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歌德與杜甫

杜甫和歌德，這兩個在世界文學居於重要地位的詩人，一個生活在公元8世紀中國唐代的封建王朝從鼎盛轉入衰弱的過渡時期，一個生活在歐洲18、19世紀資本主義正在發展，而德國的經濟、政治還比較落後的時代。兩個人，在時間上距離1000多年，在空間上距離8000公里。他們也不是東方或西方唯一的最偉大的詩人，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與他們處於同等地位的，也大有人在，就在他們本國和他們同時代的詩人中間，杜甫之外還有李白和王維，歌德之外還有席勒和荷爾德林。我為什麼把這兩個彼此陌生的詩人並列在一起來談呢？其中有主觀的原因，也有客觀的原因。 先從主觀的原因說起。人在青年時期，對於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些「敬而遠之」的思想，作為文藝愛好者，喜愛的往往是些不那麼偉大而對於自己的思想感情能引起共鳴的作家，中年後，經歷漸多，閱世日深，才逐漸理解到歷史上經過考驗的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自有它的理由存在。我個人在年輕時曾經喜愛過唐代晚期的詩歌，以及歐洲19世紀浪漫派和20世紀初期里爾克等人的作品。但是從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在戰爭的年月，首先是對杜甫，隨後是對歌德，我越來越感到和他們接近，從他們那裡汲取許多精神的營養。由於接近，也發現他們一些在我們今天不很使人喜歡的甚至是庸俗的方面，可是他們遺產中的精華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藝術，給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艱難中得到鼓舞。從那時到現在40年的歲月里，我有時長期不讀他們的作品，但每逢從書架上把它們取下來翻閱，都猶如舊友重逢，並且在舊友身上又發現一些新的東西。今年上半年，受到一個辭書編輯部的委託，撰寫關於杜甫和歌德的條目，每個條目要寫到8000字或1萬字，於是把這兩個詩人的生平和重要著作又有選擇地溫習一下，我對於他們仍然有舊友重逢的親切之感。為什麼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遭遇、不同氣質的詩人同時被現代中國的一個詩歌愛好者所愛戴、所尊重呢？（這裡所說的「一個詩歌愛好者」，也許不限於「一個」，但由於說的是個人的認識和感受，所以用了「一個」這個數字。）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就要研究：這兩個在東方和西方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詩人的特點是什麼？他們歌詠的主要對象是什麼？他們的思想和情感、經驗和智慧有什麼相同，有什麼差異？我們今天從他們那裡還能吸取什麼？這一連串的問題都涉及人們經常討論的如何對待古代的和外國的文學遺產問題。這樣，主觀的原因也就轉變為客觀的原因。 一 兩個詩人的同和異 杜甫是詩人，他的詩流傳下來的有1400多首（他早年也寫過1000多首詩，大部分都失散了），他寫過少數的散文，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歌德是詩人，除去他長長短短4000多首的詩篇和詩句外，還寫過戲劇、長篇和短篇小說、自傳，以及關於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的論著，這些著作與他的詩歌同等重要。這裡只能談他的詩；當然在談歌德的詩的同時，不能不談到《浮士德》，因為《浮士德》可以看作他的全部詩集以外的另一部「詩集」，甚至是一部更為博大、更為重要的「詩集」。 談起這兩個詩人的詩，還要縮小範圍。他們在各自不同的情況下，寫過一些臨時應付的、一般酬答的、帶有遊戲性的詩。也有些詩本來是好詩，但由於時代的轉變、地點的不同，它們的感染力已經減弱。