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七章　入關出關

（四十歲至四一歲，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驅陳誅郭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一月初，國民黨要員于右任聯絡陝軍胡景翼、岳維峻等部在三原獨立，號為「靖國軍」。督軍陳樹藩數戰不利，北京政府乃於三月任命劉鎮華為省長。劉率其「鎮嵩軍」及張錫元之第四混成旅入潼關。劉既入陝，卻暗與「靖國軍」修好。五月，張作霖派許蘭洲率兵入陝助陳，以師久無功調回。陳部土匪軍郭堅亦在鳳翔歸附於「靖國軍」。陝局愈形糾紛，陳樹藩勢益孤而危矣。直系既執政權，以陳接近皖系，乘其不能統一陝局，遂於十年（一九二一）五月任命二十師長閻相文督陝。陳擁其三混成旅，思以武力反抗，而劉鎮華及張錫元名雖表示中立，實則暗通直系也。閻相文率閻治堂（繼任師長）之二十師及吳新田之第七師入陝。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先亦被調隨閻入關。此則馮氏由豫入陝之背景也。 五月下旬，馮氏奉閻命開往豫西。六月中，分全旅為三梯團，由潼關推進，以西安為目的。先與陳部戰於臨潼壩橋，大敗之，繳械無數。陳敗退漢中。馮氏遂入西安，閻相文乃於七月七日就陝督職，馮旅移駐咸陽。 陝局既定，直系當局以馮軍轉戰功高，成績優異，乃令第十六混成旅改編為第十一師，以馮氏升任師長，兼陝西西區剿匪總司令。計馮氏自三年起任旅長，蟬聯八年之久，至是始得升師長，而與其同輩，甚或資歷較淺者（如吳佩孚等）早已飛黃騰達、榮膺顯職、手握重兵、左右時局矣。此殆由其性格獨立、不善逢迎、時時遭忌、處處招怨之故也。當時師部編制，石敬亭為參謀長，李鳴鐘為廿一旅旅長，張之江為廿二旅旅長，孫良誠、張維璽、宋哲元、劉郁芬等為團長，復編一衛隊團，以趙席聘為團長。改編竟，即於咸陽一帶從事訓練及剿匪。 其時，匪軍郭堅雖附於「靖國軍」而占據鳳翔，奸淫擄掠，為人民大害。陝前督屢剿不克。及閻繼任，首即欲消滅之，以安閭里。時，閻已與胡景翼等妥協，互相接近。胡親至西安見閻。郭聞之，亦欲親來聯絡，閻允焉。閻與胡景翼、閻治堂、吳新田等共商，決乘機誅之以為地方除害。乃先電令馮氏於郭道經咸陽時，置之於法。八月十二日，郭至，馮優為招待。次晨，擬相偕赴西安。即夕，設筵宴焉。事前，閻氏於室內外伏甲兵。不意外牆忽倒，伏兵盡露。郭知有異，立從懷中拔出手槍，往外逃跑，因其孔武有力，幾個人都不能制服。馮氏迫不及待，一躍而前，以手緊握其腕臂，並大顯身手，施出平素所習之武術，將其屈倒在地。手槍隊亦蜂擁而前，將其縛於庭間，且內外夾攻，將其衛兵二三十人一一繳械。馮氏隨即當堂宣布閻督密令，將罪大惡極之匪首郭堅明正典刑。全省人民一聞其事，如雪大仇，莫不稱快。（以上大致據蔣鴻遇《二集》，並參考《逸經》第五期曹芥初：《關中怪傑郭堅》及拙著《補記郭堅伏法事》。後者系由馮氏對余口述及表演當時之經過實情。其事並見《我的生活》頁四二六。據劉著頁八五，郭堅為陳樹藩舊部，當陸建章交卸陝督後東返時，中途為陳部——大概即郭堅——所劫，全部女眷，無論老幼，均為污辱，故此次馮氏之毅然誅郭，大概是為陸報仇雪恨雲。此或有可能，但馮氏確曾奉閻督密令，樂於遵行，非擅殺也。姑並志之。） 繼任陝西督軍 閻相文當陝西全部紊亂之時入主陝政，軍民財政諸端，毫無辦法。當時，全省軍隊有下列之數：（一）第七師吳新田部萬餘人；（二）第二十師閻治堂部萬餘人；（三）第十一師馮部萬餘人；（四）第四混成旅張錫元部五千人；（五）鎮嵩軍劉鎮華部三萬餘人；（六）靖國軍胡景翼部約三萬人；（七）井岳秀部約萬五千人；（八）岳維峻部約萬人；（九）王鴻恩部五千人；（十）羅某及（十一）郭金榜，兩部各五千人；（十二）陳樹藩殘部二萬餘人；（十三）郭堅餘黨五千餘人。以上綜計幾達廿萬。