然失笑：
「然而先說為什麼你生下來？難道你願意來的？有人勸你來的？然而命里註定你生下來，因為你父親有一天從宴會回來，喝多了酒，聽多了髒話，而你母親恰好利用了來……你說你自由，然而萬萬千千的事推動著你。你看見一個女人，你愛她，你要死要活地愛她，難道你有自由不讓血跳，不讓頭燒，而且壓住心，壓住你的熱情？難道你有自由思想？一千條鏈子挽住你，一千根針推著你，一千種障礙阻住你。」
因為昧於事物奧妙的關聯，而企圖打破這遊絲似的軟網，福氏的人物——例如愛瑪、薩郎寶、毛諾，全碰了個鼻青眼腫，歸根一無所成，反而粉身碎骨。福氏自己，他們的創造者，認清而且過分看透了這一點：
「至於我的宿命觀，你見怪也罷，反正結在我的深處。我確然信之。我否認個體的自由，因為我不覺得我自由；至於人類，你只要念念歷史，就看的出來它不總往企望的方面進行。」
這裡與其看作人和命運的衝突，不如看作人和人，或者更進一步，人和自己的衝突。在福氏的作品裡面，有幾個人物真正了解自己？幾乎沒有一個。有時他們用盡了心力來理解自己，自己的環境，例如聖安東、薩郎寶，還理解到錯誤的道上。他們思維；然而越想越走進魔道，越走進魔道越痛苦，終於我們感覺一切向上的掙扎，只是心力的虛糜。於是我們不得不納悶，「為什麼我活著？」我們找不到妥當的答案，或者有一個，「為的毀滅」。
這種虛無的傾向，推根究底，同樣出於福氏唯物的看法。這第一個表現在他的獨身主義。理想的愛是美麗的，和人世一切的夢想一樣，仿佛一座石雕，一座禮拜堂，引起純潔而向上的情思。福氏有過情婦，然而他一生的憧憬卻是一個他無由問津的女子。如果人生有點兒意義，意義不一定就在做愛。還有比這美麗的，就是我們的精神活動。什麼叫做愛？
「兩個生物偶然來在地上，碰在一起愛上了，因為一個是女人，另一個是男人！於是一邊喘吁，一邊追逐，夜裡一同散步，露水濺濕了，……用各樣的聲調說：我愛你，你愛我……然後他們回來，兩個人全被一種無比的情火推動著，因為他們的器官全熱了，於是不久這一對兒摟在一起……急於為地上多添一個糊塗蟲，一個亦步亦趨的可憐蟲！」
人生最高的努力是跳出物質的困惑，而通常男女之愛卻加倍顯示它的威武。所以福氏克制情慾，同時他浪漫的生性也不允許他接受中常的人生。我們勿需畏懼絕後，更勿需畏懼死亡。在大自然的演變上，我們的毀滅正是一種返本還原的作用，因之形成一種有用的肥料，或許倒是我們沒有白來一趟的報效。所以他拒絕高萊女士的請求：
「正好，我要是沒有後裔！我的隱晦的名字和我一起消滅，而世界繼續他的路程，好比我留下了個不朽的名字。這是一個我自己歡喜的觀念，就是絕對的虛無。格言：生慰死，亦慰生。」
因為戳破了看，這也不過是一個紙紮人，或者一個糖餳人：
「——怎麼，你什麼也不相信？
「——不。
「——光榮也不相信？
「——瞧瞧嫉妒就夠了。
「——慷慨也不相信？
「——那麼吝嗇如何？
「——自由也不相信？
「——難道你沒有看見專制蹂躪人民？
「——愛情也不相信？
「——那麼賣淫如何？
「——永生也不相信？
「——不到一年，蟲吃盡了屍首，於是化為塵埃，化為虛無；虛無之後……虛無，這就是一切的餘留！」
這正是知識階層特有的苦惱。一個葛天氏之民，或者一個「不知更有魏晉」之人，說是願愚也好，然而幸福倒是真的。他們不用腦筋去思想。宇宙好像一個口袋，禁不住幾下抖，就會抖個空空如也。通常將懷疑看作人類文明之母，但是到了福氏，這不過是條直達虛無的捷徑：
「我要的是無限里的美麗，我尋見的只是懷疑。」
這裡懷疑幾乎等於虛無，如若不是絕望的悲哀。然而他不是一個消極的人：
「可憐的親愛的路易絲，你還同我講光榮、未來、吶喊。我已經不彈這種老調了，因為我也彈夠了。我一點不貌為謙偽；不，我什麼也不相信。我懷疑一切，而且有什麼要緊？和一個黑奴一樣，我已經安心做一輩子工，不再想望什麼報酬。這不過是個瘡，我抓撓抓撓而已。」
這種無為而為的傾向，是整個福氏工作的精神。他不會算賬，他也沒有想到賣文章。他缺乏現代實用的目的。對於福氏，「幸福是一個債主，借你一刻鐘的歡悅，叫你付上一船的不幸。」
