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十三章 國民革命
（四六歲至四七歲，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陝西預備時期
馮氏既抵西安，總司令部即設於「紅城」內。「紅城」者，舊名「皇城」，為滿洲防兵駐地，馮前督陝時改建為督署，又名「新城」。于右任入陝後新城更名為「紅城」，蓋于氏在此時期「左」傾程度甚深也。馮氏回陝後，復駐節於此，曷勝今昔之感。部署既定，即趕速預備大舉北伐，因其時南方國民革命軍已克武昌，馮氏與國民政府電報往還，約定同時進兵也。惟出兵之先，必須布置後方，茲先述馮氏在此預備時期對於政治、財政、軍事之種種措施。
在政治方面，馮氏第一件注重之事即為安撫百姓，蓋甫經兵燹，民不聊生。他對於治安上先行整頓，使人民能安居樂業。又派兵士數千，撥馬匹三千，幫助人民開耕。人民德之。至到處修橋築路，服務社會，則作風一貫。
其次，對於黨務及民眾運動，馮氏極力提倡。以文化落後之陝西，一時婦女運動也、農民運動也、工人運動也、青年運動也，與國民黨之各級各種組織，忽然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之勃發。他均以所得之新政治識見及一般的革命的新意識形態親為提倡及指導。一向閉關自守、饒有古風之陝西，忽來此新潮激盪，人心振發及開通不少。
其三，對於國民軍所管轄之區城，馮氏則制定軍政時期行政大綱施行之，但交通梗阻，未得直接與南方國民政府聯絡（按：國民政府於十四年七月在廣州成立），故暫以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為各地軍民財政之最高統治機關，即是代行國民政府職權之軍政府，亦因時制宜之舉也。一俟與國民革命軍溝通聯絡一體，即改弦易轍，奉還其最高統治權矣。余到西安後，獻議於馮，即以總司令名義代表國民政府接收陝西郵政局，但仍委其原有之局長英人留任。馮氏後以劉郁芬任駐甘總司令，于右任任駐陝總司令（於去後以石敬亭代），在馮統轄下，分管兩省軍民兩政。
斯時，經費支絀實為最大的困難問題。緣陝甘兩省，本是貧瘠之區。連年用兵，土匪遍地。西安又經長圍，民力已盡。加以此時大軍雲集，糧餉所需多，財政拮据之狀可以想見。馮氏入陝後，特調甘肅省長薛篤弼來陝，籌劃財物。猶記其就任之後一連數月，全省收入每日僅得千元。籌措軍餉簡直束手無策，甚至有時軍隊買面錢也不敷用。當時國民政府經徐謙、劉驥等磋商，雖允接濟餉項，但交通阻隔，匯兌不通，亦等於無。甘肅稍為豐裕，略有軍餉繳交總部，但仍不過杯水車薪。余適於此時抵陝工作，目睹其困難狀況。市面上不特無現洋，即銅元亦不多見。當時軍費，只靠「西北銀行」紙幣（系由張垣西退時帶來者），即作現洋不兌換通用。不久，帶來紙幣用完了，沒法續印，乃借陝西省立之「富秦錢局」所存的印就未發之銀紙，加蓋總司令部印通用，是為「加字票」。及至此項「加字票」亦用完，於是司農仰屋矣。而北伐大軍陸續出發，勢不能停止，如何措置？當時真是笑話，理財者手裡只存五百現洋，即以此為「北伐本錢」，臨時拿來購買紙張，印刷一種軍用的「金融流通券」分發各軍，隨地應用，共發出千餘萬元。起初陝豫人民大起反感，後來迫於軍令，只好折扣通用。至入豫後數月，馮氏下令收回此項「流通券」改換公債票，而以某種實業作抵押。他聲言大軍實行國民革命而借人民血汗之資，將來有生之日必一一清還。其後北伐成功，彼確屢次請求國民政府代發公債以還此舊債，惟因大局屢變，其素願與應許，多年以後仍未得盡償也。又憶起大軍入陝後，沒收煙土一大批。各軍出發時，除「流通券」外，則搭發煙土若干，亦異聞歟！在陝豫期間，士兵每月只借伙食費五元，官長則無分上、中、下級，每月一律借十元。旋更減為三元、六元。全軍生活之困苦萬狀，可以概見。（余當時每月所得均不敷用，幸去時多帶自備的現金，囊有餘款，足以自給。）
關於軍事上之布置，馮氏自然至為著力。是時，奉軍勢力已沿京漢路達許昌、郾城。長江方面，吳佩孚雖垮台，而直魯軍及孫傳芳軍與南方北伐軍激戰於蘇皖。吳之殘部于學忠（猶有兵五萬，聯合其他灰色軍隊亦有二三萬）經吳放為湖北督辦。吳又勾結楊森，放為四川督辦，聯合鄂北駐軍張聯升等共數萬人，希圖乘虛直撲武漢。隴海路方面，吳佩孚先駐鞏縣，後移鄭州。（余於三月北上過鄭，幸有吳部師長孫某竭誠照拂，故得安然通過西行，蓋其已暗與武漢方面王法勤等通款矣。）另有張治公部駐洛陽（原屬劉鎮華「鎮嵩軍」）；豫西則有劉鎮華數萬人駐防，西至閿鄉，與國民軍潼關最先頭部隊接近。劉之態度未有明確表示，而馮氏亦不為已甚，對其留有餘地，不作驟攻之計。至晉閻方面，亦未明顯表示態度。此則中原之軍事形勢也。
馮氏計劃：第一，令全軍陸續入陝。其次，則實施援鄂攻豫，會師中原之策略。當時軍隊之配置，分為五路：（一）中央軍由其自行統率，以孫良誠為總指揮，約八萬人，集中豫西，沿隴海路向東進展。（二）右路軍以孫連仲為總司令，率其本部二萬人，續派馮治安、韓德元兩師與張耀樞一旅共約四萬人，由陝南出荊紫關，向鄂豫邊境進發，沿途修理電線，剿辦土匪；此右路軍之特別任務在於打通陝鄂之交通線，保護武漢接濟國民軍之物資，兼以防禦盤據鄂北、豫西一帶之逆軍。此路軍後來屢建大功，有利於北伐軍事不少。（三）左路軍以徐永昌任總司令，率其全部（原國民軍三軍），由陝西過河，假道山西，直趨石家莊。（四）南路軍，以新由晉脫險歸來之岳維峻為總司令，率原有之國民軍二軍各部五萬人，如楊虎臣、李虎臣、鄧寶珊等，集中於漢中，東向入豫西。（按：岳前被晉軍俘獲，但閻錫山殊機巧，拘禁而厚待之，根本不承認其為岳維峻，以免惹起馮等惡感，並為自己留後路。馮回陝後，得無條件釋放。及歸，奮勇請纓，馮准之，乃委任如上言。）（五）北路軍以宋哲元為總司令，集中後防各部隊於寧夏，東聯綏遠南部待命出發，東趨察哈爾、熱河。以上五路大軍合共約卅余萬人（連吳新田部在內）。因左路軍徐部須假道山西，行軍困難，而南路陝軍又眷戀家鄉，均未能依時行動。所能直接作戰，指揮如意者，惟馮之本部中央軍與右路軍而已。
