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十五章 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
（四七歲至四九歲，一九二八—一九三〇）
馮的革命事業，在軍事上雖告成功，而以後三年在政治上又失敗了。其敗也，比之以前的經驗尤為慘痛。簡直至「一敗塗地」，全軍瓦解，連以前軍事的勝利也一概抵消了。茲復據事直書，分節縷述。
軍政局面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北伐成功之後，全國軍事形勢，大概如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統兵共約五十萬，駐軍區域在蘇、皖、贛、浙、閩、粵（廣東軍事由李濟深主持，自成軍區，仍屬一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統兵共約四十二萬，分駐甘、陝、豫、魯（山東一部由青島至濟南仍為日軍占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統兵共約十五萬，分駐晉、綏、察及河北。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統兵共約二十萬，分駐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此外，奉軍張學良全部仍駐東三省（人數未詳）。其他蜀、滇、黔諸省區雖在國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軍人統率，人數、系統及防地，均未詳。
是年八月，馮氏赴南京出席國民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大會。在會中提出關於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議。語雖合理，且悉符黨義，然措辭激烈，已招忌矣。加以初與南方同志多人接觸，共處與同事，因在生活習慣、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難合，而其修養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緘默適應新環境，而對異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對他人生活標準與方式之不如己者，輒以語言、文字、行為予以譏刺，使人難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例如：前時初與武漢各委員會議於鄭州後，充耳聽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嚴肅，嘗親自撰書一副諷刺聯送去，文曰：「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餅乾，一桌子水果，忘記前敵饑寒將士！」上襯以四字橫額曰：「官僚舊樣」，真令人難堪。）其在南京，則出入乘坐大貨車，對各同志之住華屋、衣美服、抽洋紙菸等私生活，多方諷刺，不可勝錄了。他懷著「我比你較為聖潔」（holier-than-thou）的態度和言行對待異己者。這是許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而是精神界（宗教的）與道德界的「貴族主義」，最討人厭，乞人憎（粵諺）的。所以有好些政壇人物每與他同在一處，便有「芒刺在背」之感。有一次，余到南京，在私人談話中，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季陶）於無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話，說：「沒有一個人能與老馮相處和合作的。」雖然馮氏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了解他、原諒他，而仍然合作得來的朋友、同志，戴氏這句評語差可代表黨部和政府中大多數人——至少當權執政的一派一系人物——的意見、態度、情愫和反感了。這是重要的個人背景，應加以注意，然後可以明了，日後馮氏與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馴至公開破裂，演成「兄弟鬩於牆」的大悲劇、大慘劇之因果關係。馮氏居南京，亦怏怏不歡。會豫、陝間樊鍾秀與岳維峻各有蠢動之虞，危及馮軍後方，馮氏即於是月下旬遄返河南鎮壓及處理一切。隨以鹿鍾麟負責剿匪，解決樊部於南陽。岳不自安，離軍遠去，後被任為第一集團軍師長；此亦馮所引為憾事者（見上文）。
編遣會議的糾紛
十七年（一九二八）十月三日，國民政府改組，蔣介石被選任國民政府主席，為享有實權之國家元首。馮氏被選任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這可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榮耀。平心而論，中央酬庸報功，待之可稱不薄。然而舍這些個人顯位不提，馮氏所斤斤爭持者則是要帶兵——多帶兵可以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其所最不滿者則為「編遣會議」之決定。此則以後大局變化、內訌頻起之癥結所在也。先是，有陰謀政客楊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後，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緣，得某舊日政友介紹，滲入中央，乘著當局表示減縮各集團軍力「以樹立中央的權威，消滅割據的遺風，求全國真正的統一。縮軍節餉，從事建設」，乃呈獻「削藩論」為進身干祿之階梯。其大要是：「以經濟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三集，以軍事方法解決四集，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以上引語見黃旭初之《北伐完成後的第一幕悲劇》，原載香港《春秋》月刊，後經黃匯編所著各篇，未舉列原刊時期及號數。但「削藩論」之作，則余早有所聞。）是為日後兄弟鬩牆、引起彌天大禍之動力。於是終招日本之入寇。
