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 「論歌德」的回顧、說明與補充

——《論歌德》代序 最偉大的人物永遠通過一個弱點與他的世紀相聯繫。 ——歌德《格言與感想》 這本書里的文章是在兩個不同的時期寫的。所謂兩個時期，前期是從1941年到1947年，後期是1978年以後的幾年，前後兩期相隔30年。這30年中，除了應邀做過以歌德為題的講演與在學校里講課寫講義論及歌德外，沒有發表過關於歌德或他的作品的文字。新中國成立前後，我的思想有了不少變化，對於歌德的認識也就有所不同。這裡把我一些粗淺的認識略加清理，寫在下邊，作為這本書的序言。 一 回顧和幾點說明 從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書。為了躲避敵人的空襲，我住在昆明東北郊金殿後被稱為楊家山的一座茅屋裡，周圍20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為了避免敵機的騷擾，學校上課的時間都排在晚間和清晨。我常常傍晚進城，第二天早晨下課後背著背包上山。背包里總裝有兩種東西，一是在菜市買的蔬菜，一是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書籍。書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國科塔出版社為紀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100周年由封·德·赫倫（E.von der Hellen）主編的《歌德全集》。全集共40本，我根據需要有選擇地輪換借閱，比較認真讀過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時我自己有島嶼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歌德書信日記選》、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等，這幾本書因為便於攜帶，在戰亂中沒有遺失，從上海一直帶到昆明。它們對於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幫助。 我讀歌德，主要是由於個人的愛好，在當時的條件下，很少有資料可供參考，說不上是進行研究，但有時偶有心得，前前後後寫出幾篇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或在某某講演會上宣讀。1948年年初，曾把這幾篇文章輯成一書，附錄《畫家都勒》一文，題名《歌德論述》出版。書前有這樣一篇短序： 這幾篇關於歌德的文字，不是研究，只是敘述；沒有創見，只求沒有曲解和誤解。它們都是由於某種機會而談論歌德的一本書、幾首詩，或是歌德創造的一個人物，因此也就不能把整個的歌德介紹給讀者。作者最感缺陷的是：這裡談到歌德的晚年，而沒有談到他的青年；談到《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而沒有談到《漫遊時代》；談到歌德東方的神遊，而沒有談到他的義大利旅行；談到他的自然哲學，而沒有談到他的文學和藝術的理論。但是這些篇處處都接觸到重要的幾點：蛻變論、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內的生活。 書後附《畫家都勒》一篇，因為裡邊曾經把都勒和歌德相比較。 這篇序寫於1948年1月18日。序文雖短，還是說明了我在40年代怎樣論述了歌德。序里說，有些方面沒有談到，是一種缺陷，如今看來，我之所以沒有談到，有幾個原因：一是有的著作我那時沒有仔細讀，如《義大利遊記》；二是歌德青年時期的詩和小說，我青年時曾以極大的熱情讀過，後來進入中年，對往日的愛好不想再過問了；三是沒有去鑽研，如歌德的文藝理論。至於我談到的，也正是這幾個原因的反面：比較仔細讀過的、感興趣的、略有心得自認為對歌德有所理解的。我大膽地說，「這些篇都接觸到重要的幾點」，不容否認，這幾點是重要的，但是還有更重要的方面沒有接觸到。 先談一談我接觸的那幾點和我個人的關係。 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內，社會充滿矛盾。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團結才能取得勝利，而國民黨反動派喪心病狂，處處製造分裂。愛國人士、抗日英雄創造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可是貪污行賄、魚肉人民、窮奢極欲的敗類更是肆意橫行。