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十六章　最後十八年

（四九歲至六七歲，一九三〇—一九四八） 一再晉京 回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夏，國民黨一部分執監委員，因胡漢民在南京被軟禁於湯山事，提出抗議。與中央分流，召集黨代表於廣州開「非常會議」，另組織「國民政府」。汪兆銘亦率其「改組派」參加活動。馮氏遠居北方，未加入是役。（他們有意要我代表他並列馮名，以壯聲勢，但我為著個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著良心理性之驅策，堅辭說：「我前蒙中央派去當『政治工作委員』，任務早已完結，與馮氏政治關係久已絕緣，此時未奉馮將軍明文，哪敢『冒充』他的代表以自貽伊戚呢？」乃作罷論。）後來，馮氏派唐悅良來粵，只是觀察與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運動。未幾，局面變化，唐亦北返。不過寧粵雙方只拍發電文，未至有軍事行動。胡氏旋被釋歸粵。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達到了。會九月十八日，日軍侵占東三省，全黨同志乃覺悟國難當前，非實行團結、共御外侮不可。於是，粵方派孫科、汪兆銘二委員為代表，赴滬與寧方代表會議。決議寧、粵黨政改組，複合為一。全局即急轉直下，蔣公下野離京。國民政府改組，一致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院長。其間，陳銘樞斡旋甚力，其所統之十九路軍分駐南京至上海一帶，是為新政府獨一可靠之軍隊。 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一日，孫科在京就任行政院院長，囑余致親筆函於蟄居泰山之馮氏（由李炘親送），請其命駕前來共謀國是。越二日，馮率屬員數人抵京。孫院長命我饋贈大洋三萬元，以供其費用。馮氏十分興奮，感謝之餘，他還以幽默口吻說：「看啊！馮玉祥受賄了！不過，這是中山先生哲嗣哲生院長所賜，卻不敢辭。」立刻將全數分給各隨員及衛士。自己分文不取。於是，林、孫、馮、陳、汪、李（烈鈞）等組成最高特別委員會，主持全國軍政。其間，馮氏曾到上海一次，備受各界歡迎。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二次到此華洋雜處的繁華商埠。他對於租界的恥辱、生活之奢華等「少見多怪」的現象，深表不滿，盤桓不上幾天，不歡而去，仍返南京。 這一回，馮氏再到南京，與新舊朋友聚首一堂，志同道合，衷誠合作，盡其所能，共謀國是，歡洽無間，人人都非常敬重他。因氣氛、環境及人事，與前大不相同，彼此公平誠信相處，所以他也一反從前與人落落難合、格格不入、事事批評、人人譏刺的故態。可見他不是絕對不能與人和好合作的。他的希望無窮，他的心情愉快，大概過著自「首都革命」以來最開心的日子。 不圖未幾天，政局又突起變化。緣新政府成立未久，以不得上海財團的合作，財政困難（宋子文不肯合作）。孔祥熙初欲任財長，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與孫科表示，即蒙答應。但就職之日清晨孔夫人又來英文專函，聲言孔不干，此余在孫公館所親見者。孫氏急切難以物色適當人物，乃臨時以鐵道部次長黃漢梁署理。黃辭，自知不勝任，甚至痛哭陳辭。迨迫於無奈勉強就職。後只籌得少數現金，杯水車薪，不能維持下去。此為孫閣不能支持之主因。未幾日，駐江浙一帶之各軍將領，紛紛索餉，難以應付。繼而各軍公開表示反對，擁蔣公復職。新政府乃遇到絕大危機，搖搖欲墜。當是時，陳銘樞（在行政院自兼四個部長）忽然軟化了，冷冷地輕輕地聲言「究竟有兵力較多較強的，講話較有力些」。如上文分析，陳銘樞的軍隊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馮氏未嘗不欲召集舊部一致擁護，奈各軍分駐北方，鞭長莫及，集中不易，而況此時聽命調動與否，是大問題。且時間短促，何能有濟？是則大廈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經動搖了，大廈不傾，其可得耶？當時，孫院長與其他一二人驟聞陳之聲言，無異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澆背，無能為力，新政府遂即解體，正所謂「一言喪邦」！孫氏於一月廿五日，離京赴滬（余隨行），旋即辭職。抵滬後命余回京向馮氏解釋一切，請其自決。馮氏初時似在悶葫蘆中，莫名其妙，頗怪孫氏之突然不辭而去。及洞明真相，乃釋然於心。既知狂瀾莫挽，亦採取一致行動，渡江北上，回泰山去。他宛似做了春夢一場，又感失望。每念前路茫茫，罔知行止，益感淒涼苦悶了。（此時余隨孫辦事，以上經過，知之甚詳。我即日乘夜車回滬。） 廿八日夜間上海日軍襲擊車站，十九路軍奮起作英勇的抗戰。滬戰停後，國民政府又改組，主席林森先生留住，蔣先生復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而汪兆銘轉與新政府聯絡，得繼任行政院院長，馮氏則被任內政部部長。馮再應召入京，一住兩月，復不能合，不就職，乃挈眷徑赴山東，仍隱居泰山。時，韓復榘已調任魯主席。馮氏曾到濟南，韓招待之於省政府。款待極懇摯，極優渥，每晨至親為其盛水盥漱，悉如舊時在其麾下敬侍長官之崇禮焉。馮氏亦不念舊惡，勉其努力愛國為民，大概已了解其當年叛變之環境與苦衷也。在山中，馮益奮發，拚命求學，日夜讀書。敦聘北京之大學教授數人前來教授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科（適似曩在晉祠時余所獻議者）。（以上資料得自馮氏幹部） 「抗日同盟軍」 是年十月，馮氏忽從泰山命駕北上，駐張家口，蓋其靜極思動，念念不忘興兵抗日，再舉行震驚全國之軍事活動。一抵張垣，即發通電，對於中央之不抵抗多所指摘。未幾，日軍由東三省進逼熱河。廿二年（一九三三）三月，陷熱河全區。張學良之奉軍引退。時，中央直接主持北方軍政，但未能挽救頹局於一旦。馮氏向以激烈主張抗日著於全國，故聲譽日隆，有不少人熱望其再起東山，領導抗戰救國，且有去電請求復出者。中央當時另有對付日本的計劃，邀其入京共商國是，不應。五月初，日軍由熱河進占察哈爾之多倫，更深入沽源、寶昌、康保諸地。