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說盂蘭盆經譯註 · 題解

《佛說盂蘭盆經》，又稱《盂蘭盆經》。「盂蘭盆」是對梵文Ullambana的翻譯，但「盂蘭盆」的含義是什麼，歷來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盂蘭盆」三字中的「盂蘭」二字是梵文的音譯，義為「倒懸」；「盆」則是漢語，指盛放供食的器具；「盂蘭盆」解釋為「救倒懸器」。唐慧淨的《盂蘭盆經贊述》、唐宗密的《佛說盂蘭盆經》、明智旭的《盂蘭盆經新疏》、清靈耀的《盂蘭盆經折中疏》、清元奇《盂蘭盆經略疏》都持此說。第二種解釋認為「盂蘭盆」三字都是梵文的音譯，其義為「倒懸」，但從經文可解釋為「救倒懸」，並認為前種解釋為誤訛。唐玄應的《一切經音義》、宋遇榮的《盂蘭盆經疏孝衡鈔》等持此說。在這兩種解釋中，現代人大多取後一種解釋。 此本為竺法護譯本。經題前加「佛說」二字，意為此經為佛陀親口所說。但也有人認為現存的梵文及巴利文佛經中已無此經，所以它究竟是竺法護的譯作，還是竺法護借佛經中的「盂蘭盆」詞語所進行的發揮，或是他人的託名之作，尚難以定論。 此經篇幅不長，全經七百三十多字，但在佛教史上卻有著非同一般的價值和意義。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以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而衝突最激烈的是在倫理道德方面。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是「忠」「孝」。「忠」是為臣之道，講君臣關係；「孝」是為子之道，講父子關係。但兩者之中，「孝」更為根本。所謂「孝，德之本」(《孝經》)、「忠臣出於孝門」，「忠」不過是「孝」的擴大。而佛教倫理的基礎是平等利他，在此基礎上，主張不分親疏，救度一切眾生，與血緣關係為基礎的親親、尊尊的中國傳統道德觀有很大不同。對佛教，中土人士最難以接受的就是僧人的出家棄親，所以「無父無君」「不敬父母」歷來成為人們反對佛教、攻擊佛教的焦點。但是《盂蘭盆經》卻向人們講述了一個動人的孝子故事——釋迦牟尼的大弟子目犍連悉心救度其墮入餓鬼道中的母親生天的感人故事，這對注重孝道的中國人來說自然是備感親切，所以《盂蘭盆經》在中國素有「佛教孝經」的美稱，再加上其文字平易流暢，情節連貫，敘事性強，不像一般經文那樣佶屈聱牙、精深玄奧；而且經中對目連母親生在餓鬼道中欲食不能的痛苦的描述、對目連悉心救母的拳拳孝行的描述、對目連道眼神通及眾僧法力神威的描述又極富感染力，所以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 《盂蘭盆經》與中國傳統倫理及大眾接受程度的契合，引起了譯經者的關注，也引得許多僧人紛紛為之作注作疏。此經至少有兩個譯本，一為竺法護譯本，還有一個譯本名為《佛說報恩奉盆經》(又名《報像功德經》)，可惜已失譯主。從唐代起，歷代都有人為《盂蘭盆經》作注作疏，如唐代有玄應的《盂蘭盆經音義》、慧淨的《盂蘭盆經講述》、宗密的《盂蘭盆經疏》；宋代有元照的《盂蘭盆經新記》、普觀的《盂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遇榮的《盂蘭盆經疏孝衡鈔》《盂蘭盆經孝衡鈔科》、日新的《盂蘭盆經疏鈔余義》；明代有智旭的《盂蘭盆經新疏》；清代有靈耀的《盂蘭盆經折中疏》、元奇的《盂蘭盆經略疏》；近代有丁福保的《盂蘭盆經箋注》。 通過上述正規的譯經、注經形式，《盂蘭盆經》在僧人及知識人士中得到廣泛傳播。此外，《盂蘭盆經》還以其變文的俗文學形式為普通信徒和百姓所喜聞樂見。佛教變文分講經文和佛教故事變文兩類，其中佛教故事變文是對佛典中佛陀及弟子奇異故事的鋪敘、推演，它不注重探討佛典的深奧教義，而是將佛理寓予經過敷衍的生動故事裡，以趣味來曉喻聽眾。入唐以來，《盂蘭盆經》中目連救母的故事被推衍為多種佛教故事變文，如《目連緣起》、《目連變文》、《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等，並有圖文並茂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 變文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寶卷」。「寶卷」以韻文為主，間以散文，僧人在講唱寶卷時，散文用以講述、韻文用來歌唱。以目連救母為題材的寶卷有《目連救母出地獄升天寶卷》等。 目連救母還成為後世戲曲、小說的題材。一則目連救母，上下流傳千百年，為各類人所津津樂道，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廣，《盂蘭盆經》在中土大地的廣泛流傳，緩和了佛教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間的衝突，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盂蘭盆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獨特的價值和意義，還在於形成了漢傳佛教的重要節日——盂蘭盆會。由於《盂蘭盆經》中有這樣的描述：目連母死後轉生為餓鬼受極大痛苦，如處倒懸。目連雖得神通，仍救度不成，於是求助於佛。目連遵佛教誨，於七月十五日(夏曆)，眾僧自恣時，以百味果食供養十方僧人，借眾僧之神力救母，目連母頓時得救。目連將此推及到一切佛門弟子和行孝道的人，主張於每年此日，舉行此儀式，救度已故的七世父母和在世父母。受此感染，於是在中國民間出現了依據《盂蘭盆經》而設立的「盂蘭盆會」儀式。 據《佛祖統記》卷三十七，盂蘭盆會始於梁武帝蕭衍。蕭衍於大同四年(公元五三八年)在同泰寺設盂蘭盆齋。此後上下仿行，成為風俗，每年七月十五日，寺院都要舉行儀式，除設齋供僧外，還要舉行誦經等宗教活動。而一般群眾則主要用以祭祀祖先亡靈，故也叫「鬼節」。現在盂蘭盆會已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節日，也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日本等國佛教的重要節日。 此經的譯者竺法護，是西晉僧人。祖籍月氏，但世居敦煌，故被稱為「敦煌菩薩」「敦煌開士」。法護本姓支，因八歲時隨外國沙門竺高座出家，改姓竺。他天性純懿、好學強記，曾萬里尋師，涉獵百家之言。因有感於當時佛教徒只知推崇寺廟圖像，不重視傳譯佛教經典，而慨然發憤，志弘佛道。他隨師至西域，遊歷各國，精通了西域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了大批梵文經籍，帶回長安。在從敦煌至長安的歸途中，法護便開始譯經，此後傳譯不綴，直至去世。他先後譯經一百六十五部，成為佛教傳入中國以來譯經最多的人。故《高僧傳》稱：「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法護譯經的特點是忠實原典，不任意刪略，「依慧不文、朴則近本」(《高僧傳》引道安語)，但又宏達欣暢。他所譯的佛經幾乎囊括了當時西域流傳的各種要籍，對後世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