我個人的思想也是矛盾重重。我從1930年冬到1935年夏在德國留學，學了些文學、哲學、藝術的膚淺知識，頭腦里空洞的理想嚴重脫離中國的實際。眼看著光明與黑暗的對立日益明顯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再也不能容許給現實蒙上一層使光明化為朦朧、使黑暗變得沖淡的輕紗了。我不懂得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和分析問題，多半是從學校里、社會上進步人士中間汲取新的營養，此外就是從古代的、現代的詩人和作家的著作里（如杜甫和陸游的詩、魯迅的雜文、歌德的《浮士德》等）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社會變動很大，人們的反應也格外銳敏。戰爭失利的消息頻頻傳來，本應增強大家的信心，克服困難，爭取轉敗為勝，可是悲觀的、虛無主義的論調應運而生，在一部分人中間散布著、蔓延著，給抗日戰爭唱反調。那時我讀《浮士德》，把它看作一部肯定精神與否定精神鬥爭的歷史。歌德把文藝復興時期一部魔鬼戰勝浮士德的傳說顛倒過來，使奮鬥終身的浮士德在百歲高齡雖不免於死亡，最後還是宣告了虛無主義者魔鬼的失敗。我反覆誦讀浮士德的獨白和浮士德與魔鬼的對話，受益很深。我曾經用《易經》里的一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來概括浮士德的一生。同時我也認識到，代表「惡」與否定精神的魔鬼並不是一無是處，他隨時都起著刺激「善」更為積極努力的作用。這個道理我後來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上得到證明。 歌德通過對植物的觀察，認為千種萬類的植物都是從最早的一個「原型」即原始植物演化出來的，它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轉變，而且不斷提高。歌德把這種理論稱為蛻變論，並把它運用在動物、礦物上邊，甚至用以解說人的成長和社會的發展。他以極大的氣魄寫出浮士德的「蛻變」，就是一種嘗試。浮士德經歷了從「小世界」到「大世界」的不同階段，克服重重苦難，終於領悟到「智慧的最後的結論」。長篇小說《維廉·麥斯特》的主人公的成長也是經過了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最後懂得了人生的意義，因而使德語文學史中有了「發展小說」這個名稱。可是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必須用前一階段痛苦的死亡換取後一階段愉快的新生。蛇脫去舊皮才能生長，傳說中的鳳鳥從自焚中獲得新的生命，是歌德慣於使用的比喻。在變化多端的戰爭年代，我經常感到有拋棄舊我迎來新我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每逢讀到歌德反映蛻變論思想的作品，無論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詩句，都頗有同感。 歌德在1797年寫的《自述》一開始就說：「永遠努力的、向內又向外不斷活動著的、詩的修養衝動形成他生存的中心與基礎。」歌德在他的一生中努力向外發展，擔任行政工作，觀察自然界的萬象，與同時代的人有廣泛的交往，但也經常感到有斷念於外界事物、返回內心世界的需要。從外界他吸收營養，積累經驗，隨即在內心裡把營養和經驗化為己有。歌德常把生物的呼與吸看作向外與向內的必然規律，在一呼一吸之間「生命是這樣奇異地混合」。向外追求與反求諸己，這兩種力量互相輪替、互相影響，日益提高和加深了歌德的思想感情。《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第二篇第九章里有這樣一段話：「思與行，行與思，這是一切智慧的總合。從來就被承認，從來就被練習，並不被每個人所領悟。二者必須像呼與吸那樣在生活里永遠繼續著往復活動；正如問與答二者不能缺一。誰若把人的理智神秘地在每個初生者的耳邊所說的話作成法則，即驗行於思、驗思於行，這人就不能迷惑，若是他迷惑了，他就會不久又找得到正路。」這段話說得多麼深刻，多麼親切，對我這個怯於行又懶于思的人是一個有力的鞭策，它成為我最寶貴的一條格言。 以上是我當時讀歌德自認為獲益較多的幾點。但是我在那短序里只說是「接觸到」，換句話也可以說是「涉及」，對於這幾點裡的任何一點我都沒有寫過專題的論述。此外，序文里說，「最感缺陷的」是談到這個，沒有談到那個，這固然是一個缺陷，但收在《歌德論述》里的文章還有更大的缺陷，是我那時不曾感到的。