他用懷疑推翻這盞可望而不可即的幻燈，這場魔鬼的把戲。
「然而絕不要想望幸福；這招魔鬼來的，因為這種觀念，就是他造出來，好叫人類吃苦。天堂的概念比起地獄的概念，其實更加地獄。全福的假設，比起永生苦難的假設更加慘苦，因為我們命里註定了達不到。好在我們絕想像不出它來；這還令人慰心。」
如果我們眼前沒有幸福做憑藉，我們為什麼活動，為什麼生存呢？他沒有告訴我們他的答案，但是我們不妨借用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公式，因為實際上，一個純粹物質的生活，也就是為生活而生活。這個必然的結論，依舊出於福氏極端的推敲，而一切的揉合只是人類愚痴的要求。所以他說：
「是的，我主張（同時我以為，在藝術家的生活裡面，這應該是一種實際的信條）在他的生存之中，應該分成兩截：資產階級般的生活，半仙（demi-dieu）般的思想。」
這種兩歧的生活，最好的例證，怕只有福氏自己一個人。他父親遺下些相當的產業，用不著自己奔走鑽營，遍嘗人生的艱辛，可以安安靜靜去工作；他更勿需從鄉鎮來到都市——巴黎，和大多數有野心的年輕人一樣，犧牲於慘澹經營的開始。在貢古（Goncourt）的《日記》裡面，有一段記載左拉駁辯福氏道：
「你，你有一份小小的財產，允許你跳過若干的困難……我，我的生涯，我不得不完全靠著我的筆賺錢，我，我不得不寫各式各樣的文章，是的，可憎的文章……唉！我的上帝，和你一樣，我也看不起自然主義這個名詞，然而我不厭其重複，因為有些事物必須加一洗禮，好叫人家相信是新的……你瞧，我將我的寫作分成兩種，一種是人家用來批評我的，一種是我希望人家用來批評我的……我先來它一個釘子，隨後一錘子，我往讀眾的腦內打進一分，然後再一錘子，我打進二分……我的錘子，就是圍住我的作品我自己弄起來的報章主義。」
左拉的憤慨正是一般急於進取的貧苦青年的苦衷。但是如果福氏過著資產階級的有閒生活，也僅只是外殼的形同。他罵資產者為「一種獸，一點不了解人的靈魂。」
他的意思是，中產者不尊奉藝術——人類的精神製作。他們正是所謂中流砥柱，前不敢前，後不敢後，屬於福氏不屑為伍的折衷派。在思想上，福氏和他們自來立在敵對的地位；但是在行為上，他卻和屈原遇見的漁父一樣，不矯情、不立異，扮做他們的行藏。只有一次他惱了起來，真正惱了起來，明目張胆，宣布他們的隱秘——然而這也是因為友情，因為他的布耶。這是他著名的《致魯昂市政府書》，就在臨尾，他預言資產階級的沒落道：
「有兩世紀了，法國的貴族染上了廝走的情緒，終於破滅，如今資產階級的末日開始，唯其染上民眾的情緒。我看不見他們讀別的報章，用不同的音樂自娛，具有更高的喜悅。這個人，或者那個人，都同樣愛錢，同樣尊敬既成的事實，同樣為了破壞需要偶像，同樣憎恨一切的優越，同樣譏笑的精神，同樣無底的愚騃！」
這種今不如昔的感覺——一種浪漫的情緒——到了福氏的筆下，往往成為極其悲觀的呼聲，「我們或許需要野蠻人來。人類，永生的老頭子，在他每次咽氣的時候，必須注射一次新血。我們是何等卑賤！何等普遍的墮落！」
這幾乎成為他函札的一貫情調，或者唯一的節拍，「這世紀苦惱我之至。無論我轉向那一面，我看見的也只是災患。字，字，而且怎樣的字！」
同時他以聖·包里卡浦（Saint Polycarpe）自比，「到那裡活著去，老天爺！聖·包里卡浦堵住耳朵，逃開他的所在，不時重複道：『在什麼世紀，我的上帝！你讓我生下來！』我變的和聖·包里卡浦一樣了。」
我們的人性原本無所謂善惡，資產者不任其自然，卻要橫加遮攔，無中生有，造下許多限制，沮喪我們僅有的自由。在資產者群中，最可怕的是「染上民眾的情緒」的人們，十九世紀以來蜂起的社會學家。福氏覺得，「社會黨，不管那一派，全是人間最野蠻的學究，他們夢想組織，立法，一種類似道院的社會。」
同時藝術，這僅有的自由，他們也想拿了去，供他們一時興起的揮霍：
