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十二章　去國與歸國

（四五歲至四六歲，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下野原因 李景林既敗，大局形勢為之轉變。吳佩孚見天津已為馮軍所占據，即宣布取消自己的總司令部。張作霖亦乘機主張和平。在馮氏則另有新覺悟，深感自來戰爭之後，勝者多招嫉忌而敗者尤思報復，而是時，吳、張二人已有化敵為友、聯合攻馮氏之勢。三角關係二對一之陣線又如此調換，極不利於馮方。蓋南方之國民革命軍尚未出師北伐，「國民軍」二、三軍戰鬥力弱，殊不足以抵抗吳、張之聯合。馮軍陷於孤立之勢，生存可慮。馮氏於是即以臨崖勒馬手段，於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旦宣布下野，旋於十四日由包頭西去至平地泉小地方。在其意中，以為自己一旦引退，將可以移開奉張之目標而內戰不至再起矣。按：據菊叟《吳佩孚聯粵不成的內幕》謂吳初有意聯國民黨合力攻奉，於北上前曾派潘贊化代表赴粵聯絡。國民黨方面亦贊成此舉，但亟亟要保全馮軍，要求只攻奉不攻馮為條件。吳不納，故不成議雲。此誠有可能，因吳前曾接受國民黨重金方離湘北上，故彼此大有淵源。不過此次之詳情如何仍待考。（上見香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星島日報》，承黃旭初先生寄示，謹謝。） 殊不知後事之發展大出其意表者。緣吳對馮之舊恨未息，張對馮之新仇難忘，且直之李景林與魯之張宗昌，尤蓄意報復。平、津、豫、粵而外，遍地皆馮氏死敵。吳、張等於討奉一役結束後，即信使往還，締結合作之盟，以「討赤」為號召，共向馮軍進攻。處此險惡形勢之下，馮氏立刻撤退全軍至平地泉以西。如此，既與中原無爭而一任吳、張從事角逐。這本來是上好戰略，可惜部下遲疑，未及實行而吳已揮軍北上攻豫，且奉、直、魯又聯合攻直隸之「國民軍」。戰事一啟，退兵為難。最先，孫岳不敵，鹿鍾麟派兵赴援。斯時，「國民軍」戰略：天津方面取守勢，南方取攻勢。其初，節節勝利，連克馬廠、青縣，進圍滄州。方長驅入魯，詎料晉之閻錫山誤聽挑撥之言，忽加入奉直聯軍陣線，突出兵大同、石家莊兩路，威脅「國民軍」後方，而豫方之「國民軍」二軍，又因內部離叛，不敵吳軍，棄豫入陝；岳維峻且被晉方俘去，幾於全軍盡墨。同時，外人敵視者又深恐「國民軍」得勝將不利於己國，乃援《辛丑條約》，有威迫大沽之舉。馮軍於是時，後顧有憂，藩籬盡撤，戰鬥力雖強，何克以孤軍當此？會王士珍等出面通電主和，鹿鍾麟遂於三月廿四日一夜盡撤天津大軍至北京附近。方期進行與各方議和，無奈奉、直聯合之「討赤軍」仍進逼不已，鹿乃揮兵在京東、京南一帶竭力抵抗。 在這期間，北京有一可悲可痛之事件發生。先於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北京學界全體，憤恨外人在大沽口壓迫吾國，聯合遊行示威，整隊至執政府請願抗議。不意段祺瑞之衛隊竟開槍屠殺，當場死者廿五六人，傷者四十餘人，死於醫院者又廿餘人（見李著頁二八二），釀成「三一八慘案」。（我「今是學校」也有一名學生殉難，余親自前往收屍及領回校旗，俱被凶兵申斥。）時，「國民軍」全部仍在前線作戰，而執政府自有衛隊不少。「國民軍」將領隱忍不欲與其為敵，以免後防發生危險。後因鹿鍾麟偵知段與奉張陰謀裡應外合，要把北京的「國民軍」全部消滅，所以「先下手為強」，於回師時，首先解散其衛隊，稍為愛國青年雪冤，且於四月九日舉兵圍執政府，欲執段問罪以謝國人。但段於三十分鐘前聞風先逃，倉惶走匿東交民巷。執政府乃瓦解。 鹿即與各方作和談。吳佩孚最反對和議，必要鹿交出隊伍，歸晉閻改編，復電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寢汝之皮」等語，同時，奉張亦反對和議，非根本消滅馮軍不可。由是奉直聯軍繼續猛烈進攻。鹿乃於四月十五日實行總退卻。退兵時秩序井然，匕鬯不驚，絕非兵敗潰退之現象。「國民軍」退至南口。其地早已造成極堅固之防禦工事，即由鹿與劉汝明指揮全軍據守。後方仍由張之江任總司令，坐鎮張垣。 是時，奉、魯、直軍占據北京，矛盾立現。段祺瑞三方不討好，勢難再立足，即本身之安全亦在堪虞。奉方暗中釋放之，乃得潛赴天津，吳為之不懌。旋而奉、魯、直三方各提出所要通緝殺害之名單。結果：三方折衷，合成一新名單，共二十四人——邵飄萍（《民報》總編輯）居首，蔣夢麟（北大校長）次之，林白水（主筆）又次之，余名列十八。蓋余已與馮氏交往頗頻，兼主辦「今是學校」，故被視為馮派中人物也。邵、林二人被執死之，其餘得免。 遊歷蘇俄 方奉直聯合共對「國民軍」宣戰之際，馮氏已知「西北軍」地位非常危險。其始，先欲自行下野以求和平，而敵方進攻如故。以一敵二形勢尤為嚴重。乃決意去國，於退讓之中謀一線生路。