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自述 · 3　居緣緣堂

作父親(1) 樓窗下的弄里遠地傳來一片聲音；「咿喲，咿喲……賣小雞嘍！」漸近漸響起來。 一個孩子從家中抬起頭來，張大眼睛傾聽一會，「小雞！小雞！」叫了起來。四個孩子同時放棄手中的筆，飛奔下樓，好像路上的一群麻雀聽見了行人的腳步聲而飛去一般。 我剛才扶起他們所帶倒的凳子，拾起桌子上滾下去的鉛筆，聽見大門口一片吶喊：「買小雞！買小雞！」其中又混著哭聲。連忙下樓一看，原來元草因為落伍而狂奔，在庭中跌了一交，跌痛了膝蓋骨不能再跑，恐怕小雞被哥哥、姐姐們買完了輪不著他，所以激烈地哭著。我扶了他走出大門口，看見一群孩子正向一個挑著一擔「咿喲，咿喲」的人招呼，歡迎他走近來。元草立刻離開我，上前去加入團體，且跳且喊：「買小雞！買小雞！」淚珠跟了他的一跳一跳而從臉上滴到地上。 孩子們見我出來，大家迴轉身來包圍了我；「買小雞！買小雞！」的喊聲由命令的語氣變成了請願的語氣，喊得比前更響了。他們仿佛想把這些音蓄入我的身體中，希望它們由我的口上開出來。獨有元草直接拉住了擔子的繩而狂喊。 我全無養小雞的興趣：而且想起了以後的種種麻煩，覺得可怕。但鄉居寂寥，絕對屏除外來的誘惑而強迫一群孩子在看慣的幾間屋子裡隱居這一個星期日，似也有些殘忍。且讓這個「咿喲、咿喲」來打破門庭的岑寂，當作長閒的春晝的一種點綴吧。我就招呼挑擔的，叫他把小雞給我們看看。 他停下擔子，揭開前面的一籠。「咿喲，咿喲」的聲音忽然放大。但見一個細網的下面，蠕動著無數可愛的小雞，好像許多活的雪球。五六個孩子蹲集在籠子的四周，一齊傾情地叫著「好來！好來！」一瞬間我的心也屏絕了思慮而沒入在這些小動物的姿態的美中，體會了孩子們對於小雞的熱愛的心情。許多小手伸入籠中，競指一隻純白的小雞，有的幾乎要隔網捉住它。挑擔的忙把蓋子無情地冒上，許多「咿喲，咿喲」的雪球和一群「好來，好來」的孩子就變成了咫尺天涯。孩子們悵望籠子的蓋，依附在我的身邊，有的伸手摸我的袋。我就向挑擔的人說話：「小雞賣幾錢一隻？」 「一塊洋錢四隻。」 「這樣小的，要賣二角半錢一隻？可以便宜些否？」 「便宜勿得，二角半錢最少了。」 他說過，挑起擔子就走。大的孩子脈脈含情地目送他，小的孩子拉住了我的衣襟而連叫「要買！要買！」挑擔的越走得快，他們喊得越響，我搖手止住孩子們的喊聲，再向挑擔的問：「一角半錢一隻賣不賣？給你六角錢買四隻吧！」 「沒有還價！」 他並不停步，但略微旋轉頭來說了這一句話，就趕緊向前面跑。「咿喲，咿喲」的聲音漸漸地遠起來了。 元草的喊聲就變成哭聲。大的孩子鎖著眉頭不絕地探望挑擔者的背影，又注視我的臉色。我用手掩住了元草的口，再向挑擔人遠遠地招呼：「二角大洋一隻，賣了吧！」 「沒有還價！」 他說過便昂然地向前進行，悠長地叫出一聲「賣——小——雞！」其背影便在弄口的轉角上消失了。我這裡只留著一個號啕大哭的孩子。 對門的大嫂子曾經從矮門上探頭出來看過小雞，這時候就拿著針線走出來，倚在門上，笑著勸慰哭的孩子，她說：「不要哭！等一會兒還有擔子挑來，我來叫你呢！」她又笑著向我說，「這個賣小雞的想做好生意。他看見小孩子哭著要買，越是不肯讓價了。昨天坍牆圈裡買的一角洋錢一隻，比剛才的還大一半呢！」 我同她略談了幾句，硬拉了哭著的孩子回進門來。別的孩子也懶洋洋地跟了進來。我原想為長閒的春晝找些點綴而走出門口來的，不料討個沒趣，扶了一個哭著的孩子而回進來。庭中柳樹正在駘蕩的春光中搖曳柔條，堂前的燕子正在安穩的新巢上低徊軟語。我們這個刁巧的挑擔者和痛哭的孩子，在這一片和平美麗的春景中很不調和啊！ 關上大門，我一面為元草揩拭眼淚，一面對孩子們說：「你們大家說『好來，好來』『要買，要買』，那人就不肯讓價了！」 小的孩子聽不懂我的話，繼續抽噎著；大的孩子聽了我的話若有所思。我繼續撫慰他們：「我們等一會再採買吧。隔壁大媽會喊我們的。但你們下次……」 我不說下去了。因為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再進一步，就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這哪裡像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 ———————————————————— (1) 原載《文學》1933年7月1日第1卷第1號。 塘棲 夏目漱石的小說《旅宿》中，有這樣的一段文章：「像火車那樣足以代表二十世紀的文明的東西，恐怕沒有了。把幾百個人裝在同樣的箱子裡驀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裝進在箱子裡的許多人，必須大家用同樣的速度奔向同一車站，同樣地薰沐蒸汽的恩澤。別人都說乘火車，我說是裝進火車裡。別人都說乘了火車走，我說被火車搬運。