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六章 蟬聯旅長八年長
（卅六歲至四十歲，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浦口停兵
自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秋打倒復辟之後，馮氏復統率第十六混成旅回駐廊房。此時，段祺瑞之親戚私人，如傅良佐、徐樹錚、吳光新等，皆有升賞，且有裂土封疆者，惟功首馮玉祥仍舊一旅長耳。平情而論，段於自己有需要時，則利用他人效死力；成功後則陰忌其勢力之擴大而惟一本私心、逞私見、懷私怨、信任宵小、賞罰不明，即此一事可見其為人，亦可以明彼終不能成大事之故了。馮氏此時態度，恍如他的遠祖「大樹將軍」，不伎不求，安之若素，惟注全力於軍隊之嚴格訓練，有暇則督率官兵，築牆鑿井。是時，最大的工作為運用軍人自己的工力，自築營房百餘間，及開闢打靶場以便隨時實習二事。在此期有兩重要人員投入旅部，一是張自忠，任學兵營的見習官，一是劉驥（字菊村，陸軍大學畢業）任上尉參謀，以後均成為極得力的幹部。（劉著頁二七）
時，段擁馮國璋為總統，而自行回任國務總理，依舊把持軍政。馮、段協議，以贛督軍李純調任蘇督補馮遺缺，以陳光遠任贛督，王占元任鄂督，皆馮嫡系也。段則以傅良佐為湘督，大違南方國民黨以湘人治湘之主張，已種下南北紛爭之禍根矣。未幾，段更倒行逆施，廢棄《約法》，國會由是中斷。於是，國會議員聯翩南下，在廣州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孫中山先生被推舉為「大元帥」。高揭「護法」旗幟，分兵三路北伐，同時進攻湘、贛、閩三省，義正詞嚴，兵力雄厚。西南各省如滇、黔、粵、桂，及湘南，均先後宣布獨立，紛紛響應。當時馮國璋為自固其總統地位，主張與南方妥協聯合，而段則早發武力統一之夢，非用兵力征服全國不可。馮雖反對內戰，力主和平，而莫奈其何。段遂厲行其窮兵黷武政策，而天下愈多事矣。
閩督李厚基，以南軍勢力日張，自忖非敵，電京請援。段是時又用得著馮旅長了，即令其督師援閩。馮氏素表同情於南方革命運動，奈隸屬北洋系統之下，自己兵力單薄，不能輕舉妄動，以冒全軍覆沒之險。此次奉令南下，心持異議，而不敢露骨反抗，亦惟有如以前之辦法，沉毅忍耐，培養實力，以待時機而已。
馮氏既奉命南下，以勞師遠征，兵力不敷為辭，請成立一補充團。旋得許可，乃派員赴河南歸德一帶招募新兵三千人。六年（一九一七）十一月下旬，親率全部由京漢鐵路轉隴海、津浦兩路南下。軍次河南新鄉，遇湘督傅良佐，乃知長沙、岳州已失，入湘之北軍多已撤回，傅蓋敗逃之將也。十二月初旬，馮氏駐軍浦口。時，補充團新兵已至，乃以李鳴鐘任團長，即在浦口訓練。李厚基派員前來招待，並備海船數艘歡迎馮全軍入閩。馮氏成竹在胸，不願與護法義軍作戰，決發動主張和平。因藉口軍隊乘輪船航海，易受攻擊，實有危險，不如從旱路經浙入閩，遂停兵不行。蘇督李純，秉承馮國璋意旨，准其留駐浦口，並予以給養。蓋是時，段祺瑞之皖系與馮國璋之直系已露裂痕。馮玉祥將軍雖籍安徽，惟因屢受段之皖系之疑忌與排擠，故漸與直系比較接近，對南方主和之議亦衷誠贊同。因此之故，馮國璋便曲意維護，亦所以拉攏及培植直系勢力也。是時，馮旅之參謀長邱斌，因附和皖系，主張援閩攻粵，與馮氏意見相左，拂袖而去，且通電攻之。這是馮氏部屬中之頭一個背叛他的。（劉著頁二九）
在浦口時，有一趣事發生，充分表示馮氏之性格。一日，南京的高級長官大宴馮氏。文武貴官紛紛赴筵。一時，逸興遄飛，主人家請眾客飛條子，各叫兩個歌妓來侑酒，但馮氏不肯。主人勸道：「您來到南方大城裡，不該潔身自好，像聖人一般。來吧！改轉主意活潑一下吧！如果您沒有相熟的姑娘，讓我來介紹兩個。」未幾，兩個花枝搖曳的粉頭果然姍姍來了，坐在馮氏身邊。當下，他敢怒而不敢言，登時站起來，離席走了。回到寓所，抱頭大哭了幾天，自說：「國家的上層領導人物，尚且放蕩至此，中國還有甚麼希望呢？」