關於杜甫的詩，在11、12世紀被北宋、南宋的詩人們推崇備至，但是在13世紀，詩人元好問已經說，杜甫的詩里既有「連城璧」也有「碔砆」 ，到了18、19世紀之間，詩人兼批評家趙翼更明確地指出：「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至於歌德的詩，德國整個19世紀的詩歌，不管它們的作者是讚美歌德的或是反對歌德的，基本上沒有超越了歌德詩歌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20世紀20、30年代，已經聽到了「他對我們是根本生疏的」「他的話對我們沒有意義」這類的話 ；如今在一部論述歌德的著作里談到一種情況：在學校里叫學生背誦《赫爾曼與竇綠苔》的選段與《神性》等詩、分配角色朗讀《哀格蒙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過去在中國把杜甫叫作「詩聖」，在德國有人把歌德稱作「奧林帕斯山上的天神」，現在看來，這些稱呼也是不適宜了。——鑒於以上情況，杜甫和歌德的詩中有哪些詩篇能使我們感到既不是「過去了」也不是「不新鮮」了，而像是舊友重逢或是新知相遇呢？ 從表面上看，他們的生活和詩歌創作，有不少類似的地方。他們都是從兒童時就起始寫詩，杜甫七歲時寫詩歌詠鳳凰，歌德八歲時寫詩給他的外祖父母祝賀新年。在青年時期，杜甫漫遊祖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歌德參加當時文藝界的「狂飆突進」運動；他們都度過目極八荒、睥睨一世的浪漫生活。中年以後，二人從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接觸現實，杜甫在35歲到了長安，目睹唐朝的統治者從賢明轉向腐敗，越來越深刻地感到國家的危機和人民的痛苦；歌德在26歲到了魏瑪，為一個人口僅及10萬的封建小邦服務，擔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二人都經歷了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唐代的安史之亂使唐帝國由強盛而變得衰弱，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拿破崙的興起與失敗都震撼了整個的歐洲。二人一生都始終不懈地努力創作，直到死亡的前夕。他們各自集本民族的詩歌之大成，沒有一種到他們那時為止的詩體不經過他們的運用而得到發展，並影響後世。 但是二人之間又有很大的不同。歌德早年就享有盛名，他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在1774年出版後，在國內國外立即得到強烈的反應；杜甫雖然一再陳述他年輕時的詩如何得到當時文壇上權威人士的賞識，可是並沒有什麼流傳下來的文獻可以證明，而且那些詩絕大部分都喪失了。歌德26歲就在魏瑪公國擔任要職，管理財政、礦務、軍事、交通等工作，每年的薪俸高出一般市民收入的十幾倍以上，他長期居住在魏瑪，他在世時就使魏瑪成為國內外文人、藝術家們訪問的中心；杜甫35歲以後，生活日漸窮困，饑寒交迫，致使幼兒餓死，有時貧窮到「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地步，他充當過短期級別低下的官吏，也是遭受打擊，他在成都住過的草堂，只是在他逝世100多年以後才成為人們懷念詩人的場所。 以上只是把兩個詩人的生活和創作從表面上做了一個同與不同的比較。如果進一步探索他們的內心世界和他們詩歌的遭遇，又會發現一些類似的地方。杜甫由於他生活在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面對祖國的危機、人民的貧困，看到山河破碎，田野荒蕪，懷友思鄉，經常有寂寞之感，「寂寞」兩個字不斷在他的詩中出現，是可以理解的。歌德的生活和杜甫相反，他享有榮譽與富裕，但是在他所處的環境裡同樣也感到寂寞。他一方面克制自己，適應魏瑪行政和宮廷取樂的要求，一方面又覺得這是些與他的詩人氣質格格不入的、無聊的負擔。那兩首每首隻有八行的簡練的、舉世聞名的《漫遊者的夜歌》，呼籲和平，描繪安憩，在和平安憩之後隱伏著作者沉重的、難以擺脫的精神上的痛苦。在這種矛盾無法解決時，他不得不在1786年，隱姓埋名，事前不通知魏瑪的任何人，往義大利旅行。兩年後從義大利回到魏瑪，1805年席勒逝世，以及在晚年，歌德都感到他的崇高的思想與他周圍鄙陋的環境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內心十分寂寞。杜甫生計艱難，有時與當權的朝臣和地方官吏周旋，希望從他們那裡取得一些援助；歌德身居要位，要用去許多時間與公侯貴族們交往。這種周旋與交往，更增強他們的寂寞之感。此外，在他們的作品中，思想深刻、藝術純熟的詩篇並不為他們同時代的人所了解、所接受。