（按：楊永泰，字暢卿，廣東高州茂名人。畢業北京法政學校，回粵活動於政壇。原籍國民黨。民七年任粵財政廳長。以權利心重，勾結桂系督軍莫榮新等，推翻孫中山先生所主持之軍政府，迫其去粵，復助紂為虐，慫恿莫槍斃國民黨記者華僑陳耿夫。所以民二十粵方與中央分流，即列舉重用孫先生仇敵之楊為口實之一。其後楊北上任參議院議員，依附曹錕，久已見棄於國民黨。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後來任兩廣監察使之劉成禺尤鄙惡其人，嘗對余詈其為「落花時節的人物」。余問何解？則答曰：「落花時節又逢君」；「逢君之惡其罪大」。楊後來得任湖北省主席，為人暗殺而死。）
此論，居然視黨內孫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義的同志、一家同體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勛、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禦侮的屏藩，為昔時轉朝割據的「群雄」，為唐代與日本之「藩鎮」，與近年爭權奪利、互爭地盤、禍國殃民的「軍閥」，而務要一一消除而後已。卒至引起幾次內戰，禍延中央、危害全國，固不特干城被毀，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動搖國本，可謂罪大惡極。這個挑撥離間、煽動唆慫內訌之元惡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黨禍國，更有甚焉者。語云：「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豈其人歟！又云：「一言喪邦」，豈其論歟！
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編遣會議」開始。會中，由馮氏於報告二集團軍中內容時，坦白率直，開誠布公，將自己手下的實力，一一公開出來。如有兵幾十萬人，槍幾十萬支，大炮幾百門，重機關槍與手提機關槍各幾千支，力量之強，他軍莫及，令人驚愕。開會後，提出裁兵案，大致根據第五次中央執監委員大會所通過之議案，以四個集團軍兵額平均為原則，計每集團軍留二十萬人。照此辦法，實際上，四集團軍原有兵額約符此數，不增不減。三集團軍則照額還須增補數萬人方足二十萬人之數。惟馮氏之二集團軍則須裁去兵額之大半。馮氏深感人增我減之方案極不公平。當會內首先提出編遣二集團軍案時，即表示反對，特別提出兩大原則（異於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則）：（一）裁弱留強，（二）裁無功留有功。更明顯地指出中央一集團軍收編南北殘敗之兵十餘萬人應首先裁去；如今則先裁有功，是為不公。蔣主席答以一集團軍也有編遣計劃（上見黃旭初：《李宗仁與馮玉祥兩人的關係》，同上）。馮氏自然悻悻不懌。「編遣會議」由是拖下去。
最初，馮氏亦盡力遵行編遣計劃，很熱心裁併，今日一電令，明日一電令，裁了八九師。但有一天，忽然中止再裁說：「人的十個指頭不是一般齊，削長補短，削足就履，總不是辦法。」（見秦《回憶錄》頁一五四）此意指裁併他較多的兵力，而增補他人的為不公平，可以明喻。從此他便持消極態度了。
詳考二集團軍是時內容，自北伐成功之後，共有九個方面軍：（一）孫良誠，（二）孫連仲，（三）韓復榘，（四）宋哲元，（五）岳維峻，（六）石敬亭，（七）劉郁芬，（八）劉鎮華，（九）鹿鍾麟。（原有十方面軍。另有方振武一方面軍，已歸一集團軍。）每方面軍總指揮下各有若干軍；全數共三十餘軍，兵員合共至少五十萬餘人。自岳維峻、劉鎮華兩部相繼脫離後，尚餘四十多萬。馮氏亦曾實行編遣計劃，縮編全軍為暫編十二個師：（一）韓復榘，（二）梁冠英，（三）吉鴻昌，（四）馮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賢，（八）張維璽，（九）宋哲元，（十）劉汝明，（十一）佟麟閣，（十二）孫連仲。全體皆「國民軍」一軍嫡系將領也。然因編遣費無著，且其他諸將士出生入死、奮戰經年、勞苦功高，若再行裁減，驟行編遣原案，未免難於下手。是故雖有編遣之名，雖下縮編之令，從未能徹底實行也。「編遣會議」為期一月，草草結束，效果不大，只就原先通過之議案，成立南京、武漢、太原、開封、瀋陽五個編遣區，徐圖實行而已。然日後之鬩牆巨禍已種因於此矣。
自此之後，馮氏即稱病，不到軍政部辦公，只由鹿鍾麟代理部務。未幾，素工心計之閻錫山先脫身回山西。一日，馮氏忽然秘密離京渡江，直登早為之備的鐵甲車，遄程回豫，留書與蔣主席道別。這一去無異「猛虎歸山」，天下從此更多事矣。馮氏去後，蔣主席非常懊惱，不安於心。
然自是之後，馮氏對中央人物，便似懷了戴天之仇，不共兩立。一次，馮氏方在京漢鐵路某一車站之一輛篷車內（馮氏每出必乘此等車），馬伯援由南京來，似銜有使命為中央說話而勸馮氏不要操之過急（但也許是個人自動為國為友盡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斷）。詎料馮氏不俟其辭畢即怒火上騰，睜目厲聲，破唇大罵，甚至露出其「老粗」出身的本色，用最猥褻、最下流的穢語。「×他的奶奶！×他的祖宗！」馬當時嚇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蟬，立刻住口不敢再說下去。（當時適同在車中的我，親眼得見親耳得聞，但未注意他們對話的上文，究不知他毒罵的是誰；大概是指首倡「削藩論」的政客吧，我想。）在他盛怒之下，我也不敢贊一詞。我閱世已久，但向未曾見過有人痛恨其政敵至如此之甚者，而馮氏之怒態如斯，也是歷年所見之獨一次。我始終不明白，究竟為甚麼血海仇恨有如是其深。馮以後與中央隔膜愈甚，無法調處，終至「兄弟鬩於牆」之大禍，一發再發。
鄂魯豫陝之變動
溯自十六年（一九二七）秋寧漢合一而後，漢方之唐生智獨自抗命；中央遂臨以大兵。唐不堪一擊，迅即敗逃。湘、鄂兩省盡落四集團軍（桂系）手中。「武漢政治分會」即以李宗仁任主席。旋而中央派湘人魯滌平任湖南主席。十七年（一九二八）二月，四集團軍逼魯去職而以親桂之湘人何鍵繼任。由是又引起中央與四集團軍之衝突。中央方面所慮者為虎踞河南之二集團軍；苟其與四集團軍聯合一致行動，則南京危矣。斯時，雙方各派代表赴豫與馮氏商洽，各欲拉攏為助。當下，馮氏堅決表示不參加黨內鬩牆之爭，且表示忠於中央，但又令韓復榘部由平漢路直下武漢。這一著，動機不明，雙方不討好。中央疑其乘機攫取漁人之利，而四集團軍則疑其前來夾攻。結果：四集團軍因內有叛將，於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戰而撤退回桂。中央軍急進，先韓復榘軍到武漢兩日，韓部隨亦北撤。武漢自然全歸中央直轄。（按：黃旭初謂三月廿九、卅日，閻、馮通電討桂，中央派馮部韓復榘為第三路總指揮，由豫南下，見《第一幕悲劇》文，然馮氏早有不參加黨內戰爭之決定，何忽有此？個中實情，未明真相，不敢妄下論斷。）四集團軍是第一個被「削」之「藩」。長江上游之爭甫結束，而中央與二集團直接接觸，爭端又起，其觸發爭端之尖點乃在山東問題。