時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河南軍事形勢，略有變化。（上月中，余抵西安報到，以後戰事，多為目擊或身歷者。）直系舊部靳雲鶚既叛吳而與國民政府秘密聯絡，但又不正式加入革命陣線，屯兵於郾城一帶。（余北上時路過其地，因代表國民政府與其參謀長密商合作北伐事，靳仍含糊不作露骨表示，但不阻擾余之北行，且派火車送余北上鄭州。）及奉軍南下節節進攻，以浙軍阻路，先圖解決之。靳不得不起而單獨抗戰。武漢革命軍未能赴援，遂大敗於鄭州之南。靳由是一蹶不振，退守原地。此其態度曖昧、不肯切實聯絡革命軍之結果也。會奉方探悉國民軍與南軍聯合北伐，行將東出，深懼後防受威脅，不敢以孤軍南下深入，轉分派三旅，由萬福麟統率，沿隴海路西進，協同張治公扼守洛陽、新安，以御國民軍。在形勢緊張之下，吳佩孚迫得離鄭南行，經南陽而至鄂邊，倚于學忠為護符。在豫西劉鎮華方面，因馮迭派員前往聯絡，亦允就國民軍聯軍東路軍總司令職，一致討奉，然仍無明確之表示。（至少亦未易幟。余過陝州時，向其明白表露身份及使命，劉極表歡迎，堅留余在其軍任政治部長，並向國民政府致電請命。余以原有重要使命必須到馮軍總部，故力辭。然所可慰者，劉果加入革命戰線矣。劉之部將出身土匪之姜明玉，早已單獨秘密向武漢輸誠，原擬對劉倒戈，我政府給以某軍名義，將印信交余帶去。余離陝州，過靈寶，乃面交之。）至於山西方面，則閻亦經馮氏派員聯絡，得其允於國民軍出動後，至相當時期，出兵石家莊，以斷奉軍歸路。有此協定，故前奉命假道之徐永昌左路軍遂得通過東出，且改隸晉軍，受閻指揮，殆為軍事便利計也。
會師中原
斯時，國民政府電令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為蔣公中正，時方由江西進攻華東。）馮派劉驥駐漢為全權代表。雙方電商結果，決聯合北伐，分路出兵。漢方於四月十九日誓師，翌日出發，以唐生智全部及張發奎全部沿京漢路北上，而馮氏則以所部之中央軍沿隴海路東出，夾擊入豫之奉軍，共謀會師於鄭州及開封。
軍事計劃既定，種種布置亦經就緒，兩年來含辛茹苦，艱難奮鬥始得復興之國民軍，如今回頭來打倒奉軍之大機會臨頭了。十六年（一九二七）五月一日，馮氏在西安「紅城」集合軍民數萬人，宣誓就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職，其誓詞申明革命出師之大宗旨，有云：
以為大多數被壓迫民眾謀最大幸福之決心，聯合革命民眾，將全力貢獻於黨，擁護黨之主義及政策，與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一切反革命勢力作最後決鬥，完成國民革命，生死赴之。
宣誓畢，馮復高站台上，對軍民全體作長篇的演講，申明革命的旨趣，至最慷慨激烈之時，高舉雙手向眾大聲疾呼：「如果我馮玉祥不是為救國救民，而只是為自己爭權利、搶地盤，你們哪一位弟兄都可以開槍打死我。」當下全場數萬雄師肅靜無聲，一種莊嚴、悲壯、忠義浩然的氣象，似乎充塞天地。余當時也站在台下，親聽此言，親睹此狀，心裡大受感動，不禁掉下淚來。馮氏言行之感動我個人，以此一次為最深刻，而據個人所知、所聞、所見，其公開表現自己的至善，亦以此一次為最顯著。演講畢，復有一饒有意義的民眾聯合儀式，以農、工、商、學及婦女各界代表各一人，在台上聯手圍成一大圓圈，表示聯合，共向馮氏致致敬詞，同時，台下則軍樂大作。儀式既畢，馮氏率黨、政、軍及民眾團體領袖，舉行大規模的閱兵。所到之處，由馮氏領眾高聲慰問：「同志們，辛苦了！」軍士則同聲答：「為革命服務。」
總司令部之組織如下：總參謀長石敬亭、副參謀長曹浩森；建設部長兼法制委員長劉治洲，代理政治部長劉伯堅、副部長郭春濤，秘書處長何其鞏，軍務處長徐廷瑗；軍需處長魏宗晉，參謀處長吳錫祺，交通處長王以智，軍械處長舒雙全，外交處長簡又文，軍法處長張吉墉，軍政處長虞典書，軍醫處長楊懋，副官處長許驤雲，前敵政治工作團主任鄧飛黃、副主任簡又文兼。
向東出發之中央軍，以孫良誠為前敵總指揮，方振武、馬鴻逵二人為副指揮。全部布置事宜既備，馮氏五月五日下總動員令，並於是日親自赴潼關指揮。是時南方革命軍已開始集中於郾城一帶矣。大軍出發時，每人背負乾糧一小袋，僅備三日之用。時當盛暑，急行軍半日，全袋饅頭已為大汗浸透，次日發霉發臭，兵官們不能不勉強泡水下咽。因無火車行駛，後力運輸糧食不繼，乾糧既盡則挨飢續行，仍要剋期進兵，真苦不堪言了。
先是，劉鎮華餘部數萬人分駐陝州、靈寶一帶，雖接受馮氏任命，允一致參加革命，惟以奉軍自東壓迫，身當其沖而不知馮果否出兵，故左顧右慮，未敢有明顯表示。及馮下令出動，對劉部積極「推進」（命令原語）。孫、方兩部即迅速東發，劉始倉皇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節節東退。孫部遂於五月六日克靈寶，七日下陝州，沿途毫無阻礙，分路向東進展。盧氏、洛寧、澠池等縣相繼占領。劉部被迫往南退避嵩山。張治公部則頑強抵抗，退守鐵門、新安一帶，構築堅固陣地。
