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九章　首都革命

（四三歲，一九二四） 革命之原因 曹錕以賄賂議員被選為總統，馮氏自始即不贊成（見上章），但其時格於勢力之孤單，不敢輕舉妄動，免蹈武穴主和之前轍。然而「首都革命」之決心則早已立定，不過乘機而發，謀定後動，務期一舉成功而已。及其成功後，譽之者許為革命，毀之者罵為倒戈，竟由是而得有「倒戈將軍」之惡名。經余費了許多時間與精神，施用歷史搜討方法，仔細研究，卒探得個中因果及真相，乃敢下斷論：所謂險詐倒戈全是先由敵人對他不起，蓄意害他，或因當局貪污腐化、窮凶極惡、誤國誤民、劣跡昭彰，故而令他為國為民，奮起革命以武力解決的。「首都革命」之役實為至好的例證。 自曹錕竊踞高位之後，荒淫無度，任用一班宵小僉壬，跋扈弄權，賄賂公行，無惡不作。當時北京政府之黑暗、貪污、淫穢、凶暴與腐化，實為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此余在北京時所親見者，茲不願細述，免污吾筆。）馮氏以「清教徒」的道德觀念與操行，兼有愛國愛民思想、革命精神，屈居於這一群城狐社鼠底下，而且同在北京，耳聞目睹執政諸人之臭穢惡行，實忍無可忍。尤為難堪者，甚至其本人也飽受了古今中外未曾聞之惡待遇——被上司敲詐巨款。緣曹政府購得意國舊軍械一批，經曹錕指定撥給馮軍一部分——槍二千支、炮十八門，及子彈幾百萬發。迨派人往領，數次均不得到手。後來有人私告他，非送大禮與上頭不行。他乃恍然大悟。當時已積極密謀大舉，急於補充軍實，不得不忍痛勉湊現款十萬元送入總統府。（見馮著《我的生活》卅一章頁四九五。這是曹的嬖人李彥青所開的價錢，每支槍六十元，另見劉著頁四八，雲一共交十二萬元。章君穀著《吳佩孚傳》頁四五二亦載有此事，但云：「硬敲了馮十萬元。」可見事實確鑿。）送了巨款之後，他還要說不少的好話。翌日，曹見了他，即歡歡喜喜地說：「煥章，您真是客氣，還要送禮來！」足證明曹錕收入私囊的了。於是，全部軍械即時領出。以部屬領軍械，亦須納賄於長官，真世界所未聞！腐化至此程度可謂極矣。而馮氏受氣憤恨之深亦可想而知矣。未幾，當其奉令出發熱河攻奉，曹發開拔費六十萬元，又為李彥青剋扣了三分之二——四十萬。派部下攻敵而竟扣軍餉大半，亦為世界未聞之黑暗事。欲馮氏之不「倒戈」其可得乎？是故推倒賄選、廓清政治，為「首都革命」之第一原因。（以上兩事，余前在馮軍中曾親自調查，聞之最高層幹部，系確鑿事實，曾於四十年前載所著《我所認識之馮玉祥及西北軍》篇中。） 吳佩孚久擁重兵於洛陽，權勢莫京，一切軍政大計均以吳為最後的裁可者，連曹錕亦聽其把持，實為「太上總統」。而吳則迷信武力統一政策，必使全國屈服於其旗下而後已。前此，已命楊森圖川，命常德勝、沈鴻英攻粵（按李著頁九八）。後者既失敗則復嗾使「國民黨」叛徒陳炯明背叛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而炮轟總統府，致使其出奔上海。吳復派孫傳芳入閩，驅逐李厚基，以為攻浙之準備，蓋是時浙江之盧永祥本為皖系分子，對曹、吳、直系早已表示反對矣。於是羽檄紛馳，天下騷然。秋間，忽而江浙戰起，全國又陷於內戰狀況中。推其禍始皆肇於驕傲頑固、剛愎自用的吳佩孚之迷信武力統一政策所致也。江浙之戰甫完，直奉之爭又起。吳更竭北洋全力以為其個人泄憤之工具。是故，反對直系之窮兵黷武而主張和平，又為「首都革命」之一大原因。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為世人所罕知者，即十三年（一九二四）馮氏之「苦迭達」 5 （即以暴烈手段推翻政府之謂），實出於自衛之不得已。馮氏自己雖不居於任何一派（屢見前文），惟對於直系，因以往與曹、吳歷史的關係，向來不特表示友善態度，而且屢予直系以積極的助力，如先則助閻相文之督陝，後又出關救吳於長辛店及鄭州。即直系人物亦承認當時若不得其救助，直系無以獲軍事上之勝利。惟吳則自馮氏督豫後即蓄意排擠之。及調駐南苑，又予以經濟壓迫使其極為難受（均詳上文）。二年以來，馮氏隱忍處之，不與計較，亦不抵抗也。及直奉之戰又起，吳強調令其出熱河應戰，實蓄有陰謀欲藉此以消滅馮軍（詳後段）。馮氏飽受冤氣，至是，更有進亦死、不進亦死之困難。為保全其十年來訓練之良好軍隊計，遂不得不起而反抗。故苟知其中內幕者，當以「首都革命」亦為馮氏自衛必要之舉焉。至其自衛，是否合理？是否可原諒？則當視乎其軍隊是否有異於北洋軍閥之兵及其後是否對於國家與人民果有貢獻以為斷。衡以後來馮氏對於「國民革命」之功績，則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作者按：章君穀著《吳佩孚傳》諛吳毀馮備至，但事實究是難瞞。該著者至終良心未泯尚肯講幾句公道話，謂吳氏之倒台實禍由自召云：「這次政變實是十一年奉直戰後的怨毒所積。