此一線生路者，即圖與南方之國民黨切實聯合，以期南北革命勢力夾攻軍閥是也。戰事既啟，即由包頭移居綏遠小鎮平地泉以作去俄之預備。留張、李、鹿、劉、宋等將領——所謂「五虎將」，分任軍事，而以張代理主帥。張等懇切挽留，甚至伏地痛哭，而馮氏意志不移。卒於三月中先送家眷北上，自己於三月廿日由平地泉動身乘汽車赴庫倫。同行者，除將領數人及衛士等外，並與徐謙、劉驥等偕行。 閱三日，車抵庫倫，備受外蒙國民黨領袖丹巴等之歡迎。他於此盤桓數日，除參觀、考察外，有一最重要事件發生，即是：中國國民黨要員顧孟余、于右任等偕俄顧問鮑羅廷，於其抵庫後十日亦到此相會。諸人連日與其密商救國救民事業之進行，及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馮氏大受感動，而至決心以全軍加入國民黨。據其自述經過如下：有一天晚上，鮑用堅決兇猛之語直問：「公擁有中國至為強勇的軍隊，素抱救國救民的宗旨，但究竟有何具體的整個計劃和政見，以實行救國救民的宗旨？如有，而又勝於國民黨所主張的，我們將必離開國民黨而共來輔助你。如其沒有，則請你立刻加入國民黨，接受其主義與政策，聯合一致，共謀國是。」這寥寥幾句話，簡直是對馮氏挑戰！他自謂當時受此質問，面紅耳熱，無言可答，因知自己究是一個軍人，素乏政治見識，只會練兵打仗，只有革命救國之心，卻無計劃與政見。當時，眉頭皺了一夜，不曾合眼。由是立下決心加入國民黨。及抵俄京之次日，即正式入黨，決與全體黨同志，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的戰線。時為五月十日，即「國民軍」新生命初成胚胎之日也。（按：徐謙先生前奉孫中山先生命與馮氏聯絡，不憚奔走南北，苦口婆心，熱誠恆忍，為黨為國兼為馮氏矢忠效勞，多年無改。如今前願能償，終不負孫先生重託。日後革命勝利，多賴於此。其功績在歷史上不可埋沒也。） 先是，顧、鮑等先行離庫赴俄。馮氏亦於四月廿八日出發，而暫留眷屬於庫倫。五月九日，車抵俄京莫斯科，備受蘇俄政府、軍隊及中山、東方兩大學之歡迎。未幾，其家眷亦隨來，共作寓公。 馮氏在俄生活，最重要的一點乃在研究與考察。對於蘇聯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物質的、軍事的、社會的種種新建設均十分注意。每有所觀感則恆以本國狀況作比較研究，而默思將來如何改造之辦法，見解多有獨到處，對於其個人增加見識不少。 馮氏有充分的機會，得與蘇俄領袖人物、軍事家、教育家、政治家、新聞記者、平民及世界革命領袖常常晤談。個人胸襟抱負自然開展不小。 一日，彼晤見俄領袖老練革命者加里寧，飫聞其革命理論：「①革命家須仰仗本國，不可仰賴外國；②革命軍須與農民合作；③軍事外須側重政治；④人民全體須依賴革命軍隊。」又往晤紅軍領袖托洛斯基，所受印象尤深。托氏告之曰：「①治國非一黨不可；②治軍在主義不在武器；③作戰以騎兵為要，尤重在宣傳。」此種理論皆馮氏前所未聞未知者，不啻為其開了新眼光。其在俄所得，可見斑斑。 其在俄所感受的印象之最深刻者，則為共產黨之嚴密組織、有效工作、宣傳方法、嚴厲紀律、刻苦生活、緊張活動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等理論。馮氏本人半生之生活與主張，大抵有類於此，故其為之感動亦自然而然。他想起吾國人之一般的散漫放任的生活與不能團結之習慣，又憶及國民黨黨員多有鬆弛失律、目無黨紀、忘卻主義者，乃立意仿效而實行人家的優強處而改善自己的劣弱點。 馮氏居俄三月，於會客、參觀、討論之外，仍不忘求學、修養、工作三事。自與彼邦人士接觸，乃見人之建設而形己之短處，乃深覺自己學問見識之缺乏，於是其常求進步的頭腦再開接納新學問之門，而刻苦求多一點學問。彼於離國時，即開始習俄語，日日不輟。此時對於普通日常應用語已略懂，但可惜以年將半百之人而初學佶屈聱牙之俄語頗難上口，雖其深自鞭策，要亦難超過自然律之限制也。對於經濟、政治及社會學說等學問，此時更勤懇研究——或自讀書，或請人講解，或請人譯述，而得有種種新穎的見解。家居時，又聘一名師教其繪畫，一則以消遣精神而又以為「繪畫細事，須靜心，正可藥余燥煥懶惰之弊」云云。日中稍有暇時則又執斧鋸為木工以習勞，大有陶侃運甓之意也。至其修養自省、求知改過則尤為精進，蓋努力十年於污髒的政治及煩雜的軍事中，此時他乃得唯一的機會，超脫環境，反省其言行，務求自造成一新人以擔負將來的更新而更大的責任焉。 旅俄時，所最令馮氏心痛者，則「西北軍」戰事消息愈來愈壞是也。彼雖在俄而心則繫於本軍，可說無時無刻不以向在其卵翼下的團體十餘萬弟兄為念。其始，他即極不贊成扼守北京、南口，曾嚴電令全軍退駐豐鎮以西，一則暫避奉、直聯軍合力攻擊之目標而任其自相傾軋，乃不致與段公開決裂，相機再出，次則可避免晉閻之襲擊後路。此戰略誠策之上上者。張之江繼任，本遵依馮氏主張，盡撤全軍於西北。無如張本代總師干，而魄力不充，且聲望不足，亦不能指揮相與伯仲之大將。