軍需浩繁，無法應付，索餉文電，紛至沓來，而省政府治權所及，僅會城附近之十餘縣而已。閻之為人，雖懦弱無能，但卻有心愛民，而身負全責，既不忍苛斂民財，而又無法維持。內外交迫，陷於絕境。始則因憂勞成疾，繼則咄咄書空，積思成痗，卒於八月廿三日中夜，吞鴉片自盡。翌日出缺。遺書有「我本願救國救民，恐不能統一陝局，無顏對三秦父老之誠」等語，尚不失為一個懷苦心、有血性之好男兒也。 時，馮氏方在咸陽防次。廿四日，接省城急電，即行趕至，與閻治堂、吳新田等會商善後，並調軍駐省，協力維持治安。廿五日，北京政府來電，正式任命馮玉祥為陝西督軍，並令其徹查閻之死事。馮氏以閻雖有遺書可證明為自盡，而其親信數人不無嫌疑，乃派員押赴保定交曹、吳訊辦，心跡大明。後來，敵方宣傳謂閻實為其毒死者，殆捕風捉影之誣衊、含血噴人之拙技耳。反證固鑿鑿有據也。馮氏奉令後，以陝事棘手難辦，亟電辭職，並推張紹曾自代。政府不許。他恐複雜軍隊乘勢逞亂而負責無人，治安堪虞，乃於廿七日就職。 當馮氏奉到督陝之電時，屬下文武官佐，咸赴轅道賀。他即對眾人作極長篇、極誠懇的訓話，大致謂古往今來有好些大人物，因為成功、升官、發達，而至腐化，馴至失敗的。「這是加重我的責任，我們不要忘卻軍人本分」云云。可謂肺腑之言，痛切之極。是時，投效或改編來馮軍者有李興中、劉之龍、黃中漢等數人。陝西全省當時的實際狀況有如下述。 就職之後，第一要務無過於籌餉養軍。其時，陝西財政支絀情形——即是閻前督致命之大原因——可於馮氏致北京政府催款之數電略見端倪。其一有云：「連年兵匪交鬨，道路梗塞，商貨不通，收入短絀，地方田賦，早已支借逾額，……目下各師旅伙食無款應付，驅飢卒以臨陣，危險莫甚。」再則曰：「十一年陝省田賦，早經陳樹藩提取淨盡。西路交通尚阻，稅收短絀，兵匪蹂躪數年，地方凋敝已極，挖肉補瘡，無肉可挖。」三則以陳樹藩殘部勾結郭堅餘黨尚蠢然思動，變為土匪行為，擾亂關中腹部，而「我軍餉費全無，兵有飢色，派兵剿辦，動則用款，坐視擾亂，為害非淺，陝匪不能早日肅清，則陝局不能早日統一；陝局不統一，則財政愈難整理。財匱匪眾，民困兵飢，其危險有不堪設想者」。此則言財政拮据對於軍事、政治之影響。其四則曰：「兵餉缺乏，士卒枵腹，各將領奔走撫慰，日無暇晷。……軍事吃緊之際，軍中有絕糧之憂。……省垣金融恐惶，達於極點。富秦（陝西官辦大錢局）銀票每兩隻合大洋八毫，猶復日日低落。錢行數百餘家，一律飽受困難，銀根愈行緊迫。漢中、榆林兩屬之三十餘縣，除近省垣十餘縣外，其餘各縣縱有少數收入，早為該縣駐軍撥用，我軍餉項遂至籌無處籌，借無處借。」此則言財政來源之枯竭。又云：「陝省大亂連年，元氣斫喪殆盡。喘息未定、瘡痍未復，加以各方軍隊星羅棋布，偶有開拔調遣，車馬取之於民，糧秣取之於民，一切軍中所需零星對象，無一不取之於民，其他冰雹、地震、水災、盜賊之害，層見迭出。嗟我秦民，誰能堪此！」似此，則民生凋敝，可謂極點。餉項、財政、軍事、政治、民生情形如此，其時這個陝西督軍真不易乾的。馮氏驟膺重任，措置不易，其不蹈閻氏前轍、同樣結局者幾希矣。 治績一斑 馮氏入手治陝的政策：第一，以統一全局為先，蓋非肅清雜牌與土匪軍，則政治、財政，均無辦法也。於是，令吳新田往南進攻漢中，而令王鴻恩從寧羌牽制敵後。由十一月中旬動員，至十二月初，陳樹藩即敗退，由漢口逃滬，漢中收復。至胡景翼一部，駐三原一帶，馮氏素重其為人，不欲攻之，乃遣張之江、張樹聲前往撫慰。彼對於馮氏之抱負與行誼，非常欽佩，兼感於此次之誠懇，派員答問，感情日洽，卒取消「靖國軍」名義，改編為陝西正式軍隊，並服從其指揮。且自此之後相與結為知己之交，生死不渝，後來卒為「國民軍」之台柱之一。胡字笠僧，陝西富平人。出身寒微而勤奮讀書，早歲留學日本，習陸軍，立志革命，加入同盟會。後回陝與于右任倡建「靖國軍」。曾被陳樹藩囚禁於一小樓上，日食以無鹽的豬肉，故身體長得異常肥胖（見《劉汝明回憶錄》頁四〇）。此其日後不能長壽之遠因歟！（余昔在北方時，聞軍中友人言，胡過於肥胖實是一種病徵，每日靜坐少頃，即呼呼鼾睡。