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樓拜評傳 · 原序
法國十九世紀文學，在小說方面，出了三個不世之才，根據各自的性靈，從不同的方向，射出同樣溫熙的光輻，普照近代小說的旅程。第一個走出十八世紀，充滿了十八世紀氣息的，是故作奇特而真正奇特的司湯達（Stendhal）。私淑德塔西（De Tracy）的觀念論，他利用想像的製作來分析，留下意外長遠的影響。第二個是他同代而稍後的巴爾扎克（Balzac），攝取形形色色的社會現象，成為人性研究的大展覽。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時代的激流，而自己變做無數青年的楷模。站在浪漫主義的邊緣，同情於文學的解放運動，他們運用通俗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使命。然而司湯達的西班牙精神（L'Espagnolisme）的顏色加在十八世紀的情調上面，反而形成一般羨賞的障礙，唯有巴爾扎克，藉著他沉著的意志，多量的生產，得到公眾的承認。一八四二年，司湯達幾乎無聲無息地死去，但是臨到巴爾扎克一八五〇年病故的時候，漸漸出來一批大學學生，敬禮司湯達如敬禮神佛一般。
就在同時，有一個年輕人，將司湯達看了個分文不值。他不了解《紅與黑》的人物與旨趣，不了解巴爾扎克恭維司湯達的來由；直到晚年，司湯達在他眼裡也不過是個白痴（idiot）。最大的原因是司湯達文章寫的「壞」。在這一點上，巴爾扎克也沒有逃過他的貶責：
「巴爾扎克要是知道寫作，該是怎樣一個人！」
所以小說，無論如何演進，依舊等著它的荷馬。說這話的年輕人，如若不是狂放，一定抱負很大，看準了自己來日的造詣。他絕不會是荷馬，因為他有了太多的藝術意識（conscience），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一談到小說，不！一談到藝術，我們就不敢隨隨便便丟開他，和丟開一件破爛的袍褂一樣。我們不信世上單有一種藝術家存在。要是有的話，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個。他叫做居斯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創作是他的生活，字句是他的悲歡離合，而藝術是他整個的生命。一切人生剎那的現象形成他藝術的不朽。自從有了實業革命，差不多個個文人，不出賣靈魂，也要出賣物質的生存。只有這樣一個人，碩果獨存，做成我們最後的反抗，從理想里追求精神的勝利。他終身不過是一個布衣。他用好些年寫一部小說，唯恐一字一聲有傷進行的諧和。他可以收起他《聖安東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一擱擱上二十多年，然後修成最後的形式發表。他用著作替自己說話。而自己沉默著。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以為是一個披頭散髮的潑婦，不料她和希臘的女神一樣莊嚴！沒有一個人想到寫小說，必須「好好地寫出來」，這也就是為什麼，想也不想，大家咬定她是下流女子。他們錯把文字當做故事。也想像不出這怎樣交織在一起，成為一幅綺麗的錦霞。漸漸這陣驚惘散開，大家明白眼前是一盤新東西，和巴爾扎克有些相似，卻又迥乎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個巴爾扎克，更是一個藝術家。司湯達深刻，巴爾扎克偉大，但是福樓拜，完美。巴爾扎克創造了一個世界，司湯達剖開了一個人的臟腑，而福樓拜告訴我們，一切由於相對的關聯。他有他風格的理想，而每一部小說，基於主旨的不同，成功不同的風格的理想。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是他第一部披露的小說，這時他已然三十五歲。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年，他發表一部小說：《薩郎寶》（Salammbô），《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聖安東的誘惑》，《三故事》（Trois Contes）。