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愈為激烈。未幾，中央與日方訂立《塘沽協議》，使華北部分區域非軍事化，凡此皆令人民愛國精神與民族主義萬分憤激者，亦所以令馮氏有捲土重來、再握兵權之機會者。然而其時中央當局則以頻年內戰，國力削弱，際茲準備未周，不能輕舉妄動而與敵國作全面戰，以貽覆巢大禍，故寧忍辱負重，假樽俎折衝之外交手段，與日本周旋，拖延時間，以期有成。此其苦心亦有不得國人之諒解者。馮氏正是個中之突出的抗議人物，兼是自行採取抗日行動者。 五月廿六日，馮氏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廿八日，通電全國，振振有詞，指摘中央政府不以真誠抗拒日本侵略，又不以軍力及補給增援抗日軍隊。隸馮氏麾下者，號稱三十萬眾，實則十二萬人，有槍支者不過八萬，其成員來源頗為複雜，有留察留晉之少數嫡系老「國民軍」，有熱河駐軍之被日軍擊退者，有奉軍殘餘部隊流落察區者，有察哈爾之零星部隊系統不明者。其中最完整之一部而具有正規軍之規模者約二萬人，系方振武所統率從前退入山西之軍而今來投者（統第一方面軍）。此外，亦有臨時就地招募者。全軍人多槍少，其有充分配備者不及三分之一，或僅四分之一而已。至重要將領則多為戰後失意之舊部自來投效者，孫良誠、席液池及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是其著焉者也（參考薛著頁二七一及其他）。又有鄧文（統第十軍）及軍事家金典戎亦應馮氏約前來投效（統第一軍）。王瑚老先生亦在焉。此外，尚有韓復榘、宋哲元與李宗仁等之代表北來聯絡，計劃與兩粵及北方取一致行動（上見金典戎著：《基督將軍馮玉祥外傳》，載香港《觀察》月刊二十期）。其贊助最力者，為前廣東省長朱慶瀾（子橋）慨捐軍費大洋十萬元，軍部賴以成立。 至於全國同胞，聞此救國義舉，人心振奮，幾於全國一致擁護。獨有汪兆銘別有會心，在南京發表談話，公開罵云：「察哈爾的共產黨，又在多倫鬧出事來了。」妄指馮氏甚明顯。此時，章炳麟（太炎）先生在蘇州卻發出與汪相反的說話：「只要能收復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們願意赤化；我們民眾願意擁護老馮赤化。」九十四高齡的馬相伯先生在上海歡迎馬占山大會中說：「我這第一杯酒是恭祝馮玉祥將軍收復察東四縣，並盼望他收復更多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歡迎抗日英雄馬占山將軍。」這兩人的話，可代表全國愛國同胞的心理。（上見金著同上第廿二期） 其時，宋哲元為中央倚重，已調其駐晉之廿九路軍移防華北，坐鎮北平，秉承中央所授機宜，一面與日周旋，一面積極準備抗戰。「忍辱負重」為中央緩衝，是其使命，實是代中央挨受愛國人士之唾罵也。當馮氏在張家口高樹抗日大纛時，宋已被中央任為察哈爾主席。如其肯復隸馮氏麾下，則「抗日同盟軍」之力量當大有可觀。（宋之廿九軍除原有馮治安、張自忠兩師外，奉令另編一師，劉汝明任師長，全軍當有五萬人強。）無如，宋老早便去電中央，聲言決不參加馮氏之運動了。但反過來，因已往多年與馮氏之密切關係，又不肯出兵向其進攻，也不前去就主席新職。至全國中亦不無響應馮氏者，如粵中之「西南政務委員會」（為昔年「非常會議」之餘緒，以陳濟棠之全軍為主力，中央監委蕭佛成、鄧澤如等附之），雖表同意，惟天南地北，相距遼遠，除了空言響應之外，無能以實力為助，其何有濟？（或有些少經濟援助未定。）金典戎言李宗仁匯款十萬元小洋與馮氏（見上引文廿二期）。然北方中央直轄各軍，多馮氏之舊部，無肯開動往攻者。獨有龐炳勛（原屬國民三軍，非馮嫡系），欲乘時立功，自願前往進攻張家口。詎料開至南口時，馮親往應付，以抗日救國大義作宣傳戰，振臂一呼，即有三團自動脫離龐軍，投奔馮氏麾下，可見其威望未墮，懾力仍存。龐無奈，急罷兵，蓋恐時間延長，其全軍難堪馮氏吸力，愈去愈多，將有「群馬遂空」之嘆也。（按：龐軍進攻及三團投馮事，是後來馮氏親對著者所說。但據金典戎上引文第廿、廿二期則謂當時在張垣馮氏部下有龐及其四十軍，兩相矛盾。不過馮氏舉事後，北平軍分會方與龐接洽令其往攻，可見初時龐不在張垣。金文所言未明來歷。另據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三，載《傳記文學》一二四期，詳記是役經過，並引用馮氏後來所著之《察哈爾抗日紀實》，亦未提及龐投馮事。） 六月下旬，日軍自察區各地撤退，僅留下「滿洲國」（日本在東三省新設之傀儡國，以廢帝溥儀為執政，年號「大同」）軍隊駐守。馮氏乘勢揮全軍發動攻勢，驅去孱弱之守軍。七月中旬，下多倫，由是克復察北。捷報傳遍全國，人心興奮，馮氏之聲譽大振。此舉與中央政策益有徑庭。然在事實上，中央調兵進攻已無可能，而在精神上，尤感困難，蓋對方以「抗日救國」為口號，若公然攻之當有所顧忌，亦頗難自解。由是，僵局形成。同時，日本又準備再攻察哈爾。至於馮氏處境，更為困難，既苦感兵力不足，而所統之雜軍，類似烏合之眾，未必團結一致、肯聽指揮；即肯矣，無奈戰鬥力薄，亦無濟於事，即方振武、吉鴻昌亦各固執己見，不完全與馮同心同德。況且經濟支絀，供養不足，軍械尤缺乏，再難久持。而在軍事上，則前有中央軍之壓迫，後有日軍之進攻，益難支持。延至七月下旬，馮不得不亟籌脫身下台之善法。（以上為余採訪所知之軍政情勢。） 七月間有一天，薛篤弼在上海忽駕臨寒舍，示余馮氏致彼與我一封要緊密電。電文大意謂「抗日同盟軍」擬告結束，特托我請孫哲生院長幫忙斡旋，務期和平了結云云。時，孫已膺任立法院長，中央各人倚畀甚殷。（孫於廿二年一月就職，余任立法委員。）余即晉謁，陳說馮氏來電請其調解大意，並力陳北方僵局真相，雙方都很難收場；非其出任調人，鼎力斡旋，不易收拾；此舉造福人民，切請考慮。孫院長沉吟一會，即答應負責調解，但必要馮氏先答允一個基本的先決的條件，即是：必要完全相信他，依照他與中央商決的辦法而行；他必提出公平的主張，庶於國則忠，於友則義。薛得余回音，立刻拍急電至張垣請示。不移時，馮氏回電應允，完全信靠孫氏，並懇託我們玉成其事。孫院長再得余報告，也很高興地去進行。翌日，乘輪赴江西廬山謁蔣委員長（按：七月廿五日蔣公邀集軍政要員在廬山開會一周），提出和平解決至為簡單的辦法；雙方罷兵，馮氏自動下野，中央不究既往，就算了事。蔣委員長也贊成。我一得此消息，即往告薛，由其轉報馮氏。 八月六日，馮果通電，以抗日之舉已完成一段落，即日結束軍事，自動下野。尋而宋哲元來張垣，就任察省主席。馮親自率領隊伍到車站去接他，見面第一句話是：「我是特別來歡迎抗日英雄宋將軍的。」