「我不同情任何政黨，或者說好些，我憎恨一切政黨，因為我覺得它們同樣淺薄、虛偽、兒戲，汲汲於剎那之間，不顧全體的利害，也絕不超出實用之外。我恨一切的專制。我是一個熱烈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社會主義是一種富有學究氣息的恐怖，致一切藝術於死地，致一切道德於死命。」
福氏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反對一切組織、義務、權利等等人為的觀念。自從大革命以後，這既倒的狂瀾——一種書生的理想，妄想改進社會的生存，不期而流於民眾的專制——他知道挽不住，也沒有可能挽住。根本他沒有興趣參預。站在藝術的立場，他不過厭惡這一切磨滅性靈，絕少詩意的洪濤巨浪，「人類越是趨於完美，人越是流於微賤。」
藝術是個性活動的結晶，如果斫去出人頭地的天才，人類還餘下些什麼？群眾？這是一群用不著藝術的蠕蠕而動的生物，正如每個資產者，最多不過用來裝飾門面，或者消遣時日而已。而社會學者所膜拜的，又是怎樣一個群眾：
「我，我恨群眾，民眾。我總覺得它不是愚蠢，就是窮凶極惡的殘忍。唯其如此，我厭惡合作式的慷慨、人道式的慈悲、募捐等等……這一切變壞了施捨，——人之於人的同情，求者、施者之間的自然的共鳴。我所愛於群眾的，只是騷動的日子，然而你往深里瞧瞧！」
其實學究不足怪，怪的是資產者，永久趨時騖新，盲目附和，人類的步驟越來越整齊，機器象徵一切靈魂的活動。如果全人類進而享有物質的平等，我們精神的活動也可以限於同一的規律？或許可能。然而我們再到那裡尋找莎士比亞、歌德、拉伯雷？資產者漠視藝術（在藝術家不知名的時候），社會學者表示關心，卻來了個削足適履，所謂五十步笑百步，實際全不了解藝術的性質，各自懷了成見利用。所以甚至於國家學會，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福氏同樣不屑一顧：
「我恨一切限制，我覺得國家學會是人間最反乎精神機能的組織，因為精神既無規則，又無法律，而且無以一致。」
那麼，在這舉世滔滔的滾流之中，如果我們不能阻止獸面教（Muflisme）散布，如果我們不能救人，我們應該怎樣自救？福氏不是一個進化論者，然而他也不相信世界末日光臨。這只是拉丁世界的末日。異教、基督教、獸面教，是人類的三大演化，不幸我們生在它的末一階段。質樸、顏色、詩、熱情，凡是福氏愛好的，全成了過去。在這樣一個舉世皆濁的渾沌時代，我們要是還有一點留戀——留戀於自己的工作，我們應該怎樣集中自己的生活？不敢說救世，因為「博愛是虛偽的社會的一種最美麗的發明」。
自私是一種道德，如若不是一種美德。福氏承認自己自私；但是為什麼我們要替別人受苦，如若每一個人活著有每一個人的意義，各自有各自的十字架，我們抗的又要高，又要輕。而且，有誰值得我們為他辛苦嗎？我們不必太傻，「與其說是為了愛別人而行善，不如說是為了尊敬自己。」
真正幸福的人是一個心不外用的本分人。福氏羨慕他的廚娘，因為她不知道法國已經換了朝代，從路易·菲力普變成共和國：
「這一切不關她的事（實錄）。然而我還自命是個聰明人！其實我只是一個三倍的糊塗蟲。能做到像這女人，才是正經。」
福氏沒有做到他所讚賞的廚娘，卻做到他所痛恨的資產者。一個最大的機運是他生而小康：
「至於銀錢，我所有的差不多還夠我過活。有人說，我嗜好多，很有花錢的本領，然而我時時刻刻感到窘迫，因為我有非常過分的欲望，可是我從來沒有給它們一個滿足。」
但是他馬上會告訴我們，他缺乏資產者那份經營的才幹。
「工作一不接氣，我就夢想威尼斯的府第、博斯普魯斯（Bosphore）海峽上的亭榭、等等——同時我一點不懂算賬，什麼利息不利息，我整個糊塗。」
他怕極了和現實接觸。直到一八七二年，母親去世以前，家事全歸她料理，他自己，得不過問便不過問。在他必須親自經管的時候，他充滿了身當其沖的苦惱。然而他有的是資產者的知識：
「我討厭實際的人生；僅僅必須按時坐在飯廳，就讓我的靈魂充滿了一種憂鬱的情緒。但是到了我自己攪進實際的人生，到了我自己坐在桌子前面，我和別人一樣明白。」
他曾經自負道：