過一會兒，他也設宴，遍請部下全體軍官赴筵。席間，他對眾人說：「我們也當及時行樂，好像他們的軍官一樣。他們赴宴都有歌妓侑酒，我們也來叫條子，每人一個吧。」他們都熟稔長官的脾氣，聞言人人瞠目相視，莫名其妙。馮氏再說：「我已經替你們出了條子了；每人一個，每個一元，他們快來了。」少頃，大門洞開，有一群衣衫襤褸的乞丐蜂擁進來，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都是預先派人在街上招集而來的。他當下站起來鄭重地說：「這些就是我們所叫的條子了。請每位給他們一元，他們都是我們的叔伯、兄弟、諸姑姊妹，我們應當照顧照顧吧。」各軍官遵從，每人掏出一元。乞丐散去之後，他再演說，細述自己前次赴宴之經驗，乃勸勉眾人應潔身持正，預備為國家之領袖云云。（按：以上故事是後來在張家口國民軍總司令部內「基督教協進會」當總幹事的陳崇桂牧師親口告訴著者的。）（又按：六年十一月，段辭去國務總理職。但未幾即復出主持赴歐參戰軍事，段芝貴得任陸軍總長。兵權仍在段祺瑞手。見薛著頁六九—七二。）〔編者按：此處有誤，段祺瑞辭職後，由王士珍繼任，自兼陸長。段芝貴任陸長，實在民國七年三月段祺瑞再起組閣時。〕
武穴主和
迨湖南長、岳易幟，南方革命軍節節勝利，武漢頓形緊張。七年（一九一八）一月，段調兵遣將，大舉南下，冀挽頹局。曹錕為兩湖宣撫使兼攻湘總司令，有兵力數師。贛督陳光遠亦為攻岳總司令，由贛直攻長沙，添調皖、魯軍歸其指揮。又借用奉軍四混成旅，駐京漢道上。奉軍之入關，此其禍端也。湘、鄂形勢既特別危急，段更改調馮氏混成旅西向，由荊州、沙市攻津市、澧縣，以拊長沙之背。
馮氏於二月間奉到軍令，目擊戰禍爆發，大不利於南方革命事業，而是時海內騷然，外人且有倡共管之說者，深知此次內戰不特毫無意義，而且足致國家於危亡。前此終止入閩，至是亦自始立意不攻湘。志既決，率部乘輪溯江西上，相機而實現其和平主張。不幸有一書記官楊某，反對開戰，而又未明馮旨，在浦口氣憤投江而死，亦烈士也。
十六混成旅全部抵湖北之武穴，登岸後，即停兵不進。於二月十四日馮氏通電主和。電文激烈異常。開首即謂「內部爭鬥，於今三年，而最無意識無情理者，莫過於此次之戰爭」。繼則歷數外患、內憂、財政、軍事、國家種種險象，實不堪再戰。乃痛詆當局者「蔽於感情，激於意氣，視同胞為仇讎，以國家為孤注，言念及此，可為痛心。民國主體，在於人民，民心背向，所宜審察。置民於不顧，快少數之私忿，成敗得失不難立辨」。而其主和之尤大理由則以「總統為一國之元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使元首而果主戰，敢不惟命是從。然元首（馮國璋）始終以和平為心，早為中外所共知。討伐之令，出自脅迫，有耳共聞，無可掩飾，此玉祥所以不敢冒昧服從，以誤元首而誤國家也」。末了，詞更激昂：「如以國家為可憐也，則請速罷兵，以全和局；如以國家為不足惜也，則請先殺玉祥以謝天下。」云云。電文批露，全國悚然。（全文見李著頁廿八—廿九）
然而此電之主和，猶只以國家民意及總統和平之心為理由，對於南方護法組織尚未敢表示若何態度。至十八日，馮氏又發一電與府、院，同時並電江蘇督軍李純請為其聲援以期收效。其致府、院之電文比前電更為激烈，且對南方表示露骨的同情，有言曰：「此次之戰爭，人以護法為口實，我以北派為號召，名義之間，已不若人，況乎民意機關，已歸烏有。」又曰：「士氣盛衰，關係成敗。北洋軍隊，訓練有年，辛亥、壬子諸役，何以能戰勝南方？此次何以迭為南軍所敗？師直為壯，曲為老，不已昭然可見乎？」再則曰：「現岳州北軍，既已退出，所未解決者，只為國會一問題。玉祥迫於愛國之熱誠，實不敢冒昧言戰，以誤將來，惟望國會早開，民氣早申，罷兵修好，時局早定。如仍有不以國家為前提，而以破壞為能事者，竊欲為國前驅，萬死不辭。」云云。（李著頁二九—三一）