當其批公事或作書牘時，其侍從副官必須在身旁細心侍候，一見其將入睡鄉，即急伸手以掌托其筆端，免致文件被墨塗污雲。） 冬月，陝局漸次統一平靖，財政、政治亦日上軌道。馮氏此時，復東與山西督軍閻錫山，西與甘肅督軍陸洪濤，及隴東鎮守使張兆鉀等，修好睦鄰，內外無事，乃竭其全力於政治之設施及軍隊之訓練二事。 關於軍隊訓練一事，馮首注意於幹部人才之養成。下級軍官則以「衛隊團」為訓育機關，等於昔之「學兵營」。團員由新兵之識字優秀分子挑選，操練比別部為嚴密。畢業後，各回本營升正副目。再入「軍士教導團」，畢業後可任司務長、排長。其成績特優者，再入「軍官教導團」，出而可為連長。經此數次訓練，軍官已奄有陸軍中學程度了。同時，「交通隊」、電雷、電訊、無線電、電話等隊，均劃歸「衛隊團」，便於指揮及管轄也。至「軍官、軍士、教導團」亦同時組織，以蔣鴻遇為團長。分軍官、軍士二班。軍官班由陝西各軍保送，約三百人。軍士班則由十一師挑選約二百人，各以四月為畢業期。對待各友軍均以大公無私、不分畛域之精神。訓練期滿，各軍官回營服務，均大為滿意。由是，各軍對馮氏感情益洽，於指揮統一益為便利矣。胡景翼尤為佩服，自行組織「教導團」，取法於馮軍以為模範。至於對軍隊內部之風紀、軍紀，尤為注意。事無巨細，皆予以嚴格之規定與限制：如軍服裹腿則上下全體用灰色國布，內衣及運動衣則白色，鞋黑色，禁著絲綢；官佐兵士之個人用具，均有限制，不准私備額外品。每日晨起，唱愛國歌，飯前及臨睡均唱歌，飲食起居各種生活一律有定時；剪髮、沐浴、洗衣、補衣、縫紉，士兵皆自為之。又為兵士辦儲蓄，存其餉之一部於銀行，至其家中有需要時乃為匯去。以上諸端，於軍紀、風紀大有關係，而節省消耗，尤有效焉。 馮對於官佐則顧念尤殷。其家中有特別經濟困難者，每自購田地贈之，使無內顧之憂。故蔣鴻遇有言：「其對於官兵之愛護，可謂嚴父慈母兼而有之。」至工廠及軍人青年會兩事業，此時仍繼續舉辦，且擴充之。尤注意者則揭櫫基督教博愛犧牲之宏旨，以訓練軍人致志於救國救民之事業。基督教徒，如馬伯援（日本東京中國青年會幹事）等，均於此時前來講道。 對於政治，本來由省長劉鎮華負責——算是軍民分治。但以當時陝局而論，軍隊各不相屬，率皆據地自肥。劉一籌莫展，雖擁有「鎮嵩軍」，顧能力不充，非得馮氏之力助不易措施。所以時常與其籌商興革事宜，因時勢關係，幾乎要拱手聽命於馮氏了。 馮氏就任之始，見舊督軍衙門頹敗已甚，而且氣象惡劣。為打破官僚環境及氣習而表示革新精神計，毅然改建此舊署為軍人工廠，而另建一平民化的新督署。西安城內有一從前滿人所住的土城——皇城，反正時已被漢人焚毀。馮氏即以此為新署址，鳩工建築。全以軍人當工人，他自己也做一份。材料則利用舊署之原料為之。適其時有一私造印信案發生，馮氏施以罰鍰處分，即以其罰金當工程費。工既竣，只費數千元而已。馮氏即遷入辦公。城內小房多所，粗朴簡陋，地不鋪磚。（按：余於十六年到西安任政治工作時，房屋尚存。） 在督陝期間，馮氏尚有一軼事，適足表現其特殊性格的，於此，合當敘述。某年，吳佩孚在洛陽做其五十大壽。當時，吳高居「直魯豫巡閱副使」地位（曹錕居正），威風權勢，煊赫一時，巴結之者均以珍寶或諛辭致賀（即復辟餘孽康有為也書撰善頌善禱的賀聯送去，文曰：「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獨有馮氏派專員前往拜壽，贈以冷水一罐，自雲「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譎諫」之意。這一來，馮氏任性奚落人家，固自鳴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覺得真似「冷水澆背」。平心而論，吳之為人，身為軍人而不脫「老學究」本色；一生貫徹「不積錢，不納妾，不入租界」的三不主張，頗得時人稱許，不過個性迂腐頑固，剛愎驕蹇，自傲自大，有己無人，而且心胸狹隘，睚眥必報，更野心勃勃，迷信武力，以致窮兵黷武，屢起內戰，此禍國殃民之惡政策也。