現在流傳下來的唐代人編輯的唐詩選集，有的根本不選杜甫的詩，有的選了幾首，但都是不關重要的。歌德晚年最優秀的抒情詩集《西東合集》，據說在他逝世後的若干年內第一版還沒有售完；《浮士德》第二部脫稿後，作者以絕望的心情把它封好，認為不會得到人們的了解，不肯在他生前付印。 我把這兩個詩人反覆做了比較，最後我要指出一個最大的不同，這會使人感到驚奇。歌德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參加過干涉法國革命的普奧聯軍，與當時的一些政治家、軍事家、公侯貴族交往，他的詩卻很少談到政治，直到他逝世前的幾天，他還為他不寫政治詩辯解，並為有才華的詩人寫政治詩而惋惜。與此相反，杜甫的政治生活非常短促，經常與田夫野老相處，但是他滿懷熱情地關心政治，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內憂外患，社會上的各種動向，幾乎都在他的詩中得到反映。 二 詩與政治 杜甫詩被稱為「詩史」，實際上是廣義的政治詩。歌德在他逝世前幾天與愛克曼的談話里說，他不同意當時某些文人提出的「政治就是詩」的主張。他說：「一個詩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動，他就必須加入一個政黨；一旦加入政黨，他就失其為詩人了，就必須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見解告別，把偏狹和盲目仇恨這頂帽子拉下來蒙住耳朵了。」並且說，政治的題目「沒有詩意」 。在這以前兩年，他還說：「政治詩只應看作當時某種社會情況的產物，這種社會情況隨時消逝，政治詩在題材方面的價值也就隨之消逝。」 這兩段話只是片面地看到一種現象：一個詩人如果有政治偏見，詩的內容不能代表人民的心愿，而詩的藝術又很平庸，那麼，他的作品是會隨著時間消逝的。杜甫的政治詩卻不是這樣，他的政治思想當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詩歌並沒有隨著他所處的社會情況的消逝而消逝，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名篇放射著燦爛的光輝。那些名篇之所以能夠這樣久遠地發揮作用，分析起來，原因不只一端，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卻又是從反對政治詩的歌德的口中說出。 貝朗瑞是法國著名的政治詩人。歌德欽佩他的為人，稱讚他的作品，並不因為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詩而貶低他的成就。他說：「我一般不愛好所謂政治詩……不過貝朗瑞的政治詩我卻很欣賞。他那裡沒有什麼空中樓閣，沒有純粹出自虛構或想像的旨趣，他從來不無的放矢，他的主題總是十分明確而且有重要意義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內心活動和人民的內心活動總是一致的。」「所以他這位詩人是作為發出民族聲音的喉舌而被傾聽的。」 杜甫的政治詩和貝朗瑞的政治詩沒有什麼共同之點，但是這些對貝朗瑞的評語用於杜甫也是適當的。 中國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和以偉大詩人屈原的作品為代表的《楚辭》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基礎。《詩經》里除了一般歌詠愛情、抒發個人感情的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詩，這些詩反映勞動人民的征役之苦，諷喻統治階級的殘酷與昏庸，在描繪農業生產和狩獵生活的同時控訴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至於《楚辭》，它的作者則以憂國憂民的政治熱情與極為豐富的想像，用生動感人的詩句對政府中和社會上的惡勢力進行鬥爭。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泊、禽獸蟲魚、花草樹木，對詩人們起比喻和象徵的作用。與西方的古代詩歌相比，形上學的、宗教的成分是比較少的。杜甫繼承和發展了《詩經》和《楚辭》的傳統，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這種精神幾乎貫串他絕大部分的詩篇；他還把國運民情、個人感觸與自然的景色交融在一起，更增強感人的力量，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邊還要談到。