此次護法之役，馮氏格於形勢，雖未脫離北洋系統而積極參加，而此一電文已明白宣布贊成護法運動，其主張復開國會尤為顯著，實是南軍極有效力之宣傳品。而且痛斥主戰者理直辭嚴，不啻對彼主動解散國會、毀棄《約法》、調兵作戰之反革命禍首段祺瑞下哀的美敦書。段接兩電後，怒與懼並發，即招集大軍數萬人四面包圍馮旅，旋下令免其旅長職，而交曹錕查辦。其最滑稽者則令委最忠於馮氏之團長張之江代其職。張自然不肯接任，而且立刻四出運動有力者為之緩頰。
免職留任
馮氏雖被免職，而處之泰然，每日督飭操練如故，且命鹿鍾麟督隊剿除武穴附近之土匪。但其團結一體的部下及深受其賜的武穴商民，聞其行將去職，連電政府請收回成命。部下電文尤為激烈，謂如不肯收回成命則「請將我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槍斃，以謝天下」云云。
奉命查辦的曹錕，乘機賣個人情，兼欲吸收馮部為己有，乃復電政府為其緩頰，請准其留任，戴罪立功，以贖前愆，並歸其節制。蓋北洋軍閥當時直、皖兩系分裂，曹錕欲乘時擴充私人勢力也。而段政府則以有事南方，深恐內部分化，勢力縮小，或至崩潰，亦趁此下台，允曹錕之所求。馮部之與曹錕有直接關係，蓋自此始。然此僅就一時權宜的編制上而言，馮始終不是直系嫡系人物或曹錕部下明甚。
其實，馮氏自受了民族主義與愛國精神的洗禮之後，所練之兵與所建之軍，皆自許為國家的與國民的武力，絕未自覺是屬哪一系的。所以一向大凡自認為有利於國民者，則不憚生死以負焉。由彰彰的史跡證明：皖系需要他助力時便拉攏他（尤其因他是皖人），事後便棄之如遺了；直系需要他發展時也拉攏他，事後反排斥他、壓迫他了；甚至奉系需要他救援時，又何嘗不拉攏他？但事後更要攻擊他、消滅他哩。正因他一向態度超越，不務名利，孤立獨行，無派無系，所以時時遭妒忌，受排擠，挨打挨罵，無時或已。這一次，初與直系發生關係，蘭因絮果，不久自白。如今先行敘述如上，以明背景。
是年（一九一八）暮春，北洋政府特派陸建章南下疏通，仍催馮軍渡江進攻。馮氏亦不因戚串私誼而賣面子，只虛與委蛇。一日，在乘馬巡視各營時，佯作失慎墜地，受了重傷，不能行動。全旅自然不能開拔了。陸不得要領，乃悵悵北返（劉著頁二九—三十）。馮氏以勢力究仍薄弱，此次突然主和，露骨表示，一擊不中，仍得安然生存，保存實力，已屬萬幸。今後計惟有更加沉著應變，養精蓄銳，以等待時機而已，蓋其深心覺悟，雖有革命愛國之熱忱和主張，然欲圖大事，必先度德量力，若無計劃、無實力，而只圖快一時之意氣，輕舉妄動，鮮有不枉作犧牲而無補於大局者。自武穴主和一事得了此大教訓之後，以後他的舉動及表示，愈為謹慎周密及穩健，務操必勝，不敢再露鋒芒，輕於一擲，以枉費健兒寶血矣。
駐防常德
七年（一九一八）三月下旬，段氏再起，任國務總理。未幾，曹錕、張敬堯、吳佩孚復進攻湖南。曹氏令馮部任右翼進迫常德。馮氏以和平既已絕望，又受各方軍隊之壓迫，且自己實力不足以為和平主張之後盾，而況與南方革命軍相隔太遠，無能聯絡，即欲參加護法戰線而不可得，真是沒可奈何的時候。不得已卒於四月間拔隊西上。時，第十六混成旅駐武穴已兩閱月，以保護地方、維持治安不遺餘力，故與人民感情極洽。開拔之日，商民為馮氏立去思碑以留紀念。大軍進行毫無抵抗，安抵石首公安，沿途剿除土匪不少。獨有曾尚武率數百人投誠，馮氏收編為先鋒營。全軍休息十餘日，繼續由津市、灃縣前進。時，吳佩孚已率第三師攻下岳陽、長沙。湘西鎮守使田應詔軍陷於孤立，亦撤出常德。馮氏遂於六月廿二日進駐是城。段政府嘉其功，則又開復其旅長職，並任為湘西鎮守使。（六月十五日，徐樹錚擅殺陸建章於天津。未幾日，馮氏即奉新命，殆因段欲藉此緩和其憤恨情感也。說者謂陸死後仍助馮氏雲，信然。此為馮氏日後殺徐之遠因。）
馮氏自武穴主和失敗後，志仍未改，及鎮守常德，仍乘機進行。當湘省既為北軍復占，南北均充滿和平空氣。他主張益力，以償素志，乃極力運動各方。其成績則有七年（一九一八）七月間會同北方將領會銜主和之哿（廿日）、馬（廿一日）兩電。又有十月間會同南北將領主和之江（三日）、支（四日）兩電。中間數月，國內和議，因國際協約會議而告停頓。至翌年（一九一九）三月三日，馮氏又重提舊事，單獨致南方唐紹儀、胡漢民等一電，主張和平，並勸勉胡等各代表有「務望貫徹始終，勉思相忍為國之義，徐就九仞一簣之功。國之大命，實所賴之」等語。同月十九日，馮再發通電，痛陳時局，促開和議，足見其本人確能貫徹始終了。