廿一日，大軍達澠池之東，隨即大舉進攻，包圍新安。激戰之後於翌日克之，繳械者六千餘人，得槍炮軍需不少，而俘獲品之最有價值者有鐵路機車一，車輛百餘，蓋大軍初抵靈寶、陝州，機車盡為劉鎮華奪去，以故行軍運輸，全靠步行，極感不便。有時糧運不繼而購買無地，士兵須挨餓進行。及在新安得此車輛，即以此機車往返運送子彈、糧食，有助於軍事進行不少。聞新安守將於危急之時乘車東去，乃為鐵路工人所詒，謂敵人已拔去鐵路軌道，奉將乃退還新安，而機車遂得落國民軍手雲。此則聯合工人民眾革命之好果也。
廿三日，方振武部復進攻至磁澗，奉軍萬福麟率三旅之眾，合張治公殘部共計不下四萬人設三道陣地，以劇烈炮火抗禦；孫、方軍各部並石友三師加以鄭大章騎兵師，連日猛烈進攻，至廿六日，敵始不支，退走洛陽。萬福麟乘車東逃，張治公則南竄入山。是役俘獲四千餘人，槍炮數千，機車數輛，車輛數十，所獲奉遺下之炮彈尤多。
洛陽既下，馮氏令孫部沿鐵路東進，方部向東南由登封、禹州趨許昌，以援助南方北伐軍，而以馬鴻逵警備洛陽，騎兵集團則由鞏縣、滎陽、汜水活動，以斷敵人後方交通。廿七日，占領孟津；廿八日，過偃師；廿九日，敵援兵至，在黑石關憑險抗拒，以圖拆運孝義兵工廠機件及施以破壞。迨大軍趕至，激戰終日，敵不支，乃向孝義逃竄。其破壞兵工廠之計未及施行。追軍隨至，卅日，克孝義。同日，騎兵集團已進至鞏縣以東，向汜水、鄭州方面進擊。第一路軍已由登封小道抄至密縣夾擊敵軍。奉軍在三面受敵之下，情勢危急，乃倉皇向東、北兩路潰退；騎兵乘機截擊，奪獲槍炮甚多。奉軍過黃河後，又為當地「紅槍會」眾繳械不少。五月卅日下午，國民軍占領鄭州。翌日，南軍唐生智部亦繼至。
國民軍騎兵師鄭大章繼續追擊至黃河南岸，又分由張華堂騎兵旅東追至開封，於三十一日晚上至開封郊外，而奉軍全部敗將殘兵，遂狼狽棄城東退（見「世」日報捷電）。翌晨——六月一日，南軍右翼張發奎部趕至，占領全城，全城已無奉軍蹤跡矣（見「東」日報捷電）。其最先入城者查系國民軍三軍孫岳舊部梁壽愷師也。歷年首鼠兩端，先降吳後降奉之國民軍第二軍舊將田維勤在鄭州被捕，即解往洛陽正法。至是全豫遂告肅清，而一南一北之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原之計劃完全成功。
勝利原素
河南之役，實為革命史中最光榮而最沉痛的一章，足與其前攻鄂、贛諸役之戰功血跡先後相輝映。原來奉軍是役之作戰方略，系以全力直撲南軍，擬在最短期間沿京漢線驅之出武勝關以南，然後回隴海路攻西北軍。故張學良只遣萬福麟率其衛隊三旅扼守洛陽，以阻西北軍之東出，而盡揮三、四方面軍團精銳之師六七萬人迎擊南軍。但因其看不起「南方之強」，又料不到東出之西北軍如是之多及如是之速，以致一敗塗地。攻豫之役之勝利，原素有二：一為精神的勝利；次為戰略的勝利。
曷為精神的勝利？國民軍之作戰精神，已見上文，毋庸贅述。至於南方國民革命軍飽受政治訓練，人人肯為主義犧牲，簡直不知有生死。每遇大敵當前，無論敵人炮火如何猛烈，充當下級幹部之黃埔健兒，及指導政治工作之黨代表，以至上中級軍官，振臂一呼，口號齊喊（廣東兵將更以「××媽」三字經為最有效的作戰口號），即率隊奮勇向前衝鋒，前仆後繼，有進無退，以故無堅不克。其中，以張發奎所率之第四軍、十一軍，號稱「鐵軍」者，尤為銳不可當。敵人至一聞其名，而膽戰心驚。南軍是次戰術，一與敵人接觸，放彈不到三四粒，即行衝鋒，血肉相搏。這是北方軍人所不常用的戰術，以不肯輕於冒險犧牲也。小商河之戰，犧牲尤大。我革命軍人喑嗚叱吒，一往直前，整排整排的戰士，血肉橫飛，倒在河裡，後隊幾至踏屍而過。奉軍氣餒，不得不敗退。此種悲壯沉痛的戰術，足為革命史上之無上光榮焉。
是役也，南軍與奉軍相比，人不及其眾，械不及其精，彈不及其多，糧不及其足，而奉軍更有重炮多種，炮彈堆積如山，又有騎兵及坦克戰車等，均南軍所無者。惟南軍作戰之妙術，惟靠衝鋒；作戰之工具惟憑主義，卒以制勝。尤可笑者，奉軍雖有重炮掩護前線之步兵，然而後來簡直不敢放一炮。何則？因炮聲一響，南軍大喊幾聲「三字經」即有數百人向著炮煙起處，拚命越過炮火線，蜂擁前進，奪其大炮。奉軍上了幾回大當，於是連炮也不敢再放了。至於奉軍如張學良、韓麟春的第三、四方面軍團，是奉軍之精銳，甚有軍事訓練，然素乏精神訓練，士兵不知主義，不知為甚麼而戰。戰時軍士所倚靠者，惟在器械。及一遇不怕槍械大炮，並不知生死的革命軍人，自然不是敵手。每遇南軍一衝到前面，惟有喊「弟兄莫打」，即便雙手繳械，或跪下投降，否則棄械逃散。奉軍散兵，及部分撤退之兵，多為河南各寨村民繳械，以故河南民眾勢力極強，為日後「紅槍會」眾滋事張本。而且軍心不振，兵無鬥志。更有甚焉者：前敵的奉軍在火線拚命打仗，而其將領輩在後方日夜拚命打麻將，打茶圍，狂賭狂嫖。如此之軍隊，與萬眾一心，甘為主義犧牲之革命軍作戰，而仍能取勝者，真是千古怪事了。
綜上觀之，則謂攻豫之勝利為精神之勝利，豈不宜乎？然而此役在京漢線大戰兩星期，南軍犧牲之人數，連傷亡共達一萬四千（見汪兆銘《報告》），政治工作人員及黨代表等陣亡者亦四五十名。傷亡之數，占全軍四分之一。犧牲之巨，比例尤甚於攻鄂、攻贛兩役。革命史最光榮的一章，是用我們武裝同志的寶血寫出的（政治工作人員一體武裝，故云）。我們後死者，其勿忘諸！（按：以上南軍戰跡，系余到鄭州後，向南軍同鄉戰友調查、採訪所得。）