「你要是總有我這樣一個明理的人做顧問，好些無謂的事絕不會落到你身上。」
然而知識之於實踐，猶如精神之於物質，思想之於行動，應該截然分開，才好避免個性的泯滅。所以福氏以為：
「要是非打進現實不可，到臍窩也就成了。動作留給腿好了；渺小、悠忽、醜陋、死亡，正勿需我們熱情奔放。萬一必須做出被這一切感動的樣子，做做樣子好了；然而也只是做做樣子。」
這裡適可而止的態度已經是最後的讓步。為了完成我們各自的使命，自私也許是人與人間的正當藩籬——或者防衛。所以杜剛諷刺他的老友自私，福氏立即接受。而杜剛再三勸他出山立名，僅僅引起他的反感。誠如法蓋（Faguet）所云，福氏的答覆缺欠禮貌，因為杜剛把他看做一個平常的文人。其實除去口氣辛辣，還沒有一句離開他自來的原則：
「我不過是一個資產者，歸隱田園，從事文學，無求於人，欽服、榮譽、甚至於敬重。他們用不著我的光明。我也不求他們用他們的蠟燭熏死我。」
這正是他厭惡人世的一種表現。說到末了，他是地主。地主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不滿，他以種種不同的思想形式表現出來。他願意用他所有的資產買來自私，假令自私可以私有。要想快樂，必須具有三種條件：一個是愚蠢，一個是自私，一個是康健，而愚蠢更是自私與康健的基礎。他有一個久病的身子，同時一點不愚蠢，他只有抓住自私，做他幸福的池塘的土岸。因為幸福，如果有的話，卻在一灘死水裡面，因為池塘沒有風波。這是病態的，然而什麼又是正當的呢？活像一個杜剛，跑到巴黎，苟苟蠅蠅，老年混來一個國家學院院士的頭銜？不！寧可站遠些，隱名埋姓，做自己歡喜的工作：
「要想生活平靜，唯一的方法是把自己放在全人類之上，除去掃一眼，彼此不再具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與其熙熙攘攘，還是不聞不問，反而落個清靜自然。所以福氏理想的人生是：
「我過著入世最資產而且最隱晦的生活。我希望我死在我的角落裡，沒有一件過不去的動作，也沒有一行過不去的文章，留做別人申斥的把柄，因為我既不在別人身上分心，也不叫別人在我身上分心。」
漠不關心，然而怎樣地高傲！是的，驕傲，一隻尾隨了福氏一生的野熊。他寧可餓死，不願俛耳領受社會的恩惠。不幸算不了什麼，可恥的是拾取卑污的歡悅。驕傲如若是一個冷酷的安慰者，卻也著實安慰。這不是虛榮那樣一隻鸚鵡，在廊下長日嘮叨，樂於為人豢養。真正的驕傲是：
「你驕傲的日子，讓我說給你聽。這兒就是，你驕傲的日子！晚晌，你在家裡，穿著你頂舊的袍子，女孩子鬧的你心煩，爐子旺旺的，缺錢用等等，於是你睡去了，心漲了，頭也暈了；於是你在寢室徘徊，或者看著木柴燃燒，你跟自己講，什麼事也靠不住，什麼人也不可靠，一切冷落了你，然後不顧女性的示弱，文藝之神一躍而起，在你靈魂的深處，有什麼開始歌唱起來，忽而欣快，忽而慘痛，仿佛一曲戰歌，人生的蔑視、一己力量的展望、未來作品的炫耀。如果你感到這個，這就是你驕傲的日子，不用再向我說什麼別的驕傲。把這些留給弱者好了……」
這不是風流名士的孤高自賞，而是從悲觀出發的一種生活方式，他自己精神的歷程。在這齷齪的現世，守身如玉的自愛之士，要想活下去，一個是用自己的袍子蒙起頭，聽憑嬌妻弱女受人蹂躪，這或許不失為明達之士，然而一個更勇敢、更璀嚴的辦法，卻是把自己提上驕傲的極峰，不許任何泥水濺到身上。福氏選用第二個方案。於是這最熱腸的青年，因為自負，因為負氣，變成最緘默，最不趨時的狂狷之士。普辣笛耶（Pradier）生前沒有另眼看他，他引為遺憾。他絕不求人賞納。一個真正認識自我的人，不會抱怨寂寞，唯恐這種抱怨諂媚了世人。艾辟克泰蒂（Epictète）說：
「你要是有心討好，你就墮落了。」
福氏進而添上一句，「你要是需要別人，就是你和他們近似。」
他絕不走出他的角落，叫人零零碎碎地褒貶，不！要來就整個的，一下子，沒有第二句話說。他決定不在任何報章發表文字。