強硬的外交方法
馮氏既任湘西鎮守使，駐節常德。「地盤」雖小，而已有一小機會以發展其愛國愛民之抱負了。當其入駐是城之初，即對外國人起交涉而第一次嶄然露出鋒芒頭角。他主張對外人必須「講理」，以後悉本此原則以處理外交事件。當時，人民久受軍隊之騷擾及壓迫，以為北軍素強悍不守紀律，深恐馮軍依樣葫蘆，大事搶劫，多有購得日本國旗高懸門外以資自衛者。馮氏至，以為有辱國體，乃嚴罰之，並與日本領事名高橋是新者交涉，請其取締日商之售賣日旗。未幾，日軍艦「隅田」號藉口保護日僑，開抵常德，馮氏又與交涉，不許其水兵登陸，只准其泊常德對岸。該艦艦長居然張貼布告於日商門前有「仰爾軍民人等」一語。馮氏以中國內地，何能任外人亂出布告？即勒令撕去，自行擔負保護日僑之責。其保護辦法，至為周到而巧妙。他在每家日商門前，派出兩名「大刀隊」站立駐守。中國人望而生畏，無敢進去買物者。而日人出入亦大感不便，生意完全停頓，門可羅雀，尋而出門採購食品亦不得，咸大窘，卒須由高橋要求不要格外「保護」。馮氏乃一笑而罷。另有滋事日兵數人，被捆送司令部，後經高橋及艦長數次道歉請求，始放回。日人知馮氏嚴正不屈，其心愛國，當時表面上甚為敬重，虛與周旋，而實則此時之舉動已大中其忌。自此，日政府對於馮氏常側目而視矣。
又有信天主教之所謂「教民」某，欺凌同胞，兼因犯法涉訟敗訴，懼刑逃入教堂。義大利神父庇藏之，屢傳不到。知縣薛篤弼無法可施。馮氏聞而親往處置，手捧鎮守使大印對神父說：「你們膽敢包庇犯人，使我國國法不得伸張，我這顆印也沒用了，索性送給你辦吧。」語畢即在教堂前，大聲疾呼，對市民力數神父之不是。人民愈聚愈多，聲勢洶洶，喝打喝殺，大有釀成風潮之勢。神父怕了，忙出來賠罪，允將犯人送出，請馮氏停止公開聲討，其事乃寢。
新政嘉猷
在地方上，馮氏留下不少有利於社會人民的政績。常德素稱富庶之區，娼寮林立。他一到任，即禁之。社會頓成清潔化。該處人民生活，習慣奢華，以其提倡儉德，風氣驟變，奢華者亦趨樸素，行路無衣絲綢者。城內商業，票號甚多，每濫發紙票，引起金融紊亂，時起恐慌。他嚴行取締，防止投機，發票之風稍戢，此其造益於人民者。當時川、滇鴉片私運至常德者每年數百萬兩，吸戶日多。馮氏乃派員嚴查，數日之間沒收煙土卅余萬兩，悉付一炬，火焰至三日夜始熄。又以其地人民吸菸及打嗎啡針者多，乃嚴禁之。並設「戒菸所」，請醫生主持，入所戒絕者三四百人。該處公私學校數十，辦學者大都藉以漁利。他實行積極改良，或則解散，或則合併改組。在其整頓監督之下，教育氣象，煥然一新。此外，他又令部屬提倡衛生，清除街道，自推土車，以身作則。一個臭穢的城，倏忽成為乾淨土矣。八年（一九一九）五月七日，日本廿一條事件發生，馮氏召開國恥大會，學生遊行示威。一時，人民愛國心為之激發。其他工作，如修橋、造路、築堤治水等皆令兵官為之，造益人民地方甚大，口碑載道。凡此均為馮氏第一次小試其政治手段之成績。當時地方人民感戴實深，而其聲譽亦由是鵲起矣。在這期間有門致中、魏書香、任右民、鄧哲熙、張吉墉等前來投效，後皆成為幹部重要人員。
馮氏之招兵，一向是派員前赴各地設立機關徵募二三千人不等。但以後除亟須大量補充兵額外，則改用新方法，不是在一處同時招募，卻由下級軍官之隨時請假回鄉者，各在原籍招收十人、八人或三五十人回部，是為「回家帶兵」之新方法。新兵到部，則統歸「新兵營」集中訓練，另派幹部主持其事。訓練畢則分撥各團補充兵額。這方法自有特效，如免除新兵地方性之感覺，兼使其與招致前來之軍官發生私人恩誼，團結一氣（劉著頁二八、三六）。這也許是由曾國藩招募湘軍，側重私人情誼之方法得來的。
加緊練兵
