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八章　陸軍檢閱使

（四一歲至四三歲，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調任原因 考馮氏之所以被調去豫之原因，甚為複雜，然全由吳佩孚之主動及力持。因此馮、吳交惡，以後二人感情益趨惡劣，馴至公開破裂，乃至有「首都革命」及南口戰役之發生，其後卒使直系勢力完全打倒，則馮氏之去豫北上一事，實為以後數年全國政局屢變之導火線。以其關係重大如是，不可不詳究其原因。 初，直系軍閥既控制華北，旋因勢力與權力衝突，漸次分裂為曹錕之保定派及吳佩孚之洛陽派。保派初時借重馮氏，有培植其實力、用以牽制漸成尾大不掉的洛派之意，所以保持兩派之均勢也。保派素不滿於豫督趙倜，早欲去之，而其謀竟破坏於吳之洛派，至令馮氏尷尬殊甚，有苦難言（見上章）。及趙聯奉攻直，馮氏激於義憤，助以全力，乃撲滅之。吳徒坐視，莫奈其何。及趙去馮繼，吳猶思聯趙之舊部以掣馮肘，乃密保趙部將寶德全為「河南軍務幫辦」，而寶助趙攻鄭，幾至令馮軍盡沒之罪，所不計也。不意馮氏一到汴即明正寶罪，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執而斃之。寶本罪有應得，一經公布，吳亦莫奈之何，然自此更恨馮氏入骨矣。 其次，馮氏沒收趙之財產，全部充公，吳亦不滿。所以然者，一則因吳之偏袒趙倜猶未忘情，次則以其財產過多，思嘗一臠。馮氏雖以全數充公用，而吳則以為其獨占利益，因不得分享而致怒恨矣。 複次，豫省駐軍甚雜，而財政收入有限，不敷分配。馮氏盡力維持，平均支配，甚至薄己厚人——其自己之第十一師不能多得餉銀，而吳自居太上督軍地位，雄據洛陽，時時要索款項。馮氏就職伊始，吳即索款八十萬元，以後每月令繳廿萬，均無以應。吳不能如願以償，遂謀去之。而馮氏以吳擅自截留稅款，目無餘子，亦甚以為苦，感情對之日惡一日。此又一原因也。 再有一原因：吳濫薦多人至開封求職，馮氏無以應，吳銜恨益深。（按：此是舊官僚一向作風。昔年閻相文督陝時，直系保薦顧問、參議、諮議八百人，閻無以應。伊等即向曹、吳造謠中傷之。馮氏接任後，盡數遣散，每人發盤費三四十元，吳對此事，已大不懌。） 此外，復因吳對馮氏之嫉忌，亦為一大原因。蓋自馮氏膺任豫督後，勵精圖治，省政一新。未幾時，「模範軍隊」「平民督軍」之盛譽已蜚聲全世，聲望駸駸乎駕吳之上。即以政績論，實際上馮軍勢力所達之區，以剿匪認真，寇患肅清，而吳駐軍洛陽、豫西一帶，盜賊如毛。吳惟知發號施令，作威作福，地方治安，毫不過問。加以馮氏熱心信教傳教之故，更為外人交口稱道，向外國報告，故聲譽日隆。同居一省，而政績懸殊，聲譽大異，吳不禁相形見絀，嫉忌之下，其不愜意於馮氏大有由矣。 尚有一大原因，所以激起吳務必去馮氏之決心者，則為馮氏擴充隊伍一事。馮氏因鑒於奉直戰爭時，以後防空虛，鄭州幾為豫軍所乘，又見作戰傷亡不少，乃在豫亟募補充團五個，得新兵萬人。任督軍後，更積極訓練新兵，即配備以所俘獲之軍械，迅成勁旅。以其練兵之長才及全軍之戰鬥力強與內容充實，久為吳眼中之刺。此次一出關即擴充勢力如是之速，正中其大忌矣。 再有一政治原因：當時華北形勢，由北京以至漢口，全部皆在直系勢力之下，獨有當中河南為不是嫡系的馮軍所雄據。吳等自不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感。為造成華北「清一色」的直系地盤計，乃不得不多方設法排去此「異己」的馮玉祥而後快。