那時我從歌德的作品裡領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欽佩他對於人生與自然有透徹的觀察和理解，寫出那麼多優秀的詩和偉大的著作，認為他是一個無可訾議的「人」，而沒有把他看作與他的時代不可分割的「社會的人」。這個更大的缺陷也就是我前邊說過的，文章里接觸到的幾點是重要的，「但是還有更重要的方面沒有接觸到」。 二 讀了恩格斯的分析以後 1948年，我讀到恩格斯批評格呂恩《從人的觀點論歌德》一文，批評的目標主要是針對「真正的社會主義」，但其中有一段對歌德做了精闢的分析。恩格斯說：「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連歌德也無法戰勝德國的鄙俗氣；相反，倒是鄙俗氣戰勝了他；鄙俗氣對最偉大的德國人所取得的這個勝利，充分地說明了『從內部』戰勝鄙俗氣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不把歌德看作抽象的「人」，而是根據歌德的作品與為人對歌德進行具體分析，並指出像歌德那樣偉大的人物也擺脫不了德國社會對他的影響和局限。我讀了恩格斯這段話後，反覆思索，過去我雖然從歌德那裡得到不少教益，但對於歌德之所以為歌德還是知之甚微的。這正如從一棵樹上摘下來幾個果實，品嘗了果實的滋味，可是那棵樹的性質如何，根植於什麼樣的土壤，都不曾過問，因此也就難以知道這棵樹是怎樣一棵樹。恩格斯的文章給我以啟示，我想起魯迅在《「題未定」草（六）》里提到的「知人論世」，想起《孟子·萬章下》所說的「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我起始用心去了解歌德所處的時代和他與社會的關係。 歌德的時代是政治上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主要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震動了整個歐洲；歌德的時代是自然科學蓬勃發展的時代，發明與發現不斷地新人耳目；歌德的時代是德國政治與經濟比較落後而文學與哲學空前繁榮的時代。在這宏觀的局面里看歌德，比孤立地讀歌德的作品就艱巨得多了。1950年1月29日，我在北京大學哲學討論會上做過一次報告，試圖從歌德時代的政治背景、哲學思潮、科學成就幾方面來探索歌德的思想淵源，同時深感自己關於歷史、哲學、自然科學的知識都很貧乏，這個報告過於冒險了。後來幾次想以這報告的草稿為基礎寫一篇比較充實的論文，但是限於學力，沒有能夠寫出來。 1949年，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相繼成立，適逢歌德誕生200周年，德國東西兩方都舉行廣泛的紀念活動，我很想就此了解一下戰後的德國人民怎樣評價歌德。那時我國和聯邦德國沒有交往，我只能從民主德國得到一些信息。民主德國在一般性的紀念文章里充分肯定歌德，強調歌德的進步性。為了說明歌德對法國革命的意義有所認識，他們常引用歌德於1792年隨同普奧聯軍出征法國，在瓦爾密附近看到聯軍被法國革命軍擊敗時說過的一句話：「今天從這裡開始了世界史的一個新時期，你們可以說，你們經歷過了！」為了說明歌德對人類抱有遠大的理想，他們引用浮士德臨終前的壯語：「我願意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著自由的人民。」為了說明歌德是古典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引用愛克曼記錄的歌德的談話：「我把古典的叫作健康的，把浪漫的叫作病態的。」 德國人民從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來不久，為了醫治民族的創傷，增強建設美好的將來的信心，從本國歷史上對人類有過重大貢獻的人物中汲取力量，用他們進步性、積極性的言行鼓舞和教育人民，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新中國從數十年革命流血的鬥爭中誕生，人們由於對舊社會罪惡與帝國主義侵略的憎恨，連帶著有輕視祖國和外國文化遺產的傾向。為了糾正這個偏向，學校里、社會上進行過批判地繼承中外文化遺產的教育。50年代前期，我在學校里講課講到歌德時，基本上接受了民主德國對歌德的評價。但是我一次一次重複地講下去，漸漸發生疑問。首先我認為只強調歌德的積極方面，不談他的消極方面，這不符合恩格斯精闢的分析。就以那幾句常被引用的歌德的言辭而論，也不是沒有問題。浮士德雙目失明，聽一片挖掘土地的聲音，以為人們都在聽從他的意願填海開拓疆土，說出他最後的一段獨白。從這獨白中尋章摘句，的確會使人想到人類的遠景，甚至可以想到共產主義。浮士德說完了這段話，便倒下死去了，他所聽到的挖土的聲音卻是死靈們在給他挖掘墳墓。