像火車那樣蔑視個性的東西是沒有的了……」 我翻譯這篇小說時，一面非笑這位夏目先生的頑固，一面體諒他的心情。在二十世紀中，這樣重視個性，這樣嫌惡物質文明的，恐怕沒有了。有之，還有一個我，我自己也懷著和他同樣的心情呢。從我鄉石門灣到杭州，只要坐一小時輪船，乘一小時火車，就可到達。但我常常坐客船，走運河，在塘棲過夜，走它兩三天，到橫河橋上岸，再坐黃包車來到田家園的寓所。這寓所賽如我的「行宮」，有一男僕經常照管著。我那時不務正業，全靠在家寫作度日，雖不富裕，倒也開銷得過。 客船是我們水鄉一帶地方特有的一種船。水鄉地方，河流四通八達。這環境嬌養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客船最講究，船內裝備極好。分為船梢、船艙、船頭三部分，都有板壁隔開。船梢是搖船人工作之所，燒飯也在這裡。船艙是客人坐的，船頭上安置什物。艙內設一榻、一小桌，兩旁開玻璃窗，窗下都有坐板。那張小桌平時擺在船艙角里，三隻短腳擱在坐板上，一隻長腳落地。倘有四人共飲，三隻短腳可接長來，四腳落地，放在船艙中央。此桌約有二尺見方，叉麻雀也可以。艙內隔壁上都嵌著書畫鏡框，竟像一間小小的客堂。這種船真可稱之為畫船。這種畫船雇用一天大約一元。（那時米價每石約二元半。）我家在附近各埠都有親戚，往來常坐客船。因此船家把我們當作老主顧。但普通只雇一天，不在船中宿夜。只有我到杭州，才包它好幾天。 吃過早飯，把被褥用品送進船內，從容開船。憑窗閒眺兩岸景色，自得其樂。中午，船家送出酒飯來。傍晚到達塘棲，我就上岸去吃酒了。塘棲是一個鎮，其特色是家家門前建著涼棚，不怕天雨。有一句話，叫作「塘棲鎮上落雨，淋勿著」。「淋」與「輪」發音相似，所以凡事輪不著，就說「塘棲鎮上落雨」。且說塘棲的酒店，有一特色，即酒菜種類多而分量少。幾十隻小盆子羅列著，有葷有素，有干有濕，有甜有咸，隨顧客選擇。真正吃酒的人，才能賞識這種酒家。若是壯士、莽漢，像樊噲、魯智深之流，不宜上這種酒家。他們狼吞虎咽起來，一盆酒菜不夠一口。必須是所謂酒徒，才可請進來。酒徒吃酒，不在菜多，但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筍，其味無窮。這種人深得酒中三昧，所以稱之為「徒」。迷於賭博的叫作賭徒，迷於吃酒的叫作酒徒。但愛酒畢竟和愛錢不同，故酒徒不宜與賭徒同列。和尚稱為僧徒，與酒徒同列可也。我發了這許多議論，無非要表示我是個酒徒，故能常識塘棲的酒家。我吃過一斤花雕，要酒家做碗素麵，便醉飽了。算還了酒鈔，便走出門，到淋勿著的塘棲街上去散步。塘棲枇杷是有名的。我買些白沙枇杷，回到船里，分些給船娘，然後自吃。 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適的事。吃枇杷要剝皮，要出核，把手弄髒，把桌子弄髒。吃好之後必須收拾桌子，洗手，實在麻煩。船里吃枇杷就沒有這種麻煩。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丟在河裡，吃好之後在河裡洗手。坐船逢雨天，在別處是不快的，在塘棲卻別有趣味。因為岸上淋勿著，絕不妨礙你上岸。況且有一種詩趣，使你想起古人的佳句：「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古人讚美江南，不是信口亂道，卻是親身體會才說出來的。江南佳麗地，塘棲水鄉是代表之一。我謝絕了二十世紀的文明產物的火車，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實在並非頑固。知我者，其惟夏目漱石乎？ 送考(1) 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牽牛花開花，就捨棄了它們，送一群孩子到杭州來投考。 這一群小學畢業生中，有我的女兒，和我的親戚朋友家的兒女。送考的也還有好幾個人，父母，親戚，或先生。我名為送考，其實沒有重要責任，一切都有別人指揮。我是對家裡的牽牛花失了歡，想換一個地方去度送這早秋，而以送考為名義的。因此我頗有閒心情，可以旁觀他們的投考。 坐船出門的一天，鄉間旱象已成。運河兩岸，水車同體操隊伍一般排列著，咿呀之聲不絕於耳。村中農夫全體出席踏水，已種田而未全枯的當然要出席，已種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沒有種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車上，連老太婆，婦人，和十二三歲的孩子也出席。這不是平常的灌溉，這是一種偉觀，人與自然奮鬥的偉觀！我在船艙中聽了這種聲音，看了這般情景，不勝感動。但那班投考的孩子們對此如同不聞不見，只管埋頭在《升學指導》、《初中入學試題匯解》等書中。我喊他們：「喂！抱佛腳沒有用的！看這許多人工作！這是百年來未曾見過的狀態，大家看！」 