吳佩孚在造成直系勢力稱霸全國後，於外面對各方反對派標示武力統一，欲悉數使之屈服，已造成無數怨毒，而使西南諸省及奉、浙有聯合反直的行動，而於內部對同系諸將更處置上回奉直戰爭中建立大功、未得適當的報酬（指馮氏），積怨相叢，乃成巨患。內部一旦積成勢力，與外面反對派相結合，於是外侮與鬩牆之禍俱來，而變局發生了。」（見該書下冊頁五六七）此分析雖並未言上文所述其他因素及詳情與真相，卻可證實吳自種其因，自食其果，於人何尤？） 革命之醞釀 當曹及其僉壬等胡鬧於北京及吳予智自雄稱霸於洛陽之時，全國反直運動進行日緊一日。浙江之盧永祥既自始即表示反直，且進一步而結合奉、粵兩方。於是粵、皖、奉三角同盟，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秋間成立。孫科、盧小嘉、張學良等，同在奉天會議（時人稱為「三公子會議」），訂立「三角同盟」，商定同時討直，馮氏知之，對於倒直之舉大表同情。是時，徐謙、黃郛時應約到馮軍講演，常商討革命大計，均以推倒曹、吳為第一要著，馮氏革命意志愈為堅決（見馮氏《自述》）。此「首都革命」運動之嚆矢也。 數年來徐謙更奔走聯絡，馮氏因而進一步與「國民黨」接近，先是，徐謙奉孫中山先生命屢次由粵北上說馮氏實行革命，期一舉克復首都。惟馮氏鑒於以往之失敗，雖默契於心，而一向以實力未充，孤立北方，不忍孤注一擲，不敢再事輕舉妄動，尤其不敢正式加入「國民黨」，庶免北洋軍閥之嫉視，而樹被敵攻擊之目標。在倒直運動醞釀初期，徐氏又來苦勸。時，馮氏仍不表示可否。一日，在南苑對官兵訓話，痛斥時政之非。徐亦在場，聞而激之曰：「徒託空言幹甚麼？」馮氏答稱謂：「凡舉大事必要謹慎，否則萬一失敗，而實力消滅，雖欲救國而不可得，因為我不像您，失敗便可一跑了事。而且縱推倒曹、吳，而治國之策將安出？苟不能優於他們，則是以暴易暴，那是我不乾的。」徐不悅而去。不久，徐又來，持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見馮氏，謂：「君前慮治國無善策，如今有了，好自為之！」其時，俄人鮑羅廷亦進言，以曹政府貪劣、污穢、橫暴，實為中外所竊笑，亟宜改建清廉政府以救中國。馮氏意志為之大振，但猶以兵力薄弱為慮，於是，又進一步為積極的準備。其中，策劃實際行動最早而且最力的是孫岳。 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十日，馮氏在南苑開「追悼陣亡官兵大會」。大名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長孫岳親來與會。孫為老同盟會會員，且為馮氏前在灤州起義時之老同志，平日交誼甚篤，過從亦密。及駐兵武穴時，更與其締結深交。孫在曹、吳旗下鬱郁不得志，蓋吳昔亦於清末在吳祿貞第三鎮任上尉參謀，偽加入「中國同盟會」，而將革命計劃私行告密，辛亥革命同志被害者不少。及閻錫山起義于山西，袁世凱派遣第三鎮協統盧永祥進攻娘子關，亦由吳冒充革命分子入晉偵察陣地虛實。盧乃得進占太原。（編者按：吳祿貞系第六鎮統制，第三鎮統制系曹錕，入山西時，曹錕不在，由協統盧永祥統率，吳佩孚已任標統（團長），既非參謀，當時亦無上尉階級，簡先生此處有誤，至於吳佩孚曾入同盟會並出賣同志，事未之前聞，想簡先生必有出處。）孫之革命歷史，吳素知之。其後，孫投入直軍，密謀北方革命事業，吳忌之尤甚。以故，荏苒多年，不得升遷，位仍不過旅長而已。孫之努力於「首都革命」，蓋有此個人背景在焉。 當時，馮氏邀孫到昭忠祠內草亭中暢談。途經陣亡官兵義墓。孫顧累累的墳冢曰：「民國成立，不過十多年，此地已躺下這許多犧牲戰士！」言下悽然嘆息。馮曰：「此皆忠義好漢。他們為國家人民犧牲了性命，倒還落得一個『忠』字，也算得千古不朽了。」當下，與孫促膝暢談，乘機激他說：「設使地下果有閻羅王，見諸死者至而問之，志士們將何辭以對？」孫答：「為國而死。」馮氏笑問：「孫二哥，將來您死之後，人家用甚麼字來表揚您呢？」孫為人耿直爽快，憤激答道：「不用說，他們自然叫我做『軍閥走狗』。」馮氏再進一步激他說：「您說這話，羞也不羞？您統兵數千，鎮守一方，怎麼甘願做人家『走狗』？」孫發怒了，悻悻而言：「豈但我這帶兵幾千的為然？即帶三四萬的人不也是做人家『走狗』嗎？您真是『躬自薄而厚責於人』者。我只有兵一旅，您帶兵數萬，尚且坐視豺狼當道，病國害民，而一無動作，徒責我甚麼？」馮氏見激將已成功，乃剖心布腹正色對他說：「您不要罵人！方今國賊亂政，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痛恨的。我現在雖有三四萬人，然處此境地，力量單薄，一切均不由自主。故一直未莽撞下手。但早晚有一天必要宰死這些混賬東西以快我心。往年，灤州革命之志（當時，孫亦參加是役），固十餘年如一日也。」孫說：「如果您真有此決心，我必以全力為助。能幫助您幾萬人，大家合力來干他一下。」當時兩人在草亭密約舉事，尚慮力薄，孫並允去說動胡景翼加入。原來孫與胡二人均老同盟會員，平素極相得。孫曾對馮氏言，胡非常敬佩馮氏，至稱之為「頂天立地的漢子」（劉著頁四九）。