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自傳 · ［第三部］(1)

一七八八年八月，我現在準備在家裡寫了，可是得不到我所期望的文稿的幫助，因為很多都在戰爭中丟失了：不過我還是找到了下面的這一部分。 我提到過我醞釀著一個偉大而深遠的計劃，似乎這裡有必要對那項計劃和它的目標做一些記述，它初次在我心裡浮現的概況記錄在偶然保存下來的一片紙頭上面： 一七三一年五月九日圖書館 讀史感言 「世界大事、戰爭、革命等等皆由政黨推動、完成。 「這些政黨的著眼點就是它們當前的普遍利益，或者是它們所認為的那種利益。 「政黨不同，著眼點各異，這就引起一片混亂。 「儘管一個政黨在推動一項總計劃，各人卻有各人著眼的具體私利。 「一旦一個政黨達到了自己的總目標，每個成員就開始關注一己的私利從而妨礙了其他成員，這就造成了政黨分裂，招致了更多的混亂。 「在公眾事務中，很少有人做事純粹從國家利益著眼，不管他們說得多麼天花亂墜；即使他們的作為給國家帶來了真正的利益，人們仍然主要考慮他們一己的私利與國家的公利是聯為一體的，而不是從一種慈善原則出發行事的。 「在公眾事務中更少有人做事是從人類利益著眼的。 「我覺得目前亟需創建一個聯合美德黨，也就是把各國品德高尚的善良人士組織成一個正規團體，按一些適當的善良、明智的章程來管理，善良明智之士也許在遵守自己的章程上，比普通人遵守法規更加步調一致。 「我目前認為誰若對此做出正確的嘗試，而且能夠勝任，誰就肯定能取悅上帝，獲得成功。 本·富」 我在心裡反覆琢磨這項計劃，以便日後情況允許，有一定空閒時能付諸實施，所以時不時地將浮現出的相關想法記在紙上。這些紙頭大多已經佚失；但我找到了一頁，它表明了一種擬議中的信條的實質，包含著我當時認為的每一種已知宗教的精義，但沒有一點可以震驚任何宗教信徒的內容。它是以這樣的語句表述的： 「只有一個創造萬物的上帝。 「他以他的天道統治世界。 「他應當受到以敬愛和感恩等形式表示的崇拜。 「最可取的對上帝的侍奉就是對人行善。 「靈魂是永生的。 「上帝必定會懲惡揚善，或在今生或在來世。」 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一個教派一開始應當在年輕的單身漢中間創建和發展；每個加入教派的人不僅要宣布他認同那種信條，而且應當按前面提到的方式對各項美德進行十三個禮拜的自查和實踐；這樣一個教派的存在應當保密，直到它形成一定氣候為止，還應當阻止動員不合格的人員加入；然而每個成員應當在自己的熟人中尋找聰明向善的青年，小心謹慎、循序漸進地把計劃傳達給他們：成員們應當相互勸勉，互幫互助，以促進彼此的利益、事業和生活進步；為了與眾不同，我們不妨把這個教派稱為解放自由社；所謂解放，就是由於對各項美德修養成習，便從惡行的主宰下解放出來，特別是由於實行勤奮和節儉，從債務中解放出來，因為債務把一個人囚禁起來，成為債主的奴隸。關於這項計劃，現在我能記起的只有這些了，另外，我還把計劃的部分內容向兩個年輕人做了傳達，他們倒是熱情滿懷地身體力行了。但是由於我當時境況艱難，只能死死盯住生意，不敢旁騖，所以那個時候就把計劃的進一步實施拖延下來，我又公私兼顧，職務繁多，致使計劃一拖再拖，到最後精力、活動能力均已不濟，無法推行這麼一項事業，這件事就更無從說起了。不過我現在仍然認為這是一項切實可行的計劃，由於可以造就很多優秀公民，所以也是一項非常有用的計劃：這項事業看上去恢弘艱巨，但我並不氣餒，因為我一直認為，一個能力尚可的人可以在人類中促成大變革，成就大事業，只要他首先制訂一個好計劃，然後剪除一切娛樂活動或其他可以讓他分心旁騖的事務，把推行這一計劃當作他唯一的研究和事業。 一七三二年，我首次以理察·桑德斯(2)的名義出版了我的曆書，我將它續編了二十五年左右，一般管它叫《窮理查曆書》。我盡力把它編寫得既有趣又有用，所以需求量很大，每年銷售近萬冊，我可從中大賺了一筆。注意到它非常風行，本地區幾乎家喻戶曉，於是我認為它不失為一個教導大眾的適當工具，因為老百姓幾乎不買別的什麼圖書，於是我就在曆書重要日子之間出現的空白處填上一些諺語警句，主要勸導人把勤奮、節儉當作致富手段，進而培養美德，因為對一個窮人而言，總是老老實實地做事更難，因為（這裡試用一句諺語）空袋子，難立直。這些諺語包含著歷代多國的智慧，我把它們收集起來，編成一篇連貫的文章，當作一位逛拍賣市場的智叟的演說，放在一七五七年曆書的卷首。(3)把所有的零散的忠言集中起來能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這篇文章舉世叫好，歐洲大陸的報紙紛紛轉載，英國把它印成海報家家戶戶張貼，有兩種法文譯本，很多被牧師和鄉紳買去免費分發給貧窮的教友和佃農。在賓夕法尼亞，由於這篇文章勸人們不要白花錢買外國的閒貨，所以有人認為它對本地區錢財增長有一定影響，因為這種情況在文章發表後連續幾年就看出來了。 我把我的報紙看成傳播教育的又一種工具，基於這種觀點，我便在報紙上頻繁摘要轉載《旁觀者》和其他勸善作家的文章，有時候也登一點自己寫的小篇什，這些都是先作出來在共圖社宣讀的。其中一篇是蘇格拉底式的對話錄，意在證明一個人無論才能有多高，如果缺德，就不配稱為一個有見識的人。還有一篇是論自我犧牲的，指出美德只有修養到了習慣成自然的程度，徹底擺脫了與之對立的傾向，才能算牢固可靠。這些文章可以在一七三五年初前後的報紙上找到。(4)在辦報的過程中，我小心謹慎，誹謗中傷和人身攻擊的文字一律不登，近幾年來，這類文字已成了我們國家的奇恥大辱。總會有人求我插入這類文字，作者還振振有詞進行辯解，打出出版自由的旗號，說什麼報紙就像公共馬車，誰掏錢，誰就有權入座，遇到這種情況我的回答是，如果想印，我願意另印，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但由作者自己負責發行，這樣一來我就不會承擔擴散他的誹謗的責任了。況且，我已經與訂戶有約在先，給他們提供的東西要麼有益，要麼有趣，所以不可讓報紙充斥與他們無關的私人口角，如其不然，就是對他們明顯的不公。現如今我們的好多出版商只顧滿足某些人的惡意，不惜造謠中傷我們中間的一些優秀人物，煽風點火，加深仇恨，甚至到了挑起決鬥的程度，更有甚者，竟然輕率到刊印謾罵攻訐鄰州政府的雜感文章，甚至對我們最好的盟國也不放過，這可能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我之所以提這些事，是為了給年輕的出版商敲個警鐘，千萬不可做這種不光彩的事情，把自己的報刊搞得烏煙瘴氣，給自己的職業抹黑，所以這類文字應斷然拒絕；他們也許會從我的例子中看出，這樣一種辦報方針總的來說是不會損害他們的利益的。 一七三三年，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需要一家印刷所，我派了一名工人過去。按一個合夥協議，我給他配備了一台印刷機和一套鉛字，我支付三分之一的費用，將來收取三分之一的利潤。此人有學識，人也老實，但不懂財務；儘管有時候他給我匯一些款過來，但在他生前我從未從他那裡接到任何賬項記錄，也得不到我們合夥經營的一個令人滿意的情況說明。他一死，生意由他的遺孀接手。她是在荷蘭出生長大的，我聽說那裡將財會知識列為婦女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她不僅把她能找到的過去業務狀況做了一個明晰的報表，而且以後每個季度都會寄來一份極其正規、準確的賬目；她把這項生意經營得卓有成效，不僅靠它把一大家子女養大成人，有口皆碑，而且在合同期滿時有能力從我手中把印刷所盤下，讓她兒子獨立經營。我提及這件事，主要是為我們的年輕女性推薦那一門教育學科，在她們萬一孀居的情況下，它對自身和子女可能比音樂舞蹈更有用處，因為它可以保護她們不會被狡詐的男人哄騙而蒙受損失，還因為它能夠使她們繼續經營一家有固定生意往來的有利可圖的商鋪，直到兒子長大成人能接過去繼續經營，做到事業永興，家庭富裕。 大約在一七三四年，從愛爾蘭來了一位年輕的長老會宣教士，名叫亨普希爾(5)，他聲音優美動聽，發表了一些顯然是即興的極其精彩的演說，把大批不同教派的人士吸引到了一起，收到了眾口交贊的效果。我也常常前去聆聽，他的布道文我格外欣賞，因為很少死背教條，而是大力灌輸美德的修養，或者用宗教說法，叫作善事。然而，我們的教友中，有一些以正統長老會信徒自命，他們不同意他的理論，而且與大多數老派教士串通一氣，在教會主管會議上指控他為異端，想讓他銷聲匿跡。我成了他的熱情支持者，並竭盡所能拉起一個幫派聲援他，我們為他戰鬥了一些時日，抱著成功的希望。為此我們打了不少筆墨官司，這時候才發現他宣道時出口成章，寫作時卻涉筆無趣，我便替他捉刀，寫了兩三本小冊子，有一篇文章登在一七三五年的《賓夕法尼亞報》上。這些小冊子，就像辯論文章的慣例一樣，儘管當時人們競相閱讀，但很快就成了明日黃花，我估計現在一本也不會有了。 正在爭論期間，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從而砸了他的鍋。我們的一個對手聽過他宣講的一篇有口皆碑的布道文後，覺得以前在什麼地方看到過，或者至少看過其中的一部分。找來找去，他終於在一期《英國評論》上找到了，那一部分，原來是從福斯特博士(6)的演講中直接引用的。這一發現使我們一派的很多人像吃了蒼蠅似的噁心，從此對他的事便撒手不管了，這也更快地使我們在宗教主管會議上一敗塗地。不過我對他仍然不離不棄，因為我寧肯聽他宣讀別人創作的好布道文，也不願聽他自己炮製的壞東西；儘管後面這種情況是我們普通教士的一貫做法。後來他向我承認他宣講的東西沒有一篇是他自己寫的；還說他記憶力驚人，任何布道文都能做到過目成誦。我們敗陣以後，他就離開了我們，在別的地方撞好運去了。我也退了會，此後再也沒有加入過，儘管多年來我還是一如既往地捐資支持該會的牧師。 我在一七三三年就開始學習外語。我很快就精通了法語，能夠輕鬆地看法文書。然後我又學了義大利語。有一個熟人也學義大利語，他常常引誘我和他下棋。發現這麼做占去了我為學習勻出來的過多時間，我最後再也不下棋了，除非滿足這麼一個條件：每盤棋的贏家有權布置任務，輸家必須保證在下一次見面時完成，或者背會一部分語法，或者翻譯出一段文章，等等。由於我們的輸贏大致相當，這樣便相互逼著掌握了那種語言。後來我又下了一點苦功學西班牙語，也能夠讀原著了。 我已經說過，我只上過一年的拉丁文學校，那時候年齡很小，此後就把這種語言完全撂下沒有管過。但當我學會了法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之後，我翻閱一本拉丁文《新約全書》時，驚訝地發現我對這種語言的理解比我想像的要多得多；這就鼓勵我再次下工夫去學習拉丁文，因為前面幾種語言為我鋪平了道路，所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我從這些情況想到，我們教授語言的常見方法不大協調。我們聽說先從拉丁文開始，學好了拉丁文再學現代語言就容易多了，因為它們都是從拉丁文衍生出來的；可我們並沒有為了易於學會拉丁文而先學希臘文。誠然，如果你能不走台階爬到樓梯頂端，那你一級台階一級台階地走下來時就容易得多：可是，如果你從最低的一級台階開始爬，爬到樓頂肯定會更輕鬆。因此，我把它提出來供主管青年教育的人考慮：既然很多從拉丁文開始的人花了幾年工夫以後由於沒有怎麼精通就拉倒了，他們學的東西幾乎毫無用處，因此時間算是白花了，那麼先從法語學起，再學義大利語等等是否好一點呢，因為雖然花費了同樣多的時間後，他們中止了語言學習，而且永遠不會學拉丁文，然而他們掌握了一兩種現代使用的語言，這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興許還是有用處的。 離開波士頓十年之後，在境遇更加順遂的情況下，我才返回故里，探親訪友，因為我是沒有錢早去的。在返家途中，我專門到新港去看望哥哥，那時候他連家帶印刷所都安置在那裡。我們已經冰釋前嫌，哥兒倆相見親切而又動情，他的健康正在迅速惡化，他擔心大限不遠了，所以要求我，萬一他死了，就把他的剛剛十歲的兒子帶回家，扶養大後讓他從事印刷業。我按他的要求辦了，先讓他兒子上了幾年學，再讓他進印刷所。他母親繼續經營，直到他長大成人，我用一套各種型號的新鉛字扶助他，因為他父親的鉛字已經磨損了。我過早地離開了哥哥沒有給他效力，現在也算做了一些豐厚的補償。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個兒子(7)，一個四歲的漂亮男孩，死於由常見的渠道染上的天花。長期以來，我悔恨萬分，現在仍然悔恨沒有給他接種疫苗；我之所以提這件事，是為了提醒忘記給孩子接種的父母，萬一孩子死於天花，他們將永遠不會饒恕自己。我的例子表明，如果兩種做法都可能造成同樣的悔恨，還是應當兩害相權取其輕。 大家發現我們的俱樂部共圖社用處很大，成員們個個滿意，於是有幾位想介紹自己的朋友也來入社，這事兒不太好辦，因為我們原來定了個適當的限額：十二名。這樣一來，就會超員。從一開始我們就定了一個規矩，給組織保密，大家都遵守得很好。用意無非是避免不適當的人申請入社，萬一有人申請，有些人也許就難以拒絕。我是那些反對增加社員的成員之一，不過倒是拿出了一個書面建議，每位社員應當另行設法組織一個附屬俱樂部，涉及討論問題的規章與原先相同，但不能向他們透露與共圖社的關係。我指出這樣做的好處是利用我們的組織機構提高更多年輕公民的素質，我們也可以隨時隨地更好地了解民意民情，因為共圖社成員可以提出我們渴望討論哪些問題，也可以把各分社的情況向共圖社匯報；這樣集思廣益可以增進我們事業的具體利益；還可以通過好幾個俱樂部把共圖社的主張擴散開來，從而增大我們在公眾事務中的影響和做好事的力量。這個提議得到大家的贊同，每個成員便著手組建自己的俱樂部：但並不是個個成功。組建成功的只有五六個，各有各的名稱，諸如「藤蔓」、「聯合」、「群眾」等等。它們不僅對自身有益，也給我們提供了不少樂趣、信息和教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在一些特定場合影響輿論的目的，這一點我將在事情發生的過程中舉例說明。 我於一七三六年被選為議會秘書，這是對我的第一次提拔。當年的那次選舉是沒有異議的；但是第二年，我再次得到提名（這個選舉，跟議員選舉一樣，一年一次）的時候，一位新議員做了一次長篇發言，反對選舉我，有意讓另一名候選人當選。不過我還是當選了，這當然使我更加高興，因為除了秘書一上任就有薪水之外，這一職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機會，在議員中享有威望，這樣一來，我就可以穩穩噹噹地拿到印刷選票、法律文件、紙幣和其他公家的零活的生意，總的來說，這些都是有錢可賺的。因此，我不喜歡這位新議員的反對。此公是位紳士，家境富裕，教育良好，才氣不凡，這些到時候很可能使他在議會中形成大氣候，後來情況果真如此。但我也不打算低聲下氣以討得他的歡心，而是過了一段時間採用了這麼一種另類辦法。聽說他的藏書中有一件稀世珍本，我便給他寫了個條子表達了一睹為快的渴望，並要求他惠允我借閱數日。他立即派人把書送過來；大約一個禮拜後我將書歸還，又附了一張條子，表達了強烈的感恩之情。我們再次在議會裡見面時，他主動跟我攀談（這是他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很有禮貌。此後他時時處處都表示樂意為我效勞，最後我們成了莫逆之交，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這又一次證實了我學的那句至理名言，誰若一次施恩與你，必將二次施恩與你，其樂意之情為受恩於你者所不及也。這也表明冤讎宜解不宜結，冤冤相報弊無窮。 一七三七年，弗吉尼亞前任總督、時任郵政管理局局長的斯波茨伍德上校(8)對他在費城的代辦玩忽職守和賬目不清的行為十分不滿，便將其革職，叫我繼任。(9)我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命，發現此職好處極大；儘管薪金微薄，但它方便聯絡，可以改進我的報紙，增加需求量，要刊登的廣告也相應增加，這樣一來，我的進項就十分可觀了。我那位老競爭對手的報紙則相應地江河日下，我感到十分滿意，對他任郵政局長期間不許郵差投送我的報紙的事也沒有採取報復措施。他該報賬時不報賬，可算是栽了個大跟頭；我之所以提這件事，無非是給受聘替別人管理事務的年輕人上上課：他們應當始終如一地報賬、繳款，做到清楚透明、如期準時。為人做事能信守這一準則，人們就會有口皆碑，不愁找不到新工作，做不成大事情。 這時候，我開始對公共事務有點兒上心了，不過還是從小事做起。巡夜是我認為需要規範的首批事項之一。這項工作是由各區的警察輪流管理的。警察先通知一些戶主陪他巡夜。不想奉陪的人一年給警察交六先令就可以免差，據認為這筆錢是用來雇用替補的；但實際上這筆錢遠遠超過了僱人所需的數目，這就使警察一職成了個肥缺。而警察為了喝幾口小酒，就往往找幾個小混混陪他巡夜，所以有頭有臉的戶主是不屑於跟這些人一起廝混的。說是巡夜，巡邏往往被忘在腦後，夜裡大部分時間都耗在灌黃湯上了。由此我寫了一篇文章在共圖社宣讀，歷數了這些不規行為，特彆強調警察收的六先令稅款極不公平，因為納稅人的情況天差地遠，一個窮寡婦當家，巡夜保護的全部家產也許不值五十英鎊，而一名富商鋪子裡卻有數千英鎊的貨物，二者卻繳納同樣數目的稅款。總而言之，我提出了一條更加有效的巡夜制度，那就是雇用合適人選常年從事這項工作，我還提出了一種補助這項開銷的更加公平的辦法，那就是課稅多少應與財產的多少掛鉤。這種觀點得到了共圖社的贊同，而且傳達到了其他分部，不過只作為各自的意見提出來罷了。儘管這項計劃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但在人們心裡做好了變革的思想準備，為幾年後的立法鋪平了道路，因為到那個時候，我們各個俱樂部的成員已經能形成較大的氣候了。(10)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先在共圖社宣讀，後來再發表），談房屋失火的各種意外和疏忽，還講了一些防火措施。