但他們的眼向兩岸看了一看就回到書上，依舊埋頭在書中。後來卻提出種種問題來考我： 「穿山甲歡喜吃什麼東西的？」 「耶穌誕生於中國什麼朝代？」 「無煙火藥是用什麼東西製成的？」 「挪威的海岸線長多少里？」 我全被他們難倒，一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我裝著長者的神氣對他們說：「這種題目不會考的！」他們都笑起來，伸出一根手指點著我，說：「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老羞並不成怒，笑著，倚在船窗上吸香菸。後來聽見他們裡面有人在教我：「穿山甲歡喜吃螞蟻的！……」我管自看那踏水的，不去聽他們的話；他們也管自埋頭在書中，不來睬我，直到舍舟登陸。 乘進火車裡，他們又拿出書來看；到了旅館裡他們又拿出書來看；一直看到赴考的前晚。在旅館裡我們又遇到了幾個朋友的兒女，他們也是來報考的，於是大家合作起來。赴考這一天，我五點鐘就被他們噪醒，就起個早來送他們。許多童男童女各人挾了文具，帶了一肚皮「穿山甲歡喜吃螞蟻」之類的知識，坐黃包車去赴考。有幾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愁容滿面地上車，好像被押赴刑場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憐。 到了晚快，許多孩子活潑潑地回來了。一進房間就湊作一堆講話：那個題目難，這個題目易：你的答案不錯，我的答案錯，議論紛紛，沸反盈天。講了半天，結果有的臉上表示滿足，有的臉上表示失望。然而嘴上大家準備不取。男的孩子高聲地叫：「我橫豎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說：「我取了要死！」 他們每人投考的不止一個學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學校是大家共通地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會的，則各人所選擇不同。但在大多數的投考者和送考者的觀念中，似乎把杭州的學校這樣地排列著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知識不足，算術做不出；明知省立學校難考取，要十個人裡頭取一個，但寧願多出一塊錢的報名費和一張照片，去碰碰運氣看。萬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省立學校的「省」字仿佛對他們發散無限的香氣，大家講起了不勝欣羨。 從考畢到發表的幾天之內，投考者之間的空氣非常沉悶。有幾個女生簡直是寢食不安，茶飯無心。他們的胡思夢想在談話之中反反覆覆地吐露出來：考得得意的人，有時好像很有把握，在那裡探聽省立學校的制服的形式了；但有時聽見人說「十個人裡頭取一個，成績好的不一定統統取」，就忽然心灰意懶，去討別個學校的招生簡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雖說「取了要死」，但從她們屈指計算發表期的態度上，可以窺知她們並不絕望。世間不乏僥倖的例，萬一取了，她們好比死而復生，其歡喜豈不更大麼？然而有時她們忽然覺這太近於夢想，問過了「發表還有幾天？」之後，立刻接上一句「不關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聽他們紛紛議論之外，白天統在外面跑，或者訪友，或者覓畫。有一個學校錄取案發表的一天，奇巧輪到我同去看榜。我覺得看榜這一刻工夫心緒太緊張了，不教他們親自去看；同時我也不願意代他們去看；便想出一個調劑緊張的方法來：我同一班學生坐在學校附近一所茶店裡了，教他們的先生一個人去看，看了回到茶店裡來報告他們。然而這方法緩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約一刻鐘之後，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來。有的人伸長了脖子向他的去處張望，有的人跨出門檻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處就變成了十目所視的地方，凡有來人必牽惹許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夏布長衫的人，在他們尤加觸目驚心，幾乎可使他們立起身來。久待不來，那位先生竟無辜地成了他們的冤家對頭。有的女學生背地裡罵他「死掉了」，有的男學生料他被公共汽車碾死了。但他到底沒有死，終於拖了一件夏布長衫，從那去處慢慢地踱回來。「回來了，回來了」，一聲叫後，全體肅靜，許多眼睛集中在他的嘴唇上，聽候發落。