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三章　新軍的下級軍官

（廿一歲至廿七歲，一九〇二—一九〇八） 入武衛軍 馮氏既不滿意於淮軍而另圖發展，適有李姓友人在新軍服務，得其介紹，遂於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三月二十日，脫離淮軍而改投袁世凱的武衛右軍第三營，時年廿一歲。 馮氏在淮軍時原曾為教習，而投入新軍，則不問資格，只仍當一名士兵而已。他對於新軍雖有無窮的希望，但入伍之後也不大滿意於新環境。原來當時新軍雖有新建陸軍之名，然事屬草創，舊軍營之惡風氣總不能免，故風紀尚談不到。軍士們照樣毫無約束，自然胡鬧，弄到一棚十六個人內有六個長大瘡（性病）。安分守己的兵士全棚只有兩個，其餘則體格多不中式，或是脾氣惡劣，或是害了疾病，或是性情乖僻。尤其為馮氏所不滿者，則營中上下罵人之風特盛，竟以相罵為口頭禪。在這時候，他外受新的惡環境之刺激，心裡很不愉快，幸而內有希望之驅策，以故上進發展的大志發生特殊的導引力，終能戰勝其不滿於現實的情愫。生活雖無聊，而自己刻苦奮鬥比前尤為努力，蓋自知前途之成敗利鈍與一生之事業皆樹基於此時也。每日清晨，他比別人起得早些，自己外出練習腳步，腿纏紗帶，疾行十五里。回到營中，同營的人多未起床，自己又將長槍領出習操。一有暇時，他即執卷咿唔呫嗶地念書。同棚的兵士討厭他嘈吵，他也不管，只是自走自路而已。 新軍的編制，每棚十四人，伙夫長丁各一，共十六人，有正副目各一人以率之。馮氏初入營的正目是很好的，識字雖不多，但彬彬有禮，和氣待人，令他很心安。惟有那副目，卻和正目相反，惡習無一不染，尤好打人罵人。每棚的伙食俱是獨立的，賬目系由副目經理。有一次，同棚有一姓柴的弟兄來營看看哥哥，沒有路費回去，全棚弟兄仗義疏財，願提出伙食贏餘來資助他，但那副目不肯從眾議將公款拿出，反開口罵人，不料他一夜賭博，把所有的伙食錢都輸光了。翌晨吃飯，全棚沒有菜吃，兵士們問他，又遭其大罵。馮氏此時入伍還未久，但義憤填胸，怒火中燒，揮拳將其痛打一頓，全棚稱快。後來長官來了，問明情由，不特不責其滋事，竟重罰那副目，才算完事。 未幾，袁世凱膺任直隸總督。八月中，帶武衛軍大部到天津就任，馮與焉。一至近郊即為外人阻止，不得入城，蓋以《辛丑條約》訂明天津二十里內不得駐兵也。前頭部隊當即折回。馮氏所隸屬之第三營，到了楊柳青，也要退回獨流鎮。其後，第二營士兵改換警察制服，攜帶原有槍械，方得進城。據馮氏自承：「這是庚子之役後，我所親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與刺激。」（《我的生活》，頁七三）這一次的侮辱與刺激無疑地使他的愛國心更加熱烈了。 九、十月間，軍隊再移駐韓家墅。時營房未立，由士卒自建。馮氏以不習制甓——不像他父親和祖父——因以汲水之役自效。時屆冬初，北地凜寒，河已結冰。他終日立冰中汲水以供眾用，因之腿部又受寒。壯年時他猶不經意，其實已得了腿症、腳氣症等病，後來不時發作。 連升四級 幾個月的刻苦奮鬥，不是沒有價值。原來馮氏在練軍、淮軍時已習練武術及軍操，到是時更為純熟。機會一至果然得上官之青睞。是年十一月，他即升任頭棚的副目。這是馮氏第一次所受的正式軍職。受任之後，自然得大鼓舞，操練更勤，攻讀更苦了。 在這時期，單調的生活無甚可記，獨有一事頗足以表現馮氏之品性的。棚中有陳、劉兩兵，害了傷寒重病，十分危險。醫生已宣告絕望了，甚至市上商民都預備其必死的了。