是役勝利之第二原素，即是戰略之成功。國民軍兼程東出，夾擊敵軍，致使其首尾不能兼顧，卒至倉皇北遁。如其退兵稍遲，則前後受敵，在包圍圈內必致全軍盡墨。當時南軍雖屢挫奉軍於京漢線，然而精銳損失過重，補充全無，餉械子彈及一應軍用品俱乏。南軍由武漢北伐，真是傾國之兵，孤注一擲，策略極為冒險，亦極為勇敢，非戰略有萬分把握，不輕易出此。（關於此冒險戰略，聞系鮑羅廷獻出，預計一個月內可以趕回解敵軍到漢之危。）奉軍則後方補充及接濟尚源源而來。苟南軍再獨力戰鬥，則漢之為漢，尚未可知也。而且當時湖北後方，夏斗寅變於肘腋，楊森東下之師及於沙市，武漢危急萬分。北方戰事苟再延長，結果實不堪設想。幸而國民軍依時趕到，遂奏膚功。而且國民軍由陝南經荊紫關而入豫之孫連仲所部數萬人，此時正含辛茹苦，挺進於崎嶇山路間，在後方牽制于學忠之逆軍及鄂北之灰色軍隊，使其不致乘虛而拊南軍之背，及與一切反革命的吳佩孚殘部相聯合，因此南軍得免後顧之憂。計此一路孫連仲軍，陣亡二千餘人。而由潼關東出之師亦傷亡數百人。今日我們追述河南戰跡，當不能忽略國民軍的功勞。
至於戰略上之勝利，則是南北國民革命軍全部的勝利。張發奎率其軍隊由廣東極南之瓊崖北上，經廣東，下湖南，取湖北，克江西，一直打到河南而入開封，轉戰數千里路，沒有打過敗仗。同時，孫良誠、方振武等，亦率西北軍，或由南口、或由甘肅，經察哈爾，過綏遠，進甘肅，定陝西，出潼關，一直打到河南而克鄭州，亦轉戰數千里路，也沒有打過敗仗。兩軍皆號稱「鐵軍」。一南一北，豐功偉績，遙遙相對，無獨有偶。卒之，南北二鐵軍，夾擊頑敵，會師中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奉軍部分將領綽號「鬍子」本馬賊出身），猗歟盛哉！此豈非革命史中足耀千秋之佳話乎？
尚有一趣事。張學良北撤時，留下一封親筆函與南軍，略云：此次因「政見不同」，以致南北交兵，但因訓練無方，威令不行，以致不敵，「見笑見笑」。但有三件事請南軍注意：一、鞏縣兵工廠及黃河鐵橋，本來退兵時可以破壞，但不毀之，以「為國家保全一點元氣，請為見諒」（按：奉軍於國民軍東進逼近時，原欲炸毀兵工廠，不過急於東退不及施行。至黃河鐵橋則確已被破壞一部分，不能通車。未幾，余被任為前敵政治部主任，躬率工作人員北上，至鐵橋上停車不能前進。猶記是夜為農曆七月初六日——乞巧之夕）；次則請好為照料奉軍俘虜（但奉軍則慘殺革命軍俘虜）；三則河南人民，久受兵災，困苦之極，其本人（張）已捐五萬元賑濟之，望南軍盡力撫恤云云。（其實分文未嘗捐出。）這一封信，恰好視為攻豫之悲壯沉痛的戰史之小小點綴，故並及之。
鄭州之會
鄭州將下未下時，南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繞道至洛陽，由余招待及陪伴，同至豫西陝州謁馮氏，共商今後革命進行計劃。事後鄧對於我們在國民軍的全體政治工作人員之刻苦耐勞，努力工作，嘉許備至，多方鼓勵。鄭州下後，鄧與馮氏同至鄭與南方各位同志多人相會。馮氏乘車兼程東行，於十日抵鄭。時，武漢方面之黨、政、軍領袖譚延闓、汪兆銘（四月初由俄回國）、孫科、徐謙、顧孟余、唐生智等，已於三日前抵鄭。馮專車一列到達時，群赴車站歡迎。馮衣灰色土布軍服軍帽，背土製雨傘及饅頭袋，一如全軍士兵裝束，滿臉胡發，從一輛篷車下來，行至各位面前，眾始驚訝，拱手相見。（于右任亦隨來。）由翌晨起至十二日，大眾開聯席會議，議決軍、政、黨務要案多件，皆與以後革命大計有關者，大致如下：（一）軍事方面，河南全省及陝甘兩省並歸第二集團軍防地；豫東、豫北之餘敵由其肅清，而唐、張各部即回武漢，蓋時夏斗寅部變起肘腋，楊森東侵之師亦迫近漢口，不得不迅速回師。（二）軍制方面，第二集團軍改編為八個方面軍，各總指揮如下：第一，孫良誠，第二，靳雲鶚（以其此次協助北伐有功），第三，方振武，第四，宋哲元，第五，岳維峻，第六，于右任（統率駐陝各部，後以於不就，改委石敬亭），第七，劉郁芬（統駐甘各部），第八，劉鎮華。另有河南舊軍如梁壽愷等部，亦撥歸馮統轄改編。全軍在馮總司令麾下，嫡系廿余萬人連新編各部不下四五十萬。此為馮氏畢生統兵最多時期。（三）政治方面，以馮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劉郁芬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於不就，亦由石敬亭兼代）。（四）黨務方面，設開封政治分會，以督導豫、陝、甘三省黨務政治，並以馮氏兼任主席。
徐州之會
方鄭州之會猶未散時，南方諸公忽接共產黨首領陳獨秀自南方拍來緊急密電，報告馮氏已歸順南京方面，促他們急返。會議甫畢，諸人即行返漢，而留顧、徐二人在汴助理黨政。（二人旋亦南歸，但以後徐仍常來往。）是時，蔣總司令自克閩、贛、浙、皖、蘇後，以不滿於左派之在武漢把持中央，與武漢方面同志分流。四月中旬，召集中央執監委胡漢民、吳敬恆、張人傑等，在南京組織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然而漢口與南京雙方在黨政方面雖分化為兩局面，而彼此對於北伐之舉卻能顧全大局，一致行動。方唐、馮兩軍沿京漢、隴海兩線攻奉之際，蔣總司令亦提師沿津浦線進攻孫傳芳餘部，直至徐州。十七日，蔣氏電約馮氏往徐商洽軍、政、黨務。
