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二章　在行伍間的奮鬥

（十五歲至廿一歲，一八九六—一九〇二） 入營當兵 自天津回保定後，毓亭公移防於安肅縣（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即遷家於縣城之北關。翌年（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馮氏發憤自立，入營服務，自是正式當兵。他那時已是十五歲了，生得身長體闊，魁梧壯健，在軍中有「馮大個兒」之稱。三十多年的正式軍隊生活自此開始。（按：《自傳》與《我的生活》均言十六歲，但自一八八二至是僅得十五歲。） 這時，父子倆同在軍營。馮氏處於父親和長官雙重的威權之嚴正的訓導和監督之下，無異繼續其家庭的訓育，得益實在不少。在積極方面，對於營中的種種規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當的指導；在消極方面，他有嚴正的父親，事事監督管教，因而不致沾染了軍營和社會的惡風敗俗。例如：當時營房附近有一家新開張的燒鍋店，為巴結顧客以廣招徠，天天請士兵們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請之列，眾人因其父親當哨長，都稱他為「少爺」，擁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盞，彼此勸飲，熱鬧非常。他一時高興起來，也就開懷多飲了幾杯，登時醉倒。朋友們扶他回營，他便呼呼大睡，直過了一日一夜才醒過來。他的父親知道了，立刻嚴厲地教責一頓。從此之後，他便終身戒酒，有如童時父親禁戒看戲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騎馬進城。馬劣路滑，跌下馬來，身體受傷，在家臥床九個月才痊癒。在臥病期間，馮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兩日，軍營教練之期，則須進城報到。每入城一次，父親給他制錢六枚買油條吃。可是這篤孝節儉的小兵，拿錢在手，總捨不得花了。每次，他把這六枚，湊上照例到操場打響剩下的藥條賣得十餘枚，跑上東關去買些肉，回家孝敬臥病的父親。他父親不知怎地曉得小兒子這番心事，每一舉箸，便掉下幾滴老淚來，想是嗟嘆自己老命蹉跎，不能為一家老幼掙扎得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們要這樣為己犧牲，同時亦未嘗不感領其兒子的一片純孝心也。在馮氏呢，多年後思之，猶以此時能稍盡子道，為生平大樂事和大幸事，因父親病癒之後不久便要和他分離了。 原來，隊伍不久由安肅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實行裁兵。毓亭公入伍多年，雖有功績，亦在老弱被裁之列。馮氏卻得留在軍中照常當兵。他弟兄倆尚未成立，無力奉養，只得典宅質衣，籌些路費，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養。毓亭公捨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帶他同去的，但因傾家所有只湊得路費八十千錢，不敷兩人之用，沒奈何只得父子分離。於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涼涼地回安徽巢縣去了。自是之後，馮氏的生活又進入另一階段，從此不再得嚴父的督導，個人完全獨立。前途一生的成敗、禍福、進退、榮辱，自己須完全擔負道德上的責任了。 在北方社會裡有一種流行的秘密教——「理門」，或稱「在理」。這一教門具有些少的宗教儀式，入教者須經過一種神秘的手續。其最要的教規是戒絕菸酒，團結精神，實有一種道德社會的性質，確是切中我國社會上道德的需要。會員——教徒——不可勝數，為北方社會之一種很大的道化勢力。馮氏自老父南旋後，即自動加入「理門」，恪守其教規。他本來已菸酒不沾，自為在理教徒後，對於其個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對於朋友的應酬便可堅決謝絕菸酒，卻不至於有礙情面而且得人體諒了。（按：有研究中國宗教史學者嘗發表一理論：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國的基督教——即「大秦景教」，後至元時稱「也里可溫」——被消滅後，民間教徒繼續秘密組織，改稱「在理」或「理門」，奉行基督教道德倫理雲。未能斷定，姑志此待考。） 