（劉著頁四四提出，甚有理。） 最後，更有促成務去馮氏之近因，厥為張福來之極力運動。吳被其部下包圍，日事進讒詆毀馮氏。其間，洛派嫡系部將張福來為尤甚。彼野心勃勃，謀獲督印至力，並與靳雲鶚、胡景翼結為兄弟，成三角聯盟，聯合排擠馮氏。嘗請託山東省長熊炳琦及其他要員說吳去馮，惟吳之第三師參謀長張方嚴及李濟臣等力諫不可，謂苟無馮氏之救助，何有今日？吳不聽，新仇舊怨（如在洛時「冷水澆背」賀壽事），積恨於心。於是，張福來等之讒言慫恿遂如火上加油，吳卒去電北京政府，一力堅請去馮氏，冀盡削其兵權以拔去「眼中釘」為快。 去河南駐北京 時，北京政府已有變化：徐世昌以有袒奉之嫌去位，而吳則迎黎元洪復職。黎首先唱出「廢督裁兵」之高調。吳乃藉口廢督，迫令去馮氏。雖河南一般輿論、社會團體，如全省公民大會及各界民眾組織，紛紛去電熱誠挽留，所不顧也。當時，保派閣員仍袒馮抑吳，主張留馮，吳亦不顧也。其始，黎未嘗不欲留馮氏在豫，以抵抗吳之跋扈囂張，乃公開宣布所謂「三不主義」：一、不下令免馮職；二、不受強藩（指吳）逼迫；三、不違反民意（指豫民挽留）。然不禁洛派閣員之不斷壓迫，深覺勢孤，自己總統大位且恐岌岌不可保。結果：不能不屈服，竟因受強藩壓迫，乃違反民意，而下令易馮氏。能言而不能行。嗚呼！此懦弱可憐的總統之所以贏得「黎菩薩」之綽號歟！ 十一年（一九二二）十月三十一日，黎下令任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另任張福來「督理河南軍務」。去「督軍」而改為「督理」，「督」字仍不曾廢，亦「一丘之貉」耳。馮氏一接電，即於同日下午六時離豫北上，留參謀長蔣鴻遇辦理結束及交代，並派員赴鄭州，迎張履任，毫無戀棧之意。蓋其任事五月來，深感吳嫉忌日深，小人排擠亦日烈，馴至事事受干涉，於軍、民、財各項政務之施設，束手無法，政治抱負幾乎一籌莫展，卸任而去，惟恐不速，故早有離豫之準備。及一知他調之確實消息，如釋重負，反而非常滿意，遂能在最短時間內，全軍北調，從容不迫。然其實則初時未嘗不欲幹下去，以施其為國為民之理想，不過為勢所迫，無可奈何而去，不能輒稱為「淡泊」也。 事前，馮氏先派張之江等入京見國務總理張紹曾，請改編「補充團」加入「學兵團」成為三個混成旅。張從前曾為馮氏長官，亦曾為其策劃打倒復辟事，素器重其人，至是鼎力為助。於是，馮氏奉令增編陸軍第七、八、廿五等三個混成旅，以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三人為旅長。他準備將其基本的第十一師與此三混成旅一同移京。不料吳又懷歪心，只許帶走第十一師，其餘新兵則擬留在豫省，撥歸張福來部。開拔前，馮氏令鐵路局備車六列，吳盡扣留之，又下令各縣不准向省署解款。既無運兵車輛，又無開拔經費，其艱苦可知，難堪亦可知。馮氏只有由財政廳勉強籌得三萬餘元為用，復臨時向各車站徵車，湊成五列，然後定下一條「金蟬脫殼」妙計以便移師。 安排既妥，他即從蔣鴻遇議，先行獨自離豫赴保定，日與曹錕周旋。此舉殆移去吳之注意目標兼借曹作庇護人也。豫方之事，全由蔣調度，乃依所定妙計，以新兵盡打舊兵旗號先行北上。去後，舊兵乃打正第十一師旗號全數開走，不留一人。但當時車少人多，全軍擠擁不堪。從十一月三日夜間起，至次日午，全部運完，調兵神速，誠為可驚。高臥洛陽之吳佩孚竟被瞞過，比知其事，則全軍已過鄭州北去，莫奈其何矣。事後，馮氏始施施然離保北上。曹對其恢宏大度，不戀祿位，亦深表敬佩焉。 是時，孫先生方在粵失敗，蟄居上海。馮氏在離保定前向曹乘機進言，勸其與孫先生聯絡，以為救國救民計，有勸其迎之北上之意。