計其時劉郁芬與蔣鴻遇在甘肅，宋哲元亦留守熱河，其在前方之急進者，如鹿鍾麟、李鳴鐘等，則欲賈其餘勇，誓死一戰，堅決留京觀望，不肯輕退，故卒有多倫之失，而繼有南口之撤兵西退，遂至全軍受了莫大損失。（時，馮仍在庫倫，痛聞其事。）其後，馮氏遠居蘇俄，愛莫能助，每接戰報，恍似萬箭摧心。無何，本軍將領及各方同志均力勸其返國。馮氏因與國民黨及共產黨領袖商妥合作努力之計劃，遂於八月十七日動程返國，時在南口失守後之第三日也。（按：余多年後始懷疑馮氏繼室李德全實於留俄時期，秘密加入共產黨，以後埋伏在馮軍中任共產黨地下工作，宛然為軍中共產黨領導人，詳後。） 南口之役 「國民軍」自四月十五日退出北京後，即分派重兵扼守東西南各要隘。是時，全軍編制：張之江任全軍總司令，鹿鍾麟、宋哲元分任南路、西路總司令。劉汝明扼守南口；王鎮淮、席液池守察東之沽源、多倫；韓復榘、石友三守平地泉、豐鎮。各將領團結刻苦，誓死堅守，不肯撤兵。「西北軍」已為張、吳集矢之的，又以負隅抵抗，遂使奉、直兩方以同仇關係仍聯合進攻。此時，在政局方面，奉張讓吳氏操北京舞台。五月中，吳入京後首即釋放囚居延慶樓之曹錕，並即與張作霖協商聯合奉、直全軍，進攻馮軍。奉方之吳俊升、湯玉麟由熱河攻多倫。魯軍張宗昌及直軍攻南口，而以吳佩孚為總司令。復由閻錫山晉軍攻豐鎮。計三面攻軍全部兵員五十萬人。「西北軍」應戰策略，最初在多倫、南口取守勢，而對晉北則取攻勢。 對晉之戰，甚為重要，以其形勢足以擾亂後方；若克敵制勝，不特鞏固後防，而且可打通陝、甘直接聯絡線，又足以多取給養，更加可以控制北京、直隸、河南三地。前當戰勝李景林後，俄人鮑羅廷即由粵北上謁馮氏，密獻取晉之策，謂如不乘時攻晉，後必受其大患雲。然馮氏當時正力主和平，不欲興無名之師，輕啟戰端。（其後果如鮑之所料，受晉威脅。）至是時，形勢危急，三面受敵。雁門關以北諸縣盡為西北軍占領。張、宋等卒以戰線太長，兵力散開，不敷分配，乃停止進攻。 南口、懷來方面，奉直軍始以靳雲鶚、田維勤、魏益三（兩人時已投吳）進攻。各軍虛與委蛇，不敢進兵，吳怒免靳職。六月，張作霖至京。奉直聯軍乃猛攻各地。張宗昌、張學良、褚玉璞等親率精銳赴南口督戰。「西北軍」劉汝明、張萬慶僅以第六師一萬六千人守南口。防禦工作極為堅固，鏖戰數十日，戰事極劇烈。奉直軍死傷數萬人，卒不得逞。 「西北軍」戰事，西、南兩路俱嚴陣以待，屢獲勝仗。惟多倫東面，密邇熱河，敵軍進攻不易，且以地勢多山，險要易守，故守軍無多。而奉方則令吳俊升、湯玉麟等暗率黑省精銳騎兵，勞師遠征，越過熱河荒漠苦地而猛攻沽源、多倫。王鎮淮、席液池及民軍蒙三點等堅守，黑軍不得逞。後以兵力單薄，張垣總部又以各路吃緊，無援兵之可調，多倫守軍漸呈不支。此時王、席二人因事發生誤會，席竟棄職逃去，黑軍遂長驅直入。沽源、多倫一旦失守，張垣之後方藩籬盡撤，不得不放棄。八月十四日，張之江乃急下令全軍退卻；南口劉汝明師亦退，計只餘六千人耳。奉直軍遂分占張垣、南口，且西進追擊。 南口之役，為「西北軍」戰史中光榮之一頁，能以極少數兵力抗拒奉方精銳大軍至四閱月之久。雖因形勢不佳，眾寡不敵，卒至放棄，且蒙甚大損失，然而是時南方國民革命軍已長驅直入湘、鄂，估計南口全役之軍事價值，則因西北軍之犧牲，牽制吳之全師，使不能南下援鄂，遂使南軍節節勝利。及南口退卻，吳急回師赴鄂，則時機已過，敗局不可挽回，終至一蹶不振，而國民革命軍遂成大功。是故此役對於國民革命貢獻甚巨也。 「西北軍」之西退，以事起倉猝，運輸不靈，秩序凌亂，損失頗大。留駐晉北之韓復榘、石友三、張自忠等部，撤兵不及，乃與商震妥協暫歸晉方改編，一則以保存實力，二則以掩護退卻，三則協助晉軍扼守綏遠以阻奉軍之發展，亦計之得者。但軍中有些同袍便以為他們背叛團體，變節投降，始終不能原諒了。其沿途西退之各部，因運輸不利，或則徒步西行，或則流亡山野。迨在平地泉、五原等處集合，隊伍凌亂，幾不成軍，軍實之損失更無可計算了。加以塞外奇寒，食料不足，軍衣糧食無法補充。困苦之狀，難以筆述。此時也，西北全軍合「國民軍」一、二、三、五軍之眾，僅餘數萬人，乃隨便並集編成師旅，但饑寒交迫，敵軍緊追，前路茫茫，而又無主帥，全軍精神頹喪，希望斷絕，士氣不振，能力全消，環境惡劣，光景絕望，「西北軍」生命危乎殆矣。（按：「國民軍」第五軍名號系方振武部脫離魯張宗昌部投效改編。） 五原誓師 當全軍西退之時，馮氏正由俄動程回國。這時，李鳴鐘與劉驥在廣州已與國民黨聯絡成功，這正是最適宜的時機。今後挽回浩劫，奮鬥厄運，重結團體，而使全軍起死回生，皆於此行賴之矣。歸途中，馮氏歷經戈壁大沙漠，以五原為目標，汽車穿過雪地，路途不熟，嚮導誤導，屢走錯路，幾陷敵軍中。馮氏後言此行不患在沒有路，而患在「頭頭是路」，極易走錯方向。加以沙漠奇冷，饑寒交迫，辛苦異常。在此苦難中，他只有所懷抱的新使命足以振起百折不撓的精神。一夕露宿河邊，思潮湧至，心緒如麻，不能入寐，口占二絕云： 解放民族欣回國，露宿河邊夢不成。革命未成心未了，臥聽流水到天明。 