這是一個大悲劇。最後歌德只得藉助於天主教傳統的幻境用象徵的方法表示浮士德的「解脫」。至於歌德說，浪漫的是病態的，主要是針對當時德國一部分浪漫派作家，他們緬懷中古，寫些違背常情的妖魔故事，卻不能說浪漫主義都是病態的。實際上歌德很大一部分的戲劇和小說，浪漫主義成分更多於古典主義或現實主義。歌德晚年寫過這樣的詩句：「我們也許是太古典了，如今要讀較為現代的東西。」而且他對英國和法國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如拜倫、司各特、青年雨果等都是稱讚的。至於「開始了世界史的一個新時期」的那句話更不足以說明歌德對法國革命有多少理解，因為這句話始見於歌德在將及30年後才撰寫的《出征法國記》，而歌德在法國革命爆發後幾年內寫過有一定數量的詩、戲劇和小說，都是對革命進行嘲諷和攻擊。 三 歌德與法國革命 1789年，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在歐洲各國引起強烈的反響。德國知識界大部分的思想家和詩人最初都感到振奮，對法國革命表示同情。這場革命延續了5年，中間經過三次巴黎人民起義，德國人的反應隨著革命形勢的深入發展，也在起著變化，直到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那些曾經同情革命的思想家和詩人嚇得退縮下來，除個別人外，他們都從頌揚轉為不滿，以至於否定。歌德則從來沒有給法國革命唱過讚歌。他在組詩《威尼斯銘語》和《四季》、劇本《市民將軍》和《激動的人們》、「框形小說」《德國流亡者的閒話》里有不少地方嘲諷和反對革命。1792年普奧聯軍出征法國，本來企圖扼殺法國革命，不料被法國革命的志願軍打得大敗，致使歌德說出「開始了世界史一個新時期」的「預言」。法國革命的軍隊擊敗了外國干涉，乘勝前進，占領了德國的法蘭克福和麥因茨。麥因茨的進步人士歡迎法軍，建立了德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共和國。1793年歌德又隨軍圍攻麥因茨。麥因茨被攻克了，歌德走進麥因茨，目睹城內紊亂情況，他說：「這又是我的本性，我寧願不公正，也不願忍受無秩序。」歌德的《出征法國記》於1822年出版，後邊附錄《圍攻麥因茨》，這兩部分組成一部著作，可是在瓦爾密戰敗後的「預言」和在麥因茨對無秩序的詛咒在同一書里出現，是多麼大的一個矛盾。後人強調歌德的進步性，常引用前者，指責他的保守性，則引用後者，各取所需。若是把這兩句話放在天平上稱一稱，前者的分量就顯得太輕了，因為歌德在法國革命後經常表示他厭煩無秩序、怕紊亂、反對群眾運動的意見。組詩《四季》里有一首兩行詩：「法國人在混亂的日子裡，像當年路德派驅散了寧靜的教養。」宗教改革者路德曾批評過他同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埃拉斯姆斯·封·鹿特丹：「他愛平靜甚於愛十字架」（路德所說的「十字架」指的是保衛教義、真理的鬥爭），這個批評也適用於歌德。歌德在後人為他收輯的《格言與感想》里有比那兩行詩更為露骨的一條：「讓不公正存在，比用不公正的方式消除不公正要好些。」從這裡可以看出，歌德只把革命理解為「以暴易暴」，卻不懂得革命「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歌德反對群眾運動，最明顯的是《威尼斯銘語》里的第五十三首：「法國悲慘的命運，大人物要加以考慮，但是說真的，小人物應考慮得更多。大人物淪亡了，可是誰保護過群眾，去抵制群眾？那時群眾是群眾的暴君。」在歌德的心目中，群眾是更大的「暴君」，是混亂的製造者，他寧願在一個暴君的統治下保持眼前的「秩序」，不能設想通過一時的「混亂」會產生新的社會秩序。 歌德的這些「不公正」的言論大都發表在18世紀90年代，是對於法國革命的直接反應，是他的「由衷之言」。至於他在30年後追述的瓦爾密戰役失敗後說的那句「預言」（如果他當真說過），也不過是一時的感觸，很難說明他對革命中的法國有什麼理解。 歌德寫過一部未完成的「政治劇」《激動的人們》，通過劇中的一個伯爵夫人表達了開明貴族的改良主義思想。那伯爵夫人曾僑居巴黎，從革命中得到「教訓」，認為下層階級起來革命，是大人物們倒行逆施的後果。她決心此後再也不干不公平的事了。1824年1月4日，歌德向愛克曼談到這個劇本，他並沒有改變他通過伯爵夫人所表示的意見。隨後他又談起他反對法國革命的原因。他說：「這是真的，我不能是法國革命的朋友，因為它的恐怖行動距我太近，每日每時都激起我的憤慨，而它有益的後果當時還看不出來。此外，我也不能等閒視之，有人企圖人為地把那些在法國出於十分必要而發生的場面照樣搬到德國來。」這段話比較實事求是，不像他前世紀90年代的言論那樣偏激。前句說出他當年反對革命的實情，而且承認，他沒有看出來，革命產生了有益的後果。