此種建議，如非「與虎謀皮」，何異「對牛彈琴」？當然毫無效果，可想而知矣。自是而後，馮氏即在北京任中華民國全國「陸軍檢閱使」。其實則其所能「檢閱」者，僅自己所統率之隊伍耳。此正如西諺之所謂「愛爾蘭的升遷」（lrish promotion即「明升暗降」之意）。然「塞翁失馬」，又焉知非福耶？ 南苑練兵 馮氏既將全軍——第十一師與三個混成旅共約三萬人，安全移到北京後，原擬以南苑為駐防地，但營房不敷，乃將張之江之第七旅開駐通州，另將一團駐京內旃檀寺，其餘均駐南苑。陸軍檢閱使署亦在是，仍以蔣鴻遇為參謀長。各處駐軍設有電線電話，交通聯絡一貫。其本人大半時間均住南苑，或偶一回城內私宅而已。 南苑一向有煙窟、娼寮、賭館，而且賊匪充斥，人民入夜即不敢出門，實社會罪惡之叢藪也。馮軍到後，首即施「下馬威」，一律肅清之以利軍民。此其每到各處之一貫作風也。 馮部自駐防信陽以來，軍餉即異常支絀，雖曾督豫督陝，自收賦稅，自握財權，財政似稍寬裕，而均格於環境上種種困難，餉項亦每苦不足。及今移駐南苑，軍餉全靠他人接濟，更無辦法了。當移駐之初，吳佩孚曾許以每月由豫省接濟三十六萬元。（《我的生活》雲廿萬，上據蔣著。）抵京後，吳自食其言，分文不與。馮氏乃向曹錕交涉，曹允每月每旅撥三萬元，後增至五萬元，另檢閱使署一萬元。至於從何處撥付，仍未指定。迨經幾許交涉，乃得指定每月由崇文門稅關月撥五萬元，京綏鐵路局十萬元，其餘則由財政部、鹽餘等項籌付。每月餉項或可得十七八萬或廿余萬不等。此數雖不能按全餉發出，亦稍可過活。軍費有著，馮氏遂得安心致其全力於練兵一道矣。其間，得張紹曾之助力為最大。（按：自灤州之役後，張屢助馮氏，乃得成全其建軍建業，馮氏一生不忘此大恩人。） 被黜南苑，不能不說是馮氏生平第一大挫折——以前種種的失意事，比較起來，真不算甚麼。然而馮氏每每利用失敗以為下次成功之階梯。馮氏人格可欽佩之點此即其一——善用失敗，沉毅刻苦，以圖再舉。吳之逐其去豫，僅去其督軍虛名耳，既未奪其生命，抑未罷其兵權，徒使其移駐北京——環境比前尤好，使其得以從容不迫地集中全副力量才能於練兵一途。結果，竟使其能練成幾萬精兵，為日後大革命之基本隊伍。不特此也，此一著且使其居於萬邦人士雲集之首都，其個人與全軍種種優點得以顯露於世，予以增加其名譽及提高其地位。最後，吳終於塌台，而馮氏卻由是而蒸蒸日上，此固非吳始料所及，亦是馮氏之善用機會有以致之者。然則其失豫也，豈不可比之「塞翁失馬」歟？ 馮氏專心練兵，十餘年如一日，雖手執軍政大權，亦不能脫離此根本要務（前數章均已備述）。惟駐南苑時，則情況略異從前。一、軍隊擴充由一混成旅以至一師三混成旅，共約三萬人，宛然有獨立成軍的規模。二、無政治問題及責任之擾亂，得以專心一意從事訓練。三、年來作戰及研究之經驗更豐，訓練統治之方法比前日有進步。四、軍餉雖絀而比從前最苦之時還好。五、政治敵人尚未破臉成仇，故得從容積極進行。 馮兵之練兵，分學科、術科二種，每科各分士兵、頭目、初級、中上級軍官之教練，班次井然，如入學校。此外復有栽培德性之特種教育，如「基督教青年會」等注重內部的精神訓練。凡此皆其特長而為其他軍隊所莫及者。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廿五日，總統黎元洪赴南苑閱兵，見全軍軍容之壯盛、步伐之整齊、精神之煥發與技術之純熟，嘆為向所未有。當操演教練時，黎執一目兵問之：「假定此時我軍為攻軍，已受敵人甚大損害，應如何處置？」兵答：「前進。」黎又問：「前進困難時怎麼樣？」答：「我困難敵也困難。」黎說：「此意甚是，但愈前進，則困難愈加，又怎樣？」