十七、十八年之間，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韓復榘繼馮氏任河南主席，孫良誠任山東主席，宋哲元任陝西主席，劉郁芬任甘肅主席，孫連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門致中任寧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鞏任北平特別市市長（中央某人力謀此職不遂，乃多方挑撥，浸成禍根之一；閻以不得此地盤亦不滿）。二集團軍各部分散於各省區，防線東西橫亘長數千里。
表面上，二集團軍得有六省一市，「地盤」不可謂不遼闊。然究其實則西北之寧、青、甘、陝，以及豫省皆貧瘠之區，收入短絀，無法養數十萬大軍及施行新政。本來山東富庶之區，又有海岸交通之利，馮氏原亦樂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後於十月間由孫良誠親到履任。（未幾，孫與財政部長宋子文因小事誤會，大發脾氣，彼此斷絕公文來往。國民政府斯時任命余為山東鹽運使，馮氏亦勸余就職。雙方付以調解孫、宋任務，二人摩擦乃泯。）是時，青島至濟南沿膠濟鐵路一帶仍在日軍占據下，省治暫設泰安，省政府所治不過卅余縣（約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絀（我曾以鹽稅支持）。必俟中央與日軍交涉退兵成功後，全省始可收復。至十八年（一九二九）三月，中央與日本交涉就緒。（其間，余屢代表孫良誠入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磋商接收濟南事。）同時，日方與我方約定於四月十六日退出濟南，由孫軍接收，日軍於五月初可完全離魯回日。不料中央與四集團軍力爭武漢之役，解決迅速。中央既得完全勝利，忽於四月十五日電令孫良誠勿進入濟南，同時與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四月廿二日，中央復電令孫準備接收濟南省城，但同時另派他軍接收魯東青島沿海一帶。方振武一軍亦奉令準備入魯。其他魯省他地之雜牌隊伍又準備發難與孫軍為難，且孫良誠本軍某師亦露出不穩跡象。當時，孫軍只有四萬人，而其可能為敵之各軍不下六萬。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發戰事，無異使二集團軍全軍與中央開戰。但馮氏並未有在魯作戰之準備，且全軍防線太長，首尾難顧，容易中斷，駐魯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則已有大兵北上，集中點在魯，且尚可續派。鹿鍾麟在南京，密令孫良誠多派偵探以偵察中央軍行動，可見雙方疑忌之深。況模稜兩可之三集團軍閻錫山在後方河北、山西牽制著；苟其服從中央，則二集團軍將處南北夾攻中部截斷之極不利的形勢中。不特此也，其時日軍在魯猶未撤退，大可藉口與中央協議而不移交防地與孫良誠。於是，在軍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於二集團軍；無論如何，馮氏將無法可得山東全省。結果：馮氏於四月下旬以萬急密電與孫良誠，告以本軍被拆散及包圍，陷於絕大危機中；全體面臨生死關頭，當以團體之生存為重，個人之地位為輕，務立即撤退全軍離魯。孫是馮氏愛將之尤而最忠於馮氏之一人，即於廿五日通電辭魯主席，職務交由省政府委員呂秀文（亦二集團軍將領，但所部非屬嫡系）署理，由呂所統率之少數民兵警衛地方。次日，孫軍全部由兗州退入豫、陝。同時，在南京之鹿鍾麟、唐悅良（外交次長）第二集團軍要員，亦匆匆離京。（當時，余為中央命官，於事前一無所知，留在泰安，莫名其妙，當即北上北平，調查真相。比知馮氏與中央公開決裂，自維位微言輕，且已無職責，不能為力斡旋，乃辭去鹽運使之職。）未幾，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濟南，山東全省復歸中央治下。
斯時，不獨山東的孫良誠部，連河南的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龐炳勛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關以西。沿途且將洛陽以東之隴海路軌破壞，以防阻中央軍之進攻。大部魯、豫軍隊陸續退至豫西且深入陝西。馮氏本人則駐節潼關以西之華陰。這是消極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時中央以及全國都不知其作用為何。五月間，戰事迄未發生，只用電報交換異見而已。據馮氏所指摘者，為國民黨第三屆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委員之不公，與分發軍餉之不平。中央方面亦數電馮氏及二集團軍將領，並要馮氏再入京共商大計。他當然不去。二集團軍將領二十八人則聯名致電中央請蔣主席下野，催馮氏揮兵進攻。同月十五日，馮氏成立「護黨救國軍西北路軍總司令部」。廿日，通電北平各國公使館，請各國中立，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並請勿借款與南京政府。這是內戰之正式爆發。越數日，中央執委會罷免馮氏本兼各職，且發兵進攻。（參考薛著頁二五二—二六〇）
是時，北方三集團軍之閻錫山毫無表示。粵方之陳濟棠則效順中央。（當時，陳銘樞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災，跳樓傷足，不能治軍。）惟前由武漢敗回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重整殘部，躍躍欲試。中央派四集團軍叛將會同粵陳攻桂。李等乃於五月五日，打出「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旗號，出兵圖粵。但中央早已定計，令粵軍對抗。大戰結果：李軍不敵，敗退回桂。於是，馮氏在陝孤立無援。（上見黃旭初：《廣西集團勢力遭到傾覆厄運》篇，載同上。）
今續述二集團軍方面之軍事發展。原來當時馮氏與其總參謀長劉驥等所定是役之大軍略，是盡撤魯西、豫東之兵，集中於陝西，以全力壓迫閻錫山，使其合作；苟閻一致行動則四集團軍與二集團軍雙方亦將聯合而成一強大陣線，莫之能御。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妙計。（以上是事後余由馮氏之高級幹部所探得的。）