《布法與白居謝》（Bouvard et Pécuchet）還差兩章告成，他卻不幸謝世。我們現在依照發表的次序，分章論述各書。通常攻訐福氏的人們，總以為他行文迂徐，缺乏天才的自然流露。但是他早年的著作，在抽屜里塵封了三十年，有遊記，有短論，有長篇小說，有短篇小說，有自傳式的記述，全部論及，一方面祛除攻訐的人們的誤會，一方面證實作者幼年深受浪漫主義的薰染。說實話，這是一個生性極端浪漫的青年。他崇拜雨果（Hugo），擅自呼做「我們的朋友」；十年以後，和他妹妹寫信，他依然承認道：
「無論如何，有生以來，這是最叫我心跳的人，或許在我一切的不識者之中，我最愛的人。」
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拜倫小傳》，和當時所有的青年一樣，走進「世紀之子」的身影領洗。他敘述他們這群後期的浪漫青年道：
「好些年前，我們鄉下有一群年輕的荒唐鬼，生活在一個奇異的世界。我們旋轉於瘋狂和自殺之間。有的自己害掉自己的性命，有的死在他們的床上，有一位用領帶勒死自己，好幾個嫌無聊，胡鬧死掉。美哉其時！剩下的只有布耶（Louis Bouilhet）我們兩個人。」
剩下他來，是的，回頭用他的著作，送終他幼年身經的浪漫主義。他下了決心，用了苦心，剪正他浪漫的生性，而給他另一個生性——現實的沾戀——挪出空隙。十八九歲的時候，他寫了一篇《辣布萊》（Rabelais），頌揚這十五世紀的巨靈。晚年向喬治·桑（George Sand）解釋，說他膠著在地面之上。他會在鏡子裡看著自己刮鬍子發笑。和浪漫主義者不同，他能夠嘲世。他會用第三者的口吻，在寫給妹妹的信里，打趣自己：
「對話（一點鐘以前）——我，我的女門房（我聽見響聲）
「女門房（從前廳內）——是我，先生，你用不著分心（女門房打開門，平常門帘自己開著）。我給你拿火柴來了。先生，你缺火柴用。
「我——是的。
「女門房——先生用火柴用的真不少。先生真用功！呵！先生多麼用功！我絕辦不了，我，我跟你講。
「我——是的。
「女門房——先生不久要回自己家了。你對的。
「我——是的。
「女門房——這對你好極了，呼一點新鮮氣，因為自從到這裡來，說真箇的，說真箇的……
「我（有意）——是的。
「女門房——令尊令堂有你這樣的兒子，一定滿意……」
簡單的女門房絕想不到這年輕學生怎樣憎恨法律！怎樣躺在屋裡淨抽菸，不用功！這兩種生性跟著年歲的加長，漸漸得到一種美好的平衡。這可以用他的著作證明。在這兩種背道而馳的生性之上，另有一種克臘西克的（classique）意識或者修養，駕馭它們的進行。
然而在他所有的遺著之中，他的函札更為他留下永生的記憶。整個的福樓拜生活在這裡，從他最冷的憎恨到他最熱的喜愛。我們從十一歲看他長大，發展，體會，經驗，接受，拋棄，一直看到他去世的前夕。他不准自己出現於自己藝術的製作。於是這獨身者，在他深長的寂寞之中，把自己一行一行地寫給他的朋友。吉德（André Gide），他今日光榮的小同鄉，曾經道：
「我好久就愛福樓拜，仿佛一位師尊，一位朋友，一位兄長；他的函札是我的枕邊書。呵！二十歲的時候，我念了多少回！沒有一個句子，我今天不認識的……從此我精神上最重要的進步，就是敢於批評它。」
如果他的作品受人敬重，他的函札卻叫人愛。他的作品告訴我們他是藝術家；他的函札告訴我們他是人，和人一樣，這裡另是一種風格，一種自由的，不經意的筆墨。他沒有想好好地寫它，沒有用他的腔調（gueuloir）限制它；他自己曾經向他的情婦解釋道：
「一輪到你，也真怪，我就寫壞了；這裡我不放進文學的虛榮，聽其自然。在我的信里，全撞在一起，好像我一時要說三個字。」
和他的情緒一樣，他的思想，他藝術的理論，他都放在他的信箋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立論的根據，幾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如果是取巧的方法，卻也是最穩妥，最堅定的方法。這也正是福氏在布耶《遺詩》（Dernières Chansons）的序里，開首表示的意旨。我們主要的論斷，大部分站在他的性情上。