兵答：「最後五分鐘。」黎氏大為讚嘆，說：「最後五分鐘，實勝敗之所系。」目兵能作此言足征教育之成績，聞者佩服。 馮氏訓練兵士，久已以基督教為精神教育之中心。其最得力處在於造成犧牲服務之精神。馮軍到處均為社會、為人民服務。在南苑時，此種社會事業益為擴充。約舉之如下：（一）軍醫施診。（二）遍地植樹。（三）修馬路數十里。（四）築牆御水。（五）清潔地方。（六）滅蠅運動。（七）露天演講。（八）露天平民學校。（九）施血救人（馮氏自己先舍血救一貧者，官兵爭相仿效）。（十）修築永定河堤，造福地方最大。十三年（一九二四）八月，大水將決堤，馮氏連夜派兩團前往黃土坡搶護。翌日，他親率五旅長及團長官兵等，日夜搶救。河堤已被衝決三十餘丈，幸賴官兵奮勇搶救修復，始得免水災。人民德之，名曰「馮公堤」。此與其先德毓亭公之餘蔭先後輝映。（十一）傳教事業更加努力推進，成績特出，新受洗禮為基督徒者四千五百人。至十三年（一九二四）春，全軍三萬人中，統計信教者半數，軍官信教者什居八九。（薛著頁一二二） 驅黎與賄選 時維中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直系軍閥驅逐總統黎元洪出北京。先是，馮氏既擁重兵於北京，其勢殆可左右政局。因之，一般懷有政治野心者，各極力拉攏之。黎欲利用其制曹、吳。曹、吳則欲利用其驅黎。馮氏均不應。甚至奉張亦欲啖以重利，遣人說馮，謂聯奉即有餉。馮氏答以「不能見小利而忘大義」。（按：徐謙早於是年夏，即自廣州去電勸其聯奉，不應。馮氏日記嘗三言之，即在六月十一、二十，及七月廿七諸日。大概當時，粵、奉、皖之「三角同盟」謀聯合倒直，已在醞釀中，不久實現。拙見由奉方提議聯馮，假手粵方徐氏去電，而非由粵方主動，以不能代奉助餉也。其中經過詳情，甚為複雜而微妙，此時手頭資料未足作最後之判斷。）馮氏自抱守正不偏的態度，對於哪一方都不肯列為私黨；自雲無派，只屬於一派——愛國派（見十二年五月二日、六月十七日與七月二日日記）；而凡真心愛民救國者一律視為同志；又雲無仇敵，只有禍國殃民者是其仇敵。結果：均不討好於各方，且見疑忌於各方。例如：黎以其曾赴保定，則疑其親曹、吳；曹、吳以其常川駐京，則疑其親黎聯奉；而奉張見其拒絕親己也，亦視為直系矣。是時，馮氏雖「左右做人難」，孑然孤立於這個爭權力、攘地盤的政治舞台上，猶勉強與各方作禮貌的周旋，戢隱其真主張，而未敢太露頭角焉。 會曹錕大有躐登高位之野心。一班攀龍附鳳之文官武將更極力擁戴。顧欲曹當總統，非先去黎不可，於是乎民國一幕大政潮由此發生。時，張紹曾為內閣總理，驅黎之第一幕即是內閣總理辭職，以拆其台。其次，則由北京軍警要員如衛戍司令王懷慶（徐世昌的心腹）、警察總監薛之珩、步軍統領聶憲藩等以索餉為名，實行強迫。王更倡設「軍警聯合會」邀馮氏加入，聲言以索餉為目的，馮氏以十八個月來未曾發餉與部下，方苦軍費支絀，不知內幕，誤信王之言，亦加入此會，派蔣鴻遇同往，於是竟上了大當。 詎料王預往總統府告密，謂此舉全由馮氏主動，以索餉為名而實意圖不軌，藉以驅逐總統者，但與彼本人無關云云。前時，黎曾向馮氏市恩，含有託庇之意，至是大失所望。翌日，蔣等各代表果到府索餉，黎即指蔣破唇大罵一頓，謂馮「造反」云云。蔣無辜白挨一頓辱罵，莫名其妙。乃歸，報告馮氏。馮氏氣憤之極，立刻辭職，驅車赴南苑，下令不許一官一卒至北京，蓋其時已知直系驅黎政潮行將爆發，故藉以表示態度超然，絕不加入也。故云：「北京如此騷擾，我絕對抱不干涉態度。」（見七、十三日日記）此幕有人謂系徐世昌「一計害三賢」之毒謀——害黎，害馮，並害曹也。