（見秦著頁一六三）隨將政權與軍隊全交其接收，復回泰山隱居。於是，中央與馮氏雙方俱得光榮下場。此孫院長片言息兵，促成和平而世所鮮知之偉功也。（方振武、吉鴻昌，二人繼續支撐片時，亦解體離察。吉蟄居天津法租界，於廿二年十一月十日，為人行刺受傷。法警將其押送中央機關，後於十二月一日被槍決。聞其趨向「左」傾，已加入共產黨，其發生關係，系由前與我同在「西北軍」任政治工作之共產黨宣俠父所牽線的。至方氏則行蹤未詳。其後於抗戰期間隱居香港，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軍陷九龍後，孑身過元朗，擬入大陸，不幸遇難。）（以上調和經過，向守秘密，人多未知，孫院長之《八十自述》也不提及，蓋不自詡其功也。） 山居生活 在泰山時，馮氏繼續讀書、著作、吟詩、寫字，生活安閒舒適。對於黨政似乎不大過問。至廿三年（一九三四），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舊十九路軍等在福州與共產黨一起成立「人民政府」，政府委員名單上列有馮名。惟馮氏對於是役漠然不理，既不參加亦未派代表前往。其前在馮軍任教育工作之餘心清則獨自前去參加——或自稱馮氏代表；至少，李、陳等以其與馮氏之密切關係，任為「經濟部長」。 馮氏在泰山得夫人李德全相偕為伴，不愁孤寂。不過，門前冷下車馬稀，故舊來訪者不多。比之從前在豫、陝煊赫一時之日，冠蓋往來，絡繹不絕之狀況，真如隔世了。有些夙稱為至友的，也避之若浼；這不是由於世態炎涼，當是怕惹是非，故避之則吉了。有一位素與其交好、從前在國民革命期間，常常僕僕於寧豫間的權貴，一次因事往北平，竟要迂迴路程，繞道前去，不經泰安哩。獨有孫科院長於廿四年（一九三五）一月，北上迎接其在北平養病之陳夫人南下時，專程到泰山訪之。故友重逢，家眷相敘，歡樂氣氛，彌罩東嶽。兩人暢談國事多時，孫氏始下山。馮氏夫婦親到車站歡送。別時珍重道別，相約在首都再見。（此次余夫婦亦陪行，故知其事。其間，也許另有別人曾上山訪舊，為我所未知者。） 馮氏在泰山的生活，據其他曾經造訪者的報告，略述如下：他挈眷幽居于山麓之「三賢祠」，仍有衛隊百餘人（另一說，一營）保護著。他在附近新建了一座「烈士祠」。其中，除為國犧牲的舊部多人的牌位外，還供奉了許多他所崇敬而未死的人的長生祿位，如上海抗日的蔡廷鍇和前江蘇省長王瑚（鐵珊）。每早晨起，便率領衛士們高唱抗日歌曲。（上見鄧初民文，載《紀念冊》頁一三四—一三五。）自黎明至晚上，他照著自定的功課表學習不稍停。他禮聘了好幾位學者去助他研究，如陳豹隱、李達、范明樞、王謨、薛德育、宣斐如、吳組緗及陶宏（陶知行子，天文學家，年最輕不到廿歲）。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科學、天文、地理、文學、歷史、《春秋》、《左傳》，以至辯證法唯物論，可謂古今中外，應有盡有的「文理學院」的課程。此外，每日他還要苦讀英文。至於個人與家庭生活之簡單與衣食之儉樸，則數十年如一日，無改常態，不必贅述了（上見劉思慕文，載《紀念冊》頁一〇〇—一〇一）。所以我常說，對於這個苦心學習、矻矻不倦的馮玉祥將軍——尤其是當失意或下野時，是我所最敬佩的。 故軍事學家金典戎（前在張家口抗日之役追隨馮氏，後復同在泰山，一共相處有四年多）評論馮氏自修苦習之學識有言曰：「不知道老馮的人，以為他是當兵出身，是一個十足的『大老粗』，殊不知，馮這個人從入伍那天起，就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等到後來他的地位逐漸高了，他每天都抽出一段時間來，請國內名流學者為他講學。他的學問，據筆者所知，起碼要頂兩個大學畢業生。至於經驗的豐富、人情的透徹，更遠非一個大學教授可比。」（見同上文廿五期）此可與我屢在上文所述馮氏之學問成績相印證。至於馮氏在泰山這時期的內心思想與情感，金氏又有心理的分析曰：「老馮在表面上，看似非常淡泊名利；其實，在他內心方面，是非常痛苦的。」（同上文廿二期）可見他一日未嘗忘救國抗日之志也。這一針見血的評語，非深知馮氏的金氏不能說出來。 再度入京共赴國難 一二年來，日本壓迫我國愈甚，華北幾於實際上為其勢力所及。在全國精誠團結之感召下馮氏再度入京。先是蔣委員長於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九日電邀請馮氏入京出席中央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措辭謙和誠懇，有「黨國要計亟待商討」之語。馮氏即復長電敷陳意見。關於黨務者四點：（一）「開放黨禁」，（二）「開放言論」，（三）「真正團結」，（四）「大赦政治犯」。關於政治者五點：（一）要「獲得民心」，（二）「嚴明賞罰」，（三）「設立救災部」，（四）「獎勵抗日精神」，（五）「起用抗日將領」。關於外交者二點：（一）「確定國際敵友」，（二）「速派大員分赴（友國）蘇、美連絡」。關於軍事者二點：（一）「立即發動準備抗日軍事」，（二）「急謀充實陸空軍備」。蔣公復於卅日電復全部接受，有云：「尊論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一再敦促來京。（上見金典戎著廿二期，全文略。）彼此仍以兄弟相稱，辭意親切，無以復加，有令馮氏不能不應命下山者。 十一月一日馮氏抵京，充分表示共赴國難的精神，得人敬佩。廿五年（一九三六）一月六日，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那時，兩廣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馮氏曾在廬山力諫蔣委員長不要用兵；兩廣的兄弟都是他的幫手。獲得蔣公答允：「這話很好，我一定不打內戰。」他言出即行，派居正與程潛往桂。「兩廣的問題果然得到了和平解決」（見金著《觀察》廿三期）。對於蔣委員長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以其誡條皆一向所主張，尤熱烈贊助，極力推行。他時到各處演講，鼓吹全國團結一體，抗日救國的精神和努力，有時不免措辭過於激烈至與中央外交政策稍有徑庭者，然全國熱誠愛國的人士鹹得大鼓舞，足見國魂甦醒，國事可為。 在這危急期間，馮氏如此主張，在邏輯上必須民族團結，國家統一，而且為抗日救國大計之必然的要求，還須全國擁護抗日的領袖——蔣委員長。他非徒托虛言，徒事幻想，且見諸實行。