後一句也是有見解的，因為那時德國不可能進行法國式的革命，實際上也曾有人企圖在德國按照法國的榜樣掀起革命，但是都失敗了。 中國人民在推翻壓在身上三座大山長期而艱苦的革命鬥爭中，用支持什麼反對什麼衡量人的政治品質，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我們不能把歌德在18世紀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態度如何，像我們在20世紀以是否贊成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為標準那樣，來評定他是進步的或反動的。德國自從16世紀農民戰爭遭受失敗，17世紀又經過30年戰爭的浩劫，分裂為許多封建小邦，各自為政，有時還與外國聯合互相爭奪，所謂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久已名存實亡，最後於1806年在拿破崙進軍的鐵蹄下名義上也宣告結束了。從16世紀到18世紀，德國人民在長期分裂的情況下很難形成整體的民族意識。一般的市民滿足於在個人狹窄的範圍內過著有限的平靜生活，他們不問政治，不關心外界事物，只求不要有外來的事物干擾他們。席勒《陰謀與愛情》里的音樂師彌勒正是這類市民的一個典型人物。拿破崙戰爭期間，歌德於1807年7月27日深有感觸地寫信給采爾特說：「在這政治變動之際，我們感到遺憾的，也許是主要的，是德國，尤其是北德，仍然保持著舊日的狀態，讓各個人盡其可能地自我修養，容許每個人隨心所欲，按照他的方式自行其是，可是全體從不曾對政治變動表示過特別的關心。」德國歷史給德國人民造成的這種缺陷，歌德在這時是深有感受的。 但是德國思想界和文藝界有少數的傑出人物，他們博學多能，從他們狹隘的環境裡放眼世界，汲取古代的文化精華和同時代的哲學與科學的新成就，融會貫通，不只給德語國家而且給全人類做出貢獻。他們自稱或被稱為「世界公民」。其中最突出的是17與18世紀之間的哲學家萊布尼茨和18與19世紀之間的詩人歌德。 歌德為了維護身邊的和平秩序，乍一聽到法國革命的消息，的確有鄰家失火、唯恐燒到自家門口的心理，怕他的平靜生活遭受破壞。他視秩序如生命，對群眾運動有本能的憎惡。為了防止革命發生，他只希望大人物們少幹些不公正的事，以免激起人民的憤怒。歌德在《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里寫的開明貴族羅塔里歐減輕農民的痛苦，其目的是使農民更好地為他耕種，這和《激動的人們》里伯爵夫人的想法是相同的。歌德對待法國革命，也是以德國一般市民的眼光看熱火朝天的革命現實。歌德在給采爾特的信里對德國人所引以為憾的，歌德本人也並不例外。這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德國的鄙俗氣戰勝了歌德。 可是歌德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和思想家，作為《浮士德》的作者，他就是另一個樣子了。他氣勢磅礴，包羅萬象，好像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英華，敢於向與萊布尼茨同時代的科學泰鬥牛頓挑戰（雖然他的顏色學理論是錯誤的），欽佩富於反抗精神的拜倫：自認為從英國劇作家兼詩人莎士比亞、荷蘭的哲學家斯賓諾莎、瑞典的自然科學家林奈得到無限的教益； 他旅行瑞士和義大利，稱讚新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神遊于波斯、阿拉伯的原野，對遠方的中國也有一定的理解。他永無厭倦地在精神世界裡翱翔，創作出許多名篇巨著，這功績在人類歷史上是不能泯滅的。但有一點必須指出，他的這些奮鬥和努力並不影響他的平靜而有秩序的生活，也無傷於他周圍帶有鄙俗氣的環境。他在魏瑪公國擔任各種行政工作，小心謹慎，在王公大人面前畢恭畢敬，正如梅林所說：「歌德作為魏瑪的大臣所做的一切和能夠做的一切，每一個平平庸庸的普魯士地方行政長官都在做，他們既不要求當代也不要求後世給他們以桂冠。」 歌德在精神世界裡所想的、所創造的是那樣博大，而在現實生活里又顯得那樣渺小，歌德雖然說思與行同樣重要，向內與向外也等量齊觀，實際上則思多於行，向內多於向外，二者相比，有很大的懸殊。這個懸殊不能由歌德本人負責，主要是如前所述的德國實際情況造成的。 四 歌德與自然科學 但是歌德通過行政工作這個狹窄的門口，出人意料地走入了另一個廣闊的領域，這卻不是任何一個平庸的普魯士官吏能夠做到的。這廣闊的領域是自然界。歌德在狂飆突進的青年時期，曾以極大的熱情歌頌自然，1775年到了魏瑪後，由於生活和工作的需要，逐漸克服了奔放的熱情，對自然也由歌頌轉為冷靜的觀察。