而王懷慶則為出手之人，實其「一人所為」者。（見馮氏九、十九日日記） 馮氏既萌消極，直系陰謀益得大逞，蓋馮氏雖不助直系，而亦不袒黎。黎無一兵一卒，如何能不走耶？於是警察罷崗及流氓乞丐團請願驅黎、割斷電話等活劇，相繼出現於北京，皆直系謀士所主動者也。六月十三日，王懷慶尚親到南苑擬以武力驅黎，堅請馮氏派兵同往，馮氏拒絕之。黎孤立在京，受此種種卑劣手段之壓迫。忍無可忍，遂於十六日出走，而劫車、索印及強迫簽名辭職等怪劇又陸續演出。於是，直系驅黎之舉，大功告成矣。事後，直系復嫁禍於馮氏。一時中西人士不察，僉以其為「逼宮」之罪魁焉。京中報館有愛黎之津貼者，遂肆筆漫罵。有某報乘機向馮氏求津貼（勒索），允為其助，不得，亦推波助瀾而罵之。於是，馮氏遂蒙不白之冤矣。據自言，當軍警罷崗搗亂之際，苟黎以總統名義令其派兵入城維持秩序，定必遵令站崗雲（見七月十一日及廿三日日記）。果爾，則政局演變當不至如是之壞。無如黎、馮之關係早被直系離間，至生疑忌，黎中了王懷慶約馮索餉之計，以為「此是最高問題」（見馮氏六、廿六日日記），簡直視馮為禍首罪魁，令其站崗為助之舉，實無可能也。其後，傳教士華倫牧師（Rev.G.G.Warren）親自調查此事，洞明真相，乃撰長文發表於英文《華北先驅報》（North China Herald）為馮氏申雪焉。 其間尚有一事，與驅黎報道有關者。當黎仍在位時，曹錕嘗保馮部之薛篤弼任「崇文門監督」，以利馮軍籌餉。內閣通過矣，而黎不署名發表。馮氏乃求其照准，並遣人謁見，黎大罵之，謂「欲逐我嗎」？及馮氏辭職，又不許。時當農曆中秋，全軍無款過節。馮氏不得已以個人名義借得一筆現款方克濟急。此事與馮氏對於此大政潮之態度不無影響，蓋其自此頓萌消極，於黎之去留不置可否，既不驅之，又不留之，亦不保護之。黎平素與馮氏無切實聯絡，又不善待之，事急時更疑忌多端，患難臨頭不得其助，有幾分是要自己負責的。迨黎去後，薛篤弼果得崇文門缺，而黎又以此怨馮氏，曾向美國人格里（Gaily，北京青年會總幹事）大罵之。 黎、馮兩者於此役同中了奸人毒計，致有不良之結果，實無可如何之事。然馮氏對於黎亦有兩端不滿意處。一則以其「未走以前，每日尚與左右擁狎優伶」（六、十六日日記），暴露其生活之腐化，與一般軍閥政客，不過五十步、百步之間而已。次則，彼其身為一國元首，乃因軍警索餉，而不負責，竟一跑了事。……「試問：我軍若不出陝，黎氏焉能復位？黎氏果有天良，應少為注意也。」（見六、十八日日記）是則其雖未「造反」驅之，而因黎之忘恩負義而不免心懷怨望，口發怨言矣。 黎一走，北京政府即由高凌霨等組織攝政內閣，隨而積極進行大選。曹已預備選舉費五百萬，以五千元一票為賂，運動參議院議員選之。一時，所謂「豬仔議員」大幫出現。而曹錕果然獲選。在進行之時，馮氏曾赴保苦勸三小時之久。曹當面已納其言，但畢竟虛榮心重，馮氏去後，不禁一班攀龍附鳳者之包圍，率爾進行。當其於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十日就職之時，馮氏嘆曰：「大選成，國家大亂即至了。」當時，也未嘗不欲為國除奸，但一因羽毛未豐，計劃未備，次因曹之心腹大將多人包圍北京，故未能動手，不得不靜待時機，然其打倒直系之革命決心，已萌芽於此時矣。 益友賢妻 在南苑時期，馮氏得益友甚多。國民黨要員及基督徒徐謙、馬伯援等，過從甚密。又以宗教關係，結織外人如格里（見前）及中外傳教士多人，於其宗教活動多所助益。此外，一時名流學者，如黃郛、顏惠慶、蔣百里、王正廷、凌冰等，俱曾到南苑，或參觀、或演講。馮氏因得與他們一一訂交。 