「哪怕是《兩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也罷，要是有人向我提議。我是什麼黨也不想加入，什麼結社也不想來。我恨群眾，規則與水手。回回（Bédouin）聽便；公民，絕不是。在我書前的第一頁，哪怕大破其鈔，我也添上特許翻印，好叫人家知道我不屬於作家協會，因為我先就不承認什麼頭銜，我倒願比著我的門房，叫個販子，或者賣祭衣的，在籠子裡頭轉了二十五年，帶著勝似植物園老虎的自由呼吸，回頭只為拴在慢車後頭，安安易易，小跑在碎石鋪成的馬路上。不，不。我寧可和個一身癬疥的狗熊一樣，死在窩裡，或者叫他們自己看狗熊來。」
他不要仰給任何人的鼻息，然而命運卻給他晚年安排好了一場羞辱。這自為衣食的倔強漢子，也有一天低下頭，忍氣吞聲，接受公眾的薪俸。他不忍看著甥女破產，賣掉自己的產業，犧牲自己的安定，來接受人世的奚落。朋友們又不忍心看他缺衣缺食，瞞住他（因為知道他會事先拒絕的），私下為他謀事。最後事成了，他也不得不接受：
「好了！我輸了！我的倔強的驕傲一直抵抗到現在。然而，唉！我眼看就要餓死，或者差不多就要餓死。沒有法子，我接受年薪三千法郎的位置……」
然而沒有人注意也就罷了。不料一家報紙（Figaro），一半真，一半假，用他的貧困做題目，譏諷當局專擅任性。這傷透了他的尊嚴，雖說報紙原是一番好意。他從來反對宣露他的私人生活，好意也罷，惡意也罷，讀眾沒有揭發作者隱私的權利。在這一點，福氏極其嚴厲。而且說穿了，沒有再比福氏畏怯的：
「我不歡喜人家知道我的情緒，迎頭扔來我的情緒，做拜訪談話的資料。直到二十歲，只要聽見人講：『你不寫文章嗎？』我臉會紅的像個蘿蔔。」
像福氏那樣過分自覺，那樣神經過敏，我們會明白他這種特殊的心情。法蓋說的好，驕傲而畏怯是加倍的驕傲，畏怯而驕傲是加倍的畏怯。但是福氏不僅畏怯，和所有的中資產者一樣，他還怕事。他不高興同鄉發現他和高萊女士的私情：
「我方才打發人到魯昂去取你給我的包裹。幸而你沒有夾帶信件，否則說不定叫人看到，那時……我會受夠別人俏皮的揶揄！」
他沒有工夫去巴黎，也不答應她來魯昂，彼此約在中間的芒特（Mantes）地方幽會。我們不能不說福氏謹慎。然而這一切，不過「因為我不敢；我畏怯，說真箇的，別瞧我玩世不恭，由於玩世不恭也難說。」
魯昂居所
也就是驕傲和畏怯，交織成他一生的孤獨。好像山精海怪，從來一個人晃蕩著，自命偉大的靈魂在人間的寂寞里過活。如果都市裡面沒有人能夠了解，住在鄉間更容易引起誤會。還有比鄉紳固執、守舊、俗鄙的！他們不知道一個人除去求差謀事還有什麼用；藝術家？一個懶人罷了；藝術品？除非也有曆書、年畫、紙牌實用。偶爾聽見城裡人恭維他們鄙夷的神秘的懶蟲，他們先是吃驚、懷疑，漸漸也學著更換聲調，改變態度，過來諂諛。他們不體會自己多麼俗惡，多麼令人慾嘔！福氏，在他長日的寂寞之中，一一感到：
「噢！不，我孤獨，我才永久孤獨。前天在芒特，有兩三回我的心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你不記得你驚道：『多麼怪的人！你想什麼？』——什麼？我不知道；然而你所不常經見的，都是我習慣的情境。在任何地方，甚至於我的國家或者全世界，我沒有和任何人在一起過。大家白圍攏我，我先不圍攏我自己。所以死者之死，並沒有給我的靈魂帶來新的情境，不過更使這個情境完備罷了。我內里孤獨；我外邊孤獨。」
這種淒涼的情調，每一個作家都有，但是每一個作家，不像福氏，日子過的和喝白水一樣地乏味。他單調的生活流過他的眼前，他自己也承認，比起窗下的賽納河水還要一致。他不斷地申訴道：
「女孩子給家裡添了點兒歡悅。至於我母親，脾氣跟著身子全老多了。一種無事可為的憂鬱侵有她的心境，同時失眠已經夠折磨她的。我吶，正好居於二者之間。只有星期日，布耶來一來；我談會兒話，然後一禮拜就完了。」
但是女孩子漸漸長大，隨著丈夫嫁往外縣，布耶一八六九年去世，而三年後，飽經憂患的母親也告終，剩下福氏一個人，坐在書桌前面，對著經年未完的著作，有時心灰意懶，回想著過去和過去帶走的一切：