當其年十二月，蔣公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等軟禁時，他即去電營救，籲請克日釋放蔣公而願前往西安獻身為質，以保張、楊等之安全，這是難得的表現。經過以前種種滄桑世變，他待人接物的態度已大為改善，能與同志們相處共事、合作無間了。不過，馮氏當時有位而無權。一次，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與蔣委員長共同辦公時，他常將重要的軍事文電或軍情給我知道。但西安事變後，自己以副委員長資格照常到會辦公，卻一點消息不得而知，連一件電文也不得而看哩。」制度如此，難怪其忿悶了，但為顧全大局、精誠團結、同仇敵愾的大原因，他卻能容忍下去，按捺脾氣，安之若素。這豈不是充分證明他入山讀書修養確有了進步了嗎？ 抗戰初期 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隨引起中日大戰。馮氏即通電各方舊部將領務須努力抗戰，矢忠矢勇，擁護國民政府及服從蔣委員長，有「蔣先生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之沉痛懇切語（劉著頁一三五）。其在盧溝橋最先奮起抵抗者為馮氏舊將宋哲元所統之團長吉星文。隨而舊將副軍長佟麟閣（先騎馬受傷，不治而死）、師長趙登禹（中彈陣亡）相繼在南苑力戰殉國。 全面大戰既展開，馮氏曾受命任津浦線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北上過了濟南到桑園時，有舊部數人來見。在北平時素為宋哲元「智囊」之「九千歲」蕭振瀛（仙閣）一開口便大罵政府這樣不好，那樣不好。馮氏即對各人說：「政府已決心抗日，什麼話都不要再說了。我們看準了日本鬼子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我們批評政府，就是減少抗日力量，這是不對的。」（以上見金著，《觀察》廿四期。）寥寥數言可表出馮氏愛國真誠、明大義、識大體。 馮氏自然很高興地再綰兵符，尤其躬自擔任抗日戰事，得償夙願。不過，在實際指揮作戰上，馮氏失敗了。原來他麾下本有舊部韓復榘等三個軍團。無奈，各將領多不聽命令，不受指揮，甚至有韓部及東北軍萬福麟部等兩個軍團的進退路線及駐紮地點，也不向他報告，馮氏須電向總司令部詢問才得知道，可謂大戰時怪聞。（以上是馮親自告訴我的。）馮氏一向抱救國抗日之大志，是時機會雖來，本待再顯身手以償夙願，奈時勢大異，環境不利，人事已變，素志難償，兵不服用，將不服調，亦惟有徒呼負負而已；卒至無功而還，此亦國家之不幸也。計此為其一生親統大軍之最末一次。 喜習文事 大抵一般軍人都喜習文事，如寫字、讀書、吟詩或繪畫，不甘被人譏笑為不通文墨的「武夫」，或「老粗」，而理想上最愛好的是得為一位文武雙全的「儒將」。馮氏也不例外。上文曾敘述其努力學習文事，不時自寫字畫贈人。（我也得了他的隸書聯、臨華山碑、青綠及墨水畫數品，並為新會鄉間私立紀念先父的「寅初學校」題額。）他的發表欲甚強，所印行的書籍不下十餘種。以他的出身「老粗」而論，能有此成績，確是難能可貴，為許多軍人所不及的了。 自十九年（一九三〇）冬起，馮即陸續印行其多年來之講辭、書札、電文等。其愛國思想、民族精神與救民之主張，均有一貫的表示。綜計所出版之書籍有：（一）《馮玉祥日記》二卷，由九年起至十六年（北平、廿一年印行）；（二）《馮玉祥軍事要電匯編》（上海、廿二年）；（三）《馮玉祥訓令匯編》（上海、廿三年）；（四）《馮玉祥讀春秋札記》（上海、廿三年）；（五）《馮玉祥在南京演講集》（廿五年）；（六）《馮玉祥在南京報告集》卷一（廿五年）、卷二（廿六年）；（七）《馮玉祥在南京第一年》（廿六年）；（八）《我的生活》，由出生至十七年（廿六年）；（九）《我的讀書生活》（上海、廿六年）；（十）《馮玉祥在南京第二年》（廿七年）；（十一）《馮玉祥詩歌選集》；（十二）《我在南京》；（十三）《國府委員與豬》；（十四）《察哈爾抗日實錄》；（十五）《反國聯調查團》；（十六）《膠東遊記》（後六本出版日期及地點未詳）。以前尚印行「丘八」詩集小冊，未列。在他的作品中，第二次入陝征途上口占富有詩情畫意的兩絕句「青山對我點頭笑，好似歡迎故友來」，是我所最欣賞、最難忘的。他當時愉快的心情也可想見了。 他也有散文之作。民國廿四年，我在上海創辦《逸經》文史半月刊，他非常高興地力為贊助。除給我不少珍貴資料外（如郭堅伏法事、國民軍首都革命之經過，見上文），尚投稿四次：一為《近代第一流廉吏王鐵珊先生》（載廿四年五期、六期）。二為《王鐵珊先生軼事補錄》（廿五年第十期）。（作者按：王瑚，號鐵珊，馮曾敦請其居軍中為伴，待以師禮，素所欽敬，已見上文。）三為《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廿五年廿九、卅期）；馮以武訓行乞興學，適符其愛國愛民之宗旨，故極崇敬之。四為《鄉居紀事詩》（廿九、卅期），足稱為其「丘八」詩之代表作。另在某年曾撰書一聯在杭州西湖岳王墳刻石。聯語云：「還我河山，一片忠心惟報國。驅爾異族，百年奇恥不共天。」是其民族主義之具體的表示。以上所錄的書籍、詩歌、散文及聯語，都是研究馮氏中年之生活與思想之大好資料。 西退重慶 南京既撤退，國民政府西遷。馮氏亦往陪都——重慶，先借住巴縣中學，後遷上清寺，有時遠居鄉下或北碚歌樂山上，一直至抗戰勝利為止。他的抗戰努力，在戰場上不克發展，只有到處演講，鼓舞人民抗戰到底。又在各地發起救國獻金運動，民眾熱烈響應，成績卓著。也曾屢受政府命令，到各處巡閱軍人生活與待遇及軍事設備等事，以實地調查所得一一報告蔣委員長。他對於軍中措施，有與他的理想不符的，自然很多不滿之處，只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期改善而已。（見金著同上） 由南京以至重慶，馮氏抗日主張至為貫徹，務要「抗戰到底」。其間，屢與汪兆銘之「和平救國」宗旨——結果實是叛國降日——發生衝突，不憚公開爭辯，忠奸之辨早已顯著，茲未及一一細述。（見金著，《觀察》後數期，至廿七期停刊，全篇未完。） 在陪都無公事可辦，他每日消磨大部分時間於學習、讀書、寫字、吟詩、繪畫中。清晨起床，即集合衛隊高唱自編的抗日歌。日間，上課七小時。他請了一位蘇聯將軍講戰略學，一位王姓牧師講《聖經》和教英文。後又請翦伯贊講中國史，幾有一年。每日依時上課，講員入室，必如小學生起立致敬。講演時，必做筆記。他最熟識中國歷史——由史前、上古以至近代史都有具體的知識和新穎的見解。所欽佩的是歷代的民族英雄，而最痛恨的是出賣國族的漢奸。