猶如司湯達與巴爾扎克，福氏沒有派別。有的天才來在他的時代，有的天才受盡了物質的折磨；司湯達生早了好些年，巴爾扎克多虧了他的毅力，唯有福樓拜，是天之驕子。巴爾扎克已經死了六年，讀眾望眼欲穿，等著看他製作的承繼；浪漫主義已經成為濫調，而雨果自己，熱心政治，多年流放在外；同時一群年輕人，屬於新的一代，擺起現實主義的門市，卻沒有鮮貨張羅主顧。於是，忽地大步踏進一個新人來，一枝私下準備了二十年的生力軍，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時代！時代先是一驚，隨即認清了主人，在他面前低下了頭。唯有福樓拜，是天之驕子。但是他丟開他千金一時的機運，轉回故鄉，在工作的謐靜里，只和永生為友！
古爾蒙（Gourmont）把福樓拜說做法國十九世紀最大的作家；散慈玻瑞（Saintsbury）沒有那樣熱狂，以為他是法國十九世紀後半葉最大的小說家，而塞克瑞（Thackeray）去世之後，歐洲沒有一位出乎他的肩右。普魯斯特（Proust）一點不推重福氏的比喻，卻說他用詞類（例如動詞，接續詞等等）復興法國文字的生命；狄保戴（Thibault）,仿佛惡作劇，指出他和福氏風格的因緣。我們不提左拉（Zola），福氏的友生，更不提莫泊桑（Maupassant），他晚年得意的弟子。我們尤其勿需想像，有多少怨男從毛諾（Moreau）照見自己，有多少怨女從愛瑪（Emma）認出自己！要是他的理論打不開你的智慧，他的作品卻怎樣鑽進你的靈魂！你可以駁倒他，然而要想駁倒他，和吉德一樣，和尼采一樣，你必須先做他的學徒。不像司湯達那樣神秘，不像巴爾扎克那樣單純，他是居斯達夫·福樓拜。
◎ 德斯蒂·德·特拉西 法國哲學家，「意識形態」（idéologie）一詞的創造者。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曾被囚禁，拿破崙上台後進入政府工作，後被拿破崙疏遠。德·特拉西與美國政治家托馬斯·傑斐遜有書信來往。
◎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福樓拜致高萊（Louise Colet）女士書。
◎ 一八七八年六月，致莫泊桑書。
◎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致高萊女士書。
◎ 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佘法利耶（Chevalier）書。
◎ 一八四三年一月，致妹書。
◎ 領洗（Baptism） 又稱聖洗聖事、施洗、受洗，全身浸入水中的稱為浸禮、受浸，是一宗教儀式，現普遍指基督教的傳統儀式。據《聖經》記載，施洗約翰曾為耶穌施洗。
◎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致高萊女士書。布耶極其喜愛中國。福氏自己，不是詩人，卻無時不在夢想旅行中國。一八四七年十二月，福氏向高萊女士抱憾道：「想想，無疑地，我將再也看不見中國！我將再也隨不著駱駝的協韻的步子睡覺！或許將再也看不見匍匐在竹林里的老虎眼睛發亮！你也許把這看做想像的食慾，不值一憐；然而我一想到就難受……」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給桑斗（Sandeau）夫人的信里，說他很想隨同法國的遠征隊到中國來，甚至於拋棄他的工作他也情願，不幸他的母親上了年紀，離不開他。所以他慨嘆道：「這是第二回我錯過了中國！」
◎ 一八四三年三月，致妹書。
◎ 見於吉德的《遇合集》（Incidences）。
◎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高萊女士書。
◎ 參閱古爾蒙的《文學漫遊》（Promenades Littéraires）卷之四。
◎ 參閱散慈玻瑞（喬治·森茨伯里）的《法國小說史》卷之二。
◎ 參閱普魯斯特的（普魯斯特）《報章集》（chroniques）。
◎ 參閱狄保戴的《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by Fernando Vice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