尚有一事特別可紀者，王瑚（鐵珊）於是時應馮氏之聘為入幕賓。其人，籍河北定縣，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知縣累升江蘇省長，以廉潔正直名，於國學有深邃之造詣，固恂恂儒者也。馮氏敦聘其來軍中，待以師禮。王以三事為約：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紙菸；三、不能改穿短服。馮氏都答應了。及其來也，寢食與俱，尊稱為「鐵老」。未幾，王即自動戒絕吸菸。問其故，則答不能因個人嗜好而破壞團體紀律雲。王以時為馮氏講解《易經》《書經》。據馮氏自言，當時因過於迷信古經，拘泥文學，至誤解「謙卦」中「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尊而光」之「謙」字，以為是謙讓、謙退的消極態度，因而對於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當仁不讓」的積極態度，遂至屢次吃虧、失敗雲。至於「鐵老」在軍中多年，與馮氏所談無非道德正義，兩人交情始終如一，然其語不及私，亦從不干涉軍事、政治，對其本人及全軍兵官皆有潛移默化，薰陶人格的影響，誠馮氏一生之益友也。（按其後余奉派至馮軍任政治工作，仍得見「鐵老」，且常親炙道範，從未能或忘其布衣布履、藹然道貌、與人和善、饒有風趣、語亦詼諧之「君子儒」的典型。馮氏後來親為王氏撰傳，分期刊《逸經》第五、六期，題目曰：《第一流廉吏王鐵珊先生》，及第十期王氏《軼事補錄》。） 胡景翼於馮氏督豫時，因一時糊塗，與張福來聯盟倒馮。及張既獲豫督則亦施吳故智。「過橋抽板」，棄胡如遺，於餉項服裝等均靳而不與。胡乃覺悟為張所賣，轉念馮氏昔在陝、豫時恩遇之厚，亟亟聯絡感情，恢復舊誼，以彌縫所失，因時到南苑參觀。馮氏不念舊惡，豁達大度，與其和好如初，兩人卒成為共生死、同患難之戰友。後來於「首都革命」之役前後，同心同德，合作成功。 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二月，馮氏原配劉夫人患腦脊炎，就醫北京協和醫院，醫藥無效，卒於家中。馮氏慟哭，深恨初時誤信中醫，以致不治。既殯，送柩回保定，安葬於家塋。夫人有儉德，相馮氏垂二十年。在軍中，常為官佐家屬助力，倡辦「培德女學」，以教諸婦女。又常躬任慰勞等事，軍中咸以賢姊稱之。及歿，全體為之舉喪，悼念不已。遺子二、女三，均由馮氏之嫂夫人代為撫育。（據劉著頁一三六云：「至於馮夫人，有人誤傳系受虐待而死，絕非事實。馮夫婦感情素佳……終於病故身死。」這有力的證據可廓清對馮氏不利的一種流言。） 馮氏悼亡之後，北京社會即發生一有趣問題，即是各方風雲人物因均欲拉攏馮為盟友，於是說親者紛至沓來，甚至曹錕亦欲為媒。馮氏難於應付。適有基督教友某，為其介紹李德全女士，兩情相洽，遂即訂婚。婚事既定，各義務媒妁因之停止進行。馮、李遂於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十九日，遵照基督教典禮在北京結婚。李夫人，河北通州人，為第三代基督徒。其祖母及叔父均於義和團運動時遇難，成為殉道者。早年，畢業於美教會開辦之「貝滿中學」，及北京「匯文女子大學」（後與「燕京大學」合併）。時，方任北京女青年會幹事。為人有才有識，思想超俗，儉樸處己，和藹待人，且極熱心服務社會，與馮情投意合，洵一時佳偶也。（按：李女士頭腦過於新穎，進步太速，變化亦殊出人意料，後文詳敘。） 