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自述 · 2　苦學經驗

舊話(1) 我想講些關於升學的話，但我離開學生時代已將十五年，不做教師也已一二年，這個題目似乎對我很疏遠，教我講不出切實的話來。不得已，只好回想二十年前自己入學的舊話來談談。但這是過去的時代的事，恐怕無補於讀者諸君的實用，只好當作故事讀讀罷了。 我在十七歲的暑假時畢業於石門灣的崇德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我在學時一味用功，勤修課程表上所有的一切功課，但除了賺得一百分以外，我更無別的企圖與欲望。故雖然以第一名的成績在那小學畢了業，但我完全是一個小孩，關於家務，世務，以及自己的前途，完全不聞不問。我家中只有母親和諸姐弟。我在九歲上喪了父親之後，母親是我的兼父職的保護者。我家有數十畝田，一所小染坊店，和二三間房屋。平年的收入，僅敷生活用途；一遇荒年，我的母親便非自己監理店務而力求節省不可。母親是不識字的，不能看書看報。故家務、店務雖善處理，但對於時務無法深知。且當時正是清朝末年與民國光復的時候，時務的變化來得劇烈，母親的持家操心甚勞。例如科舉的廢止，學校的興行，服裝的改革，辮髮的剪除等事，在坐守家庭而不看書報的母親看來，猶如不測的風雲。我的父親是考鄉試而中舉人的。父親的書籍，考籃，知卷，報單以及衣冠等，母親都鄭重地保藏著，將來科舉或許再興，可給我參考或應用。這不是我母親一人的希望，其時鄉里的人都嫌學校不好，而希望皇帝再坐龍廷而科舉再興。「洪憲即位」，他們的希望幾乎達到了；後來雖未達到，但他們的希望總是不斷。有的親友依舊請先生在家裡教授「四書」「五經」，或把兒女送入私塾。他們都是在社會上活動而有聲譽的人。母親聽了他們的論見，自然認為可靠。因此母親關於我的求學問題，曾費不少的煩慮。雖然送我入學校，但這於前途究竟是否有利，終是懷疑。母親常痛父親的早死，又恨自己是一不識字的女身，每每講起這問題，常對我們說：「盲子摸在稻田裡了！」但我一味埋頭用功，不知其他。我當時似乎以為人總是沒有父親而只有母親的；而母親總是「盲子摸在稻田裡」的。 因此我在小學畢業之後，母親的煩慮更深了。鄰居的沈蕙蓀先生，是我的小學校的校長，又是我們的親戚，又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長者。母親就把我的前途的問題去請教他。他為我母親說明現在的學制，學生將來的出路，還有種種的忠告。母親就決定送我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學校。恰好沈先生也送他的兒子——我的同班畢業的同學沈元君——到杭州去投考，母親便托他把我帶去。這實在是最幸運的機會。因為當時我家沒有人能送我到杭州；即使有人送去，也不懂投考學校的門路。我還記得炎熱的夏天的早晨，母親一早起來給我端整了行裝，吃了糕和粽子，送我到沈家，跟了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長安去乘火車。糕和粽子，暗示「高中」的意思。聽說從前父親去考鄉試的時候，祖母總是給他吃這兩種點心的。 母親決定命我投考杭州第一師範。這是母親參考沈先生的說明，經過了仔細的考慮而決定的。母親的意思：一則當時鄉里學校勃興，教師缺乏，師範畢業可以充當教師；二則我家沒有父兄，我將來不能離家，當教師則可在家鄉覓職，不必出外；三則師範取費低廉，畢業後又可不再升學，我家堪能擔負。母親曾把這種道理叮嚀地關照我。但我的心沉浸在Royal Reader和代數中，哪能體會這道理而諒解母親的苦心呢？我到了杭州，看見各種學校林立，都比我的小學偉大得多；看見書坊和圖書館裡書如山積，都比我所見過的高深得多。我的知識欲展開翅膀而欲翱翔了。我已忘卻母親的話，自己的境遇，和其他一切的條件了。我的惟一的掛念，是恐怕這回的入學試驗不能通過，落第回家。我在赴杭投考的同鄉人中，聞知有同時投考數校的辦法。我覺得這辦法較為穩當，大可取法。我便不問師範，中學和商業等學校的教育的宗旨及將來的造就，但喜其投考日期不相衝突，便同時向這三校報名。沈先生在逆旅中把三校的性質教示我，使我知道取捨，母親曾有更切實的叮囑，她說商業學校畢業後必向外頭的銀行公司等供職，我家沒有父兄，你不好出外，中學畢業後須升高等學校和大學，我家沒有本錢，你不好升學。但這種話在我猶如耳邊風。況且這是三五年以後的事，在我更覺得渺茫。我的惟一的企求，是目前投考的不落第。自從到了杭州以後，我的心猶似暮春的柳絮，隨了機緣與風向而亂走，全不抱定自己的主見。這曾使母親消受屢次的煩憂。 我投考了三個學校，結果統被錄取。中學校錄取第八，師範學校錄取第三，商業學校錄取第一。我在投考的時候，但看學校的形式，覺得師範學校規模最大，似乎最能滿足我的知識欲。我便進了師範學校。這是與母親的意見偶然相合，並非我能體諒母親的苦心，顧念自己的境遇，或抱著服務小學教育的決心而進這學校的。故入學以後，我因不慣於寄宿舍的團體生活，又不滿足於學校的課程——例如英文從ABCD教起，算學從四則教起等——懊悔當初不入中學校。這曾使我自己消受長期的懊惱，而對於這學校始終抱著仇視的態度。 我抱了求知識的目的而入養成小學教員的師範學校，我的懊惱是應該有的。幸而預科以後，學校中的知識學科也多加深起來，我只要能得知識欲的滿足，就像小孩得糖而安靜了。我又如在小學時一樣埋頭用功，勤修一切的功課，學期試驗成績也屢次列在第一名。放假回家，報告母親，母親也很歡喜。每次假期終了而赴校的時候，母親總給我吃了糕和粽子而動身。但是糕和粽子的效力，後來終於失卻。三年級以後，我成績一落千丈，畢業時的平均成績已排在第二十名了。其原因是這樣： 三年級以後，課程漸漸注重教育與教授法。這些是我所不願學習的。當時我正夢想將來或從我所欽佩的博學的國文先生而研究古文，或進理科大學而研究理化，或入教會學校而研究外國文。教育與教授法等，我認為是阻礙我前途的進步的。但我終於受著這學校的支配，我自恨不能生翅而奮飛。這時候我又感受長期的煩惱。課程中除了減少知識學科，增加教育與教授法而外，又來一種新奇的變化。我們的圖畫科改由向來教音樂而常常請假的李叔同先生教授了。李先生的教法在我覺得甚為新奇：我們本來依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筆畫帖》及《水彩畫帖》而臨摹；李先生卻教我們不必用書，上課時只要走一個空手的人來。教室中也沒有四隻腳的桌子，而只有三隻腳的畫架。畫架前面供著石膏制的頭像。我們空手坐在畫架前面，先生便差級長把一種有紋路的紙分給每人一張，又每人一條細炭，四個圖釘（我們的學習用品都是學校發給的，不是自備的）。最後先生從講桌下拿出一盆子饅頭來，使我們大為驚異，心疑上圖畫課大家得吃饅頭的。後來果然把饅頭分給各人，但不教我們吃，乃教我們當作橡皮用的。於是先生推開黑板（我們的黑板是兩塊套合的，可以推上拉下。李先生總在授課之前先把一切應說的要點在黑板上寫好，用其他一塊黑板遮住。用時推開），教我們用木炭描寫石膏模型的畫法。我對於這種新奇的畫圖，覺得很有興味。以前我閒時注視眼前的物件，例如天上的雲，牆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別人的臉孔等，我的心會跟了這種線條和濃淡之度而活動，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情趣。我常覺得一切形狀中，其線條與明暗都有很複雜的組織和條理。仔細注視而研究起來，頗有興趣；不過這件事太微小而無關緊要，除了那種情趣以外，對於人們別無何種的效用。我想來世間一定沒有專究這種事件的學問。但當時我用木炭描寫石膏模型，聽了先生的指導之後，恍然悟到這就是我平日間看眼前物件時所常作的玩意兒！先生指著模型說：「你看，眉毛和眼睛是連在一塊的，並不分明；鼻頭須當作削成三角形。這一面最明，這一面最暗，這一面適中；頭與臉孔的輪廓不是圓形，是不規則的多角形，須用直線描寫，不過其角不甚顯著。」這都是我平日間看人面時所曾經注意到的事。原來世間也有研究這些事的學問！我私下的玩意兒，不期也有公開而經先生教導的一日！我覺得這是與英文數理滋味不同的一種興味，我漸漸疏遠其他的功課，而把頭埋進木炭畫中。我的畫逐漸進步，環顧教室中的同學所描的，自覺他們都不及我。有一晚，我為了別的事體去見李先生，告退之後，先生特別呼我轉來，鄭重地對我說：「你的畫進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學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進步！」李先生當時兼授南京高等師範及我們的浙江第一師範兩校的圖畫，他又是我們所最敬佩的先生的一人。我聽到他這兩句話，猶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陣急烈的東風，要大變方向而突進了。 我從此拋棄一切學科，而埋頭於西洋畫。我寫信給我的阿姐，說明我近來新的研究與興味，托她向母親要求買油畫用具的錢。顏料十多瓶要二十餘元，畫布五尺要十餘元，畫箱畫架等又要十來元。這使得母親疑慮而又奇怪。她想，做師範生為什麼要學這種畫？沈家的兒子與我同學同班，何以他不要學習？顏料我們染坊店裡自有，何必另買？布價怎會比緞子還貴？……我終於無法為母親說明西洋畫的價值和我學畫的主意。母親表面信任我，讓我恣意研究；但我知道她心中常為我的前途擔憂。 我在第一師範畢業之後，果然得到了兩失的結果：在一方面，我最後兩年中時常託故請假赴西湖寫生；我幾乎完全沒有學過關於教育的學科，完全沒有到附屬小學實習，因此師範生的能力我甚缺乏，不配做小學教師。在另一方面，西洋畫是專門的藝術，我的兩年中的非正式的練習，至多不過跨進洋畫的門檻，遑論升堂入室？以前的知識欲的夢，到了畢業時候而覺醒。母親的白髮漸漸加多。我已在畢業之年受了妻室。這時候我方才看見自己的家境，想到自己的職業。有一個表兄介紹我在本縣做小學循環指導員，有三十塊錢一月。母親勸我就職，但我不願。一則我不甘心拋棄我的洋畫，二則我其實不懂小學的辦法，沒有指導的能力。我就到上海來求生活。關於以後的事，已經記述在《出了中學校以後》一文中了。總之，我在青年時代不顧義理，任情而動，而以母親的煩憂償付其代價，直到母親死前四五年才付清。現在回想，懊恨無極！但除了空口說話以外，有什麼方法可以挽回過去的事實呢？ 故我的入師範學校是偶然的，我的學畫也是偶然的，我的達到現在的生涯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師範，不致遇見李叔同先生，不致學畫；也不致遇見夏丏尊先生，不致學文。我在校時不會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後從夏先生學習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讀什麼書，或拿含有好文章的書給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時皺著眉頭叫道：「這文章有毛病呢！」「這文章不是這樣做的！」有時微笑點頭而說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這種話下練習起來。現在我對於文章比對於繪畫等更有興味（在葉聖陶童話集《讀後感》中我曾說明其理由）。現在我的生活，可說是文章的生活。這也是偶然而來的。 ———————————————————— (1) 寫於1931年4月30日。原載《中學生》1931年6月1日第16號。 伯豪之死(1) 伯豪是我十六歲時在杭州師範學校的同班友。他與我同年被取入這師範學校。這一年取入的預科新生共八十餘人，分為甲乙兩班。不知因了什麼妙緣，我與他被同編在甲班。那學校全體學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監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編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預科至四年級的各班學生都含有。這是根據了聯絡感情，切磋學問等教育方針而施行的辦法。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之慨。我的領域限於一個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盡在一隻抽斗內。此外都是不見慣的情形與不相識的同學——多數是先進山門的老學生。他們在縱談、大笑，或吃餅餌。有時用奇妙的眼色注視我們幾個新學生，又向伴侶中講幾句我們所不懂的、暗號的話，似譏諷又似嘲笑。我枯坐著覺得很不自然。望見斜對面有一個人也枯坐著，看他的模樣也是新生。我就開始和他說話，他是我最初相識的一個同學，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楊家俊，他是餘姚人。 自修室的樓上是寢室。自修室每間容二十四人，寢室每間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順序相同。這結果，猶如甲乙丙丁的天干與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漸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寢室。我與伯豪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牆壁。當時我們對於眠床的關係，差不多只限於睡覺的期間。因為寢室的規則，每晚九點半鐘開了總門，十點鐘就熄燈。學生一進寢室，須得立刻鑽進眠床中，明天六七點鐘寢室總長就吹著警笛，往來於長廊中，把一切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自此至晚間九點半的整日間，我們的歸宿之處，只有半隻書桌（自修室里兩人合用一書桌）和一隻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們對於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覺得很可戀；睡前雖然只有幾分鐘的光明，我們不肯立刻鑽進眠床中，而總是湊集幾個朋友來坐在床檐上談笑一回，寧可暗中就寢。我與伯豪不幸隔斷了一堵牆壁，不能聯榻談話，我們常常走到房門外面的長廊中，靠在窗檐上談話。有時一直談到熄燈之後，周圍的沉默顯著地襯出了我們的談話聲的時候，伯豪口中低唱著「眾人皆睡，而我們獨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寢。 伯豪的年齡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記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雖然只有十七八歲，已具有深刻冷靜的腦筋，與卓絕不凡的志向，處處見得他是一個頭腦清楚而個性強明的少年。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志向，眼前沒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襲與傳統的一個忠僕，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用功的機器。