同棚的人全體——連那正目——都討厭那兩個病人，更恐怕傳染為患，立意棄逐二人出去。馮氏動了惻隱之心，本著博愛互助的精神，擔起道德的責任，自己把那兩人另外安置於一小室，晝夜服侍他們——煎藥、看護、侍候，無微不至。他實是冒著大險來救人！過了兩月，這兩個無望的病人竟出人意外地霍然而愈。該棚的正目——姓丁的，渾號叫「老豬精」——不明道理、不達人情，對於部下尤為刻薄。論起職守來，本應照顧病兵的，豈知他不惟棄之不理，還要說那捨己救人的馮副目的不是，更當著他面痛罵侮辱那兩病兵。馮氏在看護期間屢曾勸諫他盡職守、重義氣，完全無效。那時，又不禁義憤填胸，打他一頓，以消消兩病兵及自己滿腔不平之氣。那哨官知道了，問明原委，也說「打得好」。及至兩人病癒之後，自然感激馮氏再生之德，稱其為救命恩人，而全棚人等，自那正目以下，至此也真心佩服他了。一日，那兩新愈的兵到市上去。有一姓馬的商人，見他們垂死得愈，很為詫異。後詢知馮氏之俠義所為，亟求會見，並請交換金蘭譜。馮氏當陸軍檢閱使時，這老商人跑了好幾天的路去南苑會會他的老盟弟。他欣然歡迎老大哥，促膝話舊，喜樂不勝，此亦友誼中之佳話也。他對待軍中弟兄如同手足，急難俠義之心腸和行為，數十年如一日。諸如此類之軼事，自始與他同棚以迄後來在西北軍服務者——如尚監督得勝等——常樂道焉。 翌年（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四月，馮氏升任四棚正目。初，當其被委為頭棚副目時，全體拒而不納。迨升調時，全棚跪留之。哨官乃責備他們前倨後恭，先拒繼留為不當，拒絕他們請求。馮氏得任正目，奮鬥上進的志願又有進一步的成功了。由是操練益勤，讀寫益力，每考試皆獲第一，因此得保六品軍功。不料當事者誤報其名為「馮御香」，此後遂沿用此二字，至民國元年始恢復「玉祥」原名。 當了正目七個月，以成績優異，馮氏於是年十二月又得擢升為左哨哨長。當時哨官祁某，不講情理，苛待兵士，全體兵士都不喜歡他。有一天，馮氏帶隊到操場練劈刀。當時規矩，隊伍都歸哨長和教練官訓練。是日，祁某忽然高興起來，自己要喊口令。兵士們稍有不合，便謾罵痛斥，致令人人心寒，個個不服。馮氏氣憤不平，上前苦勸，詎料那哨官不惟不聽，反動刀要砍人。馮氏愈為憤激，不顧利害，也毫不客氣地拔刀相向，嚇得老祁棄刀飛遁。他揮刀逐之，繞操場一周。祁急跑到統領那裡告狀，統領傳馮氏去審問，乃以實報告。統領也以祁某為不是，不過說馮不應拔刀砍他。結果：兩人都挨了四十軍棍。馮氏以是非既明，曲直已判，個人利害所不恤也。 下一年（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馮氏升任隊官。在這職內他也曾和管帶起過一回亂子。事緣馮隊里有一棚目當發軍裝時偷了一襲，為其查出。即罰其跪下，要責他一頓軍棍。但棚目是跟著管帶來的，後台有恃無恐，居然敢跑到他那裡訴苦。馮氏氣憤不過，穿上軍衣，佩起軍刀，跑到管帶處報告那棚目的偷竊行為，要求開革他。管帶有意庇護私人，裝腔作勢地對付馮氏。他立刻除下軍帽軍刀，一齊向管帶的懷裡扔去，悻悻地說：「這事您不辦，我只好不帶這隊伍，我是不幹了。」這消極的反抗卒之成功。從上述幾宗軼事可了解他日後屢次「倒戈」的心理背景。 迎養老父 這時，馮氏精神最暢快、最喜歡的事，不是連續升官，不是多得餉銀，卻是因為升了官，加了薪，而數年來含辛茹苦迎養老父的孝心竟得實現了。先是，毓亭公回原籍巢縣休養，至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馮氏長兄治齋（基道）已在山東得有稅局差事，乃迎養老父到馬廠與家人團聚。