時，漢方諸委員已南下，馮氏即乘車東往，自己所坐的是鐵篷車，隨員何其鞏、熊斌等數人則坐頭等花車。十九日抵徐，與蔣、胡（漢民）、吳（敬恆）、李（煜瀛）、李（烈鈞）、張（人傑）、鈕（永建）、蔡（元培）、黃（郛）各要員暨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總指揮等相晤。馮氏駐京代表李鳴鐘亦隨到。馮氏此次徐州之行，極端秘密及慎重，我們在總司令部各人員鮮知之者。事前，他令鐵路局備車往西去，及車頭機器發動，忽下令東趨。鐵路人員甚以為苦，卒費了許多時間始克遵令東行。詎料動不久，即遇炸彈爆發。馮氏幸得免喪生，亦云險矣。乃即下令嚴行查辦，終不能破獲誰是主謀也。據李宗仁述初見馮氏的情形：「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制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和我們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見黃旭初述：《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係》，載香港《春秋》半月刊，黃氏匯編所撰各篇，未列舉各期日期及號數。）
上次鄭州之會，馮氏為主而漢方諸委員為賓，至是次會議，則馮氏反而為賓。至徐時備受主方同志極熱烈之歡迎。從前，他曾屢與國民黨人物接觸及相交，但只是個人的交情。在這兩次的會議，他初次與全黨的領導集團作官式的相敘，並與黨的最高機構作正式的接洽。一切所歷所見的實際情況，與他一向的生活經驗大為不同，所得的印象並不完全如他理想所期望的。是時，強敵甫敗退而寧漢雙方意見愈深。據李宗仁言：馮氏到徐州之夕，寧方先與其談論對付武漢問題，要其一致行動，進攻武漢。馮氏即婉卻之，一力主張調解。翌日開會，遂不提出此問題，而只談共同北伐事雲（見黃旭初文，同上）。試想：馮氏以新進之黨員，對於雙方分流之背景，毫不了了，而且與漢方同志在鄭州會後無幾時，政治軍事之新地位由此而來，無異互訂聯合共進的新盟約。此時，墨瀋未乾，言猶在耳，何能忽爾反唇相稽，反戈相向耶？顧馮氏擁有雄師（嫡系軍隊共約廿四五萬人，全部約四五十萬，為寧漢雙方所不及），介於兩者之間，雙方均欲拉攏為助，藉以自重。他最初的感覺即是左右做人難，更不欲介入兄弟鬩牆之爭，故一到徐州即有上言之表示。乃舍此不談而言他，以抵徐未久復飫聞寧方諸同志對於鮑羅廷及共產黨之厭惡，與漢方如出一轍。於是在聯席會議中一致決定清黨去鮑及貫徹北伐兩大計。而馮氏個人及西北各省之軍事政治之新局面仍照鄭州會議所決定，一無改變也。會議散後，各人亦感結果滿意。蔣、馮兩公會銜發出聯合北伐通電，馮氏並單獨去電漢方請去鮑羅廷。電文有云：「鮑羅廷顧問，鼓動政潮，已失助成國民革命之本意，應送其回國。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必須統一，萬不可分離，以為國民革命之障礙。」發電後，馮氏遄返豫省，進行第二步軍政工作，積極準備第二次北伐。
清黨驅鮑
回到鄭州，馮氏即實行徐州會議所共同決議之清黨運動。七月間，首先將軍中所有共產黨驅逐。清黨章程，系由徐謙手訂，由馮氏核准施行者。是時，馮軍中共有共產黨五六十人，幾全在政治部工作。馮氏下令：全軍各級政治工作人員，一體到開封受訓及甄別，並訂定對付共產黨三種辦法：一、自己報告是否共產黨；二、凡是共產黨，一概脫離政治部；三、如有共產黨仍欲繼續國民革命工作者，須宣布脫離共產黨而誓忠於國民黨。此大概是上言徐謙所擬之章程之一部分也。令既下，首先解職者為把持全軍政治部之共產黨首領劉伯堅。另有四十餘共產黨黨員被查出。馮氏派兵以專車押送赴漢口。其餘少數或自行離開軍隊，自覓去路，或則宣布脫離共產黨。尚有一二人，因言行過於激烈，干犯軍紀，致被監禁者。全軍清共運動，至為徹底。
是時，武漢各委員，自鄭州回來後，即厲行清黨運動。先是，蘇俄史太林 7 把持之「第三國際」，為鞏固及伸張中國共產黨勢力計，密令鮑羅廷等，施行下列各條：一、排去國民黨諸領袖，而代以共產黨；二、編練農軍數萬人為共產黨親信軍隊；三、准農民直接占有田地。鮑素持穩進緩進政策，以為此數種辦法如一旦施行，適足以引起國民黨全體之反感，必致令共產黨及俄人無立足之地，遂不贊成，且力主不宣布。不意有第三國際代表印度人羅易（M.N.Roy或譯「魯依」），堅決主張服從「第三國際」命令，自行宣布此密令。其原文摘要如下：
無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無土地革命，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將變成不可靠將領的玩物。我們很堅決的贊助從下級沒收土地。（按：意謂不經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少數老國民黨中央委員，在現在的情況下，發生恐慌了。他們態度動搖，想妥協。目下，在中央委員中，增加工農的領袖，已有必要。他們的勇敢聲音，可以使老中央委員增加堅決的性質，或者將老委員代替了。國民黨的構造，必須改變了；應當從土地革命中所產生的領袖，納入國民黨的上級機關。