(11)這篇文章發表後人們議論紛紛，認為是一篇實用的文章，於是很快促成了一項計劃的產生，那就是組成一個團隊，以便更加迅速地滅火，並且在危險關頭互幫互助，轉移、保全財物。很快就發現這一計劃的參與者達到了三十名。我們的協議條款(12)要求每個隊員常備不懈，準備好一定數量的皮桶，以及結實耐用的袋子和筐子（用來裝運物品），一有火情，立即帶往火場使用；我們說好一月碰一次頭，搞一次聯歡晚會，討論交流我們想到的關於火災問題的各種意見，也許在那些場合可以運用到我們的行動當中。 這個機構的用途很快就顯露出來了，很多人爭先恐後要求加入，我們認為一個消防隊人太多有所不便，便勸他們再組建一個，他們照我們的意見辦了。這樣一來，新的消防隊便接二連三地組建起來，最後數目越來越多，把大多數有產業的居民都包羅進去了；現在就在我撰寫本文的時候，儘管離它的成立已經五十餘年了，我第一個組建的名叫「聯合消防隊」的機構仍然存在，而且非常興旺，雖說除了我和一位比我大一歲的人，它的初創成員皆已作古。當初隊員因缺席每月聚會而處的那筆小小的罰金，已被用來為每個隊員購買滅火器、雲梯、救火吊鉤及其他有用的工具，所以我懷疑世界上是否有哪個城市在剛起火時有比費城更好的制止手段；實際上自從這些機構建立以來，這座城市一次起火最多只會損失一兩座房屋，而火焰往往在房屋被燒掉一半以前就被撲滅了。 一七三九年懷特菲爾德牧師先生(13)從英國來到我們這裡，他在英國已經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名傑出的巡迴宣教士。起初，他被允許在我們的一些教堂里宣教；但是教士們對他十分反感，很快就拒絕他登上講壇，他十分無奈，只好在露天場地上宣教。聽他布道的人各宗各派，應有盡有，真可謂人山人海，我作為聽眾中的一員，注意到他的演講對聽眾有振聾發聵的影響力，儘管他口口聲聲辱罵他們，讓他們相信他們天生一半人是野獸，一半人是惡魔，但他們還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看到此情此景真讓人浮想聯翩。很快居民的習俗發生了變化；原來對宗教不是沒想過，就是無所謂，現在似乎全世界都是一派宗教氣氛；晚上你從城裡走過，總能聽到條條街道上家家戶戶都在唱聖歌，看到這種景象真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在露天集會，天寒地凍或颳風下雨，很不方便，於是修建一座聚會堂的建議一經提出，就立即指定了接收捐贈的人員，很快收到足以買地皮、建大樓的大宗款項，這座建築長一百英尺，寬七十英尺，大小與威斯敏斯特教堂相當；人們的幹勁沖天，工程進度神速，工期之短遠遠超出了原先的預料。無論建築還是場地都歸受託管理人管轄，明文規定任何宗派的任何宣教士想對費城居民說些什麼，都可以使用，由於建築的設計不是為了適應一宗一派，而是為了滿足全體居民的需要，所以哪怕是君士坦丁堡的穆夫提(14)，要派一名傳教士來給我們宣講穆罕默德教，他也會發現講壇可以由他隨便使用。(15) 懷特菲爾德先生從我們這裡離開以後，一路在各個殖民地宣教，一直到了喬治亞。這個地區的移民定居才剛剛開始不久；然而到這裡來的移民並不是吃苦耐勞、勤奮肯乾的莊稼漢，只有他們才適合從事那種艱苦卓絕的事業，可來的都是拖家帶口的破產商戶和別的一些逃債人，許多還剛從監獄裡出來，一個個好吃懶做、遊手好閒，這類人在荒野里安家落戶，既無能力開墾土地，又受不了新的定居點的艱難困苦，結果死亡甚眾，撇下了大批孤苦伶仃的孩子無人供養。見到這麼一幅傷心慘目的景象，懷特菲爾德先生仁心大發，浮現出在那裡辦孤兒院的念頭，這樣一來這些孩子就可以有人扶養，有人管教。返回北方後，他大力鼓吹這一慈善計劃，募集到大宗款項；因為他出眾的口才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聽眾莫不心折首肯，慷慨解囊，我也不會例外。我並不是不贊成這項計劃，而是因為當時喬治亞既缺建材，又少人工，要把兩者從費城運往該地可是一筆極大的開銷，因此我認為更好的辦法是把孤兒院建在費城，再把孩子們接過來。我提出這樣的勸告，但他決心已定，不改初衷，把我的忠言當成耳旁風，因此我拒絕捐款。不久以後，我碰巧去聽他的一次布道，在聽講的過程中，我發現他打算以一次募捐來結束布道，我暗下決心，他休想從我手裡摳去一個子兒。我口袋裡有一把銅幣，三四枚銀幣，還有五枚金幣。他講著講著，我心軟起來，決定把銅幣給他算了。經過他又一陣慷慨陳詞，我覺得一把銅幣羞於出手，又決定捐出銀幣，他的結束語更是讓人傾倒，使得我傾盡囊中所有，包括金幣，統統倒進募捐盤內。前來聽他布道的還有我們俱樂部的一個成員，在喬治亞修孤兒院的問題上他和我意見相同，他也懷疑布道有募捐之嫌，所以未雨綢繆，從家裡出來時先把口袋掏空；然而演講臨近結束時，他覺得不捐實在說不過去，只好請求站在旁邊的一位鄰居借點錢讓他去捐。不幸的是，請求的對象也許是在場唯一一個意志堅定不為宣教者所動的人。此人的回答是，霍普金森(16)朋友，換了別的什麼時候，你可以隨便向我借；但現在不行，因為你好像腦子犯潮了。 懷特菲爾德先生的某些冤家對頭總以為他會把這些捐款中飽私囊；不過我熟悉他的為人（我承印過他的布道文和日記等等）(17)，所以對他的清廉奉公沒有半點懷疑。而且時至今日，仍然堅決地認為，從他的種種行為舉止上看，他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誠實人。依我看，我褒揚他的證詞更有分量，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宗教上的關聯。他確實有時候求我改宗，但就相信他的祈求得到聽從這一點上，他從未滿足過。我們的友誼僅僅是世俗性的，雙方以誠相待，一直延續到他去世為止。 下面的例子將會說明我們的一些交情。有一次他從英國抵達波士頓，便寫信告訴我不久要來費城，但不知道來了以後在哪裡投宿，因為他聽說他的好心的老房東貝尼澤特先生(18)搬到德國城去了。我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的住處，如果你能在寒舍將就幾天，你會得到最熱誠的歡迎。他回信說，如果我看在基督的分上出此義舉，我將不會錯過一份回報的。我回話說，別弄錯了；那並非看在基督的分上，而是看在你的分上。我們倆都認識的一位熟人開玩笑說，大家都知道聖徒們有個習慣，該他們領情的時候，他們總覺得這份人情自己擔待不起，便將這個包袱從自己肩頭移開，擱到天上，我倒是想方設法把它死死放在地上。 我最後一次是在倫敦見到懷特菲爾德先生的，當時他跟我商量他的孤兒院的事情，說他打算把它改建為一所學校。 他的聲音洪亮清晰，一字一句毫不含糊，所以老遠老遠都可以聽得明明白白，尤其在聽者人數眾多卻鴉雀無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門前台階的最高處講道，這些台階位於市場中段和第二大街西端相交的十字路口。兩條街被聽眾擠得水泄不通，老遠老遠的地方都站滿了人。我站在市場街最後面的人群當中，我心生好奇，想知道他的聲音到底能傳多遠，於是順著街向河的方向退，一直快退到濱河街(19)，我仍然發現他的聲音清晰可聞，後來街上起了一陣喧鬧聲才把它壓了下去。當時我想像以我和他之間的距離為半徑畫一個半圓，裡面站滿了聽眾，一個人占二平方英尺，算下來有三萬多人能聽清他的聲音。報紙上報道他在露天場地上給兩萬五千人布道，古代史上也有將領給全軍慷慨陳詞的記載，對於這些我有過懷疑，現在我算是信服了。 由於常聽他的布道，我逐漸能輕而易舉地將他新作的布道文與在旅行的過程中常常宣講的布道文區分開來。後者由於屢屢重複宣講，不斷得到改進，以致聲音抑揚頓挫，百轉千回，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一個人哪怕對主題不感興趣，光聽演講也覺得心曠神怡，其感受就像聽了一段優美的音樂一樣。這就是巡迴宣教士的優勢，為固定宣教士望塵莫及，因為後者無法通過如此多的演練來大力改進自己的講道。 他的寫作和出版卻時不時地授柄於對手。宣講時往往口無遮攔，甚至觀點有誤，隨後卻可以解釋，或者偷換概念和個稀泥，或者乾脆矢口否認；然而litera scripta manet(20)。批評者猛烈抨擊他的文章，表面上振振有詞，就是要減少他的門徒的數量，防止繼續增加。我倒是有這麼一種看法，如果他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東西，他反而會留下一個人數多得多、重要性大得多的教派。要是那樣，他的聲名也許還在蒸蒸日上，即使在他辭世以後；因為他沒有文章，就不好挑刺；沒有文章，就沒法貶低他的人格，他的追隨者就可以隨心所欲替他塗脂抹粉，樹碑立傳，全看他們熱烈崇拜的心理需要了。 那時候，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也過得一天比一天滋潤，我的報紙很能賺錢，因為一度幾乎是本地區和相鄰地區唯一的一家報紙。對這句至理名言我也深有體會：第一個一百鎊賺到手，再賺一百就很順溜。錢生錢，利滾利，天經地義。 由於卡羅來納的合夥生意十分成功，我大受鼓舞，便想一鼓作氣，再接再厲，繼續往下搞，於是提拔了幾名表現好的工人，讓他們在各個殖民地建立印刷所，條件與卡羅來納的一樣。(21)其中大多數都搞得不錯，等到我們六年的協議期滿後，他們都有能力買下我的鉛字；繼續獨立經營，養活好幾個家庭。合夥經營往往產生口角，鬧得不歡而散，但我在這一方面十分愉快，我的合夥生意從進展到結束都一團和氣；我想這主要歸功於採取了預防措施，我們在條款中把一切都規定得明明白白：彼此該做什麼，想得到什麼，沒有任何可以爭執的餘地。因此我特意向所有經營合夥生意的人推薦這種預防措施，因為在簽訂合同時無論合夥雙方多麼互敬互信，但在生意的打理和負擔上總會有不夠平等的想法，於是難免產生一些小小的猜忌和厭惡，這就往往造成了友誼破裂，關係斷絕，也許還少不了對簿公堂，還造成其他種種不愉快的後果。 總的來講，我對自己在賓夕法尼亞成家立業感到滿意，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有兩件事我深感遺憾：這裡沒有防衛措施，也沒有完善的青年教育機制；也就是沒有民兵，沒有學院。因此我在一七四三年起草了一份建立一所學院的建議(22)；而且當時認為賦閒在家的彼得斯牧師先生(23)是主管該機構的合適人選，所以我把這一計劃告訴了他。然而也許考慮到為領主們(24)效力更加有利可圖，因為可以發跡，所以他婉言謝絕了這項任務。由於當時再找不到可以受此委託的合適人選，這項計劃只好暫時擱置起來。第二年，即一七四四年，我建議成立一個科學學會，取得了較好成效。我為此寫的文章一俟我的作品結集，將會在裡面找到。(25) 說到防衛，幾年來西班牙一直跟英國打仗，最後法國也加入了，這就使我們處境更加危險(26)；我們的總督托馬斯(27)做出了長期艱苦的努力，試圖說服我們的貴格會議會通過一條民兵法，並為確保地區安全採取別的措施，但這些努力統統泡湯，於是我決定嘗試嘗試，看自願的民間社團能做些什麼。為了促成此事，我首先撰寫、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題名《明白的真相》，在裡面我將我們毫無防衛的局面說得透徹明白，並說明了聯合訓練對於我們的防衛的必要性，而且許諾數日內將建議成立一個社團，廣泛徵求簽名加入。(28)小冊子產生了一鳴驚人的效果。我被召去起草社團章程：我跟幾個朋友擬好章程草稿以後，便在前面提到的那座大樓召開了一次市民會議。樓里坐得滿滿當當。我已經印了好多份章程，屋子裡到處擺放著筆墨。我直奔主題，講了幾句話，宣讀了章程，並做了一番解釋，然後把印好的章程一份一份發了下去，大家簽名踴躍積極，沒有表示一點異議。散會以後，我把文件收上來時，發現有一千二百多人簽了名；還在鄉下散發了一些，簽名贊同者最後達到了一萬多。這些人都能儘快自備武器，組成連和團，選好自己的長官，每個星期集合起來學習操練和別的一些軍訓項目。婦女也通過募捐準備好錦旗贈送各個連隊，旗上還要畫上我提供的各種圖案和口號。這些連組成了費城民團，連長們集合起來選我當他們的上校團長；不過我認為自己不合適，便謝絕了這個職位，並推薦了勞倫斯先生(29)，他是一個出色的人物，又有威望，因此得到了任命。 然後我建議發行彩票以支付在城南修建一座炮台並且安裝大炮的開銷。銀錢迅速地湊齊了，不久炮台也建起了，台墩以圓木為框，裡面用土填實。我們從波士頓買來了幾門舊炮，但還不夠用，便寫信到英國再訂購幾門，同時又請求我們的領主們提供一些幫助，儘管未抱多大希望。與此同時勞倫斯上校，威廉·艾倫和亞伯拉罕·泰勒兩位先生和我被社團派往紐約，我們的任務就是從柯林頓總督那裡借幾門炮。他起初一口回絕，不容分說，但跟他的咨議會成員一起吃飯時，按照當時當地的習俗，痛飲過一巡白葡萄酒後，他漸漸地鬆口了，說可以借給我們六門。又滿滿喝了幾杯之後，他增加到了十門。最後他興致來了，同意借十八門。這些都是高級大炮，能發射十八磅重的炮彈，還配備著炮車，我們很快就運來安裝到我們的炮台上。英國與西、法兩國交戰期間，社團成員每夜站崗放哨：我也作為普通一兵定時定點換班值勤。 我積極參與這些活動深得總督和咨議會的賞識；他們對我十分信任；他們每採取一項措施都要和我商量，因為對措施意見一致被認為對社團是有好處的。請求支持宗教時，我向他們建議宣告一個齋戒日，以促進宗教改革，並祈求天佑我們的事業。他們接受了我的動議，但由於被認為是本地區的第一次齋戒，秘書起草公告時沒有先例可援。我是在新英格蘭受的教育，那裡每年都要宣告一個齋戒日，所以在這裡就占了一定的便宜。我便按通行的格式起草了一份公告，又把它譯成德文，再把它印成兩種文字在整個地區發布。這就給各個教派的教士一個影響各自的會眾參加社團的機會；如果不是很快實現了和平，社團也許就會在除貴格會以外的所有教派中遍地開花。 我的有些朋友認為，由於我在這些事務中的活動，我會得罪那個教派，因而失去我在議會中的影響，因為他們在議會中占了大多數。一位年輕紳士在議會裡同樣有一些朋友，他希望接替我當議會的秘書，於是告訴我，已經決定他要在下次選舉中取代我，所以他好心勸我辭職，因為這比罷免掉體面得多。我對他的回答是，我在什麼地方讀到或者聽到有這麼一位官場人物，他立下一條規矩，決不伸手要官，官帽落到頭上時，也決不拒絕。我說，我贊成他的規矩，而且要身體力行，還要補充一點：我決不要官；決不拒官，也決不辭官。(30)如果他們要把我的秘書職位交給別人，他們必須先從我手裡拿走才行。我不會由於失去職位而丟棄跟對手秋後算賬的權利。然而我此後再也沒有聽到有人說過這種話。下一次選舉，我一如既往又是全票當選。長期以來，歷任總督和議會在軍備問題上爭論不休，這讓議會傷透了腦筋，咨議會的成員們在這一場爭論中一直和總督們一個鼻孔出氣，最近我又和這班人打得火熱，可能議會對我的這種做法十分反感，所以如果我能自覺自愿地離開，也許會正中他們的下懷；不過他們並不喜歡僅僅因為我熱心於社團就把我拉下馬；可是他們又找不出別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其實我有理由相信，區防事務對哪一個議員也不是件頭痛事兒，如果不要求他們參與的話。而且我還發現他們很多人儘管反對侵略性戰爭，卻旗幟鮮明地支持防禦性戰爭，這種人多勢眾，是我始料不及的。關於這個問題，出版的小冊子不在少數，有贊成的，有反對的，有些還是擁護防務的優秀貴格會教徒寫的，我相信這就使他們的大多數年輕教徒心悅誠服了。 發生在消防隊里的一件事使我對他們的世故人情有了某種透徹的認識。有人提議，我們應當把當時現有的六十英鎊家底拿出來購買彩票，以鼓勵修炮台的計劃。按照我們的規章，建議提出後必須先上會，錢款才能動用。消防隊有三十名隊員，其中二十二名為貴格會會員，其他教派成員僅有八名。我們八個準時到會，雖然我們認為有些貴格會會員贊同我們的意見，但沒有把握形成多數。只有一名貴格會會員詹姆斯·莫里斯先生(31)似乎反對這項措施。他對提出這樣的建議深表遺憾，因為他說教友們(32)一律反對，這樣一來就會製造不和，從而導致消防隊瓦解。我們告訴他，我們認為沒有這樣的道理；因為我們是少數，如果教友們反對這項措施，投票壓倒了我們，遵照所有社團的慣例，我們必須服從，也理應服從。議決時間到了，有人提議投票表決。他同意我們照章辦事。但他向我們保證有些成員準備到會反對，再等一會兒讓他們露面才算公正。正當我們為此爭論不休的時候，一名服務員跑來告訴我，下面有兩位紳士想跟我說話。我下樓一看，發現是我們的兩位貴格會成員。他們告訴我，他們八位剛好在旁邊一家酒館聚會；還說如果有必要，他們決定過來投票支持我們，不過他們希望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卻希望如果我們在沒有他們出席的情況下能投票通過，就不要叫他們過來協助，因為他們投票贊成那樣一項措施可能會惹出與長輩和教友們的糾紛。這樣的話，贏得多數已十拿九穩，我便上樓，先裝出一副舉棋不定的樣子，然後才同意再往後推一個小時。莫里斯先生承認這算是公平到家了。他的持反對意見的教友一個也沒有露面，他對此大為驚訝；一個小時到了，我們以八對一的票數通過了決議，在二十二位貴格會成員中，八位準備投票支持我們，十三位缺席，表明他們無意反對這項措施。我後來估算貴格會教徒死心塌地反對防衛的只是一比二十一。因為這些都是該會的中堅分子，名聲又好，而且接到了在會上討論提議的正式通知。(33) 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洛根先生(34)一直屬於那個教派，他向教友們寫了一篇發言稿，聲明他贊成防禦性戰爭，並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給了我六十英鎊專門為修炮台購買彩票(35)，並且叮囑不管中什麼獎，都要全部用到這件事情上。關於防務，他給我講了他的老主人威廉·賓(36)的一件軼事。他年輕的時候，跟著那位領主從英國來，當他的秘書。那是戰爭時期，他們的船遭到一艘據認為是敵方軍艦的追逐，他們的船長準備自衛，但是又對威廉·賓和他的貴格會同伴說，他不指望他們的幫助，所以他們盡可以躲到船艙里去；大家都躲進去了，只有詹姆斯·洛根寧肯站在甲板上，於是他被指派掌管一門大炮。