因而對自然科學產生極大的興趣。為了整頓荒廢已久的伊爾梅奧礦區，他和礦工們一起深入礦井，探索地質與礦石的奧秘；他陪同魏瑪公爵到山林里狩獵，在休息時間傾聽林業官員和獵夫們談講樹木的種類與禽獸的習性；從公爵花園的園丁口中聽到培養花木的技術；當時魏瑪唯一的一個藥劑師給他許多藥用植物和化學的知識。人們說，歌德初到魏瑪的10年內在創作方面是歉收的，除了一些優秀的詩篇外，在這以前已有初稿或計劃中的劇本如《浮士德》《哀格蒙特》都沒有繼續寫下去，這時期內開始的作品如《維廉·麥斯特》《伊斐格妮》等，有的只是半成品，有的有待於重新改寫，這情況固然與擔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應付魏瑪宮廷浮囂的生活有關，可是對於自然界的觀察與研究，也占去歌德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歌德到魏瑪不久，就認識了比他年長七歲的石泰因夫人，兩人結下親密無間的友誼。歌德這時期的生活和工作、快樂和痛苦，以及內心的矛盾，無一不向她傾訴。從1776年1月到1786年9月去義大利旅行，歌德給石泰因夫人的信保存下來的就有1600多件，可以看作歌德的自白，是研究歌德這時期生活與思想的重要資料。這些信里有許多地方談到他與自然界萬物的交往。1778年9月24日他寫信說：「石頭和植物把我跟人聯繫在一起了。」1786年7月9日的信里說：「我短暫的生涯內若是有時間的話，我就敢於擴展到自然界的一切領域，即整個的領域。」他還告訴石泰因夫人，他在伊爾梅奧怎樣在寂寞中潛心研讀林奈的《植物學哲理》 。在22年後，歌德發表《我的植物學研究的歷史》，還著重提到他從林奈的《植物學哲理》里獲得條理分明的知識和對於廣大的植物界的概覽。1784年3月27日，歌德發現人的顎間骨，對解剖學做出貢獻，他立即寫信給石泰因夫人和赫爾德，那種喜出望外的興奮心情，無異於一個作家克服許多困難完成了一部傑作。 歌德對於自然科學有深厚的感情，從初到魏瑪時期起，沒有停止過對於自然的觀察與研究，而且關心自然科學界發生的問題。他隨軍出征法國，身邊帶的不是軍事學或軍用地圖，卻是一部《物理學辭典》和他關於顏色學的札記。他寫一部一家夫婦男主人與女客人、女主人與男客人交錯發生愛情的小說，用化學元素的親和力來解釋，不僅把這小說命名為《親和力》，而且在小說第一部第四章里讓主客三人暢談親和力的原理。當時德國地質學界水成論者與火成論者開展過激烈的爭論，歌德傾向水成論學說，這在《浮士德》第二部和《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里都有所反映。歌德致力於顏色學研究，1827年2月1日他向愛克曼說：「我也絕不後悔，儘管我在這裡邊投進了半生的精力。否則我也許多寫出六部悲劇，不過如此而已，在我以後會有足夠的人去寫劇本。」最能說明歌德是多麼關心科學而忽視政治的，是經過愛克曼整理的魏瑪宮廷教師梭勒（Soret）在1830年8月2日的一段記載。法國七月革命的消息傳到魏瑪，引起很大的激動。歌德一見到梭勒，就非常興奮地說：「這個偉大的事件你怎樣想？……」梭勒自然以為這個偉大的事件是七月革命，殊不知歌德指的是法國科學院正在進行的兩個生物學家居維葉（Guvier）與若夫羅阿·德·聖提勒爾（Geoffroy de Saint-Hilaire）關於脊椎動物是有四個原型還是只有一個原型的爭辯，在革命的七月，巴黎仍然有許多人踴躍參加，歌德認為有重大的意義。 歌德關心和研究自然科學，與科學家有廣泛的交往，他撰寫有關自然界各領域的文章，晚年編纂不定期刊物《形態學手冊》和《自然科學手冊》。遠在1781年他就曾計劃寫一部以地質學為基礎的《宇宙傳奇》，據說《花崗石》（1784年）一文就是為《宇宙傳奇》寫出的一個片段。在18世紀90年代，歌德考慮過詩與自然科學能否相結合的問題，他在這時期寫的《植物的蛻變》一詩是最早的、成功的嘗試。 1827年歌德手定自己的文集，把表達他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形成的世界觀的詩輯成一組，總標題為《神與世界》，可以被稱為自然科學的詩。 歌德始終不渝地觀察自然，鑽研自然科學，但他究竟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專家，他的許多觀點和概念，不管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大都是從體驗中得來的，而自然科學本身，在歌德時代，尤其是進入19世紀以來，日新月異，有很大的發展，歌德面對自然科學發展的情況，他在《格言與感想》里有這樣一段話：「當我觀察這最新時代的自然科學對事物的闡明和自身的發展，我覺得我像是一個漫遊者，在黎明時向著東方走去，快樂而急躁地注視逐漸接近的明亮，以渴望的心情期待著普照一切的光的來臨，但是光真正出現時，我必須把目光轉開，因為我的眼睛擔當不了我如此迫切地願望著與希望著的光芒。」