在常德駐防期間——共有二年——馮氏對於軍隊之訓練尤為嚴緊。除每日操練定有常規外，每星期必閱兵兩次，自官長以至兵夫無不一一親自縝密地檢閱一過。為養成幹部人才計，於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開設「教導隊」，以鹿鍾麟為大隊長。內分軍官、軍士二班，以三個月為一期，每期學生百五十人，畢業回營練習，分別擢升。又組織「官佐體操團」，以鍛煉官長體魄，而養成其吃苦耐勞之精神。因感於前時在川作戰，兵官每日行軍百餘里即疲憊不堪，此時遂提倡各部比賽行軍，規定行程一百廿里，以八小時為限。此舉於後來迅捷的行軍大有利益。他又設「讀書講解會」，令官長、兵夫，一律求學，除普通知識及戰學外，兼授英、日文字。馮氏自己於此時求學尤為努力，立志學英文，每日指定兩小時為讀書時間。到時，關上大門，不辦公、不見客，門外懸一木牌，上書「馮玉祥死了」，不准外人進去。課畢，乃啟門除牌言「馮玉祥復活了」。其苦心孤詣如此，故以後於粗淺英文，還可以說幾句及略聽得懂也。
對於軍官子弟及婦女之教育，馮氏亦特別注意。八年七月，設「培德」女校一所，專請長老會教士秦氏夫婦主辦，以教育官佐家眷。又就地設官佐子弟小學校一所，其仍在北京開辦之軍官子弟小學校則擴充之，增設中學班。凡學生上學，食宿學費，均用記賬辦法，每月由父兄之餉項扣除，故各軍官，無論轉戰到哪裡，其子弟均無失學者，法至善也。
馮軍種種設施之另一特色而惹起全世界之注意者，為「軍人工廠」之創設。先籌捐一萬二千元為開辦基金，挑選士兵分班入廠，先習織襪、縫紉二科，後續辦印刷、肥皂、木工等科。每班二百餘人，後增至四百人，以三個月為畢業期。輪班學習，預期三年，全軍上下，均習一藝。開辦數月，即大有成績，居然供給全軍九千餘人之線襪了。其他出品，亦有可觀。此外又組織「軍官佐工業團」，以提倡實業，內分木工、鐵工、織襪、毛巾、照相、繪圖等六科。馮氏自習鐵工以為倡，每日必做工二小時。團員工作成績，分類陳列於會客廳作裝飾品，以代古董、字畫，此其特異之處也。中國軍人之實行兵工政策，實以馮氏為嚆矢。
「基督將軍」
「基督將軍」之譽，是世界人士在這時期給予馮氏的。這與他的皈信基督教及在軍中努力宣傳此新信仰有關。考馮氏宗教信仰，幼時隨父禮佛像、拜邪神及溺於種種傳統迷信，而對於基督教非常厭惡。於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十九歲時，在保定曾當街詰駁外國教士，兼曾去教會搗亂，又曾槍擊外國教堂。如果他當時沒有入伍當兵，則必定附從迷信愚民加入「義和團」無疑（據《自傳》）。及其親眼看見女教士莫女士被兵民殺害，壯烈殉道，始大受感動，對基督教得新印象，厭惡之心漸去。此其後來皈依新教之種子也。（以上見上文第二章）
至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馮氏在北京因患瘡疾，得崇文門教會醫院中英醫生三人為之治癒。及聞他們「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之言，則深覺奇異。後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在奉天新民府，又得聞傳道者從中國儒家哲學直講到耶穌教義，以發揮「在新民」的題目，深入淺出，有得於心。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在北京任禁衛軍團長時，曾到崇文門教堂聽美國青年協會的穆德博士（John R.Mott）講道，對所發揮博愛利他的道理，得深刻的印象。從此便常到教會聽道，研究《聖經》，對基督教興味，日深一日。據其自述：「當時社會腐敗，無異前清。每一念及，輒為心痛。然於軍務餘暇，時赴崇文門內美以美會聽講，習聞耶穌博愛救人之旨，與軍人獻身救國之義一一吻合。又見會中教友，皆不准婦女纏足，不准吸食鴉片，不准飲酒嫖賭，而其他男女孩童，又無不讀書識字。種種善舉，私心慨慕。竊念吾國人民，果能如此，實足以改良社會，富強國家。而以之約束軍心，使不至牽於外物，泛濫無歸，尤於馭兵之道別開法門。昔曾文正嘗言『取人之長，以濟己短』。吾於是信仰之心，油然而生。然迥非如迷信者之邀福求榮也。」（上見《自傳》稿本第四章《思想之變遷》之四。《我的生活》第廿六章頁二六七所載略同，惟聽講時期繫於民國元年，駐防地點在平則門舊火藥庫。）
