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十一章　西北邊防督辦

（四四歲至四五歲，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下野入山 平情而論，馮氏等之「首都革命」雖可謂成功，而亦不免有失敗——可改言失望——之處。所成者，推翻賄選、打倒直系、驅除廢帝、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夫播傳革命思想於北方。此其犖犖大端。其失敗在於軍事、政治兩方面均未能徹底改革，如吳（佩孚）殘餘勢力猶在而遺患不淺，奉軍乘機入關為害益甚，皖系弄權致令大局紊亂，「國民軍」瓦解，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是也。其中扭轉局面之關鍵，端在馮氏之突然下野入山。以後全盤局勢急轉直下，幾至不可收拾矣。推究其失敗之根源則有由馮、胡、孫三人須自負其責者。[如孫率先自動推段（祺瑞）主政，是一子錯全盤皆錯，其後一錯再錯，馮氏亦深自怨自艾，見下文。]然亦有由客觀環境使然者。其間因果相承，一一可以考述。 初，當「國民軍」班師回京，打倒曹、吳之後，即推起義有功之黃郛組織「攝政內閣」，隨而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全局。在馮氏等初意，原欲邀請全國賢豪在孫先生領導之下，解決國內一切政治糾紛，以促成全國統一局面。至對於中央政府之計劃，則原有取消總統制，而采委員制之議。但當時在段祺瑞卵翼下之安福派陰謀家則極力破壞其進行。他們一方面擁護段為傀儡元首，一方面挑撥奉方與「國民軍」之惡感，使奉張出兵入關，而同時又暗中維持直系勢力於長江，以形成國、奉、直三角形勢。（蕭耀南之督鄂、吳之興師攻馮氏，是其後果。）猶記當時自段抵京就職後，《北京晨報》曾註銷一幅諷刺畫，上繪一頂高標「段執政」三字之軍帽，置於三根槍架（國、奉、直）之上，標題雲「一根不許動」！蓋他們陰謀即利用此三角勢力互相牽制之局面，以維持其畸形的政治生命也。（按：未幾，徐樹錚去國，曾有電致段，勸其必維持吳之勢力，即是此謀。） 馮氏自津回京後，段、張旋至，段就臨時執政職。馮氏即萌消極意態，七上辭呈，隨而宣布下野。首則在天津會議時，奉張驕傲暴戾，咄咄迫人，且對馮毒罵，視為降將。馮氏飽受其氣，殊為難堪。（此馮氏《日記》所未書者，後聞之可靠的來源。）次則以段令「國民軍」退出天津，奉軍入關，盡違前約。三則因吳率殘部南下，猶思一逞，興兵北指以馮軍為目標。四則最令馮氏傷感心痛者則以盟友胡、孫等以起義革命聯合始，然至是則汲汲於地盤權利之爭奪，尤欲與奉軍有敵對意，而且盟軍內部發生意見，已現裂痕，不大聽馮氏勸告與指揮。十一月底，當張作霖、張學良在京時，胡部將岳維峻、鄧寶珊二人，竟欲乘夜捕殺其父子以除後患，迫馮氏簽署命令。馮氏躊躇久之。初時已允，並令鹿鍾麟動員準備。但經三思後，終恐激起奉軍反動，演成混戰，有利於日人進占東三省，力勸其不可，苦心苦口，直至深夜三時，才將二人說服而罷手。（見《我的生活》頁五一七，另見劉汝明著頁五八。但謂系胡、孫二人親來請命。又據當時警衛居仁堂之旅長孫連仲以親見此事經過對李宗仁言，亦謂當時系由胡、孫二人力催馮氏下令，逮捕張父子，以驅奉軍出關，由胡草手令，孫持筆迫馮氏簽名，催促達旦；馮終以與奉結盟後一月不忍下此毒手，無論如何不肯簽名，乃罷雲。見黃旭初《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係》篇，載香港《春秋》月刊，黃著自訂匯編，未舉列日期及號數。但上據馮著謂胡斯時方在彰德接仗，反催岳、鄧赴援。似較可信。確鑿實情仍待考證。事後張父子似聞風聲，即離京回奉。） 對於馮氏之猶疑不決，終於不干，或有批評此為「宋襄之仁」「婦人之仁」。蓋以當時實情言，奉軍只有郭松齡一團隨張父子入京，駐城外，控制兩城門，另有一營任護衛。（據劉著謂李景林先帶兵來京布置。）馮軍兵力自然較優；果一動手，成事不難，至少可將其父子逮捕軟禁，要挾其電令奉方將領李景林、楊宇霆、姜登選、張作相、吳俊升、張宗昌等不得妄動，自然惟命是聽；日軍雖蠻橫無理，貪得無饜，但時機未熟，計劃未備，斷不敢驟然強占東三省；即段祺瑞那時亦成為無爪之蟹，不得不拱手聽命而讓黃郛繼續攝閣了。然而馮卻堅決不肯出此毒辣手段，抱持人不「由義」，我要「居仁」的道學家態度，豈非失計？所以後來自怨自艾，悔恨失去了千載一時之澄清軍政全局的大好機會。