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對於《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一點意見

自從《讀書》（改版前的《讀書月報》）組織關於《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討論以來，許多讀者參加了討論。從已經發表的和沒有發表的參加討論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羅曼·羅蘭的這部巨著在中國讀者中間是有相當大的影響。有人在兩年內讀過三遍，有人在病中和困難中從書里得到鼓舞的力量，有人欣賞書中主人公追求「精神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精神，有人說他是「光輝的典型」，是「高尚的個人主義者」，他的戰鬥的一生，是間接為大眾服務的。另一方面，有人說他是「不沾天不著地的強者」，是「被時代所拋棄了的英雄」；有人指出，他反抗周圍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接觸到真正能以摧毀這個社會的主要力量——無產階級，他的個人主義使他脫離群眾，因此他絕不是我們的榜樣。 不管是讚頌或是批判，它既然為一部分青年所喜愛，並且影響著他們的思想行動，那麼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我們怎樣讀這部書，也就成為讀書界裡的一個重要問題，《讀書》這次的組織討論，其意義也在於此。我參考了一些討論的文章，想對於這部小說進行一些分析，不能說像前期《讀書》的《編後記》里所說的那樣，是「總結性」的文章。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寫一個人發展過程的小說，作者在一個廣泛的社會文化的基礎上敘述書里的主人公從幼年時代到晚年的成熟一生的發展，也就是敘述個人和社會之間發生了些什麼樣的矛盾，個人又怎樣處理了這些矛盾。在這樣的小說里，作者雖不一定完全寫作者自己，但往往通過這個中心人物表達出他自己的思想和對於他周圍社會的看法。 所以，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卷五初版的序里把克利斯朵夫叫作「我的影子」；他在1908年12月為創作這部書寫的札記里也說：「我不是在寫一部文學作品，我是在寫一部表示信仰的作品。」 克利斯朵夫時代是法國從巴黎公社失敗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發展的時代，也是資產階級社會日趨腐朽的時代。羅曼·羅蘭在這個社會裡感到難以容忍的窒息，他在1908年寫的《貝多芬傳》里說：「世界要窒息了，打開窗子吧！讓新鮮空氣吹進來！讓我們呼吸英雄的氣息！」這個使人窒息的社會是虛偽的、淫亂的、無恥的，裡邊充滿了爾虞我詐、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作者在《節場》一卷里，憤怒地揭發出巴黎文壇上的掮客風氣，「為藝術而藝術」實際上是「為金錢而藝術」，還指出形式主義的空虛和在「藝術」與「美」的遮飾下的荒淫；他並且一再地說，當時所謂的「優秀階級——資產階級——絕不能代表真正的法蘭西」。作者在這方面深切的感受可以說是他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一生不斷地追求進步、最後走向無產階級的最早的出發點。在這上邊，《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有積極的進步意義的。 但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羅曼·羅蘭並不曾認識到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和它的歷史任務，他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範疇內的理想主義者。他對於革命、個人和群眾的關係，以及對於藝術，有許多不確切的看法。這些看法都反映在《約翰·克利斯朵夫》里，《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成為羅曼·羅蘭一生思想發展在這一階段的記程碑。 