這時，他加入「查經班」，常到劉芳牧師家裡研究《聖經》。接著就在美以美會由劉牧師為施洗禮，於是正式成為基督教徒。然而他之認真研究《聖經》及努力傳播基督教於軍中，乃在常德駐防之時，這亦是他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他前在北京聽道時已感覺「耶穌為了傳播他廣大的愛，竟被敵人釘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他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見《我的生活》頁三六七）研究《聖經》又有心得，深信耶穌所教愛人如己，捨己救人，與儒家己飢己溺之仁道符合無間。而且對於耶穌教人勿懼只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者之要道，亦異常感動。乃認為「這些都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料。若將基督教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的宣傳，必受絕大效益」。（見《我的生活》頁三六九）
於是，一個系統的傳教計劃開始了。每逢星期日，請牧師向全體官兵宣講教義。又組織一個輪旋講演會向士兵布道。又特設「基督教青年會」於軍中。凡查經、祈禱、歌頌、講道、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均極力提倡。部下信教受洗禮者，日多一日，而博愛、犧牲、團結、服務種種宗教精神與效力，亦漸普遍於全軍焉。軍中傳教士有來自中國各處者，其來自外國者亦不少。外人來後，必報告於外國，亦有撰文著書為其宣揚者，蓋咸以為此是中國之創舉與新希望也。一時，「基督將軍」（Christian General）之號突然騰播世界，而「模範軍隊」之名譽亦隨而鵲起矣。同時，本國基督徒如余日章（青年協會總幹事）、聶其傑（雲台，實業家）、徐謙（季龍）、王正廷（儒堂）等均來軍中講道，與馮氏訂交。徐、王二人為國民黨巨子，後為馮氏與孫中山先生發生聯繫之媒介。
馮氏自稱為「一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見《我的生活》頁三六八）在消極上這有幾分是對的。但從積極上追溯他信教的動機與分析他的宗教生活，他不是一個迷信超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基督徒，也不是一個斤斤於形上學而偏信神學教條的基督徒，而實際上是一個倫理主義的、注重道德生活的基督徒。他信教的動機是為救民、為改良社會的，他所得諸《聖經》之真諦是耶穌之崇高的道德遺訓與精神要義，他的宗教生活與行為是仁愛、犧牲、為人服務與維護正義的，他所傳播的基督教也是這樣道德化的。著者認識他多年，聽其言，觀其行，記憶未泯，敢作此證。
皖直內戰
吳佩孚既占長沙，復進占衡山、衡陽。北京政府遂欲乘機蕩平西南，乃命曹錕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吳為「援粵副司令」。而吳此時卻別有野心，不特不進兵而且密與湘軍趙恆惕聯絡以自重。其後且與南方桂系及「政學系」通款。此兩系操縱「聯合會議」，以為對北京政府議和之機構，並倡改組「軍政府」，藉以排擠孫大元帥，而便私圖。孫中山先生以救國大計不能實行，乃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職赴港，而伊等改組軍政府之議乃成。南方軍政遂由岑春煊、陸榮廷、章士釗、李根源等兩系人物所把持。而吳佩孚之與伊等勾結，亦非發軔於革命意識，不過趁此時機和緩南軍，使一己得注全力以對付北方段祺瑞之皖系而已。