我的攀交伯豪，並不是能賞識他的器量，僅為了他是我最初認識的同學。他的不棄我，想來也是為了最初相識的緣故，決不是有所許於我——至多他看我是一個本色的小孩子，還肯用功，所以歡喜和我談話而已。 這些談話使我們的交情漸漸深切起來了。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說：「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隻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商業，和這隻師範學校。」他問我：「為什麼考了三隻？」我率然地說道：「因為我膽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學校里是最優等第一名畢業的；但是到這種大學校里來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還好，我在商業取第一名，中學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麼你為什麼終於進了這裡？」「我的母親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說師範好，所以我就進了這裡。」伯豪對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覺得很得意。後來他微微表示輕蔑的神氣，說道：「這何必呢！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那麼你的來此不是誠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於師範而來的。」我沒有回答。實際，當時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什麼自己的宗旨、誠意、志向。他的話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驚悟自己的態度的確不誠意，其次是可憐自己的卑怯，最後覺得剛才對他誇耀我的應試等第，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覺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從這一天開始，我對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對於學校所指定而全體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群雞或鴨。朝晨放出場，夜裡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鐘，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但當時我們對於寢室的啟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曉夜一般，是絕對不容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這種話，不但在我只當作笑話，就是公布於全體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什麼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瘧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為什麼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著！」他說：「哪有此理！這裡又不真果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養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於膽怯而只管服從，凡事只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課，先生點名，叫到「楊家俊」，下面沒有人應到，變成一個休止符。先生問級長：「楊家俊為什麼又不到？」級長說：「不知。」先生怒氣沖沖地說：「他又要無故缺課了，你去叫他。」級長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們全體四十餘人肅靜地端坐著，先生臉上保住了怒氣，反綁了手(2)，立在講台上，滿堂肅靜地等候著要犯的拿到。不久，級長空手回來說：「他不肯來。」四十幾對眼睛一時射集於先生的臉上，先生但從鼻孔中落出一個「哼」字，拿鉛筆在點名冊上恨恨地一圈，就翻開書，開始授課。我們間的空氣愈加嚴肅，似乎大家在猜慮這「哼」字中含有什麼法寶。 下課以後，好事者都擁向我們的自修室來看楊伯豪。大家帶著好奇的又憐憫的眼光，問他「為什麼不上課？」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選》，笑而不答。有一個人真心地忠告他「你為什麼不說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選》回答道：「我並不生病，哪裡可以說誑？」大家都一笑走開了。後來我去泡茶，途中看見有一簇人包圍著我們的級長，在聽他說什麼話。我走近人叢旁邊，聽見級長正在說：「點名冊上一個很大的圈餅……」又說，「學監差人來叫他去……」有幾個聽者伸一伸舌頭。後來我聽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麼作用，大圈餅有什麼作用，但看了這輿論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為伯豪擔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窗檐上說話了。我為他擔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為什麼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幹這種事。由他什麼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為我！」「……」 楊家俊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於全校，大家認為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斥。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只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只有我常常替他擔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並沒有表示什麼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游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游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眾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俶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峰塔後面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面看雲，一面嚼麵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它。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讚嘆！他對我說：「這裡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為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於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鑑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命運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里有百餘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於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為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凶得很。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面，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麼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衝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於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於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為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於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氣。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於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里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學校的反感，對於同學的嫌惡，和對於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餘姚的小學校里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於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什麼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為了家庭的負擔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於餘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與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嘆他的志操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著！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後來他嘆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嘗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游餘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贊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只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愷兄：楊君伯豪於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范育初白。」後面又有小字附註：「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戰！知兄與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片，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後來舜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並且發起為他在餘姚教育會開追悼會，徵求我的弔唁。澤民從上海回餘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準擬托他帶一點挽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為韻文或對句而作為伯豪的靈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弔，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與等第一樣。 世間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 (1) 1929年7月22日作於緣緣堂。原載《小說月報》1929年11月10日第20卷第11期。 (2) 方言，意即兩手在背後交叉握住。 我的苦學經驗(1) 我於一九一九年，二十二歲的時候，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學校是初級師範。我在故鄉的高等小學畢業，考入這學校，在那裡肄業五年而畢業。故這學校的程度，相當於現在的中學校，不過是以養成小學教師為目的的。 但我於暑假時在這初級師範畢業後，既不作小學教師，也不升學，卻就在同年的秋季，來上海創辦專門學校，而作專門科的教師了。這種事情，現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覺得可笑。但當時自有種種的因緣，使我走到這條路上。因緣者何？因為我是偶然入師範學校的，並不是抱了作小學教師的目的而入師範學校的。（關於我的偶然入師範，現在屬於題外，不便詳述。異日擬另寫一文，以供青年們投考的參考。）故我在校中只是埋頭攻學，並不注意於教育。在四年級的時候，我的興味忽然集中在圖畫上了。