羅曼·羅蘭所寫的克利斯朵夫對於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只是認識不清，而且有許多歪曲和誣衊。他對於馬克思不感興趣，不喜歡唯物主義，他認為其中是些「刻板的教條，思想方面的專制，暗中崇拜武力，簡直是另一極端的軍國主義」（中譯本第二冊，第189頁）。他也不能理解無產階級崇高的品質，他認為無產階級常常被布爾喬亞閣員所「勾引」，被撈錢的政客所「收買」。他認為「各種相反的思想，各知不同的潮流，循環不已」（第四冊，第156頁），大家「竭力攻擊社會的不公道——同時也在不知不覺地準備新的不公道」（第四冊，第21頁）。他強調，只有「人」使他感到興趣，而不是主義。總之，克利斯朵夫對於工人運動是抱著反對的態度，雖然他和他的朋友奧里維由於偶然的機會也參加過一次「五一」遊行。 他認為腐朽的資產階級不能代表真正的法蘭西，同時他對於無產階級也缺乏理解，那麼他要尋找的真正的法國民族到底在哪裡呢？他在巴黎第一次發現的是他在病中給他以無私幫助的幫傭西杜妮。他在西杜妮身上「見到那使人覺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為一，像土地一樣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煙消雲散而它始終無恙的法國民族」（第二冊，第676頁）。在《戶內》一卷里奧里維常常向克利斯朵夫談到真正的法國人民的形象：那是些虔誠而謙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為了一個沒有回音的上帝服務、為了一個理想服務的成千成萬的人；那是些省吃儉用、勤勞不倦、心中卻藏著一朵沒有燃燒起來的火焰的卑微的人；那是些不關心政治、不管一生的禍福如何、只是安安靜靜地種著自己的園地、與土地密切結合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有時為了保衛鄉土，跟自私的貴族抗爭而犧牲，雖然在統治者逼得無路可走時也會舉起鐮刀把他們趕走，但是在奧里維的眼中，這些人的可貴的地方並不在此，而是在於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著、工作著，只安心於自己的命運。這種對於勞動人民的讚頌顯然是片面的，作者只強調了他們不求名利、埋頭工作方面，而對於他們在歷史上反抗強暴、積極地推動社會變革，卻沒有正確的估計。奧里維在這種對於人民的片面的認識上建立了他的抽象的理想主義，孕育著他的希望和信仰；而克利斯朵夫雖然熱愛著「成千累萬的淳樸的心靈」，實際上並沒有和他們接近，他又不斷地受著他的故鄉的小市民們和巴黎資產階級社會的揶揄、迫害和侮辱，以他的頑強的性格，只有走上孤軍戰鬥的道路。他不正確地感到，人人都是孤零零地活著，孤零零地死去，可是他越孤獨，意志就越堅強，戰鬥的精神也就越為充沛，多麼大的災難和痛苦都不能把他壓倒。當他滿懷悔恨，甚至起過自殺的念頭，離開了勃羅姆的家庭，跑到山裡被白雪掩蓋的小村子以後，作者用了《神曲·地獄篇》中的詩句來說明他的堅強的性格： 於是我就起來，拿出我本來沒有的， 那種大無畏的精神，回答： 善哉善哉！我多麼堅強，多麼勇敢！ （第四冊，第233頁） 他在一切困苦和艱難的面前永不屈服，顯示出高度的堅強和勇敢，也就是在這些地方感動了無數的讀者，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的堅強、勇敢的精神，他對於腐朽的、不合理的社會中的種種反抗，我們應該予以肯定。問題卻在於他的孤軍奮鬥的個人主義人生觀。他所反抗的對象雖然也正是當時無產階級的敵人，但他是從個人主義出發，因此也就和無產階級奮鬥的方向相違背。作者在《燃燒的荊棘》里有一節敘述克利斯朵夫是怎樣主觀主義地否定工人運動的偉大意義，「他因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體力和意志驕人，把一切沒有他那種力量的人看作貪吃懶做。他既是從窮苦與孤獨中間掙扎出來的，別人為什麼不照樣的做？……」（第四冊，第35頁）後來緊接著是他和奧里維的對話，在對話里他說：「從前人們擁護強者的權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擁護弱者的權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擾亂現代的思想，虐待強者，剝削強者。今日之下，一個人病弱、窮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堅強、健康、克服環境等反變了缺點。」