今於五旬大壽，得馮氏贈此掃興禮物，認為奇恥，豈能或忘？未幾，雖因攻奉失敗，迫要乞其急援，然早已銜恨於心，難關渡過，即「過橋抽板」，以資報復，是自然的後果。至於馮氏因常作諸如此類戇直而怪僻的行為，自鳴清高，以彰人惡，即後來在南京及他處供職，也不改故態，以致屢屢招怨，在在樹敵，至少常討人厭，不能與人合作到底，未嘗不因此矯枉過正、諷刺凌人、不近人情、令人難堪之短處，雖愛之敬之者也不能為諱的。（按：上言賀壽送水事，久已遍傳人口。初以為謠言，後讀《我的生活》頁四四三亦自書不諱，乃知為真事。此即劉著頁二七所譏為「怪話」「怪事」之類是也。後來馮氏在山西晉祠幽居時，關於此種怪行，余嘗苦口勸諫，以免為與他人，尤其生活方式及習慣不同之南方同志，合作共處之障礙。其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何！） 對於庶政之興革，其犖犖大端者，有如勸導放足、禁絕鴉片與娼妓、蠲免苛捐雜稅、提倡清潔、實行種樹、廣設平民學校及運動場、建築能容三千人之「洗心社」以作軍民學界講演堂，遍標格言，以喚醒民眾——即如後來流行的標語，又令軍人築路。而其成績最大、利民最著者，則為築成西安至潼關之汽車大路，利便交通。（按：余初赴西安工作時，即乘車經由此路。）又常召集士紳商民討論政治社會一應興革事宜，以故官民了無隔膜，甚得「庶政公諸輿論」之旨。一時，氣象一新，風氣大變，社會舊面目亦為之改易。可惜全省政令不統一，所有新政僅得施於省會附近一帶地方，未能普及全省也。 對於財政方面，則以薛篤弼為財政廳長。富秦銀行為前督軍陳樹藩所設，濫發紙幣，吸收現金。其個人發大財，而陝民則苦矣。初時，紙幣每元只值銅元廿枚。經馮、薛極力整頓，不期月即漲至六七折。對於煙禁——吸食及私種與販運者均嚴禁，但只在馮氏自己兵力所及之數縣尚可實行，而他軍在駐紮之地域則包庇農民大量種植出產，復由軍隊私運，莫奈其何。馮氏乃寓禁於徵，凡販運過境者科以重稅，每月收入可得六七萬元，軍政費得藉此補助。對於鹽務亦厲行改革，設「鹽務局」，以劉之龍為局長，宿弊頓除，收入大增。以上諸端，施行有效，軍政乃得維持。軍隊經費已略較駐信陽時為優。然因全軍給養向用現金購取，一切補充又多，只可維持伙食，按期發餉尚談不到也。每月收支賬目公開，厲行廉潔，剔除中飽，涓滴歸公，實行節儉。行之不一年，舊債盡償。離陝時省庫且有餘款。計其政治成績以財政為最優。 在外交上有可紀者，即是實行「對外人講理」的主張。有兩外人，一英籍，一美籍，持有護照來陝遊歷。行至郿縣太白山，用槍獵獲野牛二頭，即剝其皮，攜回西安，始往謁馮督軍，蒙款待甚優。外人興高采烈，告之以行獵所得。馮氏以國權所關，登時翻臉，嚴行質問。兩人亦抗議。馮氏據理駁之。卒令二人抱歉，掃興而退。因此，二人老羞成怒，英人尤甚，盡力宣傳反馮。其後，英國人對他時露不滿，未始非由此事而來，以馮氏有損其帝國在中國自由行動之尊嚴也。馮氏將此事報告政府，乃定例外人遊獵須領執照，並須指定何項獸類，是亦與外國取締行獵之辦法無異者。 馮氏在督陝任內，傾全力於省內軍事、政治之整頓，而對於全國政治，多不過問。惟有二三事，關係重要，迫於愛國義憤，不得不通電主張者，略舉如後：（一）以關於籌款贖回山東膠濟鐵路自辦一案為國脈存亡所系，集合公私法團公議陝西擔任二百萬元，冀保路權。（二）關於鹽餘公債事，極力反對內閣總理梁士詒之借款辦法，而主張根本取消，並另通電一致聲討之。（三）去電司法當局董康請嚴查有關鹽餘公債九千六百萬元之財政舞弊案。（四）通電痛斥張作霖入關袒護洪憲帝制禍首梁士詒。最後一電，實為馮氏提師出關討奉之先聲也。 出關援曹吳 自九年（一九二〇）七月直奉聯合戰勝皖系之後，由靳雲鵬組閣。（按：靳本屬皖系，後轉投直系。）靳則盡力擴充直系勢力以為報，任命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副之，王承斌等為各省督軍。時，張作霖亦為「東三省巡閱使」，更要求直轄塞北三特區；同時，聯絡段派之盧永祥，並謀攫長江地盤。