這決斷雖可見馮氏根本上「宅心仁厚」，雖自己吃虧受辱，坐令辛苦經營的「首都革命」功敗垂成，也不肯背盟而下此毒手。然我從全盤軍事局勢觀之，馮氏之不忍殺張或捕張，在其精密算盤的打算中，此舉必引致「國民軍」於失敗或消滅之惡果。何也？蓋以縱能控制奉軍或皖系，而吳佩孚尚擁有餘力，且可號召長江上下游之直系督軍聯合北攻，則斷非「國民軍」一、二、三軍所可抵抗者，非至全軍盡墨，無能恢復不可。故權其得失輕重，不如忍辱負重，靜心觀變，保存軍力於此時，徐圖發展於他日之為愈也。吾以全部權力及久遠利害為評論權衡，庶乎探得馮氏之深心、隱憂與遠見歟！ 當奉張在津大逞威風，施以壓迫之時，段私對馮氏念出古時某大臣曾因族人與鄰爭牆事所吟之詩以諷之，詩云：「兩姓相爭在一牆，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仍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分明勸馮退讓。在上述客觀環境與人事關係之下，馮氏為貫徹和平主張，避免再引起內戰計，決潔身引退，以為如此可不致與奉軍作火併之爭，又可去吳與兵之目標，復可維持本軍團結。遂於十二月廿四日髮長電與吳，痛陳利害，約其同時下野出洋。又通電全國，表明為和平而興師，為和平而下野，務使「軍不成閥，閥不代閥」之苦衷得以實現。廿五日，即將全軍軍權交張之江、李鳴鐘二人，而直接聽從政府指揮，飄然引去，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挽留者紛至沓來，甚至奉張亦派其子學良前來勸駕，均不聽，各方面函電交馳亦不復。 在山中，馮氏日讀《周易》。在靜中反想之際，乃恍然覺悟自己「才能不夠」，鑄成大錯，殆因誤解及迷信《易》經「『謙謙君子』的道理，徒以為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而不從事積極的、徹底的奮鬥以實現其政治理想。這是他第二步走錯的棋子。從此狂瀾日甚，更無可挽回矣。總而言之，馮、胡、孫等以軍人頭腦，軍事手段，造成「首都革命」，但缺乏政治意識，尤無政治才能，對於挺身力助的政治朋友，「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上引語統見《我的生活》頁五一八，自言）。所以一般上台擔負政治責任的諸公亦不能大行其道。結果，政治的失敗，慘將軍事的成功抵消了，而且因而引起以後軍事的失敗，以至整個大局愈趨混亂。 建設新西北 馮既入山，除奉張仍作假惺惺多方挽留外，段於此舉最感不安。旋接馮氏電取消「國民軍」組織及請裁撤「陸軍檢閱使」一職。段等更為著急，蓋明知馮氏一去，三角局面打破，非完全受制於奉方不可，而其政治生命危乎殆哉。故為維持均勢計，無論如何必不任其遠走高飛。於是，再三誠懇阻其出洋，並促其就任「西北邊防督辦」。（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內閣總理張紹曾任馮氏為「西北邊防督辦」，以無的款迄未就任，只於上次被迫出發熱河支取以前兩月經費十萬元以賄曹錕、李彥青而領得槍彈，並以馬福祥為「會辦」，而以李鳴鐘繼馬為熱河都統，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馮氏以天台山究離京甚近，賓客及挽留者太多，為避塵囂計，移居張家口，蓋張之江已赴察哈爾都統任也。閱一月，馮氏知無法出洋，責任未完，亟謀補救，遂於十四年三月在張家口就「西北邊防督辦」職。八月，甘督陸洪濤以病辭職，段又命馮氏兼任。馮氏仍留張家口，而委劉郁芬、蔣鴻遇二人赴甘代行。「國民軍」改稱「西北軍」蓋自此始。） 馮自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後，即不問北京政事，而致全力於西北之發展計劃，蓋其當時之「野心」端在「建設新西北」也。此時直接在馮軍勢力下之省區，除察、綏、甘三處外，京兆亦在內。前三區主官已見上文，京兆尹前為薛篤弼，後為劉驥，北京警衛司令則仍為鹿鍾麟。西苑、南苑以至張家口以外，均為馮軍駐防區。時，全軍已擴充至步兵十二師，另有騎兵二師、炮兵兩旅、衛隊一旅、交通兵一團，統稱西北陸軍（常稱「西北軍」）。以韓復榘、孫良誠、鄭金聲（由他軍改編）、石敬亭、石友三、馬鴻逵（改編）、譚慶林（改編）、唐之道（改編）、劉汝明、佟麟閣、蔣鴻遇、張維璽等分任步兵師長，張樹聲、孫連仲任騎兵師長，馮治安任衛隊旅長，馮安邦任交通團長。