至是年九月，馮氏自己又迎其到南苑親為奉養。自五年前父子泣別後，他即立迎養之志，不憚敝衣菲食，萬分節省，儲蓄余資，復刻苦奮鬥以求上進，無非欲遂此反哺的烏私。著者昔在軍中，嘗聽其演講自己思想的變遷史，謂在此時期，他唯一的志願就是要做孝子。其實他做孝子的志願亦非太奢，不過「日日燉些肥肉和買些福壽膏（鴉片）來孝敬他老人家以補幼年之不足而已」。數年奮鬥，迎養孝思，一旦實現，其快樂為如何！ 所不幸者，封翁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病歿於南苑。菽水承歡，為期雖不久，但那為父的已看見愛子克紹箕裘，且恢張前緒，可以瞑目，而為子者以壯志得達，孝心已盡，也可以自慰了。當毓亭公病篤時，馮氏親奉湯藥，晝夜侍養。當時同營的老弟兄，於多年以後仍稱道其孝行不已。及丁父憂，他悲哀至甚，頭髮留長不剃（其時當然仍有辮子）。有勸其節哀剃髮者，則怒目答曰：「你的老子死了，你怎麼樣呢？」此雖小節，亦足表現其誠篤之性格也。多年後，他任「陸軍巡閱使」仍駐南苑，乃與兄遷葬其父，建立豐碑於墓道，請王瑚撰文，王壽彭書丹，柯劭忞篆額。這也是恪盡中國傳統倫理之孝道的。 附錄：馮公墓道碑誌 全文如下（原文稱「郁亭」）（標點新加）： 清故武功將軍副將銜補用參將馮公郁亭墓道碑誌 定縣王瑚撰文　濰縣王壽彭書丹　膠縣柯劭忞篆額 人才與時消息，家國代為始終，而山川鬱積之氣，又必有所因以發之。巢邑據湖山之勝，自明初迄於清季，以武功起家者，父子兄弟，接踵比肩，不可勝紀也。最後乃鍾其奇於馮氏。如雨膏、松亭二公，皆建殊勛，膺顯秩，而享年或不永，豈數之存乎其中耶？公於族輩長於二公，而從軍稍後；雖以功歷薦至顯官，而所任不過微差末職，祿不足以供朝夕，幾至父子不能保，聞者傷之。然今揚武上將軍馮公玉祥，公之胤也。以文武之資，創造共和，治軍為全國模範，民胥賴以安，名揚中外，其大要以艱苦獨立，尚儉博愛為主，至實不忘乎公之教。開國承家，善始者又即其所以善述者已。公之上世有欽公者，自句容遷至巢縣。傳二十世而至公。公諱有茂，字郁亭。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待兄弟敦睦無間。家貧，初業圬。計所獲值奉母給弟，有餘輒施於族鄰之無告者。以故，鄉人益稱之。粵之亂，嘗奉母攜幼妹避難。前阻橫溪，不得渡。後賊且大至，乃急尋得大木盆載母與妹，身自扶翼，浮水以濟。時，岸上有二女求救。公告母，復返渡之，得免。嗣女父母亦至感其義。亂稍定，浼人來議婚。公聞知為前所渡女，慨然曰：「濟人之急，義也。以此得婚，人其謂我何？」固辭之。由是義聲聞遠近。時，公猶未冠也。旋就傭於邑紳某氏家。某家夙業武，設塾延師以教昆季。公傭畢，即入塾引弓習射，發必中。其他武術，習之無不如式。師大奇之，為言於紳，使與其昆季同受業焉。同治七年，應試。安徽提學朱公拔冠其曹。洪楊亂起，公屢率鄉勇御賊，獲捷。時，雨膏公以淮軍宿將，官至提督，素號知人。奇公勇，勸入伍。轉戰山東、湖北、江蘇各省。所至民皆安堵。贛榆一役，戰斃逆首，厥功尤偉。以異常晉保千總。是為公入官之始。後從銘軍征新疆。至行甘肅界，糧絕。公乃嚴束兵士，所過不得有纖芥擾。自為購芋充食。如是八日，無敢怨者。金積堡之役，公先冒矢石，人或稱其勇。公笑曰：「非樂殺人也，止妄殺也，禁擾民也。」聞者莫不畏服。前後二十餘年，累功保加副將銜，以參將儘先保用。名則貴顯矣。然公自同治十年，始受委為銘軍哨長。嗣經疊次改委，均未晉級。迄光緒二十三年，乃升充保定練軍哨官，暨派充本營副辦事務。而為時又未久，豈天故以此扼公，將留以有待耶？ 