甚至拋棄其他一切課業而專習圖畫，或託事請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風景寫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幾年，學期考試的成績屢列第一名，而畢業時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畢業之後，當然無意於作小學教師，而希望發揮自己所熱衷的圖畫。但我的家境不許我升學而專修繪畫。正在躊躇之際，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師範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吳夢非君，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而歸國的舊同學劉質平君，計議在上海創辦一個養成圖畫音樂手工教員的學校，名曰專科師範學校。他們正在招求同人。劉君知道我熱衷於圖畫而又無法升學，就來拉我去幫辦。我也不自量力，貿然地答允了他。於是我就做了專科師範的創辦人之一，而在這學校之中教授西洋畫等課了。這當然是很勉強的事。我所有關於繪畫的學識，不過在初級師範時偷閒畫了幾幅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又在晚上請校內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師範學校的藏書樓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間出版的《正則洋畫講義》，從其中窺得一些陳腐的繪畫知識而已。我猶記得，這時候我因為自己只有一點對於石膏模型寫生的興味，故竭力主張「忠實寫生」的畫法，以為繪畫以忠實模寫自然為第一要義。又向學生演說，謂中國畫的不忠於寫實，為其最大的缺點；自然中含有無窮的美，惟能忠實於自然模寫者，方能發見其美。就拿自己在師範學校時放棄了晚間的自修課而私下在圖畫教室中費了十七小時而描成的Venus頭像的木炭畫揭示學生，以鼓勵他們的忠實寫生。當一九二〇年的時代，而我在上海的繪畫專門學校中厲行這樣的畫風，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閉門造車。然而當時的環境，頗能容納我這種教法。因為當時中國宣傳西洋畫的機關絕少，上海只有一所美術專門學校，專科師範是第二個興起者。當時社會上人士，大半尚未知道西洋畫為何物，或以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或以為香菸牌子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來我雖然是閉門造車，但在中國之內，我這種教法大可賣野人頭呢。但野人頭終於不能常賣，後來我漸漸覺得自己的教法陳腐而有破綻了，因為上海宣傳西洋畫的機關日漸多起來，從東西洋留學歸國的西洋畫家也時有所聞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書店內購得了幾冊美術雜誌，從中窺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畫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術界的盛況，覺得從前在《正則洋畫講義》中所得的西洋畫知識，實在太陳腐而狹小了。雖然別的繪畫學校並不見有比我更新的教法，歸國的美術家也並沒有什麼發表，但我對於自己的信用已漸漸喪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揚眉瞬目而賣野人頭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當了這教師。我在布置靜物寫生標本的時候，曾為了一隻青皮的橘子而起自傷之念，以為我自己猶似一隻半生半熟的橘子，現在帶著青皮賣掉，給人家當作習畫標本了。我想窺見西洋畫的全豹，我也想到東西洋去留學，做了美術家而歸國。但是我的境遇不許我留學。況且我這時候已經有了妻子。做教師所得的錢，贍養家庭尚且不夠，哪裡來留學的錢呢？經過了許久煩惱的日月，終於決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專科師範中當了一年半的教師，在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塊錢（這筆錢我才於二三年前還他。我很感謝他第一個惠我的同情），就拋棄了家庭，獨自冒險地到東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至少，我用完了這四百塊錢而回國，總得看一看東京美術界的狀況了。 但到了東京之後，就有許多關切的親戚朋友，設法接濟我的經濟。我的岳父給我約了一個一千元的會，按期寄洋錢給我，專科師範的同人吳劉二君，亦各以金錢相遺贈，結果我一共得了約二千塊錢，在東京維持了足足十個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盡而返國。這一去稱為留學嫌太短，稱為旅行嫌太長，成了三不像的東西。同時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這十個月內，前五個月是上午到洋畫研究會中去習畫，下午讀日本文。後五個月廢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樂研究會中去學提琴，晚上又去學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請假，拿請假的時間來參觀展覽會，聽音樂會，訪圖書館，看opera，以及遊玩名勝，鑽舊書店，跑夜攤。因為這時候我已覺悟了各種學問的深廣，我只有區區十個月的求學時間，決不濟事。不如走馬看花，吸呼一些東京藝術界的空氣而回國吧。幸而我對於日本文，在國內時已約略懂得一點，會話也早已學得了幾聲。到東京後，旅舍中喚茶、商店中買物等事，勉強能夠對付。我初到東京的時候，隨了眾同國人入東亞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讀了幾個禮拜就輟學。自己異想天開，為了學習日本語的目的，向一個英語學校的初級班報名，每日去聽講兩小時。他們是從A boy，A dog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與開明第一英文讀本程度相同。對於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聽這位日本先生怎樣地用日本語來解說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便在這時候偷取日本語會話的訣竅，這異想天開的辦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語學校里聽了一個月講，果然於日語會話及聽講上獲得了很多的進步。同時看書的能力也進步起來。本來我只能看《正則洋畫講義》一類的刻板的敘述體文字，現在連《不如歸》和《金色夜叉》(2)都會讀了。我的對於文學的興味，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以後我就為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語學校。我報名入最高的一班，他們教我讀伊爾文的Sketch Book。這時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這許多難記的生字（我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只讀到《天方夜譚》）。興味一濃，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後來在舊書店裡找到了一冊Sketch Book講義錄，內有詳細的註解和日譯文，我確信這可以自修，便輟了學，每晚伏在東京的旅舍中自修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於幾個禮拜之內把此書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寫在一張圖畫紙上，把每字剪成一塊塊的紙牌，放在一隻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數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紙牌，溫習生字。不久生字都記誦，Sketch Book全部都會讀，而讀起別的英語小說來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見英語學校的同學，詢知道他們只教了全書的幾分之一，我心中覺得非常得意。從此我對於學問相信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識這樣東西，要其能夠於應用，分量原是有限的。我們要獲得一種知識，可以先定一個範圍，立一個預算，每日學習若干，則若干日可以學畢，然後每日切實地實行，非大故不准間斷，如同吃飯一樣。照我當時的求學的勇氣預算起來，要得各種學問都不難：東西洋知名的幾冊文學大作品，我可以克日讀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賴各種自修書而在最短時期內學得讀書的能力；提琴教則本Homahmn五冊，我能每日練習四小時而在一年之內學畢；除了繪畫不能硬要進步以外，其餘的學問，在我都可以用機械的用功方法來探求其門徑。然而這都是夢想，我的正式求學的時間只有十個月，能學得幾許的學問呢？我回國之後，回想在東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個月的木炭畫，拉完了三本Homahmn，此外又帶了一些讀日本文和讀英文的能力而回國。回國之後，我為了生活和還債，非操職業不可。沒有別的職業可操，只得仍舊做教師。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來我不斷地在各處的學校中做圖畫音樂或藝術理論的教師。一場重大的傷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師的生活。現在蟄居在嘉興的窮巷老屋中，伴著了藥爐茶灶而寫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學以後，正式求學的時期只有可憐的十個月。此後都是非正式的求學，即在教課的餘暇讀幾冊書而已。但我的繪畫音樂的技術，從此日漸荒廢了。因為技術不比別的學問，需要種種的設備，又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時間。研究繪畫須有畫室，研究音樂須有樂器，設備不周就無從用功。停止了幾天，筆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師的人，居處無定，時間又無定，教課準備又忙碌，雖有利用課餘以研究藝術的夢想，但每每不能實行。日久荒廢更甚。我的油畫箱和提琴，久已高擱在書櫥的最高層，其上積著寸多厚的灰塵了。手癢的時候，拿毛筆在廢紙上塗抹，偶然成了那種漫畫。口癢的時候，在口琴上吹奏簡單的旋律，令家裡的孩子們和著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對於音樂的嗜好。世間與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藝術的青年們，聽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吧！ 但我幸而還有一種可以自慰的事，這便是讀書。我的正式求學的十個月，給了我一些閱讀外國文的能力。讀書不像研究繪畫音樂一樣地需要設備，也不像研究繪畫音樂一樣地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只要有錢買書，空的時候便可閱讀。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學期中讀了幾冊關於繪畫、音樂藝術等的書籍，知道了世間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課的時候，常把自己所讀過的書譯述出來，給學生們做講義。後來有朋友開書店，我乘機把這些講義稿子交他刊印為書籍，不期地走到了譯著的一條路上。現在我還是以讀書和譯著為生活。回顧我的正式求學時代，初級師範的五年只給我一個學業的基礎，東京的十個月間的繪畫音樂的技術練習已付諸東流。獨有非正式求學時代的讀書，十年來一直隨伴著我，慰藉我的寂寥，扶持我的生活。這真是以前所夢想不到的偶然的結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師範學校，偶然歡喜繪畫音樂，偶然讀書，偶然譯著，此後正不知還要逢到何種偶然的機緣呢。 讀我這篇自述的青年諸君！你們也許以為我的讀書生活是幸運而快樂的；其實不然，我的讀書是很苦的。你們都是正式求學，正式求學可以堂堂皇皇地讀書，這才是幸運而快樂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學，我只能伺候教課的餘暇而偷偷隱隱地讀書。做教師的人，上課的時候當然不能讀書，開議會的時候不能讀書，監督自修的時候也不能讀書，學生課外來問難的時候又不能讀書，要預備明天的教授的時候又不能讀書。擔任了它一小時的功課，便是這學校的先生，便有參加議會、監督自修、解答問難、預備教授的義務；不復為自由的身體，不能隨了讀書的興味而讀書了。我們讀書常被教務所打斷，常被教務所分心，決不能像正式求學的諸君的專一。所以我的讀書，不得不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學校中，每每看見用功的青年們，閒坐在校園裡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樹下，伴著了蜂蜂蝶蝶、燕燕鶯鶯，手執一卷而用功。我羨慕他們，真像瀟灑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們，擁著棉被高枕而臥在寢室里的眠床中，手執一卷而用功。我也羨慕他們，真像耽書的大學問家！有時我走近他們去，借問他們所讀為何書，原來是英文數學或史地理化，他們是在預備明天的考試。這使我更加要羨慕煞了。他們能用這樣輕快閒適的態度而研究這類知識科學的書，豈真有所謂「過目不忘」的神力麼？要是我讀這種書，我非吃苦不可。我須得埋頭在案上，行種種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記誦。諸君倘要聽我的笨話，我願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說給你們聽。 