去而復返大勞身，多為當時錯用人。藉此警余他日事，前車已覆莫重循。 （自註：緣錯用嚮導，走錯路途，須回車另行別路，故感而賦此。） 將抵五原，正是「西北軍」情況至為悽慘絕望之時，有將佐數人前往迎接，私對他說，光景不好，大勢已去，力勸其不必前來，不若乘原車回俄之為愈雲。但馮氏謂去時因無法而去，回時乃有辦法而回；縱剩下五百人，仍要拚命幹下去，以完成國民革命，語焉悲壯，自信力強，充分表現出其性格。 九月十六日晚間八時，馮抵五原，即與二軍于右任（本由包頭再赴俄，中途遇馮氏，相將同返），三軍孫岳、徐永昌，五軍方振武，六軍弓富魁（新改編）及本軍鹿鍾麟等會晤，相商進行事。馮氏立即施行其「辦法」。此時，他已真實的徹底的革命化，得有國民黨之主義及計劃，加以在俄所得之共產黨革命理論與方法，故自信有辦法。彼之最高的革命理想乃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解放，而其先著則努力於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鐵蹄下得解放。此即救國的革命理想也。其次，則為大多數被壓迫的民眾從帝國主義、萬惡軍閥與種種社會上不良制度壓迫下謀解放。此即救民的革命思想也。既其有此解放者的覺心，其所運用的方法，對內則首先注重軍隊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有新團體，所謂「同志的軍隊」，以嚴密組織與紀律促成之；其次，則為軍政人員全體之政治化，務使全軍軍官佐深深認識三民主義而擔負革命的使命。至對外，則一方面與南方革命軍聯絡共進，在他方面則注重對民眾的政治工作——宣傳，務使民眾與軍隊聯合在革命戰線上共同奮鬥。至於政治計劃則悉遵孫中山先生所定之《建國大綱》而實行之。馮氏游俄之所得，即此革命策略也。此次與其俱來者，有俄國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原名Sangurskii，見薛著頁二〇一）等數人，並有共產黨之劉伯堅（鄂人，原留學法國，後轉入蘇俄「東方大學」）等幫忙政治工作。於軍事、政治進行，頗得諸人之臂助焉。 馮氏受諸軍將領一致推舉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即於翌日——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十七日——在一小阜台上宣誓就職。由中央委員于右任為國民黨代表授旗。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第一次高懸於「國民軍」中。而前經放棄之「國民軍」名號又復現了。馮於數萬眾歡聲雷動、希望勃發之武裝同志中，莊嚴宣誓，誓詞曰： 本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眾，剷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獨立，並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特宣誓生死與共，不達目的不止。此誓。 馮並發出宣言，通電全國。此外又頒布治軍新誡條，名為「九一七新生命」，所以保存本軍之精神而訓練革命者之人格。文曰： 菸酒必戒。嫖賭必戒。除去驕惰。除去奢侈。實行勤儉。國民革命。方能成功。 此誡條頒行全軍及所領導之各行政機關，為軍政人員之座右銘，影響於道德人格方面至大。以後，「九一七」遂成為「國民軍」永久的大紀念日。 先於六月間，粵方譚延闓、蔣中正諸公，去電邀馮氏赴粵參加革命。他即派李鳴鐘、劉驥為全權代表，後由俄回國接洽，並電譚、蔣等，促其進攻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乃任馮為「西北軍」之國民黨黨代表、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是故五原誓師之後，全軍名義雖未改，實際已成為國民革命軍矣。自是之後，「國民軍」自身得生存與發展，而且得有時代的新使命與政治的新生命。而馮氏本人一生之革命史，又進入一個完全新的階段了。 「國民軍」新生命 是時，「國民軍」各軍流亡散失於塞外綏遠、察哈爾各地者數萬人。其殘破集合於五原一帶者亦數萬人。馮氏就職後，第一要著即是重結團體。先將退駐包頭以西一帶之隊伍重新編制。其次，則招集流亡。全軍各處兵將一聞馮氏回來的消息，無不額手稱慶，精神頓振，都說：「老總回來，不怕了，定有辦法了！」馮氏乃冒險親至包頭（已落晉軍手）。時留在晉北之韓復榘、石友三、張自忠等五師之眾，一聞其至，全體翩然來歸，復隸麾下。（按：韓、石等投晉，當時各將領頗不諒解，已見前文。）馮不究既往，親接其重投本軍懷抱，力量頓增，以後作戰殊為得力。