直、奉兩系，已隱伏戰機矣。十月，蘇督李純自殺，兩系均欲奪此一塊肥肉。奉方推薦張勳繼任，乃為直系之齊燮元所得。「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王占元，以鄂駐軍譁變不能制，因而去職。吳復得繼為「兩湖巡閱使」，而以蕭耀南督鄂。長江上下游均入直系勢力。奉張之計既失敗，乃亟謀對抗，與浙盧、豫趙（倜）及舊交通系梁士詒等聯絡成立「討直同盟」。張乃推梁組閣，迫吳去豫赴鄂，準備吳一旦抗命，奉方即行聲討，由各省援應。素以滑頭取巧著稱之徐世昌果從之，於民十年（一九二一）十二月，梁繼靳任國務總理。梁就職後，先即結外債條約，以鹽餘借款，大喪主權。吳佩孚首先通電反對，以帝制餘孽及借債賣國兩題目話梁，迫其去位。其電文且仿韓愈「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等語，是直以鱷魚視之矣。同時，聯絡本系蘇、贛、鄂、魯、豫、陝六省軍民長官，紛紛通電響應，一致驅梁。兩方相持不下，卒不得不訴諸武力。 在此次內戰中，無可諱言的，馮氏自始即袒直攻奉。其態度與行動，值得一為研究。本來，他自許所部為國家國民的軍隊，平素系超然的和獨立的性質，故曾與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均一體合作，並無軒輊，不認識有個人的主子，更不屑為一系的走狗。綜而言之，他一向不是皖系或直系的人，前文已說明。然其此次之毅然加入直系戰線者，依著者個人推究，大約有四個原因：其一，當其與段翻臉之後，勢成孤立，險被消滅，幸先後在鄂、湘、豫、陝均得曹、吳之力助，乃得保持地位與實力。今當曹、吳面臨大難，面臨生死之戰，不得不仗義援之以手。其次，從前因個性戇直，已與奉張有裂痕（如反對奉方保衛起用張勳督皖，其後奉方反對馮氏在豫扣留交通部解款專車）。此次，如奉勝直敗，自己斷無倖存之理，勢不得不聯直反抗，以圖生存。其三，陝西荒瘠之地，軍政複雜，不易應付，無可措施，故急欲另圖發展，期成為真正為國為民的大軍。其四，從常理說，奉張久欲逐鹿中原，入關主政，甘作破壞和平之戎首，矧其更有勾結復辟黨如張勳者流謀叛民國之嫌；苟其得勢成功，斷非國家之福，而其謀士梁士詒為洪憲帝制餘孽，聲名狼藉，組織內閣後即大借外債，確損國權，此凡愛國的同胞所應反對的。有此四因，故馮氏毫不躊躇，決然表示以全力為直系之後盾了。 十一年（一九二二）四月，奉張果派兵入關進攻，吳亦調兵備戰。馮氏具有決心，於十九日會銜通電數其八大罪。在西安復召集幹部與部隊當眾宣布主張。在此「討奉援直」大會中，他現出本色，當眾脫去所穿之鞋，用足使勁當空一踢說：「我們出關去打奉軍，我棄去這陝西督軍，就像這破鞋一樣！」言時，敝屣飛入半空，猶未落地，真是生活的、戲劇化的表演，惟馮玉祥能為之。於是，即將督軍職權交省長劉鎮華代理，而親統自己之十一師全部，與張錫元旅及胡景翼師出關應戰。十一師分為兩混成旅，以李鳴鐘率一旅及張錫元旅先行，張之江一旅繼之。馮氏自率「衛隊團」跟隨向洛陽東進，而胡景翼全師任後路。 先是，曹、吳之調兵遣將，最初本命馮氏坐鎮後方，反令戰鬥力弱而分駐廿余處之劉鎮華部開上前線，固未嘗欲馮氏有「脫穎而出」之機會也。嗣因戰事失利，勢不得不借重其救兵，乃急電其率師出關。馮氏早有準備，於接電三小時內，即動員向潼關東進。軍次閿鄉，又接吳求救之急電，蓋自四月廿八日奉直兩軍開火後，直軍各路均戰敗，吳不得不亟亟求援也。馮氏乃令李鳴鐘、張錫元星夜北上聽吳指揮。旋又接吳急電，以豫省後防空虛，請其速行東來坐鎮洛陽。馮氏以李旅既已北上，鄭州空虛可慮，乃令張之江率兩營編為一混成支隊，先往該處緊守，自己即率「衛隊團」日行百六十里，於五月三日趕到洛陽代行巡閱使職權，布置後防。 馮氏抵洛之日，李鳴鐘告捷之電至矣。先是，奉軍全力攻直，炮火充足，戰績甚優，吳不能支。既得馮氏迅派兩旅來援，即以李加入西路。整個戰役立刻改觀。