時，北方政局愈趨混亂，而危機四伏，蓋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二系。直系之大總統馮國璋則有曹錕、李純、吳佩孚、齊燮元等為羽翼。皖系之總理段氏則擁有張懷芝、倪嗣沖、張敬堯、徐樹錚、盧永祥等勢力。當直系曹、吳等攻占岳陽後，段急於擴充地盤，任其嫡系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吳深恨之，日謀倒皖。既而段壓迫馮國璋，改選總統而捧出徐世昌為傀儡，皖系遂繼續把持政權。及五四運動起，吳乘機同情於學生，借題攻擊皖系政府媚外，遂急於緩和南軍而倒戈北上，掃除皖系。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時機成熟，乃自行率師北歸。湘軍等亦乘機北攻，節節勝利。六月，張敬堯棄長沙遁去，趙恆惕遂主湘政。（吳受國民黨六十萬元乃去，見《我的生活》頁三八七及薛著頁九八）
馮氏是時名義上雖受曹節制，而與吳等之行動並非一致，亦無聯絡密約，蓋其所統率者非直系或皖系之私人軍隊，而自以為是國家國民的武力，於各派系間超然獨立者也。然而吳既退，張又逃，彼之一旅人孤立於常德，同時各部湘軍均有進窺湘西統一全湘之趨勢，馮軍之地位益危險。於是馮氏決率軍北返。時，駐常德已二年了。其初，譚延闓派代表謁馮氏請參加南方革命軍，馮氏婉拒，據云北方軍隊不宜於南方也。（見薛著頁九八）
方田應詔、胡瑛等之退出沅陵也，胡之母親留在常德。馮氏既至，厚待之，保護備至。胡甚感激。其後，馮氏邀胡至常德一晤，胡亦惠然蒞止。馮氏邀與閱操，充分表示十六混成旅之精神、紀律及戰鬥力，胡大驚異而佩服不已。歸後，極力宣傳馮軍之不可侮。故馮軍是時之退兵，湘軍均不敢追擊。趙恆惕亦敬重其人，堅留不得，乃送以開拔費十萬元，亦婉卻焉。
七月六日，馮氏下令全部撤防退兵。二小時內，全旅二百餘里防線集中完畢，神速亦可異也。全軍冒雨出發。時，全城人民對其感情甚好，「攀轅」莫及，致送開拔費卅萬。冒雨至車站送行者萬餘人。
時，吳佩孚已節節布防於京漢線。部署既畢，即由曹錕、張作霖、李純通電宣布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小徐）六大罪狀。徐世昌懾於直系之威，下令免徐職。皖系段氏亟謀對抗，改組「邊防軍」為「定國軍」，聯合聲討曹、吳。張作霖是時亦派兵入京助直系。徐世昌則首鼠兩端，居中播弄，冀坐收漁人之利。七月十四日大戰開始——即所謂「皖直之戰」是。結果，直系勝利，北方政局入於直、奉兩系之手。
轉駐信陽
當戰事發生時，馮軍方在北返途間。七月下旬，抵武昌附近，而鄂督王占元不許登岸。時正盛暑，船少人多，患病者眾，極為不便。交涉數日，王始指定諶家磯為馮部暫駐之地。八月一日，全軍開抵諶家磯，駐造紙廠。天氣大熱，地窄人稠，死病者數百名。於種種不便利中，馮氏每日仍率部操練如常也。
在此時駐鄂期間，他於如常訓練部兵之外，仍時刻不忘自我修養。其自定每日時間表如下：晨六時起床，祈禱、讀《聖經》；七時，自省；八時，檢閱官佐與士兵；八時卅分，早膳，隨辦公事；十時卅分，接見賓客；午膳後，習字；下午二時，辦公；三時卅分，讀道德書籍；五至七時，運動體育；晚膳後，學英文及寫日記；九時卅分，祈禱，就寢（轉錄自薛著頁九九腳註）。生活紀律，可見一斑。
在諶家磯駐兵三個月，此中有兩件事可以特別記述的。其一，則建造木質可以移動的「軍人青年會」，所以紀念美國教士羅感恩醫生。先是，羅在常德入軍中為一劉姓者診病。劉，固馮夫人之叔也。此來系要求馮氏為陸建章復仇。馮氏不應，乃大起爭執。詎料劉即大發神經病，開槍打死羅醫生。馮氏奮身上前奪其手槍，亦被一彈傷肩，幸不久即痊癒。而羅醫生之死，後經查明系屬誤殺，其事乃寢。馮氏送贈萬元與其妻作賠償費，堅辭不受。羅子方在美大學念書，馮氏匯此款去為其學費，則原款付回，謂「家雖貧，但可以工資謀學費，不能以父之生命換金錢」雲。馮氏益為佩服，乃以此款建造木舍五楹以紀念羅醫生。此木屋，後隨軍移動，為軍人講道、遊藝之所。其後歷在北京南苑，直迄南口退兵時始被毀焉。