尤足稱為奇蹟者，則是沿途散失流亡之五六萬人，雖無將官統率，乃自馮氏歸來之消息輾轉傳播，三五成群，亦陸續攜槍歸隊。全軍經馮氏講話鼓舞，多方撫慰，大為振奮，已死的希望及已失的信仰，頓然復甦。統計是時全軍，連前時原駐甘肅之完整的一軍，共有廿五六（？）萬人，比原有兵額損失尚不到萬人。不過，物資損失，軍紀鬆弛，是自然的果子了。但經馮氏加緊整頓後，昨日仍為殘破之軍，如今又生氣勃勃，在新編制下，迅又成為勁旅，預備再行奮鬥了。馮氏之歸來，恰似磁石之高舉，群針被吸，奔赴團聚，再成一體，其人望攝力之強大可想。而十餘年來苦心孤詣訓練之功，於此完全呈現，效果亦最稱意了。 在五原時間雖不久，而全軍因環境惡劣，物質上困苦特甚。馮氏亦於此時最能表現其與士兵同甘苦之精神。茲述其生活中之鱗爪數片以為征。該地近沙漠，水為奇罕難得之物。每晨起床，馮持半碗冷水，高呼「同志們洗面了」。於是在其左右者，有如石敬亭（總參謀長）、何其鞏（秘書長）、鹿鍾麟等五六人，及其他最高幹部，則與其環立一圓圈。他以碗吸水半口，遞碗於旁一人，自己以口噴水於兩掌，即以之擦濕全臉，後以巾擦乾，而所謂洗漱之事便算完了。別人輪流效之。及至人人洗臉既畢，那碗水還未用完，否則便有「浪費」之感覺雲。 其用飯時，馮與最高幹部親自共同造飯。造飯之法：總參謀長去撥馬糞，秘書長發火燒糞，而聯軍總司令則雙手挑起一洋油桶於馬糞火上，桶內有小米湯。湯熟則造極粗的黑糧為飯，間或有些少羊肉，則放火上燒吃。這就名為「革命飯」——內容粗糲的大鍋菜，放在當中，各自取吃以送粗饅頭下咽。（以後在革命戰鬥期間，「革命飯」仍是全軍的長期糧食，此著者所常嘗而不堪嘗者。） 至於全軍服裝，更破爛不堪，皮棉衣服亦不齊全，人人凍冷難堪，馮氏盡力設法為之補充。邊僻荒漠之地覓布不易，則無論什麼雜色布一概用上，故軍中每有穿紅著綠、款式奇怪之服者。馮氏於多年後回思前情，猶不禁軒然大笑也。未幾，寒衣問題幸得解決。當地有一已故的墾殖英雄王同春，自開運河，闢地牧羊無數。其子王英感於馮軍之愛國熱忱，慷慨報效數萬頭，全軍於是有羊肉吃，又有羊皮製造軍衣了。 「九一七」為「國民軍」新生命誕生之日。所謂「新生命」者，不特是全軍團體復行結集、精神再作振奮之大意義，而且自此之後，「國民軍」即興起兩大變化：一、軍事上之新戰略，二、政治上之新訓練，是即軍事上與政治上之新生命。 五千里長征 馮氏回國後，部署隊伍稍復秩序，休養補充亦得稍為充分，於是即切實施行其素所主張之軍事新戰略，即是——由反攻張垣、南口而克北京之企圖，一變而為全軍經甘肅，入陝西，出潼關而與南方革命軍會師中原後，再行掃穴犁庭之遠大計劃。簡言之，即是「固甘援陝，聯晉圖豫」。蓋以奉軍新勝之後，氣焰方張，而是時由粵北伐之國民革命軍，尚與敵相持於鄂、贛。假令「國民軍」以全力出包頭，取張垣、北京，則敵強我弱，孤軍作戰，未能與南方革命軍形勢相接而彼此聯絡應援。但若放棄東路，不憚作大迂迴，而改道由隴入陝，則既可急救在陝被困之「國民軍」二軍，又可徑出潼關而與南軍會師中原，共同北伐。當時，國民黨之北京政治委員會（地下組織），如李大釗（時尚未被捕殺）、李煜瀛（石曾）等，主張此計劃最力，密派人北上綏遠獻計，並將偵探所得奉魯軍勢力之內容，及駐兵地點等確實軍事情報與重要政治消息匯報，尤足為進兵之大助力。馮氏於是毅然決定施行此新戰略。首先於九月下旬，編定「援陝軍」共七路，出發援陝：第一路方振武（五軍），第二路弓富魁（原屬二軍，因與他將領不合，新編為第六軍），第三路孫良誠，第四路馬鴻逵（本寧夏軍），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韓復榘，第七路陳希聖、劉汝明、韓占元、韓德元各師及鄭大章、張萬慶等旅。孫良誠兼任援陝總指揮，方振武副之。各路陸續出發，而富有革命意義及甘肅歷史性之五千里長征於焉開始矣。 方吳佩孚與「國民軍」為敵時，令劉鎮華率「鎮嵩軍」八萬人攻陝，又令甘肅之孔繁錦、張兆鉀兩鎮守使興兵攻留駐甘省之「國民軍」（約十萬人，仍歸劉郁芬指揮，蔣鴻遇為佐。全部完整如故）。苟陝甘不守，則「國民軍」最後之根據地盡失，非至全軍消滅不可矣。在戰略上言，吳之計劃不可謂不周密而毒辣。「國民軍」東、西諸方面以至後路同時受攻，必無倖存之理，而結果竟不特能保全實力，而且終獲勝利者，則不能不讚許「國民軍」訓練之有素，而且馮氏歸國主持之為適合時機矣。甘肅敵軍先經劉郁芬全數撲滅，心腹之患既除，又得俘獲之戰利品及孔、張軍所儲藏之糧食與現金不少，盡資軍用。而內部肅清，後顧無憂，東進之大路既通了，援陝大軍因得急進焉。 時，劉鎮華全軍包圍西安數重，已逾八月，但因守將楊虎臣、李虎臣二人（均國民二軍舊部）堅守不降，屢攻不克，故得保存。楊氏尤其倔強，嘗於最危急之際對李云：「我們決不投降。如城破之日，你在那邊鐘樓，我在這邊鼓樓，各拿一條繩子雙雙吊死。」以故軍官與士兵萬眾一心，決死守城。糧盡則以豆渣、豆餅充飢，彈少則以石頭應敵，強頑耐戰，是全軍特性，孰敢謂「秦無人」耶？