抑吾嘗聞諸父老雲，公於光緒五年來吾直省，分防京南、良鄉、定興、安肅各縣，暨竇店、琉璃河各市鎮。所在，地方安謐，盜畏民懷。在竇店時，值度歲。公犒賞兵丁外，囊中僅餘兩錢。方窘迫間，忽有饋錢八緡余者。驚問故，乃欲開賭場，循例致饋者也。公怒曰：「吾惟不愛錢，故窮。豈反受此不正之賂，縱賭害民耶？」其人慚去。而賭風由此遂絕。夙以誠篤為大府所倚重。光緒十八年，奉委督修永定河南段七大工程。先是，屢修屢潰。公來，誓眾曰：「苟再潰吾無顏見上官，惟以身殉耳。」及將合龍，勢岌岌且殆。公果躍身入水。急救得不死，而功立就。至今固安、永清、安次，各邑紳耆，類能道之。歲甲午，監修海口炮台，乃倡修唐官屯至小站河道，增閘口數處。工作兼用兵力。利興而民不擾，其能御災捍患，功德在民又如此。 公去官，即回籍掃墓。以乏資不能攜妻子。臨行至河干，父子對泣竟日，乃別。後以次子初入軍官，迎養至北京之南苑。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德配濟寧游氏。勤儉有家法，孝慈溫惠，親族無閒言。歲辛卯，先公卒。子二人，長基道，陸軍少將，現供差京綏鐵路警務處長。次玉祥，揚武上將軍、陸軍上將，歷任陝西、河南督軍，今陸軍檢閱使、西北邊防督辦、兼第一師師長。孫四人：宏業，讀書兼習家事；宏儒，中殤；宏國，肄業天津南開學校；宏志，幼讀。曾孫二人，俱幼。民國十一年，建新阡於保定城外之西北隅，與德配合葬焉。 銘曰： 在昔畢公。惟文之昭。赫赫馮氏。乃畢之苗。自周曆漢。大樹風標。百世千祀。相宅於巢。誰其始之。祖曰欽公。傳世二十。誕降元戎。公少貧賤。天牖其衷。生多才藝。習射泮宮。從軍轉戰。疊奏奇功。甘瓜苦蒂。祿薄官崇。公之盛德。惟仁以孝。濟急扶老。後裔則效。公之治軍。法嚴令明。秋毫不犯。婦孺知名。己卯之歲。來我邦畿。民懷公德。兵畏公威。暮夜卻金。克迪前徽。惟公數奇。克有令子。文武兼資。二難並美。險阻備嘗。惟公是似。吁嗟乎！公之勛兮宜在史。公之行兮宜為誄。勒銘表阡考厥系。行道之人且隕涕。垂裕後昆兮承於世。 中華民國十三年　月　日 陸氏之知遇 其時，馮氏長官陸建章（朗齋）看見他才德兼優，前程遠大，特垂青眼。因探知他尚未有家室，即以其夫人劉氏之侄女妻之。時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春天，馮氏年二十四。迎娶時，其長兄親到南苑主婚，但因經濟支絀，至須將乘馬賣掉方能成行。到後，又將餘款運亡父靈柩回籍及清還舊債。繼又向親戚借了百餘元，方能為乃弟辦喜事。馮氏勞碌奔波十餘載，至是始得稍享家庭之樂。陸氏確是其一生第一知己。而今更成為親戚，以後兩人關係日益深密了。 同年（一九〇五）三月，武衛右軍改組為第六鎮，駐南苑，統制為段祺瑞。馮氏調充三營司務長，旋升本連排長，標統即陸建章也。八月，二營後隊隊官出缺。全鎮標統均爭以私人推薦，爭執甚烈。主官乃令每營選出排長四人共四十八人，加以考試，以憑選拔。題目是：「遇戰、趨戰、半趨戰，各要領如何？」榜發，「馮御香」名列第一，乃得擢升是缺。但是二營管帶以其不是他直接部屬，遇事為難。馮氏則奉職唯謹，寬嚴並用，教練有方，和輯上下，無疵可執。後來所率之一隊，學、術兩科為全鎮之冠。管帶始嘆服。 馮氏駐南苑凡二年，修葺營房兩次，一在萬字地，一在槐房。在工程進行中，其他軍官大都箕踞旁觀，僅揮喝兵士服役，惟馮氏則親與士兵同工共役，凡制甓、汲水，事事均分任之。同官多竊笑於其後，而同工者則愈為感服了。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袁世凱的親信人物徐世昌膺任東三省總督，調一部新軍赴任。