他豐富了中國詩歌的內容，開擴了中國詩歌的領域，進一步提高了中國詩歌的藝術水平，他的一些優秀的詩篇在千百年後還能使讀者受到思想感情的陶冶和美感的教育。這些詩並不像歌德所說的「沒有詩意」，而是很有詩意。 歌德雖然說他不愛好政治詩，但他站在保守的立場上也寫過少量的政治詩，例如《威尼斯銘語》組詩中的幾首，反對當時在德國受到進步人士普遍歡迎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他的詩集裡暗淡無光，只說明他對於法國革命的積極意義很不理解。被稱為「市民牧歌」的長篇敘事詩《赫爾曼與竇綠苔》也含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不同情法國革命，但其中有幾段敘述德國青年與人民對法國革命熱烈擁護的情景，卻又寫得有聲有色，這也可以說是歌德現實主義的描繪戰勝了他在這首長詩里所要表達的主導思想。歌德在談論政治詩時，也談到作為一個德國詩人對於他的祖國應盡的職責。他說：「一個詩人只要能畢生和有害的偏見進行鬥爭，排斥狹隘觀點，啟發人民的心智，使他們有純潔的鑑賞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還能做什麼更好的事呢？還有比這更好的愛國行動嗎？」 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歌德所主張的不是變革德國的政治現實，而是改造德國人的精神世界。實際上在當時的德國進行法國式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歌德的詩歌實踐了他的主張，他不斷對宗教的偏見、虛偽的道德、陳腐的教育、主觀唯心主義、庸俗文學中的幽靈和夢幻等進行鬥爭。針對這些現象，他與席勒合寫鋒利的《贈辭》，在《浮士德》里通過靡非斯托非勒斯和其他人物之口說出辛辣的諷刺。從這點看來，歌德還是啟蒙運動的詩人，但是歌德最優秀的詩歌又證明他超越了啟蒙運動的範疇。歌德接受了啟蒙運動者崇尚理性、反對宗教迷信、提倡唯物主義的精神，卻克服了當時把自然界甚至社會上的事物看作不變的、從來就如此的形上學的觀點。歌德通過對自然界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宇宙萬物有擴張、有收縮、不斷變化、永不停滯的辯證思想。他的辯證思想大大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和創作內容。他的詩歌中以明確的語言和生動的形象體現這種辯證思想和生活智慧的部分，最使我們感到興趣。這些詩比起那些鋒利的《贈辭》和靡非斯托非勒斯口中辛辣的諷刺，我認為更能「排斥狹隘觀點，啟發人民的心智」。 三 詩與自然 歌德的辯證思想主要是從對於自然的研究和觀察中得來的。歌德早期很大的一部分詩都是歌詠自然的，他在狂飆突進時期寫的自由體詩大都是對自然的讚頌，他接受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認為神只存在於自然的實體中，人是自然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擁抱自然，在有限中追求無限，投入神的胸懷。與此同時，他迫切地要了解自然，他寄詩給他的朋友梅爾克說：「看，自然是一本生動的書，還讀不懂，並不是不能懂的。」在《藝術家的晚歌》里說：「自然，我覺得認識你，那麼我必須握住你。」這和18世紀哲學界流行的、詩人哈勒爾之流所歌詠的只能知道自然的外殼，不能知道它的核心的不可知論 是迥然不同的。歌德到了魏瑪以後，參加行政工作，克制狂飆突進時期熱情奔放的精神，逐漸重視實際。他對於自然也就從熱情的歌頌轉入比較冷靜的觀察和研究。當時在歐洲是自然科學進一步從宗教迷信、蒙昧主義解放出來，在各個領域裡闊步前進的時代，歌德在這種情況的鼓舞下，以極大的興趣研究自然科學。他研究的方面很廣泛，在地質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體解剖學、氣象學、光學和顏色學等領域他都或多或少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在50多年的歲月內，他的自然科學研究很少中斷，而且興趣與日俱增。