西安為通甘肅大路，城不破，故「國民軍」根據地終得保存以為捲土重來之出發地，則西安之役，在革命史中亦殊為重要也。 孫良誠既奉令急行援陝，自平涼出發，率前方各軍由邠州大道向西安前進。馮氏以駐天水之張維璽師進取隴縣、汧陽，以掩護大軍之右翼。十月初旬，五原之方振武部及寧夏之孫連仲師與固原之馬鴻逵部，皆分途出發。孫良誠為馮軍後起之虎將，與士兵徒步同行，晝夜不停。士兵疲倦至極，足底且起水泡，孫足底亦有水泡，則脫鞋拔刺刀，一一刺破，揚臂先行。全體振奮興起，亦隨行。真急先鋒也！及抵咸陽，全軍兵將不特疲乏莫能動，而且衣履盡破，刺刀遺失不少，全部僅得萬二千人，驟遇十倍之敵。但孫部為「國民軍」精銳之師，其本人亦為智勇俱全之將，方乘在甘戰勝孔、張之餘威，復迫於救援友軍與參加革命之大義，前途生死困難，在所不顧，惟有向前拚命硬幹，以故卒成莫大之功。 十一月廿三日，孫抵咸陽，敵軍望風撤退，立克其城。孫乃以方振武及陝軍一部為左路，甘軍馬鴻逵部為右路，而自居中路，直攻西安。惟方不肯作戰，而馬亦不願行，只肯借給子彈十七萬粒而已。孫固不懌，但亦莫之能強。敵軍集中兵力猛攻中路，戰況極烈。適孫連仲、劉汝明兩師趕至，即分途加入左右兩翼作迂迴猛攻。廿六日，全線開始總攻擊，兩翼軍抄襲敵軍後路成功，劉鎮華不得不狼狽東退。 時，西安守將楊、李二虎，困守孤城八閱月，糧彈俱盡，希望斷絕，已束手待斃，準備與城俱亡。再過三天便不能守了。忽然救兵從天外飛來，及時先得暗約，則亦開城夾擊。圍師大敗，紛紛潰逃，向南遁入嵩山。大勢已去而劉鎮華仍欲死戰，卒由其弟茂恩力勸其罷手，乃從焉（勸兄事見劉著頁七九）。 十一月廿七日，西安解圍。劉汝明師最先入城，軍民歡忭莫名，視為「再造三秦」之救星。孫部乘勝追擊，俘獲無數，軍至河南西部閿鄉而止。所獲槍械，盡為補充後方徒手兵之用。是故有好幾部只有官兵而無槍械的隊伍，迅又復成為正式軍隊了。軍事乃告一段落。是役也，孫良誠以孤軍沿途苦戰一月，乃奏膚功，所以許為北伐功首（《我的生活》頁六四八）。孫身為前敵主將，當然受之無愧。西安城內，人民極苦，糧食早盡，至析骸易子，以樹皮、皮鞋、豆渣等果腹，餓殍載道，生存者多皮黃骨瘦，身患大病，面現菜色。城圍既解，乃慶來蘇。「國民軍」入城，於整頓軍事外，即行救濟民生。 馮氏在五原，既已整飭隊伍，分遣出發，先於十月初極力注意整頓軍紀，曾下嚴令告誡全軍守紀律。全軍既整飭完竣，乃於十一月初旬，親赴包頭一帶慰勞將士，然後預備入甘趨陝。當時奉方聞馮回國，整軍經武，大有死灰復燃、軍威復振之勢，為之大懼，急派大軍西進脅迫。馮氏乃命鄭金聲為東路總指揮，督率石友三、陳希聖及騎兵三師各部在包頭、五原一帶，步步防禦，漸次西退。至下旬，馮氏歸五原，布置既畢，命鹿鍾麟、鄧哲熙率官佐廿人赴俄參觀，以增見識。同日，馮氏亦乘車出發西進，督飭各部節節入陝。十八日，軍次磴口，而孫良誠解西安圍之捷電至。馮氏即赴寧夏、平原，卒於十六年（一九二七）一月廿六日抵西安。後方隊伍亦陸續開至。馮氏到西安後，即加緊籌備第二步計劃——會師中原。 「國民軍」此次全師西進，由綏遠包頭而經甘肅以至西安，其後再出潼關而入豫，歷程共約五千里。十餘廿萬貔貅之士，生活於無衣無食之荒漠，跋涉了冰天雪地之長途，有時軍行十餘日不見人煙。軍官佐與士兵，在中途冒寒，或凍僵手足，終身殘廢者，或頭面耳鼻，凍瘡潰爛，沿途呻吟者，甚或因饑寒喪命者，不可勝數。（後來余至西安猶可眼見殘廢或患病未愈者，慘不忍睹。直迄多年以後，每與老軍官們談及當年慘苦情狀，猶如談虎色變。）至軍實之運輸，則借用民間駱駝八千騎；到陝時亦生存無幾。馮氏後來均備價償還焉。長征途中，全軍革命熱誠激昂，精神健旺，又服從紀律，人無怨言。於九死一生中方打出這一條生路，誠奇觀也，亦偉跡也。 「國民軍」之政治化 馮氏游俄三月，對於軍事最大而最重要的心得，乃在軍隊之政治，以主義為治軍的手段，以主義為用兵的目標。此皆「國民軍」前所未有，亦為其歷來失敗之由。蓋「國民軍」戰鬥力雖強，官兵精神紀律雖因基督教精神與嚴格的訓練及馮氏個人之感化而達至優美程度，但不知主義為何物。馮氏自謂一向「行革命之實，而不居革命之名」。然無名之師，即無目的之暴力而已。他未嘗不知揭櫫救國救民之口號，然如何救法，救之至如何標準，均無具體化的手段和目的。職是之故，他率全軍向著這個救國救民空泛無定的目的而孤苦奮鬥，周旋作戰，實是混戰。雖每戰必勝，但不旋踵又陷於失敗之地位，馴至愈走愈迷途，竟找不到出路。乃自正式加入國民黨，接受其整個的主義與政綱，恍似在迷惘中找得一條光明大路，而且認識一個前進的目標，又加以在俄學得種種革命理論與方法，於是覺得去國時「沒辦法而去，今則有辦法而回」。自「九一七」誓師於五原而後，「國民軍」確有政治的新生命了。 五原就職而後，馮氏即注重軍隊政治訓練工作。但欲圖全軍之革命化，非先組成革命之大本營不可。於是聯軍最高特別黨部得於最短期間，由全軍代表大會產生。成立之後，九月三十日，五原舉行第二大典禮——授旗禮。