馮氏調充三營後隊督隊官，移防東三省奉天新民府。至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復調任第一混成協督隊官，協統王化東，駐奉天黑山縣。在這裡馮氏幹了一件驚人事。那時，該處土匪甚多，搶劫人民，為患不淺。駐防軍隊每與匪通，匪更無忌憚。是時，馮氏奉令到該處剿匪，實行職務，截獲土匪人馬槍械，並擒賊首孫某。孫卻是一名官軍把總而為張作霖（時已投順任統領）的盟弟，但奸淫擄掠，無惡不作。人民不堪其擾，恨之入骨，控案累累。今一旦被獲，人心大快，但因其羽翼甚眾，神通廣大，人民又懼其幸逃法網，則為害更甚，故甚重視此案。馮氏以既奉令主嚴辦，又以萬目睽睽，故特別慎重。一方面他呈報協統王化東，一方面自己先行提訊。審問時，孫自認是把總，職位與隊官相符，堅不肯跪，而且強詞詭辯——既承認搶人錢財，架人婦女，但又不承認是犯法，且謂張作霖劫財綁票比他尤為厲害，而不過花洋三萬元居然可當統領，則彼又何罪云云。馮氏退與軍官等商辦法，孫匪竟納賄三千元以求釋放。馮氏拒絕賄賂，但思：彼於此時能以三千元賄己求釋，將何難以巨款另賄別人？一旦得釋，後患不堪設想。於是本著除惡務盡之義，於二次提訊再得其承認劫財擄人之供辭後，即下令立斬之，並梟首示眾，萬民稱快。次日，標統范國璋和軍法官親來提犯。至營門外，見賊首高懸則大駭，以為此案極為棘手。馮氏謂如是誤殺，自願償命。范謂不是誤殺，卻是擅殺；有功化為無功，斯可惜耳。他說：為民已除大害，論功與否所不計也。未幾，王協統已得馮氏之報告，電召其赴新民。到時，王適接得總督徐世昌電示，將孫匪就地正法，並賞馮氏大洋三千元，截獲之槍械馬匹准其留營自用。他擅殺罪犯之事，王則匿不上報，轉以遵令正法聞，他遂得免議，放心回防。臨行時，王力戒其此後勿言先殺後報之事，但事件重大已喧傳人口了。多年後，他仍未能忘卻王氏成全自己和誠懇教誨焉。 其間尚有一故事頗足述者。當馮氏開差赴奉天時，其長兄基道在山東特派一郭姓者攜銀五十兩，另大洋三十元至南苑，以助其搬家隨任之費。馮卻把銀洋分給士兵們，只留下十元與其妻，隨送她到南苑叔叔那裡安頓下去，然後自己起行。至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其長兄在山東見了陸建章，面說乃弟家室情形，乃再遣郭某赴南苑護送其妻到奉天新民，家人方得團聚。其長子宏國，即在斯地出生，故取乳名曰「東生」。 求知的苦行 在這七八年間（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馮氏官運亨通，由士兵迭升副目、正目、哨長，以至督隊官。從前的生活，大概是和自然界的逆境——厄運——奮鬥，歷盡許多艱苦險阻而後找得新建陸軍的一條出路。在這一時期，他為自己的地位和經濟而奮鬥，居然逐漸達到優越的程度而滿足其初心。然而自此他更大的努力乃是奮求知識學問，以彌補其少年之失學。斯時，他經濟的能力和升級的利益，令他發憤求學比前容易，但他並不因初步的成功，致養成驕傲和怠惰之心，而仍然精進向上，這不能不說是馮氏精神優越的地方了。 大凡聽過馮氏在軍中刻苦求學之苦行的人，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上文已敘過在他未隸軍籍之前，幼年時在保定鄉塾只模模糊糊地念過兩年多的書；成績只算讀過《大學》《中庸》；識字無多，寫字恐怕真是「塗鴉」而已。入伍後，他自始即知無學不能上進，而隨在均可力學，故練習武術及軍操之外，則專心於讀書寫字。