全軍總司令部設張家口，直接隸其麾下者，至十四年夏，新舊兵合算，已有十餘萬人矣。各軍分駐各區，對於剿匪工作，如舊率先辦理、治安成績甚優。此馮軍之一貫作風也。（按：其時，胡景翼之二軍已擴充至廿五萬人，孫岳之三軍則由五千人增至三萬人。兩者類皆收編吳佩孚之敗兵及土匪而來，戰鬥力弱，軍紀尤劣。胡、孫二人，初同在河南，一任軍務，一任政務，漸生磨擦。上見薛著頁一六一—一六二。） 馮氏到張垣之始，以衙署不敷用，首即從事建一「新村」。於郊外辟擴地數十畝，圍以土牆，以石碑建極簡樸之房屋數十幢，四圍栽花種樹。由其親自監工，工程均兵士為之，故取值極廉，每幢僅費材料千餘元耳。工程既竣，馮氏舉家遷於此。其官邸為七八尺高之泥屋數幢，與尋常工人住宅無異。發號施令之總司令部亦在新村內，宛然成為「新西北」之都城也。此新村亦即為「新西北」建設之模型。（按：余於民十四年八月初到張家口謁馮氏及演講，即寓於此新邸，時在馮處任宣教事之陳崇桂牧師任招待。陳嘗邀余前往講演。時，馮氏因徐謙先生之保薦，力邀余為其秘書。余以無意從事軍政，且未得燕大同意卻之。然余與馮氏之關係蓋自此始。） 馮氏既立志開發西北，生平之政治、社會及種種建設理想又得一實驗的機會。彼於練兵之餘，注全力於社會事業。茲將其在西北所興辦之新事業，略列舉下方： 一、貧民借本處　令貧民可借小本營生計，而不須納利。 二、男女戒菸所　西北全區厲行煙禁，力勸人民戒菸。 三、保嬰院　收養貧民嬰兒及私生子入院養育。 四、孤兒院　真正孤兒由五歲至十五歲受相當教育，學習工藝。 五、老人院　貧苦之老人及乞丐五十歲以上送入此處。或有殘廢者亦可入院。綏甘兩區亦興辦此事。北京某政治人員由包頭回，謂千餘里不見一乞丐，治績全國所無。 六、人民醫院　專為貧民而設，免費。 七、平民教育處　西北全區設立貧民識字學校，以八個月為期，教以千字課，成效甚佳。 八、車夫休息處　馮有一次半夜巡街，見人力車夫冷凍街頭，翌日即令蓋小房多處俾他們休息。 九、工人休息處　為俱樂部性質，內有沐浴、娛樂、閱書報等設備。 十、蒙民招待處　一向蒙古人往來無人招待，均在車站受苦。馮氏建大幕招待之。 十一、五族學院　在綏遠設此，為漢蒙人子弟施教育。 十二、小圖書館　為小孩設立。 十三、公園。 十四、修築馬路　以兵為工，全張垣遍築。 十五、娼妓教育所。 十六、修理河道　張垣每年向有水患，馮氏令兵掘河修橋，又建築一鐵橋，水患遂絕。 十七、基督教協進會　馮氏練兵向以基督教為精神訓練之主力。但一向毫無組織，只有中西牧師八九人幫忙宣道，而自己尤為熱心宣講，間或請外間中西教徒到軍中講演而已。至西北時，他覺有組織之必要，於是組織「西北基督教協進會」，以高級軍官佐卅五人為董事，張之江任主席，另聘幹事七人，陳崇桂牧師為總幹事。如浦化人、余心清、胡庭樟、杜庭修等皆幹事也。其計劃，軍中每千人立一牧師，萬人立一幹事。預算須有牧師一百人以上，然開辦後僅得五十人而已。又設「傳道學校」為訓練軍中牧師之預備，有學生六十餘人，浦化人為校長。另設一麵粉公司，以其贏餘充「協進會」全部傳教工作經費。自開辦後，基督教工作進行大有進展。 十八、婦女訓練班　由李德全夫人主辦，軍官佐眷屬入此補習。 十九、青年會　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為軍政人員娛樂、研道之所。 二十、誠潔旅館　馮氏鑒於由各處到訪之來賓甚多，而張垣旅館污穢，不堪招待，特建「誠潔」旅館一所專為招待之用，等於各國之「迎賓館」，但旅客均收費。是亦創舉也。 對外關係 馮氏雖未正式加入國民黨，而其宗旨精神早趨一致，故歷年自湘、鄂、豫、陝均與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要人使信往還。其「首都革命」一役之發動，亦得力於《建國大綱》。在攝閣時代，其所引用及付託政權之人物，除黃郛外，余如易培基、李書城、王正廷、李煜瀛、李烈鈞等均黨內之表表者。彼之歡迎孫先生北上，尤願以全力擁護之，便可以政治手段在國民黨領導下統一全國。不幸武力不足，政治失策，受迫於奉、直及安福等系，以致主張失敗，遂飄然引退，轉以發展西北為己任，相機而動。在西北時，亦因環境關係，未能正式加入國民黨，但實際上已開始黨化工作，而以三民主義訓練其部下。張敬堯被囚於張垣，馮氏即贈以《三民主義》而勸其細細圈讀。 而馮氏對於此書研究尤勤，不啻奉為第二《聖經》。 在張垣賓客中，國民黨要人來往之蹤跡尤多。其著者則有徐謙、孫科、孔祥熙、李煜瀛、吳敬恆、李烈鈞、鈕永建、李大釗等。黃郛仍常來。鈕氏任檢閱軍隊，其他諸人對軍事、政治均多方贊助。