「仿佛一個老人，我遺失於我童年的回憶裡面……我所等候於生命的，只是一頁一頁的紙，往上塗墨。我覺得我走過一個無盡的寂寞，走向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同時我自己就是沙漠、旅客與駱駝。」
有時遠嫁的心愛的甥女，或者垂老的多情的喬治·桑，不時寫來一封親愛的函札，或者是前途遠大的莫泊桑，比一個兒子還孝順，不時拿著私下的習作來請教：僅有的幾絲陽光，射過他陰暗的老境。他缺乏娛樂，而且自來就不尋樂：
「在火車上，我發現了三個快活人下鄉，釣魚、喝酒、開心。我忌妒這些傢伙，因為我覺得自己極其需要娛樂。然而我夠老的了，也不該忌妒別人快活。文筆呀，組合呀，一來就失敗，還脫不開手，有時我真需要激烈的娛樂，然而太貴了，也太遠了。特別是驕傲使我流血的時候，好像一群蛤蟆、一堆長生的貪慾，在我的心頭騷動。」
他一點不老，不過生活在暖室裡面，熟了，早熟了而已。他不在實際的行動上尋找娛樂，因為他厭惡行動，但是他夢想，坐在他的高背軟椅上：
「看著我的柴火燃燒，好像看到一片風景，我同樣歡喜。我的日子從來沒有娛樂，因為我要偉大的娛樂。我生而具有一堆罪惡，從來沒有見過天日。我愛酒，我不飲酒。我是賭徒，而從來沒有摸過牌。我喜歡荒唐，日子卻過的和個僧人一樣。說真箇的，我是個神秘主義者，然而我什麼也不信。」
福氏用想像犯罪，正和他的薩郎寶一樣。在他的想像裡面，他畫出他從來沒有去過的異域，好像懷念他久別的故鄉，一木一石全變作他理想的歸宿。他借著這個逃避現實的壓軋：
「可憐的東方，我怎樣地想它！我有一個不斷的永久旅行的欲望。可怕的寒冷更加深這種欲望。我願意點著蠟燭過日子，或者最好點著中國燈，在一個三十度溫暖的屋子，腳下是畫的花畦般的地氈……然而於現時之下，躲到那裡去，如若不是自己的夢想？」
他的生活只是表面的閒靜，和他的聖安東一樣，「再沒有人比我紛擾、憂苦、激動、塗炭的了。我沒有連著兩天或者兩點鐘在同樣的情境之中……」
然而這種豐穎的內在的激盪，依然攔不住他外在的平滯。他自己說的好，他過著「一種牧師的生涯。我僅僅缺少道袍而已。」
他沒有地方可躲，於是躲到他所喜愛的藝術之宮。藝術是他的「宗教」。他是文藝女神最忠實的信徒。他儘量縮減人生，正為顯出她的儀態萬端。這位藝術的神秘主義者，他的愛「仿佛急流，只有一個傾斜的床身，窄而且深，所以它捲去一切。」
為求女神聽取他的信心，和一位山居的修土一樣，他用人生給自己織了一件苦衣（cilice），時時擦破他的皮膚。然而他有別的活路嗎？也能夠走一般人走的大道嗎？
「人生如此醜惡，唯一忍受的方法就是躲開。要想躲開，你唯有生活於藝術，唯有由美而抵於真理的不斷的尋求。」
◎ 一八五〇年三月三日，福氏向他母親寫信，說他遊歷埃及，遇見一位波蘭人，互道名姓以後，便問福氏道：「呵，先生，你這一姓里有位先生我很耳熟，我知道一位著名的醫生跟你姓的一樣。」聽說福氏是他的兒子，波蘭人就客氣而且恭維起來。
◎ 一八四四年二月初，福樓拜致佘法利耶書。信里提到三個神名，全是陰曹的主管和審判。（校者注）Pluton是羅馬神話中的冥王，陰間的主宰。Rhadamante和Minos都是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和歐羅巴的兒子，死後成為冥界的法官。
◎ 杜剛描述他目睹的現象道：「好些次，又受驚，又沒有辦法，我見到他這些可怕的緊要關頭。它們來的情形總是一樣的，發生以前也經過同樣的現象。忽然之間，看不出什麼可以欣納的動機，居斯達夫舉起頭，變得極其慘白；他感到aura，一種神秘的噓息，仿佛精靈的飛揚，掃過面孔；他的目光充滿了焦急；帶著一種碎心的失望的情態，他舉起肩膀，說道，『我左限里冒火』，隨即，幾分鐘之後，『我右眼裡冒火；我覺得全成了金色。』這種奇怪的情景有時延長好幾分鐘，這時際，可以看出來，他覺得這還只是警告，也許會了結的；隨即他的臉更加慘白起來，具有一種絕望的表情；他趕快走動，跑到床邊，躺在上面，陰鬱郁的，惡兆似的，好像他活活地躺在一具棺木裡面：隨即他喊：『我有了指南；這兒是貨車，我聽見鈴鐺。呵！我看見店裡的燈光。』於是他發出一種呻吟，那像要撕碎了人的音調，如今還在我耳朵裡面顫著，同時他抽搐起來。在這全生命震撼的癱瘓之後，接著總是一陣疲倦和熟睡，一來就要好幾天。」
