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書 · 一九五六年傅雷家書(二)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親愛的孩子，上海政協開了四天會，我第一次代表小組發言，第二次個人補充發言，附上稿子二份，給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報紙及剪報，內有周總理的政治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及全國政協大會的發言選輯，井用紅筆勾出，使你看的時候可集中要點，節約時間。另有一本《農業發展綱要》小冊子。預料那包東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裡；假使你沒空，可以在去南途中翻閱。從全國政協的發言中，可看出我國各方面的情況，各階層的意見，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協此次會議與去年五月大會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員不但情緒高漲，而且講話都富有內容，問題提得很多，很具體。（上次大會歌功頌德的空話占十分之七八。）楊伯伯①代表音樂小組發言，有聲有色，精彩之至。他說明了音樂家的業務進修需要怎麼多的時間，現在各人的忙亂，業務水平天天在後退；他不但說的形象化，而且音響化。休息時間我遇到《文匯報》社長徐鑄成，他說：「我今天上了一課（音樂常識）。」對社會人士解釋音樂家的勞動性質，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廣大人民認識了這特殊的勞動性質，才能成為一種輿論，督促當局對音樂界的情況慢慢的改善。 大會發言，我的特點是全體發言中套頭語最少，時間最短的。第一次發言不過十一分鐘，第二次不過六分鐘。人家有長到二十五分鐘的，而且拖拖拉拉，重複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協九個副秘書長之一，專門負責文化事業）推薦，作為社會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國政協大會。從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為止，他在北京開會。行前我替他預備了發言稿，說了一些學校醫學衛生（他是華東師大校醫）和他的歌唱理論，也大概說了些音樂界的情形。結果他在小組上講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後自己又加了一段檢討自己的話，大致是：「我個人受了宗派主義的壓迫，不免抱著報復的心思，埋頭教學生，以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來，自然你們這些不正派的人會垮台。我這個思想其實就是造成宗派主義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個宗派；而且我掉進了宗派主義而不自知。」你看，這段話說得好不好？ 他一向比較偏，只注意歌唱，只注意音質；對音樂界一般情況不關心，對音樂以外的事更不必說。這一回去北京，總算擴大了他的心胸與視野。毛主席請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許多科學家和他談得很投機。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和他談了「歌唱法」，打電話給文化部丁副部長燮林（是老輩科學家），丁又約了林談了二十分鐘。大概在這提倡科學研究的運動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實力支持，——這一切將來使我連帶也要忙一些。因為林伯伯什麼事都要和我商量：訂計劃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面的補充，都需要我參加。 孩子，你一定很高興，大家都在前進，而且是腳踏實地的前進，決不是喊口號式的。我們的國家雖則在科學成就上還談不到「原子能時代」，但整個社會形勢進展的速度，的確是到了「原子能時代」了。大家都覺得跟不上客觀形勢。單說我自己吧，儘管時間充裕，但各式各樣的新聞報導，學習文件，報紙、雜誌、小冊子，多得你顧了這，顧不了那，真是著急。本門工作又那麼吞時間，差不多和你練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時，只能譯一二千字；改的時候，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時間，進步之慢有如蝸牛、而且技術苦悶也和你一樣，隨處都是問題，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於表達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嗎？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學的都犯一個大毛病：太不關心大局，對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很冷淡。我和名強、西三、子歧都說過幾回，不發生作用。他們只知道練琴。這樣下去，少年變了老年。與社會脫節，真正要不得。我說少年變了老年，還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積極，頭腦開通。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腦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還是在於家庭教育。家長們只看見你以前關門練琴，可萬萬想不到你同樣關心琴以外的學問和時局；也萬萬想不到我們家裡的空氣絕對不是單純的，一味的音樂，音樂，音樂的！當然，小朋友們自己的聰明和感受也大有關係；否則，為什麼許多保守頑固的家庭里照樣會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圍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說「希望」，不是指「專業」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發展。所以我越來越覺得青年全面發展的重要。 