初時，馮氏確無反黨叛國、興師開戰，以打誰倒誰之意，只是不滿於功高賞薄，編遣不公，心懷怨望，氣憤不平，猶且懷疑中央對己軍不利，故行此策，造成聯合三個集團軍，一致行動，以威脅中央，使改變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實力，以實行其救國救民的大志願而已。這可說是「兵諫」。斯時，閻之處境既尷尬而又危險，中央方面亦因鞭長莫及，用兵為難，幾乎要軟化了。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軍事發展，分子複雜，因果綜錯，變化莫測。在這僵局之下，忽然霹靂一聲，馮氏遭受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致使其一生革命事業幾為之全部摧毀，而自己陷於身敗名裂的悲慘收場——這就是韓復榘、石友三等之叛變。
馮軍初次分裂
初，韓復榘既遵令率全部自開封撤至豫西陝州，即孑身赴華陰謁馮氏，猶未了解此次軍事大行動之作用，但感到全軍盡退入陝、甘貧瘠之地，給養不足，奚能生存？況且全軍將士剛由西北饑寒貧困之環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無人願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著。如為政治新環境所迫，則人人皆甘願拚命再干，上前打出生路，有進無退，死裡求生。從前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盡諸般苦，如今斷不能再試了。於是，他即以進攻之計獻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漢，請纓自將十萬兵沿平漢鐵路南下，並願立軍令狀：如不成功，則受死刑；另主張以孫良誠將十萬人，沿津浦鐵路直攻浦口、南京；復以石友三統十萬精銳之師分駐鄭州至徐州隴海鐵路一帶，為孫、韓東西兩路之總預備隊；最後則留宋哲元、劉郁芬之後方大軍在豫、陝，嚴行監視閻錫山；如此，必獲全部勝利。
馮聞而睜目咋舌，以為冒險性太大，他自有成竹在胸，仍堅持不戰而屈人之奇計，不從之，猶且疾言厲色，嚴令其顧念團體，服從命令。韓不服氣，反問：「前者由蘇俄回五原之時，經南口新敗之餘，綏遠、甘肅只剩下殘部數萬人，而且裝備不全，軍實不足，何以當時肯冒險死拚，勇猛前進，卒成大功？而今則擁兵數十萬，十倍於昔，槍炮軍械，均全國無匹，何以卻不進攻而退守？」馮答：「從前我是個窮光蛋，只剩些少本錢，故不得不孤注一擲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贏了許多本錢，不能不慎重將事，穩健進行，豈能再作傾囊的賭博？只有實行計策萬全、萬分穩健之軍略而已。」韓無話可說。甚至欲駐兵平漢路鄭州以西，由洛陽至南陽一帶而不再入陝西也不許，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悵然返陝州。（以上所述係數年後，余過濟南訪韓時，敘及舊事，他親口對我斤斤申說的，並毫不自諱地承認當年的行動，殊非受了南京方面運動而背叛馮氏，只因為環境所迫，無路可走，為自求生路計，不得不歸順中央而已。）是役也，馮氏本不要打中央，而韓卻要打中央，但因馮氏始終不肯打中央，韓反對不成而叛馮轉投歸中央。假使當時馮氏肯將他的策略與韓商量或告以機密，韓一了解，自然服從而不叛去了。豈知馮氏縝密過甚，連自己的心腹愛將也不令知，只要盲從，遂生巨變。軍事發展有如此奇詭叵測者，這固非馮氏始料所及，外人所不知，恐怕就是連中央領袖們也不知道的內幕。（另據劉汝明說，當日西退至陝西，適遇見韓，而韓問他：「你說，把整個河南省放棄，部隊全撤到潼關以西，這不是自取滅亡嗎？以後我們還吃什麼？穿什麼？……」見劉著頁九八。此與上述相印證，可信韓之脫離馮部，主要因素確為經濟問題。）
馮軍挨了多年無衣、無食、無餉，而常須苦戰的生活，自然對陝、甘舊地，望而生畏。況自打出中原之後，與南軍比肩作戰，眼見其人人豐衣足食、囊有餘餉，不禁相形見絀，曷勝羨慕？即馮氏本人亦嘗言南北待遇不平，並舉例來說，下雨時南方將領有雨衣，而北軍則只撐破傘是也。處此新環境下，馮氏兵將心理多已起變化，不能像從前之吃苦耐勞了。馮氏不了解此真正的「軍心」，仍以舊方法應付新環境，雖雲穩健，究行不通，此其失敗之真因要因也。或謂韓等曾受中央重賂故叛馮而去者（見薛著頁二六一），實絕無可能。蓋此役變起倉促，微特中央，即二集團軍幹部亦不能前知；苟韓事前曾受賄賂，則何以先則遵令西撤？及退至陝州、華陰，旋即叛變，更無與中央接洽之時間與機會矣。惟其與石、馬歸順中央後，各受重賞則誠有可能。
是夜，韓在陝州，即矯令開車，盡將原帶來之全軍出發東向，部將與他軍猶以為奉令開動出戰也。比馮氏聞訊，知其叛去，急電令孫良誠以全力追擊。孫最忠於馮氏，且素鄙韓從前之降晉，急遵令乘火車後追。會龐炳勛由鄭州西撤至鞏縣，亦奉令攔截韓之去路，於是與孫部東西夾攻之。韓之列車不能開動，亦不及準備應戰，全軍乃潰逃。孫即收納其殘部並得獲軍械不少。韓於匆匆間僅帶得數千人南入嵩山，迂迴而返開封，仍行使省主席職權而輸誠中央，並加緊招募新兵，以恢復實力。當其過鄭州時，發出通電，並不指責馮氏，但大罵其親信數人一頓而已（劉著頁九九）。其後，潰散之隊伍，有復歸韓者，而韓部中亦有復投馮麾下者。
當時，石友三全軍尚在豫南之南陽，奉馮氏令退至鄭州，而馬鴻逵亦由魯西退豫。韓約二人一致行動，石、馬允焉。於是，馮驟失去不下十萬人，約占全軍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戰大敗損失尤重。原來，孫良誠、韓復榘、石友三等三部實為二集團軍最精銳之師；戰時，孫常任前敵，逢攻必克，夙有「鐵軍」之稱（此馮所特別頒給之榮譽）。韓、石二部則為全軍最剽悍、最驍勇善戰之師，常留在後方作預備隊，一遇前線各方有困難，馮氏即指揮這兩個犀利無匹的鐵錐向前敵兇猛衝擊，幾戰無不勝者。惟馬鴻逵則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強，且其父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對於馮氏損失不大。今回與韓、石二人相將叛去，是馮氏練兵成軍以來之第一次大厄，不獨精銳喪失，而且全軍第一次發生分化，團體破裂，紀律盡隳，軍心搖動，影響全軍前途之重大誠不可以言喻，而馮氏一生事業之大崩潰亦肇端於此，固不特是役之「大策略」完全為之粉碎而已，亦無怪馮氏一聞此噩耗，如遇天崩地裂，不禁腦裂心碎了。（多年後，馮氏老幹部某言：如無此次之叛變，馮氏必能取勝雲。見薛著頁二六一。）
一日清早，天猶未破曉，馮氏挈數衛兵，乘汽車離華陰，至潼關風陵渡口，渡河赴晉，留下命令，全部軍事交宋哲元主持。時，宋哲元、劉郁芬尚未起床，聞訊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迨趕至渡口，則馮氏已過河去了。既抵山西，閻款待之於太原北晉祠小村，遂在此暫作寓公。（按：當時，我原擬於得悉真相後，親赴京請孫科、孔祥熙、宋子文諸大員共同努力，謀和解方法，以防止戰禍而安定大局，適遇此巨變，再無機會，悵然北歸。）