故馮氏即贊成聯胡，由孫擔任邀其加盟焉。（按：此段談話，《我的生活》頁四八九—四九一述辭較詳。上文引自《自傳》及馮氏親口對著者所言，見《逸經》十六期「璧樹」篇，言簡而意同。《自傳》附有二人在亭中密議之照片。） 先是，胡在豫受張福來之愚弄而有「三角同盟」以排馮氏之舉。及馮去張繼，胡絲毫不得張之接濟，乃深恨為張所賣。而吳蓄意排除異己，時欲收編胡軍。胡覺之，岌岌不能自保，乃思念馮氏從前相待之厚，時來南苑見之。由是兩人訂交益深。及孫知胡恨吳刺骨，乃往說其倒直。胡毫不猶疑，立即加入，先派心腹部將岳維峻北上晤馮氏，談及直系禍國殃民事，至聲淚俱下，乃與訂盟約。其後，胡復親來面議，更預定將來成功後必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自此馮、胡、孫三人團結日固，一致進行。日後「國民軍」之成立，實胚胎於此時矣。 其時，粵、奉、皖「三角同盟」成立，浙盧既首先通電反對賄選，並在杭州召集會議，亟謀大舉。而奉張自十一年（一九二二）敗於直軍，退出關外後，日事整軍經武以求報復。至是時，派郭瀛洲來見馮氏，燕談間，馮氏向其作泛泛的表示，「苟能利國福民，而弭國內無意義的鬥爭，願與海內賢豪一致進行」云云。（見李著頁九九，及蔣著頁一二一。按：郭之來系由前為馮氏施洗禮之牧師劉芳作介紹人。其必須由馮氏親信人之介紹，可見系張、馮二人之初次接洽，以前並無一些聯繫。）去年在豫時，徐謙早已代表「國民黨」致電馮氏，為奉方勸其加入倒直運動，張即助以軍餉，惟馮氏力卻。至此時雙方始有直接聯絡，然仍未成立具體的協議，更談不到交換條件也。 溯自去年十月曹錕賄選總統實現後，孫中山先生在粵即以「大元帥」名義及地位下令討伐。隨而聯絡各方一致聲討曹、吳。夏秋間又命孔祥熙攜其親書之《建國大綱》往馮處聯絡，對馮氏感召尤力。（按：此大概是繼徐謙之後。事見《我的生活》頁四八六，未言時日。另見孫科：《廣州市政憶述》，載台灣《廣東文獻季刊》一卷三期頁八，系此事於其赴奉天會議之前。其後，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孔再晤馮氏於南口，取回此手書本，雲系孫先生前為宋慶齡女士所書而暫借用者。）至是年秋，粵、奉、盧（皖系），三方既成立「三角同盟」共事討伐直系，故馮氏此舉自始即是響應孫中山先生之感召，遵令行事，無異加入團體，成為「四角同盟」，共同奉孫先生為全國主政元首。如其成功，則吾國軍政混亂，派系鬥爭之惡狀態，當能統一改革，另有新局面，而中華民國建國歷史必完全異於以後之發展了。此舉亦為粵方「國民黨」與孫先生期待已久、早由徐謙屢次代表北上努力運動者。至是，馮氏加盟倒直之志更堅，積極進行益力焉。（按孫科：《八十述略》，自敘其於是時奉孫先生命赴奉天與張作霖「達成協議」，直奉開戰時，仍在是處。可見奉張先時確係擁護孫先生後且去電歡迎之者，見頁一一。「首都革命」後，乃見異思遷，轉而背孫先生、寒前盟，擁段排馮。） 至於蟄居天津之段祺瑞，對於直系亦有一箭之仇、切膚之痛，經令接近皖系之魯督鄭士琦，及晉督閻錫山聯成一氣，加入倒直運動。馮乃派參議劉之龍（子云）往各處接洽。至是，反直運動完全成熟，內而馮、胡、孫之三人團體團結極固，外而各省倒直勢力已結成，大舉倒直運動觸機即發。惟暴戾恣睢之吳佩孚尚在夢中，一意孤行，慘殺勞工，荼毒生民，不知「倒台」之將至也。（章君榖著《吳佩孚傳》下冊頁五七八，謂段祺瑞為張、馮間聯絡人，由張賄馮十五萬元云云，實無其事。事實上，馮、胡、孫等進行定計後乃與張聯絡。） 直奉之戰 十三年（一九二四）八月下旬，浙盧與蘇齊正式決裂，九月三日開戰。奉張本與盧約，同時舉兵。東南既發難，張即於九月十五日致通牒電報與曹錕（即「哀的美敦書」）。曹不答，於是張立即調兵遣將，積極動員。張自任總司令，派姜登選、李景林、吳俊升、張學良、張作相、許蘭洲等為六路司令，兵力共計廿余萬人，另有海軍巡洋艦二艘及航機三隊，同時攻直。 曹錕急召吳。吳於九月十七月抵京（見馮氏《自述》），即堅主用兵對抗，以全力對奉。曹從之，於十八日下討伐令，任吳為討逆總司令，王承斌副之，並派彭壽莘任第一軍總司令，王維城、董政國副之。第一軍又分三路：即以彭、王、董三人分任司令，各統直軍精銳出關進攻。王懷慶任第二軍總司令，米振標副之，並以劉富有、龔治漢為前敵總指揮，統「老毅軍」攻熱河。繼而復擅委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而以張之江、李鳴鐘分任一、二兩路司令，出古北口以策應王懷慶之第二軍。此外，又有十路援軍，以張福來任援軍總司令，曹瑛、胡景翼、張席珍、楊清臣、靳雲鶚、閻治堂、張治功、李治雲、潘鴻鈞、譚慶林，各領一路。又有後方籌備總司令名義，直省為王承斌，魯省為熊炳琦，豫省為李清臣，京兆為劉夢庚。海軍則以杜錫珪為總司令，溫樹德副之。又以鄭士琦為直魯海疆防禦總司令，遲雲鵬為直魯防禦總指揮，趙玉珂為京畿警備總司令，敖景文為航空司令。計直軍全部約共廿余萬，與奉軍相埒。