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紀念《譯文》創刊50周年筆談

1983年紀念《世界文學》創刊30周年時，我寫過一篇短文《衷心的願望》。文中抒發了對魯迅先生當年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創辦《譯文》的感戴之情，並希望《世界文學》能繼承魯迅的精神在新的形勢下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做出貢獻。今天我沒有更多的話可說。此外，我和《譯文》也沒有什麼足以稱道的關係。從《譯文》創刊到它第一次停刊的期間內，我在國外，幾乎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刊物。《譯文》於1936年3月復刊，我起始閱讀它，後來黃源同志向我約稿，我譯了幾首尼采的詩給他發表，並介紹了一篇別人的譯文，是什麼時候，我記不清楚，可能是魯迅先生已逝世兩三個月了。 可說的話不多，但是我還願意趁這機會提出一個希望。近些年來，國內的魯迅研究有很大的發展，資料不斷發現，比較深刻有獨創見解的論著日益增多，這是可喜的現象。但我總覺得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缺陷，即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係，魯迅怎樣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據我所知，至今還很少有人進行探索。 魯迅一生的文藝活動，創作與翻譯並重，好像兩趟列車在雙軌鐵路上向著同一方向平行並進，互相呼應。1938年印行的《魯迅全集》20卷，創作與翻譯各占一半，就是一個證明。 魯迅在青年時期立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為了喚起中華民族的覺醒、催促中國的新生，他奮鬥終身。但當時中國的社會黑暗重重，在封建制度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下，魯迅經歷了希望、失望、絕望，絕望中又看出一線光明的過程。最後他從過去的歷史中發現中國人的脊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中預見到中國的將來。這一切過程，在他的創作、論著，以及其他的社會活動都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同時在他的翻譯工作中也明顯地反映出來。最早他想用西方的摩羅詩力喚醒沉睡的中華民族，但當時有如在沙漠上呼喊，沒有人聽，更談不到響應。在失望以至絕望時，常借用外國文學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在望見一線光明、隨後投入反文化「圍剿」的鬥爭時，他翻譯科學的文藝理論與蘇聯文學，自稱是給起義的奴隸販運軍火。但也不能忽視，他翻譯有時是為了應付。他翻譯過鶴見佑輔的《思想·山水·人物》，他在譯本的《題記》里說：「每當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際，我一向就用一點譯文來塞責，並且喜歡選取譯者讀者兩不費力的文章。」可是這樣的譯品在魯迅大量的翻譯中為數不多，不占重要地位。總之，魯迅絕大多數的翻譯是和他當時的思想狀況與後來的思想轉變分不開的。這樣，人們才能理解，魯迅的翻譯為什麼既有安特列夫、阿爾志巴綏夫，也有《毀滅》《十月》，既有《小約翰》《桃色的雲》，也有《小彼德》和《表》，既有以弗洛伊德學說為基礎的《苦悶的象徵》，也有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而且他的翻譯，有的如今還膾炙人口，有的卻不大有人去讀了，如《一個青年的夢》。研究魯迅與那些作品的關係，他為什麼翻譯它們，對於從另一方面了解魯迅，不是沒有意義的。這個不是沒有意義的課題，我希望能有外國文學工作者擔任，做出一些貢獻。 至於《譯文》，魯迅在他多病的晚年，嘔心瀝血，為這刊物提供了大量的譯品，其種類之多，內容之豐富，譯文之精益求精，過去的《奔流》《朝花》都不能與之相比。魯迅為了使國民黨書報檢查者狗一般的嗅覺失靈，用了各種各樣的化名。他翻譯薩多維亞努、伐佐夫的小說，讓讀者了解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往日的農村與農民。他翻譯西班牙作家巴羅哈的《山民牧唱》，他說：「我要紹介的就並不是文學的樂趣，卻是作者的技藝。」他還介紹了一位日本學者關於法國作家紀德的論述，以及德國諷刺畫家格羅斯談藝術的文章。當然，重點還是俄羅斯與蘇聯文學：果戈理、薩爾蒂珂夫、契訶夫、高爾基，以及班台萊耶夫的《表》。《譯文》中發表的魯迅的譯品這樣種類繁多，風格各異，顯示出一個與過去不同的特點，不受譯者某一時期思想狀況的局限，好像是他一生翻譯工作的綜合或縮影。 據黃源同志《魯迅先生與〈譯文〉》一文的記載，魯迅在他逝世的前一日，已經無力說話，還叫人把登載10月份《譯文》廣告的報紙給他看，他要知道這一期目錄的內容，由此可見他對《譯文》是多麼關懷。 魯迅的文學活動以《摩羅詩力說》《域外小說集》開始，臨終時以看了廣告上《譯文》的目錄而結束，我們有什麼理由對魯迅翻譯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不給以重視、不進行研究呢？ 1985年7月26日燈下 （原載《世界文學》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