這數秒間的空氣的緊張，是我這支自來水筆所不能描寫的啊！ 「誰取的」，「誰不取」，——從先生的嘴唇上判決下來。他的每一句話好像一個霹靂，我幾乎想包耳朵。受到這霹靂的人有的臉孔慘白了，有的臉孔通紅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無措了，有的哭了，但沒有笑的人。結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氣」，開始想法子來安慰哭的人，我胡亂造出些話來說那學校辦得怎樣不好，所以不取並不可惜。不期說過之後，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滿足的人似乎有些懷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們的心，原來是這麼脆弱的啊！教他們吃這種霹靂，真是殘酷！ 以後各校錄取案發表的時候，我有意迴避，不願再看那種緊張的滑稽劇。但聽說後來的緩和得多，因為小膽兒嚇過幾回，有些兒麻木了的緣故。不久，所有的學生都撈得了一個學校。於是找保人，繳學費，忙了幾天。這時候在旅館聽到談話都是「我們的學校長，我們的學校短」一類的話了。但這些「我們」之中，其親切的程度有差別。大概考取省立學校的人所說的「我們」是親切的，而且帶些驕傲的。考不取省立學校而只得進他們所謂不好的學校的人的「我們」，大概說得不大親切些。他們預備下半年再去考省立學校，遲早定要爬高去。 旱災比我們來時更進步了，歸鄉水路不通，下火車後，須得步行三十里。考取學校的人，都鼓著勇氣，跑回家去取行李。僱人挑了，星夜啟程跑到火車站，乘車來杭入學。考取省立學校的人尤加起勁，跑路不嫌辛苦，置備入學用品也不惜金錢。似乎能夠考得進去，便有無窮的後望，可以一輩子榮華富貴，吃用不盡似的。 ———————————————————— (1) 1934年9月10日作於西湖招賢寺。原載《中學生》1934年10月第38號。 談自己的畫(1) 去秋語堂先生來信，囑我寫一篇《談漫畫》。我答允他定寫，然而只管不寫。為什麼答允寫呢？因為我是老描「漫畫」的人，約十年前曾經自稱我的畫集為「子愷漫畫」，在開明書店出版。近年來又不斷地把「漫畫」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惹起幾位讀者的評議。還有幾位出版家，慣把「子愷漫畫」四個字在廣告中連寫起來，把我的名字用作一種畫的形容詞；有時還把我夾在兩個別的形容詞中間，寫作「色彩子愷新年漫畫」（見開明書店本年一月號《中學生》廣告）。這樣，我和「漫畫」的關係就好像很深。近年我被各雜誌催稿，隨便什麼都談，而獨於這關係好像很深的「漫畫」不談，自己覺得沒理由，而且也不願意，所以我就答允他一定寫稿。為什麼又只管不寫呢？因為我對於「漫畫」這個名詞的定義，實在沒有弄清楚：說它是諷刺的畫，不盡然；說它是速寫畫，又不盡然；說它是黑和白的畫，有色彩的也未始不可稱為「漫畫」；說它是小幅的畫，小幅的不一定都是「漫畫」……原來我的畫稱為漫畫，不是我自己做主的，十年前我初描這種畫的時候，《文學周報》編輯部的朋友們說要拿我的「漫畫」在該報發表。從此我才知我的畫可以稱為「漫畫」，畫集出版時我就遵用這名稱，定名為「子愷漫畫」。這好比我的先生（從前浙江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師單不廠先生，現在已經逝世了。）根據了我的單名「仁」而給我取號為「子愷」，我就一直遵用到今。我的朋友們或者也是有所根據而稱我的畫為「漫畫」的，我就信受奉行了。但究竟我的畫為什麼稱為「漫畫」？可否稱為「漫畫」？自己一向不曾確知。自己的畫的性狀還不知道，怎麼能夠普遍地談論一般的漫畫呢？所以我答允了寫稿之後，躊躇滿胸，只管不寫。 最近語堂先生又來信，要我履行前約，說不妨談我自己的畫。這好比大考時先生體恤學生抱佛腳之苦，特把題目範圍縮小。現在我不可不繳卷了，就帶著眼病寫這篇稿子。 把日常生活的感興用「漫畫」描寫出來——換言之，把日常所見的可驚可喜可悲可哂之相，就用寫字的毛筆草草地圖寫出來——聽人拿去印刷了給大家看，這事在我約有了十年的歷史，仿佛是一種習慣了。中國人崇尚「不求人知」，西洋人也有「What's in your heart let no one know」的話。我正同他們相反，專門畫給人家看，自己卻從未仔細回顧已發表的自己的畫。偶然在別人處看到自己的畫冊，或者在報紙、雜誌中翻到自己的插畫，也好比在路旁的商店的樣子窗中的大鏡子裡照見自己的面影，往往一瞥就走，不願意細看。這是什麼心理？很難自知。勉強平心靜氣觀察自己，大概是為了太稔熟、太關切，表面上反而變疏遠了的緣故。中國人見了朋友或相識者都打招呼，表示互相親愛，但見了自己的妻子，反而板起臉不搭白，表示疏遠的樣子。我的不歡喜仔細回顧自己的畫，大約也是出於這種奇妙的心理的吧？ 