其作戰計劃，則照奉軍行動布置，以彭軍任榆關方面，王軍任朝陽方面，而以馮軍任赤魯方面。雙方備戰，可稱勢均力敵。 當時雙方戰略：直方對榆關取攻勢，熱河方面則取守勢，而奉軍則反是。開戰未幾，奉軍進占開魯、朝陽。山海關方面則兩軍相對作殊死戰，極為激烈。九門口一役，直軍敗績。其時，吳尚在北京，原擬居此坐鎮。及榆關戰事危急，乃於九月下旬赴灤州。旋以山海關失守，旅長馮玉榮死之，即親至前方督戰。直軍雖屢次猛攻，俱不得利。援軍如張治功等開赴前方參戰，亦為奉軍擊退。至吳之十五、廿三、廿四等師，苦戰不肯輕退，故損失尤大。計開戰一月，雙方死者以萬計，而鄂、豫、直、京兆各區徵調之繁難、拉夫之擾民，與戰地之損失、人民之苦痛，尚有不堪言者。（謠傳馮氏之「首都革命」暗中得日人之助，不確。見下章附錄。） 置之死地 馮氏對於曹、吳之主戰，自始即極不贊成，曾面諫曹數次，均無效。又曾親書一長函與吳，勸其勿因逞意氣而以國家人民為犧牲。不料吳將原函退回，於封套上大書「少說話」三大字，馮氏之氣悶可想。及戰事爆發，吳強委其為第三軍總司令，迫令開赴熱河。在表面看來，此一路道遠地險，防守不易，非勁旅不足應付，委馮氏前去，表面上是極端借重。而其實骨子裡，則此正是吳「借刀殺人」之陰謀也。蓋此處既無舟車運輸之利，大軍愈前進愈危險。而吳於軍餉、糧秣、子彈、服裝（塞外禦寒，皮衣尤要）之供給，一無所備。馮氏屢次請發經費，均無所得。吳且批示「就地征取，戰後償還」等空洞語。一次，親往面見吳，言籌軍費事，吳答以：「我要為您開一銀行嗎？我們都是要就地征取的。」其時，秋盡冬來，塞外天氣已是嚴凍之候，馮軍全部冬衣未備（奉軍則每人皆穿數寸厚的老羊皮軍服），又無子彈補充，驅此無食無衣之大軍以赴荒漠奇冷之區域，何異送死？但此正是吳之深意——能勝奉軍固佳；不能勝而為奉軍消滅亦「正合孤意」。（章著《吳傳》下冊頁五六三載吳佩孚言，馮出發前曾給予十五萬元，實無其事。） 不特此也，吳更有毒計準備害馮氏。在出發之前，早已留下錦囊，預囑孫岳、胡景翼二人暗行監視馮軍，謂如其一有越軌行動，即許二人便宜行事，就地解決云云。吳又以鞏縣兵工廠所制之機關槍五十架撥給胡，囑曰：「您拿這五十挺去打張作霖。打完了，留起來，還有用處。」「醉翁之意」固明明在馮軍。不知胡、孫與馮氏早結生死之交；此時，三人久已訂立「首都革命」之密約，吳氏消滅馮軍之用意及露骨的說話，孫、胡俱一五一十地告訴馮氏。三人惟有相視大笑而已。 馮氏既深知吳平日疑忌之心，又洞悉此次欲「置之死地」之意，曾向曹辭軍職。經曹極力慰留，不得已勉強為籌備出發。他以勸和不聽，辭職又不許，後有壓力，前惟死路，如何打出生路？計惟有藉此機會實行其「首都革命」之計劃而已。故其籌備出發，即是籌備革命軍事運動也。 馮氏此次革命之全局布置第一重要點，乃在委派留京主持後方之重要人物。智勇沉毅之蔣鴻遇至足勝任，乃奉命為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一切事宜。如此，明則全軍出發，而暗則留下精兵一營歸蔣指揮以作內應。此營只有一連留駐旃檀寺，其餘則秘密分駐京外各處，用時始行集合。出發時，由京兆尹劉夢庚代征大車千餘輛，又同綏遠都統馬福祥借用駱駝三千，以資平地及山路之運輸。此外，又分派劉治洲、鄧萃英、劉之龍、張樹聲等分任秘密使命，聯絡各方，或偵察軍政情形。 籌劃既成熟，馮軍即於九月廿一日開始出發。其先後次序：第一，張之江部；第二，宋哲元部；第三，劉郁芬部；第四，馮氏自率李鳴鐘部；第五，鹿鍾麟部。廿四日開拔完畢，馮氏進駐密雲。是時，朝陽已為奉軍所占，王懷慶急調米振標全部及中央第四混成旅至凌源御之。至開魯方面，奉軍亦進至赤峰，馮氏派譚慶林馳往，即行恢復。時，張之江部已至承德，探悉奉軍謀以別動隊襲承德，立行停止東進，而派兵數路迎擊。在黑城一帶激戰一日，奉軍敗退，即停兵於此。 馮氏督同全軍出發，前鋒至灤平時，他已到了密雲了。從懷柔過張家口時，段祺瑞忽派賈德耀（焜亭，原為馮氏之舊袍澤）送來親筆函，大意表示不贊成內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其有所自處。（按：此函大致與下章所錄黃郛函同其語調，且似同時發出，當然未知馮等革命大計。）接著張樹聲、劉砥泉（大概即劉之龍，字子云，想誤記字音）又介紹一位奉張代表馬某前來，說張作霖殊不願與馮氏為敵，只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馮氏當即告以革命大計云：「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當下，他拿著孫先生的《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並言：「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們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馮氏又鄭重其事，重複申說：「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別的卻不必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布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當晚，他們回去。