李固健將，率整旅快捷勇敢之精兵，出其不意，突從大灰廠拊奉軍之背。奉軍方以勁旅包圍吳部，詎料李恍似「飛將軍」突如其來，抄至奉軍後路。時，奉軍方吃飯，無能抵抗，被繳械者一師之眾。於是全軍腹背受敵，戰略粉碎，盧溝橋、長辛店等地，均為直軍占領，遂大敗急退，戰役於以結束。其致敗之由，實因料不到馮軍出關應援若是之神速，及作戰如是之優越也。馮氏實是曹、吳之救星。 底定河南 馮氏既得捷電，於五日夜間到鄭州視察後方防務，李鳴鐘旅奉令歸隊，全旅兵官開祈禱會，高唱「基督雄師進前」之宗教歌，奉凱南歸。 時，鄭州兵力單薄，僅有直軍王為蔚一團及靳雲鶚之學兵營與馮軍張之江兩營而已。不意，豫督趙倜派其弟趙傑突於是夜（五日）帶兵八十營由開封來攻（按：趙事前接奉方來電，謂直軍已敗退，促其急攻鄭州，有謂此電系交通系葉恭綽所拍發詐勝騙趙者，有趙部某團長太太泄露其襲鄭消息），眾寡懸殊，情勢危急。馮玉祥即遄返洛陽布置，急調劉郁芬、宋哲元兩團及胡景翼部來援。援師未至，趙部猛撲鄭州。當時，驍將張之江率少數部隊奮勇迎敵，以少抗多，屢敗不退。戰至身旁只留下數十人之際，他的宗教精神大為振起，在戰場上跪下祈禱。畢，即起而躬率馬弁，衝鋒上前，肉搏作殊死戰。敵軍見其來勢甚凶，不知其隊伍究有多少，為之辟易。然眾寡究竟不敵，張仍拚死支持兩晝夜。正在危急萬分之際，劉、宋二團及胡部鄧寶珊（渝）等適至，立刻進攻，卒將趙軍擊退。 同時，趙部寶德全，又以十餘營沿黃河南岸，夾攻鄭州，直軍第八混成旅團長彭開乾陣亡。至是，亦為胡部鄧寶珊、弓富魁兩部擊退。馮氏乃親率全軍及胡、王等部分路向東追擊，沿隴海路大戰十日，始將敵軍擊潰。趙倜退回開封，沿途搶劫，各村莊十室九空。詎料其部將寶德全，以攻鄭失利，知大勢已去，先行退入開封。至是倒戈，閉城拒趙不納，蓋藉以討好久已惡恨趙倜之人民，並為顧全自己將來的地位計也。趙無家可歸，竄歸德，後遁上海。馮軍遂於十三日占領開封，分途追擊搜索趙部餘眾。於是，全豫底定。是役也，張之江以兩營人——不及一千之數，敵趙部八十營——四萬餘眾，苦戰兩日，寧死不退，實為馮軍戰史上至光榮之一節。後來，張對人言，謂全得力於祈禱雲。（其後，張自撰《證道一助》小冊，詳述此役經過，為上文參考資料之一種。） 十三日，馮令蔣鴻遇率手槍隊數十名，先到開封視察，及與省長張鳳台接洽。而其本人亦於是日率兵至車站。張鳳台、寶德全及各機關團體均到迎。馮氏一一接見畢，即就地執寶德全而置之於法，並將其部下繳械遣散。後來，其政敵有以其此舉為殺降不義詆之者。迄今國人不明內幕及歷史經過者，對馮氏尚有不諒解之評語。但在馮氏當時則以寶部行為一向助趙為虐，貽害地方（如前在確山勾結股匪，曾為馮軍擊敗）。此次復助趙攻鄭，敗則首鼠兩端，非降者可比，且其人桀驁不馴，居心叵測，及早去之，亦不得已之必要手段也。 膺任河南督軍 時，北京政府已任命馮氏為河南督軍。他即於十四日就職視事。省長張鳳台辭職。馮氏以豫民對其感情尚洽，極力挽留之。 就職未幾，適青島日本人開始撤退。膠澳督辦王正廷以此次收回租界，關係重大，地方秩序，必須善為維持。因見馮軍軍紀優越，電請派兵至青，任治安之責。馮氏乃派兵一連前往，分任商埠及海上警察。服務之勤與成績之佳，為中外人士所稱道。 馮氏治豫第一要務即為恢復秩序，安撫人民。先委鹿鍾麟為警察廳長。開封城內外治安尤為緊要，馮氏至親率衛隊出巡，捕獲亂兵數名正法，地方始得安靖。後派李鳴鐘等為各屬鎮守使，以剿匪安民。一面對於豫政極力改革。自就職後即宣布治豫大綱十條，足征其對於地方政治之自有辦法也。（見蔣著頁七六） 豫省自趙倜把持軍政後，吏治腐敗，率以奔競、鑽營、剝削、舞弊為慣事，上下交征，重苦人民。馮氏於剿匪之外，即以澄清吏治為大要事。縣知事車雲，貪劣尤著。他於接篆後即捕之。從嚴懲辦，以肅官方，亟科以四萬元之罰款，以興辦公益事業。又有歸德劣紳某，素倚趙倜勢力，欺壓平民，無惡不作，經人告發，查明屬實，即將其就地正法，大快人心。至於趙，括削數年，積資無數。