當韓變後，馮、閻來往函電，原有相約下野、攜手出國旅行之舉，蓋大勢已去，兵不罷而自罷了。據說，在七月初，中央與馮氏已達到協議，和平解決：中央進攻之行動停止，允撥所欠軍費，先發三百萬元，另給馮出國旅費廿萬元；二集團軍餘部仍舊轉歸鹿鍾麟統率；陝、甘、寧、青四省主席仍舊不動，惟馮則白白失掉魯、豫兩省（察、綏早已放棄）及十萬精銳之師耳。七月五日，中央取消通緝馮氏之前令。八月間，鹿鍾麟、唐悅良均到京復職，薛篤弼且膺任衛生部長。曇花一現之「護黨救國運動」，似煙消雲散，告結束矣。是役也，馮氏之「大策略」本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原則，結果則因內部叛變，卻不戰而屈了自己，寧非天下之大滑稽耶！
「國民軍」復活
馮氏寄居晉祠，行動自由，並非囚禁，但亦不外出。閻待之不薄。馮氏自有無線電台可與外方聯絡通消息。賓客來看他也不禁阻，手下仍有多少隨從人。太原設有辦事處。於此，閉門思過（用兵錯誤歟），韜光養晦，且努力自修求學。馮氏每於失敗後，進修益力，拚命讀書、寫字，且習丹青，態度於消極中至為積極。此其人格可取之處。余於華陰北歸時，嘗到晉祠謁之；見其方踞桌讀書，左手持《陸宣公奏議》，右手持梁啓超一本學術講演集。寒暄完畢，他問我這兩本書如何？我心裡思想，在軍政界我是他下屬，但在學術界那就不同了。當下我毫不客氣地用「教授」辭語和態度，指出他雖然好學不倦，手不釋卷，而求學不得正當方法，不循正當軌道，將上下千餘年兩家的著作同時並讀，縱是讀書萬卷，也是無濟於事的。他甚為驚愕，問我要用什麼方法、循什麼軌道才是正當的和有益的。我答科學的求學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統，並須有專門學者名師指導，方得實益。我再補上一句，以他的好學苦心，加以個人政治、社會以及人生的種種經驗，配合中國的經書，如得有教授指導研究專門書籍，凡習一科，有如初學英文一般，必從ABC開首循序而進，由淺入深，則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學裡三四年的課程。他似乎恍然覺悟，對我說：這是頭一次有大學教授指導他求學的方法；對我的勸導完全接受，十分感謝。次日，即去電北平，採購政治、社會、經濟各種大學教科書。未幾，專聘某某學者前去授課。這是馮氏研究大學課程之開始。行之未幾即有大效。此後繼續聘人講學，努力自修。不移時，居然給他學上了那幾門學問——甚至「社會主義」歷史與內容，「工團主義」的意義與利弊，也懂得了。
然而馮氏雄心未嘗稍息，只是靜以待動，不斷地與各方接洽通電以圖再次大舉，更時與閻酌商大計。秋間，運動成熟，又發生一次大軍事行動。其時，汪兆銘所領導之「改組派」公開與中央破裂。九月十七日，張發奎舉兵於南方，進圖廣州。中央急調兵對付。馮氏即乘機發動。先於十月十日，由「國民軍」將領二十七人聯名通電，推戴馮、閻二人領導全軍反抗中央。中央於是再下明令進攻。下半月，河南發生劇烈戰事，不在隴海鐵路線，而卻在洛陽之東方及南方一半圓形中。當中央軍戰事不大順利之際，蔣公曾親赴前線督師。正在兩軍相持未分勝負的僵局中，戰場忽發生莫名其妙的變化：十一月下旬，「國民軍」全部退師，再西入陝境。雙方軍事行動，遂告結束。（或謂中央因粵方「改組派」之搗亂，急於以全力應付，故亟亟以政治手腕及經濟厚酬拉攏「國民軍」諸將領雲。說見薛著頁二六四，有待證實，不足入信。）
是役也，一始一終，亦同前役之充滿神秘性，宜乎外間之不能了解其真相。事後，余復細細調查，乃得洞明。原來此次馮之異舉，完全是上了閻錫山的大當。緣其自上次「護黨救國」之役失敗，退引山西之後，雖屢與閻酌商大計，閻只虛與委蛇，依違兩可，久無效果。蓋閻當時處境自有困難，其本心對於中央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滿，亦久遭疑忌。一向賴有馮軍在魯、豫居中緩衝，故尚不至直接受到中央之裁製與衝擊。但倘馮軍一旦消滅，則彼將無力抵抗，復無援助，成為孤軍獨當其沖，其亡當可立待。是故其懼怕馮氏之心理，遠不如懼怕中央之甚。所以乘馮氏失敗西退，亟挾其餘軍以自重。當時遷馮氏於建安村，優待更甚，無異蓄著一頭猛虎以威脅中央。一俟迫不得已，時機成熟之際，即實行放虎出籠，使其出面出手打擊中央，而自居幕後耍手段操縱一切。會九月中「改組派」在粵稱兵，中央忙於應付，這正是北方響應同時夾攻之無上機會，於是乘時策動，乃有此役之發生。（以下據馮氏自述大略，看下文。）
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十七日，正是農曆中秋之夜，閻忽訪馮，相與長談，大罵中央之不是，極力慫恿其興兵再舉，自願衷誠合作，負責一切供應。馮氏上次之不南向進攻，多因顧慮閻之牽制後方，今驟聞此堅決的具體的表示，正中其懷，真是夢寐以求，以為疇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時卒成功了。大計既定，繼又商及舉兵之軍號問題。是時汪兆銘「改組派」向主張用「護黨救國軍」名號。但兩人意見則以為這只是一派一系少數人所主張，而彼兩人則惟以集合全黨全國人物以從事救國救民大業為目的，並無左右新舊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贊成用之。馮氏乃提議用「保民軍」。閻以為亦未盡善，乃謂吾人既有國民黨、國民政府，即用「國民軍」名號可也。況且昔年「國民軍」之傳統名號，聲威猶在，號召有力；此次毋須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復舊名可矣。馮氏素重實輕名，又即允焉。因一時不察，遂中了閻的計謀（另參看《石敬亭年譜》選自《傳記文學》一二二期頁十李雲漢之《宋哲元與七七抗戰》篇）。
當下，馮氏以智珠在握，劍及履及，立令石敬亭回陝，詳授宋、劉等機宜，剋期舉事，乃先有十月十日聯名通電之「哀的美敦書」發出，並在陝、豫各處張貼布告均有「總司令閻」「副總司令馮」（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樣。事實上，兩人已就職矣。預定計劃：「國民軍」出重兵分路取鄭州、南陽。一俟兩城攻下，閻、馮二人即聯袂至北平，組織新政府。同時，豫、魯、鄂、湘、贛、蘇、皖、粵、桂、蜀、寧、奉各處早有協議之軍政領袖即行響應。（按：另據余當時採訪原稿：連月各方使者分別北來與閻、馮接洽者有何鍵代表黃一歐，魯滌平代表易某，張發奎代表李某等。奉方張學良亦派秘書長王樹常到晉，表示願一致加入。閻乃勸馮氏派前河南省政府代主席鄧哲熙往瀋陽報聘。旋得鄧來電，謂張極力贊成三人一致聯合，並建議聯名通電請蔣公下野。）