（上見《我的生活》卅章頁五〇二）張、馮盟約，至是成立，此無異正式加入倒直陣線，成為粵、奉、皖、馮之「四角同盟」。一直擁護孫中山先生為主持國事之領袖，是則馮氏「首都革命」最初定立之宗旨也。（奉張先擁護孫先生後迎其北上，見上文孫科《八十述略》，與此印證可知確實。） 塞外早寒，而馮軍兵尚衣單，叫苦之聲遍全軍。加以沿途人煙已稀少，大軍所過，百姓逃避一空，糧秣難籌。吳曾派一籌糧專員隨軍令地方官就地徵發。馮氏見所得米、面、雞蛋，皆強取諸窮苦民間者，不忍卒食，謂帶兵廿年，未嘗妄取人民一草一木；今強奪民食，寧餓不為，乃令軍需官照價發給，而軍食問題愈為困難，愈進一步則死路愈近一步矣。會吳在榆關數戰不利，即電催二、三兩軍向奉方猛攻，以圖牽制。復派王承斌以「督戰司令」名義率憲兵兩連，乘汽車直抵灤平，藉以監視馮氏行動。又派車慶雲、陳德修等，為「前敵執法官」赴灤督師。然而王承斌雖屬直系，但因吳專橫太甚，曾受其壓迫，早表不滿，而孫岳亦曾向其運動加入同盟，已表同意。王又言吳曾許以戰勝後任為「東三省巡閱使」。其後，王與馮晤談乃知吳亦照樣許馮氏以為攻奉之餌。吳之權術戳穿了，彼此相笑（劉著頁五二）。即在開戰之前，吳明升王為副司令，又予以直隸省長，而實則並其二十三師兵權亦為剝奪，王尤為不懌，是故早已對馮、孫表示同情，班師之舉，一切進行，無不默契於心，此時奉吳命到灤平，亦不過敷衍一下而已。但坦白聲明，願守中立，不向吳告密，亦不肯背吳為助（見馮氏《自述》）。此則「士各有志」，不能相強者。然即此態度，已於「首都革命」之役有消極的貢獻矣。 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時，馮氏已由古北口到熱河之灤平，距承德不遠。其饑寒交迫之大軍，陷於前後受壓迫之死亡谷中，真是困難萬分，危險萬分，軍心憤激，達至極點，可稱為「哀兵」。馮氏知士氣可用，即召集張之江、李鳴鐘、劉驥、鹿鍾麟、宋哲元等全體高級軍官，以及各處的代表（如胡景翼、孫岳的，甚至兼有奉張留下的，見《我的生活》頁五〇三），開決戰大會議。他宣布本軍所處之艱難地位與危險情勢，及吳佩孚藉此同時消滅奉軍與本軍之毒計。繼而發問：「以十餘年之精神能力，建成為救國救民之軍隊（即指本軍），今肯為吳一人及曹之腐敗政府作犧牲嗎？這是你們生死關頭的大問題。」他們決議，如此死法，死得不值；務要從九死中打出一條生路，於是乎班師回京之議，全體一致決定。「首都革命」之舉，本由馮氏個人主動及策劃，秘密運動已久，惟部下軍官，向來服從命令，至是時始由全體議決，一致行動焉。此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事也。（前派往聯絡段氏之代表劉之龍適於是日回到馮處，見馮氏《日記》。據《我的生活》，此會議已先決，全部革命軍為「國民軍」，以示擁護「三民主義」及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並與「國民黨」一致，見頁五〇三。） 是時，胡景翼所部開抵通縣待命。吳令其由喜峰口進軍熱河，援應王懷慶軍。馮氏命劉治洲與胡籌商緩進以觀變，胡深然之，並派部將鄧瑜（寶珊）赴灤平謁馮氏，故十九日之會議鄧亦列席。會畢，鄧即電告胡準備一致行動。在北京方面，吳既赴前方，馮氏先曾向曹錕保薦孫岳任北京「警備副司令」，由其幹部徐永昌步兵一團駐守各城門。後來，孫向馮氏取笑道：「您特意把我弄來給您開城門，是不是？」彼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至於天津段祺瑞方面，馮亦派劉之龍接洽妥當，故晉閻、魯鄭均無問題。海軍杜錫珪雖屬直系人物，亦厭惡吳氏之行為，經鄧萃英（芝園，閩人，與杜同鄉）之接洽，也加入運動。至於奉天方面，則自十九日全軍決定班師後，馮即派張樹聲步行赴奉聯絡，相約停戰救國。時，奉方亦派員密來通款，望熱河方面軍事行動，雙方緩進。馮氏以適符班師計劃，即許之。此各方聯絡之情形也。（按：灤平距奉天甚遠。張大約步行至承德轉乘汽車前往。） 根據薛著《馮傳》之考證，馮氏班師回京之舉，並不是吳倒台之主因。雖其有重大的影響，而吳在榆關大敗之根本因素，乃在馮軍與奉軍在熱河停戰，致迫令吳派三師兵力西向。這三師未到達戰地時，北京變局已發生了，於是要迫降於奉軍。而且熱河西路奉軍李景林，一知馮軍不戰，即遣大部軍力東趨榆關。直軍削弱而奉軍增強，不俟馮軍之「倒戈」相向已一敗塗地矣。這是奉直之戰最後一仗奉方大勝之決定性的主因。最後，北京之變局消息對於前線吳軍發生最惡的影響（見頁一三五之三五附註）。這是很客觀的和很確鑿的分析。 至馮軍內部籌備情形，尚有可記者。