結果證明所謂的敵人卻是一位朋友；當然也就沒有戰鬥了。然而當秘書下去傳達這個消息時，威廉·賓卻把他痛斥了一頓，因為他站在甲板上參與了保衛該船的任務，這跟教友會的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尤其是在船長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這樣當眾訓斥，叫秘書下不了台，他回答說，我是您的僕人，您為何不命令我下去？當您認為危險在即的時候，您是願意我待在上面幫助與來船戰鬥的吧。 然而我在議會供職的多年裡貴格會會員一直在議會中占多數，這就使我屢屢看到，每當政府根據國王關於提供軍援的命令向他們提出申請時，他們的反戰原則使他們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一方面，他不願意斷然拒絕，從而得罪政府；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違背自己的原則，有求必應，從而得罪貴格會的大批教友。於是他們千方百計虛與委蛇，虛的實在玩不過去時，便又巧立名目，瞞天過海，最後常用的辦法就是以國王專用的名目撥款，卻從不過問這筆款項用於何處。然而，如果需求不是直接來自國王，這個名目就欠妥了，那就只好再編造一個出來。當需要火藥時（我想是路易堡要塞用的）(37)，新英格蘭政府請求賓夕法尼亞能提供一些，托馬斯總督敦促議會成全此事，但他們就是不肯撥款購買火藥，因為火藥是戰爭的一個要件，但他們投票援助新英格蘭三千英鎊，交給總督去購買麵包、麵粉、麥子，或其他雜麵粗粉。咨議會的一些成員想進一步讓議會坐蠟，便勸總督不要接受這筆糧款，因為這不是他所要求的東西，但總督答道，「到手的錢怎麼能不要，我明白他們的用意；其他雜麵粗粉就是火藥」；於是他買了火藥；他們也從來沒有反對過。這算是給了後面這麼一件事一點啟示。在我們的消防隊里，正當我們害怕購買彩票的提議難以通過的時候，我曾對消防隊隊員辛格先生(38)說過，要是通不過，我們就提議用這筆錢買一架滅火器；對此貴格會隊員是不會反對的，然後，我提你，你提我，咱們兩人組成一個採購委員會，我們就可以買一門大炮，這當然是一種火器了：他說，我看你長期在議會裡幹事，可真長了本事啦；你那模稜兩可的計劃，堪與他們的麥子和其他雜麵粗粉相媲美。 貴格會信徒之所以吃盡了左右為難的苦頭，是因為他們確立並公布了這麼一項原則：任何戰爭都不合法，一經公布，就算以後他們可以改變主意，也不好輕易將它摒棄，這就使我聯想起我們中間的另一個教派，我認為他們的行為就比較慎重；我說的是登卡爾派的行為。這個教派出現後不久，我結識了它的創建人之一邁克爾·韋爾菲(39)。他向我抱怨說他們遭到其他教派的狂熱信徒的惡言中傷，感到十分痛心，他們的原則和實踐給人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我告訴他新教派總會遇到這種局面；還說為了制止這種無端的詆毀，我想不妨把自己的信條和戒律公之於眾。他說他們有人也提過這樣的建議，但未能達到一致，其理由是，「我們起初被吸引到一起形成一個社團時，他說，上帝感到高興的是能把我們的心靈照得如此亮堂，從而看出某些我們一度奉為真理的教義原來是謬誤，有些我們視為謬誤的東西反而是真理。能時不時地給我們提供更加遠大的光照，上帝一直感到欣喜，所以我們的原則一直在改進，我們的謬誤一直在減少。現在我們也不敢肯定我們已經到達前進的終點，達到了靈知或神學的完善；我們擔心，如果我們把自己的信條刊印出來，我們會覺得被它捆住了手腳，也許就會不思進取；而後繼者更會墨守成規，把先輩和首創者完成的一切奉為聖賢的金科玉律，必須字字句句照辦，不可有半點差池。」一個教派竟然如此謙虛謹慎，真可謂史無前例，別的教派也個個認為自己集一切真理於一身，誰若差之毫厘，必定謬以千里：猶如一個人在霧天行路，他看見走在他身前身後有一定距離的人，都裹在霧裡，左右兩邊田野里的人也是如此；但他跟前的人個個顯得清晰可辨。其實他在別人眼裡也同樣罩在霧裡。為了躲避這種尷尬局面，近年來，貴格會會員逐漸在請辭議會和行政部門裡的公職，他們寧可不要權力，也不肯放棄原則。(40) 如果按時間順序，我前面就應該提到這麼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一七四二年發明了一種敞口壁爐，這種火爐不僅能使房間更加暖和，而且可以節省燃料，因為新鮮空氣一進來就被加熱了。我做了一個模型作為禮物送給我的一位老朋友羅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台煉鐵爐，發現為這種火爐鑄造鐵板倒是件賺錢的買賣，因為人們對這種壁爐的需求越來越大。為了擴大這種需求，我撰寫並發行了一本小冊子，標題為：《新發明賓夕法尼亞壁爐說明書：構造與使用方法之詳述；優於其他任何房間取暖方法之演示，反對使用意見之回答與消除等》。(41)這本小冊子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托馬斯總督對我在裡面描述的這種爐子的構造十分欣賞，所以主動提出給我在幾年的期限內獨家銷售的專利權；但我謝絕了，因為遇到這種情況，我很看重這麼一條原則，那就是，由於我們享受著別人發明帶來的巨大好處，我們有機會用自己的任何發明為別人服務也應當高興，而且應當無償地、慷慨地去做。然而，倫敦的一個五金商人(42)竊取了我的小冊子裡的許多內容，改頭換面弄成了他自己的東西，又在機關上做了一些變動，結果損害了壁爐的功能，他卻拿到了那裡的專利權，據說以此發了一筆小財。而這並不是別人利用我的發明取得專利的唯一事例，儘管不一定每次都是同樣的成功：我也從來不去抗爭，因為無意利用專利來肥己，也討厭爭得你死我活。這種壁爐在本地區和鄰近各個地區的很多人家都在使用，居民從過去到現在節約了大量木柴。 和平終於實現了，社團事務因而也就結束了，我又把心思轉向建立一所學院的事情上。我邁出的頭一步就是聯絡一些積極活躍的朋友，其中大部分是共圖社成員，先設計出一個藍圖來；下一步就是編寫、印行一本小冊子，題名為《關於賓夕法尼亞青年教育的一些建議》。(43)我將它在一些有頭有臉的居民中免費散發；我估計他們經過一番仔細閱讀，有了一點思想準備，於是立即著手為開辦、支持一所學院進行募捐；捐款為五年期，每年付一定的數額；這麼分期付款我斷定捐款數額也許會大一些，而且我相信情況就是這樣，總數不少於（如果我沒有記錯）五千英鎊(44)。在建議的序言中，我聲明公布這些建議不是我個人的行為，而是幾位富有公益精神的紳士的舉動；按照我的慣例，儘量避免把自己表現成任何公益計劃的首創人。 捐款人為了使計劃立即付諸實施，選出了二十四名受託管理人，指定當時的檢察總長弗蘭西斯先生和我起草學院管理章程，章程起草完畢，簽字生效後，就租了一幢房子，聘請了幾位老師，便開學了，我想這都是一七四九年的事情。(45)學生迅速增加，很快就發現校舍顯小，我們便尋找一塊位置合適的地皮，打算新建校舍。這時候天意眷顧，把一幢現成的大房子擺到我們面前，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是前面提到的為懷特菲爾德先生的聽眾建的那幢大樓，我是以下面的方式弄到這幢房子的。 值得注意的是，建房款是由各個教派的人士捐助的，房屋和場地全由推選出來的受託管理人負責管理，這些受託管理人中，任何教派都不占優勢，以免日後這種優勢會有違建房初衷，成為該教派將一切挪為己用的工具；因此每一教派只委派一人，也就是，一名英國國教信徒，一名長老會信徒，一名浸禮會信徒，一名摩拉維亞(46)信徒，等等，如有死亡造成空缺，從捐款人中通過選舉予以填補。那位摩拉維亞信徒恰巧又不討同事的喜歡，因此他一去世，大家就決定不要該教派的任何人了。於是出現了一個難題，如何用重新選舉的辦法避免別的某個教派有兩個名額。倒是提了好幾個人選，但都因這個原因沒有達成共識。最後有人提到我，說我不僅為人誠實，而且又不屬於任何教派；這就說服大家選了我。樓房建成時具有的那股熱情早就冷卻了，它的受託管理人已經無法募集新的捐款來繳場地租用費和償還樓房欠下的別的債務，這就把他們搞得狼狽不堪。由於這個時候我成了樓房和學院兩撥受託管理人中的一員，所以就有了與雙方協商的良好機會，最後使雙方達成一項協議，據此協議，樓房受託管理人將樓房轉讓給學院受託管理人，後者負責清償債務，並按照建樓的初衷，將樓房的一個大廳永遠向隨時布道的宣教士開放，同時開辦一所免費學校教育貧困兒童。於是就起草了書面協議，學院受託管理人償清債務後，房產便歸他們所有，隨後就把高大的大廳分成兩層，樓上樓下不同的房間用作幾間校舍，接著又增購了一些地皮，全部設施很快到位，學生們搬進了大樓。跟工匠們商談，購買材料，監理工程，這樣一些操心費力的任務全落在了我肩上，我倒是幹得興致勃勃、有滋有味，因為它沒有妨礙我的私家商務，原因就在於前一年我有了一個又能幹、又勤奮、又誠實的合伙人大衛·霍爾先生(47)，他的人品我了如指掌，因為他已經給我打了四年工了。他把印刷所的全部管理事務從我手裡接過去，定期給我分紅。我們的合夥經營持續了十八年，雙方都非常成功。 不久以後，學院的受託管理人得到了總督的特許證，從而組成了法人團體；他們的經費也增加了，因為有了英國的捐助，又有領主們捐贈的土地，後來學院又進一步追加，於是現在的費城大學就建立起來了。我一開始就是它的受託管理人之一，到現在快四十年了，看到大批青年從這裡接受了教育，增長了才幹，從而出類拔萃，擔任了公職，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增光(48)，感到莫大的欣慰。 當我像上面提到的那樣，從私家商務中脫身之後，我感到沾沾自喜的是我已掙得了一筆財富，雖屬中常，但完全可以自足，所以我就有閒情逸緻搞搞科學研究，樂享餘年了；斯賓塞博士(49)從英國來到這裡演講，我將他的儀器全部買下，欣然做起了電學實驗；然而公眾卻認為我是個閒雲野鶴，總是抓住我為他們效力；政府的各個部門幾乎同時都給我強加了某種職責。總督把我拉進了治安委員會，市政當局把我選進了市議會，不久又當了市政務員會委員；全體市民又推選我代表他們擔任地區議會裡的議員。(50)後面這個職務更加合我的心意，因為我最後對在那裡枯坐乾等、聽別人辯論感到厭倦了，而自己身為秘書又沒有資格參與，辯論往往枯燥無味，為了解悶，我不由自主地畫了一些魔方、魔圈(51)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當了議員就會增大做好事的能量。不過我也不想暗示，我的雄心並沒有因這些提升而有所滿足。它肯定得到了一定的滿足。因為考慮到自己起點低，這些職務對我來說都非同小可。更使我感到欣喜的是，它們是大眾良好口碑的自發見證，全然不是我奔走乞求來的。 治安推事的職務我做了一點嘗試，出過幾次庭，坐堂審理過一些案件。但發現要在這個崗位上干出成績，我具備的那點普通法知識是不夠用的。於是我逐漸退了下來，藉口是我必須在議會中履行一名立法者的更高的職責。這一職務一年改選一次，我連選連任，一共任職十年，我從不拉票，也不直接或間接地表示任何想要當選的願望。(52)我在議會中取得席位後，我兒子就被指派為議會的秘書。 翌年，準備在卡萊爾(53)與印第安人討論一項條約，總督通知議會，建議他們指定幾名議員與幾名咨議會的成員共組一個談判委員會。議會提名議長（諾里斯先生）和我；得到委派後，我們便前往卡萊爾會見印第安人。由於這些人嗜酒如命，一喝就喝得醉醺醺的，於是就大吵大鬧，亂成一團，所以我們嚴禁給他們賣酒；他們對這項禁令嘖有煩言，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在條約商訂期間不喝酒，事後我們就會給他們大量的甜酒。他們答應了；也沒有食言——因為他們弄不到酒——條約談判進行得井然有序，最後的結果雙方都很滿意。然後他們要酒，當然也拿到了酒。這是當天下午的事情。男女老幼將近百人，住在鎮外臨時的木棚里，木柵圍成一個方場。到了晚上，談判委員們聽見那裡喧聲震天，便出去看看是怎麼回事。我們發現他們在方場中央燃起一大堆篝火。男男女女都喝得醉醺醺的，吵鬧廝打。在篝火的暗光中只見他們深色的身體半裸著，手裡舉著火把你追我趕，互相廝打，鬼哭狼嚎，場面恐怖，活像我們想像中的地獄裡的景象。這種混亂一時無法平息，我們只好回到住處。深更半夜，他們有些人跑來砸我們的門，還要甜酒；我們只能不理。第二天，意識到他們的胡鬧給我們很大的攪擾，便派了三位老顧問來替他們賠禮道歉。那位辯士承認了錯誤，但又把它歸罪於甜酒；接著又力圖為酒開脫，說：「創造萬物的偉大精神使萬物各有其用，無論他為各物設計的用途如何，它應當永遠如是使用；那麼，在他造了甜酒的時候，他便說，讓它成為印第安人的陶醉之物吧。而且必須如此」。確實，如果天意要滅絕這些野蠻人，好為土地墾殖者騰出地方，甜酒就是那指定的手段，似乎並不是不可能的。它已經把原來在沿海一帶居住的所有部落消滅乾淨了。 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特殊朋友托馬斯·邦德(54)醫生想出了個主意，要在費城建立一家醫院來收治窮苦的病人，不管是本地區的，還是外來的。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計劃，一直有人歸功於我，其實是他首先提出的。他努力為它籌集捐款，表現得熱情而又積極；但這項計劃在美洲尚屬新奇，起初人們不大理解，他算是碰了一個釘子。最後他來找我，開口就是一番恭維，說他發現要推行一項公益計劃，沒有我的參與壓根兒就行不通；「因為，他說，我建議捐款的人常常問我，這事兒你跟富蘭克林商量過沒有？他是怎麼想的？當我告訴他們沒有（因為估計這事跟你的業務不搭界）時，他們就不捐，只說他們願意考慮一下」。(55)我詢問了一下他這項計劃的性質和可能的用途，得到了他的一番非常令人滿意的解釋，我不僅自己捐了款，還熱心參與了向別人募捐的方案。在募集之前，我就這個問題寫了篇文章發表在報紙上，儘量使人有個思想準備，這是我在這些事情上的一貫做法，他卻忽略了這一點。(56) 此後捐款就熱火朝天，但一見清淡的苗頭，我就看出沒有議會的援助，這些捐款是不夠用的，於是我建議請求議會撥款，這件事辦成了。可起初鄉村議員並不欣賞，他們反對說，這項計劃受益的只是城市，所以只能讓市民出錢；他們還懷疑市民是不是總體上贊成這項計劃：我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該計劃大受歡迎，籌集兩千英鎊的志願捐贈是不容置疑的，他們則認為這簡直是異想天開，完全沒有可能。對於這個問題，我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並要求提出一個議案將捐款人按他們的請求組成法人團體，先給他們開一張空白票據，這一要求得到許可，主要出於這樣的考慮：議會要是不喜歡這項議案，就可以將它否決。於是我起草了這項議案，有意將重要條款寫成附條件條款，即「一俟下列條件得到滿足，本議案方能被上述立法機構通過：該捐款者須開會選出其經理與財務主管，須通過捐贈，籌集一筆資金，價值兩千英鎊（其年息應用於該醫院免費收容貧苦病人之伙食、看護、診療與藥品），並須得到議會議長一時的確信，屆時本議案對該議長方算合法，他由此需要簽發命令，責成本地區司庫向該醫院財務主管撥付兩千英鎊款項，分兩年付清，以供該醫院奠基興建、裝修之用」。這一條件促成了議案的通過；因為這些反對撥款的議員現在認為不花分文就可以博得樂善好施的美名，就做了個順水人情；隨後在向人們募捐的過程中，我們把法律的附條件許諾作為一項追加動機加以推動，因為這樣一來，每個人的捐款將會翻番。於是這項條款就起了互動作用，所以捐款很快就超過了必要的數額，我們便要求公家的贈款，並且如願拿到了，這就使我們有能力將計劃付諸實施。不久一座方便而漂亮的大樓便拔地而起。通過持久的體驗，人們發現這個機構十分有用，時至今日它還是欣欣向榮。我不記得自己耍過什麼政治手腕，這次的成功使我喜出望外。事後一想，我對自己略施巧計的做法就更容易原諒了。正好就在這個當口，又一個懷裡揣著計策的人吉爾伯特·坦南特(57)牧師也找上門來，要求我協助他為興建一座新會堂募集資金。會堂準備讓他在長老會信徒中召集起來的一批教友使用，這些人原本是懷特菲爾德先生的門徒。我不願意三番五次連連請求同城市民捐錢，從而惹起對我的反感，所以便一口拒絕。於是他希望我給他們提供一個名單，把我憑親身體會認為樂善好施、富有公益精神的人的姓名寫上。過去他們對於我總是有求必應，慷慨解囊，現在我又標明他們的姓名，讓別的乞討者前去磨煩，我覺得太不像話了，所以也拒絕給他開這樣一個名單。隨後他希望我起碼能給他參謀參謀。這一點我倒是樂意效勞，我說，首先，我勸你向你知道願意出點錢的人去募捐；然後向你拿不準會不會給錢的人去募捐；最後，不要忽略那些你肯定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因為有些人你也許會看錯。他大聲笑了，千恩萬謝，說他會接受我的勸告。他果真這麼做了，把每個人都請求遍了；得到的款項比預期的多得多，他用這筆錢建起了一座寬敞、雅致的會堂，它至今仍矗立在拱門街上。 我們這座城市，雖說布局周正，外貌美觀，街道寬闊筆直，相交都形成直角，但有些街道長期沒有鋪路面，下雨天重車的輪子把它們犁成了爛泥湯子，使人舉步維艱，所以給大家丟了臉。天干氣燥時又塵土飛揚，叫人吃不消，我曾經住在澤西市場附近，看見居民們蹚過泥漿去買東西，感到痛心疾首。市場中央的一溜兒地面上終於鋪了磚，這樣，進了市場，大家總算有塊瓷實的落腳的地兒，但人們到那裡時已經是滿鞋爛泥了。就這個問題，我說過話，寫過文章，總算工夫沒有白費，市場和房屋兩邊磚面人行小道之間的街道鋪上了石頭。這樣，有一段時間，人們可以隨便進入市場而不致把鞋子濺濕。然而街道的其餘路段並沒有鋪，所以每當車輛從泥湯子裡出來跑到這片鋪過的路面上時，車一顛，把泥漿撒得滿街道都是，很快就又成了一條泥街，由於城裡還沒有清潔工人，所以也就清除不掉。經過一番打聽，我找到了一個勤快的窮人，他願意擔當起清掃路面的任務，一星期掃兩次街，把各家各戶門前的垃圾運走，每家每月給他六個便士。