歌德在19世紀20年代的書信和談話里一再重複這個比喻，我們從這裡可以進一步了解歌德與自然科學的關係。歌德自從40多年以前起始對自然科學發生濃厚的興趣以來，自然科學各門類並駕齊驅，有出乎意料的迅速發展，使他感到驚訝。而歌德的興趣又過於廣泛，各科學門類他幾乎沒有不接觸到的，有的還進行過深入的鑽研，如今科學專家們各自在他們的本門內不斷做出重要的發明與發現，一向興趣廣泛、知識力求淵博的歌德對此有應接不暇之感。他看著這情景有如刺眼的光芒，因此「把目光轉開」了。正如歌德在生活里有許多事不得不放棄或斷念一樣，他對於自然科學也不得不有所限制。1827年2月1日，他向愛克曼說：「我從前研究植物學，走的是實際經驗的道路，如今我真正知道，這門學問在種類的形成上牽涉的問題太廣了，致使我沒有勇氣去掌握它。這就迫使我在自己的道路上鑽研事物，尋求適用於一切植物而無所不通的普遍規律，於是我發現了蛻變論。深入鑽研植物學的個別部門，這不是我走的道路，這我要交付給比我更高明的內行的人們去做。我的職責僅只是把個別的現象歸納為普遍的規律。」歌德的這些自白都足以說明，他不是自然科學的專家，而更接近於自然哲學的思想家。從個別現象找出普遍規律，又用普遍規律解釋個別現象，特殊顯示出一般，一般概括特殊，二者互相依賴，這是歌德在許多地方經常談到的一個中心思想。歌德晚年寫的大量簡短的格言詩中有如下的兩首：一首是 你若要為全體而歡喜， 就必須在最小處見到全體。 另一首是 你若要邁入無限， 就只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 說的都是特殊與一般相互依賴的道理。 實際上遠在1786年他寫信給石泰因夫人說他要研究自然界一切領域時，他就在尋求適用於各領域的普遍規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設想的（也可以說是發現的）原始植物與蛻變發展的理論。歌德在1786年9月3日開始了為期一年零九個月的義大利旅行。9月27日他在義大利北部城市巴都阿的植物園裡，散步於異鄉的花草樹木中間，一邊觀看，一邊思考，他的思路十分活躍，認為一切植物也許是從一個原始植物發展出來的。此後他在義大利的旅途中，在觀賞古典藝術、完成他在魏瑪10年沒有完成的劇本的同時，腦里經常考慮著他的這個「植物學的設想」。最後於1787年4月14日，他在義大利南端西西里島巴勒摩城一座公開的別墅花園裡，觀察許多在北方難以看到的更為新奇的花木，互相比較，總是相同多於相異，儘管姿態萬千，總有一個原始植物的遺蹟存在，他認為他的設想沒有錯，他認識到「一切植物各部分根本一致的原則」。他於5月17日從納坡里、6月8日從羅馬用幾乎同樣的文句先後寫信給赫爾德與石泰因夫人，信里表達的興奮心情超過發現顎間骨時的歡悅。信里說：「我必須告訴你，我接近於植物產生與組成的秘密，這是我能以想到的最單純的道理。……根源所在的要點我已確切無疑地找到了，其餘的一切我也已經完全看到，只是還有幾點必須更確定一下。原始植物成為世界上最奇異的生物，自然界本身也要為此而嫉妒我。」一切植物都是從原始植物蛻變出來的原理，此後歌德經常談到，甚至有時把它看作像數學的定理那樣，用它來觀察和解釋生物界的一切現象，包括人在內。 1794年7月，歌德與席勒初次訂交時，席勒向歌德說原始植物與蛻變論不是經驗，是一個概念。歌德不以為然，但是他說：「我覺得這可能很有趣，有些概念我並沒有意識到，可是我甚至能用眼睛看見它們。」這句話的含義可以這樣解釋，蛻變論縱使是概念，也是用眼睛看出來的，即從經驗得來的，並不是空洞的幻想。但是原始植物究竟是一種設想，這設想有一定的正確性。那就是萬物都在變化，都是從發展中形成。發展的學說在18世紀後半期像是一道閃電劃開過去生物學界認為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迷霧。在法國比歌德較早的布豐（Buffon）和與歌德同時的拉馬克都提倡物種轉化或進化的學說，瑞典的林奈本來認為物種是永恆不變的，他晚年也改變了他的主張。歌德的原始植物和蛻變論的設想，是與當時生物學的進步思想相呼應的。他有一些與此相關的言論被看作達爾文進化論的先驅。 蛻變論是歌德世界觀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他不僅用以觀察自然界的種種現象，也用它看待人與社會。他的兩部巨著《浮士德》與《維廉·麥斯特》的主人公都是在不斷的蛻變中成長和發展的，歌德本人也感到自己在變化，在他的作品裡常常提到停滯或僵化就等於死亡。但是歌德的蛻變論認為一切都是逐漸演化，沒有突變，所以他的作品，除了青年時期個別的詩歌與戲劇外，沒有革命者的形象。