◎ 參閱律師塞納（Sénard）的辯護書，通常附在《包法利夫人》的後面。
◎ 參閱律師塞納（Sénard）的辯護書，通常附在《包法利夫人》的後面。
◎ 吉穆納司是巴黎一個戲院的名字。
◎ 見於高芒維勒夫人的《回憶錄》。
◎ 一八七七年一月七日，致甥女書。
◎ 見於《一個瘋子的日記》第四節。
◎ 見於《翡冷翠的瘟疫》（La Peste à Florence）。
◎ 見於《慘痛》（Agonies）。
◎ 阿維拉的特蕾莎修女（1515 -1582） 西班牙天主教教徒，神秘主者。可能患有某種疾病，據曾稱經歷許多神秘異象，堅信耶穌基督已經以肉身但不可見的形式出現在她面前。在自傳中描述自己神魂超拔時，與天使相遇的經歷，義大利雕塑家據此創作著名雕像《聖特雷薩的沉迷》。
◎ 雨果的戲。
◎ 在巴黎的時候，只要他出去宴會，多半是莫泊桑接他回來。
◎ 參閱菲謝（Fischer）的《福樓拜遺著的研究》（Études sur Flaubert lnédit）。
◎ 薩德是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小說作家。凡以虐待女性為樂的，全叫做薩德主義（Sadisme）。福氏年輕時很欣賞他。二十世紀中葉他被目為紅作家之一。
◎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書。米屯達蒂，即米特里達梯六世，小亞細亞本都王國國王（安納托利亞北部的希臘古國）。最有名的傳說是關於他對毒藥的抵抗力。在位期間，他用死刑犯來試毒，然後再尋找可能的解藥。他甚至偏執到每天進食一定劑量的毒藥使自己對儘可能多的毒藥產生免疫。據說他用每天服食少量毒藥的方法來獲得對毒物的免疫力，這個說法在古典作家中流傳很廣。
◎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福氏致高萊女士書。佩爾斯為公元一世紀的羅馬諷刺詩人。畢風是法國十八世紀博物學家。他的關於風格的話是知名的：「人即風格。」
◎ 參閱法郎士的《文學生涯》（La vie littéraire）二集。
◎ 見於福氏甥女的《回憶錄》。
◎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書。
◎ 狄阿夫瓦呂斯象徵庸醫；達爾杜弗象徵偽君子，前者見於《想像的病人》（Le Malade imaginaire 今譯《無病呻吟》），後者見於同名的喜劇。
◎ 保羅·委羅內塞 義大利「威尼斯畫派三傑」之一，他因為出生地而獲得「委羅內塞」綽號，並以此而聞名。藝術大師提香有兩個偉大的弟子：丁托列托和委羅內塞，他們同時被譽為十六世紀義大利威尼斯畫派三傑。委羅內塞生於義大利維羅納，1588年4月19日卒於威尼斯。委羅內塞善於兼收並蓄提香、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羅馬諾等人的精華，自成一家。他的繪畫充滿世俗生活情趣，偏重裝飾趣味，在寫實傳真的基礎上，以豪華的場面、眾多的人物和富麗的色彩取勝，受到市民和豪門顯貴的歡迎。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致鮑司蓋（Bosquet）女士書。
◎ 《一個瘋子的日記》第二十節。
◎ 《一個瘋子的日記》第十節。
◎ 見於《慘痛》。
◎ 《一個瘋子的日記》第十八節。