殊不知閻真是一條「兩頭蛇」，擺下這條計策，使馮氏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則實收漁人之利。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動馮氏興兵，給予接濟，假其手以打擊中央。同時，他卻以「國民軍」之軍事機密時向中央報告，以故「國民軍」在豫作戰為難，終歸失敗。以上所述，正是此次馮氏再舉之真實原因及經過也。
是役再敗後，馮乃知悉內幕，憤恨至極，但又無法向全國全世界申訴。時，余仍居北平，馮氏乃輾轉託我設法將此役經過詳情公布於世。余以未明真相，無法可施，計惟有假外人調查及報道。於是邀約英美記者如英人田伯烈（Timperley）、倫敦《泰晤士報》代表麥登納（Mac Donald）及其他數人，由我親自陪住山西河邊村（閻遷馮於此）採訪新聞。行時並有美國公使館軍事參贊丹尼少校（Major Denny）加入。至則馮氏親自招待，將是役發動經過，原原本本，對眾縷述，由我與馮氏之秘書陳國梁二人分任兩方翻譯。回北平後，各記者將當時速記稿寫成專欄報道長篇，在北平、天津英文報及拍電往英、美各報發表。其秘密乃暴露於天下，此十八年（一九二九）暮冬事也。閻知內幕戳穿，其煽動計劃已盡披露，大大不懌，顧人證俱在，又不容否認，只有緘默忍受，同時加緊約束馮氏在河邊村之活動，如取消其自由收發無線電報之權利是，然亦不敢為難過甚，蓋馮氏仍大有餘力，足以供其利用於將來，故仍如前之挾以自重，加緊對付中央也。
至於是役失敗之原因，則不在軍事戰敗，而卻在內部不和，再次分裂。此亦有類於前役之變者。當戰事展開時，中央軍緊守隴海路前線而取攻勢，但另派徐源泉（原屬魯直軍，北伐時戰敗投降者）等軍在左翼猛攻洛陽東南之禹州、登封等縣。在北伐時期則要馮軍去打他，如今卻要他去打馮軍，軍事、政治變幻離奇至此，真莫測高深矣。時，宋哲元任「國民軍」總司令，坐鎮洛陽，指揮戰事，而南路前線則由孫良誠在登封力戰。據說，前在西北軍任參謀長之曹浩森，是時已在中央軍任參謀，盡將馮軍之強點及弱點，一一暴露，而開列具體辦法，避強攻弱，故中央軍於是役頗占上風。例如：馮軍之特效戰術是於夜間「摸營」，兵士右手執大刀，左手提短槍，偷劫敵營，當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獻計，中央軍紮營處，於夜間遍樹火把，徹夜遍地光明，大刀隊一前進則被射死，無所施其技了。孫良誠在登封前線，遭遇強敵，作戰吃力，不易取勝，但仍相持不下。不料宋哲元在全軍資望尚淺，非主帥才，措置失宜，故爾僨事。在劇戰中，他忽對孫良誠大起疑心，誤信其叛變，深恐洛陽不穩，急遽西退，而孫在前方驟失去後方總部的聯絡及接濟，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軍陷敵。因此，前方後方之「國民軍」一律盡退，復入潼關。而中央則由於亟須趕急應付南方汪兆銘所領導之「改組派」，亦不事窮追，任其入陝。於是，這場大戰，過了無幾時，突然間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氣氛中結束了。一說謂宋哲元當日實誤中了反間之計，一時失察，倉卒急退，遂影響全局雲，此亦大有可能者。（以上系余於事後得聞諸馮軍幹部者，其中經過，或較為複雜，但可信是失敗的主因。）
關於此役，尚有些少餘波足述者。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余以丁父憂由北平奔喪回粵。馮氏在晉聞訃，特派員到平致函弔唁，並再托余南經滬、寧時，將是役之真實原因（如上文所述），仍以前任中央特派「政治工作委員」資格，向中央盡情報告，使真相得明。（其實，我在馮軍之工作早已完成，去職已久。此次因受所託，故作友誼的義務的幫忙。）余南下時，分謁孫科、孔祥熙等中央大員。他們都非常關心北方情形，無一不先行開口叩問是役經過之實況。余遂很自然地乘勢將一切所知奉告，眾乃恍然，無不痛恨閻煽動內戰，「借刀殺人」之陰謀，轉而憐惜馮氏之天真愚憨，致上大當。這一報告當然輾轉傳播於中央當局。其後，在另一場合閻與中央公開決裂時，中央明令通緝之，所宣布之罪狀有謂北方內戰皆由其蓄意醞釀、幕後煽動，實為罪之魁雲。
「擴大會議」
「國民軍」既失敗，「改組派」在粵亦一事無成。中央因此得傾全力以收拾北方癱瘓之局。於是閻氏首當其衝。彼其取巧奸詐之術既窮，騎牆「放虎」之舉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運動，極力拉攏國民黨各派各系，謀大團結以與中央對抗，務成旗鼓相當的新局面。一時，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晉祠之間，冠蓋雲集，各方使者絡繹不絕。凡歷年以來，全國全黨之不滿於中央者，非親自命駕北上，則紛紛派代表來與閻氏接洽。如「改組派」之汪兆銘、陳公博，與「西山會議派」之鄒魯，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當時寓晉之上賓也。當時南方之廣東仍擁護中央，惟敗退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等亦遙為響應，派代表北上參加。閻居然成為全國軍政主動的中心人物——「盟主」，執反動派之牛耳，而馮氏則退居被動的配角而已。然其潛力具在，陝、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閻與其雖仍不無芥蒂於心，至三月間，宋哲元、孫良誠痛恨被閻出賣，至欲揮戈渡河攻晉，不過事過情遷，此刻同仇敵愾，患難與共，甘願合作奮鬥以圖共存。此則各派、各系、各軍大有聯合共進之趨勢也。
馮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還重要的，端在保存及整理尚在陝、甘的舊部。在馮軍方面，自退兵後，宋哲元、孫良誠等，雖彼此諒解前此之誤會，盡釋前嫌，再事團結，共赴患難，然全軍竟如群龍無首，領導乏人。其時，老幹部之「五虎上將」，張之江與李鳴鐘已退役，鹿鍾麟蟄居天津，惟宋哲元、劉郁芬二氏尚在軍中；但資望才幹不足以掌帥印。他如蔣鴻遇早已物故，劉驥殊非統帥之才，以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佟麟閣等分屬後輩，更無統帥資格了。馮決以鹿代統全軍。鹿奉密令後，乃假裝勤務兵，隨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車由天津至大同，復轉乘汽車往謁馮氏。俟某人下車後，馮氏面授機宜畢，即不動聲息，乘原車南開，過河直抵潼關。至則實行主持全軍，著實整理。宋、劉等拱手相讓，惟命是聽。不移時，原日「國民軍」之雄姿威勢，再次恢復，士氣提高，靜待後命矣。