而與馮氏相交莫逆者，徐謙而外，以李烈鈞為最。方孫中山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留醫時，馮氏格於環境，未能躬身前往問候，乃托李氏代表前去，致送《聖經》一本，請其日日誦讀、祈禱。孫先生含淚答雲「『先者將為後，後者將為先』（耶穌語）。余自幼為基督徒，而馮則中年才信教，而其教徒生活比我先著」云云（見陳崇桂《馮傳》英文原著頁八七）。弦外之音，孫先生其有嘉許馮氏為「後起之秀」以完成其革命大事業歟！計李烈鈞對馮軍之最大貢獻，厥為介紹中日陸軍大學畢業、文武兼資（晚清秀才）之江西人曹浩森與馮氏。曹後任「西北軍」總參謀長，於國民革命一役，策劃軍事，數建大功。 馮氏得國民黨之助力尤深者，則為聯俄一事，此實由國民黨為之介紹者。是時，天津已落在奉軍之手。強敵當前，日謀消滅「西北軍」，而門戶封鎖，軍實與材料之運輸，殊無可能。馮氏為發展交通，在津訂購汽車亦為李景林所扣留，則其環境之惡劣可想而知。是時，國民黨採用聯俄容共策略，因時制宜，孫科、徐謙先生等遂介紹馮氏於蘇聯。馮氏乃派「外交處」處長唐悅良（粵中山人，哥倫比亞大學碩士，馮氏堂襟弟）與蘇俄代表鮑羅廷接洽。結果：馮氏得在蘇俄聘請軍事教官及購買槍械子彈等好處。而「西北軍」之軍實補充方得無虞。其所購之軍械，胥由外蒙古庫倫，用汽車運至張垣、綏遠。 因馮氏由蘇俄購買軍械及聘用俄人，而且因張垣密通外蒙，俄商不少，馮氏以俄肯放棄不平等條約而以平等待我，故表示友善態度。 關於馮氏向蘇俄購械事，均緊縮軍餉，備價買來，而並無任何喪失權利、貽辱國體的條件或密約。最確實的證明就是：後來（民十六年四月六日）張作霖派兵圍搜北京的蘇俄大使館，搜出無數重要文件，宣布於世。其中有些是關於馮氏與蘇俄之關係的。豈知這些文件不特不能證明馮氏曾訂立甚麼賣國辱國的條約，反而暴露蘇俄不大信任他，謂其非真正的革命者，因而不肯接濟其全部的需要之內幕。馮氏一向不知道為甚麼以前購槍一萬支只得一千，購彈百萬粒只得一萬。直至這些文件披露之後，乃知俄人之別有會心也。圍搜蘇俄使館一事，遂成為大滑稽——在北方苦悶黑暗污穢丑劣的軍政界中之大笑話——張作霖此舉反為其死敵表彰美德。（按：共產黨首領李大釗即於是時在俄使館被捕，其後被殺的。馮氏與蘇俄進一步的關係，下章詳述。） 一向馮氏對於外交方針有兩句原則：無事時以禮相待；有事時「據理力爭」。從前在常德、陝西等處當長官時，與外國人據理相爭之事已見前文。在張家口時，與外國人交涉亦一本此旨。其中經過有數事頗可表出其性格者。 一次，有幾個俄國人與美國人從包頭坐車到張垣。包頭駐軍非要檢查行李不許過去。俄人遵從無事，惟美國人不讓檢查，且大肆咆哮。駐軍不放行。兩方相持，沒有辦法。後來其事直達張家口，由馮氏自行處理。美國人告訴美領事，謂走遍中國多省，一向不受檢查。而今在此彈丸之地竟受此委屈，十分不服。美領事告以中國別的地方是睡覺了，惟有此境是睡醒的。馮督辦定下規則是不能變更的，非遵照檢查不可。美人沒法，只有照馮氏所言仍回包頭，把行李讓軍隊檢查一過方了事。 又一次，有一朋友介紹幾個日本人往謁馮氏，是從賜兒山來的。馮氏問賜兒山好不好，日人以荒唐之言答道：「好倒是好，可惜就是沒有樹。高麗在五十年前，也是同張家口的賜兒山一樣，一棵樹都沒有，但自隸屬日本之後，我們替他種樹。現在你去看，遍地都是樹了。」馮氏見其拿高麗地方來比擬中國，有辱國體，當下氣極了，即毫不客氣地回答：「你不要瞎說！你現在年紀還輕呢！你們日本五十年前同印度一樣。」這話當時傳譯人不敢翻，馮督促他只管照翻。那日人聽了非常不高興。內中有一日人懂中國語的，連忙道歉說，他的朋友說話太不斟酌。日人碰了釘子也垂頭喪氣地走了。（按：其時方在馮處任職之雷嘯岑——即「馬五先生」——曾引上述事為「馮氏的愛國心亦無可懷疑」之一證，見香港《大人》月刊廿三期《政海人物面面觀》，並指明日人來者有眾議員岩井。） 十四年（一九二五）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巡捕開槍轟殺學生、工人，釀成「五卅慘案」，全國憤激。而六月廿三日，廣州沙基英兵屠殺學生案繼起（即「沙基慘案」）。馮氏更為憤怒，通電主張對英宣戰。全國愛國運動得此有力的聲援，進行愈為勇猛。而馮氏被帝國主義者之忌恨亦愈深。他更發一長電致全世界基督徒，對於他們不肯仗義援助有微辭，謂「基督教以愛人扶弱為教旨，而對於此次英國人之屠殺吾國民眾，各教會及基督徒多噤若寒蟬。反對基督教者輒以傳教士來作偵探為攻擊之辭將無以自辯」。