隨後我又寫了一篇稿子，把它印出來，細述了家家戶戶開銷雖小，得到的好處不少；由於人們腳上不把那麼多的泥土帶進房子，就容易保持屋內的清潔；由於顧客多了，商鋪賺頭也大了，原因是前去買東西的人更加方便，颳風天不會把灰土刮到商品上面，等等。我把稿子給每家送一份，一兩天之後，便過去看誰願意簽份協議交這六個便士。結果家家都簽了，而且很好地執行了一段時間。市場周圍的路面乾乾淨淨，城市居民莫不喜出望外，因為人人都覺得方便；於是產生了一個普遍的願望，想把條條街道都鋪上磚面；這也使大家更願意為此繳納稅款。 過了一段時間，我起草了一份為全市鋪路的議案，提交給議會。這正好在一七五七年我去英國之前(58)，直到我走了議案才得以通過，當時還在攤款方式上有所改動，我認為並不見得好，但不僅有鋪街還有照明的附加條款，這倒是一大改進。一名平頭百姓，已故的約翰·克利夫頓先生(59)，在自家門口裝了一盞燈，做了個示範，表明了街燈的用處，人們這才有了個整個城市照明的想法。有人把這種公益事業的榮譽也加到我頭上，其實它是屬於這位先生的。我只不過是步其後塵罷了；我的唯一功勞表現在燈樣的改動上，它跟我們最初從倫敦買來的球形燈有所不同。那些燈我們發現有諸多不便；由於從下面進不來空氣，煙就不容易從上面出去，只好在球體內循環往復，附著在球體內壁上，很快就把本要發出的亮光擋住；這就添了一項麻煩，那就是每天都要把燈擦擦乾淨；而且不小心就會把它打個稀爛，完全成了個廢物。於是我建議用四塊平面玻璃組成方形，上面裝一個長長的煙囪把煙吸上去，下面留些縫隙讓空氣進來，這樣煙就容易上去。這樣一來，燈就可以保持乾淨，不像倫敦街燈那樣過幾個小時就變暗了，而是一直到天亮都明光燦燦；偶爾撞一下，一般也只會打破一塊玻璃，容易修補。(60)我有時心裡納悶，沃克斯霍爾(61)的球形燈底部有效應孔，使他們的燈保持乾淨，為什麼倫敦人不學習學習，在他們的街燈底下也留有那種孔洞呢。不過之所以開這些孔洞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藉助從孔洞裡吊下來的一根麻線把火焰更加突然地送到燈芯上，另一個進氣的用途似乎未曾想到過。因此，街燈點亮沒過幾個鐘頭，倫敦的街道就十分昏暗了。 提到這些改進，使我回想起我在倫敦時給福瑟吉爾博士(62)提出的一項建議，他是我認識的最優秀的人士之一，是一些有用的計劃的偉大倡導者。我注意到這裡的街道不下雨的時候從來沒有掃過，輕塵飛揚，人們任憑塵土越積越厚，直到雨天把它化為泥漿，沒過幾天泥土就在街面上積得太厚，如果窮人不用掃帚掃出一條條小道，人就走不過去，人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泥土耙到一起，撂進敞口車裡，車子在路上每顛一下，稀泥就從車子兩邊顛出來掉到地上，有時候給路人平添不少煩惱。滿街灰土之所以不掃，就是怕它揚到商店和住宅的窗戶裡面去。一件偶發事件教我明白一點點時間能掃多少路面。一天早晨，我在懦夫街(63)我的住處的門口發現一名窮苦女人用一把樺條掃帚清掃我門前的路面。她顯得非常蒼白，虛弱，好像剛害過一場大病似的。我問是誰雇她掃街的。她說：「誰也沒有雇我；可我窮得很，生活艱難，所以在富貴人家門口掃掃街，指望他們會給點什麼。」我叫她把整條街打掃乾淨，然後給她一先令。當時是九點鐘，十二點她就來要錢了。我起初看見她幹活那麼慢，所以不相信這麼快就把活兒幹完了，我便打發僕人過去檢查檢查，他匯報說整條街都打掃得一乾二淨，土全倒進街中央的排水溝里了。接下來的一場雨就把土沖走了，這樣路面，甚至水溝，都非常乾淨。於是我斷定，如果一個弱女子能在三個鐘頭里掃淨那麼一條街，那麼一個積極肯乾的壯漢用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幹完。在這裡讓我說說，這樣一條狹窄的街道中央修一條排水溝要比在街兩邊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各修一條更為便利。因為一下雨，街兩邊的雨水就會流到中央，形成一股激流，可以把它遇到的所有泥土沖走：但分成兩渠水的時候，水勢太弱，哪一條也沖洗不乾淨，只會把水遇到的泥土變成泥漿，於是車輪滾滾，馬蹄嘚嘚，將泥漿濺到人行道上，弄得它又髒又滑，有時還濺過路人一身。於是我向這位好心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為了更加有效地清掃並保持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街道的清潔，茲建議， 「與幾名更夫簽定合同，責成他們找人在旱季清掃灰土，在雨季耙除泥巴，每人負責自己巡邏的幾條街巷。 「給他們配備專用的掃帚和其他適當工具，保存在各自的崗亭里，以使他們雇用的掃街窮人隨時使用。 「在乾旱的夏季，必須在商鋪和住宅開窗之前把灰土掃成堆，堆與堆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等清道夫用加蓋的大車把它運走。 「耙起來的泥巴不可成堆成堆地放著，以免車碾、馬踏又將其鋪撒開來；給清潔工配備的車廂不可高高地架在車輪上，而應低低地擱在滑台上；廂底應為柵格狀，鋪上麥草，既可盛撂進去的泥巴，又可以讓水滲漏出去，從而大大減輕重量，因為水是泥巴里最重的部分。這些車廂放置以方便為宜，泥巴用推車運過來裝入廂中，讓它把水排乾，然後由馬匹把車廂拖走。」 此後我對此項建議的後半部分是否可行有所懷疑，因為有些街道太窄，放置盛泥排水滑動架難免會阻礙交通。但我現在仍然認為前半部分，也就是要求在商鋪開門營業之前把灰土掃起來運走，這在晝長夜短的夏天是切實可行的：因為一天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我在濱河路和艦隊街溜達，注意到天亮太陽出來後已經有三個鐘頭了，還沒有一家商店開門。倫敦的居民寧願在燭光下生活，在日光下睡覺；又常常抱怨對蠟燭課稅，燭油價太高，這就未免有點荒唐了。 有人也許認為這些區區小事，不值一提，何必放在心上。然而當他們想到儘管颳風天灰塵吹進一個人的眼睛，或者刮入了一家人的商鋪，只不過是小事一樁，但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城市裡，這樣的事例不計其數，而又層出不窮，那就事關重大了，也許他們就不會痛斥那些人是吹毛求疵，小題大做了。人的幸福，因撞到千載難逢的大運而得者為數寥寥，由日積月累的小惠而生者比比皆是。如此說來，你若教會一個窮小伙如何刮臉，怎樣保養剃刀，也許你對他一生的快樂做出的貢獻勝於給他一千幾尼。錢可以很快花光，剩下的只是胡花濫用的悔恨。但若教會他刮臉，他就免去了一連串的苦惱，不必對理髮師苦苦等待，不用碰他們髒兮兮的手指，不用聞他們臭烘烘的氣息，不必挨他們老刀子硬刮的疼痛。他什麼時候刮臉，全看自己的方便，工具順手，操作自如，天天享受著這方面的樂趣。懷著這樣一些想法，我貿然寫下了前面幾頁東西，希望能給城市提供一點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場的提示。我在這座城市裡生活了多年，非常快樂，所以深深地愛上了它；這些建議也許對我們美洲的一些城鎮也有用處。 有一個階段，美洲郵政管理局局長雇我當他的審計官，經管好幾個郵局並聽取其他官員的情況匯報，一七五三年他去世以後，英國郵政大臣委任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接替他的職務。(64)迄今為止，美洲郵局從來沒有向英國上司繳過任何款項。我們兩人的年薪共計六百英鎊，兩人平分，如果我們能從郵局的利潤中抽出這個數額的話。為了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進行各式各樣的改進；其中有一些起初是不可避免地費錢；所以頭四年，郵局欠我們的薪金在九百英鎊以上。但它很快就開始償還了，在我被郵政大臣突發奇想免職之前（這一點我後面再講），我們已經使郵局向英王交的淨收入等於愛爾蘭郵局的三倍。打那次輕率的處理以後，他們從這裡連一個子兒也沒拿到過。 這一年，郵局的事務使我去了一趟新英格蘭，那裡的劍橋學院主動授予我文學碩士學位。康乃狄克的耶魯學院以前給了我同樣的禮遇。(65)這樣，我雖然沒有上過大學，卻享受到了這些殊榮。這些學位之所以授予我，是因為我在自然科學的電學領域裡有過改進和發現。 一七五四年，對法戰爭又有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之勢。商務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派專員在奧爾巴尼召開大會，與六部落首領共商保衛他們和我們的疆土的大計。(66)漢密爾頓總督接到命令後，便通知議會，要他們備好在這種場合給印第安人贈送的得體禮品(67)；並提名議長（諾里斯先生）和我與托馬斯·賓先生(68)及秘書彼得斯先生(69)一道作為賓夕法尼亞的專員與會。議會批准了提名，備好了禮品，儘管他們不太喜歡到外地去談判。於是我們會齊了其他專員，大約在六月中旬在奧爾巴尼開會。在赴會途中，我提出並起草了一項計劃，要求所有殖民地為了防務和其他重大的總體目的的需要，聯合起來歸一個政府領導。我們途經紐約的時候，我把自己的計劃讓詹姆斯·亞歷山大先生(70)和甘迺迪先生(71)過目，這兩位先生精通公共事務，得到他們的首肯後，我便底氣十足，於是將它大膽提交給了大會。當時好像有好幾位專員都制訂了同樣的計劃。一個先決問題首先提出來討論，那就是是否應當成立聯盟，結果一致肯定，全體通過。 於是指定了一個委員會，一個殖民地派一名委員，對幾項計劃進行審議，並提出報告，恰巧我的計劃更受人賞識，經過幾點修改後，便上了會。按照這項計劃，聯合政府應由一位總統和一個大咨議會管理，總統應受英王委任、支持，大咨議會應由各殖民地的人民代表在各自的議會中開會選舉產生。每天大會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與印第安人事務雙管齊下。反對和困難層出不窮，但最終都被一一克服，計劃得到了一致認可，副本遵照命令，被呈交給商務部和各殖民地議會。它的命運卻異乎尋常。各個議會都不予採納，認為這個計劃里王權太多；在英國又被認定民主過甚(72)。因此商務部沒有同意；也沒有呈報英王陛下批准；但卻形成了另一個計劃（據認為能夠更好地達到這一目的），按照這一計劃，各殖民地的總督與各自的咨議會的一些成員可以開會裁定徵召軍隊、修建堡壘等事宜，開銷從英國國庫提取，以後遵照議會對美洲徵稅法返還。我的計劃以及支持該計劃的種種理由，可以在印行的我的政論文集中找到。(73) 由於到了冬天還待在波士頓，我便跟謝利總督(74)多次議論這兩個計劃。我們兩人關於這個問題的交談也可以在這些文稿中看到。對我的計劃不滿，有種種相反的理由，這反而使我覺得它確實是一條必由之路；我現在依然認為，如果將它採納，大洋兩岸莫不欣喜。殖民地一聯合，就會有足夠的力量進行自衛；就不必從英國派軍隊過來；不用說，後來向美洲課稅的藉口和由此引起的流血抗爭都可以避免了。然而這類錯誤並不新鮮；歷史上貴族王公犯的這類錯誤真是罄竹難書。 將茫茫人間用眼一掃， 知善行善者何其稀少。(75) 執政者手裡事務紛繁，一般不喜歡自找麻煩去考慮和實施新的計劃。因為最好的公益措施之所以被採納，很少出於遠見卓識，而是由於形勢所迫。 賓夕法尼亞總督把這份計劃送交議會，對它深表贊同：「他覺得計劃的起草判斷明確，有理有據。因此予以推薦，希望仔細研究，認真關注。」然而議會卻在某位議員的把持之下，趁我不在的時候，將它提出來，我認為這種做法極不公正，又未經任何關注就將它全然否決，把我搞得灰頭土臉的。 當年去波士頓的途中，我在紐約遇見了我們的新總督莫里斯先生(76)，他剛從英國抵達那裡，我與他早就交往密切。他懷裡揣著取代漢密爾頓先生的委任狀。漢密爾頓由於領主發號施令，搞得他陷入爭執的漩渦之中疲於應付，便辭職了。莫里斯先生問我，我是否認為他的官也一定會當得十分難受。我說，不會；恰恰相反，你滿可以當個舒服官，只要你多加小心不要陷入跟議會的任何爭執就行。「我的好朋友啊，他高興地說，你怎麼能勸我避免爭執呢？你知道爭執是我的所愛；這是我的最大樂趣之一。不過為了表示對你的規勸的尊重，我答應你，我會儘量避免爭執。」(77)他愛好爭執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他能言善辯，伶牙俐齒，在口舌戰中一般都是贏家。他從小就受到這方面的訓練，他父親（我聽說）的習慣就是飯後讓孩子們圍著飯桌互相爭論，作為他的餘興節目。不過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太明智，因為經過我長期的觀察，這些愛爭長論短、反駁辯難的人做事一般都不走運。他們有時候能獲得勝利，但永遠也得不到友善，而友善對他們則更有用處。我們分手後，他去了費城，我趕往波士頓。回來的時候我在紐約見到了議會決議，從中看出，儘管他對我信誓旦旦，他和議會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雙方紛爭不斷，直到他卸任為止。在這場爭鬥中我也不能作壁上觀；因為我一回到議會的任上，每個委員會都要我參加，對他的講話和咨文予以答覆，而且這些委員會都要求我起草文稿。不僅他的咨文，就是我們的答覆，也往往尖酸刻薄，有時候甚至是惡言謾罵。他知道我在替議會寫復文，人們可能認為我們鬧到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地步了。但他這個人性情格外的好，這些爭鬥並沒有惹起我們之間的私人嫌隙，我們倆老在一起吃飯呢。(78) 一天下午，正當這種公事爭論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們在街上碰見了。「富蘭克林，他說，你必須跟我到家裡去坐坐，晚上有幾位客人你一定喜歡的」；說著他拉住我的胳膊就往他家裡走。飯後一邊喝酒，一邊談笑，他開玩笑說，他很欣賞桑丘·潘沙的主意，有人建議讓桑丘主持一個政府，桑丘要求一個統治黑人的政府，這樣一來，如果他和百姓的意見不一，他就可以把他們賣掉。(79)他有個朋友坐在我身旁，說道：「富蘭克林，你幹嗎總坐在這些該死的貴格會信徒一邊呢？你把他們賣掉豈不更好？領主(80)會給你好價錢的。」我說，總督還沒有把他們徹底抹黑呢。他確實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煞費苦心地要把議會抹黑，但他剛一抹黑，他們就把黑墨擦掉，反過來又把他抹了個大黑臉；結果發現自己已有可能被抹成黑人，於是就像漢密爾頓先生一樣，疲於爭鬥，便辭職不幹了。 這些公務爭端歸根結底統統起因於領主，也就是我們的世襲總督；每當為了保衛他們的領地需要什麼花銷時，他們便極盡卑鄙之能事，指示他們的代理人不要通過任何必要的徵稅法案，除非他們遼闊的田產在該法案中明文規定可以免稅；他們甚至讓這些代理人寫下保證，奉命惟謹。議會一連三年都竭力抵制這種不義之舉，但最終還是迫不得已降服認輸了。莫里斯總督的繼任丹尼上尉(81)終於大膽抗命；個中緣由我將在後面說明。 不過我把自己的故事推進得過於迅速；莫里斯總督在任期間還發生了幾件事情，這裡需要交代一筆。 由於在某種程度上對法戰爭(82)已經開始，馬薩諸塞海灣政府計劃進攻王冠角(83)，於是把昆西先生(84)派往賓夕法尼亞，將鮑納爾先生(85)，也就是後來的鮑納爾總督，派往紐約請求支援。由於我是議會成員，熟悉它的情況，又是老鄉，所以他來找我，要我施加影響，提供援助。我向議員們宣讀了他的請求書，得到熱烈的響應。議會表決通過了一項一萬英鎊的援款，用來採購給養。然而總督拒絕批准這項議案（議案包括這筆款項，還有給國王使用的幾筆款項），除非插入這麼一項條款：免除領主田產承擔任何必要的稅款的份額。議會儘管渴望他們給新英格蘭的援款具有法律效力，但卻不知道如何去實現。昆西先生費盡心機想得到總督的批准，但他卻是油鹽不進。於是我提出一個成全此事的法子，那就是繞過總督，開向公債經募處委託管理人提款的匯票。按照法律，議會是有權這麼做的(86)，實際上當時公債經募處錢很少，甚或沒有錢，於是我提出匯票在一年內兌現，並擔負五厘利息。有了這些匯票，我估計採購給養就不會犯難了。議會便十分爽快地採納了這項建議。於是立即印製匯票，我是受命簽署和發行匯票的委員會的委員。兌付匯票的資金是本地區現有紙幣的放貸利息，再加上貨物稅的收入。人們知道這兩項經費兌付匯票是綽有餘裕的，於是匯票立即贏得了信譽，它不僅可以用來採購給養，而且成了很多手頭有閒錢的有錢人投資的渠道。因為他們發現這樣做好處多多，一是手持匯票可生利息，二是隨時可以當貨幣使用，所以他們爭先恐後地認購，沒過幾個星期，匯票已經銷售一空了。這樣，靠我的辦法，這件大功總算告成了，昆西先生對議會千恩萬謝，贈送了一件漂亮的紀念品，出使成功，便喜氣洋洋地凱旋而歸。從此以後，便跟我成了莫逆之交。 英國政府由於不願意允許在奧爾巴尼提議的那種殖民地聯盟，也不願意把各殖民地的防務交託給那樣一個聯盟，以免殖民地變得過於重視軍事，從而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所以這個時候對它們心懷疑慮和猜忌；於是便派布雷多克將軍(87)率領兩個團的英國正規軍前來解決問題。他在弗吉尼亞的亞歷山德里亞登陸，然後開往馬里蘭的弗雷德里克鎮。到達之後停下來等待車輛。我們的議會得到一些消息，擔心他對議會懷有強烈偏見，以致不願承擔這裡的防務，因此希望我去接待他，不是以議員的身份，而是以郵政管理局局長的身份，謊稱是要跟他商議以最快捷穩妥的方式處理他和各個殖民地總督之間的急件往來，因為他必須與這些總督保持書信聯繫，議會提出費用由他們負擔。於是我兒子陪我一同前往。我們在弗雷德里克鎮找到了這位將軍。他已經派人去馬里蘭和弗吉尼亞的偏僻地區徵集車輛，正在焦急地等待派出的人員回來。我跟他一起待了好幾天，天天陪他吃飯，有充分的機會消除他的種種偏見，告訴他在他到達之前議會切實做了些什麼，還願意做些什麼，以配合他的軍事行動。 就在我要離開的當兒，徵集到的車輛送回來了，好像總共才二十五輛，並不是每一輛都完好能用。將軍和其他長官個個大驚失色，宣告這次遠征就此結束，不可能再進行下去，並大罵內閣群臣無知，讓他們在一個缺乏運輸工具的地方登陸，因為要運送他們的軍需輜重，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輛馬車。