但現在要我寫這個題目，我非仔細回顧自己的畫不可了。我找集從前出版的《子愷漫畫》、《子愷畫集》等書來從頭翻閱，又把近年來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的畫的副稿來逐幅細看，想看出自己的畫的性狀來，作為本題的材料。結果大失所望。我全然沒有看到關於畫的事，只是因了這一次的檢閱，而把自己過去十年間的生活與心情切實地回味了一遍，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慨，竟把畫的一事完全忘卻了。 因此我終於不能談自己的畫。一定要談，我只能在這裡談談自己的生活和心情的一面，拿來代替談自己的畫吧。 約十年前，我家住在上海。住的地方遷了好幾處，但總無非是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至多添了一間過街樓。現在回想起來，上海這地方真是十分奇妙：看似那麼忙亂的，住在那裡卻非常安閒，家庭這小天地可與忙亂的環境判然地隔離，而安閒地獨立。我們住在鄉間，鄰人總是熟識的，有的比親戚更親切，白天門總是開著的，不斷地有人進進出出；有了些事總是大家傳說的，風俗習慣總是大家共通的。住在上海完全不然。鄰人大都不相識，門鎮日嚴扃著，別家死了人與你全不相干。故住在鄉間看似安閒，其實非常忙亂，反之，住在上海看似忙亂，其實非常安閒。關了前門，鎖了後門，便成一個自由獨立的小天地。在這裡面由你選取甚樣風俗習慣的生活：寧波人儘管度寧波俗的生活，廣東人儘管度廣東俗的生活。我們是浙江石門灣人，住在上海也只管說石門灣的土白，吃石門灣式的飯菜，度石門灣式的生活，卻與石門灣相去數百里。現在回想，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生活！ 除了出門以外，在家裡所見的只是這個石門灣式的小天地。有時開出後門去換掉些頭髮，有時從過街樓上掛下一隻籃去買兩隻粽子，有時從洋台眺望屋瓦間浮出來的紙鳶，知道春已來到上海。但在我們這個小天地中，看不出春的來到。有時幾乎天天同樣，辨不出今日和昨日。有時連日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我妻每天的公事，就是傍晚時光抱了瞻瞻，攜了阿寶，到弄堂門口去等我回家。兩歲的瞻瞻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口裡唱著「爸爸還不來！爸爸還不來！」六歲的阿寶拉住了她娘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和唱。瞻瞻在馬路上擾攘往來的人群中認到了帶著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的我，突然歡呼舞蹈起來，幾乎使他母親的手臂撐不住。阿寶陪著他在下面跳舞，也幾乎撕破了她母親衣裾。他們的母親呢，笑著喝罵他們。當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立刻化身為二人。其一人做了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驗著小別重逢時的家庭團圓之樂，另一個人呢，遠遠地站了出來，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離合的活劇，看到一種可喜又可悲的世間相。 他們這樣地歡迎我進去的，是上述的幾與世間絕緣的小天地。這裡是孩子們的天下。主宰這天下的，有三個角色，除了瞻瞻和阿寶之外，還有一個是四歲的軟軟，仿佛羅馬的三頭政治。日本人有tototenka（父天下）、kakatenka（母天下）之名，我當時曾模仿他們，戲稱我們這家庭為tsetsetenka（瞻瞻天下）。因為瞻瞻在這三人之中勢力最盛，好比羅馬三頭政治中的領胄。我呢，名義上是他們的父親，實際上是他們的臣僕，而我自己卻以為是站在他們這政治舞台下面的觀劇者。喪失了美麗的童年時代，送盡了蓬勃的青年時代，而初入黯淡的中年時代的我，在這群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覓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我企慕他們的生活天真，艷羨他們的世界廣大。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都虛偽卑怯，又覺得人世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偽卑怯的大人們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 我翻到自己的畫冊，便把當時的情景歷歷地回憶起來。