斯時，馮氏以國民黨西北政治代表及國民聯軍總司令資格，接受國民黨國民聯軍最高特別黨部發給之黨旗，並宣發「本中山主義以完成國民革命」之誓詞。詞畢，馮氏在壇上舉手高聲大喊：「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壇下數萬武裝同志同聲應曰：「我們是為革命服務。」大有氣壯山河之慨！ 政治工作之第一困難即是人才。「國民軍」武將有餘，文人不足，人所共知，而熟識黨務、政治工作者尤不多覯。馮氏回國時帶有共產黨劉伯堅等數人回來，乃委薛篤弼為政治部長，而以劉為副部長代理一切進行。另從軍事政治學生之優秀分子挑出若干，臨時加以訓練，勉強工作，北京國民黨方面亦派有人員前往。馮氏又屢電粵中央黨部多派政治工作人員，中央當即選派郭春濤、鄧飛黃、於樹德（共產黨跨黨分子）及餘四人為政治工作委員，另十四人為政治工作員，分道前往，並攜帶大批宣傳品北上。有從北京假道晉省，有從武漢假道河南前往者。至宣傳品兩箱則特派趙文炳等二人由海參崴經西伯利亞鐵路至庫倫，轉乘汽車經戈壁沙漠前去。二人歷盡辛苦，費時六月，耗款數千元始到達。余帶去之文件運到之日，全軍奉為至寶，蓋「國民軍」之宣傳及政治工作資料正缺乏也。 先是，我於十五年（一九二六）暮冬經滬先到漢口，與孫科、徐謙等中央委員在一起，等候鐵路交通便利然後北上。中間，我曾協助孫科、宋子文、陳友仁諸先生辦理接收漢口英租界事宜及其他事務。我又得諸委員多方訓示到「西北軍」工作之方針，再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聯繫，取得其全部標語、印刷品及中央重要文件多種。此外，另從軍事機關及北方中委王法勤處取得他種函件，以為通過豫省各軍防地之助。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初，余由漢口乘火車北上，有共產黨籍之陳適懷同行，帶齊各種文件、標語、印刷品等，初不知其為危險物也。沿途經過五大關——信陽魏益三、偃師靳雲鶚、鄭州吳佩孚、洛陽張治公（劉鎮華部）、陝州劉鎮華各軍防地，皆利用帶來函件作護符，一一安然通過。走了十二天，卒於三月十六日抵達西安，徑向馮總司令報到，面交各種文件等。沿途艱苦備嘗，亦有相當危險，及得聞全軍遠征時之狀況，乃噤口不敢言苦了。 馮氏一見了我，故舊重逢，不勝欣忭。寒暄了幾句，他即下令侍從說：「簡同志遠道到此，來，拿些『點心』來招待。」我之食指大動，以為跋涉旬余，而今可享受一些西北美味，或廣東點心，叉燒包、蝦餃、伊府麵之類。不移時一大盆「點心」端上來，卻是片片生切的青蘿蔔！馮氏殷勤勸食，還讚賞一句：「這是很有益的，食了可以泄氣。」這是我初嘗「西北軍」中滋味。馮氏聽了我報告南方的革命形勢，接收了千裡帶來的文件、標語等，不禁大悅，登時飭令把所有標語張貼起來，五光十色，妙語如珠，一時革命氣氛為之增濃了。馮氏對於革命政府之外交成就，如外交部之接收漢口、九江之英租界，交通部之接收兩湖郵政局等特別稱善，以為我國收回喪失的主權和取消不平等條約之先聲，獨對國民黨內部當時已發生的裂痕（其時，蔣總司令已到南昌，武漢同志已開始反蔣了），引為憾事，但又不明真相，不能作左右袒。繼而談及我個人的工作問題。適其時甘肅教育廳長出缺，一時承乏無人，他問我肯去接任不。我答以千辛萬苦不辭千里而來，只是為革命效勞，還負著重大任務，如一來即去做官，有負許多同志的期望，將有何面目以對廣東父老呢？他也不強我，只說再商量吧。 辭別時，他說：「簡同志，你得趕快剪髮易服，換上軍裝。」我即時把首如飛蓬，長發茸茸，盡行推光了，只剩下軍律所不禁的臉上唇上于思于思的鬍鬚，又把沿途所穿的長袍馬褂包藏起來，另換上一套軍需處領得的土製灰布軍服和綁腿布、武裝帶。全副武裝已齊備，我攬鏡自照，不禁慚愧起來，面為之赧，蓋斯時鏡中「倩影」，正如姜太公的坐騎——四不像了：「像學者而不是學者，像軍人而不是軍人，像官僚而不是官僚，像政客而不是政客」也。（此為當時在馮氏總部任機要處處長之教育家鄧萃英與我閒談時語。） 次日，我奉到委任狀，被任為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敘階陸軍中將（襟章紅牌兩顆星）。就任之後，覓地設辦公處，即開始服務。此外，馮氏時有他事諮詢，常為其傳達要件於南方，兼任「政治部」事務（因我具有南方所任「政治工作委員」資格），又時為作撰述、編輯工作。而時刻所不忘之任務則為促進馮氏與中央之聯絡而拉緊他在國民革命軍陣線上，常將西北軍政治實情報告兼代馮氏轉達需要與意見。未幾，我連所帶來中央頒給的「文密」電碼本也給他，俾與武漢方面直接通電。 政治工作之次一困難則為宣傳及政治訓練之資料。其始不特參考書或現成宣傳品都沒有，即印刷工具器材亦不可得。直至到西安後乃稍有宣傳機關之規模。在此篳路藍縷之時，馮氏自己之貢獻最大，他的工作方法可稱為「寶塔式」——由他在最高尖頂上施教，逐層逐層往下推進，從軍、旅、團、營、連、排長，以至最低層的兵士，如傳達命令般。