故「請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對於慘案，仗義執言，為基督教爭人格。興廢凌替，於此觀之矣。玉祥愛教心切，不禁沉痛道之」等語，後在包頭有美國牧師古約翰（John Goforth），久在軍中播道，為馮氏老友，前來謁見，開口猶是講基督教。馮氏即問以對於「五卅慘案」等屠殺事件有何觀感。古答屠殺固可慘，但英國人必須自衛，而此輩亂黨非殺死無以懲辦云云。馮氏聞而大為寒心，即不再與談。因此對於外國教士之觀感為之一變矣。當時主持正義之外國人亦有不少，惜馮所聞所見者，不足以代表之，故令其對於外國宣教士產生不良之印象也。 自「五卅慘案」發生後，北京教會所辦之男女五校學生，因參加愛國運動而受壓迫，退學者數百人，一時無處容納，輟學堪虞。學生全體公舉代表請余設法為助。（時余在燕京大學任教職。）余因與馮氏曾有一面之緣，乃偕諸人乘車赴張垣謁見求援，他雖於軍餉支絀之時，仍極表同情，即撥款萬元，在北京開設「今是學校」以容納全體愛國學生，並聘余為校長。其後續有捐款，余亦多方籌募，並解私囊以資維持。及余被迫離京南下參加革命，校務續由陳文駐、陳國梁、竇廣林等主持，垂六年之久，至初入校最低一級畢業高中，任務完成，乃告停辦。而畢業各大學蔚然成材者不可勝數。余之與馮氏結交蓋由於此。方創辦伊始，頑固的帝國主義者，咸目為赤化學生及製造赤化之機關也。 是年，美國西部某大學教授，率學生等來華觀光，至張垣謁馮氏。寒暄已畢，該教授即搬出美國人之習慣的客氣話——其實是自驕自大的話——發問：「你們中國希望我們美國幫助你們甚麼？」是時馮氏心裡對於「五卅慘案」之憤恨悲痛未消，滿肚子鬱抑，一聞此言，登時回答：「我們甚麼也不希望你們美國的幫助，我只希望你們先幫助你們自己，先把自己恢復到一個人類的國家，再說幫助人。因為你們美國人嘴裡說的甚麼公道正義，但是骨子裡一點公道正義都不講。英國人在中國屠殺中國民眾多次，而你們美國一句公道話也不出口。中國人自來是主張仁愛人道的；你們應該仿效中國人學點為人的道理，還有甚麼好處叫中國人學呢？你們美國人很富，我們中國人雖則是窮，但是愈窮骨頭愈硬。你們最好自己先幫助自己，不要以此自驕，自己先救出自己，再說幫助人的話。」我一位北京朋友張欽士（青年會幹事）陪著他們同去，替他們傳譯，當下也不敢照譯。經馮氏之督促，才敢一一照譯。他們聽了，當然不高興了。（按：此真實故事，是事後張君親為我詳述的。） 察區內，有某國人深入內地開一畜牧場養羊千頭。馮氏下令關閉牧場，沒收羊群。領事出面交涉。馮氏向其質問說：「你們在中國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但即使在種種『不平等條約』之中，哪一條是許你們深入內地畜牧的？」領事語塞而退。結果：全軍飽餐一頓鮮羊肉，而軍士們都得有一襲羊皮衣。後來與奉、直在雪地冰天中作戰而能耐奇寒，得力於此老羊皮軍衣不少焉。 奉軍侵入關內 奉張自得「國民軍」班師主和之力而打倒吳佩孚後，野心日熾一日，亟謀擴充地盤，伸張勢力於沿海及長江各省。以故，始則壓迫「國民軍」使不得發展，強以李景林繼王承斌督直，以楊宇霆繼齊燮元督蘇，以張宗昌繼鄭士琦督魯，以姜登選繼王揖唐督皖，並以邢士廉部進占淞滬。意猶未足，復藉口拱衛京師，進兵京畿。迫「國民軍」讓出通州、北苑、南苑之一部為奉軍駐紮地。向借三角均勢而維持其政治生活之段執政，對此雖不痛快，卻不敢置一辭，一任其橫行，唯唯諾諾，奉命惟謹而已。其時，馮氏仍注全力於新西北之建設，尤厭惡再事內爭，以故凡事降心忍讓，以維和平。不意奉張更藉口結束蘇、皖、魯軍事，再派大兵入關，潛行南下，意欲並浙江之孫傳芳而去之。孫知之，乃集中兵力於長興，準備抵抗。楊宇霆亦令邢部退扼蘇常。雙方戒備益嚴，戰機一觸即發，此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間事也。 馮氏於是時通電浙、奉，力為調停，卒無效果。孫傳芳五路向前猛進。楊知不敵，放棄江蘇北走。浙軍沿津浦線節節進逼，占據徐州。於是，浙、閩、蘇、皖、贛五省，皆為孫有，居然為「五省聯軍總司令」矣。其時，蟄伏岳州之吳佩孚，亦乘機躍起，前往漢口，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通電討奉，及痛罵段。然所可異者則語不及馮氏，蓋明知張、馮交惡，不欲令二人有複合之機，故集矢於奉張也。惟欲北上則見阻於河南之岳維峻（十四年四月十日，胡景翼死，岳繼任），欲東下則見阻於孫傳芳，故僅能盤桓於武漢而已。在北方，奉張隨而通電數吳、孫之罪，亦不及馮氏。