其次，則為馮氏與孫中山先生接近一事。常馮氏駐常德時，與徐謙等國民黨巨子已有來往。馮氏因得讀孫先生之著作，至為景仰，以為非此不足以救中國。及開赴湘北時，乃致函孫先生，略謂：「中國已瀕於危境，真正救中國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厲，無論如何失敗，而我行我素，始終如一。此種精神，凡謀國者當為之感奮。現下雖厄於環境，但精神上之結合固已有日矣。」云云。旋接徐謙復函言中山先生接讀來信，深為欣慰，繫念情殷，擬派其個人及鈕永建（惕生）二人到漢慰問官兵，並面談一切云云。馮氏即專函歡迎，並囑任右民另具私函速駕。徐、鈕即行來漢，與馮氏相會於營中。每日於講演「基督救國主義」中帶有宣傳革命作用，蓋二人均為基督徒，而徐則揭櫫「基督救國主義」深得馮氏贊同者。孫先生派其二人為聯絡使，可謂知人善任，而此二人以後與馮氏關係亦日深一日矣。彼等又告以孫先生非常器重其為人，以為「北方革命事業非馮莫屬」雲。蓋其人格及治軍成績是時已蜚聲全國。孫先生眼光深遠，尤能識人，故以此期許。後來馮氏因早得其感召實行首都革命，歡迎其北上，再後又積極參加國民革命而促成北伐之功。則馮氏亦可謂無負孫先生矣。
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馮氏復率部由諶家磯移駐河南信陽。時，豫督為趙倜，貪劣特甚。全省財政均由其親信把持，中飽而外，全入趙氏私囊，故積資產至數千萬。馮部餉項因之全無辦法，不獨官佐無薪餉，即官兵每日菜錢亦無著落，日惟和鹽水下飯。馮氏又不肯就地籌款，以重百姓之擔負。然萬餘人之生活如何維持？他於無人處輒偷自飲泣，常淘汰兵夫以求撙節，亦無以支持。軍官佐等至須典當衣服，為挖肉補瘡計，終不能持久。他束手無策只得親赴保定一次以籌餉，亦毫無結果。於絕望中，他決意辭職。但經部下函電及誠懇挽留，始回旅部，與全體共同吃苦。其求款電文有「可以與兵官了解而挨飢，但不能令軍馬明白而不踢」之語。在最苦之時，他甚至欲將全部開駐鐵路軌上，任火車輾斃，猶勝於餓死也。此時正在新年之前，各家紛來催債而無法應付，故出此短見。適有火車由漢口運大洋廿萬北上繳呈交通部者。他偵知之，乃急不擇食，將車扣留。隨電京請罪，謂自知犯法，請即處分；一人犯法，勝於全體官兵犯法搶劫之為愈云云。北廷復電，允撥款十萬元。馮氏乃令准火車開行。迨張作霖聞其事，即電京請嚴懲馮氏，蓋藉以報復於八年間反對其力保起用張勳之私怨也。吳佩孚則為馮辯護，反唇罵張，謂其昔曾扣留政府軍械車，罪殆浮於馮雲。其事遂寢。
時，直系保派曹錕等欲去豫督趙倜，在保定開會，擬定由趙部師長程慎在彰德首先動兵討之，而以馮部為助。馮氏因上次扣留火車事受張作霖攻擊而得吳佩孚之緩頰，勉從之。派張之江赴保與會。歸則攻趙部寶德全於確山。寶素勾結土匪，多行不義，為患地方人民。至是，一戰而敗，損失槍械，全部且潰散。直系洛之吳佩孚以勢力未充，不敢大舉，又以不滿於保派，又指程慎為叛亂，令其第三師一部與趙傑（倜弟）夾攻之。程不敵，自戕。於是，馮攻趙部之行動，受人責備，非常尷尬，但又不能宣布內幕，真似「啞吧吃黃連，苦處自己知」而已。自是不能安居於豫。後來，一有機會，吳即令其入陝，其遠因殆種於此也。
馮氏當餉源斷絕、全部窮窘之際，又以助吳討趙事忽爾中變而受人責備，積愁生病，遂退居于山坡草廬中，稍事休養。正在愁病交迫之下，忽得一極大安慰；即是：收得徐謙自廣東來函，備言孫先生對彼非常注念。乃振奮精神，親筆揮函，派任右民遄程南下，敬候孫先生起居，並聯絡一切。任抵粵時，孫先生已被「非常國會」選舉為大總統，乃晉謁於粵秀樓（即鎮海樓）。孫先生將革命計劃詳示一切，並特別指出陝西地勢之重要，將來須於此建立革命基地，擴而大之，則革命大業可告成功云云。及任北返，則馮氏適已率部赴潼關入陝。其行程竟與孫先生之指導不謀而合，可謂巧矣。其後，馮氏果以甘、陝兩省為根據地，卒以打倒北方軍閥，完成孫先生革命北伐之大業，蓋其早得自其示意而成竹在胸也。（以上本章並參考蔣鴻遇：《國民軍二十年來奮鬥史》第三集第三章，石印本「非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