馮氏厲行抄沒其全部財產，得二千餘萬元，盡行充公，以作大學基金、教育經費、開辦工廠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之用。人民固然痛快，而此舉卻為吳佩孚轉而恨馮之起點，蓋其一聞馮氏抄沒趙產，思欲染指，及不得，恨心乃生焉。而馮氏之實行懲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實開「國民革命」所揭出的宗旨之先河也。 馮氏治豫之嘉猷，以振興教育為又一大端，足以表現其平素之主張者。當其聞本省有凌冰（震東）其人，為留學美國教育學博士，方在南開大學任教務長，即電請其回豫，保其為教育廳長，固與其未謀一面也。河南全省教育經費本規定每年八十餘萬，惟歷年落在官僚、軍閥、政客之手，移作別用，教育因之不振。他即指定此款不得移作別用，並撥所抄沒趙倜家產之一部為教育補助經費。又派余心清創辦中州大學（後改為河南中山大學）及第一女子中學。復令省城各機關自設平民大學，並督責各縣教育局積極整頓教育。對於社會教育，則有圖書館及平民教育等之設施。一時，河南教育氣象，煥然一新焉。 為謀平民幸福計，馮氏設立平民工廠三處，以為貧民習工藝之所。滿城內旗人所居，則給資遣散，使與漢人雜處以泯種族界限。其餘禁娼、禁菸、改良市政、興修馬路、疏浚河道等善政，皆是凡馮氏所到之處之一律的辦法。 此外，交通事業亦進行甚力，有計劃全省建設長途電話及長途汽車公路二事。所可惜者，馮氏居豫不久，即行去職，其成績則電話僅得潼關、歸德、許昌三線，汽車公路則僅修周口、潼關兩路而已。其建設計劃及種種政策，至是仍沒有全部實現的機會。 關於全省財政方面，以薛篤弼為財政廳長。成績以維持紙幣及銅元票使十足兌現，二者為最大政績。至於停辦苛稅雜捐、清理積弊，本為福民之舉。當時豫省駐軍甚多，軍費浩繁。馮氏惟以節儉廉潔厲行上下，各友軍均不短餉，惟自己之第十一師則餉不多發，亦未有向大城市派款之舉。 對於軍事之訓練，則馮氏處處時時均極注意。在豫督時期所舉辦者，第一，有「高級戰術研究會」，由段其澍主持之，凡第十一師營副以上軍官均須輪班聽講。其次，「衛兵團」改為「學兵團」，以石敬亭為團長，分三營。挑選嚴格，實為初級幹部之養成所也。複次，「手槍隊」中又添設「自行車隊」，軍車六十架，分為二隊；又設「汽車隊」，置車十二輛，均受軍事訓練，為作戰運輸之用。此為軍事之新設施，其餘訓練則如常。 此時，馮軍發展之最可紀之一節，則為編練「補充團」一事。蓋因自十一師出發後，前方戰事吃緊，後方空虛，不得不亟行募兵填防，以備戰事延長，次則因大戰後，傷亡甚多，且敵眾我寡，不得不亟事補充實力。當馮氏在洛陽時，即著手編練「補充團」五團，每團二千人，共萬人，軍械即以豫戰所得自敵軍者充之。編練事先後出蔣鴻遇、門致中二人主辦。督豫後未幾，已成勁旅矣。 在督豫期間，馮氏個人生活如常，簡單儉樸，事事親力親為，無特別可紀者。只留下一宗逸事：每日清晨，自乘腳踏車（單車）到各機關辦公。豫人少見多怪，比之往日貴官出門威風凜凜的架子，不啻天壤之別，咸咄咄稱異焉。 馮氏任河南督軍僅五月有半。軍民兩政，積極改進，成績已斐然可觀。不圖以環境關係，被吳佩孚逼令去職。在名義上升任為全國「陸軍檢閱使」，實際上則革去實權，所謂「明升暗降」者是。然自馮氏去後，繼任者為張福來，立將豫省數月來所施設之新政及種種善舉，差不多完全推翻，而各種弊政惡習，如煙、賭、娼妓，及政治上種種腐化弊端，頓復舊觀，甚至督軍署前之大照壁為馮氏所拆去者，亦復建新的。新河南之建設僅曇花一現而已。 在馮氏離職之前一月，上海一家英文周刊（美人主辦的The Weekly Review）嘗舉行一次名人選舉，由讀者三萬五千人——多數為中國知識界人士教員學生等，投票選出當時「最偉大的中國人」十二名。結果：孫中山先生第一，馮玉祥第二，胡適之教授為殿軍。由此足覘馮氏當年之已得人心矣。（見薛著頁一一九） 〔補註〕上文付排後，翻閱馮氏《日記》，見有數條饒有意義的資料，足充實以上三章內文者，補註於後： 第五章：民國六年（一九一七），馮氏駐軍廊房時，忽被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免其第十六混成旅旅長職。