其次，對軍事學也感濃厚的興味。至於生活之簡樸，一生不變，不必贅述了。（以上見翦伯贊文，載《紀念冊》頁一四〇—一四七。）有一短時間（民二九），曾組織了一個私人研究室，聘請李達、鄧初民、黃松齡來講演新人文科學經濟等科。連他的副官、勤務兵，一齊聽講（見鄧初民文，載《紀念冊》頁一三五）。是的，這時馮已失了叱吒風雲人物的地位了。（在陪都，我曾介紹吾粵海軍宿將陳策將軍與其相識。他對陳在香港淪陷於日軍時泅水脫險之英勇義行非常欽敬，傾心結交。）政府屢派他外出巡視陣地，檢閱隊伍，訓練新軍。他又隨時向當局進言「打氣」，及對民眾演說鼓勵及提倡獻金獻物運動。凡有可補助抗戰之處，無不竭力從事，以盡其一份愛國責任。 在整個抗戰期間，馮氏雖未得親上戰場立功「抗倭」（自題所居曰「抗倭樓」）似感失望，然仍令其稱心快意稍得慰藉者則其所一手訓練出來的許多將領及留下之部隊，直接歸中央指揮，均歷在南北各地壯烈奮勇抗戰，一如所期望，如鹿鍾麟在初期奉令主持河北軍政，督孫良誠等指揮民兵數十萬與敵周旋；宋哲元（升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督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三軍，由張垣轉戰千里一直打到長江，戰績輝煌。（宋後在四川病逝。）劉升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戰功赫赫。余如孫連仲、秦德純、田鎮南、高樹勛、葛金章、李文田（馮氏長子洪國在李部下任團長）等亦各立戰功。（其他尚多，指不勝屈。）其間，奮戰最多功、犧牲最壯烈、舉國最崇敬，而馮氏所引為莫大光榮者，厥為第卅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張自抗戰軍興，轉戰於燕、魯、蘇、豫、皖、鄂六省區。其立功卓著者一在淝水，次在臨沂，三在徐州，四在鄂北隨棗，卒殉國於襄樊戰場。綜計作戰以來，其軍犧牲最大，嘗補充兵員五次，而立功亦為全國諸軍之冠，嘗得中央獎狀三十餘次（一說五十餘次）。洵民族大英雄，抑亦「國民軍」之大貢獻也。馮氏於暮年失意之時，得見其多年所建立之軍、所訓練之將，今竟結出如此佳果，不負所期，能無興起「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之感慨歟！當張將軍靈柩運回陪都後，馮氏於哀痛怛悼之下，親為營葬，埋其忠骨於北碚之梅花山麓，並多次作詩文以表揚之。（馮氏在重慶贈余詩有「不作張子房，便作張自忠」句。）〔注一〕 出國生活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抗戰勝利而後，馮氏終得機會實現其多年來出國旅行考察之志願。中央政府給予考察水利名義及豐裕旅費，使得如願以償。九月二日，他偕同李夫人兒女等乘輪赴美。既抵達加利福尼亞州，定居於舊金山附近之柏克萊（Berkeley），併購置房子一所（當然是用中央所發旅費）。其子與一女則分別投入本地的大學肄業。據多人傳說，馮前在重慶時曾有桃色事件發生，致令夫妻感情破裂。後來，李夫人與馮氏部下將其愛人移往別處，糾紛乃寢，而夫妻仍不能和好如初。到美後，甚至彼此不交談，而李夫人竟欲與其離婚，並揚其醜聞於某一美國婦人。或謂此不過是馮氏夫婦故弄玄虛，製造艷事，冀得中央准其出國雲（上見薛著頁二七七腳註）。夫英雄垂暮，嚮往溫柔，縱此艷跡果為事實，適足以反映這一個「過氣的英雄」此時煩悶焦躁、失望無聊之心理耳。不過此究是個人私事，姑置不論。 另據友人之曾到該處訪馮者報告雲，馮生活刻苦勤儉，無改故態，「還夜以繼日地去學習英文，每天寫一千字以上的日記」（見「楓葉」函，載《紀念集》頁一二七）。另據他友個人報告，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十七日曾往訪馮。「那正是星期日，馮先生到教堂做禮拜去了。他的小姐和夫人李德全女士把我們迎進去。夫人堅決留我們等候，一面著人去請馮先生，說他若知道國內有朋友來，禮拜也是可以不做的。」（見劉尊祺文，載《紀念集》頁一〇八）由此片段生活可見他夫妻已和好如初，家庭諧洽，而且此時仍未嘗改變其宗教信仰與宗教生活，或者是又經過一次「悔改」「重生」吧。 先是，美政府以馮為中國政府正式特派之考察專使，負有重大任務，乃鄭重其事，曾特派專員為導，安排參觀各處水利工程之行程。馮乃漫遊各處，名為參觀考察，實則其政治興味殊不在水利之下。他念念不忘國事，仍忙於與人會議、聯絡、親寫書札、預備講詞等活動。不移時，終至停止考察工作而自往美東，大發牢騷，復萌故態，致力於反中央之舉。（按：考察行程及日期未詳。大概是到美不久即起程，後乃轉回柏克萊家居。）記得他曩年統兵作戰時，每兵臂上佩一標語式的戰術云：「我們作戰先用子彈；子彈完了，用刺刀；刺刀鈍了，用槍頭；槍頭破了，用口咬。」如今呢，他年近古稀，而品性無改。他對黨國人事、組織與種種措施，仍然不滿，仍要革命，但無兵無將，無槍無刀，無權無力，不能再動武了，只可實行「用口咬」——用口舌和筆墨從事。此時自撰《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 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十月九日，馮氏應幾位政治友人邀約，隻身翩然到了紐約，先在一旅店住下。未幾，嫌租值太破費，另租賃一所較廉的寓所。他反對美國援助中央的運動登時展開了。次日，雙十節，他在旅館中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晚，出席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留美中國基督教學生會」恭祝國慶的晚會。在兩個場合中，他公開發表他的「政見」。翌日，他與六位政友——一屬中共，兩屬「民主同盟」，三屬「國民黨」革命派（其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尚未成立，但在醞釀組織中）首倡組織「民主統一戰線」於北美，先成立籌備會。參加者連後來加入者共十餘人。至十一月九日，「旅美中國和平民主聯盟」在紐約正式成立，一致推選馮氏任主席。據說，加盟者達二百餘人，另在幾處成立支部。以後，馮氏活動甚力，到處在團體或大學演講——甚至在街頭，公開發表意見，批評中央措施，盡力呼籲美政府勿予借款，無供軍械，而支持反中央的新勢力。他於是一再成為這新運動的中堅分子了。