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發言，和周總理的報告等等有感觸的話，只希望你把熱情化為力量，把慚愧化為決心。你最要緊的是抓緊時間，生活紀律化，科學化；休息時間也不能浪費！還有學習的計劃務必嚴格執行，切勿隨意更改！ 雖是新年，人來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寫這封信給你。 祝你錄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 ①即上海音樂學院楊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親愛的孩子：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 關於莫扎特的話，例如說他天真、可愛、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但彈起來還是沒有那天真、可愛、清新的味兒。這道理，我覺得是「理性認識」與「感情深入」的分別。感性認識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認識；理性認識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質。但是藝術的領會，還不能以此為限。必須再深入進去，把理性所認識的，用心靈去體會，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歡喜怒化為你自己的悲歡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經的震顫都在你的神經上引起反響。否則即使道理說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層。一般藝術家的偏於intellectual[理智]，偏於cold[冷靜]，就因為他們停留在理性認識的階段上。 比如你自己，過去你未嘗不知道莫扎特的特色，但你對他並沒發生真正的共鳴；感之不深，自然愛之不切了；愛之不切，彈出來當然也不夠味兒；而越是不夠味兒，越是引不起你興趣。如此循環下去，你對一個作家當然無從深入。 這一回可不然，你的確和莫扎特起了共鳴，你的脈搏跟他的脈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節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與他的共同點被你找出來了，抓住了，所以你才會這樣欣賞他，理解他。 由此得到一個結論：藝術不但不能限於感性認識，還不能限於理性認識，必須要進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換言之，藝術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還有一個「愛」字！所謂赤子之心，不但指純潔無邪，指清新，而且還指愛！法文里有句話叫做「偉大的心」，意思就是「愛」，這「偉大的心」幾個字，真有意義。而且這個愛決不是庸俗的，婆，婆媽媽的感情，而是熱烈的、真誠的、潔臥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愛。 從這個理論出發，許多人彈不好東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沒有感情，固然不能表達音樂：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種火熱的同時又是高尚、精練的感情，還是要流於庸俗；所謂sentimental濫情，傷感]，我覺得就是指的這種庸俗的感情。 一切偉大的藝術家（不論是作曲家，是文學家，是畫家……）必然兼有獨特的個性與普遍的人間性。我們只要能發掘自己心中的人間性，就找到了與藝術家溝通的橋樑。再若能細心揣摩，把他獨特的個性也體味出來，那就能把一件藝術品整個兒了解了。——當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與感受完全一樣，了解的多少、深淺、廣狹，還是大有出入；而我們自己的個性也在中間發生不小的作用。 大多數從事藝術的人，缺少真誠。因為不夠真誠，一切都在嘴裡隨便說說，當作唬人的幌子，裝自己的門面，實際只是拾人牙慧，並非真有所感。所以他們對作家決不能深入體會，先是對自己就沒有深入分析過。這個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冊內）也好像說過的。 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真誠的「不懂」，比不真誠的「懂」，還叫人好受些。最可厭的莫如自以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誠，才會有虛心，有了虛心，才肯丟開自己去了解別人，也才能放下虛偽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築在了解自己了解別人上面的愛，才不是盲目的愛。 而真誠是需要長時期從小培養的。社會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訓使我們不敢真誠，真誠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作後盾的。所以做藝術家先要學做人。藝術家一定要比別人更真誠，更敏感，更虛心，更勇敢，更堅忍，總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imperfect[較少不完美之處]！ 好像世界上公認有個現象：一個音樂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於演奏某幾個作曲家的作品。其實這種人只能稱為演奏家而不是藝術家。因為他們的胸襟不夠寬廣，容受不了廣大的藝術天地，接受不了變化無窮的形與色。假如一個人永遠能開墾自己心中的園地，了解任何藝術品都不應該有問題的。 有件小事要和你談談。你寫信封為什麼老是這麼不neat[乾淨]？日常瑣事要做的neat[乾淨]，等於彈琴要講究乾淨是一樣的。我始終認為做人的作風應當是一致的，否則就是不調和；而從事藝術的人應當最恨不調和。我這回附上一小方紙，還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樣能寫得很寬綽。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類推，一切小事養成這種neat[乾淨]的習慣，對你的藝術無形中也有好處。