我順口說了一句，他們沒有在賓夕法尼亞登陸，我認為太可惜了，因為那個地區的莊稼人幾乎戶戶都有馬車。將軍立馬抓住我的話茬說：「閣下，你既然是那裡的一位顯要人士，也許你能為我們搞到車輛，我就請求你承辦此事吧。」我問他們給車主什麼價；他希望我把我覺得必要的條件寫成文字。我照辦了，條件也得到了認可，於是立即備好一份委任狀和若干指示。這些開價將出現在我一到蘭開斯特就刊出的公告上。這份公告從它產生的爆炸性效應來看，是一份稀奇的公告，我將它全文穿插在下面。 （插在這裡的公告，夾在經辦此事期間寫的書信冊中。）(88) 公　告 茲因國王陛下之軍隊擬於威爾斯溪(89)集結，現需駟馬大車一百五十輛，鞍馬或馱馬一千五百匹。為此，布雷多克將軍麾下授權予我經辦租用上述車馬之事宜，故特此公告：本人將於此時至下星期三晚在蘭開斯特，下星期四晨至星期五晚在約克，專門料理此事，將以下述租金認租車馬或馬匹： 一，凡配備四匹良馬與一名馭夫之馬車每日租金十五先令；凡配備馱鞍或其他鞍具之良馬，每日租金十八便士。 二，租金須從車馬加入威爾斯溪駐軍之時算起（必須於五月二十日或以前到達），車馬完成其任務後將根據其前往威爾斯溪和返家所需時間給予合理補貼。 三，每駕車馬，每匹鞍馬或馱馬，均由本人與車輛馬匹主人共選客觀公正之人予以估價，服役車輛、馬匹如有損失，將照價賠償。 四，自簽約之時算起，如有要求，本人將向車馬主人預支七日租金；剩餘部分一俟任務完成，或隨時如有需求，將由布雷多克將軍支付。 五，車輛駕馭者或租馬照料者決不可應召盡士兵之責或受僱做駕車看馬以外之事。 六，凡車輛馬匹帶進軍營之燕麥、玉米或其他飼料，超出馬匹所需者應合理付價，挪做軍用。 備註：我兒威廉·富蘭克林亦受權，可與坎伯蘭縣任何人士簽訂同種合同。 本·富蘭克林 一七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於蘭開斯特 告蘭開斯特、約克、坎伯蘭三縣居民書 各位朋友，各位鄉親， 幾月前偶然到了弗雷德里克的軍營，我發現將軍和幾位軍官由於得不到車馬而惱怒異常，他們原指望本地區完全有能力提供這些支持；但由於我們的總督和議會意見不一，既沒有為此提供金錢支持，也沒有採取任何相關措施。 有人建議立即向這些縣派遣軍隊，按其需要強行徵用最好的車輛和馬匹，強迫相應的人員去駕車看馬。 我擔心一批軍隊在這種情況下進入這些縣境，尤其考慮到他們現在的脾氣和對我們的怨恨，將會對居民造成許多嚴重的不便；所以我願意不辭勞苦，先嘗試一下看採用公正平等的手段可以做些什麼。 這些偏遠縣區的居民近來向議會抱怨手頭現金短缺；現在機會來了，你們將有一筆可觀的現金分享，因為要是這次遠征的服務工作持續一百二十天（這是極有可能的），那麼這些車馬的租金將會高達三萬多英鎊，而且全用國王的金銀幣來支付。 服務工作將會是輕而易舉的，因為軍隊每日行進很難超過二十英里，車輛和馱馬運輸的東西完全都是軍需品，所以必須隨軍前進，再快不了，而且為了軍隊的利益，無論行軍還是紮營，總要安頓在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你們真像我相信的那樣都是國王陛下的優秀忠實的臣民，那你們現在就可以大顯身手效忠立功了，而且可以輕鬆放心地完成任務；如果忙於農事獨家難以抽出一車四馬和一名馭夫，那麼三四戶可以合作，一戶出車，另外一兩戶出馬，再有一戶出人，酬金幾家按比例分成。然而如果面對如此優厚的酬金和合理的條件，你們仍然不願盡忠報國，那你們的忠誠就大可懷疑了。王事必辦，如此眾多英勇的軍隊不遠萬里來保衛你們，決不可因為你們裹足不前，辜負了對你們的合理期望而無所作為；車馬非要不可，很有可能採取強硬手段，到那時你們就只能落個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下場，這種情況就不大有人憐憫或關心了。 我與此事並無特殊的利害關係；（除了得到努力行善防禍的滿足）我只能是自討苦吃。如果這種徵集馬車的辦法不可能奏效，我只好在十四日之後捎話給將軍，我估計驃騎將軍約翰·聖克萊爾爵士(90)將會率領一彪人馬立即奔赴本地區以達到上述目的，這是我不忍聽到的，因為我是你們誠摯的朋友，我衷心希望各位萬事如意。 本·富蘭克林 我從將軍那裡領到八百來英鎊作為支付車主們的預支款，但這個數額仍然不夠，我又墊付了二百多鎊，不出兩個禮拜，一百五十輛大車連同二百五十九匹馭馬開始向軍營進發。公告許諾車馬如有損失，必須照價賠償。但車馬主人聲稱他們不認識布雷多克將軍，也不知道他的許諾有多可靠，因此堅持要我為此寫下付款保證書，我就給他們寫了。 我在軍營里的時候，有天晚上和鄧巴(91)上校團部的官員們吃飯，他對我表示了對部下小官的關切，他說這些人一般都不富裕，想儲存一點東西以備長途跋涉、穿越荒野的不時之需，但這地方東西太貴，他們買不起，沿途又沒東西可買。我對他們的處境深表同情，決定儘量給他們提供一點補助。不過，我對自己的打算隻字未提，第二天早晨卻給議會負責處分公款的委員會寫了一封信，熱誠介紹了這些官員的情況，提請他們考慮，並建議給他們贈送一些日常用品和食品之類的禮物。我兒子有過一段軍旅生活的經歷(92)，對軍營的需求有所體會，所以給我開了一張清單，我將它附在信里。委員會批准了，並雷厲風行，責成我兒子操辦，於是這些物品緊跟在車輛後面火速運到了軍營。用品分裝為二十包，每包裝有： 棒糖(93)六磅 高級砂糖六磅 高級綠茶一磅 高級武夷茶一磅 高級咖啡粉六磅 巧克力六磅 優質白餅乾半英擔(94) 胡椒半磅 優質白酒醋一夸脫 格洛斯特硬幹酪一塊 高級黃油一桶（二十磅裝） 馬德拉白葡萄陳釀二打 牙買加酒(95)二加侖 芥末粉一瓶 精製火腿二隻 干口條半打 大米六磅 葡萄乾六磅 包紮得嚴嚴實實的二十個大包由二十匹馬來馱，一馬一包，送給一位軍官，權當禮品。他們千恩萬謝地收下了，兩個團的兩位上校分别致函與我表示感謝，措詞極為懇切。將軍也對我徵集車馬的表現高度滿意，立即付清了我墊付的賬目，並再三表示感謝，還要求我進一步協助給他運送給養。這事我也承擔下來，所以忙得不可開交，直到我聽到他戰敗的消息(96)。為這項服務，我個人墊了一千多英鎊的錢款，我把賬單寄給了他。幸好在戰鬥打響的前幾天，賬單到了他手裡，他立即給我寄回一張向軍需官提款一千鎊整的匯單，餘額留在下一次賬上。我認為能拿到這筆款項真是萬幸；因為餘額永遠都沒法得到了，這件事後面還要說到。 這位將軍，我認為是位勇敢的人，要是在歐洲打仗，他也許會作為一名優秀軍官出人頭地。但他過於自信，把正規軍的效能看得太高，把美洲人和印第安人不放在眼裡。我們的印第安語翻譯喬治·克羅根帶了一百名印第安人加入了他的進軍行動，如果他善待了這些人，他們可以當嚮導、當偵探，會大有用處的；可他卻輕視、冷落了他們，結果一個個離他而去。 有一天我跟他交談，他給我描述了他的前進計劃。「拿下迪尤肯堡(97)以後，他說，我就向尼亞加拉挺進；攻下尼亞加拉，就直搗豐特納克(98)，如果季節允許這麼長時間的話。我估計季節沒有問題，因為迪尤肯只能滯留我三四天，然後我看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向尼亞加拉挺進。」在此之前我早就心裡盤算過，他的軍隊進軍途中必須披荊斬棘，從密林草叢中開出一條羊腸小道前進，戰線肯定會拉得很長，而且我讀過入侵易洛魁地區的一千五百名法國人吃敗仗的先例(99)，所以對於這起戰爭，我心懷疑慮。不過我只貿然說道，當然，將軍，這支精銳的部隊，又配有完善的大炮，抵達迪尤肯肯定是馬到成功的事，因為那裡防禦工事尚未完成，我們聽說守軍兵力不是很強，也只能抵抗一陣子。我擔心阻擋你進軍的唯一危險來自印第安人的伏擊，這些人百鍊成鋼，打起伏擊戰來神出鬼沒。貴軍必須拉成一條將近四英里長的細線，目標暴露，兩翼易遭突襲。而且會像一根線那樣被斬為幾截，勢必造成顧首難顧尾、腰來腿不來的局面。他見我如此無知，便付之一笑，答道：「對於你們的生瓜蛋子美洲民兵來說，這些野蠻人確實是可怕的敵人，但對國王訓練有素的正規部隊而言，先生，他們實在是不足掛齒。」我意識到與一位軍人爭辯他的本行事務真有不知道天高地厚之嫌，便不好再多嘴了。 然而敵人並沒有利用我所擔心的行軍路線過長暴露出的弱點，而是任其挺進，未加阻斷，直等它推進到離目的地(100)不到九英里的地方，部隊大體集結成一堆（大部隊剛剛過河，前部已經停下等待全部過完），而且處在一片比它經過的任何林地更加開闊的地段，這時候敵人從樹叢後面開始用密集的炮火先攻擊先遣部隊；將軍這才得知敵人近在眼前。先遣隊頓時亂成一團，將軍便緊催主力部隊趕上去支援，這樣便和車輛、行李、牲口攪在一起，一片混亂；很快炮火又向側翼攻擊，騎馬的軍官目標顯著，成了敵人的活靶子，槍聲一響，一個個便應聲落馬；士兵得不到命令，便擠成一堆，干站在那裡挨槍子兒，結果三分之二飲彈身亡，剩下的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有些趕車的從車上卸下馬匹騎上逃命；其餘的紛紛效仿，這樣一來，車馬、糧草、大炮、輜重全部落入敵人手中。將軍受了傷，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抬了出來，他的秘書謝利先生(101)就死在他的身旁。八十六名軍官傷亡達六十三人，一千一百名士兵中有七百十四名陣亡。(102)這一千一百名士兵都是從全軍中挑選出來的，其餘的落在後面由鄧巴上校率領，他們押運著更重的軍需、給養和行李將會跟上來。 倉皇逃竄的軍士，由於未受到追擊，便投奔到鄧巴的大營里來，他們帶來的驚恐立即擾亂了鄧巴的軍心。儘管他現在還有一千多人，打敗布雷多克的敵人把法國人和印第安人加在一起頂多也不超過四百人(103)；他非但不引軍向前，奮力苦戰挽回一些面子，反而下令將輜重全部銷毀，以便騰出更多的馬匹幫助他火速逃回居民區，而且也減少拖運的累贅。在那裡他接到弗吉尼亞、馬里蘭和賓夕法尼亞各地總督的請求，要他屯兵邊境，好為居民提供一定的保護；但他仍然馬不停蹄倉皇撤退，穿越這些地區，一直退到費城才認為自己平安無事了，因為那裡的居民可以保護他了。這件事的前前後後使我們美洲人第一次產生了懷疑，我們一貫認為英國正規軍英勇超群，看來這種想法失之浮誇，缺乏充分的根據。 還有，英國軍隊的第一次進軍，從登陸到越過居民點，一路上打家劫舍，搶奪民財，搞得一些貧困家庭徹底崩潰，居民如有不滿的表示，便動輒侮辱、謾罵、囚禁。就算我們真需要什麼保衛者，對這樣的保衛者也實在是忍無可忍。這與我們的法國朋友在一七八一年的表現真有天壤之別，他們從羅得島到弗吉尼亞的一次進軍，穿越我們人口最密集的地區，行程近七百英里，沿途秋毫無犯，無人抱怨丟失過一頭豬、一隻雞，甚至一顆蘋果！ 奧爾姆(104)上尉是將軍的一名副官，他受了重傷，跟將軍一起被抬下了火線，並且一直陪著將軍，沒過幾天，將軍就去世了。他告訴我，頭一天將軍一聲不吭，晚上他只說了一句話，誰會想到這種情況？隨後幾天又一聲不吭了。最後只說了一句，下一回我們就明白怎樣處治他們了，過了幾分鐘便去世了。 秘書帶有將軍命令、指示和通信的文件全落入敵人手中，他們選了若干件譯成法文，再刊印出來，證明在宣戰之前英國朝廷已懷敵意。我在其中看到將軍寫給內閣的幾封信，高度評價了我對英軍做出的巨大貢獻，並提請他們對我給予關注。大衛·休謨(105)幾年後在哈考特勳爵任駐法公使時做他的秘書，後來康威將軍任國務大臣時，又做他的秘書，他告訴我他在那個辦公室的文件中看見過布雷多克大力推薦我的信件。不過由於這次遠征慘遭不幸，我的貢獻好像被認為沒有多大價值了，因為那些推薦信從來沒有給我派上什麼用場。 至於將軍本人的回報，我只要求過一個，那就是要他給部下的軍官下令再不要徵用我們買來的僕役(106)，已經徵用的予以遣返。這一點他爽快地答應了，根據我的要求，有幾名被送回給自己的主人。後來鄧巴當了司令，他就不是那麼大方了。他撤到——毋寧說是逃到——費城時，我要求他遣返已經徵用的蘭開斯特縣的三名窮農家的僕役，並提醒他已故的將軍在這一方面下過命令。他向我許諾，幾天後他將進軍紐約，途經特倫頓時讓這幾個主人來找他，他就把人交還給他們。於是這幾個農夫傷財費力趕到特倫頓，可是鄧巴拒絕兌現諾言，讓他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感到極度的失望。 損失車馬的消息一傳開，車馬的主人都找到我門上要求按我的保證照價賠償。他們的要求把我搞得焦頭爛額，我告訴他們錢已到位，就在軍需官手裡，但先要謝利將軍下令才能付款，我請他們放心，我已經致函那位將軍，提出了申請，但路途遙遠，不可能很快就接到回復，他們必須耐心一點；凡此種種都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於是有人開始告我。謝利將軍終於把我從這種險惡的境地解救了出來，他委任專員審查了索賠要求，並下令付款。這筆款項近兩萬英鎊，要我來賠就只能傾家蕩產了。 在我們得到戰敗的消息之前，有兩位姓邦德的醫生(107)拿著一份募捐申請來找我，為一次盛大焰火晚會籌集資金，之所以籌辦這次晚會，是想在攻克迪尤肯堡的消息傳來之際展示一下萬民歡慶的景象。我神情嚴肅地說：「我想在我們知道有歡慶的必要時，我們還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他們似乎十分驚訝，我怎麼沒有立即響應他們的建議。「這就怪了，」他們中的一個說，「你肯定認為堡壘拿不下來吧？」「它拿不拿得下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戰事勝敗有很大的變數。」我給他們講了我懷疑的理由，募捐就此撂下了，倡導人由此卻免除了焰火準備就緒會遇到的一場哭笑不得的尷尬。邦德先生爾後在某些別的場合說，他不喜歡富蘭克林的預感。 布雷多克失敗之前，莫里斯總督接二連三提交咨文，逼迫議會制定法令為地區防務籌措資金，但不可對領主田產課稅，而且對沒有這種豁免條款的議案一律否決，一直把議會搞得窮於應付，這時候他更是攻勢倍增，因為危險性與必要性更大，成功的希望也就更大。但是議會仍然寸步不讓，因為相信正義在他們一邊，如果聽任總督修正他們的財政法案，他們就等於放棄了一項基本權利。最後在一項撥款五萬英鎊的議案中，他提出只修改一個字：原議案說，一切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均須納稅，領主的財產稅不可免除。他把不改為僅。小小一字之變，卻是重大之質變！ 然而，我們一直謹慎小心，把議會給總督咨文的批覆一封不漏地提交給英國朋友。慘敗的消息傳到英國之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大家紛紛抨擊領主們竟然給總督下達那種指示，真可謂卑鄙無恥，不仁不義，有人甚至揚言他們既然妨礙了地區的防務，因此就喪失了擁有該地的權利。此話一出，領主們心裡發憷，便下令自己的歲入總長在議會提供的防務費的基礎上，自己再追加五千英鎊。通知議會之後，這筆款項便作為他們的一份普通稅接受下來，於是便形成了一項帶有豁免條款的新法案，隨即獲得了通過。依照這一法令，我被任命為負責處理這筆六萬英鎊款項的專員之一。我一直積極參與這一法案的制定，並努力讓它通過；與此同時又起草了一項建立和訓練一支自願民兵隊伍的議案(108)，沒費多大週摺就讓議會通過了，因為裡邊有特別規定，讓貴格會信徒自由行事。為了促成組織民兵不可或缺的社團，我寫了一篇對話(109)，將我能想到的反對那種民兵的意見一一列舉出來，並逐個予以回答。這篇文章一經刊印出來，正如我想的那樣，產生了巨大效果。 當城鄉的幾個連隊正在組建和演練的時候，總督勸我去管理我們的西北邊疆，因為那裡遭到了敵人的侵擾，並要我招募軍隊，修築一列堡壘，保衛居民。我擔當起了這項軍事任務，儘管我認為自己並不勝任。他給了我一份全權委任狀，還給了一沓空白的軍官委任狀，以便頒發給我認為合適的人選。我招募兵源沒費多少周折，很快就有五百六十人歸我指揮了。我兒子在上次對加拿大作戰時招募的軍隊中當過軍官，現在出任我的副官，對我幫助極大。印第安人焚燒了吉內登哈特(110)這個摩拉維亞派信徒(111)定居的村落，並且血洗了那裡的居民，但這塊地方被認為地形絕好，適宜修建一座堡壘。為了向那裡進軍，我把各連集結在伯利恆，這是摩拉維亞派信徒的大本營。我發現這裡的防衛狀況很好，感到十分驚訝。吉內登哈特的毀滅使他們懂得了危險。一些重要建築都被柵欄衛護起來。他們從紐約購買了大量武器彈藥，甚至在高大石屋的窗戶之間放了大量鋪路的石頭子兒，如果有印第安人試圖向他們逼近，婦女們就可以扔石頭砸他們的腦袋。荷槍實彈的弟兄會成員在放哨、換崗，有條不紊。跟任何守軍駐防的城鎮一模一樣。與施龐根貝格主教談話的時候，我提及自己的驚訝，因為我知道他們已經得到一項英國議會法令，免除了他們在殖民地的軍事義務，所以我估計他們是嚴守道德規範不肯拿起武器的。他是這樣回答我的：「這的確不是我們的一項既定原則；但當他們得到那條法令的時候，他們很多人認為這就是一項原則。但在這種時候，令他們驚訝的是，他們發現恪守這項原則的卻為數寥寥。」這麼看來，他們不是騙自己，就是騙英國議會。然而常識受到眼前危險的增援，有時候過於強大，對奇思異想根本不屑一顧。 正好趕在一月初，我們開始修築堡壘。我向米尼辛克人(112)派去了一支小分隊，帶著為保障當地北部的安全修築一座堡壘的指令；向南部也派去一支小分隊，帶著同樣的指令。我最後決定親自率領餘部趕往吉內登哈特，因為據認為在那裡更是迫切需要一座堡壘。摩拉維亞派信徒給我搞到了五輛馬車運送工具、給養、行李等物品。我們就要離開伯利恆的時候，十一個被印第安人從自己的農場趕出來的農民找我要求提供武器，這樣他們才可以回去奪回自己的牲畜。我給他們一人一桿槍，配有適當的彈藥。我們還沒有走幾英里，天就下起雨來了，而且一整天都下個不停。路上沒有避雨的房屋，天快黑的時候才算走到一個德國人家裡，我們一起擠在他的住宅和牲口棚里，渾身淋得像落湯雞似的。(113)好在我們在行軍途中未遭攻擊，因為我們的武器都是最平常的，我們的士兵連怎麼使槍機不被淋濕都不知道。印第安人玩弄起刀槍個個都是鬼精靈，我們卻沒有這個本事。他們那天撞上了上面提到的那十一名可憐的農民，殺死了其中的十個。(114)逃脫的那個報告說，他和他的同伴的槍都打不響，因為引火藥被雨淋濕了。 