在我，只有詩歌、小說、文藝，可以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床中閱讀。要我讀外國語或知識學科的書，我必須用笨功。請就這兩種分述之。 第一，我以為要通一國的國語，須學得三種要素，即構成其國語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語言的腔調。材料就是「單語」，方法就是「文法」，腔調就是「會話」。我要學得這三種要素，都非行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單語」是一國語的根底。任憑你有何等的聰明力，不記單語決不能讀外國文的書，學生們對於學科要求伴著趣味，但諳記生字極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勞你費點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讀Sketch Book，先把Sketch Book中所有的生字寫成紙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來記誦一遍。記牢了的紙牌放在一邊，記不牢的紙牌放在另一邊，以便明天再記。每天溫習已經記牢的字，勿使忘記。等到全部記誦了，然後讀書，那時候便覺得痛快流暢。其趣味頗足以抵償摸紙牌時的辛苦。我想熟讀英文字典，曾統計字典上的字數，預算每天記誦二十個字，若干時日可以記完。但終於未曾實行。倘能假我數年正式求學的日月，我一定已經實行這計劃了。因為我曾仔細考慮過，要自由閱讀一切的英語書籍，只有熟讀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後來我向日本購買一冊《和英根底一萬語》，假如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則每天記二十個字，不到一年就可記完，但這計劃實行之後，終於半途而廢。阻礙我的實行的，都是教課。記誦《和英根底一萬語》的計劃，現在我還保留在心中，等候實行的機會呢。我的學習日本語，也是用機械的硬記法。在師範學校時，就在晚上請校中的先生教日語。後來我買了一厚冊的《日語完璧》，把後面所附的分類單語，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記誦。當時只是硬記，不能應用，且發音也不正確；後來我到了日本，從日本人的口中聽到我以前所硬記的單語，實證之後，我腦際的印象便特別鮮明，不易忘記。這時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償我在國內硬記時的辛苦。這種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記的辛苦，又使我始終確信硬記單語是學外國語的最根本的善法。 關於學習「文法」，我也用機械的笨法子。我不讀文法教科書，我的機械的方法是「對讀」。例如拿一冊英文聖書和一冊中文聖書並列在案頭，一句一句地對讀。積起經驗來，便可實際理解英語的構造和各種詞句的腔調。聖書之外，他種英文名著和名譯，我亦常拿來對讀。日本有種種英和對譯叢書，左頁是英文，右頁是日譯，下方附以註解。我曾從這種叢書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於論理的，只要論理的觀念明白，便不學文法，不分noun與verb亦可以讀通英文。但對讀的態度當然是要非常認真。須要一句一字地對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輕輕通過，必須明白了全句的組織，然後前進。我相信認真地對讀幾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學校中數年英文教科。——這也可說是無福享受正式求學的人的自慰的話；能入學校中受先生教導，當然比自修更為幸福。我也知道入學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賤，嫌它過於幸福了。自己不費鑽研而袖手聽講，由先生拖長了時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學心切的人怎能耐煩呢？求學的興味怎能不被打斷呢？學一種外國語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我們的人生有幾回可供拖長呢？語言文字，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拖長了時日而學外國語，真是俗語所謂「拉得被頭直，天亮了！」我固然無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學的幸福；但因了這個理由，我也不願消受這種幸福，而寧願獨自來用笨功。 關於「會話」，即關於言語的腔調的學習，我又喜用笨法子。學外國語必須通會話。與外國人對晤當然須通會話，但自己讀書也非通會話不可。因為不通會話，不能體會語言的腔調；腔調是語言的神情所寄託的地方，不能體會腔調，便不能徹底理解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的精神。故學外國語必須通會話。能與外國人共處，當然最便於學會話。但我不幸而沒有這種機會，我未曾到過西洋，我又是未到東京時先在國內自習會話的。我的學習會話，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讀」。我選定了一冊良好而完全的會話書，每日熟讀一課，剋期讀完。熟讀的方法更笨，說來也許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課新書，規定讀十遍。計算遍數，用選舉開票的方法，每讀一遍，用鉛筆在書的下端劃一筆，便湊成一個字。不過所湊成的不是選舉開票用的「正」字，而是一個「讀」字。例如第一天讀第一課，讀十遍，每讀一遍畫一筆，便在第一課下面畫了一個「言」字旁和一個「士」字頭。第二天讀第二課，亦讀十遍，亦在第二課下面畫一個「言」字和一個「士」字，繼續又把昨天所讀的第一課溫習五遍，即在第一課的下面加了一個「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課下畫一「言」字和「士」字，繼續溫習昨日的第二課，在第二課下面加一「四」字，又繼續溫習前日的第一課，在第一課下面再加了一個「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課下面畫一「言」字和一「士」字，繼續在第三課下加一「四」字，第二課下加一「目」字，第一課下加一「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課下面的「讀」字方始完成。這樣下去，每課下面的「讀」字，逐一完成。「讀」字共有二十二筆，故每課共讀二十二遍，即生書讀十遍，第二天溫五遍，第三天又溫五遍，第四天再溫二遍。故我的舊書中，都有鉛筆畫成的「讀」字，每課下面有了一個完全的「讀」字，即表示已經熟讀了。這辦法有些好處：分四天溫習，屢次反覆，容易讀熟。我完全信託這機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經一般地笨讀。但如法讀下去，前面的各課自會逐漸地從我的唇間背誦出來，這在我又感得一種愉快，這愉快也足可抵償笨讀的辛苦，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會話熟讀的效果，我於英語尚未得到實證的機會，但於日本語我已經實證了。我在國內時只是笨讀，雖然發音和語調都不正確，但會活的資料已經完備了。故一聽到日本人的說話，就不難就自己所已有的資料而改正其發音和語調，比較到了日本而從頭學起來的，進步快速得多。不但會話，我又常從對讀的名著中選擇幾篇自己所最愛讀的短文，把它分為數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讀。例如Stevenson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讀的材料。我的對於外國語的理解，和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都因了這熟讀的方法而增進一些。這益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了。——以上是我對於外國語的學習法。 第二，對於知識學科的書的讀法，我也有一種見地：知識學科的書，其目的主要在於事實的報告；我們讀史地理化等書，亦無非欲知道事實。凡一種事實，必有一個系統。分門別類，源源本本，然後成為一冊知識學科的書。讀這種書的第一要點，是把握其事實的系統。即讀者也須源源本本地諳記其事實的系統，卻不可從局部著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須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幾大洲，每大洲有幾國，每國有何種山川形勝等。則讀畢之後，你的頭腦中就攝取了地理的全部學問的梗概，雖然未曾詳知各國各地的細情，但地理是什麼樣一種學問，我們已經知道了。反之，若不從大處著眼，而孜孜從事於局部的記憶，即使你能背誦喜馬拉雅山高几尺，尼羅河長几里，也只算一種零星的知識，卻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統，是讀知識學科的書籍的第一要點。頭腦清楚而記憶力強大的人，凡讀一書，能處處注意其系統，而在自己的頭腦中分門別類，作成井然的條理；雖未看到書中詳敘細事的地方，亦能知道這詳敘位在全系統中哪一門哪一類哪一條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這仿佛在讀者的頭腦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我認為這是知識書籍的最良的讀法。 但我的頭腦沒有這樣清楚，我的記憶力沒有這樣強大。我的頭腦中地位狹窄，畫不起一覽表來。倘教我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床中而讀知識學科的書，我讀到後面便忘記前面。終於弄得條理不分，心煩意亂，而讀書的趣味完全滅殺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笨法子。我可用一本notebook來代替我的頭腦，在notebook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所以我讀書非常吃苦，我必須準備了notebook和筆，埋頭在案上閱讀。讀到綱領的地方，就在notebook上列表，讀到重要的地方，就在notebook上摘要。讀到後面，又須時時翻閱前面的摘記，以明此章此節在全體中的位置。讀完之後，我便拋開書籍，把notebook上的一覽表溫習數次。再從這一覽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頭腦中畫出一個極簡單的一覽表。於是這部書總算讀過了。我凡讀知識學科的書，必須用notebook摘錄其內容的一覽表。所以十年以來，積了許多的notebook，經過了幾次遷居損失之後，現在的廢書架上還留剩著半尺多高的一堆notebook呢。 我沒有正式求學的福分，我所知道於世間的一些些事，都是從自己讀書而得來的；而我的讀書，都須用上述的機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見閒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樹下，伴著了蜂蜂蝶蝶、燕燕鶯鶯而讀英文數學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或擁著綿被高枕而臥在眠床中讀史地理化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我羨慕得真要懷疑！ ———————————————————— (1) 1930年11月13日作於嘉興。原載《中學生》1931年1月1日「出了中學以後」專欄。 (2) 日本舊時很著名的兩部小說。 記音樂研究會中所見之一(1) 為了我要看胡適之先生的《敬告日本國民》及室伏高信對他的通信，有一位朋友把最近幾期《獨立評論》寄送我。我看過了要看的之後，翻閱其他，發現該刊第一七八號中有一篇署名向愚的《東京帝大學生生活》。其中有這樣的幾段：「上課的時候並不打鐘或搖鈴，時間到了，大家進課堂等候。先生普通是過了規定的上課時間二十分鐘上下才進課堂來的。先生沒有進來之前，學生安靜地等候著；先生將要來了，脫下雨衣，大氅和帽子，扣好了扣子；先生進來了，起立致敬。學科除了必要時用原文課本外，什麼講義也沒有。先生講，學生筆記。教授們都是留學過德國和英美諸邦的，講述的時候，日語德語和英語摻雜在一塊兒，學生們過去在高等學校（大學預科）時代已經受了德語和英語的訓練了，所以毫無困難地埋頭把先生所講的東西筆記下來。兩小時的功課是連下去的，先生認為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也就結束了，並不等到規定的下課時間之到來。下課的時候，學生仍是起立致敬，一種尊敬師長的空氣籠罩了全課堂。」「上課的時候，並沒有查堂或點名的事情，而從沒有看見過學生缺課。因為他們深切地明了他們目前所為的是何事。」「學生進圖書館時要將學生證交給坐在二門門口的看守者看，同時把帽子脫下來。千百個人靜悄悄的或是整理課堂的筆記，或是看自己帶來的先生的專門著作（帝大教授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有系統的專門著作）或由圖書館借下來的書籍。整天的工夫或半天的工夫，一雙眼睛注視在書籍上面，沒有倦容。他們這種勤學苦幹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田地，並非偶然。」 我讀了這幾段頗有所感，憶起了我所不能忘卻的，十五年前在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的所見。 日本學生的勤學苦幹的精神，真是可以使人嘆佩的。而我在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的醫科老學生的勤學苦幹的精神尤可使我嘆佩到不能忘卻。他的相貌和態度，他的說話和行為，我到現在還能清楚詳細地回憶起來。 那一年的春天，我到東京一個私辦的音樂研究會去報名，入提琴科。繳了每月五元的學費，拿到一張會員證。會的規則，每天下午自一時至六時之間，皆可憑會員證入會研究，遲早卻隨便。他們原是適應有正業的人的業餘研究而創辦的。但所謂研究，其實只有頭二十分鐘受先生指導，其餘的時間只是自己在練習室里熟練。我因為住的是旅館，練起提琴來恐怕鄰室的人嫌煩惱，不如就在研究會中練習，來得放心，所以每天一點鐘就去，直到五六點鐘方才出會。