依靠不可靠的將領之現狀，應消滅之；應當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組織新軍隊，以軍校的學生擔任指揮之責。這樣子，在時機未晚之前，組織我們可靠的軍隊。否則不能保障勝利。（上文錄自徐謙：《鮑羅廷罪惡之罪惡》小冊，頁四—五，民十七年二月私印。）
密令一宣布，武漢方面國民黨諸委員如聞晴天迅雷，霹靂一聲，大受震動，勃然憤怒，深信不能繼續施行聯俄容共政策，乃決議驅逐鮑氏及所有俄顧問，並厲行清黨運動。此實事出意外，鮑氏竟被犧牲。假如羅易不宣布密令，鮑氏不致被驅逐，而國、共兩黨之關係與此後時局之變化，又不知成為如何局面了。
鮑羅廷過鄭州
鮑既被逐，不敢沿長江，經南京，赴上海，只得取道豫、陝、甘，經外蒙古庫倫一途而回國。遂由漢口乘專車一列，挈所有俄人及共產黨與親共死黨若干人以俱行，隨帶汽車數十輛及大量糧食。（聞汽車多輛系在上海定購，皆美國貨，故美領事得事先忖測其行蹤。）七月廿八日過鄭州時，馮氏仍以禮待之。（余當時在西北軍為中央黨部特派政治工作委員，兼任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是總部內唯一操英語者，故被任招待及傳譯之責。）
馮氏於兩日間與鮑會談數次（均由余任雙方傳譯）。所談諸問題，極有趣味，且饒有史料價值，茲以當時個人記錄摘要敘述如下。
次日（廿九）第一次會晤之下，寒暄既畢，鮑先發言：「蘇俄用了三千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而今則人人皆迫我去。我失望之極，傷心之極了。」
馮答：「我國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
鮑言：「連您也通電驅逐我，尤令我大大的失望。大約是環境迫您，旁人勸您，說我壞話，故爾如此。」
馮答：「武漢諸同志，汪、顧、徐、孫等來此，均說您不是。我所以發電請您回國。」
鮑言：「起初，我們對您有很大的希望，期待您入豫之後，出兵由徐州攻南京，一舉而打倒蔣介石，即推您為全國總司令。可惜我當時因病未能來鄭州晤見而勸您。而今則機會已去。但您何故要去徐州與蔣聯合呢？」
馮答以理由甚多，請其猜猜。
鮑謂：「第一，因餉械之補充，須仰仗寧方；第二，因雜牌隊伍及山西閻錫山之牽制，使您不敢助漢攻寧。是否即此理由？」
馮答：「您所猜的都對，不過尚有一要點，您所不知。蔣已聯絡岳維峻（舊國民軍二軍），使其攻陝，襲吾後路。我舉動稍一不慎，全軍即被截為數段。蔣已叉著我的咽喉（言下，以手作勢，自扼喉部）。我怎能不到徐州呢？」鮑乃表示了解。
翌日，鮑又謁馮，仍由余傳譯。是次談話範圍，多關於革命方法之討論——不，其實是辯論。鮑明白表示意見，主張民眾——農、工——直接行動，認為這才是徹底的革命方略。馮謂不然，駁之曰：「如果在軍閥或專制政府之下，實行秘密革命工作，則此類行動，很為合理，藉以推翻他們。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此事可以按軌道，而且必須按軌道，否則不特社會秩序破壞，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鮑質問其有何具體例證。馮氏乃一一數出陝西黨部及民眾運動之過激行為。
鮑乃強辯，謂：「在革命時期，過火舉動，在所難免。」
馮氏聽了，有些兒焦急，亦有些兒忿恨，力駁云：「那是另一問題。目前最要的問題乃是：我們承認此類行動是對抑或不對——是非問題。」
鮑又問：「黨怎樣說？」
馮氏答：「最可痛的就是：黨以為是對的。」
鮑欣然答曰：「既然黨以為是對的，那末，一定是對的了。『黨權高於一切！』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
馮氏高聲云：「然而並不是全黨，或大多數都說是對的，不過那是少數幾個執行委員的主張罷了。」
鮑即為之開解說：「那末，不成問題；少數應當服從多數啊，多數應懲罰那少數啊。」
馮氏囅然而笑，面現得了全勝的顏色，答道：「對了，對了！那大多數都是國民黨員，那少數就是共產黨員啊。」
鮑既無可答辯，乃轉問馮：「然則依您的看法，便應該怎做呢？」
馮氏很高興地答道：「依國民黨的辦法，即是我所主張的辦法。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應由革命政府依法懲治。社會種種的腐化、惡化，或農工之不平等待遇，應由革命政府訂立法律制裁、改善或創新。如是，革命乃有進步和成功之可言，而三民主義乃可實現。例如：兵工廠如何改良？農田怎樣改革？只是立幾條法律便可施行。」
鮑駁復謂：「如此，只是上層工作。要革命之成功，非從下層工作入手不可。」
馮氏則莞爾而笑，反駁曰：「中國還有宣統皇帝嗎？還有貴族嗎？還有專權獨裁的總統嗎？那真是上層階級了。我們革命黨人都是下層人物。我是泥工之子，無產階級出身。我們執掌了革命政權，訂定和厲行革命法律，以為大多數同胞謀幸福。哪種不是下層工作？」
馮氏再以謙虛態度，請教今後革命進行方略。
鮑謂：「前兩月，我很希望您攻寧倒蔣，今則沒用了。為今之計，您當急攻武漢。一得兩湖之地，即可養兵十萬，又有漢陽兵工廠以補充軍械，則國民軍（即馮軍）勢力尚可保持長久些兒。」馮聞而咋舌，支吾不答，但私謂余曰：「老鮑真兇啊！真兇啊！」（我當然不為其翻譯此話。）馮自有充分理由，決不作南攻武漢之想，惟付之一笑而已。