第二天天晴了，我們繼續趕路，總算到了荒涼的吉內登哈特。附近有一家鋸木廠，周圍扔著幾堆木板，我們用它很快搭建了一些木棚棲身；在那種嚴寒的季節，由於沒有帳篷，這麼做就更加必要了。我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先把在那裡發現的死人埋好。因為鄉民只是草草蓋上了一點土，死人的身子還半露半掩著。第二天一早，便給堡壘做方案，立界標，堡壘周長為四百五十五英尺，要是把直徑一英尺的樹砍下，一根挨一根排成柵欄，這就需要同樣數目的木樁。我們有七十把斧頭，立即派上用場去砍樹；我們的人掄起斧頭來個個身手不凡，所以幹得乾脆利落。看到樹木這麼快就紛紛倒下，我心生好奇，兩個人開始砍一棵樹的時候我便看著表。他們只用六分鐘就把樹砍倒在地上；我發現這棵樹的直徑是十四英寸。每棵松樹做三根十八英尺長的木樁，一頭削成尖的。就在準備這些木樁的當兒，另一些人卻在周圍挖一條三英尺深的壕溝，好栽木樁，我們又把馬車的車身拆下來，把連接前後軸的連杆的釘子拔掉，將前後輪分開，做成了十輛二輪馬車，兩匹馬拉一輛，把木樁從林地運到現場。柵欄栽好以後，再由木匠在柵欄裡面搭建一圈木台，約六英尺高，人站在上面就可以通過槍眼開火。我們還有一門旋轉大炮，我們把它架在一個犄角上；架好以後，立即發炮，讓印第安人知道，我們手裡有這些大傢伙，如果他們有人能聽到的話。這樣一來，我們的堡壘（如果這麼寒酸的柵欄能用這麼堂皇的名稱的話），就在一個星期之內竣工了，儘管三天兩頭大雨傾盆，人們幹不成活。 這件事讓我有機會注意到，人們專心致志地做事的時候，往往最為滿足。因為他們幹活的那幾天，個個心平氣和，歡天喜地；意識到白天活兒幹得稱心，晚上就過得快意！如果一天閒暇無事，他們就變得桀驁不馴，吵鬧不休，總是雞蛋裡頭挑骨頭，不是嫌豬肉肥，就是嫌麵包硬，總之，脾氣一直很壞。這使我想起一位船長，他的原則就是讓水手們一直忙忙碌碌；有一回他的大副告訴他什麼事都幹完了，再也沒有讓他們可忙活的了，噢，他說，那就讓他們洗刷鐵錨吧。 這種堡壘儘管寒磣，卻足以抵擋沒有大炮的印第安人。發現我們現在立足已穩，遇到情況，又有處可退，於是我們大膽地派出小分隊到鄰近地帶踅摸。我們沒有遇到印第安人，但我們發現在鄰近山頭上有他們設置的監視我們行動的哨所。在這些哨所的設計中有種技藝，似乎值得一提。由於是冬天，火是萬萬少不了的。然而地表上的明火一點，火光沖天，別人老遠老遠就會發現他們的位置。於是他們在地下挖了一些直徑約三英尺、比三英尺還要深一點的洞。在洞裡我們看見了木炭，那是他們用小斧頭從扔在森林裡的燒焦的圓木上砍下來的。他們用這些木炭在洞底生起了小火，我們還在野草中間注意到他們的身體壓出的印子，他們人躺在洞口，把腿伸進洞裡烤腳、取暖，這對他們來說是個關鍵。這種火，這麼一種安排，既無火光，又無火焰，也無火星，甚至連煙也沒有，所以就不會暴露他們。似乎他們的人數並不是很多，好像他們看到我們人多勢眾，沒有便宜好占，因此也就不敢貿然襲擊了。 我有一位隨軍牧師，那就是熱忱的長老會牧師貝蒂先生(115)，他向我抱怨說，這些人一般都不去聽他的祈禱和說教。這些人入伍的時候得到過許諾，除了軍餉和伙食以外，一天還要領一及耳(116)的朗姆酒，上午一半，下午一半，準時發放，我發現他們領酒積極準時。於是我對貝蒂先生說：「讓你管酒也許會有損你職業的尊嚴，要是你趕在祈禱之後分發，他們個個必來無疑。」他欣賞這個主意，於是擔當起了這一職務，又請了幾名幫手給他量酒，事情辦得皆大歡喜；他的祈禱從來沒有來過這麼多的聽眾，而且從來沒有來得這麼準時。所以我認為對於那些不參加禮拜的人來說，這種辦法比軍法懲治更加可取。 我剛剛完成這項任務，給堡壘貯備好糧草，就收到了總督的一封來信，通知我他已經召集議會開會，希望我能參加，如果邊防事態不需要再留守在那裡的話。我在議會裡的朋友們也寫信催我儘可能與會，我要修的三座堡壘既已竣工(117)，在其保護下，居民們也願意留在自己的農場裡，所以我決定回去。更令我樂意的是經歷過印第安人戰爭的新英格蘭軍官克拉彭(118)上校正在參觀我們的建築，同意將指揮權接過去。我給了他一份委任狀，在檢閱駐軍時讓人將它當眾宣讀，並把他引薦給大家，說他是一位精通軍務的軍官，比我本人更適合統領他們、給大家一番勸勉之後我便告辭了。我被人送到伯利恆休息了幾天，好消除多日的勞累。頭一夜睡在高級床上，簡直難以安眠，這跟我們在吉內登的小木房子裡裹一兩條毯子打地鋪真是判若雲泥。 在伯利恆的時候，我多少了解了一點摩拉維亞派信徒的風俗習慣。其中有幾個還一直陪著我，人人對我都十分友善。我發現他們實行的是財產共有制，好多人同桌吃飯，同室睡覺。在寢室里，我注意到就在天花板下面，每隔一定距離，就有一個小洞，我想這是為換氣而開的，這種辦法非常高明。我在他們的教堂里參加過禮拜儀式，風琴在小提琴、雙簧管、長笛、黑管伴奏下，音樂悅耳動聽。我明白了，他們的布道一般跟我們通行的做法不同，不給男女老幼混雜的公眾講道；而是分別召集，已婚男子，已婚女子，小伙子，大姑娘，還有小孩子，各有各的聽講道時間。我聽的是給孩子們的布道，孩子們一個個走進會堂，被安排在一排排長椅上就座，男孩子由一位小伙子，即他們的導師指揮，女孩子們則由一位年輕女子帶領。講道似乎完全照顧到孩子們的能力，態度親切，討人喜歡，好像哄他們要做好孩子似的。孩子們個個中規中矩，不過臉色蒼白，好像不太健康，這使我疑惑他們可能在室內待得太久，得不到充分的鍛煉。我也了解了一下摩拉維亞派的婚姻情況，是不是真像人們傳說的那樣以抽籤來定終身？他們告訴我，抽籤只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一般來說，一個小伙子想結婚的時候便向那個性別的長輩們打招呼，他們再和主管大姑娘的年長女士們商量。由於男女雙方的長輩們對各自受監護人的脾氣性格了如指掌，所以他們最有能力判斷哪對姻緣合適如意，而且他們的判斷一般都得到認可。如果碰巧發現有兩三個姑娘都同樣適合那位小伙子，這時候才用抽籤的辦法選配姻緣。我提出異議，如果婚配不是雙方選擇的結果，那他們有的就很不幸福。給我講情況的人說，就算讓雙方自己選擇，也未必個個幸福。對此我確實無法否認。 回到費城以後，我發現社團進展得一帆風順，不是貴格會信徒的居民大體上都加入了，他們組成了連隊，並按照新法規選出了自己的上尉、中尉和少尉(119)。B醫生(120)前來看我，給我講述了他經歷千辛萬苦，讓大家對法規有了普遍的好感，把很多功勞記在自己的賬上。我原來卻沾沾自喜地把一切歸功於我那篇對話；不過，我知道他說的並非沒有道理，就索性讓他自鳴得意去吧，我認為遇到這種情況，一般來說，這樣做仍不失為萬全之策。 軍官們開會選我為團的上校；這一回我接受了這個頭銜。我忘記了我們有多少連，但是我們檢閱時有一千二百名英武的戰士，還有一個炮兵連，配有六門野戰銅炮，他們對這些大炮操縱自如，一分鐘能發十二炮。我頭一回檢閱團隊過後，他們陪我回到家裡，要在門口向我鳴炮致敬，結果把我的電器上的幾個玻璃裝置震下來摔碎了。事實證明，我的榮耀也一樣的脆，因為此後不久，我們的委任狀被英國的一項法規廢止令撤銷了。(121) 在我短暫的上校任期內，由於準備去一趟弗吉尼亞，我團的軍官腦袋瓜發熱，認為首長出行，部下應當相送才是，於是便護送我出城，一直把我陪到下渡口。我剛剛上馬，就有三四十人來到我的門前，個個胯下有坐騎，身上著軍裝。這一套做法我事先被蒙在鼓裡，否則我會加以阻止的，因為我天生就討厭在任何場合顯擺；我對他們的出現大為懊惱，因為他們要陪我，我想躲也躲不開了。更不像話的是，我們剛一動身，他們就齊刷刷地拔刀出鞘，一路騎馬舉刀前進。有人把這事向領主打了個報告，這一下惹得他大發雷霆。在本地區，從來沒有人向他表示過如此的敬意；他的總督也沒有享受過此等殊榮。他說這隻有皇親國戚才配享受。這也許是真的，因為我從過去到現在對這種場合的禮儀一直兩眼墨黑。然而這件傻事卻大大增強了他對我的積怨。由於在議會裡我在免除他的田產稅的問題上的表現，怨恨以前就相當深，我一直是強烈反對給他免稅的，而且對他為了抗稅所採取的卑鄙無恥、不仁不義的手段做過嚴厲的批評。他向英國內閣指控我是貫徹國王政令的極大障礙，說我在利用自己在議會中的影響阻止形成適當的籌款議案；他舉出我部下軍官的這次列隊遊行為證，說我想憑藉武力將本地區的治理權從他手中奪過去。他還要求當時的郵政管理局局長埃弗拉德·福克納(122)爵士解除我的職務。但這一要求除了招來埃弗拉德爵士的一番溫婉勸告外，沒有別的效果。 儘管總督和議會口角不斷，我作為一名議員，在議會裡說話很有分量，但我和那位紳士仍保持著一種文明的交往，我們從來都沒有什麼個人齟齬。此後有時候我想，他明明知道對他的咨文的回覆是我起草的，但對我卻不怎麼怨恨，甚至一點也不怨恨，這也許是他的職業習慣使然，由於他是律師出身，他也許把我們倆僅僅看成一起訴訟案中的雙方當事人的辯護律師。他代表領主，我代表議會。所以，有時候遇到難題，他也會很友好地跑來徵求我的意見，而且有時候，還聽取了我的意見，儘管此類情況並不常有。 我們同心協力給布雷多克的軍隊提供給養，當將軍敗北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傳來時，總督急忙派人來找我，共同商議防止將那幾個偏僻縣捨棄的對策。我提出了什麼勸告現在已經忘了，但我想大概就是應當向鄧巴寫信，勸他如有可能，就在邊境上駐軍，保衛這幾個縣，等到各殖民地的援軍到達，他有能力進行遠征時再做計議。我從邊境回來以後，總督要我擔當率領本地區的軍隊進行那種遠征的任務，收復迪尤肯堡。由於鄧巴和他的部隊另有任務，他建議委任我當將軍。我對自己軍事才能的看法不像他宣稱的那麼好；我相信他的說法肯定超出了他真正的想法；不過也許他認為我的好人緣有助於招募士兵，而我在議會裡的威望也利於通過撥款，提供軍餉，又不向領主田產徵稅。發現我不像他所預期的那麼積極，這項計劃就撂下了。他很快就離任了，由丹尼上尉接任。 在接著敘述在新總督治理下我在公眾事務中起的作用之前，在這裡不妨先講講我的科學聲譽的崛起和進展。 一七四六年在波士頓的時候，我遇見了一位斯賓塞博士，他剛剛從蘇格蘭來，給我演示過一些電學實驗。這些實驗做得不夠完美，因為他並不十分精通；然而，因為做的是我感到十分新鮮的課題，所以實驗還是使我驚喜交加。我回到費城不久，我們的圖書館會社收到了倫敦皇家學會會員彼得·柯林森(123)的一份禮物，一根玻璃管(124)，並附有用它做那類實驗的說明書。我急不可耐地抓緊機會重複我在波士頓看到的實驗，經過多次演練，不僅對英國說明書上有的那些實驗能夠做得遊刃有餘，還增添了幾項新實驗。我說多次演練是因為到我家裡來看這些新的神奇現象的人絡繹不絕，屋子裡總是人滿為患。為了讓朋友們給我分擔一點壓力，我叫人在我們的玻璃坊里吹制了一些類似的管子，讓他們自己動手，這樣，我們最後就有好幾個能做實驗的人了。其中主要的有金納斯利先生(125)，此人心靈手巧，是我的一位鄰居，由於賦閒在家，我便動員他演示實驗，掙幾個錢，並專門為他寫了兩篇講稿，講實驗的順序怎麼安排，怎麼解釋這種方法，這樣前面做的就有助於理解後面做的。為了這一目的，他還搞了一套高級設備，裡面我為自己粗製的所有小機械都被專門的儀器製造工匠精心配製過了。他的講座聽眾很多，結果人人滿意；過了不久，他週遊了所有的殖民地，在每個首府進行演示，賺了一些錢。在西印度群島實驗就實在難做了，因為空氣一般都很潮濕。 我們十分感謝柯林森先生惠贈的玻璃管之類的禮物，我認為應當向他匯報一下我們用它取得的成就，於是我給他寫了幾封信，描述了一下我們的實驗。他把信在皇家學會上予以宣讀，但大家起初並不認為有多少值得重視的地方，因此沒有在會刊上刊登。我把給金納斯利寫的一篇關於閃電與電之相同的稿子，寄給我的一位相識米切爾博士(126)，他也是該學會的會員；他寫信告訴我文章被宣讀了，但遭到行家們的嘲笑(127)：然而這些稿子叫福瑟吉爾博士看過後，他認為價值非凡，不可扼殺，並建議刊印。於是柯林森先生把它們交給凱夫(128)，讓他刊登在他的《紳士雜誌》上；可是凱夫卻情願單印成小冊子，由福瑟吉爾博士作序(129)。看來凱夫對他的利潤胸有成竹，因為後來經過增訂，小冊子擴充為一本四開本的巨著，已經出版了五版，他卻沒花一文支付稿費。 然而，這些文章在英國引起廣泛關注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一本論文集碰巧落入布封伯爵(130)的手裡，他是法國大名鼎鼎、眾望所歸的科學家，而且名滿歐洲。他說服達里巴爾先生(131)將它們譯成法語，在巴黎出版。然而，此書的出版卻得罪了皇室科學導師諾萊神父(132)，他是一位能幹的實驗科學家，已經形成了一套電學理論，並將其出版，風靡於世。他起初簡直不能相信這樣一本著作竟然出自一個美洲人之手，所以他說它肯定是他巴黎的宿敵們的向壁虛構，無非是要貶損他的理論體系。爾後，弄清楚真有他所懷疑的費城的富蘭克林其人的存在後，他寫了一卷公開信發表，主要是寫給我的，以捍衛他的理論，否定我的實驗，以及由此推斷來的見解的真實性。我一度打算答覆這位神父，其實已經開始寫覆信了。但考慮到我的作品僅僅是一種實驗描述，這些實驗誰都可以重複和證實，如果得不到證實，也就無法予以捍衛；或者是一種觀察資料的描述，只當作推測提出來，而不是當作信條宣布的，所以我就沒有任何義務去捍衛它；又尋思兩人之間的一場爭論用兩種迥然不同的語言寫出來，由於翻譯上有錯誤，由此又引起了對彼此意思的誤解，因為神父有一封信的很多內容都是以翻譯中的一個錯誤為根據的，這樣一來，這場爭論可能就會沒完沒了。於是我決定還是讓我的文章自主沉浮，我相信在公眾事務之餘下工夫做做新的實驗，總比耗時間對已經做過的實驗瞎爭論強。因此我從來沒有回答諾萊先生，我在這件事情上保持沉默也沒有什麼好懊悔的。因為我的朋友、皇家科學院院士勒魯瓦(133)挺身而出維護我的主張，並對他進行了批駁。我的書被譯成義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書里的學說也逐漸被歐洲的科學家廣泛採用，那位神父的學說也漸漸遭人冷落，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這個派別的末路，追隨他的只有B先生(134)——他的門生和親傳弟子。 我的書之所以聲名鵲起，引起普遍關注，是因為達里巴爾和德洛爾兩位先生在馬爾利把書中建議的從雲層吸引閃電的實驗做成功了(135)，這就引起了滿天下的關注。德洛爾先生有一套實驗科學的設備，並講授那門學科，因此開始重複他所謂的費城實驗，在國王和宮廷做過以後，巴黎好奇的人們蜂擁而來，要看個究竟。我不想贅述那個重大實驗，也不想聒絮不久以後我在費城用風箏做類似實驗成功之後的無限喜悅，因為二者在電學史上都可以找到。一位英國物理學家賴特博士(136)當時正在巴黎，他給皇家學會的一位朋友寫信，說我的實驗在國外學術界推崇備至，還說他們心裡挺納悶，為什麼我的作品在英國反遭冷落。於是學會便重新考慮那些已經給他們宣讀過的信件，著名的華生博士(137)把這些信件和爾後我寄到英國的關於這一課題的文稿寫成一份摘要，並且加了一些對作者的贊語。這份摘要後來刊登在他們的會刊上。在倫敦的一些學會會員，尤其是聰明絕頂的坎頓先生(138)，證實了用一根尖杆從雲層獲取閃電的實驗，並把成功的消息告知學會，他們很快就先前對我的輕慢態度做了破格的糾正。未經我的申請，他們主動選我為學會會員，並且投票免除達二十五幾尼的慣例會費，此後還免費贈送他們的會刊。他們還授予我一七五三年的戈弗雷·科普利爵士(139)金質獎章，頒獎儀式上會長麥克爾斯菲爾德勳爵(140)發表了精彩的演說，對我倍加讚譽。 我們的新總督丹尼上尉把上述獎章從皇家學會給我捎了過來，他在市府為他舉辦的接風會上頒發給我。他還非常禮貌地表達了對我的景仰，還說他早就了解我的品格。飯後，大家按當時的習俗喝酒的時候，他把我拉到另一間屋子裡，告訴我他的一些英國朋友勸他跟我交個朋友，因為我是一個能給他提最好忠告的人，並且能夠卓有成效地幫助他政路亨通。所以他最希望和我同心同德；而且他請我放心，他隨時都願意為我效犬馬之勞。他還給我說了許多關於領主對本地區如何仁義，如果能夠丟棄對他的舉措長期持續的反對，他和百姓之間的和諧能夠恢復，這對我們大家，尤其對我，都有好處，要成全此事，大家都認為誰的作用也比不上我，而且我滿可以放心，少不了對我的豐厚酬謝，等等等等。 酒客們發現我們沒有立即回到席上，便給我們送來了一瓶馬德拉白葡萄酒，總督大人便開懷暢飲，喝下肚的酒越多，放出口的懇求和許諾也越多。我的回答是中肯的，感謝上帝，我的情況還可以，尚不需要領主恩賜，而且作為一名議員，我也不可能接受；我對領主沒有個人恩怨，只要他提出的公共舉措於百姓有益，我就會以最大的熱情擁護和推動，我過去之所以表示反對，是因為所主張的那些舉措顯然是為領主的利益服務的，嚴重地損害了百姓的利益。我說我很感激他（總督）對我關心的表示，而且要他放心，我會全力以赴幫他順利施政，同時又希望他不是帶著捆住他前任手腳的那些不幸指令來的。(141)聽到這話，他當時也沒有替自己做任何解釋。但爾後他來和議會打交道時，這些指示又接踵而來，爭執再次蜂起，我還是一如既往積極反對。作為議會的筆桿子，首先反對要求傳達指示，然後又反對對它們做任何評論，這些情況可以在當時的決議案和我後來出版的《歷史評論》(142)中找到。但我們之間並沒有引起個人嫌隙，我們經常在一起，他是個文人，閱世頗深，談起話來妙趣橫生，引人入勝。他這才告訴我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拉爾夫依然健在，在英國是最優秀的政論作家之一，備受推崇，曾受僱參與過弗雷德里克親王和國王之間的爭論(143)，拿過三百英鎊的年俸；他作為一名詩人名聲確實不大，蒲柏在《愚人記》(144)中把他的詩說得一文不值，但人們認為他的散文不在任何人之下。 議會終於發現領主們頑固不化，一心要用那些既違背百姓的權利又有礙對國王效忠的指示，死死拿住他們的代理人，於是決定將他們的表現奏報國王，便指定我當代表前往英國呈遞奏章為其提供證據。此前議會曾給總督提交過一份議案，要求撥款六萬英鎊供國王使用（其中一萬英鎊由當時的將軍勞登勳爵(145)支配）。但總督按照領主的指示一口否決。我已經跟紐約郵船莫里斯船長(146)說好搭他的郵船前往，食品行李已經上船，這時候勞登勳爵趕到了費城，說是要努力促成總督和議會之間的和解，不要因為雙方的分歧阻礙了對國王陛下的效忠：所以他希望總督和我本人來面見他，聽取雙方的意見。 我們見面商討了一番。