初時，他雖好讀而不知所讀。撙節稍有所得，僅知買些《彭公案》《施公案》《三國演義》等小說，朝夕捧讀。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便虛心請教於人，看書漸漸看得通達了。 同營的往往在外抽菸、冶遊、賭博、遊蕩、滋事，而馮氏則在營中獨自用功，每為同棚的弟兄厭惡、譏笑、侮弄，不堪其擾。他要看書，便有人在旁拉胡琴、唱二簧或遮閉燈光。他要寫字，便有人搖動或拉開那桌子。他低聲下氣地求人勿攪擾，人家便高聲抗議說：「桌子是公物，人人有動用之權。」他見請求無效，又說他們不過，沒奈何只得在日間避匿於無人之處，夜間則等別人都睡下然後燃燈自己用功。可是同室的人又嫌燈光射眼，阻礙睡覺。他乃運用心思，想出絕妙的辦法——鑿開泥牆，成一空洞，以布遮蔽，俟同室人人酣然入夢，然後偷偷的起來，燃著小燈，放在洞中，伸頭布內，持書而讀，自是稍得自由。這樣鑿壁藏光的苦學生活，真足以媲美古人之囊螢映雪、負薪掛角及鑿壁偷光等故事，而共垂不朽於士林了。（按：上述的故事系四十年前在洛陽時，西北軍老軍官史心田親對著者口述的；彼即當年唱二簧、拉桌子，以擾馮氏之一人也。） 馮氏在軍中讀書多年，總是沒有師承，可說是「瞎讀」。及駐韓家墅任哨長時，他察覺營中有執役者（一說其人到營賣燒餅度日），原是老年落魄的山東文士，即其多年後仍不能忘之胡源長是也。他以為奇遇，立拜為師，以自己當時得餉稍豐，每月奉以脩金四大元，請其日間做工，但於夜間暇時到營為其講解《論語》《孟子》等古籍。在此地，他又買了一本《萬國通史》——這是他畢生不忘的一本書——仔細研究。求學既上軌道，進步尤速。自此，他於文義經史漸能悟解了。胡氏是馮將軍的一位良師。 馮氏第二位老師而尤感激不已者乃是鄧長耀（鑒三，後任陝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鄧本習醫道，文學亦甚優。馮氏在第六鎮任督隊官時，彼方任軍醫官。他與之相結識而不時虛心請教。鄧亦有心人，竭力助其求學問。他買《綱鑑易知錄》一部，請其講解，後又從其讀古文。某年元旦，軍中官兵上下俱趁熱鬧上街遊逛，而他獨留營中，請鄧為其解韓愈《原道》一篇。鄧奇其行，乃謂其當天能背誦此文則允不憚煩而助之。他即答應，至晚間果能背誦，一字不爽。（此事鄧氏在西安親為著者述之，言時津津有味，當年情況歷歷如繪，猶盛口稱道馮氏志行堅卓也。）統計，他得鄧之諄諄啟迪，共熟讀古文百餘篇，且旁及他書。他尤服膺曾、左、胡、彭等之著作。其後治軍得力於諸書者不少。他於軍中所頒課本——必要的軍事教育——亦一一熟誦，更進而研求高深軍事學。其後以研究心得竟能融匯中西古今治軍練兵之法，而自辟蹊徑，施行於其基本軍隊（十六旅、十一師、國民軍、西北軍、第二集團軍）之訓練，且實用之於歷次革命戰爭而建奇功，浸假成為大軍事家，此皆歷年努力研究之結果也。 求學成績 在此時期，每逢年中考試，無論讀書或兵操——學、術兩科——馮氏輒冠其曹。當正月時，曾以能背誦課本至四十七冊而得獎四十七元——每冊一元。當連、營長時（即哨長、隊官，後升管帶）屢考學、術兩科均名列前茅。陳宧（二庵）主考軍官，以備擢升，拔馮第一。同考有為軍官學生出身者，亦不及其成績。陳乃詢問其人是甚麼出身的。迨知僅是「行伍出身」，尚未入過甚麼學堂的老粗，乃於其卷上大批特批「氣死學生」四字，以愧其他焉。因此軍中遂戲以「氣死學生」的綽號呼之。 馮氏努力向學，幾十年來未嘗間斷，顯貴後仍手不釋卷，雖在軍書旁午之時，一有餘暇，便展卷自讀。