會址只有兩樓兩底和一個扶梯入口。樓上是提琴科，樓下是洋琴科。扶梯入口處放一隻桌子，桌子旁邊坐著一個事務員兼門房的人，我的會費交此人收領；每天到會時，也請此人檢驗會員證，然後上樓。樓上兩間房間中，外間很大，是練習室。壁上掛著許多提琴（大概是五塊錢一隻的起碼貨），不曾自備樂器的人可以自由借用，四周地上立著許多譜台，會員也可自由使用。此外並無一物。因為地上是蓆子，休息時盡可在地上坐臥。內間很小，但又用板壁劃分為二，是兩位教師住的房間，但每間裡面只有一個桌子，兩個椅子，和兩個譜台。教師從下午一時起至六時，即來到室內，等候學生輪流進去請教。（輪流的次序，以名牌為憑。我們一到會，先從事務員受得一張名牌。拿了名牌上樓，依照到會先後，順次掛在內室門口的名牌板上，先生開始授業時，即依名牌的次序順次授教。）教師一男一女，男教師教已有研究的老學生，女教師教初學提琴的新學生。我是初學提琴的新學生，當然受業於女先生的門下。有生以來，向女先生受教，這是最初次，又是最後次。我最初感到一種無名的不快。但受教了幾天以後，就釋然了。因為那位女先生的態度極誠懇，教法極良好，技術又極高明，只得使人心悅誠服。我因為沒事，到會最早，往往第一個受課。因為外面還沒人到，先生教的很從容，除詳細指導奏法外，這位女先生常常和我談談個人的事和中國的事。她是東京音樂學校的初年級主任教師，上午在該校授課，下午到這裡授課。她對中國音樂很景仰，有一次對我說，「中國音樂是神聖的，可惜失傳了。」 上面所敘述的，是我當時的環境，也是我們那位醫科老學生的環境。我入會後的數星期，新來一個會員。其人身軀短小，臉上表出著多數目本人所共有的特色：濃眉，黑瞳，青頰，糙臉皮，外加鼻尖下一撮濃鬍子。他的臉上少有笑顏，態度謹嚴，舉止穩重，他大約是三十幾歲的中年人了。他每天要到二點多鐘，方始急急忙忙地上樓來。把名牌一掛，就開始練習。他所占的練習位置，與我相鄰。因此他一來就同我招呼。他見我是先進，每天把提琴托我校弦。因為他自己還沒有置備提琴，每天借用會裡的樂器；而會裡的樂器，弦線都是沒有校正的。我同他相鄰站著練習，他的練習我都能清楚聽到。他的手法很生硬，左手摸音全然不當，以致音程完全不正。右手擦弓非常笨拙，以致發音非常難聽。最初幾天我也不怪，因為初學提琴，總不免一時難於入門的。過了好幾時，有一次，我故意停止了自己的練習，聽聽他的練習看，想知道他練到第幾課了。（我們所用的練習本是相同的。）但聽了好久，總聽不出來。我疑心他所用的練習本與我所用的不同。不然，難道他遲來反比我先進，已經練到我所沒有練過的地方了？於是我乘勢休息，把我的琴擱在譜台旁，閒步到他身邊去，偷看他的樂譜。原來他所用的書同我的並不兩樣。而展開著的還只是開頭某頁；他所熱心地練習著的，正是很淺易的某一課。我的心中有些兒驚異：這種練習課都是我所熟彈過的，應該一聽就可以知道是某課。何以他所彈的我竟一句也聽不懂，好像完全不是這冊書里的樂曲呢？於是我用了偵察的興味，偷看他的眼睛所注視的譜表，又偷看他的左手指所摸的弦線。久而久之，方才知道他所彈的確是這一課的樂曲，只因左手摸的太不精確，故音程不正；右手拉的太生硬，故發音嘈雜；外加拍子全然不講，於是樂曲中的音符猶如一盤散沙，全不入調。怪不得我聽了莫名其妙。我看出了：他是一個全然沒有音程觀念，沒有手指技巧，沒有拍子觀念，又沒有樂譜知識，而冒昧地入這研究會，冤枉地站在這裡練習的人。我確定了這觀察後最初的衝動，是想立刻奪了他手中的樂器，諄諄地忠告他說：「你拉的完全不對！你是完全沒有音樂先天的人！你不配學提琴！你還是趁早退出去吧！」然而我沒有如此做。於是這衝動就一變而為憐憫。我從他背後看看他的骨瘦稜稜的項頸，帶著灰白的頭髮，傴僂的背部，和痙攣的兩臂，又聽聽他那不成腔調的演奏，「Kawaisoda！」這一句日本語不期地浮出了我的腦際。 當我正在憐憫他的時候，另一個日本人的會員也走近來，和我一同站在他背後參觀他的演奏。這個人參觀了一會兒，啞然地笑出，旋轉頭來對我使個眼色，便昂然地走了開去。他的笑和眼色，分明地表示著他也已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情形，仿佛是在對我說：「這樣的人也會來學提琴的！你看奇不奇？」這個人大概不知道我是外國人的。不然，他已忘懷於國際界限了。於是我對於我身邊這個可憐的練習者，也忘懷了國際的界限，覺得不能袖手旁觀了。我因有替他校弦的歷史，就老實不客氣地裝作先進者，用手扣他的肩膀，說道：「你的拍子彈錯了！」他旋轉頭來一看，停止了彈奏，謙虛感謝地對我說道：「這東西很難彈呢！我實在要命了！請你替我校正校正！」就把琴遞給我。我為他指出拍子錯誤的地方來，彈一遍給他聽了，然後把琴交還他。於是他熱心地學習，向我提出了種種疑問——程度都是很幼稚的，但態度卻是很認真的。例如關於音程的摸不正確，他問我「各指的距離有否一定的尺寸？」「可否在弦線上用墨畫個記號？」諸如此類，都認真得可笑。然而我對他的友誼的指導，在他極少有利益。因為指導過後，聽他彈奏起來，比前好得有限。指導的地方改正了些，未經指導的地方仍是錯誤。這可見他不是根本理解，乃是局部硬學，其結果仍舊是可憐的。 從此之後，他對我的交誼深進了一步。這一天五點過後，大家將要散出，坐在席上吸菸的時候，他就同我談起平生來。這時候我方才知道他是離東京很遠的鄉下人，是某醫科學校的學生。為了平生缺乏藝術的修養，因此利用課餘的時間，來這裡選習提琴。他告訴我，他將來還想到德國去，德國是音樂很發達的地方，所以他決心研究音樂。說到「決心」兩字，他的態度十分認真，把頭點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有志者。我覺得這是日本青年所特有的毅力與真率的表示，在中國是見不到的。中國青年因怕倒霉，說話就調皮。即使想到德國去，事前一定不說，或者偏說「不去」。即使抱了研究音樂的決心，也不肯向人宣布，或者反說「我一定學不好的」。他們以為說「不去」而「去」了，說「一定學不好」而「果然學好」了，是「有面子」的，「光榮」的，「巧」的。這原是出於自愛之心的，不能說它是惡德；但弄巧成拙，「虛偽」「懦怯」往往也從這裡產生。與其如此，倒不如這位日本醫科老學生的天真可愛了。閒話少說，我當時聽了這位醫科老學生的自白，在心中竊笑他的不自量力。便問：「你為什麼選習提琴呢？聽說德國洋琴音樂最發達。而且洋琴比提琴容易入門。你何不選習洋琴呢？」我這話的重心，在於「而且」以下的數語。但他似乎聽不懂，答道：「提琴音色優美，而且提帶便利。聽說這是西洋樂器中價值最高的—種，我非選擇它不可。」我再沒有話好說，只有「Sodesuka？Sayonara」！這一天我們分別時，我心中認定他是一個可憐的無自覺的妄人。 然而他後來的言行，漸漸地把我對他的觀念改良起來，直到使我欽佩他為止。第二天下午，他去受課的時候，我正在休息時間。被一種「冷酷」的，或者可說是「幸災樂禍」的好奇心所迫，我就跟進去聽。女先生的教室有兩扇短的自關門，像我國菜館裡所常見的。我站在門外可以看見他和女先生的腳的行動，又聽到他們的談話。但見這位醫科老學生走進之後，不請授課，卻放下提琴，恭敬地站著，向女先生談話起來。他們的談話大致如此： 「先生：你看我有沒有學會提琴的希望？」 「噯？——你當然有的！」 「昨天那位同學告訴我，我的音程，拍子，和手法都很不對。先生看究竟如何？」 「你的練習的確還在初步。但是初學這樂器，總有相當困難，你來這裡不到一月呢！雖然進步不能算快，但也不算最慢。只要認真練習，不灰心，一定有成功的希望。拍子的正確，是音樂學習上最根本的要件。你可以這樣去練習……」 以後女先生所講的都是關於音樂學習法的話，醫科學生熱心地諦聽。隨後女先生拿起提琴，用她那穿著草鞋的腳在樓板上用力按拍，實際地教導這醫科學生拍子的練習法。這時候我就退出，自去練琴了。 自此以後，我的鄰席的練習非常勤苦。我們普通的規則，練習廿分鐘，休息十分鐘，同繪畫研究會裡的莫特爾一樣。但當大家休息的時候，這位醫科老學生獨不休息。於是他的琴聲單獨地響著，給大家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拍子和音程固然比前正確了一半，但是還有一半仍是不正確的，引得休息的大家默笑。然而他完全不顧，旁若無人地只管練習。 我在這研究所練習，一共六個月，彈完了練習書第三冊而退出。醫科學生比我遲二三個星期入會。但當我退出的時候，他還沒有彈完第一冊。然而他的練習已經漸上軌道，拍子和音程固然相當地正確了，拉的手法也相當地純熟了。這時候我心中真心地讚美「苦學萬能」！這個可憐的不自量力的妄人，我最初曾經斷定他是永遠不能入音樂之門的。不料他的毅力的奮鬥果然幫他入了音樂之門。以後造就雖然不可知，過去的進步已成確鑿的事實了。我退出研究會的時候，他對我熱誠地惜別，又謝我對他的屢次的指導。他說：「全靠你的友誼的指導，我的音樂進步了些，雖然進步得很慢。」我對他的毅力十分欽佩，但是沒有話可說。現在我想：我國古人教人習字時須坐得端正，有「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的話。這位提琴練習者的音樂的造就，可想見其一定不大；然而他的精神的確可佩，可說是「非是要樂好，只此是學」了。現在我又想：西洋寓言中有龜兔賽跑之說。我當時總算比他富有音樂的先天，得到三與一之比的成績。但照他的毅力，十五年來，恐防已經像他所決心地留學德意志，學成了醫學與提琴的專家而「歸朝」，已達到「有志者事竟成」的地步，亦未可知。而我歸國後就為生活所逼，放棄提琴，至今已十五寒暑未曾重溫舊業，眼見得今生不會再有從提琴上獲得感興的日子了。那麼我們的提琴練習就像龜兔賽跑，他是那勝利的烏龜，我是那失敗的兔子，可勝嘆戰！ 想起了上述的所見，我覺得《獨立評論》那篇文章中「他們這種勤學苦幹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田地，並非偶然」的話，並非偶然。 胡適之先生《敬告日本國民》中有云：「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跡』。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覺驚嘆興奮的。」我想，這個「靈跡」，大約是我在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的醫科老學生及向愚先生所述的帝大學生之類的人所合力造成的。但我的所見已是十五年前的舊事，不足為憑了。據向愚先生所說，現在東京帝大學生的思想「萎靡不振，令人太失望了」。又帝大的文學部心理學科講師戶幡太郎說，現代日本學生的思想，已由「唯物史觀」轉向到「就職史觀」了。唯物史觀不論是否，總是一種人生觀。就職史觀就是只求有飯吃，不講人生觀了。這是何等的萎靡不振！若果如此，那種毅力和勤學苦幹的精神，今後對日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 ———————————————————— (1) 寫於1936年1月9日。原載《宇宙風》1936年2月1日第10期，原名《記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 記音樂研究會中所見之二(1) 整理舊書，偶然檢出一冊手抄的樂譜來。暗黃的封面已經半舊，藍墨水的顏色已變成深黑。我對這冊書似乎曾經有過密切的關係。翻看內容，都是附著洋琴伴奏的懷娥鈴曲譜。從曲題的文字上，可以顯然認識它是我自己的手筆。但是什麼時候，為了什麼，在什麼地方抄寫這冊樂譜的？一時自己也記不起來。翻到末頁，看見底封面的裡面橫斜地寫著三行英字，也是我自己的筆跡。其文曰： What is in your heart let no one know； When your friend becomes your foe， Then will the world your secret know， 讀下去音調很熟，意味也很自然，好像是曾經熟讀而受它感動過的。對卷沉思了一會兒，字裡行間忽然隱約地現出一副毛髮蓬鬆的林先生的臉面來。別的回想也就跟了它浮到我的腦際。 林先生是十六七年前我在東京時的音樂先生。他的名字叫什麼，我已忘記，但記得我叫他Hayashi（林）先生。他住在東京最熱鬧的電車站之一的春日町的附近的一條小弄里。他的音樂私人教授的招牌上畫著指路箭，掛在從春日町望去可以看見的地方。我到東京後，先在某音樂研究會中練習了幾個月懷娥鈴。技術上了軌道之後，嫌那研究會中的先生所教的基本練習書太枯燥，想換一個私人教授的地方去，點品學些懷娥鈴獨奏的短曲——尤其是夜曲之類的抒情曲，因為我當時酷嗜這種音樂。有一天，我在春日町望見了這塊招牌，就依路箭所示，轉進鋪著不規則形的石塊的小弄，尋到他家裡去索章程。他的家的表面，只有一扇開著的門，門內裝著一部扶梯，扶梯上頭有隱約的琴聲，卻不見一個人影。我入門，只得喊聲gomen，跨上扶梯去。走完扶梯吃了一驚。那扶梯所導入的長方形房間中，四周有許多人圍著一張長方形矮桌，在靠牆腳的席地上正襟危坐。矮桌上放著一隻形似香爐的香菸灰缸，此外別無他物。這印象現在我想起了還覺得詫異，好似誰從廟裡搬了許多羅漢像來，用香爐供養在家裡。我對他們說：「請給我一份規則書。」一時無人接應，後來坐在門口的一人向矮桌子底下摸了一張紙，默默地遞給我。我接受了走下扶梯時，但聞內室琴聲乍起，悠揚婉轉，一直護送我到門外鋪著不規則形的石塊的小路上。 第二天早上，我去報名，一個穿和服的毛髮蓬鬆的男子出來接應。後來我知道他就是音樂教師林先生。林先生教的洋琴（piano）提琴（violin）與大提琴（cello）三科，學費相當地貴，每人每月六元，每星期授課三次。他先問我有否學過音樂。知道我已有些基本練習經驗，然後許我入學。我選習的是提琴科，而且指定要學提琴的小曲。他教我買一冊light opera melodies，就從這一天教起，每日下午三四點鐘來學。這一天下午，我帶了新書和提琴到課，所見的情形與昨日相同。這時候我才知道：扶梯室內的許多羅漢像，都是坐著等候順次受教的學生，而林先生這個塾中，除了他一人以外，是沒有家族僕人，或辦事員的。於是我也依來到的先後，挨次坐著靜候輪番。教室就在隔壁，先生在教室中按叫人鈴，我們中就有一人進去受教。這人課畢退出，即下樓歸家。第二次叫人鐘響時，第二人繼續進去受教。每人的教受時間久暫不一，平均每人要一刻鐘。但我坐著等候輪番，並不覺得十分心焦。因為琴聲可以分明地聽見，而學生大概都有相當程度，所教奏的樂曲不是淺近枯燥的基本練習，都是富有趣味的名曲。若是提琴或大提琴，林先生必用美麗的洋琴伴奏來幫助他學習。這在我們旁聽者，不但有興味，又有借鏡，觀摩的利益。因這緣故，扶梯上等待室中的人，大家像羅漢像一般地正襟危坐，絕無喧擾。有些人，課畢後還不肯返家，依舊坐在等待室中，專為旁聽。 林先生的教法，嚴格而有趣味。對於沒有彈熟舊課的人，絕對不教新課，只是給他一番勉勵和幾點指示，然後教他把已經彈熟的樂曲演奏一遍，自己用伴奏附和，圓滿地奏畢一曲，然後放他回去。學習者為求進步，自會用功起來，每次把舊課練得爛熟，然後去受課。於是林先生興味蓬勃，伴奏時手舞足蹈；同時那毛髮蓬鬆的顏面又隨了曲趣而裝出種種的表情來，以助長音樂的氣勢。故雖曰教授，所演奏的音樂都很圓熟，有如音樂會中的所聞，無怪學習者都願意逗留在等待室旁聽了。先生的技術非常純熟：自己一面彈著複雜的伴奏，一面還要周詳地顧到學習者，時時用嘴巴、眼色或態度來當作記號，預先通知學習者難關的來到，缺陷的校正，和演奏上種種注意點。所以學習者的課業即使練得未曾十分純熟，得了林先生的幫助自會順水推船；倘然已經練得十分純熟，得了先生的伴奏而演習便有濃厚的興味。