在出發前，馮密令蔣鴻遇派員往河南招新兵萬人，陸續運京，即編成三個補充旅，以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任旅長，分駐南北苑，故班師時，在京兵力亦甚雄厚。至十月初旬，馮召蔣鴻遇至密雲軍次，告以班師回京倡導和平之意志。蔣答以宜慎重其事，謂吳尚有第三師兩部駐豐臺、長辛店兩地，若欲避免近畿戰事，必俟該部全開前方乃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馮氏遂令其回京積極進行籌備，秘密進行，如積屯糧秣、盡驅運輸駱駝於安定門外、計賺安定門城門防務、密查城內外之電報電話線路、繪製詳圖以備臨時需用等軍事布置均極周密妥當。而蔣從容鎮靜，且每日到軍事處照常辦公，一如平時。 十九日——正馮氏與高級軍官等議決班師之日——北京軍事處接到前方緊急戰報，當將第三師全部開赴前線。（據劉著頁五二，吳留張福來之三部於北京一帶以防馮軍，因前方緊急，乃盡調前方。由劉汝明化裝親到豐臺調查，回報蔣鴻遇。）蔣鴻遇立以密電告之馮氏。乃於廿一日下令班師。令最後隊伍鹿鍾麟部兼程回京主持一切，會同張維璽、孫良誠兩旅先抵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合入城。又令李鳴鐘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之交通。時，胡景翼停兵喜峰口等處，馮氏電約其同時南旋，占據灤州、軍糧城一帶，以截斷京漢線直軍之聯絡，並防止吳率兵西向。已抵承德之張之江、宋哲元等旅，亦令其即日回師。熱河都統米振標處，經派員聯絡成功，願取一致行動。調度既畢，馮氏自己親率劉郁芬部直指北京。馮氏前於出發時，故遲遲其行，沿途令軍士修築汽車路，並預備汽車多輛。故去時行期一月，及其回師也，僅四日耳。 在北京方面，先於二十日晚間蔣已接馮氏動員班師之電，即下令司令部留守人員，非有命令一概不許外出，以防泄露消息，二十一日，蔣仍到軍事處照常辦公，且請曹錕發給南、北苑新兵槍支。廿二日清晨，蔣預派張俊聲率兵一營，準備斷絕城內交通，並預備大車、麻袋等物堵塞總統府前，為萬一巷戰之準備。又分派便衣隊破壞京奉、京漢鐵路交通。部署既定，蔣於下午至北苑整頓所部第三旅，而鹿、孫、張亦於是晚趕至。會商既畢，三人即於是晚八時開始由北苑出發，夜十二時抵安定門。事前，由孫岳部徐永昌手接收各城門防務。布置既妥，於是銜枚直入，雞犬不驚。城門預伏之兵，同時並起，照預頒命令行事。 大軍入城後，鹿部在總統府四周警戒，並禁止行人通過各大道。蔣部在前門外，孫良誠在北城，張維璽在南城，分任警戒。同時，總統府衛隊及曹士傑部，皆解除武裝，給餉遣散。最痛快者，則萬惡之李彥青於是夜被捕。王克敏原亦為馮氏所必要逮捕者，但被其遁去。其餘罪魁多人，亦多逃匿。大軍進京，全城人民毫無知覺，即曹錕與政府要人均在夢中，盡被軟禁於北海團城。二十三日清晨，全城人民起來，忽見臂纏紅布圓白章上書「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之馮軍，遍布通街要道，口唱「基督雄師進前」調之軍歌，及得讀遍貼全城之馮氏班師主和之布告，然後知「老馮」回來了。（按：布告全文見李著《國民軍史稿》頁一四—一五。余當時在京親見以上情狀。上述臂章字樣系原文，見《自傳》第八章之五。他書有以「誓死救國」四字在前者誤。） 「國民軍」之組織及通電 馮氏本人於廿四日抵北苑，胡景翼、孫岳二人旋亦來會。即日，三人與各高級人員，如王芝祥、劉驥、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張璧、何遂等開會議（見李著頁一一六），全體決議，正式組織「國民軍聯軍」，公推馮氏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任副司令兼二、三軍軍長。總司令部設於小旃檀寺。（章著《吳傳》下冊頁五六八謂此次會議組織「國民軍」推段祺瑞為元帥，絕無其事。劉汝明亦誤記。） 軍事組織既完成，即由馮氏領銜與胡、孫、米（振標）及全軍師、旅長等具名發出倡導和平、救民救國與組織「國民軍」之通電，致全國南北軍政領袖。全文錄後： 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不幸吾國自民九以還，無名之師屢起。抗爭愈烈，元氣愈傷。執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乃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於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並作一時。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休戰之主張。