婚後，夫人助馮氏教子治家之外，兼努力於軍中婦女教育及傷兵慰勞等事，以後歷次大戰，她為傷兵服務於軍中，不避艱險。有一次因過勞成病，幾危及生命，足見其熱誠了。馮氏御下素嚴，凡官佐有過失必嚴懲不貸。有時過於嚴厲，她每挺身為之緩頰，以故各軍官甚德之，轉成為全軍精誠團結之一要素焉。她對社會事業亦熱心提倡。在北平辦有「求知婦女學校」一所，專為貧苦女童而設者。至其儉樸平民化之德性，尤為可風。多年後有一次，余因公由鄭州赴開封，抵車站則見其購三等票上車（不倚勢力坐專車）時，人多車少，至無隙地，她手挽小布袋站立於車門上，神色自若，亦不惹人注意。經余等招待之，始搬到一輛郵政車坐在我們的皮箱上。蓋其居恆衣布服，出門不擺架子，一如常人。不識者，每不知其為「陸軍檢閱使」之夫人焉。 生活鱗爪 馮氏在南苑期間，鱗鱗爪爪之逸事尚多，書不勝書，姑選出數則錄下，以見斑斑。此種事跡，從歷史家眼光看來，頗有史料價值，以其確能反映其真實人格也。 一次，在招待十餘位日本貴賓的宴會上，有一日人察見所懸的萬國旗中，日本國旗獨付闕如，當堂質問其故。馮氏答：「這些旗是街上買來的。從民國四年五月七日貴國提出二十一條事件之後，百姓惡感深刻，遍地都買不到日本旗了。」問者語塞，大為不懌。他還請日本公使打電報回去政府報告，俾知有所考慮與反省。又於五月七日，全國在南苑特別舉行國恥紀念，隨令部隊在各處遊行示威，各持小旗，喊口號，高唱國恥歌。這辱國事件，馮氏終身不忘。全軍亦常常紀念。（按：多年後，余在軍中，也曾開「五七」國恥紀念會。） 又一次，美國公使宴客，馮氏為貴賓之一。他依時偕格里（北京青年會美籍幹事）前去，另有武裝衛兵數名同車。不料汽車駛到東交民巷口（各使館所在地），天尚未黑，忽有一中國巡捕（外人雇用的警察）攔住去路，用木棍大敲其車，謂不許武裝通過，態度傲慢蠻橫。馮氏向其表明身份——「陸軍檢閱使」。巡捕答以明知其系檢閱使，仍不准通過，還加多一句「你忘記你是中國人」！這卻激起馮氏的無名火，當堂喝令衛兵奪其棍子，飽以老拳，推開一旁，驅車直去。席散後，他將真相直告美公使以巡捕亂打汽車，蠻橫無理，且出言不遜，視為侮辱。美使面有愧色，道歉而罷。（按：以上兩事，根據余前在軍中所聞。後在《我的生活》頁四七一—四七二，及蔣著均載及。但關於後一事，據《我的生活》雲系巡捕因汽車未開燈故攔阻之。） 黎元洪每逢星期六邀請各文武首長會餐。一次，在談話間黎大發牢騷，謂總統不容易做，要賠錢的。那一月，他賠了三萬多；每月收入十萬八萬，就是捐款已不夠開銷云云。同席者阿諛奉承，或稱其「忠厚仁義」，或頌其「大仁大義」。惟有馮氏心直口直，當面質問：「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黎答：「是存的呀。」馮氏再問：「旅長的餉，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這又是「冷水澆背」！黎無可置答，卻以呵呵一笑置之。 最後，馮氏個人的私生活，一向是刻苦儉樸，粗衣糲食，真能與士卒同甘苦的。一遇開戰時，即離開樓宇大廈，開一布帳在野外住宿，以示生活與前方戰士一般。此余之所深知者。但歷來人口相傳，他完全是作偽欺人的——在布衣底下穿的是貴重皮襖，回到家裡食的是珍饈美味。據他的舊幹部劉汝明後來言：「以我跟他幾十年的經驗說，上述的事（指謂人前衣食作偽），我從來沒有見過，做作也許是做作，但是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能享受而不享受，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那麼，假的也就是真的了。」