但岳維峻則派李紀才攻魯，節節勝利。豫軍已過泰安而望見濟南矣，徒因內部不和致令功敗垂成，而全局軍事乃大受影響焉。 時，奉軍有郭松齡、闞朝璽、汲金純、張作相等數萬人屯關內，以作後援，又有魯（張宗昌）、直（李景林）軍準備應戰，其兵力實雄於孫。而其所以驟退者，則以南北戰線過長不易取勝，又以先約馮氏攻孫傳芳，而馮氏不允加入，乃懼「西北軍」將襲擊於後，以故，對孫軍先行退讓，而以全力壓迫馮氏，擬先行統一北方，再圖南進。於是占據三河，進迫北京。近畿一帶，形勢嚴重。馮氏為避免戰禍，下令所部退守南口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為宗旨。段祺瑞於十一月中下和平令，京漢路線責令馮、岳維持，津浦線責成奉張維持。令下，李景林將駐保定軍隊全數撤退，而舊「國民軍」二軍鄧寶珊部已北上，攻占保定。馮氏復派員前往調停戰事，不至擴大。然而奉張聯馮攻孫益急，迫其宣言。馮氏乃致張一親筆函，力數張前此驅逐同患難友人之不對，及用人行事之顛倒，對於宣言則堅決拒絕云：「我已決定，不論如何，不受逼迫而宣言。所謂與兄合作到底者，非為攘奪權利，非為排除異己，非為見新厭故，非為花天酒地，縱己之欲，乃為犧牲性命為國家、為人民也。如我兄認弟有合作之必要、有幫忙之必要，弟就來合作幫忙，否則惟有靜待繳械而已。」 這封強硬的復函，無異是接受奉張的挑戰書之表示。函發後，馮氏即準備交戰。奉方亦令李景林、郭松齡等進攻。於是乎奉軍與「西北軍」開仗乃為一不可免之事。 助郭倒張之役 在積極備戰時，馮氏幕下參謀人員紛紛準備作戰計劃。李烈鈞亦在軍中運籌帷幄。但馮氏於此戰機緊急之時，仍泰然處之，行若無事，對於各人所陳計劃俱不置可否，惟答以自有辦法，若智珠在握也者，人皆莫名其妙。迨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晴天霹靂一聲，奉軍大將郭松齡忽然通電舉義班師回奉。馮氏捻須而笑，眾始明其所謂「自有辦法」之辦法，蓋在極秘密之中，早已與郭締成反奉之協約，至是揭幕也。 初，十四年（一九二五）秋，日本有大操之典，奉方派郭松齡前往參觀，馮氏亦派韓復榘等東渡。旅次，郭、韓二人談話投機。郭受日本軍隊精神之感動，深不滿於奉張侵略黷武之行動，而對於其與日本訂立密約尤為反對。韓乘機與談國內戰爭都由張氏野心所致。郭乃表示對於內戰必不參加，並不再為張家做攘權奪利之工具，言下大有革命之意。其實，郭在奉軍中，以才高力厚，久遭楊宇霆等之嫉忌，屢受其壓抑，無法出頭。當奉直二次大戰後，奉張大將李景林、楊宇霆、姜登選、張宗昌等，均分茅裂土，各得肥美地盤，而郭謀得熱河都統亦被厄於楊宇霆，故仍屈居張學良下，遂恨楊刺骨。此其反奉之動機也。及歸，張令其統兵攻馮氏。郭稱病避入醫院。張疑之，電召其赴奉，三次均不應命。郭益不自安；乃潛至包頭謁馮氏。（時，已遷司令部於此，以示深入西北不與聞內戰之意。）郭舉其所見，願與「西北軍」合作，以維和平，且言已約李景林一致行動。馮氏自得韓復榘由日歸來之詳細報告，已悉郭有異志。且馮夫人又與郭夫人為舊同學，因而深知郭之為人，倜儻有大志，富於革命思想，而志行堅卓不群。馮氏見其主張適符合一己平素之宗旨，而且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不可再得，乃允一致行動，以兵力為後盾。當時並約以「母病癒已出院」數字為舉兵之暗號。郭即回津籌備一切。至十一月二十二號稱「東北國民軍」遂高舉義旗，發出要求張作霖下野之通電，並請誅楊宇霆，以張前後之黷武窮兵，皆楊之謀也。是故，此次異舉，事實上完全是奉軍內訌，而自始即由郭本人主動者。不過孤掌難鳴，故聯馮氏以求其助以一臂而已（參考劉著頁六一）。 郭為奉方大學系將領之中堅分子，極為張學良所信任，奉軍精銳如第二、第六兩旅均隸其麾下。十四年（一九二五）奉軍改編，又得擴充為數師，以其為張學良所信任之故，全部共約五萬人。奉軍軍械以郭部為最優良，而尤以重炮隊最得力，郭部實為奉軍精銳。今一旦反戈，奉軍大勢已去其半。郭通電後即舉兵立搗山海關，敗張作相守軍而進占綏中。廿五日，馮氏通電請張下野，並派宋哲元率部為郭援，進兵攻熱河以拊奉軍之背。段下令免闞朝璽熱河都督職而即以宋繼任。郭得其援，進攻益猛，不數日即進占新民屯，離瀋陽不遠。奉張大為震懾，準備退走，且將現金匯往外國去矣。 當郭舉義之時，馮氏對鹿鍾麟說了一句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馮、郭協議討奉，其謀不可謂不周而深；驟然看來，奉張萬無不倒之理。