例如：他們跟了母親到故鄉的親戚家去看結婚，回到上海的家裡時也就結起婚來。他們派瞻瞻做新官人。親戚家的新官人曾經來向我借一頂銅盆帽。(2)瞻瞻這兩歲的小新官人也借我的銅盆帽去戴上了。他們派軟軟做新娘子。親戚家的新娘子用紅帕子把頭蒙住，他們也拿母親的紅包袱把軟軟的頭蒙住了。一個戴著銅盆帽好像蒼蠅戴豆殼，一個蒙住紅包袱好像猢猻扮把戲，但兩人都認真得很，面孔板板的，跨步緩緩的，活像那親戚家的結婚式中的人物。寶姐姐說「我做媒人」，拉住了這一對小夫婦而教他們參天拜地，拜好了又送他們到用凳子搭成的洞房裡。 我家沒有一個好凳，不是斷了腳的，就是擦了漆的。它們當凳子給我們坐的時候少，當遊戲工具給孩子們用的時候多。在孩子們，這種工具的用處真真廣大：請酒時可以當桌子用，搭棚棚時可以當牆壁用，做客人時可以當船用，開火車時可以當車站用。他們的身體比凳子高得有限，看他們搬來搬去非常吃力。有時汗流滿面，有時被壓在凳子底下。但他們好像為生活而拚命奮鬥的勞動者，決不辭勞。汗流滿面時可用一雙泥污的小手來揩摸，被壓在凳子底下時只要哭脫幾聲，就帶著眼淚去工作。他們真可說是「快活的勞動者」。哭的一事。在孩子們有特殊的效用。大人們慣說「哭有什麼用？」原是為了他們的世界狹窄的緣故。在孩子們的廣大世界裡，哭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譬如跌痛了，只要盡情一哭，比服凡拉蒙靈得多，能把痛完全忘卻，依舊遨遊於遊戲的世界中。又如泥人跌破了，也只要放聲一哭，就可把泥人完全忘卻，而熱衷於別的玩具。又如花生米吃得不夠，也只要號哭一下，便好像已經吃飽，可以起勁地去干別的工作了。總之，他們無論幹什麼事都認真而專心，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來干。哭的時候用全力去哭，笑的時候用全力去笑，一切遊戲都用全力去干。干一件事的時候，把除這以外的一切別的事統統忘卻。一旦拿了筆寫字，便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紙上。紙放在桌上的水痕里也不管，衣袖帶翻了墨水瓶也不管，衣裳角拖在火缽里燃燒了也不管。一旦知道同伴們有了有趣的遊戲，冬晨睡在床里的會立刻從被窩鑽出，穿了寢衣來參加；正在換衣服的會赤了膊來參加；正在洗浴的也會立刻離開浴盆，用濕淋淋的赤身去參加。被參加的團體中的人們對於這浪漫的參加者也恬不為怪，因為他們大家把全精神沉浸在遊戲的興味中，大家入了「忘我」的三昧境，更無餘暇顧到實際生活上的事及世間的習慣了。 成人的世界，因為受實際的生活和世間的習慣的限制，所以非常狹小苦悶。孩子們的世界不受這種限制，因此非常廣大自由。年紀愈小，其所見的世界愈大。我家的三頭政治團中瞻瞻勢力最大，便是為了他年紀最小，所處的世界最廣大自由的緣故。他見了天上的月亮，會認真地要求父母給他捉下來，見了已死的小鳥，會認真地喊它活轉來，兩把芭蕉扇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腳踏車，一隻藤椅子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黃包車，戴了銅盆帽會立刻認真地變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會立刻認真地變成爸爸。照他的熱誠的欲望，屋裡所有的東西應該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販應該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門口，由他隨時去買來吃弄，房子的屋頂應該統統除去，可以使他在家裡隨時望見月亮、鷂子和飛機，眠床里應該有泥土，種花草，養著蝴蝶與青蛙，可以讓他一醒覺就在野外遊戲。看他那熱誠的態度，以為這種要求絕非夢想或奢望，應該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他以為人的一切欲望應該都是可能的。所以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那樣憤慨地號哭。拿破崙的字典里沒有「難」字，我家當時的瞻瞻的詞典里一定沒有「不可能」之一詞。 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艷羨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的屈服於現實，忘卻人類的本性。我想，假如人類沒有這種孩子們的空想的欲望，世間一定不會有建築、交通、醫藥、機械等種種抵抗自然的建設，恐怕人類到今日還在茹毛飲血呢。所以我當時的心，被兒童所占據了。我時時在兒童生活中獲得感興。玩味這種感興，描寫這種感興，成了當時我的生活的習慣。 