◎ 布耶死後，友好醵資，交由魯昂市政府擇地立像紀念，後者持有異議，於是引出福氏這封嬉笑怒罵的長信。福氏於友誼向來純摯，從他十歲上的信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你知道，人家給我說你不來的時候，我簡直大怒不止。你要是真偶爾不來，我寧可四隻腳，和路易·菲力普王的狗一樣，爬到昂德里司（Andelys）去找你，同時我相信你也會和我一樣，因為一種兄弟之愛，締結住你我。是的，只要必需，我覺得我會走一千里路，去碰頭我最好的朋友，因為天下沒有再比友誼甜蜜的，噢！甜蜜的友誼，有多少事你看不是由這種情緒告成，沒有這種結合，我們又如何活的下去。這種情緒便是在最小的動物中間你也看的見，沒有友誼，弱者如何活下去，婦孺又如何生存？」
◎ 聖波利卡普 士麥那主教，使徒聖約翰的門徒和安提阿聖依納爵的朋友，是二世紀上半葉受人尊敬的基督教領袖。
◎ 福氏曾經說：「尼羅（Neron）和外斯巴先（Vespasien）活的一樣長久，撒旦和耶穌基督活的一樣長久。」但是一八七〇年九月，他給喬治·桑寫信，說：「我不像以前憂鬱了。昨天我重新開始我的《聖安東》。活了該，還非寫下去不可！我們必須習慣於人的生性，就是惡劣。」這樣看來，他比較相信人性本惡了。
◎ 參看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一日，致賴尼耶（Régnier）夫人書。
◎ 一八五七年八月，致尚特比女士書。
◎ 一八五七年八月，致尚特比女士書。鮑司佛峽意為牛峽，或名君士坦丁峽，溝通黑海與馬爾馬拉海。
◎ 一八五二年，致杜剛書。
◎ 普辣笛耶（今譯普拉迪耶） 當時著名的雕刻家，福氏在他家裡結識高萊女士，不久成為她的情夫。福氏於普辣笛耶死後致函高萊女士道：「提到普辣笛耶去世，我感到有類似自私者的羞愧。我覺得遺憾的，是他沒有認出我，我哪，卻非常羨慕他。我倒盼他那樣人，從他四周的人群，分外對我垂青。然而他能夠嗎？他很少批評的感覺，我們的朋友。」
◎ 認識自我不是一件容易事，福氏自己說：「然而終於有點兒什麼令我苦惱，就是我自己的尺度我不認識。這位先生把自己說的那麼沉靜，是充滿了自我的疑慮。我想知道他能夠上到多麼高，同他筋肉確實的力量。然而想知道這個，未免野心太大，因為一己能力準確的認識，或許不是別的，正是天才。」
◎ 愛比克泰德（約55-135DC） 古羅馬斯多葛派哲學家，對斯多葛派學說有極其重要的發展和突破，是繼蘇格拉底後對西方倫理道德學說的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哲學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對具體的生活倫理學的思考上，重心性實踐，主張遵從自然過一種自製的生活，他的思想對後來的哲學與宗教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 馬薩林（Mazarine）圖書館名譽館長。沒有領了幾個月的薪俸，福氏就去了世。在這以前，他一直是靠父親給他和母親購置的地產收入為活。
◎ 一八七五年，致喬治·桑書。
◎ 一八五八年一月，福氏給尚特比女士寫信道：「正相反，我是一隻所謂的熊。我日子過的如同一個和尚；有時（甚至於在巴黎）我整整八天不出門。我同好些藝術家相好，然而我時常過往的只是少數。有四年了，我沒有插腳歌劇院。去年我有喜劇院的免票，可是我一次也沒有去。今冬我得到聖馬丁劇院的免票，然而我還沒有利用過。至於所謂社交，我從來不干。我不懂跳舞，不懂迴旋舞，不懂任何牌戲，甚至於沙龍裡面談話我也不會，因為這裡所談的一切，我全覺得無聊。」其實福氏游泳很好，不過怕母親不放心，他從來不到河裡去。
◎ 好些引證，幾乎全是寫給高萊女士的函札，為避免繁複起見，一概沒有加注。
◎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書。
Madame Bovary by Fernando Vice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