顧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和算慮之外者，即郭軍失敗一事是也。當郭起事時，以外交手段不靈，大遭日人之忌。所思者，假使素為彼國傀儡之張作霖果倒而郭氏繼任，則彼國曆年在三省所奪得之不正當權利，亦將搖動。遂進兵分布南滿鐵路一帶，且駐紮營口、瀋陽等處，以阻礙郭軍行動，甚至有加入奉軍作戰之舉。張得此外力之援助，遂得以將所有三省軍隊悉調赴前線作戰以作孤注之一擲。郭之軍事進行遂受絕大打擊。而且又因郭防範李景林在後方不穩，乃留魏益三所部于山海關，故不能集中全力於前方，亦為失策。 更有一不幸事發生，亦為郭軍之大打擊者，即李景林之背盟一事。李與馮本有一致行動之約。不意郭打出關後，李忽疑馮氏不利於己而將奪其直省地盤，乃背盟而積極向馮軍備戰，又在津製造種種謠言以誣馮軍。馮派重兵沿京奉路東進援郭，李疑為攻己軍亦不許假道，且有從後方襲郭軍之訊。馮氏頓覺局勢嚴重，不能坐視，立派張之江為攻津總司令，統大兵攻李軍，以打通援郭之路，而關內戰事又起矣。 李景林率六萬勁旅，並有英國人為助，作強頑的抵拒。開戰之始，張之江因兵力不厚，微失利。馮氏繼派李鳴鐘助戰，稍獲進展。宋哲元亦率所部由熱河至。馮氏乃將前線共編成十個混成旅，騎兵兩師，有重炮廿門，並以預備隊一師以為策應。最後，鹿鍾麟亦由北京趕至前方，獻全線總攻擊之策。張之江納之，遂於十二月廿二日下全線總攻擊令。李鳴鐘、宋哲元、孫連仲三將分路進攻，迭獲勝利。翌日，舊二軍之鄧寶珊部亦由南路唐官屯開到，夾攻楊柳青。舊三軍之徐永昌部亦在獨流、靜海擊李軍一部。同時，駐灤州之唐之道師，亦克塘沽、軍糧城。至是時，天津已在大包圍中。及北倉既定，李猶親自率兵進攻，北倉屢得屢失。至廿三日，李微服至穆家寨視察，見士兵已向天津西站潰退，知大勢已去，乃疾回督署。是日下午二時，李鳴鐘部占穆家寨。四時，有一部進至西車站。李景林聞之，遁入英租界，後逃往濟南依張宗昌。其殘部潰散，一部逃魯。廿四日，李、宋、孫、鄧、徐各部會師天津。既獲全勝，津路打通，馮氏乃嚴令所部整裝援郭。是役也，戰事之劇烈為北方內戰所僅見。「國民軍」反穿老羊皮由積雪盈尺之雪天冰地上匍匐而進，猛烈攻擊，傷亡極重，可見犧牲之大。然而所不幸者，天津完全克復之日，正是郭松齡敗亡之時。 先是，郭既至新民屯，距瀋陽僅數十里，奉方有日人為助，得以悉數赴戰線。郭既聞李景林背盟之訊，派魏益三赴山海關以固後防。其攻營口之軍，又為日兵所阻，不得驟來援。而郭軍內部復有參謀長鄒作華，暗行叛變，為奉軍內應，貽誤軍機。奉張又得其老弟兄吳俊升之生力軍為助，統騎兵精銳遠從黑龍江南下應戰，猛烈襲擊郭軍。十二月廿三、廿四兩日，雙方決戰於新民屯。郭不能支，全軍大敗。郭與其夫人韓淑秀改裝逃匿。均被虜，旋即遇害。山海關復入奉軍手。魏益三率部急退，得馮氏應援，急派佟麟閣旅前去換防，而改編魏部為「國民軍」第四軍，退駐石家莊。自郭敗死之訊傳來，馮氏之軍事計劃完全失敗，為之惋惜哀痛者累日。迨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成功後，馮氏向國民政府為郭請恤，復自為其鑄銅像以表揚其革命之功。郭松齡雖未成功，亦可以不死矣。 馮氏既克直省，即請「執政府」任命孫岳為直隸督辦兼省長而以鄧寶珊為軍務幫辦。不料此一著布置卻起內部小小裂痕。李鳴鐘因覬覦直省一席，竟與幾位軍官表示反對孫岳之任命。馮氣極了，即向部下表示辭職。李等當然不敢再有表示了。孫岳前於十四年（一九二五）八月被改任督陝，惟以陝西軍隊複雜，號令不統一，督辦勢力所及僅西安省城，因此憤而離陝，赴保定養疴。及是時天津克復，馮氏即保之督直，一則以酬庸報功，盡其私情公誼，二則藉以勉勵部下不爭地盤。此一著，馮氏確是冠冕堂皇的文章，但以孫軍能力薄弱，不堪作戰，卒至直魯進攻，無力抵禦，至有後來「國民軍」全局之失敗。說者恆謂馮氏以直隸給孫為非計，此或仍是「謙謙君子」退讓之風有以致之。然其中，馮氏老謀深算，別有會心，似乎有意仍賴第二軍在豫以御吳而另置孫之第三軍於直以御奉，如是作為緩衝，所以屏藩馮氏本軍未可知也。岳嘗有對「國民軍」之深刻的自我批評云：「一軍私，二軍貧，三軍散。」所謂「私」者得無指此？ 馮氏既勝李保孫，即嚴令所部退回原防北京、通州、灤州及熱、察、綏各地，又撥給李烈鈞精兵二千，使向山海關進發，暫任警備該地之責，並相機助魏益三部進攻奉天。是時，李景林殘部已紛紛退入魯境。李則由海道赴魯，聯合張宗昌以圖恢復。 殺徐樹錚 於此，合將是年杪北方發生的一件大事補述，即是徐樹錚被殺於廊房。