結果：致令連、排長均能講解「總理遺囑」，而小兵皆能背誦全文，在最短期間，有此成績，確可觀也。 其為「國民軍」黨化、政治化、革命化之最有效力的工具乃為其所自製之「不忘」問答及口號數條，此皆能將革命理論及黨義簡單書出來，令全軍上下皆能通曉、深入心中者。他嘗自述其製成「不忘」問答之歷史如次：在由庫倫歸國途中，一夜露宿於冰天雪地，苦冷不能成寐，乃默想此行負有絕大使命回國，將如何入手工作？忽憶起吳越戰爭時，吳王夫差之父為越王勾踐所殺，乃刻苦自勵，以圖報仇雪恨，並於每日晨興時，以人擊其首問曰：「夫差，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夫差則答：「不敢忘。」靈感頓生，馮乃得新觀念，草成本軍「不忘」問答數條，用作提撕警覺之資。其文曰： 一、問：我們國民軍歷年戰爭，為的是打倒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和賣國軍閥，你們明白不明白？ 答：明白。 二、問：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和賣國軍閥，就是指那日本在民國四年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英國在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無故殺害我國的學生、工人這一類的事情。我軍時時刻刻的反對他。那日本鬼就勾結張作霖，英國就勾結吳佩孚，作他們的走狗來打我們。我們和他們拚命打仗，是為救國家，救人民，不是為一二人，你們知道不？ 答：知道。 三、問：我們的弟兄們，為救國家、救人民死了的還沒有埋葬，傷了的也沒有藥治，不傷不死的現在又無衣無食，你們忘了沒有？ 答：不敢忘。 四、問：我們直隸、山東、河南、北京一帶的同胞百姓們，被匪軍奸淫擄掠，欺壓得不能生活，我們應該救他們不？ 答：應該救。 五、問：既是如此，我們應當怎樣做法呢？ 答：應當不怕死，不要錢，忍苦耐勞，明白主義，來救國家，救人民，誓雪此恥。（上錄自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三三四—三三五） 馮氏返國就職後，即以此頒發全軍，於每晨朝會全體朗誦。在總部內每晨曙光微現（上午四時許），馮即召集全部人員及所有隊伍於曠地，自己站在一張木桌上，先高聲朗誦「不忘」之問，全體答「不敢忘」。悲壯沉痛，感動心弦。日日如是，影響當然不少。有一中央委員到馮處赴朝會，且聽且下淚，謂生平未曾受過如此大刺激雲。「國民軍」之口號亦為馮氏所手定，多為問答式。每當檢閱隊伍，馮氏或主官則高聲發問，士兵全體高聲應之，精神亦為之勃發。（口號略） 此外為日常的政治訓練，「政治部」又有「政治問答」標語、小冊子、牆報、刊物等之編制，頒發全軍。全軍各級政治處亦相繼成立，進行工作不遺餘力，效果亦大而且速。全軍兵士皆能誦「總理遺囑」，中下級軍官更須為士兵逐字逐句講解，務使人人能了解其意義，而為奮鬥中精神上之鼓動力。馮氏每檢閱兵隊則以此考問兵士軍官，以故成績之優，余信南軍尚遜之。 當時，軍中尚有兩種稍有規模的刊物：一為總司令部派員自行編印之《革命軍人朝報》；一為總政治部編印之《軍人生活》月刊。對於政治軍事大收宣傳之效。其他宣傳品尚多。 「國民軍」黨化之特色，在其隨身佩戴之種種徽號。於每人右臂上，有青天白日在小方紅布當中；胸前左旁則佩一長方形的小白布章，上刊有紅字「我們為取消不平等條約誓死拚命」字樣。軍中名為「拚命章」，此足與南方革命軍在戰時繫於頸上之三色「犧牲帶」相媲美。軍衣胸內則配一章曰「一粒子彈當如性命看」，蓋子彈補充不易，必須萬分節省，務期粒粒收實效也。「國民軍」衣服補充不易，軍帽尤為難得，馮氏乃參考蘇俄練軍之軟帽式而自創灰布制之八角軟帽，帽前有青天白日圓章。馮氏令全軍須將帽往後一拉，青天白日高懸，頓呈壯觀，亦「國民軍」之特徵也。余初到時，馮親為我解釋此帽形狀及戴上方式而稱為「俠士帽」。 政治工作之最有效力者，厥為馮氏之講演。馮具有雄辯家之天資，講話聲音雄壯響亮，而能耐久，且莊諧並雜，手足頭面，一一表情，引人入勝。發言又深入淺出，饒有意義，人人易懂易記。對部屬講話是其每日工作之一重要部分，且為其治軍秘訣之一。以余觀之，「國民軍」政治工作舉行半年，雖資料、經濟、物資（印刷工具及紙墨等）之缺乏而發生困難，然成績優異，其全軍黨化之程度，大足以媲美南方之國民革命軍，則亦難能可貴矣。（按：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長鄧演達，後到河南謁馮氏，對西北軍政治工作人員之刻苦耐勞，成績突出，大為稱許。然此殆因環境關係使然，蓋馮在軍中工作者自然與全軍官兵一同吃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