因為無論如何細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個人的意識與性情。修改小習慣，就等於修改自己的意識與性情。所謂學習，不一定限於書本或是某種技術；否則隨時隨地都該學習這句話，又怎麼講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連寄書譜的大包，總該有個印象，覺得我的字都寫得整整齊齊、清楚明白吧！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晨 你去南斯拉夫的日子，正是你足二十二歲生日。大可利用路上的時間，仔細想一想我每次信中所提的學習正規化，計劃化，生活科學化等等，你不妨反省一下，是否開始在實行了？還有什麼缺點需要改正？過去有哪些成績需要進一步鞏固？總而言之，你該作個小小的總結。 我們社會的速度，已經趕上了原子能時代。誰都感覺到任務重大而急迫，時間與工作者是配合不起來。所以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爭取時間。我對你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生活瑣事上面，你一向拖拖拉拉，浪費時間很多。希望你大力改善，下最大的決心扭轉過來。 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塊，為你的成功而高興，為你的煩惱而煩惱，為你的缺點操心！在你二十二歲生日的時候，我對你尤其有厚望！勇敢些，孩子！再勇敢些，克服大大小小的毛病，努力前進！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夜 ……下午在《新民報》上看到一段消息，是新華社布拉格電，說你在Belgrade[貝爾格勒]的首次演出，由人民軍交響樂隊伴奏，獲得「異常的」成功，謝幕達十五次，加奏八次。我們真是高興，不知怎麼祝賀你才好。 這些時我正忙著謄稿子，服爾德的第二個短篇集子總算譯完了（去年春天出的《老實人》是第一個集子）。去年四月譯完的巴爾扎克（《於絮爾·彌羅埃》），在「人文」擱了十一個月，最近才來信說準備發排了。他們審查來審查去，提不出什麼意見，倒耽誤了這麼久。除了翻譯工作以外，主要得閱讀解放後的文藝創作，也是「補課」性質，否則要落伍得不像話了。今年還想寫些「書評」。另外是代公家動員一些美術及音樂方面的人做研究工作。上海正如別的大城市一樣，成立了一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委員會籌備處」，內中有文藝組，主要由唐弢負責。他要我在美術及音樂兩界想想有什麼人材。這籌備處不久即取消，成為學術委員會；兩年以後，學術委員會再分別成立各個研究所，如歷史研究所，文藝研究所等等。這就仿佛是中國科學院在各地的分設機構。為了動員人，就得分別找他們談，代他們設計。例如林伯伯的聲樂研究，當然是最現成的了。沈伯伯在去年胡風運動中受了打擊，精神萎靡，鼓動不起來。前天北京有電報找他去了，大概亦是這種研究性質的工作需要他。他一走，上海方面真正能研究音樂的人就沒有啦。但若中央需要，地方也不能以本位主義的眼光去爭。我平時就是不能不分心管管這種閒事。上周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集二十多人討論「出版」問題，我也被找去了；一個會直開了六小時之久。這倒是有實質的會，時間雖長，究竟是有意義的。大家發表很多意見，對於編輯工作、發行工作，以及國際書店的經營作風，都有批評。我一個人發言也占據了幾十分鐘。同時聽到各方面反映的情況，很有意思。另外，政協不久要開第二次全體大會（二月初開的是常委擴大會議），先發通知，要我們當委員的推薦人，分二種，一是增補做「委員」的，一是列席的。我推了二人：裘劭恆（列席）和楊心德（委員）。通過與否，當然權不在我。推薦以前，我就得花費時間分別和他們談話，了解他們近年來的工作及思想情況，還有過去的某幾段我不詳知的歷史，楊心德，我還另向政協推薦要安排他做印刷製版的研究工作。這樣，我一方面要和朋友們談話，談過又要動筆。還有零零星星向中央或地方提意見，都吞了我不少時間。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本星期一起接連開了五天上海市政協第二次全體大會。所有的會議，連小組討論，我都參加了。原有委員275人，此次新聘87人，共362人。又邀請各界人士列席467人。會場在中蘇大廈的「友誼電影院」。會議非常緊張熱烈。報名發言的有181人之多，因限於時間，實際發言的僅69人，其餘都改成了書面發言。我提了一項議案（大會總共收到的議案不過25件），一份書面發言。我原打算只提書面的；二月初的擴大會議上我已講過兩次話，這一回理當讓別人登台。小組會上大家提的意見不少，大會發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個舊國民Dang軍人（軍長階級）樊崧甫說得聲淚俱下；周碧珍報告參加我國民間藝術團今春訪問澳門演出的情況，港澳兩處的僑胞的熱烈反應，真是太動人了。我禁不住在會場上流了淚。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這樣的激動，近幾年來只在聽某些音樂時才會有。當然也有許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鐘時間，全是自我檢討，左一個保證，右一個決心的空話。歸國華僑、牧師、神甫，也都有發言。華僑的愛國情緒特別高，說話也很實在。有一個上海評彈（即說書）藝人，提的意見特別尖銳，他說：「我們要領導給我們幹部，要強的幹部；吃飯不管事的幹部，我們不要，我們不是養老院……」這樣的話，在這種場面的會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為之動容。……這樣的民主精神是大可為國家慶賀的。可惜知識分子（此次邀請列席的以知識分子占絕大多數）沒有這樣的勇氣。會上對於和平解放台Wan的問題，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論。大會主要討論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擬訂的《1956—1957年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草案》，裡面對於今後對上海知識分子的安排，有32條具體規劃：大致分為三大類：（一）改善Dang組織與現有知識分子的相互關係，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以利於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潛力；（二）擴大和培養新生力量，開展學術研究和提高知識分子的業務能力；（三）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馬列主義學習加強領導與安排。