先是，徐奉段祺瑞命赴歐任「考察專使」，曾與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訂定軍火借款協約。是年十二月下旬歸國，廿二日，抵北京。廿九日，又匆匆乘專車南下。卅日上午一時卅分，車到廊房，即有「國民軍」張之江派員率兵十餘人登車，拘捕樹錚，當即押赴車站附近槍斃。其隨員數人亦被拘禁，後省釋。此即郭松齡倒奉敗死後第六日之事也。事後，陸承武通電全國，聲明殺死徐樹錚係為父復仇。原來，其父陸建章前於民六年六月中，在天津被徐樹錚擅自殺斃於天津奉軍關內總司令部（張作霖任總司令，徐副之）時，馮氏駐防常德，位卑力薄，不能為其昭雪。此次徐照樣被殺，可謂「冤冤相報」。在當時北方軍政紊亂時期，全無法紀，曲直是非，難以評定。馮與陸為至親，且一身受其知遇、提拔、維護之深恩，如系其下令殺徐，即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稍雪憤恨。或謂其主因實系由徐與意國訂立軍火借款協議所致。至其由陸子承武通電，承認為父報仇，也是好題目。在當時無法無天、亂政亂命之局面下，其事不了自了。（在廊房被捕及旋被斃事，見徐《年譜》。與余以前所聞同。） 然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秋，徐子道鄰（卸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向重慶軍事委員會起訴馮玉祥殺父罪時，馮氏正任該會副委員長。軍法總監部奉命辦理此案。承辦人殊感棘手。卒以法律規定，殺人罪追訴權之消滅時效為二十年，此案固不超過，但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為暫行新刑律規定，追訴權之消滅時效，則為十五年。本案早已逾越，乃判決不受理，遂告終結。（見秦著，頁九七） 〔補註〕（一）第七章當馮氏任陝西督軍時，北京美使館武官史迪威（即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任蔣委員長參謀長者）由山西到西安助築公路，因得常見馮氏及馮軍。據其自述當時的觀感云：馮主陝政不能禁絕鴉片（按：即「寓禁於徵」），一因如一旦厲行禁絕，陝軍必起而反抗；次因他抽運煙土以大部供給吳佩孚而留其餘為本軍之用。（按：其後劉鎮華等運煙，不過潼關，轉由他路，以避重稅。）又謂常聽到馮軍歌唱基督教聖詩。遍地貼上戒除菸酒、誠實營商、孝敬父母、耕田、織布、讀書等格言。各商店亦有寫上的格言標出來。馮氏一兵每餐食前認識兩個字。軍官及妻子一律要上課學習讀書寫字。另開班訓練地方官吏、紳士、警察、衛生人員，以及建公路、興水利（灌田）等工作。他眼見馮軍兵士皆活潑壯健而其槍械皆潔淨的。（頁九八） 馮軍兵營中，每一房間均懸有一幅中國地圖（國恥圖也），以紅筆標明五十年來中國所失的國土——安南、高麗、台灣、旅順。另有陝西及中國其他各省地圖。兵士均比其他中國軍為潔淨，苦練攀槓，技術優妙。休息時則各讀基督教《聖經》。在課室則學讀書寫字，在工廠則學習各種技藝，如織布、做木工、製鞋、裁縫、打鐵等。又為馮氏及其參謀長解釋新式武器及其用法（前雲馮氏注意於兵術之談話多於築路。）（頁一〇〇—一〇一） 如果馮氏得不受干擾，長時期他可以實施管治（全省），掃除土匪，嚴禁鴉片運輸，而得有成功希望的。史迪威認為「只有馮氏一人表現出建立秩序與廉潔政府」，而今又要捲入內戰漩渦，而一任陝西退回舊時狀態。（頁一〇二） 上見B.W.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71.Macmillion。 （二）第九章《革命之醞釀》一節內言，吳佩孚在第三鎮時「偽為加入同盟會」及向統制告密出首同志，與入晉偵探事，統見蔣鴻遇：《國民軍二十年奮鬥史二集初稿》頁一二一—一二二。當時第三鎮統制是曹錕，非吳祿貞。以上兩點，承編者提出疑問及指正，謹致謝。另據章著《吳傳》（頁一二三—一三三），吳當時系第三鎮第一協統盧永祥部下炮兵第三標劉標統所轄的第一營管帶（營長，非團長）。劉標統等十餘人系革命黨人，與晉方已埋伏下的革命軍暗約一到娘子關後，即劫奪全協軍權。但火車剛過娘子關前一站的井陘，劉標統等悉被吳與張福來揮兵捕了去。革命計劃失敗，太原乃不守。曹錕面許升吳為炮兵三標標統，但未實現。由此可見蔣著是事出有因的，不過詳情仍待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