在晉方，軍事政治運動既醞釀成熟，閻乃於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發出通電，反對武力統一全國之政策而請蔣主席下野。隨而中央與晉方屢屢互發函電作文字之戰。閻竟公開指摘中央之種種不是，願與蔣公同時引退。二月廿一日，汪兆銘（上年十二月已被中央黨部開除黨籍），亦出名通電，攻擊中央。廿八日，閻迎蟄居建安村之馮氏入太原。三月，閻先取行動，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機關，繳中央各軍軍械，封閉黨報。三月十五日，晉軍與馮軍各將領聯合通電，請閻、馮領導全國攻擊南京國民政府。擁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副之。孫良誠、吉鴻昌等隨即揮軍東出，直指開封。四月一日，閻、馮、李就聯軍總司令職，惟張學良無表示。晉軍開入山東，馮軍則仍在河南，雙管齊下，分路作戰。五日，中央下令討伐，紛紛調兵應付，但前線初仍取守勢，其後乃交戰。於是所謂「中原大戰」——民國以來最大的慘劇爆發。
其時，北方的軍事組織及計劃以李宗仁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桂攻湘、鄂；馮氏為「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由陝攻豫；閻自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指揮河北軍事，揮兵攻魯；石友三（前曾一度與唐生智反中央，失敗後北退）為「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由豫攻魯。廣西李宗仁、黃紹竑等聯同留桂之粵軍張發奎部，傾全省之兵，由李親自統率，冒險北上，與北方閻、馮等相呼應，並自求生路。計劃：經湘入鄂，與馮軍會師中原。倘此南北軍事計劃得實現，則中央危矣。詎料李軍北進，前鋒已過岳州入鄂境，而粵方忽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北上占領湘南衡陽，切斷李軍後方之聯絡補充線。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歸以應付危局。於是閻、馮等會師中原計劃失敗，影響「中原大戰」全局之勝負不少。（以上參考黃旭初《李宗仁出任反蔣第一方面軍》篇，載同前。）
「中原大戰」
延至七月中，「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八月下旬，各派共同組織「國民政府」，擁閻為主席，馮、汪、鄒、陳等為委員。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九日上午九時，閻就主席職。時則馮氏赴豫親自指揮戰事矣。主席登壇後，忽有南京飛機翱翔空際，向清故宮三海投下炸彈，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懷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閻主席」的好夢。未幾，他即急急離平回晉。（說者謂閻就職時日不吉，四九三十六著，非走不可，此當時流行的幽默，姑並錄於此，以博一粲。）
七、八月間，魯、豫兩戰場均有劇戰。三方各集中精銳作殊死戰，故傷亡甚多。至八月初，晉軍一敗塗地，山東盡失，不堪再戰。中央軍於是得傾陸軍、空軍全力集中豫省以對付馮軍。其總攻鄭州者為陳銘樞之第四軍，最為得力。
時，中央軍蔣總司令之總部設在開封東蘭封車站。離站不遠為飛機場，航空司令為張惠長。一夜，飛機場突受馮軍騎兵千人襲擊，蓋以中央飛機每投擲炸彈，驚散馬群，故最恨之。是夜，因謀報復，突襲機場，毫無抵抗，毀去所停之機。張急匿避，始得倖免。騎兵得手後，轉馳往蘭封猛攻車站。時，站上防守虛空，總司令部只得衛兵百人而已。蔣總司令駐列車上，勢極危險，仍鎮靜處之。平常軍隊，凡遇夜襲者，多不還火，免露虛實，但是時侍於總部內之高級參謀陳調元，卻主張還火，以免坐以待斃。此兵法虛虛實實之妙算也。乃下令全部衛兵分布車站，密密射擊。攻軍皆騎兵，果以為車站有大部軍力，防備周密，否則不至還火；又在夜間不便大舉進攻，即行退卻。總部遂獲安全。（此事，於多年後余由雙方友人之躬預其役者口述中得之，兩相符合，可信為真實。）
然而此次「中原大戰」之勝負，不決於疆場，卻決於政壇上外交手腕之間。方豫省大戰時，中央代表吳鐵城等在瀋陽與張學良磋商合作事。吳挈其擅長交際、善於辭令之愛妾及大量金錢與俱。二人施用闊綽的、機巧的外交手段，周旋於奉軍「少帥」張學良夫婦與高級文武幹部間，大奏奇效。聞有一次，張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私對其妾作戲言：「您倆膽敢來這裡作說客；假使我將吳鐵城槍斃了，又怎麼樣？」她因面不改容、從容鎮靜地含笑答道：「少帥，別跟我開玩笑！像少帥這樣英雄人物，哪會幹出這卑鄙狠毒的事呢！」張聽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說得妙！來！干一杯！」另一日，吳大擺山珍海錯最貴最盛的筵席，遍請張總司令高級人員與軍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間，恭敬招待。堂前設了十幾桌麻將，請各人就席娛樂一下。每人面前抽屜內各置鈔票大洋二萬元，輸贏不計，勝者盡入私囊，負者也無所損失。於是人人樂不可支，與他都成為朋友了。（以上故事系後來從吳之隨員著者同鄉處聽到的。）
同時對方閻、馮二人亦派代表薛篤弼與賈景德兩個「老實頭」到沈極力運動。無如囊慳術鈍，與吳比較，在在相形見絀，居於下風（即送禮三千元也要去電請示匯款方濟）。雙方均予張學良以特高位置、優異條件，拉其加入陣線。一向，張學良站在中立立場，無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時形勢論，奉軍勢力充實，地利得宜，在北方實居舉足輕重之地位，吳氏來後，不久即獲得好感。其間尤有決定性作用者，則張對中央雖仍有不愜意之處，然對馮氏卻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絕對不能與其攜手合作者。況堂堂國民政府，名正言順，所給條件與地位價值比較上當然引人入勝。其決定歸順中央實自然之理。其實，早於十八年五月間，張已與奉軍將領有公開反對馮氏政策之表示。至是年，更於九月十八日發出通電，主張國家問題，當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決之。是無異正式加入中央陣線以反對閻、馮之表示也。發電未幾，隨即派大軍入關。晉軍無能抵抗，遂由其連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閻見大勢已去，於奉軍開到之前，通電辭職，復由北平退回太原。九月廿二日，北平晉軍撤退。前二年，晉軍以「國民政府」名義克復舊都，今則奉軍亦以「國民政府」名義入據焉。「擴大會議」及其所組織之「國民政府」自然瓦解。各員與中央協議，汪出國，閻赴大連，而馮氏則居山西。