他高度評價自然科學研究的意義，他晚年時對愛克曼說：「如果我沒有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會學會認識人的本來面目。」 歌德研究自然科學範圍很廣，時間很長，自然界的千形萬象呈現在他的面前，他從中概括出普遍的規律。他認為，宇宙萬物有擴張，有收縮，不斷變化，永不停滯。他用這個規律觀察自然界的一切，也引申到用以觀察人生，觀察文學藝術。他在許多地方用生物界（包括人在內）的吸入與呼出、心肌的收縮與舒張和植物動物的蛻變闡述這個規律。他在《顏色學·講述部分》說：「一分為二，合二而一，是自然的生活，這是永久的收縮和舒張，永久的結合與分離，全世界的吸入與呼出，我們在這世界裡生活著、交織著、存在著。」在同一著作里另一處還說：「吸入是呼出的前提，反過來也是如此，每個心肌收縮都繼之以它的舒張。這是生活的永久的公式……」也把這種認識凝練成六行歌詠呼吸的詩，收在《西東合集》里，這首詩經常被人引用，來說明歌德的宇宙觀。關於演變，歌德在《植物蛻變》和《動物蛻變》兩首詩里說明，當前的植物和動物都是從它們的「原型」蛻化演變出來的。作者在詩中指出，每棵植物都在宣示永恆的規律，種子是緊密的收縮，花與葉是舒張，植物在收縮與舒張的輪替中發展；動物一切的肢體也都按照永恆的規律形成，最稀奇的形式也暗自保留著原型。 歌德這種觀點的形成，主要是他研究和觀察自然的結果，但也與他個人的生活經驗有關。歌德在「狂飆突進」時期，要求個性解放，富有反抗精神，在有限中尋求無限，蔑視庸俗的社會，歌頌崇高的理想，《普羅米修斯》等詩篇，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最能體現這種精神。到了魏瑪以後，環境不同了，生活方式改變了，在他接觸的現實中感到，狂飆突進運動所追求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於是斷念、割捨、限制等動詞不斷在他的詩文中出現，他在《伊爾梅瑙》詩中說：「誰致力於領導好別人，就必須有許多的放棄。」這兩種生活態度，前者是擴張，後者是收縮，跟呼吸和心臟的活動一樣，擴張到一定限度時需要收縮，收縮到一定限度時又需要擴張，歌德在二者之間經常感到矛盾，他的一生是在限制和要衝破限制的矛盾中度過的。前邊提到的他的那些寂寞之感，大都發生在矛盾難以解決的時期。歌德晚年，他的反對者只看到他表面的生活，攻擊他是「公侯的奴僕」，但他以極大的熱情讚許英國的反抗詩人拜倫和法國人民的歌手貝朗瑞。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者為這部小說印行出版50周年紀念本時，他在《給維特》一詩中寫出這樣傷感的詩句：「我留人間，你與世長辭，你先我走去——你並沒有多少遺失。」這都可以說明他雖然常常宣傳斷念、割捨、限制的必要性，可是他20幾歲時狂飆突進的火焰並沒有完全在七十多歲的老人的心胸中熄滅。所以歌德從自己的一生體驗中感到，這個自然規律既適應於自然，也適應於人生。 歌德說：「自然起始對誰揭開它公開的秘密，誰就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渴望，嚮往那最可貴的解釋者，藝術。」 這句話可以解釋為，藝術最適宜於揭示自然的「公開的秘密」，也就是反映收縮與擴張的辯證關係。在歌德許多優秀的抒情詩里，有的是歌詠愛情的幸福存在於痛苦與快樂的結合，兩個愛人的關係像是銀杏樹葉那樣既是一分為二，也是合二而一；有的說，在限制中才顯出能手，只有法則能給人以自由；有的說，自然中一切的個體都在消逝都在轉變，而藝術的形象能保持恆久，自然的規律卻不改變；著名的《幸運的渴望》一詩用飛蛾撲火的比喻表達人是怎樣不滿足於幸福的陰涼，追求光明的火焰，在火焰中死亡，從而說出「死和變」的真理；《奧秘的古語》運用埃及神話傳說，每個人一降生就有四個神靈代表著性靈、遭遇、愛情、強迫，陪伴他的一生，歌德對此在每個神靈的標題下都用一節八行詩給以闡述，但是最後他又增添一節，歌詠代表希望的神靈，要衝破限制而飛翔。至於《浮士德》這部悲劇，通過浮士德一生的矛盾和發展，通過浮士德與靡非斯托非勒斯的合作與鬥爭，通過浮士德與瓦格納二人不同的道路，通過何蒙古魯斯和哀弗利昂的殞滅……幾乎無處不顯示出自然界收縮與擴張的辯證關係。 這個自然的辯證的規律把自然科學者的歌德和詩人的歌德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寫出的詩歌的確起著像歌德自己所說的「排斥狹隘觀點，啟發人民的心智，使他們有純潔的鑑賞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的作用，我們現在誦讀，還是新鮮的。 