第（一）項已經有一部分事情實行了：上海高級知識分子約有一萬人，先照顧其中的3，000人，例如調配房屋；使知識分子能有一間安靜的書室，上海房管局已撥了500所住房，陸續給一些居住條件特別壞而研究有成績的教授、專家、作家、藝術家。又分發恃種「治療證」，可在指定醫院當天預約，當天受到治療：又分發「副食品（如魚肉等）供應卡」，向指定的伙食供應站去買，不必排隊等候。（這兩種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現在如何重視知識分子。只因為客觀條件不夠，暫時只能從高級知識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開了半個月會，召集各機關、學校、團體的Dang團幹部近萬人學習這個政策，要他們接近知識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學習」，對研究工作從各方面支持他們。大會上發言的人一致表示為了報答Dang與政府的關懷與照顧，要加緊努力，在業務與思想改造各方面積極提高自己。這些消息你聽了一定也很興奮的。我很想以知識分子的身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寫些文章，批評知識分子的缺點等等。政府既然已經作了這樣大的努力幫助我們，我們自當加倍努力來配合政府。改善Dang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個關鍵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雙方面的，決非片面的。所以我預備寫一系列的短文，挖掘並分析知識分子的病根，來提高大家的覺悟，督促大家從實踐上痛下功夫，要說到做到。本來我在文藝方面想寫一些書評，最近看了二十幾種作品，覺得還不能貿然動筆；作品所描寫的大半是農村，是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少數是關於工廠的；我自己對這些實際情況一無所知，光從作品上批評一通，一定是有隔閡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觀察之後再寫。 看了二十幾種創作以後，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Dang在各方面數十年來的艱苦鬥爭，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眾為了抗日、反封建、反敵偽、反蔣等等所付的血汗與生命的代價，所過的非人的慘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無仇恨即無鬥爭，即無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歲時的反帝情緒，也不能說不高，為什麼以後就在安樂窩中消沉了呢？當時因為眼見同班的小同學在「五卅」慘案中被租界巡捕慘殺，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鬥爭的情緒，革命的情緒。以後卻是一帆風順，在社會上從來沒受到挫折，更沒受到壓迫；相反的，因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剝削人的地位，更不會對社會制度有如何徹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憑著單純的正義感反對腐敗的政府。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絕對不會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對於共產社會也有些嚮往，但都限於空想。不受現實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貧富階級矛盾比較少的江南，不看見工人階級血淋淋的被剝削的痛苦，一個人是始終走不出小資產階級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著「要講目的也要講手段」的那種書生之見。直到現在，從近二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最近又從多少優秀的文藝作品中，從讀到的少數理論書籍中，才開始發覺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才重新燃燒起已經熄滅了的熱情。我並不把自己的過去一筆勾銷，說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熱忱是由於天生的不勞動就要不舒服的性格來的，而不是由於對前途有堅定的樂觀的信仰來的；以前對政府各種措施的批評，是站在純客觀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的立場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分子的立場上提出的。換句話說：出發點是狹小的，消極的，悲觀的。我這樣說也不是認為從此我已經改造好了（你當然明白我不會這樣想，一向我深信一個人要活到老學到老的）；可是出發點糾正以後，無論對自己的業務或是思想，在改進與提高的過程中，情緒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這些思想，你媽媽也深深體會到；她事實上比我覺悟得早，只是她說不出道理來；一切都要經過我自己的摸索、觀察，再加上客觀的形勢，我才會慢慢的，可也是很實在的醒悟過來。（媽媽也跟著我一本一本的文藝作品吞下去。）說到客觀形勢，這幾年的進步簡直是難以想像，單從報紙雜誌的內容及文字來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進步了多少。至於基本建設的成績，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細說了。陳市長說得好：知識分子只有在事實面前才肯低頭。這樣的事實擺在面前，誰還會不激動，不大覺大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