（劉著頁四八）這是最好不過的也是最為有力的辯辭。以我從戎生活所知所聞，馮氏的部下暗地批評他不是之處的，倒也不少，但從未有一人以生活作偽指摘他的。上述劉汝明的評語，所謂「做作」也不過說他稍為「矯枉過正」一點而已。在我個人看來，馮是北方人，而且出身寒微，生活自然是依照北方人的習慣，一衣一食，不能驟改，勉強為之，反大不舒服，有害健康，所以他實在不能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不明這一點的人——尤其是我們生活完全不同的南方人，很容易誤會他是作偽、裝假，而實際生活實是豪華奢侈的了。（例如：北方人無論貧富，甚至在街頭引車賣漿者流，在冬天無不穿皮襖——至少老羊皮反穿，而在南方則惟大富大貴才能穿皮襖。）即以著者個人的切身經驗而言，從前在戎幕中，雖熱心革命，無論如何，不能跟同袍們吃粗饅頭、窩窩頭，一吃便肚脹胃痛。（後來由粵北伐的第四軍到河南後也同有此經驗。）我每日非解私囊另買大米飯來吃不可。一有機會——時或自做機會——便要大吃雞鴨、豬牛、蔬菜與米飯來裹腹，軍中的「革命飯」「大鍋菜」不能一飽也。我恐怕有違軍紀，致受到軍法處罰，預先向馮總司令報告原委，謂「生為廣東人卅年，如不吃大米飯我的肚子便起革命，我倒不能追隨鈞座去革命了」。馮氏得了解，為之一笑，從不追究。我也得袍澤原諒，未受譏彈。自信不是奢侈，也不是作偽，實是生活習慣使然也。所以我對於馮氏私生活之儉樸，也有同樣的了解和解釋。然所最難忘者，則是有一次親耳聽到他說：「我不是不愛美衣佳肴，但全國同胞大多數是饑寒的，何忍獨自享受？要等到同胞豐衣足食，我才一同享受。」當時我大受感動，幾乎掉下淚來。私心默想，如果這是作偽欺人的話，則九百年前曾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話之宋儒名臣范仲淹，當是第一號「偽君子」「假道學」了。難道芸芸眾生中真是沒有一個好人、真心愛國愛民的軍人嗎？ 〔補註〕不瞞讀者說，在西北軍先後數十萬人中，其立心、蓄意和實行如上文所述之「作偽」者，只有孤單的、唯一的一個人：不是別人，那就是簡又文。緣著者生長粵東，在北方耐寒不得。因後來初到軍中服務時，眼見全軍只穿灰布棉衣，預料在隆冬天氣中斷挨不下去。於是趁民國十六年秋間請假南歸省親時，在家中取了父親的短毛狐皮襖一件及頂珍貴的長毛狐皮袍一襲北上。到上海時即以皮袍交予一家制皮衣的裁縫店，另購頂厚的灰絨為面及藍綢為里，由其仿製一件長到膝蓋、前有雙行鈕扣的軍服，配上大反領。心裡計算，如果這假冒的軍服通不過，即將棉軍服拆開，取其灰布面再加上一層在灰絨皮服上。於是乘車北上。過南京時第二次奉到中央任命再到馮軍任政治工作委員。有了準備，所以勇往直前，有恃無恐。一到隆冬時，貼身穿上純羊毛衫褲，足穿頂厚的羊毛長襪（皆在滬預備的上等洋貨），再穿上短皮襖，然後套上軍中所配給灰布面的棉軍服；一出門時，更穿起自備的「假冒的」大毛狐皮長軍衣，復戴上配給的禦寒軍帽。如此這般便安然度過了冰雪交加的奇寒氣候。若非如此，即如每餐要吃米飯，便不能在西北從事革命了。而那一襲灰色的狐皮軍衣，上自馮總司令，下至勤務兵，都給我瞞過了。馮氏或其他軍官哪有這樣的、珍貴的衣服？前幾年，我到美國耶魯大學去治學，又復檢出這一襲四十年前的大毛狐皮舊軍衣，拿去冒充大衣，也使我度過北美雪天冰地的奇寒天氣。妙矣哉此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