浮士德奮鬥一生，後來不過是幫助皇帝平定了叛亂，分得一塊封地，把改造自然看作最終的事業，絲毫不涉及社會制度的改革。歌德在《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里描繪了他的理想社會，教育人人都要有一技之長，稱讚手工業，重視勞動，提倡集體精神，「每個人要處處為己為人都有用處」，所以麥斯特後來成為外科醫生。至於那理想的社會怎樣才能實現，是不清楚的。浮士德通過內心裡兩個靈魂的衝突、肯定精神與否定精神的鬥爭完成了他的「蛻變」，維廉·麥斯特也只是由於個人向上的要求與少數善良的人的幫助而獲得生活的意義，他們的成長和變化都好像與社會制度要不要改變的問題沒有什麼關係。這裡我並不是責怪《浮士德》和《維廉·麥斯特》缺乏更為積極的革命精神，這兩部名著在世界文學裡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這裡我只是要指出，歌德相信演變不承認有突變的蛻變論思想是怎樣影響了他的創作。 更為顯著的，是歌德用蛻變論的觀點看待革命。歌德在1825年4月27日向愛克曼說：「你知道，我多麼為每個使我們看到一些將來遠景的改善而高興。但是我已說過，每個暴力的、冒進的行動在我的心裡都引起反感，因為這是不符合自然的。」他隨即說，他是植物的朋友，他最喜愛玫瑰花，但他決不能在這4月底就叫它開花，這時只要看見它長出嫩葉，就滿足了。誠然，歌德是植物的朋友，他在與植物的「交往」中產生蛻變論思想，在當時生物學界是進步的；他一向視秩序如生命，他在生物發展一定的歷史階段內（不是從太古代以來全部的發展史）只看出逐漸的演變，想不到有什麼突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把他蛻變論中沒有突變的看法運用在人世上，就與事實相違背了。「人間正道是滄桑」，人類有史以來，社會制度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起過幾次根本性的變化，這幾次根本性的變化大都是通過革命促成的。總之，歌德的蛻變論在說明萬物都不斷變化、停滯與僵化無異於死亡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可是不承認有突變的蛻變論成為歌德世界觀中重要的成分，他用以觀察社會，從而反對革命行動，則產生消極的作用。 五 作為序文更應該說的幾句話 寫了這麼多，不像是一本書的序文了，但是為了首先要向讀者談一談我過去和近年來對歌德的認識，還是把它當作序文印在卷首。既然當作序文，就應該說幾句序文里更應該說的話。上卷里文章寫作時的情況以及其中的缺陷，我已經在「序文」的前一部分做了說明。那些文章現在讀起來，覺得有些陳舊了，因襲成說，缺乏創見，也是實情，但回想當年，寫作的態度還是比較認真的，也下過一點功夫的。除《〈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中文譯本序言》一文做了較多的修改外，其他的文章只在個別字句上略有改動。下卷的文章是我根據近幾年來對於歌德進一步的認識寫成的。粉碎「四人幫」後，我有機會讀到幾部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60年代以來關於歌德的著作，其中的論點有我同意的，有不能同意的，但對我都有所啟發。尤其是特隆茨（E.Trunz）主編的漢堡版《歌德文集》有豐富的資料、詳細的註解和索引，給我的幫助很大。這與40年代戰爭時期相比，條件優越得多了。可是下卷里的文章雖然略有自己的見解，卻總覺得不深不透，關於歌德要說而沒有說出的話還很多，由於年齡和其他事務的限制，連「俟諸異日」這句話也不敢說了。這篇充作序言的長文，前邊一小部分主要談的是上卷，後邊一大部分或多或少地說了些「要說而沒有說出的話」。 本書上下兩卷，由於寫作的時期不同，作者的觀點也有改變，矛盾之處在所難免；但論述的對象離不開歌德的思想和他的作品，文章里也有重複的地方。矛盾之處不應刪改，重複的地方也就任其存在了。 像是上卷附錄《畫家都勒》那樣，我在下卷附錄了一篇關於歌德與音樂家貝多芬關係的文章。前者寫得比較嚴肅，後者則是一篇隨筆，而且提到歌德的一些缺點。本序文標題為「回顧、說明與補充」，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補充上下卷文章里沒有說到或說得不夠的地方，那麼，這隨筆可以看作補充序文里沒有說到或說得不夠的地方了。 最後，我要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趙南榮同志，若沒有他幾年來熱心的敦促，這本書是編不出來的。 1985年4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