我還記得：當年在東京時最大的樂事，是練熟了樂曲而去請林先生伴奏。 有一次，為了要聽同學某君的受課，我課畢不還家，逗留在等待室中。直到全體退出，我方動身。不期林先生開門出來，見我早已受課而最後退出，驚奇地問：「你為什麼到現在才回家？」我直告所以，並且說愛聽先生的伴奏。他留住我，和我閒談起來。講了許多音樂上的話之後，又問我中國的情形，和我個人的情形。他不斷地吸紙菸，不斷地想出話題來問我。我知道他現在是結束了一天的教授工作，正在要求一個人同他閒談，以資休息而解沉悶。我也問起他個人的情形，他很願意告訴我。由此我知道他是一個孤寂的獨身者，曾經在本國音樂學校畢業，又到德國研究。回國後就在這條東京的小弄里開設個人教授，十年於茲。每天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不絕地教人或伴人奏樂，生活很是呆板而辛苦。他自己說：「我是以音樂為生活的。」說著，伸出兩隻手給我看。手指尖上的皮厚得可怕，好似粘著十張螺鈿。我曾經聽同學的人說，這位先生生活很古怪，除音樂外，別無嗜好。平日足不出戶，也無朋友來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以教授餬口之外，無求於世，世亦無求於他。這時候我從他手指尖上的十張螺鈿看到他那細長的手，筋肉強硬的臂，因了長年的提琴擔負而左高右低了的肩，以及他那不事修飾的衣服，毛髮蓬鬆的顏面，幾乎不能相信教課時那種美麗的音樂，是這個身體所作出來的。我便想像，他的身體好比一架巧妙的音樂演奏的機器，表面雖因年代長久而污舊，裡面的發條、齒輪、螺旋等機件都很齊全堅強，而靈便，是世間上無論何種真的機器所不及的。又想：人間製作音樂藝術，原是為了心靈的陶冶，趣味的增加，生活的裝飾。這位先生卻屏除了一切世俗的榮樂，而把全生涯貢獻於這種藝術。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伏在這條小弄里的小樓中為這種藝術做苦工，為別人的生活造幸福。若非有特殊的精神生活，安能樂此不倦？於是我覺得這個毛髮蓬鬆的人可敬，這雙粘著螺鈿的手可愛。看他的年紀已近五十，推想他這種生活的延長，至多也不過頭二十年罷了。我私自扼腕：可惜這種特殊的精神，這種純熟的技術，托根在不久行將衰朽的肉體上，不能長存於世間。因此便問：「先生自編的伴奏譜，可曾出版行世？」他說：「不願意出版。但你歡喜時可借去抄。」這一天告別時我就借得了數曲，拿回去抄在一冊暗黃色硬面的樂譜練習簿上。 此後我為欲借樂譜，和質疑，屢屢最後退出。而林先生心照不宣，課畢時把門推開，探頭出來望望看。見我留著，照例笑著點點頭，拿著一支點著的香菸，出來和我閒談。這種機會積多起來，使我相信林先生確是一個孤獨而古怪的人。我從五時一直坐到天黑，從未看見有人來訪，也從未聽說他自己要出門。只有隔壁的一個老太婆，是他的房東兼短工，難得來供給一壺開水，或是替他買一包香菸。稔熟之後，他有時引我走進他的臥室——他家一共只有三間房間，扶梯頂上是等待室，隔壁是教室，再隔壁是他的臥室——我看見室內除了幾架音樂書譜，及一小桌，數蒲團以外，只有壁間掛著兩幅壁飾，直的一幅是樂聖裴德芬（Beethoven）像，橫的一幅是用毛筆寫的三行英詩，就是前面所偈的三句，筆致是篆文的，而字是英文的。詩的文句很神秘，頗不乏牽惹青年時代的我的心的魔力。當時我便記在心頭，歸家後把它們寫在樂譜的底封面裡。我覺得這三句詩與林先生的生活很調和。以後每逢去上音樂課，每逢見了林先生，每逢見了這冊書，甚至每逢經過春日町，心裡必暗誦起這三句詩來。直到我辭別林先生，離開東京為止，這三句詩常在我的心頭響著。 我歸國後即疏遠音樂技術，十六七年長把這冊樂譜填塞在舊書篋底。這詩句的觀念，與林先生的印象，也在這十六七年中漸漸淡薄，幾乎褪盡。這會兒因整理舊書而重尋舊事，好比把一張褪色的照片用線條來重描一遍。雖然失卻了照相原來的寫實風，卻另得了一種畫意與詩趣。 ———————————————————— (1) 寫於1936年2月11日。原載《宇宙風》1936年3月1日第12期，原名《研究生》。 立達五周年紀念感想(1) 立達五周年紀念了。在五周年紀念的時節，我便想起五年前立達誕生的光景。 現在全學園中，眼見立達誕生的人，已經很少。據我算來，只有匡先生、陶先生、練先生(2)、我，和校工郭志邦五個人。下面的舊話，可在我們五個人的心中喚起同樣的感興。 一九二四年的嚴冬，我們幾個飄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租了兩幢房子，掛起「立達中學」的招牌來。那時我日裡(3)在西門另一個學校中做教師，吃過夜飯，就搭上五路電車，到老靶子路的兩幢房子裡來幫辦籌備工作。那時我們只有二三張板桌，和幾隻長凳，點一盞火油燈。我喜歡喝酒，每天晚上一到立達，從袋中摸出兩隻角子來，托「茶房」（就是郭志邦君，我們只有惟一的校工，故不稱他郭志邦，而用「茶房」這個普通名詞稱呼他）去打黃酒。一面喝酒，一面商談。吃完了酒，「茶房」燒些面給我們當夜飯吃。夜半模樣，我再搭了五路電車回到我的寄食處去睡覺。——這樣的日月，度過了約有三四個禮拜。正是這幾天的天氣。 不久我們為了房租太貴，雇了一輛榻車(4)，把全校遷到了小西門黃家闕的一所舊房子內，就開學了。在那裡房租便宜得多，但房子也破舊得多。樓下吃飯的時候，常有灰塵或水漬從樓板上落在菜碗裡。亭子間下面的灶間，是匡先生的辦公處兼臥室。教室與走道沒有間隔，陶先生去買了幾條白布來掛上，當作板壁。……在那房子裡上了半年課，遷居到江灣的自建的校舍——就是現在的立達學園——里，於茲四年半了。 講起這種舊話，現在只有我們五個人心中有具象的回憶。我們五個人，對於立達這五歲的孩子，仿佛是接生的產婆。這孩子的長育，雖然全靠後來的許多乳母的功勞，但僅在這五周年紀念的一天，回想他的誕生的時候，我們五個人臉上似乎有些風光。 但講到風光，五人中我最慚愧了。我看他誕生以後，五年之中，實在沒有好好地撫育他，近來更是疏遠。匡先生、陶先生、練先生對他的操心比我深厚得多；然而三位先生還不及郭志邦君的專一。五年間始終不懈地、專心地、出全力地為他服勞的，實在只有郭志邦君一人。 他在五年前給我打酒，為我們燒面，招呼我們搬家。在五年的一千八百天中，不斷地看守門房，收發信件，打鐘報時。經過他的手的信件，倘以平均每日收發一百封計，已有十萬零八千封。他的打鐘，倘以平均每天二十次計，已有三萬六千次。但他的態度未嘗稍變，他的服務未嘗稍懈，五年如一日。苦患的時候——例如前年的兵災——他站在前面；享樂的時候——例如開同樂會——他退在後面。而他所得的工資，又常是微薄得很的。青年的朋友們，試想想看：這種刻苦、堅忍、謙虛、知足的精神，我們應該如何欽佩！在五周年紀念會的席上，我們應該贈他「立達元勛」的尊號呢。 我在立達五周年紀念節所起的感想，只有這一點對志邦君的慚愧心。 ———————————————————— (1) 原載《緣緣堂隨筆》（開明書店1931年1月版）。 (2) 即匡互生、陶載良、練為章。 (3) 方言，意即白天。 (4) 即一種用人力拖拉的載貨車。 寫生世界（上）(1) 嘗過了中年的辛味而回想青年時代的生活，真是詩趣豐富的啊！我的青年時代回想中，寫生的生活特別可憧憬。那時我能把全心沒入在寫生的世界中。現在雖也有時夢到這世界，但遠不像昔日那樣深入了。 記得我熱衷於寫生畫的青年時代，對於自然界的靜物、風景、人物，都作別開生面的看法。我獨自優遊於這新世界中。 我到水果店裡去選購靜物寫生用的模特兒，賣水果的人代我選出一件來，忠告我：「這一種『有吃沒看相』，價錢便宜，味道又好。」但我偏要選那帶葉的橘子。他告訴我：「那是不熟的，味道不好，價錢倒貴！」我在心中竊笑：你哪能知道我的選擇的標準呢？我叫工人去買些野菜來寫生，他拖了一捆肥胖而外葉枯焦的黃矮菜來。我嫌他買得不好，他反抗：「這種菜再肥嫩沒有了。」我太息了：唉！你懂什麼！我自己去買吧！我選了兩株蒼老而瘦長的白菜來，他笑我：「這種菜最沒吃頭了！這是沒人要買的！」我想為他解說這菜的形狀色彩的美，既而作罷。我以為沒人知道美，所以沒人要買這菜。不管旁人訕笑，我就去為我這美麗的白菜寫照了。 我走進瓷器店，在櫃角底下發見了一口灰塵堆積的瓦瓶，樣子怪入畫的，顏色怪調和的，好似得了寶貝，特捧著問價錢，好像防別人搶買去似的。店員告訴我：「勿瞞你說，這瓶是漏的，所以擱著。你要花瓶買這起好。」他在架上拿了一口金邊而描著人物細花的瓷瓶遞給我，一面伸手來接取我手中的漏花瓶。我一瞧那瓷瓶連忙搖頭：「我不要那種。漏不要緊的！」滿堂的店員都把眼注視我，表示驚怪的樣子。我知道他們都在當我瘋子看了。但我的確發見這漏瓶的美的價值，有恃無恐，這班無知商人管他們做什麼！我終於買了那漏瓦瓶回家，放在窗下寫了一幅；添幾個橘子又寫了一幅；襯了深紅色的背景布，又寫了更得意的一幅。 隔壁豆腐店裡做喜事，借我們的屋子擺酒筵。茶擔上發來的碗筷中，有一種描藍花的直口的酒碗，牽惹了我的注意。這種碗形狀樸素，花紋古雅，好一個靜物模特兒。我問茶擔上的人這種碗哪裡買的，他回答我，這是從前的東西，現在沒處買了。我想，對不起，吃過酒讓我偷一隻吧。但動了這念頭有些兒賊膽心虛，我終於托豆腐店裡的人向茶擔轉賣一隻給我。豆腐店裡人笑道：「這種是江北碗，最粗糙，最便宜的東西！你要，拿幾隻去，我們算賬時多給他幾個銅子好了。」我的書架上又多了一件寶貝。 我的書架上陳列了許多靜物模特兒。有瓶，有甏，有碗，有盆，有盤，有缽，有玩具，有花草，在別人看來大都不值一文，在我看來個個有靈魂似的。我時時拿它們出來經營布置。左眺右望，遠觀近察。別人笑我，真是「時人不識予心樂」啊！ ———————————————————— (1) 1932年冬為開明函授學校《學員俱樂部》作。 寫生世界（下）(1) 去年冬天我曾在這《俱樂部》中描寫過我幼時所漫遊的寫生世界的光景。那時因為自來水筆尖凍冰，只寫了靜物一段就中止。現在《俱樂部》又催稿了。我凝視著我的筆尖探索去冬的感想，那墨水結成的小冰塊隱約在目；而舉頭眺望窗際，不復是雨雪霏霏的冬景，已變成明媚鮮妍的春光了。心頭閃過一陣無名的感動，這種感動和藝術的心似有同源共流的關係。我就來繼續描寫我青年時代的藝術的心吧。 說出來真是不恭之至：我小時在寫生世界中，把人不當作人看，而當作靜物或景物看。似覺這世間只有我一個是人。除了我一個人之外，眼前森羅萬象一切都是供我研究的寫生模型。我把我的先生，我的長輩、我的朋友，看作與花瓶、茶壺、罐頭同類的東西。我的師友戚族聽到這句話或將罵我無禮，我的讀者看到這句話或將譏我傲慢，其實非也：這是我在寫生世界裡的看法。寫生世界猶似夢境，夢中殺人也無罪。況且我曾把書架上的花瓶、茶壺、罐頭等靜物恭敬地當作人看（見上篇），現在不過是掉換一個地位罷了。 我在學校里熱心地描寫石膏頭像的木炭畫，半年後歸家，看見母親覺得異樣了。母親對我說話時，我把母親的臉孔當作石膏頭像看，只管在那裡研究它的形態及畫法。我雖在母親的懷裡長大起來，但到這一天方才知道我的母親的臉孔原來是這樣構成的！她的兩眼的上面描著整齊而有力的複線，她的鼻尖向下鉤，她的下顎向前突出。我驚訝我母親的相貌類似德國樂劇家華葛內爾(2)的頭像（這印象很深，直到現在，我在音樂書里看見華葛內爾的照片便立刻聯想到我的已故的母親）！我正在觀察的時候，驀地聽見母親提高了聲音詰問：「你放在什麼地方的？你放在什麼地方的？失掉了麼？」 母親在催我答覆。但我以前沒有聽到她的話，茫然不知所對，支吾地問：「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的？」 母親驚奇地凝視我，眼光里似乎在說：「你這回讀書回家，怎麼耳朵聾了？」原來我當作華葛內爾頭像而出神地觀察她的臉孔的時候，她正在向我敘述前回怎樣把零用錢五元和新鞋子一雙托便人帶送給我；那便人又為了什麼緣故而緩日動身，以致收到較遲；最後又詰問我換下來的舊鞋子放在什麼地方的。我對於她的敘述聽而不聞，因為我正在出神地觀察，心不在焉。 我讀Figure Drawing(3)，讀到普通人的眼睛都生在頭長的二等分處一原則，最初不相信，以為眼總是生在頭的上半部的。後來用鉛筆向人頭實際測量，果然從頭頂至眼之長等於從眼至下顎之長，我非常感佩！才知道從前看人頭時的錯覺所欺騙，眼力全不正確。錯覺雲者：我一向看人頭時，以為眼的上面只有眉一物，而眼的下面有鼻和口二物，眉只是狹狹的兩條黑線，不占地位，又沒有什麼作用。鼻又長又突出，會出鼻涕，又會出煙氣。口構造複雜，會吃東西，又會說話，作用更大。這樣，眼的上面非常寂寥，而下面非常熱鬧，便使我錯認眼是生在頭的上部的。實則眼都位在頭的正中。發育未完的兒童，甚至位在下部三分之一處。我知道了這原則，歡喜至極！從此時時留意，看見了人頭便目測其中的眼的位置，果然百試不爽。有一次我搭了西湖上的小船到岳墳去寫生。搭船費每人只要三個銅板。搭客眾多，船行遲遲。我看厭了西湖的山水，再把視線收回來看船里的搭客。我看見各種各樣的活的石膏模型，搖搖擺擺地陳列在船中。我向對座的幾個頭像舉行目測，忽然發見其中有一個老人相貌異常，眼睛生得很高。據我目測的結果，他的眼睛絕不在於正中，至少眼睛下面的部分是頭的全長的五分之三。Figure Drawing中曾舉種種不合普通原則的特例，我想我現在又發見了一個。但我僅憑目測，不敢確信這老人是特例。我便錯認這船為圖畫教室，向制服袋裡抽出一支鉛筆來，用指扣住筆桿，舉起手來向那老人的頭部實行測量了。船艙狹小，我和老人之間的距離不過三四尺，我對著他擎起鉛筆，他以為我是拾得了他所遺落的東西而送還他，臉上便表出笑顏而伸手來接。這才使我覺悟我所測量的不是石膏模型。我正在慚悚不知所云的時候，那老人笑著對我說： 「這不是我的東西，嘿嘿！」 我便順水推船，收回了持鉛筆的手。但覺得不好把鉛筆藏進袋裡去，又不好索性犧牲一支鉛筆而持向搭船的大眾招領，因為和我並坐著的人是見我從自己袋裡抽出這支鉛筆來的。我心中又起一陣慚悚，覺得自己的臉上發熱了。 這種慚悚終於並不白費。後來我又在人體畫法的書上讀到：老人因為頭髮減薄，下顎筋肉鬆懈，故眼的位置不在正中而稍偏上部。我便在札記簿上記錄了一條顏面畫法的完全的原則：「普通中年人的眼位在頭的正中，幼兒的眼，位在下部，老人的眼稍偏上部。」 但這種慚悚不能阻止我的非人情的行為。有一次我在一個火車站上等火車，車子儘管不來，月台上的長椅子已被人坐滿，我倚在柱上閒看景物。對面來了一個賣花生米的江北人。他的臉孔的形態強烈地牽惹了我的注意，那月台立刻變成了我的圖畫教室。 我只見眼前的雕像臉孔非常狹長，皺紋非常繁多。哪一條線是他的眼睛，竟不大找尋得出。我曾在某書上看到過「舊字面孔」一段話，說有一個人的臉孔像一個「舊」字。這回我所看見的，正是舊字面孔的實例了。我目測這臉孔的長方形的兩邊的長短的比例，估定它是三與一之比。其次我想目測他的眼睛的位置，但相隔太遠，終於看不出眼睛的所在。遠觀近察，原是圖畫教室里通行的事，我不知不覺地向他走近去仔細端詳了。並行在這長方形內的無數的皺紋線忽然動起來，變成了以眉頭為中心而放射的模樣，原來那江北人以為我要買花生米，故笑著擎起籃子在迎接我了。 「買幾個錢？」 他的話把我的心從寫生世界裡拉回到月台上。我並不想吃花生米，但在這情形之下不得不買了。 「買三個銅板！」 我一面伸手探向袋裡摸錢，一面在心中竊笑。我已把兩句古人的詩不葉平仄地改作了： 「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要吃花生米。」 ———————————————————— (1) 1933年春為開明函授學校《學員俱樂部》作。 (2) 即瓦格納。 (3) 即《人體描法》，這是一冊專講人體各部形狀描法的英文書。 