不過，手無寸鐵，大異往年，但中央總不免多少受其影響。（參考薛著） 十二月，美國國會討論援華案時，他親到華盛頓，集中力量反對此舉，對記者會、國會議員多人，以至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之一個調查小組發表意見逾兩個小時。據說：「當時，美國會已通過了緊急援華款六千萬美元，到了撥款委員會一個折扣打成一千八百萬元。」該「聯盟」中人都認為是馮氏「有相當的功勞」。 旋而中央正式開除馮氏的黨籍，並取消其護照。十二月二十日電令返國。馮氏回紐約，即正式宣布與南京斷絕關係，自以「政治難民」身份仍留居美國。會國內一輩不滿中央的「國民黨」離心分子，在李濟深領導下，於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元旦，在香港正式組織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馮氏被推為中央委員之一兼駐美代表。二月初，「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駐美總分會」籌備會成立，馮氏致力活動如前。嘗答覆一美記者的詢問云：「任潮將軍（李濟深）和我是一個人。我出國以前在南京已經和他約定了；他的一切都能代表我，我也能代表他。所以他的一切主張活動我都是百分之百的贊成而且支持的。」 馮氏在紐約的生活方式，刻苦儉樸，也一仍舊貫。初到時寓一中等旅館，與女婿各居一房間，每天租值十元。他嫌太破費了，遷往公寓一小房間，每周十四元，可是兩人共居一小屋子，太不方便，終於另行租賃寓所，月費九十元。原自備私家汽車一輛，也賣去，得款二千美元，出入惟坐地下火車，必要時乃臨時雇用計程汽車。每天必散步一小時，讀英文兩小時，還常聽留聲機的英語會話唱片。英文程度，講話仍不流利，但聽懂甚多。在家吃飯，如前簡單，常常吃「大鍋菜」（或稱「鍋里挑」）——即將白菜、紅蘿蔔、番茄，或他種蔬菜，和一些牛肉，連麵條統放在一鍋煮熟，大家分嘗。有時也與友人外出在小館子吃飯。他幾十年的習慣是早睡早起的，不過在紐約主持各事務，因各友白天做工，到晚上九時後才能來開會，一直到中夜方完，他的生活習慣也不得不為工作而改變了。未幾，馮妻李德全也東來，始再有家庭生活。有時，全家去看電影。據說，這是他惟一的娛樂。（以上在紐約生活，摘錄劉尊祺、吳茂蓀兩文，載《紀念冊》並參考薛著。） 自此以後，馮雖仍身在異國，實際上已成為「無黨之人」了。馮非共產黨人，不過，其妻李德全卻是老共產黨員，大概是多年前隨馮氏游俄時正式入黨的。不過，馮氏始終仍然篤信三民主義，只是不喜歡許多國民黨領袖人物，也不贊成中央的許多政策措施，則卻是事實。他不承認是共產主義者，而自許為三民主義實行者。質言之，他不過是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一如好些反蔣的國民黨員一般（上據余個人所知）。這不能稱為「倒戈」，蓋已無「戈」之可倒了。 然而馮此時的意識形態中，堅信「中山先生親筆寫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是我們全同胞的寶典，哪能隨便更改？更改了這個，便是叛徒」（見致李濟深函，載《紀念冊》頁一六一）。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九月九日，馮氏與其志同道合者組織「華僑和平民主協會」，以促進其籲請美政府停止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效力雖微，而國民政府再不免受影響矣。十二月廿日，中央宣布召其回國，不應。卅七年（一九四八）之初，「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他被選為中央委員之一，並任該會駐美代表。這是馮氏「左」傾之正式表示。據我個人之臆斷，他之所以行此一著，無非對於國民黨人物與黨、軍、政措施之失望與不滿，認為不符三民主義，故而投向他力，固以為共產黨是足以實現其為國為民之理想的。上文已說過，他一生志在救國救民，不過所具有的是「單軌頭腦」——由獨自仗賴儒家治道，而至「基督教」，而至「國民黨」，以至「共產黨」，無非一貫的表現。其然，豈其然耶？願質諸當代學術界史學家之公平的知人論世者。 歸途中逝世 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馮氏之旅美護照已過期，美國官方屢次加以壓迫（見馮致李濟深函，載《紀念冊》頁一六一）。據其自言，有一美國官員H曾向他表示：「我們美國政府是反對共產黨的，是決不能與共產黨合作的；只要你們不要共產黨，我們美國政府願意幫你們的大忙，用錢用軍火有的是。」又直引其言：「只要你們不要共產黨，我們就不要國民黨，願意幫助你們民主人士。」馮堅決拒絕，而一力擁護孫中山先生昔年的「三大政策」（以上統見同上函）。因此，美政府「不讓馮玉祥將軍享有在美尋得政治庇護的權利」（美國前內政部長伊斯克語，原譯文載《紀念冊》頁一二四）。這即謂不准其再在美居留，無異是驅逐出境。馮氏於是不得不亟謀他適。但究去何方？初擬到香港，但是對他不安全（同上）。他自然不想託庇於英國或日本。那時，他真有點慌張；簡直無家可歸，無地可容，無路可走。美政府的表示何異「為叢驅雀」？卒之他得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之力助（《紀念冊》頁一一二吳茂蓀述），乃得轉往蘇俄之許可證。會夏間，共產黨軍隊在北方大舉南下，節節勝利，準備在北方召開大會。馮氏亦決乘勢前往參加。據其自己宣布前往目的云：「這次回國，是為了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見《告別留美同胞書》，載《紀念冊》頁一五七） 籌措旅費，也大不容易。原來，馮氏此時經濟非常拮据，柏克萊的房子又賣不出去，只有拿房子向銀行押了八千美元，又把家私拍賣了，才能成行。留下次子夫婦與兩孫在美，說是「在美洲留下馮家一粒種子，永遠為民主與自由而鬥爭」（上見「楓葉」函，載《紀念冊》頁一二六）。七月卅一日，他便挈夫人和一子三個女兒及女婿乘蘇俄載重九千噸的貨船「波必達」（Pobeda）號從紐約啟行，出大西洋，假道蘇俄返大陸。 八月杪，貨船渡大西洋，過地中海而駛入黑海直趨蘇聯境內的敖德薩港。九月一日下午三時，馮氏突遭意外，在船上與其一女被焚死。據官式報告：是日，船上放演電影，影片失慎著火，影響及馮氏，遂因心臟病發或受窒息而死亡〔注二〕。