歡喜讀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書，歡喜談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話，可說是我的一種習性。我從小不歡喜科學而歡喜文藝。為的是我所見的科學書，所談的大都是科學的枝末問題，離人生根本很遠，而我所見的文藝書，即使最普通的《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等，也處處含有接觸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例如我讀了「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便會設身處地地做了思念故園的人，或江樓相憶者之一人，而無端地興起離愁。又如讀了「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便會想起過去的許多的春花秋月，而無端地興起惆悵。我看見世間的大人都為生活的瑣屑事件所迷著，都忘記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們保住天真，獨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賞者。八指頭陀詩云：「吾愛童子身，蓮花不染塵。罵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對境心常定，逢人語自新。可慨年既長，物慾蔽天真。」我當時曾把這首詩用小刀刻在香菸嘴的邊上。 這隻香菸嘴一直跟隨我，直到四五年前，有一天不見了。以後我不再刻這詩在什麼地方。四五年來，我的家裡同國里一樣的多難：母親病了很久，後來死了，自己也病了很久，後來沒有死。這四五年間，我心中不覺得有什麼東西占據著，在我的精神生活上好比一冊書里的幾頁空白。現在，空白頁已經翻厭，似乎想翻出些下文來才好。我仔細向自己的心頭探索，覺得只有許多亂雜的東西忽隱忽現，卻並沒有一物強固地占據著。我想把這幾頁空白當作被開的幾個大「天窗」，使下文仍舊繼續前文，然而很難能。因為昔日的我家的兒童，已在這數年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少年少女，行將變為大人。他們已不能像昔日的占據我的心了。我原非一定要拿自己的子女來作為兒童生活讚美的對象，但是他們由天真爛漫的兒童漸漸變成拘謹馴服的少年少女，在我眼前實證地顯示了人生黃金時代的幻滅，我也無心再來讚美那曇花似的兒童世界了。 古人詩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兩句確切地寫出了中年人的心境的虛空與寂寥。前天我翻閱自己的畫冊時，陳寶（就是阿寶，就是做媒人的寶姐姐）、寧馨（就是做新娘子的軟軟）、華瞻（就是做新官人的瞻瞻）都從學校放寒假回家，站在我身邊同看。看到「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姐姐做媒人」的一幅，大家不自然起來。寧馨和華瞻臉上現出忸怩的笑，寶姐姐也表示決不肯再做媒人了。他們好比已經換了另一班人，不復是昔日的阿寶、軟軟和瞻瞻了。昔日我在上海的小家庭中所觀察欣賞而描寫的那群天真爛漫的孩子，現在早已不在人間了！他們現在都已疏遠家庭，做了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生活都受著校規的約束，社會制度的限制，和世智的拘束，他們的世界不復像昔日那樣廣大自由，他們早已不做房子沒有屋頂和眠床里種花草的夢了。他們已不復是「快活的勞動者」，正在為分數而勞動，為名譽而勞動，為知識而勞動，為生活而勞動了。 我的心早已失了占據者。我帶了這虛空而寂寥的心，彷徨在十字街頭，觀看他們所轉入的社會，我想像這裡面的人，個個是從那天真爛漫、廣大自由的兒童世界裡轉出來的。但這裡沒有「花生米不滿足」的人，卻有許多麵包不滿足的人。這裡沒有「快活的勞動者」，只見鎖著眉頭的引車者，無食無衣的耕織者，挑著重擔的頒白者，掛著白須的行乞者。這裡面沒有像孩子世界裡所聞的號啕的哭聲，只有細弱的呻吟，吞聲的嗚咽，幽默的冷笑，和憤慨的沉默。這裡面沒有像孩子世界中所見的不屈不撓的大丈夫氣，卻充滿了順從，屈服，消沉，悲哀和詐偽，險惡，卑怯的狀態。我看到這種狀態，又同昔日帶了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而在弄堂門口看見我妻提攜了瞻瞻和阿寶等候著那時一樣，自己立刻化身為二人。其一人做了這社會裡的一分子，體驗著現實生活的辛味，另一人遠遠地站出來，從旁觀察這些狀態，看到了可驚可喜可悲可哂的種種世間相。