為青年說弘一法師(1) 弘一法師於去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逝世，至今已有五個多月。傅彬然先生曾有關於他的一篇文章登在本刊上，而我卻沉默了五個多月，至今才寫這篇文字。許多人來信怪我，以為我對於弘一法師關係較深，何以他死了我沒有一點表示。有的人還來信向我要關於弘一法師的死的文字，以為我一定在發起追悼大會，或者編印紀念刊物，為法師裝「哀榮」的。其實全無此事。我接到泉州開元寺性常師打來的報告法師「生西」的電報時，正是去年十月十八日早晨，我正在貴州遵義的寓樓中整理行裝，要把全家遷到重慶去。當時坐在窗下沉默了幾十分鐘，發了一個願：為法師造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預定到重慶後動筆。發願畢，依舊吃早粥，整行裝，覓車子。 弘一法師是我的老師，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說來，我豈不太冷淡了嗎？但我自以為並不。我敬愛弘一法師，我希望他在這世間久住。但我確定弘一法師必有死的一日。因為他是「人」。不過死的時日遲早不得而知。我時時刻刻防他死，同時時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樣。他的死是我意中事，並不出於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的死的電告，並不驚惶，並不慟哭。老實說，我的驚惶與慟哭，在確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過了。 我去冬遷居重慶，忙著人事及疾病，到今年一月方才有工夫動筆作畫。一月中，我實行我的前願，為弘一法師造像。連作十尊，分寄福建、河南諸信士。還有九十尊，正在接洽中，定當後續作。為欲勒石，用線條描寫，不許有濃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師的線條畫像，看的人都說「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點容易捉住之故。但是還有一個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覺得，為他畫像的時候，我的心最虔誠，我的情最熱烈，遠在驚惶慟哭及發起追悼會、出版紀念刊物之上。其實百年之後，刻像會模糊起來，石碑會破爛的。千萬年之後，人類會絕滅，地球會死亡的。人間哪有絕對「永久」的事！我的畫像勒石立碑，也不過比驚惶慟哭、追悼會、紀念刊稍稍永久一點而已。 讀了傅彬然先生的文章之後，我也想來為讀者談談，就寫這篇文章。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貢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里見到李叔同先生(2)。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一年中我見他的次數不多。因為他常常請假。走廊上玻璃窗中請假欄內，「音樂李師」一塊牌子常常擺著。他不請假的時候，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這教室四面臨空，獨立在花園裡，好比一個溫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還沒有到而嘴裡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偷偷地仰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藹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隻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時把上塊推開）。在這樣布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帶著難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著，親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彈琴教室里。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李先生及十數同學全都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自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他雖然常常請假，沒有一個人怨他，似乎覺得他請假是應該的。但讀者要知道，他的受人崇敬，不僅是為了上述的鄭重態度的緣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值得我們崇敬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凡事認真，第二點是多才多藝。先講第一點：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凡事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他出身於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墮地後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徵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遊日廣，終以「才子」馳名於當時的上海。所以後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庶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讀者恐沒有見過上述的服裝。這是光緒年間上海最時髦的打扮。問你們的祖父母，一定知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個翩翩公子。 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共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他自己把腰束小，把發拖長，粉墨登場，扮作茶花女。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鬈髮，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手杖」、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樑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3)（李先生從兩級師範一直教到第一師範）之聘，同時教兩地兩校，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形式卻很稱身，色澤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最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餘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有一晚，我為級長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間裡去報告。報告畢，我將退出，李先生喊我轉來，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對我說：「你的圖畫進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人。你以後可以……」當晚這幾句話，便確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記得年月日時，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記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話，算起命來，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個重要關口。因為從這晚起，我打定主意，專門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直到現在沒有變志。從這晚以後，我對師範學校的功課忽然懈怠，常常逃課學畫。以前學期考試聯列第一，此後一落千丈，有時竟考末名。幸有前兩年的好成績，平均起來，畢業成績猶得第二十名。這些關於我的話現在不應詳述。且說李先生自此以後，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因此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更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教的經書。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像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後來又介紹我從夏丏尊先生學日本文，因他沒有工夫教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 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後，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後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裡，把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臘（就是做和尚的年代）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做人認真得很。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修律宗如何認真呢？一舉一動，都要當心，勿犯戒律（戒律很詳細，弘一法師手寫一部，昔年由中華書局印行的，名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很多，佛號所需很少。他就要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我原是多備一點，由他隨意處置的，但沒有說明，這些紙的所有權就模糊，他非問明不可。我連忙寫回信去說，多餘的紙，贈與法師，請隨意處置。以後寄紙，我就預先說明這一點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郵票，就預先聲明：多餘的郵票送與法師。諸如此類，俗人馬虎的地方，修律宗的人都要認真。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認真至極的表示。模仿這種認真的精神去做社會事業，何事不成，何功不就？我們對於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應該觀察其「理」。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小生像個小生，起大面又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緣故。 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二特點是「多才多藝」。西洋文藝批評家批評德國的歌劇大家華葛納爾有這樣的話：「阿普洛(4)右手持文才，左手持樂才，分贈給世間的文學家和音樂家。華葛納爾卻兼得了他兩手的贈物。」意思是說，華葛納爾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劇大家。拿這句話批評我們的李先生，實在還不夠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畫，作文，吟詩，填詞，寫字，治金石，演劇。他對於藝術，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種都很出色。專門一種的藝術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學習。作曲和作歌，讀者可在開明書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窺見。這集子中載著李先生的作品不少。每曲都膾炙人口。他的油畫，大部分寄存在北平美專，現在大概還在北平。寫實風而兼印象派筆調，每幅都很穩健，精到，為我國洋畫界難得的佳作。他的詩詞文章，載在從前出版的《南社文集》中，典雅秀麗，不亞於蘇曼殊。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學黃山谷，中年專研北碑，得力於《張猛龍碑》尤多。晚年寫佛經，脫胎化骨，自成一家，輕描淡寫，毫無煙火氣。他的金石，同字一樣秀美。出家前，他的友人把他所刻的印章集合起來，藏在西湖上西泠印社的石壁的洞裡。洞口用水泥封好，題著「息翁印藏」四字（現在也許已被日本人偷去）。他的演劇，前已說過，是中國話劇的鼻祖。總之，在藝術上，他是無所不精的一個作家。藝術之外，他又曾研究理學（陽明、程、朱之學，他都做過功夫。後來由此轉入道教，又轉入佛教的）。研究外國文，……李先生多才多藝，一通百通。所以他雖然只教我音樂圖畫，他所擅長的卻不止這兩種。換言之，他的教授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借夏先生的話來講：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請假），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 青年的讀者，看到這裡，也許要發生這樣的疑念：李先生為什麼不做教育家，不做藝術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聽到許多人發這樣的疑問。他們的意思，大概以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極的，暴棄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這僧臘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創作不少的作品，這才有功於世呢。 