原來其中大有黑幕。馮氏於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十五日記，追溯往事云：「以不行賄於傅良佐，被讒撤差。」分明是傅以陸軍次長地位，因馮氏不願分兵往甘肅乘機敲詐。而馮氏不肯納賄，遂被其讒之於段，乃下免職令也。北洋軍閥之貪污腐化，可見一斑。 第六章：十年（一九二一）一月九日記：「自移駐信陽州以來，餉項奇絀。目兵僅用鹽水下飯，到處呼籲，從無憐而助之者，可嘆可嘆！昨夜夢中，為籌餉事，不覺啼哭，醒來淚痕沾枕，爰詠詩一首記之：『南北爭持苦未休，孤軍駐守信陽州；夢中籌餉曾啼哭，殘淚醒時濕枕頭。』」真一字一淚！ 本章：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十二日，時馮氏已入關任第十一師師長，在繼任陝西督軍之前，曾為「張良祠」撰書楷聯，刻懸廟門，用志仰慕，聯語云： 以匹夫有責為心，奮志擊秦，博浪一椎，不中亦寒敵膽。 明功成身返之義，侯封敝屣，漢室三傑，如公乃是完人。 《日記》常載其讀《曾國藩全集》《曾胡治兵語錄》及湯斌、左宗棠文集，可知其一生治兵修身、待人接物之得力處。其所受影響最大者為曾之一語：「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恭然自餒。」（見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記）然於治兵修身外，從不以曾、左等之反民族革命為合也。在陝西軍政忙碌期間，每星期仍如常舉行禮拜，讀《聖經》，講教理。 其離陝攻直，自雲是「參加共和派與帝制派之戰」，蓋指內閣總理梁士詒為洪憲餘孽也。（見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記） 督豫時，常邀中外名人到開封演講。其最著者為梁啓超氏，遠從北京惠然而來。十一年（一九二二）九月十一日，講題「兵之必要」，略謂一方面主張國中無一兵；一方面主張全國皆兵，蓋兵之必要有二：（一）國家保險。（二）為社會保險。言下表現對當時之軍隊，不獨不能為國家與社會保險，且發生危險，然盛稱馮軍「紀律嚴明，人稱模範軍隊，實保險國家、保險社會之最良保障」云云。 有誰能猜中馮氏竟是一個最為準確的預言家？彼於世界大勢似能「洞若觀火」。於同年九月十三日記云：「就現勢觀察，將來美日之戰，必難倖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檀香山珍珠港，美日大戰果然發生，不過後馮氏所言「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二十餘年，然固是「將來」也。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記，回保定與長兄基道遷葬先父母於新塋，只有親族及基督教會牧師學生少數來賓等親臨行禮。巡閱使曹錕及其他軍政長官無來者，或事前不事張揚，故無人知之。然在馮氏則以此時能盡孝道，稍得自慰，故云：「三十年之心事，今日始償矣。」 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二日（時在「陸軍檢閱使」任內）對官長講話云：「報載余既不屬直系，又不屬奉、皖，乃國系也，誠然。因吾只知有國家，不知其他也。」復於同年七月二日講話云：「現在黨派紛歧。我軍既非奉派，亦非直派，更非安福派，蓋吾等乃保國衛民之中華民國派也。倘有禍國殃民者，職責所在，何敢後人？仍當本廊房討伐張勳時精神以鏟鋤之也。」此露骨的、坦白的表示，足與著者上文之論斷相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