一代奇人，遂爾溘逝，年六十有七〔注三〕。 五年之後（一九五三）十月十五日，馮氏之屍體遺灰安葬於其生前兩度隱居之泰山；葬禮儀式隆重，毛澤東、朱德等均致送花圈，中國政府要人多有親來送葬者。由李濟深主持葬禮，其二子安放遺灰入土。馮氏在人間世的事跡於是結束。（其妻李德全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三日，在北平逝世，年七十七歲。） 結語 關於馮氏之死，吾思之，吾重思之，這個曠代的軍事奇才，千百年不可多見的人豪，一生懷抱和實行救國救民的大志，本來是饒有竟其全功之可能的，終因言行招惹，人事複雜，環境杌隉，竟致有若是之悲慘收場，不能為國為民多造實益，齎志以歿。令我不能不相信新國畫大師高劍父先生之所謂大自然充滿「殘缺美」。他之誕生距今適屆九十周年，我為他寫完這本傳記，怛悼之懷，余哀不盡，結果全稿之時，猶有說不出的多端感慨，不禁擲筆三嘆：「可惜！可惜！真真可惜！」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全書脫稿 〔注一〕又文按：馮部將領中與余最友善而為余所最敬仰之一人，厥維張藎忱將軍。茲搜集所得有關其一生之資料，以及個人交誼印象所感，撰成《張自忠將軍事略》，附錄於此，以傳此曠代民族大英雄。 張將軍自忠，字藎忱，以清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七月七日生於山東臨清，為魯西望族。父國桂公，官江蘇海州，有政聲。少時，隨父任所攻讀。繼入臨清中學，復畢業於天津法政專門學校。乃蒿目時艱，懷有報國大志。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投筆從戎，投陸軍第二十師為學兵。（上據劉棨琮：《張自忠成仁取義》篇，載《掌故》月刊第九期。）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廿七歲，轉而投效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初任學兵連見習官（劉著頁二七）。其為人也，懷大志，具雄才，軀幹魁梧奇偉，不愧「山東大漢」之稱。素性嚴肅剛毅，木訥寡言，生活儉樸，精明強幹，刻苦耐勞，此余昔在軍中所深深認識、印象不磨者。入營未久，即得馮氏器重，資履雖淺，倚畀甚殷，浸假成為其驍勇愛將之一。歷任各級軍職，於諸戰役中屢立大功。 自十九年（一九三〇）國民軍解體後，孑身至晉復投宋哲元新改編之廿九軍，任師長。後隨軍移駐華北。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日本占據東三省後，分路西進。其進攻長城喜峰口一路，宋哲元軍張自忠率本部與趙登禹兩旅極力抵抗，大刀隊神威莫御，日軍死傷甚多，大敗而退。其後，張將軍繼任察哈爾省主席及天津市長。廿六年（一九三七）盧溝橋戰事發生後，宋奉中央命率所部坐鎮保定。張乃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主任，兼北平市市長，蓋留其在後方與日軍周旋掩護全軍也。日方知其實為積極抗日分子，亟謀進兵逐之而另設傀儡組織。張實無法施行軍政職權，而全國輿論，不明真相，一致痛詆，目為「漢奸」。張受謗，悲憤欲絕，但無由自辯，遂決出亡。一日，不動聲色，獨自騎腳踏車出城，徑赴天津，乘輪至青島轉往濟南。韓復榘得中央電，派員送其往南京。至則晉謁蔣委員長，自行請懲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之罪。蔣公慰勉備致，且自承擔負一切責任，並囑其安心保養以俟後命。第二次晉謁時，更告以決令其重回部隊，俾再得機會效力國家。張大受感動，誓盡力抗戰，一雪橫受「漢奸」惡名之大恥，蓋其為血性男兒，久受忠勇抗日之訓練，至是已決心以死報國矣（秦著頁二三）。 未幾，張即奉命回宋哲元之第一集團軍任五十九軍軍長。返部之日，對部眾痛哭失聲，宣布「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乃與大眾共尋死所」，無異是悲壯沉痛之抗日誓師辭也。全體官兵，大受感動，泣不成聲，誓死效命。旋率軍開赴魯南臨沂，與日軍鏖戰七晝夜，擊潰板垣第五師團。由是我軍得移師南向，奠定台兒莊之大捷。張乃奉命助守徐州。 時，鎮守徐州者為李宗仁。李平素待下和藹可親，與馮氏之威嚴作風異。張來報到，以其為客將也，更接待之以禮，即命對坐談話，張已興殊感。（在「國民軍」中，凡軍官見馮氏，不論官職高下必立正。）旋又打開紙菸盒，親手請其吸菸。張受寵若驚，勉強伸手抽出一支。不料李隨即按開打火機，為其點燃。那時，張受了這樣的特殊待遇，心神張皇不知所措，突然雙膝跪地，接受其「殊恩」。這雖小事，卻令張衷心感激，努力報國了。徐州會戰後，李宗仁會見馮氏，與其閒談云：「煥章，您練兵成績之優越，真了不得，我在徐州也身受厚賜哩，特要多謝您。」馮不明白，回問意義。李答道：「徐州撤退時，我軍由一門出；各軍魚貫先行，留張自忠一軍殿後。（此為行軍後退時之最重要任務。）張將隊伍擺列城外道旁兩邊，荷槍屹立不動，等待他軍從其行列當中過盡了，張軍乃依次隨行。張獨自為殿，為我全軍最後之一人，左手提手槍，右手握大刀，從容不迫地押著走。全體兵將步伐整齊，秩序一些不亂，卒使我軍毫無損失，安全撤退。這豈不是您的訓練成績而我身受厚賜的嗎？」（以上徐州紀事是後來馮氏親口對我說的。徐州突圍張軍殿後事並見秦著頁二五，但不詳。） 以後，戰場西移。十月，在武漢大會戰中，張氏又立輝煌功績之後，升任卅三集團軍總司令，而國人亦目為民族英雄矣。其後，轉戰湖北，無役不與，亦無役不作殊死戰。廿八年（一九三九）三月，大捷於鄂北隨縣、棗陽，擊破日軍三個師團。翌年夏，敵以重兵三路再犯襄陽、樊城，中我誘敵深入之計。張以主力堅守襄河，負抄襲敵後之最困難、最重要任務。五月七日，以所部全力猶未集中，而全面戰事關係及本身職責所在，不得不急行出擊，遂留書與副總司令馮治安，預作永別之絕命的悲壯語。連夜奮不顧身，躬率七十四師輕兵由宜城（後改名「自忠縣」）渡河截擊，連戰連捷，竟切斷敵軍歸路，使其陣勢搖動。十日，進擊日軍主力於方家集，獨當正面，連日殲敵無數。十六日，敵援軍萬餘人突至，張乃陷重圍，仍不肯稍移指揮位置，復往返衝殺十餘次；卒至部眾傷亡殆盡，而其胸部亦受機關槍傷六處，拒敵僅數武，猶不肯後退一步。左右強曳之，則瞋目嚴斥曰：「此吾成仁日，有死無退。」且振臂高呼殺敵，而創發仆地矣。