這話，近看是對的，遠看卻不對。用低淺的眼光，從世俗習慣上看，辦教育，製作品，實實在在的事業，當然比做和尚有功於世。遠看，用高遠的眼光，從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偉大，遠在教育之上。——但在這裡須加重要聲明：一般所謂佛教，千百年來早已歪曲化而失卻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實是另一種奇怪的人，與真正佛教毫無關係。因此世人對佛教的誤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經念佛做道場為營業。居士大都想拿佞佛來換得世間名利恭敬，甚或來生福報。還有一班戀愛失敗，經濟破產，作惡犯罪的人，走投無路，遁入空門，以佛門為避難所。於是乎，未曾認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為消極，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應該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偉大，勝於一切。——讀者只要窮究自身的意義，便可相信這話。譬如：為什麼入學校？為了欲得教養。為什麼欲得教養？為了要做事業。為什麼要做事業？為了滿足你的人生欲望。再問下去，為什麼要滿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時找不到根據，而難於答覆。你再想一想，就會感到疑惑與虛空。你三想的時候，也許會感到苦悶與悲哀。這時候你就要請教「哲學」，和他的老兄「宗教」。這時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於一切。 所以李先生的放棄教育與藝術而修佛法，好比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慶的。 ———————————————————— (1) 弘一法師逝世（1943年10月13日）後第167日於四川五通橋旅舍作。原載《中學生》戰時半月刊1943年第63期。 (2) 即弘一法師。 (3) 即浙江第一師院的前身。 (4) 即阿波羅，文藝之神。 讀丏師遺札(1) 丏師逝世後，開明書店擬為出紀念刊，向我索取從前丏師給我的信件。我原有一大包「紀念品」，是師友們給我的值得保留的信件等物。內有丏師來示不下十餘通。這一大包，一向鄭重保存。勝利後半年，我決意賣屋，準備東歸時，為使行李簡潔化，把這一大包紀念品加以清理，拋棄了一大半。丏師的信，只留抗戰最初時一封，及論畫一封。其餘的都拋棄了。以前我鄭重保藏，是防丏師在戰時死去。勝利之後，眼見得不久可與丏師見面，倘再保存這些信件，我想，反而不祥，就把它們燒了。誰知相差兩個月，竟不能再見一面，使我今日後悔無及！燒去的信件中，所談大都是一時瑣事，不能盡憶。但記得：抗戰後期的一封信內，夏先生說，他近來吃「扁擔飯」。即每日上午吃了一餐，跑去辦公，下午回來再吃一餐，一天的食事就完了。這話現在想起了倍覺傷懷！又勝利後不多時給我一信，內言：戰後交通與生活，一定困難。你故園盡毀，而沙壩倒有小屋，不如暫斷歸念。「暫斷歸念」四個字，當時在我頗覺逆耳。我已歸心如箭，正漫寫「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詩來分送朋友，讀到這四字，好比被澆一桶冷水。心想：夏先生好煞風景！誰知後來，復員一天困難一天，終於到了勝利後九個月的今天，我還擱淺在重慶。今日想起了夏先生那四個字，幾乎感激涕零呢！ 今天我把保存著的兩封信寄給開明書店。讀了一遍，頗有所感，就寫這一篇感想。先把夏先生的原信抄錄在這裡： 其一 子愷：去秋屢承寄畫像慰，及後聞石灣惡消息，輒為悵惘。無可為君慰者，惟取《幾人相憶在江樓》的橫幅張之寓壁，日夕觀覽，聊寄遐想，默禱平安而已。仆喪魄落膽者數月，近已略轉平靜，一切都無從說起，凡事以「度死日」之態度處之。弘一師過滬時，曾留一影，檢寄一紙，藉資供養。（師最近通訊處：泉州承天寺。）斯影攝於大場陷落前後，當時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師面上猶留笑影，然鬚髮已較前白矣。不一，祝安吉。 丏尊 三月十日(2) 其二 子愷：十月廿六日發航空函，收到已一星期。牽於校課，今日始寫覆信。勞盼望矣。關於繪畫拙見，蘊藏已久，前函乘興漫說，蒙採納，甚快。委購畫帖，便當至坊間一走，購得即寄，乞稍待。鄙意：中國人物畫有兩種，一是以人物為主的（如仕女、如鍾進士、佛像等），一是以人物為副的（如山水畫中之人物）。前者須有畫題，少見有漫然作一人物者，後者只是點綴。其實二者之外，尚有第三種方式，就是背景與人物並重。此種人物，比第一種可潦草些（不必過於講究面貌與衣褶），比第二種須工整些（眼睛不能只是一點）。第一種人物畫，功夫不易，出路亦少（除仕女外，佛像三星而已）。第三種人物畫，是有背景之人物，人物與背景功力相等，背景情形頗複雜，山水，竹石，房屋，樹木，因了畫題一切都有。大致以自然風景為最主要。由此出發，則背景與人物雙方並重，將來發展為山水，為人物，都極便當。君於漫畫已有素養，作風稍變（改外國畫風），即可成像樣之作品。暫時試以此種畫為目標如何？聞畫家言，「枯木竹石」，為山水畫之初步，亦最難工。人物背景，似宜以「枯木竹石」為學習入手也。將來代選畫帖，擬顧到此點。由漫畫初改圖畫，純粹人物和純粹山水，一時恐難成就（大幅更甚），如作人物背景並重之畫，雖大幅當亦不難。且出路亦大，可懸諸廳堂，不比漫畫之僅能作小幅，十九以鋅版印刷在書報中也。畫佛千幅，志願殊勝。募緣啟事，當代為宣傳。仆願得一地藏像。今夏讀《地藏本願經》，有感於此菩薩之慈悲，故願設像供養（尺許小幅），遲早不妨。《續護生畫集》已付印，月底可出書。滬地尚可安居，惟物價仍高昂不已。米每石七十餘元。青菜一角五至二角。肉二元余。舍下五人每月開銷須三百元以上（娘姨已不用）。薪水本來無幾，湊以版稅，不足則借貸支撐。浙東不通如故，欲歸不得。在上海也恐活不下去，只好不去想他，得過且過再說矣。煙，酒，瓶花，結習未除，三者每日約耗一元（一人）。酒每餐飲一玻璃杯，煙已吸至平常不吸之劣牌子，花瓶無一存者，以瓦茶壺插花供案頭。菊花己過，水仙新起。此信即在水仙花下寫者。率復祝好。 丏尊 十一月十五日夜半(3) 第二函是專為論畫的。第一函中也說起畫。夏先生給我的信，總有幾句關於畫的。這雖是為了我是畫畫的人之故，也足見夏先生自己對於畫很有興味。他自己不作畫，但富有鑑賞力，論畫頗多卓見。這第二函中所述，當時我極感佩。今日重讀這信，覺得更有價值，可說是世界繪畫傾向的一個預言。 夏先生的意思，中國有人物的畫，原來只有兩種，一種是以人物為主的，一種是以風景為主的，人物為點綴的。但他以為應該還有第三種，即人物與風景並重的畫。這第三種繪畫，在今日東西洋畫界，的確很少。是應該有而尚未出現的一種繪畫。 試回溯世界繪畫史：不論東西洋，都是先有人物畫，然後再來風景畫的。先看中國，唐代以前的繪畫，大都是人物畫。據史傳，漢武帝於甘泉宮畫天地太一及諸鬼神像，又於明光殿畫古烈士像。宣帝時，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元帝時設立宮廷畫院，亦以人物畫為主。畫王昭君的毛延壽便是當時人物畫家之一。明帝設畫官，令專寫經史中的故事，也是人物畫。漢以後，三國魏晉六朝時代，知名的畫家，曹不興、張僧繇、陸探微、顧愷之，也都是人物畫家。顧愷之的名作《女史箴》，至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內。總之，六朝以前，中國純是人物畫。六朝以後，自唐代起，方才有不寫人物而專寫自然風景的山水畫。這山水畫從此發達下去，直至今日，常在發達的路上，不過進度快慢各時代不同而已。 試回溯世界繪畫史：不論東西洋，都是先有人物畫，然後再來風景畫的。先看中國，唐代以前的繪畫，大都是人物畫。據史傳，漢武帝於甘泉宮畫天地太一及諸鬼神像，又於明光殿畫古烈士像。宣帝時，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元帝時設立宮廷畫院，亦以人物畫為主。畫王昭君的毛延壽便是當時人物畫家之一。明帝設畫官，令專寫經史中的故事，也是人物畫。漢以後，三國魏晉六朝時代，知名的畫家，曹不興、張僧繇、陸探微、顧愷之，也都是人物畫家。顧愷之的名作《女史箴》，至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內。總之，六朝以前，中國純是人物畫。六朝以後，自唐代起，方才有不寫人物而專寫自然風景的山水畫。這山水畫從此發達下去，直至今日，常在發達的路上，不過進度快慢各時代不同而已。 再看西洋：十八世紀以前的畫，純是描寫宗教題材的人物畫。希臘時代的繪畫失傳，但觀其人物雕像之精，可想見當時的繪畫也必以人物為主。義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畫家，如遼拿獨達文西(4)，米侃朗琪洛(5)、拉費爾(6)，所謂文藝復興三傑，其作品沒有一幅不是人物畫，題材大都是《聖經》里的故事，如《最後的晚餐》、《最後的審判》、《聖母子像》等。此類題材，一直沿用下去，直至十九世紀的初頭。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寫實派、印象派興起，西洋畫界方始有風景畫出現。這風景畫又從此發達下去，直到現在，仍在發達的路上。 中國以唐代為界，劃分人物畫時代與風景畫時代。西洋則以十九世紀中葉為界而劃分。時間遲早不同，而其順序完全一致。故世界繪畫，現在都尚在風景為主的時代。 夏先生所說的第三種畫，我以為在將來必然要出現。而且已有小規模的先驅者，便是今日蓬勃發展的木刻畫。優良的木刻畫中，人物與其背景（風景）一樣注重，一樣寫實，並無主客輕重之分。用木刻畫的手法來描寫的大畫，便是夏先生所盼望的第三種畫。這種畫的出現，一定是在最近的將來，因為風景畫發達到今日，已經爛熟，過熟，應該是蛻化的時候了。試看中國的山水畫，千百年來，終古如斯，令人看得膩煩。而西洋的印象派、後印象派的風景畫，濃塗大掃，至今也覺不新鮮了。世界繪畫渴望一個新的轉機。這迴轉向哪裡呢？惟有人物風景並重的一路了。 從繪畫哲理上看，這一路也是必由的。人類初生，最注意自己，及與自己同類的牛羊雞犬等動物。初民的岩洞上的壁畫，純是這種，便是其證明。中國畫、西洋畫都是從人物畫開始，又是其實證。要到後來，方才注意到周圍的環境中的自然現象，於是有風景畫。把人物畫和風景畫截然分開，是二元的。歸併起來，成為一元的，便是人物風景並重的第三種畫。這種畫，在繪畫哲理上看，實在是更進步的一種畫。因為二者並重時，畫家就把人物當作風景看，或把風景當作人物看。把人物當作風景看，叫作「藝術的絕緣（isolation）」。就是屏除一切傳統習慣，而用全新的直覺的眼光來觀看世間，便不分這是人，這是山，這是水，即所謂物我無間，一視同仁的境界了。把風景當作人物看，叫作「藝術的有情化（personification）」。就是把感情移入於萬象中，視山川草木為自己的同類，於是萬物皆有生命，皆有情感了。絕緣與有情化，都是藝術的最高境地。繪畫不發達則已。如果發達，一定要走向這最高的境地。畫家體會了這最高境地，所作的畫就不分人物風景。這樣，才能作出良好的人物風景並重的繪畫。馬路旁有人「看洋畫」的。他的箱中掛著畫片，你給他錢，就可以向洞中窺看。倫敦大橋、紐約摩天樓、上海黃浦灘……人物也有，建築也有，風景也有，件件都詳細清楚。你說這不是人物風景並重的繪畫嗎？不，不，這是照相，或摹仿照相而畫的低級繪畫，不是藝術的繪畫。因為這裡面只有客觀的形象而沒有主觀的創意。用主觀的創意來描寫的人物風景並重的繪畫，才是藝術品，才是夏先生所盼望的畫。 夏先生第一封信中說起我的《幾人相憶在江樓》。他說：「無可為君慰者，惟取《幾人相憶在江樓》橫幅張之寓壁，日夕觀覽，聊寄遐想，默禱平安而已。」「幾人相憶在江樓」這一句詩，實在就是夏先生所盼望的第三種畫的最好的畫題。故雖為遙念我而掛這畫，同時也可說是為了這適合他的藝術趣味而掛這畫的。此詩句中的要件是「幾人」與「江樓」，正是人物與風景並重的一個畫題。不過我那幅畫沒有成功，還是漫畫風的，夏先生所盼望的，便是這畫的中國畫化。 陶淵明詩云：「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我也想遵照夏先生的遺囑，而勉力學習。 ———————————————————— (1) 1946年5月14日作於重慶。 (2) 寫於1938年。 (3) 寫於1940年。 (4) 即達·芬奇。 (5) 即米開朗琪羅。 (6) 即拉斐爾。 豐子愷自述(1) 我於清光緒廿二年舊曆九月廿六日生於浙江石門縣城外石門灣後河的豐同裕染坊店裡。這店是我的祖父開的。祖父早死，我生時只看見祖母。祖母是受過教育的人。她自己管店，而教我父親讀書。我四歲時，父親考鄉試中了舉人。同年祖母死了。我對於祖母的回想很模糊，但常在父母親及諸姊處聽說祖母為人何等豪爽，何等善於享樂生活；又在父親的書櫥里看見過祖母因瞌睡而被鴉片燈燒焦的《綴白裘》、《今古奇觀》等書，故從小曉得祖母是我們的家風的支配者。我的母親歡喜管理家務，父親在家只是逐良辰佳節，飲酒賦詩，家務都由母親操持。我九歲上，父親患肺病死了。因為父親不事產業，我又有六姊一妹二弟，母親撫育許多孩子，家計很困難。而數年之中，死亡相繼，現在我只有兩姊一妹了。我十歲時，母親教我入親戚家的私塾。我記得那時候我傾心於祖母和父親，對於先生全不信仰。讀書半是賴學。十三歲改入鄰近的小學校。新式的學堂功課英文，數學，理化惹起了我的興味，一變而非常用功了。十七歲小學畢業，母親送我進杭州第一師範。初入學的一二年，我依舊用功各種功課，考試常常列在前名。到了第三年，我忽然對於教我圖畫音樂的李叔同先生發生了信仰，拋棄其他功課而專門學圖畫音樂了。因功課的偏重，常常受學監及舍監的譴責。我記得那時候的慕李先生，同幼時的慕祖母，父親一樣。 我二十二歲師範畢業後，跟了友人在上海辦一所專修圖畫音樂的專科師範。明年，我的弟弟患肺病死了，我和母親受了很大的打擊。次年，即一九二一年春，我就別母親，到東京去。因為短於資本，不能入美術學校或音樂學校。我就作遊覽者，除了到研究所去略學一些繪畫音樂實技以外，只是看戲，買書，訪問展覽會和音樂會。過了一年，金盡了，只得歸國。歸國後又在專科師範做了半年教師，隨即到一個新辦在浙江上虞的山水間的春暉中學去教圖畫音樂。二三年後我又辭去。加入一班朋友的團體，在上海附近的江灣辦了一所立達學園。在那學園裡教中學部的圖畫音樂，和文藝院的關於繪畫及藝術的理論，兼任上海大學，復旦大學，和澄衷中學，松江女子中學的圖畫、音樂或藝術理論功課。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三十歲誕辰，皈依佛教，戒酒除葷。一九三〇年二月，我遭母喪，即辭去一切教職，遷居嘉興，以賣文餬口。是年秋患大病，幾瀕危境。從此體弱多病，至今未復健康。 ———————————————————— (1) 原載《讀書雜誌》1933年1月1日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