爰於十月二十三日，決意回兵，並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將為國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禍國，好戰而殃民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現在全軍已悉抵京。首善之區，各友邦使節所在，地方秩序，最為重要，自當負責維持。而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所謂「多難興邦」，或即在是。臨電翹企，佇候教言。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米振標、岳維峻、田玉潔、鄧寶珊、李紀才、李雲龍、馮震東、曹世英、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鹿鍾麟、蔣鴻遇、孫連仲同叩漾（廿三）印。（上文錄自《自傳》，前銜作「各報館鑒」。文末各人銜略。） 考此電文之原稿系出黃郛手筆。馮、黃二人的密切關係如何，我一向不大了了。至最近得讀黃郛夫人之《亦云回憶》，始得明了其蘭因絮果。茲概括略述之。初，黃在賄選總統曹錕之內閣任教育總長。其人格操守、學識才能，最為馮氏所敬重。因請其每兩星期到南苑「陸軍檢閱使」署對自己及營長以上官佐講演一次。黃亦對馮氏特別認為是「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期為「他日方面之才」，故每次必依時到講，雖病不辭，由是互相結合，交情日深，漸談及革命大計（見上文）。據劉汝明述：「一天黃先生和馮氏說：『煥章兄，您參加過辛亥灤州起義，是革命的前驅者。現在國事危急，當國者懵懵不醒，如非徹底改造，難期挽救。您應該繼續努力，以竟辛亥未竟之功。』」（見《回憶錄》頁四八）這番動人的話對於馮氏當然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至秋間，馮、胡、孫聯盟舉義後，奉直戰事開始時，馮氏「首都革命」之舉已智珠在握。乃特別邀黃到私宅密談。談到深處，漸漸具體，擬以一支精兵倡議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馮氏又告以與胡、孫兩軍合作之事。大概此時馮氏心中已認定黃氏為將來「首都革命」後，可以在政治方面交其負責之人了。 在奉直開戰時，顏惠慶新內閣成立，黃復被邀續任教育總長，則堅辭。經馮氏力勸，始就職。蓋其深謀遠慮，黃「在內閣消息靈通，通電訊亦較便」故也。換言之，此即馮氏「首都革命」中下了一棋子，借重其為政治內應及最高密探。故於出發熱河之前，留下一本「成密」電碼與黃，並指定其僚幕一人（似是劉之龍）為雙方聯絡、互相通訊之中間人。故馮氏於北京政治及直方軍事行動，得以詳悉無遺，進行順利。 馮氏於出發前一天曾造訪內閣總理顏惠慶，原想把即要實現的計劃與他談談，有意邀他加入陣線。但顏是一個職業外交家，辭令狡猾叵測，態度模稜兩可，談了兩句鍾，他說話總是無關痛癢，不著邊際。馮氏不得要領，怏怏而去。本欲並訪王正廷的，但恐他也答以外交辭令，所以索性連他也不去見（上見馮著《我的生活》頁五〇〇）。結果：京中政要只有黃郛一人與其有堅定的、具體的聯繫。 十月十九日，馮軍既在灤平決定起義，全軍班師，預計廿三日，前鋒可到達。乃密約黃氏先一日到密雲縣高麗營相晤，會商大計。廿二日，黃上午仍照常到教育部辦公。午後，託詞乘汽車出門，轉坐他車，秘密急向北駛。中途車機損壞，屢次修理，耽誤不少時間，直至半夜始到高麗營，時已絕食十小時矣。（此據《亦云回憶》，當可信，但馮氏《自述》作廿一日夜間來，想錯記，或我筆誤。） 馮氏聞其已至，由行軍暫住之帳篷倒屣出迎。既告以班師計劃，順利進行，即示以所預擬之文告通電。黃「看後，表示異議。原稿僅將內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錕仍稱總統」。即率直進言：「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了。」馮氏然之，請另擬電稿，但帳中無桌椅，乃步趨附近民居，連夜就在炕上屬草三軍通電，經馮氏親為修正乃成定稿（原稿影印載《亦云回憶》頁一九二—一九五，與上文所錄僅數字有異）。據馮氏《自述》，是時，已與黃「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攝政內閣」（見《生活》頁五〇四），次日，黃隨軍回京。在歸家途中，先往王正廷家邀其參加攝閣（見《亦云回憶》頁一九六），則馮氏述辭可信。 上言十九日之班師布告，系仍以「陸軍檢閱使」名義發出，內容專數吳佩孚之罪狀有曰：「窮兵黷武，迄無已時（此指民九內戰）。自是……憑戰勝之餘威，挾元首以自重，攬國柄於掌握，視疆吏如僕從。……而野心勃勃，方興未艾。