我代表議會力陳種種理由，這些都可以在公文中找到，因為它們都是我起草的，跟議會的會議記錄一起印在紙上。總督則為他接受指示進行辯護，說他已做出保證所以必須履行，如有違背就等於自毀前程，但如果勞登勳爵相勸，他似乎願意冒險一試。但爵爺卻不肯這麼做，儘管我一度認為我眼看就要說服他了；可是他最後卻寧願敦促議會順從；而且他還求我盡一切努力去說服他們做到這一點；還宣稱他可從國王的軍隊里抽調不出一兵一卒來保衛我們的邊疆，如果我們不繼續自己準備防衛，邊疆就只能暴露給敵人了。我把談話的經過向議會做了報告，並提交了我起草的一套決議案，表明了我們的權利，又宣稱我們並沒有放棄主張這些權利，只不過在這種威逼的場合，我們僅僅是暫緩行使權利而已。對於威逼，我們則持反對立場。議會最終同意放棄那項議案，又制訂了另外一項順從領主指示的議案。這項議案總督當然批准了。我也可以無拘無束揚帆遠航了。可就在這幾天，郵船卻已經帶著我的海上用品開走了，這對我來說是個損失，我唯一的補償就是爵爺感謝我幫忙的幾句套話，達成和解的功勞統統記在了他的賬上。 他已搶在我前面去了紐約；由於郵船的發派時間由他一手決定，當時那裡有兩條船，他說一條很快就要起航，我要求告訴確切的時間，怕我誤了船期，他的回答是，我已經公開宣布船在下周六起航，不過我私下告訴你，只要你趕在周日早上到也還來得及，不過再不能拖後了。由於在渡口被偶發事件所阻，我在周一中午才匆匆趕到，由於正是順風天氣，我擔心船已開走，但我很快就鬆了一口氣，因為得知船還在港里停著，第二天才能起航。 人們會以為我這就要啟程前往歐洲了。我也是這麼想的，但當時我對這位爵爺的性格還沒有摸透，原來躊躇不決是其性格的最大特點之一。我不妨舉幾個例子。我大概是在四月初來到紐約的，我想我們起航時快到六月底了。(147)當時有兩條郵船長期停在港內，就是因為等這位將軍的信件，總是說明天就送過來。又來了一條船，它也被滯留在那裡，我們起航時第四條船眼看就到了。派我們的船先走，因為在那裡待的時間最長。艙位已被乘客訂完了，有的急不可耐等著要走，商人們一個個像熱鍋上的螞蟻，手裡攥著信件和投過保（因為正值戰時）的秋季貨物的訂單。但他們焦急也是白搭；爵爺的書信尚未修好。凡是去拜訪他的人發現他總是伏案握筆，由此推定他肯定有洋洋萬言要付諸筆墨。有一天早晨，我也前去拜見，發現他的候見室里坐著一位叫英尼斯(148)的費城信使，他是帶著丹尼總督給將軍的一包信函專門趕過來的。他把朋友的幾封來信交給我，這就使我問起他的歸期和投宿處，我好托他捎幾封信回去。他告訴我他接到命令明晨九點來取將軍給總督的回信，然後立即動身。我當天就把信交到了他手裡。兩周後我又在同一地點見到了他。英尼斯！回來了；不是，我還沒走呢。——怎麼回事？過去這兩個禮拜我每天早晨遵命前來取爵爺的信，可到現在還沒有寫好。——不會吧，他可是落筆千言的人，我看見他總是在伏案疾書呀。是呀，英尼斯說，他就像招牌上的聖喬治(149)，老是騎在馬背上，永遠都不往前走。看來這位使者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因為到了英國之後，我才明白皮特先生(150)將這位將軍解職，派安默斯特和沃爾夫接任，給出的理由就是大臣們聽不到他的音信，無法知道他的作為。 這樣天天盼著起航，三條郵船準備駛向沙鉤(151)，跟那裡的艦隊會合，乘客認為還是待在船上最保險，省得突然來一道命令，開船了，自己被落下。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我們大約在船上待了六個禮拜，把航海的貯存消耗殆盡，不得不再去添購。艦隊終於起航了，將軍和他的軍隊統統上了船，朝路易堡進發，打算圍攻並拿下堡壘(152)；所有的郵船都一起前往，奉命追隨在將軍的旗艦左右，隨時準備接收他備好的急件。我們在海上耗了五天，總算等到了一封信和離開的許可，於是我們的船離開了艦隊駛往英國。其他兩條船他仍然留著，讓它們跟著他前往哈利法克斯(153)，他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演練軍隊，對假堡壘進行假攻擊，隨後又改變了圍攻路易堡的主意，帶領全軍返回紐約，連同上面提到的那兩條郵船和船上的乘客。趁他不在的時候法國人和野蠻人拿下了該地區邊境上的喬治堡(154)，野蠻人(155)對投降後的守軍進行了大肆屠殺。後來我在倫敦見到了主管其中一條郵船的邦內爾(156)船長。他告訴我，他被滯留了一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他報告爵爺，他的船底已經長滿了海藻貝殼等污物，這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它的快速航行，對一條郵船來說，這可是一個嚴重問題，因此要求給些時間將船側過身來，清理船底。將軍問他需要多少時間：他回答三天。將軍答道，如果一天能幹完，我批准；否則就不行，因為你必須後天起航。這樣，他從來都沒有得到批准，儘管此後等了一天又一天，足足等了三個月。 我也在倫敦見過邦內爾船上的一名乘客，他對這位爵爺騙他在紐約滯留這麼長時間、後來還把他挾持到哈利法克斯又送回紐約感到義憤填膺，賭咒發誓要告他來賠償損失。他告了沒告，我無從得知；不過按他說的，這對他事業上的損害是十分嚴重的。總而言之，我百思不得其解，怎麼能把統帥大軍的重任託付給這麼一個人呢：後來閱世日深，經多見廣，明白了鑽營求爵的手段和封官許願的動機，也就見怪不怪了。布雷多剋死後擔任軍隊指揮的謝利將軍如果繼續幹下去，我認為要比勞登一七五七年的戰績出色得多，勞登的這次戰役發動得既輕率，又靡費，使國家蒙受了難以想像的恥辱：因為儘管謝利不是行伍出身，但他本人明達事理，多謀善斷，又能傾聽別人的忠告，既能制訂高瞻遠矚的計劃，又會迅速積極地付諸實施。 而勞登呢，不但沒有用他的大軍保衛殖民地，反而在哈利法克斯吊兒郎當招搖炫耀，結果使殖民地完全處於無人防守的境地，從而丟了喬治堡。此外他還長期禁止糧食出口，藉口是使敵人無法獲得給養，實際上是為了打壓糧價，讓承包商漁利，據說，也許僅僅是懷疑，其中也有他的一份，這種做法攪亂了我們所有的商業活動，使我們的貿易一蹶不振。最後海上封鎖令解除，但又忘了通知查爾斯頓，於是讓卡羅來納的艦隊又多待了近三個月，結果船底由於蟲蛀多有壞損，以致大部分船隻在歸程中葬身海底。我相信謝利對卸任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統領一支軍隊對於一個不諳軍事的人來說，擔子實在是太沉重了。勞登接任司令一職後，紐約市給他舉辦了慶祝會，我前去參加，謝利雖然卸任，也去出席。會上賓客如雲，有官有民，有熟人，有生客，人多座位少，只好從四鄰借了一些椅子，其中一把非常矮，恰巧排給了謝利先生。我坐在他旁邊，便看在眼裡，於是說道，先生，他們給你的座位太低了。沒事，他說，富蘭克林先生，我發現座位低了最舒坦！ 前面說過，我在紐約滯留期間，收到了我給布雷多克採辦軍糧等物的全部賬單，有些賬單還在我雇用協辦此事的一些人員手中，一時還收不齊。我把賬單交給勞登勳爵，希望他付清餘額。他讓主管官員按規定逐一核查，此人對著單據逐項審核，確認準確無誤，所欠餘額爵爺答應給我一張到軍需官那裡提款的匯票。可這事一拖再拖，儘管我多次約好前去討要，但始終沒有拿到。最後，就在我啟程之前，他告訴我，他經過周密考慮，決定不能把他的賬單與前任的混在一起。你到了英國，他說，只能到財政部報賬領錢。我提到我被迫長期滯留在紐約，意外花銷太大，所以想立即領到現款；我還說，我索回墊款是天經地義的，對此再增添麻煩，推三阻四，就說不過去了，更何況我做的都是無償服務，但說了也是白說。噢，先生，他說，你可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就相信你兩袖清風。這類事我們清楚得很，誰不知道但凡給軍隊提供給養的，哪有不千方百計中飽私囊的。我向他保證我的情況絕對不是這樣，我可沒有往自己口袋裡裝過一文錢：他是分明不相信我的話；我後來確實了解到有人常常從這種差事中大發橫財。至於欠我的餘款，時至今日還未償還，此事後面還要講到。 我們起航之前，郵船的船長把他那條船的速度說得神乎其神。不幸的是，一出海，事實證明它是九十六條航船中最慢的一條，這可使船長太沒面子了。大家對慢的原因猜測紛紜，這時候我們就在一條幾乎跟我們一樣慢的船附近，然而它卻超過了我們，於是船長命令所有的人到船尾去，儘可能靠近旗杆站著。我們，包括乘客在內，有四十來個人。我們站在那裡以後，船速加快了，很快就把和我們相鄰的那條船遠遠甩在了後面，這就明明白白地證實了我們船長的懷疑，船頭超重了。一桶又一桶的水似乎原來都放前面。他下令把這些東西都搬到船尾；這一下船就恢復了它的勁頭，證明自己是船隊中的佼佼者。船長說，這條船的速度曾達到過十三節，相當於每小時十三英里。(157)我們的船上有一名乘客是海軍的甘迺迪船長(158)，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從來都沒有這麼快的船，肯定是測速繩的分度有誤，要麼就是拋測速木出了差錯。(159)於是兩位船長打了個賭，等風力足夠的時候再決勝負。甘迺迪嚴格檢查了測速繩，表示滿意，於是決定親自再拋測速木。過了幾天，風颳得又順又大，郵船船長（路德維希）說他相信船速達到了十三節，甘迺迪做了一番測試，承認他輸了。 我提出上面這件事情，為的是說明下述觀點。人們常說造船技術有個缺陷，那就是新船好不好，下水試過才知道；所以有了一條好船做樣板，新船就照葫蘆畫瓢，一成不變，事實證明恰恰事與願違，新船慢得不是一般。據我了解，部分原因是對於貨物裝載、船具配置和駕駛方法上船員們意見分歧，各有各的一套辦法。同是一條船，按一位船長的判斷和命令裝貨，運行好，按另一位船長的判斷和命令裝貨，運行則差。另外，一條船的建造、裝配下海、揚帆航行很難由同一個人完成，一個人製造船身，另一個人配備帆索，第三個人裝貨、駕駛。哪一個也無法知道另外兩人的所有的想法和經驗，所以就不能全面綜合，從而得出正確結論。即便是航海這樣簡單的操作，我也往往注意到指揮連續值班船員的官員的判斷各不相同，儘管風力一樣，把風帆調整得張揚還是服帖各有各的做法，所以似乎沒有定規可循。不過我認為不妨著手做一套實驗，先確定最適合快速航行的船體形狀；再確定桅杆的大小和最合適的安裝位置；然後確定帆的形狀和數量，以及它們隨風而變的態勢；最後確定貨物的安置。這是一個實驗的時代；準確無誤地做那樣一套綜合性的實驗，將會大有用處的。所以我相信過不了多久，某個有頭腦的科學家一定會這麼做的：我希望他會成功。 在這次航程中，我們被尾追了好幾回，但把它們一個個都甩在了後面，三十天後，我們到了測深繩所能達到的近岸水域。我們測天定位十分準確，船長判斷我們要進的港口（法爾茅斯）(160)近在眼前，如果夜裡全速行駛，明日一早就可以到達港口外面的海面上，而且夜裡快速行駛還可以避開敵人武裝民船的注意，因為它們常在英吉利海峽的入口附近巡弋。於是我們儘可能地扯起所有的風帆，風又大又順，我們乘風破浪，快速前進。船長測天定位之後調整了他的航向，他認為這樣就可以遠遠避開錫利群島(161)；然而，好像聖喬治海峽(162)有時候有一股強烈的潮流涌動，它矇騙海員，導致了克勞茲利·肖維爾爵士(163)海軍中隊的覆沒。這股潮流也許就是我們出事的原因。我們在船頭上安置了一名瞭望，常常有人朝他喊話，注意正前方；他也常常回答，明白，明白！可也許當時他閉上眼睛，正打盹兒，有時候回答也像人們說的，是機械式的：因為他沒有看見一盞燈光就在我們前面，由於它被翼帆擋住了，舵手和其餘的瞭望都看不見；但由於船偶然偏離航線，燈光才被發現，便引起了極大的驚慌，我們離燈光非常之近，我覺得它大得像個車輪。正是半夜時分，我們的船長正在蒙頭酣睡。不過甘迺迪船長卻跳上甲板，看見危險在即，便在沒有時間落帆的情況下命令船頭轉向。這麼做對桅杆極其危險，但卻使我們避開了礁石，免遭沉船之難，因為當時我們正在朝矗立著燈塔的礁石駛去。這次脫險使我強烈地感受到了燈塔的作用，使我狠下決心要鼓動人們在美洲多建一些燈塔，如果我能平安回去的話。 早晨，我們通過水深測量等手段發現我們離港口不遠了，但陸地被大霧籠罩著，我們無法看見。九點左右霧開始升起，看上去就像劇院裡的一塊大幕，從水面上提了起來，露出下面的法爾茅斯鎮、港里的船隻和周圍的田野。對於長期以來只見一片汪洋別無景色可看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幅令人賞心悅目、美不勝收的景象！更使我們欣喜的是，現在我們擺脫了戰雲瀰漫造成的憂慮。 我帶著兒子立即動身前往倫敦，只在沿途稍做停留，參觀了一下索爾茲伯里平原上的懸石壇(164)和威爾頓的彭布羅克勳爵的公館(165)和花園，以及他那些非常珍奇的古董。 我們於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抵達倫敦。(166) * * * (1)　自傳第三部是富蘭克林在費城寫的，時間在1788年到1789年5月底之間。 (2)　理察·桑德斯是17世紀倫敦曆書編寫者和占星學家。富蘭克林也許還記得一本從1661年到1766年出版的倫敦曆書，叫作《窮羅賓曆書》。 (3)　作於1757年夏天，在富蘭克林赴英航行期間，但印在1758年的曆書上。這篇著名的前言文本不同，叫法各異，有的叫「亞伯拉罕大爺的講話」，有的叫「致富之路」（法文叫「La Science du Bonhomme Richard」），在18世紀結束之前用七種不同的語言至少重印了145次，此後的重印更是難以計數。 (4)　《賓夕法尼亞報》，1735年2月11日和18日。 (5)　塞繆爾·亨普希爾，愛爾蘭長老會牧師，他於1734年在費城宣教。 (6)　詹姆斯·福斯特（1697—1753），一名不順從國教的英國教士，洗禮會教徒，當時最雄辯的宣教士之一。 (7)　弗蘭西斯·福爾傑·富蘭克林。為了闢謠，富蘭克林在報紙上登了一則文告，說孩子的夭折是傳染（「常見的渠道」）上了天花，而不是接種疫苗所致；他的接種被推遲，因為他患有腸疾，正在恢復。 (8)　亞歷山大·斯波茨伍德（1676—1740），1710—1722年間任弗吉尼亞軍事領導人和代理總督。 (9)　安德魯·布雷福德在任職的最後九年，一直沒有提交過賬目。1737年，富蘭克林接替他的職務。 (10)　富蘭克林說的「幾年」實際上是17年。他寫這篇共圖社稿子時約在1735年；費城的一個大陪審團回應他關於巡夜的申訴是1743年；賓夕法尼亞總督和議會通過授權法在1751年，費城市議會按富蘭克林的提議發布規範巡夜的命令是1752年7月7日。 (11)　最初刊登在1735年2月4日《賓夕法尼亞報》上。 (12)　聯合消防隊的條款由富蘭克林和另外十幾名創始隊員於1736年12月7日簽訂。 (13)　喬治·懷特菲爾德（1741—1770），一位狂熱的加爾文教派宣教士，在被稱為「大覺醒」的宗教奮興期間到美洲負責福音教會傳教使命。 (14)　伊斯蘭教教法說明官。 (15)　建築叫「新樓」。後來被費城學院（即後來的賓州大學）占用。該建築就是為新教禮拜而設計的。富蘭克林這種說法有點誇大其詞。 (16)　托馬斯·霍普金森（1709—1761），共圖社成員，富蘭克林做電的實驗時的同事。美洲科學學會的第一任會長。 (17)　富蘭克林印過懷特菲爾德的8冊日記和收有他的布道文及其他作品的9本書，幾乎都是在1739年至1741年間發行的。 (18)　約翰·史蒂芬·貝尼澤特（1683—1751）來到費城時是個貴格會教徒，但搬到德國城時改信摩拉維亞教派或聯合弟兄會教派。富蘭克林與懷特菲爾德的書信（現不存）來往也許是1745年。 (19)　離法院台階約500英尺。富蘭克林高估了人群的規模。懷特菲爾德吸引的聽眾在6000到8000之間——這對於一個約有1萬人口的城市來說，仍然十分可觀。 (20)　摘自中世紀一句拉丁名言：vox audita perit，litera scripta manet（說的話無影無蹤，寫的字永世長存）。 (21)　富蘭克林幫助在紐約、新港、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賓夕法尼亞的蘭開斯特和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多米尼加和安提瓜兩島上建立了印刷所。 (22)　該建議已不可考，但顯然包括利用為懷特菲爾德修建的「新樓」的方案。 (23)　理察·彼得斯（約1704—1776）被稱為「賓夕法尼亞最有學問的人」。 (24)　指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的創建者和第一代領主威廉·賓（1644—1718）的後代。 (25)　名為《在美洲英屬殖民地提倡有用知識的建議》（1743年5月14日）。也許這個創意來自植物學家約翰·巴特拉姆。「美洲科學學會」是北美第一個學術性學會。富蘭克林和傑斐遜擔任過前期會長。 (26)　大不列顛1739年對西班牙宣戰，1744年對法國宣戰。1747年法國和西班牙武裝民船在德拉瓦灣出現，引起遭到進攻的恐懼，1748年達成《亞琛和約》的消息傳到費城，恐懼才算結束。 (27)　喬治·托馬斯（約1695—1774），1738—1747年任賓夕法尼亞總督。 (28)　《明白的真相；或費城市及賓夕法尼亞地區現狀之嚴肅考量》，「費城一商人」著（1747年11月17日）。 (29)　托馬斯·勞倫斯（1689—1754），紐約人，他其實是費城民團的中校。亞伯拉罕·泰勒是上校。 (30)　儘管富蘭克林發誓決不要官，卻在1736年向議會申請秘書一職，在1751年申請郵政管理局副局長一職。 (31)　詹姆斯·莫里斯（1702—1751），費城傑出的貴格會信徒，議員，北美第一家收費圖書館會社的成員。 (32)　貴格會又稱「教友會」。和平主義是他們的一項基本信條。 (33)　還有一家消防隊也買了彩票，但第三家由於貴格會教徒占多數，以10比3的票數決定不買。 (34)　詹姆斯·洛根（1674—1751），殖民地政治家。他於1699年作為威廉·賓的秘書來到費城，監管賓的事務達五十年。儘管他是一位虔誠傑出的貴格會會員，但他相信防禦性戰爭是正義的。 (35)　實際上是250英鎊。 (36)　威廉·賓（1644—1718），賓夕法尼亞的創建者和領主。 (37)　路易堡，在布雷頓角島上，建於1720年，以防從海路入侵聖勞倫斯河。