大戰結束
至於豫方軍事之結束，亦不決於疆場上之戰爭，而決於馮氏麾下另一部之叛變。一日，馮氏在總部忽接在前線作戰之軍長吉鴻昌電話，說：「總司令，對不住，我走了。」緣中央知馮舊部李鳴鐘與吉感情素洽，乃著其往豫運動吉來歸，果然馬到成功。其時，李對馮氏懷有怨望，已脫離其軍。（張之江雖亦離軍，但未致叛馮氏。）而吉之叛變則因全軍為金錢所收買。（此後來吉到張家口再為馮氏效力時跪地痛哭而自承者，見金典戎：《基督將軍馮玉祥外傳》。此與余後來所訪聞相參證，亦符合可信。）吉本馮部後起之驍將，戰功卓著，惟性情暴戾難馴，因前在西安偶犯軍規為馮氏革職嚴懲，後極力多方表現悔過，始得復任軍職（此余在西安所親見者），惟懷恨於心，而今復為巧言厚利所煽動，乃背馮氏而去，而且梁冠英、張印湘等部亦隨焉。前線全軍盡喪。當下，馮氏怒擲電話聽筒，氣憤之極，恍如昔年韓復榘、石友三等叛變劇之重演，全線崩潰在即，大勢已去，束手無策以挽回大局矣。於是，懸崖勒馬，即由鄭州渡河，挈少數衛隊，由新鄉經焦作西行復入山西。鄭州遂為陳銘樞攻下。馮氏余軍則盡退陝西、山西。戰事遂告結束，而馮氏全軍整個崩潰了。
此次「中原大戰」，實為歷來內戰之最劇烈者，猶甚於前年豫東與奉魯軍作戰之役。中央軍之最精銳部隊，如馮軼裴軍，及十九路軍陳銘樞等部，皆參與。閻、馮兩方亦盡以所餘留之精兵出戰。雙方紀律均優，鬥志均旺，屢作殊死戰，以故傷亡皆極慘重。（確數未詳，聞共達四十餘萬人，一說且雲七十萬，疑過誇張。）誠為民國以來最大最惡之內戰，由絕大悲劇演成絕大慘劇。語其後果，兩敗俱傷，不特四個集團軍一一瓦解，而中央實力亦減縮，肢體既殘廢，心臟亦受傷，全體——「黨國」——當蒙禍害，抵抗外侮之力大為削弱，馴至日軍侵略南北，致全國同胞有「其亡其亡」之痛焉。自民國成立以來，至悲至慘之大禍，孰有逾此？
方馮氏入晉時，有駐豫北之孫連仲、張維璽等部猶欲追隨。馮卻之，轉令其投歸中央，卻囑其以後務須服從蔣總司令的命令，為國效勞。孫等唯唯諾諾，遵令而退。其後，果然向中央報告：「奉馮總司令命前來投順。」蔣公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編之。以後孫則矢忠中央，服從命令，始終不渝，方可紀也。（張部後事未詳。）倘在曩日北伐成功後「編遣會議」前，馮氏對部下能下此「釋兵權」之命令，則天下早無事矣。（後來孫在江西，不料其參謀長趙博生及旅長季振同乘孫連仲離軍赴京期間，率部參加紅軍，使孫部實力大損；但至抗戰時期，該部死守台兒莊，造成空前大捷，厥功尤偉。）其他諸部亦有受中央改編者，不過戰余幾部不到十萬人而已，精銳盡失矣。
在入晉深山野嶺之途間，忽有強徒攔路剪徑。正遇馮氏在極端失意、十分沮喪之時，這些小賊未免有「打落水狗」之嫌。當下，馮大喝一聲，隨從衛士齊放手提機槍，小賊當場倒斃。馮氏乃繼續行程。既抵太原，閻如前優待之。其陝、豫余郡宋哲元、劉汝明、過之綱等約四萬人相率入晉，均由商震奉閻令善為安置，擔負一切給養。閻能善待戰友於患難之時，亦算忠厚難得，庶可稍贖前愆了。其後，中央改編駐晉馮部為廿九軍，分兩個師，以宋哲元、劉汝明為正副軍長，馮治安、張自忠（由河南入晉）分任師長，由中央發餉。後來增編一師，以劉汝明任師長。此軍在運城、陽原等處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應付日軍之侵略，成為國家之干城焉。
馮氏復在山西寄居於汾陽（在太原西南），得中央寬厚待遇。當是體念其完成革命之前功也。他韜光養晦，生活安靜。時或致力於本地教育工作之促進，及他項為社會、為民眾之服務。其大部分的清閒時間則消磨於讀書、寫字、著作、繪畫，尤喜歡作白話詩，自稱「丘八詩」，吟詠內容類皆描寫平民疾苦，痛貶惡風敗俗，暴露貪官污吏，提倡儉樸生活，反對虛偽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徹底主張也。
共赴國難
自「擴大會議」之役結束後，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夏，黨內又起糾紛，演成寧粵分裂之政潮（詳下章）。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瀋陽，人心憤激，團結抗日之口號，普遍全國，「黨國」領袖亦一致聯合共赴國難。是時，馮仍居山西，韜光養晦（廿一、廿二年粵之運動不參加，亦未派代表前往）。一日，忽接孔祥熙自京來電云：「國難嚴重，如何辦法？請指教。」越二日，接蔣公電稱「一切請以國事為重。請大家到南京趕緊商議救國大計。倘與國事有補，我準備隨時下野」。馮氏深覺滿意，即乘車經天津直下浦口。（其時，閻錫山已回太原，但未同行。）他即對各來迎的老同志言：「我們一定要抗日，以往的事，可以不究。」
到南京後，蔣、馮重會，前嫌渙然冰釋。馮氏出席中央黨部講話時聲言他來開會，是為共赴國難而來。若不如是，則抗日戰爭，何能聯合南北諸軍，全國人民，一心一德，衛護國家，抗戰到底，至八年之久終獲得最後的大勝利乎？
馮氏每出席中央會議，一貫主張「我們要抗日，要收復失地。誰要阻止抗日，誰就是賣國賊」。有人警告他：「你這樣說話，恐有生命危險。」則答道：「我來即不怕，怕即不來。」其間，曾到上海小住，屢向各社團及民眾講演，極力鼓舞全國同胞抗日救國，激勵人心，振發民氣，至為有力。未幾，國府決定遷都洛陽。蔣、馮、汪等要員皆到那裡去開會議、組織軍事委員會，公推蔣公任委員長。未幾，眾皆回京，獨有馮氏由徐州北去到泰山住下。（以上蔣馮通電及入京資料采自金典戎《基督將軍馮玉祥外傳》。）
自二十年（一九三一）始，馮的生命又進入另一階段——最末期。他直接統率一支龐大的軍隊，這一時期已告完畢了。經他一手訓練，多年指揮的各部尚留有少數（最少十萬，迄無確數），分駐各省，皆直接歸中央改編、裝補和指揮。「第十六混成旅」也、「第十一師」也、「國民軍」也、「西北軍」也、「第二集團軍」也，一律成為歷史的名號。馮氏一生的事業，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結束。在以後最末的十八年間，他的生命時靜時動，其與中央的關係也是時合時分，都隨時局之變化與個人的反應而定，將於下章續述。
這一章的敘述，最令我頭痛而且心痛，幾乎難於下筆，所幸「黨國」內雖屢起糾紛，時分時合，而仍可以對得住幾千年國族的祖宗與稍慰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者，則一遇國步艱難，外患緊急，則全國精誠團結，同仇敵愾，合力應付。所以本章命題曰：「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