杜甫不可能像歌德那樣，系統地研究自然，從中取得規律，有意識地使這規律在作品中既是主導思想，也是表達方法。但是杜甫對於自然也做了無微不至、無廣不及的觀察。在細微方面，他看到田野間「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他形容夜裡的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在廣闊的天地，他望見「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旅夜書懷》），江水猛漲，他感到「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江漲》）。對自然若沒有精密的觀察，這樣的詩句是寫不出來的；對自然若沒有深切的感情，這樣的詩句也是寫不出來的。此外，他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灌注在客觀的對象里，使主觀和客觀、個人與自然、情與景得到統一。如他早年《望岳》詩中的「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把作者廣闊的胸懷與銳敏的目光跟層雲、飛鳥融合在一起了。又如他晚年的詩句：「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嶽麓山道林二寺行》），把重疊的山巒看成是自己的肺腑，山花山鳥都親如友朋。這種情景交融是中國詩歌長期以來的優良傳統，杜甫更給以發展，他進一步把時事也融合在情與景的中間。例如杜甫困居在淪陷的長安，是他生活里最痛苦的一段，他寫出《春望》一詩，寥寥40個字把時代的巨變、長安的春景、個人的處境都交融在一起，形成不能分割的整體。這首詩的前四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中有自然，有時事，也有個人，概括力這樣強，三者密切結合，顯示出作者高度的藝術技巧和深刻的真情。 許多杜詩的評論者指出，杜甫的自然詩，除了常把個人情感、時事、景色互相交融以外，還善於用麗句寫荒涼，用花木雨露的無私襯托個人的不幸，最能給人以美感的是，在他寫貧病交加、感慨時事時，卻把自然的景色寫得十分壯麗，有的詩前半是雄渾浩大的自然，後半是災難重重的時事，有的詩先是自己狹隘的處境，後是無限的「天地」與「乾坤」。杜甫在一首題畫的詩中有這樣一句：「咫尺應須論萬里」（《題王宰畫》），11世紀北宋政治家兼詩人王安石在《杜甫畫像》詩中一開始就說：「吾觀少陵詩，為與元氣侔」，一是杜甫的自白，一是王安石的評語，都說明了杜甫詩的特點。 當我起始談到杜甫與自然的關係時，杜甫與歌德是沒有共同之點的，但是寫到這裡，杜甫與歌德從不同的方向走來，又遇在一起了，那就是杜詩中也反映出收縮與擴張的規律。像前邊引的詩句，「咫尺」是收縮，「萬里」是擴張；杜詩中寫的艱難困苦是收縮，「為與元氣侔」是擴張。歌德在《西東合集》的《注釋與論述》中談到波斯的詩的藝術時說：「它是在永久的舒張與收縮中；……它總是走向無邊無際，可是立即又回到規定的範圍。」杜甫的詩和波斯詩人的詩沒有任何聯繫，但是這個評語也適用於杜甫。 四 結束語 杜甫、歌德、貝朗瑞、波斯詩人，他們彼此都沒有關係，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各自創作內容不同、風格不同的詩篇，但我用歌德對於貝朗瑞和波斯詩人的評語來給杜甫做註解，並且認為適當，這並不是東拉西扯，勉強聯繫，而是要說明杜甫和歌德怎樣對待詩和政治、詩和自然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他們的詩無論怎樣不同，究竟還有可以相通的地方。現在看來，歌德的自然規律、蛻變學說也不能說完全符合客觀實際，杜甫的政治詩也不能說完全是「民族聲音的喉舌」，但是，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寫出的優秀的詩篇仍然能使我們得到啟發，有所獲益。現在無論在中國或是在歐洲，都不會有人按照杜甫的或是歌德的方式去從事創作，但是他們一生辛勤的努力值得學習，他們的藝術特點值得借鑑，他們給他們本民族和人類文化所做的貢獻是值得欽佩的。 1980年8月 ［附記］這篇文章是作者於1980年10月7日在瑞典皇家文學、歷史、文物科學院每月學術例會上做的一次講演。這裡除去添了幾條腳註外，沒有任何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