鮑又對馮曰：「今後中國國民革命已走入歧途。結果：全國將變成新舊、大小、南北軍閥混戰的局面。您如練有十萬精兵，加以政治訓練，而趨向正確的政治目標，必可統一中國。」
最後，鮑尚勸馮與新派革命同志，如宋慶齡、鄧演達等合作，另樹一幟。又謂彼今雖快快回俄，但如有需要，可隨時再請其來相助云云。馮氏均不置答。會談遂告終止。
鮑原欲在鄭州多住幾天。但卅日黃昏，馮忽召我入總部，面諭轉知鮑限其兩小時內離鄭西去，他擔任沿途保護。隨再令副官處長許驤雲會同我辦理此事。馮氏突然令其速去，不知究因何故。我想，也許他極力避免寧漢兩方的疑忌，所以不欲他停留多日吧。
奉命之後，我初時不知如何是好。為馮設想，明知必須用外交手段，婉轉措辭，不出惡聲，免傷和氣方能合意。苦思一會，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與許氏會商後，即同上車站，登上鮑的專車。我對他說：「適接鐵路局來電，隴海、京漢兩鐵路（東西、南北行，鄭州為交通叉點），均有列車到鄭州，而你們的列車橫亘站上，障礙交通，不便久停，可否通融？」老鮑究竟是個聰明人，聞而會意，即點頭問我：「你們要我幾時走呢？」我說：「當然愈快愈好，以便路局調度路軌。」鮑乾脆再問：「那末，一點鐘內，可以嗎？」我毫不著急地答：「不要忙，兩點鐘內吧。」鮑首肯，我完成任務。
當下，許先告辭，趕急準備鮑離鄭事，如關照路局，備辦禮物，報告馮氏，安排送別節目等。而我呢，則鮑似乎依依不捨，留我長談。鮑對著我大發牢騷，憤憤而言：「中國人個性太強，中國所最需要者乃是不自私自利，悉心為公，而肯犧牲一切的領袖。」當時，他指名謾罵，我在外交立場不便正面答覆，只是擺出學者研究的面孔和態度，含笑而當面質問他：「你如此注重精神與道德，你們的唯物主義哪裡去了？」他面露苦笑而不答，卻顧左右而言他。
少頃，他轉把一頂高帽戴在我頭上，用甜言蜜語引誘我說：「你年方少壯，有學問，有大志，又能幹，大有可為，前程無限！可隨我到蘇俄去。我將造成你為中國革命領袖。」我答道：「多謝盛意！不過我現受軍職，不能自由行動，必須請示於馮總司令，得其核准，乃能奉陪。」遂暫告別。隨向馮氏詳細報告經過，兼及鮑之邀請赴俄事。馮氏答：「好呀！你就同他一齊去，沿途留心他的言論與行動，隨時給我報告；到俄後考察幾個月再回來吧！」我答以如果一定要我去，因我父母年老，身為獨子，當先回粵省親，然後再由海道赴海參崴，轉乘火車去。他說：「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乃作罷論。我做「中國革命領袖」的機會遂斷送了，呵啊！
入夜後，鮑的列車升火待發。馮前在蘇俄聘來的軍事顧問，如烏斯曼諾夫、謝福林等，均隨鮑回國，預先上車。（聞鄧演達及共產黨數輩均同車而去，惟未見露面。）
我隨馮氏及高級軍官親到車站「歡送」。馮雙手遞給他一個公文大封套，內有聘請鮑為「高等顧問」的聘任書，還口口聲聲請他以後不遺在遠，多多指教。隨由許驤雲送上大紅縐紗一匹，算是馮的薄禮。一時，軍樂大作，各人一一與鮑握手道別，機車汽笛嗚嗚，鐵輪軋軋，列車緩緩開動。鮑羅廷果然走了。
在結束本篇之前，還應把一個重要消息報道——這是事後馮氏告我的。當鮑氏由漢赴鄭時，汪兆銘有密電與馮，請馮就地殺之。但馮不上當，不肯下手，並指出這是曹操假手劉表以殺禰衡，而劉表又假手黃祖殺之之手法。（此事已載馮著《我的生活》頁七〇四。）反而特派高級軍官二人隨車保護鮑，直送到庫倫。
鮑氏列車向西行，至隴海鐵路終點，乃轉乘汽車入陝西，經甘肅，而穿過大沙漠，直到外蒙古庫倫，轉乘西伯利亞火車回俄。事後，聞於途間有一輛汽車失事翻車，乘客與物資有損失否，則不知矣。於是，國民軍聯俄容共史之最後一頁告結束了。
河南之黨務政治
馮氏自徐州回豫，即注意於黨務政治方面。由開封政治分會主持各級黨務，以鄧飛黃任秘書長。鄧嘗與左派分子等，響應汪兆銘之反宗教運動。但才一發動，即被馮立刻禁止，當面嚴厲申斥云：「本軍幹部士兵多人一向篤信基督教，而今則有信奉伊斯蘭教之馬鴻逵、馬鴻賓等數萬人加入，共同從事革命。本黨根本主張信教自由。難道你們必要本軍信基督教者一律背教，又必要信伊斯蘭教的人吃豬肉，才許可他們革命嗎？真胡說八道，荒謬之極了。」反宗教進行乃停止。凡此皆幼稚與過火之病。
又有一趣而怪的事發生。薛篤弼掌民政，忽嚴令全開封商店大門，一律要髹藍色，以示黨治。一時外國顏料價格飛漲，商民苦之。馮氏方出巡他處，聞而急電制止，前令乃取消。在清黨分共以前，濃厚之紅色標語隨處可見，但標語政策，收效實微，而且鄉村愚民智識程度過低，究不知標語意義是什麼，有時且鬧出大笑話。例如：豫西有一村婦偶然聽到人家讀出「打倒投機分子」一語，即吃吃不絕地笑說：「馮玉祥真好，連『偷雞』的毛賊也要打倒！」諸如此類的笑話太多了。
尚憶起兩趣事，可反映正當聯俄容共時馮氏對俄人的態度。其一，他對於俄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等，只作禮貌的優待，實則並不信任，尤其不肯告以本軍秘密。一次，烏公然詢問西北軍某種內容，馮大為不懌，反問曰：「烏同志，你知道中國文字『顧問』二字是何意義嗎？那是，凡我『顧』而『問』你之時，你就說話。」意指，如不問則不必說。烏面有赧色。他恐其難過，再補說一句：「但是如果我一有所問，你必須盡所知以答啊！」兩人乃一笑而散。其次，當武漢諸公到鄭州開會時，軍事顧問俄人加倫將軍（加倫原名Blucherov，見李應林譯文《加倫將軍之出身》，《逸經》九期）亦隨往。加倫欲與馮氏會晤，馮氏約其明晨六時。屆時，加倫猶高臥未起。（時，加倫與余同寄寓中國銀行寓所。）及托人向馮氏道歉再約時間，馮指定明日五時；兩人終至緣慳一面。