興無名之師，為孤注之擲。傾全國之兵，無一餉之備。飛芻輓粟，責諸將死之災黎。陷陣衝鋒，迫我絕糧之飢卒。……（上指此次戰役）本使為國除暴，不避艱危。業經電請大總統，明令懲儆，以謝國人；停戰言和，用蘇民困。起國內之賢豪，商軍國之大計，和平解決，指日可待。……用特下令班師，仍駐原防」云云。全篇命意措辭確專為聲討吳佩孚一人而發，仍居原職，班師回防。在當時地位只在本軍立場而發言，尚可稱得體。此或即黃氏初見之稿，早已準備由前鋒發出者，故以為只是「清君側」之舉，仍奉曹錕為大總統，然確未提出革命之偉大宗旨。而此漾（廿三日）電則由從新組織之革命的「國民軍」將領聯合發出，申明「首都革命」主旨，推翻腐化舊政府，建立革命新政權，所謂「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者是。此實為是役「首都革命」重要文獻也。（上述廿四日會議，李著未列黃郛之名，《亦云回憶》亦未提及，或即日由北苑歸家部署一切未定。） 《建國大綱》 同日，馮氏等又發出革除腐化政治、建設新政府之《建國大綱》通電，將北洋政府之黑暗，全國大亂之真相，完全揭露無遺，痛快淋漓，人心為之一振。略云： 民國以還，十有三年。干戈擾攘，迄無已時。害國殃民，莫知所屆。推源禍始，不在法文之未備，而在道德之淪亡。大位可竊，名器可濫。賄賂公行，毫無顧忌。籍法要挾，樹黨自肥。天良喪盡，綱紀蕩然。以故革命而亂，復辟而亂，護國護法而亂，制憲亦亂。自治不修，外患迭至，其亂至大。邪說橫行，風俗敗壞，其亂至微。文明古邦，幾夷為禽獸。弱肉強食，猶其餘痛。生機既絕，補救維艱。除舊更新，計惟改革。祥等……擬為《建國大綱》五條於後……（一）打破僱傭式體制，建設廉潔政府；（二）用人以賢能為準，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務；（三）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施設，務求民隱；（四）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主義為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為；（五）信賞必罰，財政公開。（上文見馮氏《自傳》） 這幾條大綱，不獨切中當時政府之弊病，而且適中全國政府之積弊。不圖民國十多年來在腐敗至極之政府、污穢至極之政治下，竟然晴天霹靂一聲，有此表示，不可謂非「差強人意」者。以後多年，馮氏對於政治之主張仍恪守這大綱。兩電既發，京內外輿論及各省軍民長官，除吳派外，均一致表示贊成焉。（按：本章資料，除隨時指出來源外，有馮氏自述辭，是即《逸經》第十六期《國民軍首都革命紀實》一篇。此系馮氏於民廿五年十月初在南京親為余口述而由余筆記寫成，後經其審核方付發表，以作十三、十、二三「首都革命」之紀念者。署名「璧樹」，所謂「璧」即「大」big之義，故「大樹將軍」即指馮氏也。） 近讀昔曾任職於馮氏「西北邊防督辦」署之雷嘯岑君（即「馬五先生」）評論馮氏有言曰：「在現代軍人之中，真是由衷地愛護人民和國家，且有事實表現的，我認為只有馮氏一人而已。他所部的士兵們，都在臂間纏有『不擾民』『真愛民』的標誌（見本篇上文），而且確實做到，決無虛矯。」此大足以表彰馮氏「首都革命」之殊功。不過，雷君所繼續推論者：「他的個性詭譎沉鷙，殊不可測，而支配慾極強，不甘居人下。他信奉基督教，假使真有上帝要對他的行為加管束的話，我相信他亦要革上帝的命呢！」（上見香港《大人》月刊第廿三期《政海人物面面觀》頁四三。此外雷君又評論馮氏「矯枉過正，終成詐偽」。本書上文已認為馮氏矯情則有之，詐偽卻未必。）馮氏個性特強，正義感最盛，時懷「抱打不平」之心，自幼已然，屢見本書初數章，此無可諱言者。至謂其要「革上帝的命」，則竊以為未免鰓鰓過慮。事實上，他末年在美（在乘輪赴俄死於黑海之前）還去教會守禮拜、拜上帝、宗基督如常（見左派所刊行之「馮玉祥將軍紀念冊」頁一〇八）。 〔補註〕第五章內「討袁之役」馮軍在四川攻下敘府之役，語焉未詳。考是役功首實為一青年軍官鄭繼成（紹先）。其繼父鄭金聲原系馮氏在灤州之舊袍澤，至為相得。民國元年，馮氏在北京初升團長時，繼成奉父命投效。先為傳令兵，馮待如子侄，加意栽培及訓練，以勇敢機警屢得升級。敘府開戰之前夕，繼成獨自攜短槍二，隻身混入滇軍陣地。時，前有戰壕，滇軍於壕外紮營兩處。繼成突然躍入壕中槍殺數人，餘眾驚逃。乃拾死者長槍，分向滇軍兩營射擊。滇兵於黑夜不知虛實，以為敵軍暗襲，群起還槍，兩營互相射擊，死傷無數。繼成乃從容回己軍。天明，馮旅大舉進攻，獲全勝，滇軍乃退出敘州，卒如馮、蔡原議，誠意合作。繼成後於廿二年槍殺國賊張宗昌於濟南以報殺父之仇。被系囹圄後蒙國府特赦。以上為鄭繼成親向著者口述者，載《逸經》第七期拙著鄭傳，並載其自述殺張之經過。以其於是役奇功不可沒，因補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