其實他的秘訣是不肯虛度光陰，故於百忙中仍找得餘暇，所謂「好整以暇」是也。其後，他研究基督《聖經》及宗教理論，亦極有心得。在國民革命期間，又極喜歡研究經濟、政治、社會等學，曾請留學歸國的專門學者數人分科講授，故於世界學術、各種主義、諸家學說，均能得其要義。又致力研究墨學及《易經》，亦能窺其奧秘。於書籍而外，他又有能寫字的天才，初習顏體，行書臨《爭坐位》一帖。後來信筆揮毫，饒有帖氣，足見功夫之深。在陝西時又曾從西安名士閻甘園習漢隸，臨《華山碑》，亦有成績。彼又好繪事。後在蘇俄遊歷時專聘一畫師學炭筆畫，隱居山西時則學水彩。功夫雖未深造，而作品頗有可觀，足見其天才也。他又苦心學外國語，前曾習英文、日文，游俄時苦攻俄文，惜已過牙牙學語之時，復以時間無多，習外國語之成績不及漢學之為愈矣。 馮氏特長處，不特自己苦心求學，且助人求學。昔在軍中節省費用為自己買書之資，復好買書送人，勸友努力。至自己統帶隊伍時，則尤注力於督率部下勤苦求學。自己求學一有所得，即轉以傳諸部下。多年後凡入西北軍參觀者，聞書聲琅琅，弦歌不輟，疑入學校中，以故馮軍之教育普及為其特色之一。這是著者久在其軍中所親見親歷的實事。 美作者薛立敦關於馮氏早年之苦心求學，有很翔實的敘述，但結論謂「對於西方觀念之支配中國政治與學術者，其接受之可能，比之同時代之軍閥為多。然而在教育上，馮從不能趕上的。自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他所負的責任日多，而求學的機會銳減了。尤為重要者，他不知道要學的是甚麼，所以他繼續不斷勤懇求知的努力，竟得不到相當的利益；但如果得有合宜的指導，便可得其應得的成就了。在了解經過革命之後蕩漾於中國之政治的與社會的運動中，馮常是落後一步的」。這可說是透徹了解馮氏的見解。（上見：James E.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42） 不過，後來馮氏追求高級的、現代的學問之一段過程，有為薛氏所未知者。當其由蘇俄回國國民革命期間，著者奉中央命在其軍中服務有年。在政治與軍事上，他固然是我的上司、長官；而在學術上每遇到他「不恥下問」，我便毫不客氣、絕不自卑，常以大學教授的資格與身份，兼任其私人教育工作，誠懇指導其高級學術的課程，不憚糾正其錯誤的求知方法，而明示以正確的、系統的與科學的程序與途徑。他也「虛懷若谷」，「從善如流」，敬服接受，由各方專聘幾位名教授與專門學者前來，作有系統的授課。他日日依時聽講，晝夜苦讀各科名著（見上文）。以故，後來於人文社會各科學，居然得有大學以上之學問程度，庶乎達到世界現代高級學術之知識水準了。然而，據著者的觀察，老實言之，馮氏於學術上以及書畫詩文各方面的造詣，因為是「半途出家」，基礎不固，根柢尤差，尤其因為社會家庭的背景，與個人習慣、思想、心理、品性、經驗、理想、意識形態等因素，發生交互的影響與作用，以故不能稱為完備的與健全的。無論其後半生如何努力求學，無論其成績如何優異，復無論比與其他並世而生的舊式軍人較為優良，他總是與現代思潮與趨勢及人物有鑿枘、「格格不相入」而至脫節之處，——雖然不如薛氏之所謂「不能趕上」，「落後一步」。他的軍人頭腦，總不能配合與適應於新的政治社會的環境，這是無可諱言，無可奈何的自然因果。職是之故，我對於他這一方面的評論，只可以說：以他那樣的出身、背景與經驗，而竟能由那樣的刻苦努力，而得有那樣的學術成就，豈不是一種罕見的奇蹟而極為難能可貴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