尚有一事足述者，有一基督教牧師名浦化人者，在馮軍中任傳教工作多年，為人忠直誠篤。馮氏自蘇俄回陝後，謂其頭腦陳舊、思想頑固，嘗命其隨鹿鍾麟往俄學習。數月後回豫，馮氏派其任勞工福利事務，嘗撥款三千元為事業費。及清共後浦忽遁去，留下別函反指馮「頭腦陳舊、思想頑固」，不堪共事，並謂所撥款已盡分給工人云。馮氏命我們徹查，確實證明其有派款之事。原來浦氏在俄已加入共產黨，由至陳舊頑固一變成為至激烈分子，可謂兩極端會合了。所可異者檢查其遺物乃發現共產黨所發命令一件，著其照常繼續傳教雲。蓋藉此外衣以掩護其工作也。馮氏循例下令通緝，但令文卻寫「蒲化人」名字，則根本無蒲姓其人，亦幽默之甚矣。此案遂以不了了之。（浦後來在南京為國民政府拘捕，馮氏一力保釋之。又：當時另有一與浦志同道合相與合作的董健吾牧師，國學甚優，亦離軍回滬。我主辦《逸經》時屢以「幽谷」筆名撰考證文章投稿。）
其在政治方面，新的省政盡力整頓財政，提倡黨化教育，改良民政、司法等項。當時，馮極力羅致人才，厲行新建設。教育家凌冰、查良釗、鄧萃英、陶行知等，及唐悅良、黃少谷、孟憲章、馬伯援、王瑚、谷鍾秀、焦易堂、馬福祥（馬鴻逵父）等均在軍中或政府中服務，或任顧問。王正廷來豫一度任隴海鐵路督辦。（王氏後來在國民政府任顯職，時以軍政重要秘密消息告馮氏，故馮氏每遇緊要關頭，得事前籌劃應付方法。嘗話余：「他是我們駐京的高級偵探。」）孔祥熙其時猶未得勢，亦常來聯絡。洛陽、鄭州、開封三地，冠蓋甚盛。一時，政治煥然刷新。所可記者，則在開封辦一政治訓練班，有男女學員千餘人，是為三省行政、黨務、民眾運動及政治工作等之儲才館。又設立「農村組織訓練處」「改良工人生活委員會」「放足處」等機關，以施行新政。
前敵政治工作
自清共後，全軍政治部改組；以郭春濤任代理部長（薛篤弼仍兼任部長），「前敵政治工作團」之組織為委員制，成績不大。到鄭州後，團長鄧飛黃盡向馮報告經過。馮一怒解散之，另設「前敵政治部」，以我為主任。（時，唐悅良到鄭，接任外交處長。）我即積極進行編組，就地徵得年富力強、具革命精神而有高等學歷之青年數十人為工作人員。有餘前在北京創辦之今是學校教職員數人遠道來投；全體人員，除總部數人之外，分為兩大隊。八月間赴河北工作，駐黃河北岸之新鄉。時吉鴻昌師亦駐此。曾聯合開「軍民大會」一次，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奉魯軍閥為宣傳目標，赴會者二萬餘人。隨令第一大隊赴最前線彰德，第二大隊赴豫西焦作，分頭展開工作。
第一大隊出發後數日，得聞彰德地方不靖，工作進行為難，余即乘車前往親自督導。至則知該隊正在籌開「軍民大會」，而環城遍地之「紅槍會」眾蠢蠢欲動，險象環生。「紅槍會」者，為當地愚民之一種迷信組織，另有「扇子會」等名目，皆白蓮教之餘孽也。迷信符咒仙佛，咸自信刀槍不能傷。前月奉軍敗時，各地村民蜂起為難，繳械甚多，其勢愈張。浸假雜有流氓土匪於其間，於是居然有首領，有組織，到處滋事。彼等不知主義，不講道理，惟事恃強凌弱，搶劫財貨，橫行霸道，為害地方，愈聚愈眾，日肆囂張。其時，又受了靳雲鶚運動起事響應，專與馮軍為難，情形更複雜困難了。
馮軍駐防彰德者，為吉鴻昌師之吳金堂團，約千人。吳與我曾邀約會眾首領會議於城內，盡力勸導，曉以大義，但終無效。迨吳團奉令調防，城內交由民團馬曉軍營長駐守，有眾五百人。是夜，吳金堂團開赴車站，邀余同行。中夜機車發動之際，「紅槍會」眾包圍車站，放槍示威，尋而我全隊工作同志均奔至車站會合，有一人被會眾殺死。整夜時間四面土炮聲響，即召集各處會眾之訊號也。由是，愈聚愈多，宣言非我軍全體繳械不放行，亦步武前月對付奉軍殘部之舉動也。吳團長沉著應付，苦戰兩日不得脫。幸仍有電報與師部通消息。馮氏已知其事，但不欲派大兵接應，免民眾傷亡。吉無奈，連夜與旅長張印湘親督數十人肩抬機關槍四挺，趕至現場；再戰一日，亦無法解圍。即於下午派隊四出進攻，追奔逐北。乘夜間冒大雨突圍，沿鐵路南撤。我政治部員均隨行。全軍輜重均為劫奪。留守之五百民團復被殺斃不少。於是彰德一帶，落在匪手，殺人越貨，人民備受蹂躪。此處為北伐必經之路，萬不能失。馮氏乃派大兵往剿，所派為吉鴻昌及馬鴻逵兩師。兩日內悉平之，殺會匪約千人，恢復城池，維持地方。派重兵緊守此最前線，以防奉軍。
是役，我前敵政治部人員全體幸得生還。我個人因中途遇伏，與全軍衝散，危險萬分。乃孑身回車站，避匿工程師同鄉梁綺濤君家中，即「割須棄袍」，化裝鐵路人員，多日後始得回新鄉、鄭州。時，馮氏及南方諸友均相信余已遇難矣。自經是役之後，馮氏以大戰時期前敵工作人員常與軍隊脫節，而且收效亦微，即表示改組之意。同時政治部代部長郭春濤亦因某種政治關係素不欲余自樹一幟，乘機建議解散。馮氏即決定遣散我部人員，另留余擔任他種工作焉。（是役經過《我的生活》頁七一二，對我個人頗有獎語，但記事不盡確實。）以上所述概況，多限於河南一省，以其為馮當時駐節親自治理之地，亦多為著者親歷目擊之事。其關於西北陝、甘以及河南等省之施政詳情，備載李泰棻《史稿》，茲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