新英格蘭軍隊於1745年將它占領。1748年按《亞琛和約》歸還法國。它在1754—1763年的法國與印第安人戰爭中也很搶眼。 (38)　菲利普·辛格（1703—1789），共圖社成員，銀匠。 (39)　正確的名字應為邁克爾·沃爾法特（Michael Wohlfahrt, 1687—1741），賓夕法尼亞埃夫拉塔安息浸信會領袖。登卡爾派（源於德文Tunkers，意為「受浸者」）是信奉領受全身浸入水中的洗禮的德國浸禮宗教會（又叫「友愛會」）的綽號。這些信徒於1719年來到賓夕法尼亞。 (40)　1756年，有十名貴格會和平主義者辭去了賓夕法尼亞議會裡的職務，有三名拒絕參加再次競選。 (41)　富蘭克林於1744年初次為這本小冊子做廣告。他早在1739—1740年的冬天就使用了這種壁爐。這種壁爐減少了從煙囪里溢出的熱量損耗。富蘭克林聲稱，使用這種壁爐比傳統的敞口壁爐能使房間「溫暖一倍……只用四分之一的木柴」。他原創的壁爐已經失傳。現代的「富蘭克林壁爐」與原來的相差甚遠。 (42)　此人可能是一個名叫詹姆斯·夏普的人。 (43)　1749年印行。小冊子倡導一種實用的世俗教育，旨在培養為人類服務的渴望與能力。 (44)　原來認捐的總額約為2000英鎊。富蘭克林一年認捐10英鎊。 (45)　實際上是1751年才開的學。 (46)　又稱「聯合弟兄會」，基督教新教的一個派別，起源於捷克的摩拉維亞。 (47)　大衛·霍爾（1714—1772），富蘭克林的合伙人，一名蘇格蘭印刷商，他是接受富蘭克林的邀請來到費城的。 (48)　學院於1753年取得了第一個特許證。於1755年改為費城大學，1765年改為賓夕法尼亞大學。富蘭克林擔任受託管理人直至去世。 (49)　應為阿奇博爾德·斯賓塞（Archibald Spencer，約1698—1760），蘇格蘭愛丁堡人，常做電學方面的巡迴演講，1743年富蘭克林在波士頓聽過他的演講。 (50)　富蘭克林於1749年任治安推事，1748年任市議員，1751年任市政務員會委員，1751年任地區議會議員。 (51)　富蘭克林1752年在給彼得·柯林森的信中對他的魔方和魔圈做了描述。在魔方中是這樣安排的：每一行，不管橫的、豎的還是斜的，總數目都是相等的。魔圈是把一些數字按規定排列成一個圓形，這些數字加起來等於180或360。 (52)　富蘭克林年年連選，直至1764年，他經過激烈競爭失敗。儘管也許沒有直接拉過票，他卻讓別人替他努力爭取，在政治上他是全身心地投入的。 (53)　在賓夕法尼亞。 (54)　托馬斯·邦德（1712—1784），富蘭克林的醫生。 (55)　這段直接引語用了引號，而且將「他說」也放在引號內。 (56)　富蘭克林呼籲支持醫院的文章發表在1751年8月8日和15日的《賓夕法尼亞報》上。爾後他把這些材料擴充為一本小冊子，題名《關於賓夕法尼亞醫院的一些說明》（1754）。 (57)　吉爾伯特·坦南特（1703—1764），新澤西新布倫瑞克的長老會牧師，喬治·懷特菲爾德於1740年的「大覺醒運動」的同道。 (58)　富蘭克林作為賓夕法尼亞議會的代理前往英國與托馬斯和理察·賓商談對領主領地和其他地產同樣徵稅的事宜。 (59)　約翰·克利夫頓（？—1759），貴格會教徒，藥店老闆。 (60)　富蘭克林設計的路燈現在仍然矗立在費城的獨立廣場。 (61)　倫敦附近的花園和娛樂園。 (62)　約翰·福瑟吉爾（1712—1780），倫敦的貴格教派領袖，富蘭克林在倫敦時的醫生。在美國革命開始前他和富蘭克林合作想達成各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和解。 (63)　在倫敦的查林十字街附近，富蘭克林在那裡住了15年（1757—1762，1764—1775）。 (64)　威廉·亨特（？—1761），《弗吉尼亞報》的承印出版人。1753年富蘭克林和他被任命為郵政管理總局副局長。富蘭克林於1774年失去這一皇家委任的職務。 (65)　富蘭克林對這兩件事記憶有誤。哈佛（即劍橋學院）1753年7月25日給他榮譽稱號；耶魯是七個星期之後，即9月12日。 (66)　英國人擔心易洛魁印第安人（六部落）可能投向法國人。有些殖民地領導人希望利用這次大會出台一個殖民地聯合計劃。 (67)　給印第安人送禮是當時的習慣。 (68)　應為約翰·賓（1729—1795），托馬斯·賓的侄子，後來任賓夕法尼亞副總督（1763—1771，1773—1776）。漢密爾頓總督於1754年5月13日簽發委任狀。 (69)　理察·彼得斯（約1704—1776），英國聖公會牧師，地區派給領主的秘書。 (70)　詹姆斯·亞歷山大（1691—1756），紐約人，先後在紐約和新澤西擔任公職。 (71)　阿奇博爾德·甘迺迪（1685—1763）在紐約擔任公職並寫有《贏得並保持與印第安人友誼的重要性》（1751）一書。 (72)　各殖民地相互猜忌，對任何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中央集權表示懷疑。英國官員為某些自行其是的殖民地議會的行為所苦，同樣反對趨向統一計劃的任何動向。所以各殖民地和宗主國都不支持協調一致的舉措。 (73)　《政論、雜文與科學論文集》（1779）。拉巴里指出富蘭克林對奧爾巴尼計劃的失敗的理由過於簡單化了。各殖民地本身害怕任何一個殖民地有支配地位，所以提防強勢議會，不願看見任何一個強大的立法機構出現。 (74)　威廉·謝利（1694—1771）於1741—1749年、1753—1756年任馬薩諸塞總督。 (75)　引自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約60—140）的《諷刺詩》第10首第1—3行。英文譯者約翰·德萊頓將其譯成兩行。 (76)　羅伯特·亨利·莫里斯（約1700—1764），1754—1756年任賓夕法尼亞總督。 (77)　接連三段直接引語，兩段不用引號，只有第三段用引號，而且將「他高興地說」置於引號內，可見作者使用標點並不統一。 (78)　富蘭克林對賓夕法尼亞政局以及在倫敦與賓氏叔侄的談判的回憶都顯得和風細雨，這與同時代人對這些事件中的疾風暴雨的記述大相徑庭。 (79)　這跟西班牙大作家塞萬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第一部第二十九章的故事有出入，原書說桑丘對統治黑人的想法感到難過，後來意識到可以將他們賣掉才高興起來。 (80)　這裡指托馬斯·賓（1702—1775），他是威廉·賓（1644—1718）的兒子。威廉是賓夕法尼亞的創建者。根據1681年的特許狀，威廉被任命為賓夕法尼亞的「真正、絕對的」領主。據此，他行使該殖民地的統治權。賓夕法尼亞在美國革命前一直在賓家族領主控制之下。 (81)　威廉·丹尼（1709—1765），1756—1759年任賓夕法尼亞總督，是個腐敗分子。1759年他迫於壓力簽署法案對領主地產徵稅。議會讓領主分攤政府開支的努力並未奏效，1775年以前再沒有試圖對他們的田產徵稅。富蘭克林的記述不完整。 (82)　指英法（與印第安人結盟）之間的「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1754—1763）。最後法國失敗，1763年的《巴黎條約》結束了法屬北美帝國。 (83)　1730年法國人在尚普蘭湖的王冠角修建聖弗雷德里克堡，防止入侵魁北克和蒙特婁。 (84)　喬塞亞·昆西（1710—1784），波士頓富商，後來成為富蘭克林的朋友。 (85)　托馬斯·鮑納爾（1722—1805），1757—1760年任馬薩諸塞總督。 (86)　公債經募處出藉由立法行為認可並由地產抵押擔保的紙幣，借貸是收利息的。議會有權監管這些收入的花銷。 (87)　愛德華·布雷多克（1695—1755），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中北美英軍司令。 (88)　富蘭克林的手稿不包括「公告」，這裡是按照現存的一張大幅單面印刷原件重印的。 (89)　在馬里蘭西部的坎伯蘭堡。 (90)　約翰·克萊爾爵士或聖克萊爾以兇猛聞名。 (91)　托馬斯·鄧巴（？—1767），英軍上校，他於1755年接替布雷多克任北美部隊司令。 (92)　威廉·富蘭克林當過為征討法屬加拿大而招募的一支殖民地部隊里的軍官（1746—1747）。 (93)　這一時期的糖形狀不是條形，就是錐形。 (94)　1英擔重112磅。 (95)　即朗姆甜酒。 (96)　愛德華·布雷多克將軍由於對荒野交戰沒有經驗，在對法國人和印第安人作戰中失敗，1755年7月9日在莫農加希拉河附近的荒野之戰中受了致命傷。他的軍隊中有450名殖民地民兵，由喬治·華盛頓中校領導，是他指揮殘兵撤退的。 (97)　在匹茲堡。 (98)　即魁北克。 (99)　也許是指德農維爾侯爵1687年與塞納卡諸部落的戰役。德農維爾的軍隊遭到印第安人伏擊，被迫撤退。 (100)　即迪尤肯堡。 (101)　小威廉·謝利（1721—1755），馬薩諸塞總督的兒子。 (102)　更加精確的報告顯示參戰官兵1469名，死456名，傷520名。 (103)　更有可能是800左右，他們中戰死約25人，受傷的人數相當。 (104)　羅伯特·奧爾姆死於1790年。 (105)　大衛·休謨（1711—1776），蘇格蘭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是赫特福德伯爵的秘書，不是哈考特的秘書。 (106)　指尚未完成既定的工役的契約僕役。 (107)　托馬斯·邦德（1713—1784）和菲尼亞斯·邦德（1717—1773），費城醫生。 (108)　富蘭克林的民兵議案免除了貴格會信徒和其他出於良心道德的反對者，規定自願加入，連隊各級軍官選舉產生，實際上並沒有提軍事訓練事宜。最終英國政府於1756年7月7日予以否定。 (109)　這篇對話與民兵法令發表在1756年2月和3月的《紳士雜誌》上。——富蘭克林注《X，Y和Z之間的對話》最初發表在1755年12月18日的《賓夕法尼亞報》上，1756年3月26日在《紳士雜誌》上轉載。《民兵法令》發表在2月份的《紳士雜誌》上。 (110)　正確的叫法是「吉內登哈滕」（意為「恩舍」），即現在賓夕法尼亞的魏斯堡，位於伯利恆以北約二十五英里處，1775年11月24日被印第安人摧毀。駐紮在那裡的新來的部隊於1756年1月1日被打敗。 (111)　摩拉維亞派（即「統一弟兄會」）信徒於1735年從德國薩克森地區來到賓夕法尼亞。他們的中心是六年以後建立的伯利恆。 (112)　賓夕法尼亞東北部德拉瓦河谷地區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斯特勞茲堡和米爾福德之間。 (113)　富蘭克林是在1756年1月15—18日從伯利恆趕往吉內登哈滕的。 (114)　他們總共十一個。兩個逃脫。 (115)　查爾斯·克標頓·貝蒂（約1715—1772），後來在賓夕法尼亞的深溪長老會做牧師，並擔任新澤西學院的受託管理人。 (116)　液量單位，等於四分之一品脫。 (117)　富蘭克林將這一圍樁命名為「艾倫堡」；另外兩座由他派出去的小分隊修建，東北約15英里處的是諾里斯堡；西南約15英里處的是富蘭克林堡。 (118)　威廉·克拉彭（？—1763），著名的邊疆英雄，後來被印第安人殺死，並割去頭皮。 (119)　民兵軍官選舉在12月22日至24日舉行，莫里斯總督拒絕接受投票選舉為合法，從而引起了騷亂，不過富蘭克林的支持者還是具有足夠的民眾後盾取得勝利。 (120)　即托馬斯·邦德。 (121)　富蘭克林是1756年2月23日被委任的。從英國來的民兵法令被宣布無效的消息於1756年10月中旬到達費城。 (122)　埃弗拉德·福克納（1684—1758）於1754年被任命為郵政管理局局長。 (123)　彼得·柯林森（1694—1768），皇家學會會員，倫敦的一位貴格會信徒，植物學家。他與富蘭克林和其他殖民地的科學家們經常有書信來往。他負責出版了富蘭克林著名的《電的實驗與觀察》（1751）。 (124)　其實是玻璃棒，用布摩擦可生電。 (125)　埃比尼澤·金納斯利（1711—1778），費城的一位學校校長，富蘭克林電學實驗的主要合作者。 (126)　約翰·米切爾（？—1768），英國物理學家、博物學家，在美洲生活過幾年。他的北美地圖（1755）最為世人矚目，並在1782—1783年英國和各殖民地的和平談判時被使用。 (127)　富蘭克林低估了英國科學家對他的報告的評價，他們很多人承認他的實驗的真正重要性。 (128)　愛德華·凱夫（1619—1754），《紳士雜誌》（1731—1754）的出版人，該雜誌提供了不少篇幅登載富蘭克林和美洲的消息。 (129)　《富蘭克林的〈電的實驗與觀察〉序》。 (130)　布封伯爵喬治－路易·勒克萊爾（1707—1788），著名的法國博物學家。他的物種（包括人）在新世界必然趨向退化的理論激起了托馬斯·傑斐遜在《弗吉尼亞州札記》（1784）中的反駁。 (131)　托馬－弗朗索瓦·達里巴爾（1703—1799），法國物理學家，他將富蘭克林的《電的實驗與觀察》譯成法文（1752）。 (132)　讓－安托萬·諾萊（1700—1770），法國首席電學家。他的理論遭到富蘭克林的作品的質疑。諾萊抨擊富蘭克林，一時把電學分為富蘭克林派和反富蘭克林派。 (133)　讓－巴蒂斯特·勒魯瓦（1720—1800），法國物理學家。他發明了第一個實用的發電機，而後又完善了避雷針。 (134)　馬蒂蘭·雅克·布里松（1723—1806），約瑟夫·普里斯特利的《電的歷史與現狀》（1767）的法文譯者。 (135)　富蘭克林在1746年前後開始做電學實驗。1750年他提出一種在高塔或尖塔裝一根棒從雷雲中吸引「電流」的方法，從而證明閃電和電是相同的。這種相同性以前別人就提出過，但富蘭克林是第一個建議用實驗證明這一主張的人。他的理論發表在《電的實驗與觀察》（1751）中。此書1752年譯成法文後，達里巴爾和他的助手德洛爾於1752年5月1日在法國馬爾利鎮第一次做這一實驗。富蘭克林直到一個月後，即1752年6月才用一隻風箏，而後是尖塔，做他自己的實驗。 (136)　愛德華·賴特（？—1761），蘇格蘭物理學家，皇家學會會員。 (137)　威廉·華生（1715—1787），英國物理學家和博物學家。他發展了一種與富蘭克林的理論類似的電學理論。1756年他和其他一些科學家提名富蘭克林為皇家學會會員。 (138)　約翰·坎頓（1718—1772），倫敦的一位學校校長兼科學家。他是第一個嘗試富蘭克林的電學試驗的英國人。他的實驗激發了富蘭克林的進一步研究。 (139)　戈弗雷·科普利爵士（約1654—1709）遺贈一筆基金作為年度獎金，由皇家學會頒發給對人類知識做出貢獻的人。 (140)　麥克爾斯菲爾德二世伯爵喬治·帕克（約1697—1764），英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皇家學會會長。 (141)　作為領主，托馬斯·賓給他的「總督」或代理下達指示。議會把這些命令和英國內閣的命令區分開來，對後者他們願意服從。1756年9月23日，議會譴責了給「總督」的私人指示，1757年富蘭克林被派往倫敦「伸冤」，其中一條就是撥款問題。 (142)　《賓夕法尼亞體制和政府的歷史評論》為理察·傑克遜所作，但是由富蘭克林掏錢出版（1759），並提供了許多資料。 (143)　威爾斯親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1707—1751），反對他父親喬治二世（1683—1760）的政黨領袖。弗雷德里克尚未登基就已去世，是1760—1820年在位的喬治三世（1738—1820）的父親。 (144)　亞歷山大·蒲柏在《愚人記》第二版（1728）第三卷第159—160行中回擊了拉爾夫對他的詆毀。 (145)　四世勞登伯爵約翰·坎貝爾（1705—1782），1755年布雷多克戰敗後任英軍美洲部隊司令。 (146)　威廉·莫里斯為「哈利法克斯號」郵船的船長。 (147)　在1757年6月20日。 (148)　應為詹姆斯·英尼斯（約1709—1774），賓夕法尼亞政府的官方信使。 (149)　英國酒館招牌上一般都畫有聖喬治騎馬屠龍的像。聖喬治是英格蘭的守護神。 (150)　威廉·皮特（1708—1778），英國首相，美洲事業的捍衛者，他解除了勞登北美英軍司令的職務，由少將傑弗里·安默斯特勳爵（1717—1797）接替。詹姆斯·沃爾夫准將（1727—1759），在安默斯特領導下，指揮英軍於1759年9月攻占魁北克。 (151)　新澤西東部的海岸半島，在哈得孫河口。 (152)　勞登計劃於1757年進攻路易堡，結果因天氣不好和法國守軍力量太強而受阻。 (153)　英國殖民地新斯科舍的首府。 (154)　喬治湖上的威廉·亨利堡，在紐約東北。 (155)　指法國的印第安人聯軍。 (156)　約翰·多德·邦內爾，「哈利奧特號」郵船的船長。 (157)　應當是13海里，約合每小時17英里。 (158)　小阿奇博爾德·甘迺迪（？—1794），富蘭克林朋友的兒子。 (159)　過去船速是這樣測量的：向舷外拋一根圓木，圓木上綁著一根繩子，繩子隔一段打一個結。船行走時圓木——在水裡是固定的——把繩子拉過船尾舷欄，把在規定時間裡拉過舷欄的繩結數一數，船速就可以測算出來。 (160)　英國西南角的一個海港。 (161)　位於英國西南25英里處。 (162)　在英國和愛爾蘭之間。 (163)　應為克洛迪斯利·肖維爾（1650—1707），安妮女王的海軍上將，1707年10月22日他的艦隊在群島附近觸礁沉沒。 (164)　不列顛的史前巨石柱群，在索爾茲伯里北面約10英里處。 (165)　威爾頓公館，彭布羅克伯爵赫伯特家族的家宅，英國莊園豪宅之一。菲利普·錫德尼爵士（1554—1586）在此地創作了他的田園生活傳奇《阿卡狄亞》。 (166)　富蘭克林於7月17日抵達法爾茅斯，7月26日晚到達倫敦。這是《自傳》第三部的結束語，是富蘭克林的兒子於1818年印行的手稿中的最後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