然而這情形和昔日不同：昔日的兒童生活相能「占據」我的心，能使我歸順它們，現在的世間相卻只是常來「襲擊」我這空虛寂寥的心，而不能占據，不能使我歸順。因此我的生活的冊子中，至今還是繼續著空白的頁，不知道下文是什麼。也許空白到底，亦未可知啊。 為了代替談自己的畫，我已把自己十年來的生活和心情的一面在這裡談過了。但這文章的題目不妨寫作「談自己的畫」。因為：一則我的畫與我的生活相關聯，要談畫必須談生活，談生活就是談畫。二則我的畫既不摹擬什麼八大山人，七大山人的筆法，也不根據什麼立體派、平面派的理論，只是像記賬般地用寫字的筆來記錄平日的感興而已。因此關於畫的本身，沒有什麼話可談，要談也只能談談作畫時的因緣罷了。 ———————————————————— (1) 寫於1935年2月4日。原載《人間世》1935年2月20日和3月5日第22、23期。 (2) 當時作者家鄉結婚的男子，必須戴一頂銅盆帽，穿長衫馬褂，好像是代替清朝時代的紅纓帽子、外套的。作者在上海日常戴用的呢帽，常常被鄉親借去當作結婚的大禮帽用。 不惑之禮(1) 廿六(2)年陰曆元旦，我破曉醒來，想道：從今天起，我應該說是四十歲了。摸摸自己的身體看，覺得同昨天沒有什麼兩樣；檢點自己的心情看，覺得同昨天也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四十」這兩個字在我心裡作怪，使我不能再睡了。十年前，我的年歲開始冠用「三十」兩字時，我覺得好像頭上張了一把薄綢的陽傘，全身蒙了一個淡灰色的影子。現在，我的年歲上開始冠用「四十」兩字時，我覺得好比這頂薄綢的陽傘換了一柄油布的雨傘，全身蒙了一個深灰色的影子了。然而這柄雨傘比陽傘質地堅強得多，周圍廣大得多，不但能夠抵禦外界的暴風雨，即使落下一陣卵子大的冰雹來，也不能中傷我。設或豺狼當道，狐鬼逼人起來，我還可以收下這柄雨傘來，充作禪杖，給它們打個落花流水呢。 陰曆元旦的清晨，四周肅靜，死氣沉沉，只有附近一個學校里的一群小學生。依舊上學，照常早操，而且喇叭吹得比平日更響，步伐聲和喇叭一齊清楚地傳到我的耳中。於是我起床了。盥洗畢，展開一張宣紙，抽出一支狼毫，一氣呵成地寫了這樣的幾句陶詩： 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下面題上「廿六年古曆元旦卯時緣緣堂主人書」，蓋上一個「學不厭齋」的印章，裝進一個玻璃框中，掛在母親的遺像的左旁。古人二十歲行弱冠禮，我這一套仿佛是四十歲行的不惑之禮。 不惑之禮畢，我坐樓窗前吸紙菸。思想跟了晨風中的煙縷而飄曳了一會兒，不勝恐懼起來。因為我回想過去的四十年，發生了這樣的一種感覺：我覺得，人生好比喝酒，一歲喝一杯，兩歲喝兩杯，三歲喝三杯……越喝越醉，越喝越痴，越迷，終而至於越糊塗，麻木若死屍。只要看孩子們就可知道：十多歲的大孩子，對於人生社會的種種怪現狀，已經見怪不怪，行將安之若素了。只有七八歲的小孩子，有時把眼睛睜得桂圓大，驚疑地質問：「牛為什麼肯被人殺來吃？」「叫花子為什麼肯討飯？」「兵為什麼肯打仗？」……大孩子們都笑他發痴，我只見大孩子們自己發痴。他們已經喝了十多杯酒，漸漸地有些醉，已在那裡痴迷起來，糊塗起來，麻木起來了，可勝哀哉！我已經喝了四十杯酒，照理應該麻醉了。幸好酒量較好，還能知道自己醉。然而「人生」這種酒是越喝越濃，越濃越凶的。只管喝下去，我將來一定也有爛醉而不自知其醉的一日，為之奈何！ 於是我歷數諸師友，私自評較：像某某，數十年如一日，足見其有千鐘不醉之量，不勝欽佩；像某某，對醉人時自己也爛醉，遇醒者時自己也立刻清醒，這是聖之時者，我也不勝欽佩；像某某，愈喝愈醉，幾同脫胎換骨，全失本來面目，我仿佛死了一個朋友，不勝惋惜；像某某，醉迷已極，假作不醉，這是予所否者，不屑評較了。我又回溯古賢先哲，推想古代的人生社會，知道他們所喝的也是這一種酒，並沒有比我們的和善。始知人的醉與不醉，不在乎酒的凶與不凶，而在乎量的大與不大。 我怕醉，而「人生」這種酒強迫我喝。在這「惡醉強酒」的生活之下，我除了增大自己的酒量以外，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避免喝酒。怎樣增大我的酒量？只有請教「先師遺訓」了。 於是我揀出靖節詩集來，通讀一遍，折轉了三處書角。再拿出宣紙和狼毫來，抄錄了這樣的三首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嘆。 寫好後，從頭至尾閱讀一遍，用朱筆在警句上加了些圈；好好地保存了。因為這好比一張醒酒的藥方。以後「人生」的酒推上來時，只要按方服藥，就會清醒。我的酒量就仿佛增大了。 這樣，廿六年陰曆元旦完成了我的不惑之禮。 ———————————————————— (1) 1937年8月2日作於杭寓。原載《宇宙風》1938年1月11日第87期。 (2) 即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