這種思想，接近於尼采的超人哲學了。在這時期，事實上尼采對於羅曼·羅蘭也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 我們再看一看他的奮鬥目標是什麼。他一生辛勤的努力是為了音樂創作。他固然反對當時充斥法國文壇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但是他又是怎樣認識音樂的意義呢？他只是抽象地說，音樂要灌注著生命，為人類服務，給人以力量，給人以快樂，一支美麗的歌能使人們在苦難中得到支持。他並且和許多資產階級藝術家一樣，過分地誇大藝術家的作用，說他好比一支羅盤針，在狂風暴雨中始終指著北斗星；又說詩人的神聖責任就在於守護人類的「靈光」，不讓它熄滅。同時他在另一方面說，他的音樂和政治沒有關係，藝術不能為一個黨派服務，並且把藝術看成是一個避難的地方。最後一卷《復旦》的第一節是一首音樂的頌歌，裡邊有這樣的句子： 不朽的音樂，唯有你常在。……你是在世界之外的。你自個兒就是一個完整的天地。 （第四冊，第275頁） 這種藝術觀是與現實脫離的。他雖然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但是他奮鬥的目標也不能說是為了廣大的人民。他認為，「在藝術上值得重視的並非成千成萬毫無了解的人，而是極少數真愛藝術而為之竭忠盡智的孤高虔敬之士」（第二冊，第496頁）。這樣的話幾乎使人感到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沒有多大本質上的區別了。 克利斯朵夫在他的晚年結束了他的鬥爭，「社會的惡意與不公平也不能再使他反抗。——他笑著說反抗是不自然的，而且生命已經漸漸地離開他了」（第四冊，第512頁）。他所創作的音樂也變得清明恬靜。作者說他最後的作品是當時音樂上最高的成就，同時卻使小說最後的章節里充滿了宗教的氣氛。具有象徵意義的是葛拉齊亞和奧里維一生都沒有得到信仰，可是葛拉齊亞的女兒和奧里維的兒子，也就是下一代，竟成為宗教的信徒，說出真理就在基督舊教中間的話。我們讀到這些地方，得到的印象是，與其說是克利斯朵夫的完成，倒不如說是克利斯朵夫的悲劇更為適當些。作者自己在卷十初版序里也明白地說，他是寫下了快要消滅的一代的悲劇，且告訴他同時代的青年們踏在他的身體上向前走去，並要超越這書中的主人公，不要求人們向他學習，因為他是屬於快要過去的一個時代的。他在小說的開端寫著「獻給各國的受苦、奮鬥、而必戰勝的自由靈魂」的獻詞，其用意是希望讀者能以從中吸取力量，同時也吸取教訓，並不是要人去模仿他。這些話都顯示了作者的偉大精神。 作者自己也實踐了他的話，他也不斷踏在克利斯朵夫的身體上面向前邁進，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經過長期內心的鬥爭，他終於走上了莫斯科的道路，作為個人主義者的克利斯朵夫誠然如作者所說，「當作空殼似的扔掉了」。但是這個「空殼」並不是一個空殼，它有豐富的意義，它能夠使我們認出一個像羅曼·羅蘭這樣不斷追求進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過怎樣艱苦的歷程——這樣的歷程也是魯迅先生曾經走過的，在沒有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以前，對於使人窒息的腐朽的社會的反抗，總不免要走著提倡「個性解放」的孤軍作戰的道路的。如今我們的社會無論從哪方面看，都與克利斯朵夫時代法國的社會迥然不同，我們現在對待這部小說，只能把它當作20世紀初期歐洲資產階級一些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記程碑來看，其中對於農民、對於無產階級和對於藝術的看法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小說里主人公艱苦奮鬥的精神雖然能以使我們感動，但是因為採取的是個人主義孤軍作戰的方式，奮鬥的成果並不能令人鼓舞，他所反抗的腐朽的社會也沒有由於他的反抗有所改變，而他本人卻沉入一種表面上好像是很莊嚴、實際上卻是很空洞的宗教的氛圍里。總之，他是屬於過去一個時代的，我們如今已經跨過了他，我們沒有理由來仿效他，如果不顧時代的不同，只為受了感動就向他「學習」，那麼勢必會演出一出可憐而又可笑的堂·吉訶德式的悲喜劇。 1958年 ［附註］文中的引文系根據20世紀50年代印行的傅雷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