彌留際，顧遺留之部屬曰：「吾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對領袖可告無愧；汝等當努力殺敵，毋負吾志！」乃拔佩劍自裁殉國。年五十歲。 當其靈櫬到渝之日，蔣委員長將其歷年政績戰功通電全國，褒揚之詞，無以復加。官民致祭者，絡繹不絕。「均一致確認張將軍是我們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參考秦著《我與張自忠》篇。） 〔注二〕關於馮氏死事，有兩種流行的、歧異的說法。一是遭意外被焚而致命的。據其夫人李德全函告友人的一封公開信（無日期）縷述當時情形云： 先夫是在九月一日，在蘇聯輪船「波必達」號航行於黑海時，突然失火而殉難的。…… 在船上，每夜有蘇聯影片放映，他總是鼓勵孩子們不要錯過一張片子。影片的內容，就常常成為我們第二天吃早餐時的談話資料。 真是不幸之至，在我們要到達目的地的前一天，一個管理電影片的船員，因為把膠片卷得太快了，就突然起了火，無法救熄。先夫和我衝出了房艙，但艙外已經是一片火焰與煙氣了。我的臉部立即灼傷，我們又趕快回到房艙里，被煙所窒息而暈倒在地板上。後來我從窗洞中，被救到了救生艇上，可是先夫因心臟衰弱，就與世長辭了。（見《紀念冊》頁一九） 李女士運其屍體遺灰回北平後，亦曾公開宣布其去世情形，大致與上函雷同。（曾在香港某左派日報發表，惜忘記日期及文辭。）此說，據同時在場、同時受傷者之人證，言之鑿鑿，誠大有可能。然因其在蘇俄船上突然而死，且死得離奇，所以早就引起許多人的疑惑，以為他是被蘇俄蓄意謀害者。在劉著（頁一五八）據一位從美回國的友人說： 馮到美國第二年，被中共和蘇俄所派的人包圍，設好圈套，說請他先到莫斯科看看，再送他回國。三十七年秋馮上了圈套，便在乘俄輪去俄途中被害。據這位朋友說：「這是史太林有計劃的害馮。因馮在民國十五年，曾騙了許多槍彈，又殺了一個俄國顧問。史早想害馮，苦無機會；這回既把馮套住，如到莫斯科始下手，恐會引起國際間的指責。史不會放馮回國，也不會願他進莫斯科；就計劃好當輪船一到俄國領海邊，即用毒瓦斯把馮毒死；向外宣布是燒死的。」 另據一說，謂當時電影膠片失火，在場觀者紛紛逃避，皆慶得生。惟馮氏端坐椅上不能起來，動彈不得，致當場殞命。顯見其座椅預先安置電流，及時有人發電，故馮氏不能離座雲。說者又言此是據當時生還者傳出的消息雲。（以上系一位寅兄於一九七一年由台灣來港過訪時談話所述，謂親聞自當年與馮等同船者所說的。） 再有一說大略如下：馮氏在美初欲回香港與李濟深一致行動，繼因在美的蘇俄特工造謠警告他說國民黨已派人行刺他，回港不安全，不如乘俄船直航到俄境繞道回國。馮氏信之乃舉家成行。迨到了俄領海岸，於夜間放映自製的生活電影片。馮氏與女兒並肩坐第一排，影片忽失火。馮夫人李德全未在場，但一聞火警急趨入室，「即聞到極濃厚的毒瓦斯氣味」。她救出女兒，幸暈而復甦。迨再去看馮氏，則船上俄人告已經抬下小艇，往岸上醫院急救。旋說馮氏以受驚過度，心臟衰竭而死。「她認定謀殺者是把毒氣暗置於馮的座椅底下，及時引發，立刻使馮窒息斃命的。」至究竟是何方（蘇俄或中共）因何故害死他的則無人說出來。（上據「馬五先生」——即雷嘯岑：《政海人物面面觀》，載香港《大成》月刊，一九七二年三月第廿三期頁四五，雲系「據李德全事後私下對其女婿敘述，……實系預定的謀殺計劃」。「這些內幕是十餘年前有位『西北軍』的老友，從北平來到香港，向筆者說出的。」）（按：這分明是第四手資料。）內容與上陳之說又有出入。 以上兩說皆有可能。如果被害之說可信，則主謀者必是蓄意害死他全家的，因為李夫人當場受傷而其一個女兒也同父親一齊遇難。李夫人及其他同行者之不死是僥倖的。至關於李夫人之報告，則懷疑者因她早年隨馮氏赴俄時，已秘密加入共產黨，埋伏在馮軍工作，對於此事當然蓄意歪曲事實，為蘇俄諱，所以她的「人證」是未可盡信的。 抑有進者，如其確被毒殺，則主謀和行兇者，當非中共。一因當時中共尚無這些適當人物在美布置，除非由李德全親與俄人布置一切，但這幻想更過分，全無一點跡象，遑問憑據？次因中共當時正要歡迎馮氏回來，即如歡迎李濟深、宋慶齡女士等，凡國民黨軍政要人均極力拉其「靠攏」，以壯聲威及藉以號召其舊部投效，無加害之理也。 綜合以上直到執筆時的資料，吾人站在科學的歷史立場，據「史識」和「史德」說句公平話：因當時真相難明，確鑿證據未有，礙難肯定哪一說是對的。然憑個人理性的推測，他是死於意外的成分多於死於被謀殺的。因為中共不至主謀，已見上文。蘇俄也無充分可信的動機去害死他。第一，因他從前所得蘇俄的助力實是少數；多數的軍械是備足價錢買來的，所以並非欺騙行為。第二，反俄、清共、驅鮑，是整個國民黨共同的行動，不能由他個人負責。第三，蘇俄那時以全力助中共，自然要助其拉攏馮氏夫婦。第四，殺俄顧問事前所未聞；縱為事實，必因有罪經軍法處決，且多年往事，哪能成仇？第五，如要謀殺他，何以不就在渡大西洋中間實行？拋擲其屍實行海葬，便一了百了，毫無後患；但反而謀殺之於已入蘇俄領海，又要抬之上岸，送往醫院，大起嫌疑，留下痕跡，其謀也忒笨了；蘇俄恐不至行此下策。 綜合以上研究，站在現代歷史家立場而下結論，總因真實的、直接的資料不足，種種推想，難作定論。究其極，我個人最高限度，只可認為於「斧聲燭影」的千古疑案外，又增多一宗而已。 〔注三〕關於馮氏年歲問題，經著者慎為考證，斷為生於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薛立敦之《馮傳》亦同此斷定。依國人計算年齡法，是年為一歲。證以馮氏自傳所述，亦屢符合無間，如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十八歲，一九〇〇年十九歲，一九〇一年二十歲。照此計算，其去世之年——民卅七年（一九四八）應為六十七歲。然據《紀念冊》一般人及通訊社等均以為六十八歲。《馮玉祥將軍傳略》（頁一）以其生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則一九四八年應為六十九歲，但篇末仍作六十八歲（頁六）。「路透社」莫斯科九月五日電訊，亦以其生於一八八〇年死時六十八歲。「合眾社」同日電同上（頁十、十二）。上文保持著者考證成果，但並錄他說於此備考。 [1] centimeter的音譯。意為厘米。 [2] 現通譯為奧地利。 [3] 現多譯為哈利路亞。 [4] 現通譯為克倫威爾。 [5] 法語coup d』etat的音譯，為軍事政變之意。 [6] Berkeley，現一般譯為伯克利。 [7] 現通譯為史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