馮氏在營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時時勸導同營的弟兄們戒嫖賭、戒菸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幫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潔生活。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討厭他，但卻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勵而成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按：這是當年與馮氏同營的人告訴我的。） 軍營的生活，頗為枯燥。操練之餘，兵士們又沒有別的娛樂或教育，而當時軍中紀律廢弛，所以他們逛街、冶遊，否則抽菸、賭博，相聚嬉戲、言不及義。馮氏則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進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於逸樂和嗜好，一有餘暇便寫字讀書。其對於種種武功——摔角、劈刀、攀槓等——均勤苦練習。當時的軍隊，略具新式，對於喊操一項甚為注重，喊得好的易於升級。馮氏知有此上進途徑，則晝夜習之，甚至在街上獨自行走，也傻頭傻腦地一邊走，一邊喊，致惹路人注目驚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譏笑，送他一個綽號，叫作「外國點心」——意謂其好喊洋操，終必為外國人打死也。馮氏聽人這樣稱呼他，則反唇相譏說：「被外國人打死，是為國而死，榮幸之極，勝過你們要做『中國點心』多哩。」多年後，他制私章，鐫有「外國點心」四字，以留紀念，至饒風趣。其在營中當兵時，刻苦努力和特立獨行的行為多類此，故不識其心懷鴻鵠之志者，又以「馮傻子」呼之雲。 在此兩三年當兵時期，還有一件可以記述的軼事。保定軍營外樹木甚多，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軍官屢下令禁止，但無效。一日，馮氏持申令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軍棍前往勸諭，人竊議於其後，他問人仍敢偷伐樹木否，眾又視為具文，且怒撲之。馮氏隻身與斗，大顯身手，仆其兩人於地，痛打一頓，餘眾四散。經此一擊，樹木遂得保存不少。他執法如山，自為兵士時已露頭角，後來之所以能掌數十萬雄兵而指揮若定者，此種賞罰嚴明、公正不阿之精神是其一大秘訣也。 義和團之役 當時，北方社會有結社發生，秘密拜會，請神練拳。人民固迷信神權，入會者甚眾，蔓延數省。同時外國人壓迫和侵略中國，愈趨愈甚，人民仇外的反抗心亦為之激起。練拳者相信有神助，刀槍子彈不能入其身，遂有所恃而無恐，自以為具有抵抗及掃滅洋人之利器了。此種強有力的迷信，一旦受了愚妄的排外心和愛國心之狂熱所激動，更受了清廷西太后及一班庸愚的滿洲親貴與大臣，因政治背景而仇恨外人者之利用，遂結成為一種破壞的大勢力，蠢然欲動，暗伏危機，一觸即發，馴至鬧出大亂，禍國殃民，幾至不可收拾了。光緒廿六年庚子（一九〇〇），「義和團」之亂爆發，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在北京、保定及其他地方恣意屠殺外國官員、教士、商民。結果，致令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予我國以極大之創傷，多年尚未能恢復，誠為我國莫大的國恥和國難焉。馮氏於此時，年方十九歲（見《自傳》），正在保定練軍充當大旗手。是役，自始至終他都是在營效力，身歷其境，所以他知道其真相甚詳，而且得受極深刻的印象，至一生不忘，而且對於其一生事業發生極大的影響。 據其自述，對於義和團一役，他第一痛心的事就是同胞的愚蠢和迷信。他們相信用六個制錢拴在一根紅繩子上，放在誰家屋頂上，誰家便要有火災。又有所謂「紅燈照」——他們的紅燈照著哪一家，那裡就著火。他們整天地拜師練拳，不是說「我是黃天霸」，就是說「你是孫悟空」。更相信吃符下去，念起咒來，刀槍炮彈不能過身，所以他們居然膽敢以血肉之身去擋外人的槍炮。有時令外人可憐、可笑、可怪，也可怕。他們挑起「扶清滅洋」的旗號，到處燒教堂，殺外人（「大毛子」）之不已，而且一見穿洋布的，或用洋油的，甚至一家有用一支洋燭或一根洋火的，都說是「二毛子」，非殺不可。蚩蚩的民眾實是瘋狂了！因此惹起彌天大禍，遂令八國聯軍攻破北京。結果：他們的威風武力，不堪外兵一兩陣長槍大炮的射擊便全行消滅。獨可憐京、津、直隸一帶的同胞大受外兵蹂躪。尤為慘痛的便是辛丑不平等條約的訂立，我國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國家喪失元氣，多年未復，真足令愛國的人心痛！至於圓明園之被毀，清宮珍寶之被搶，與及清帝後之出奔和親王之賠罪等奇恥大辱尚是餘事了。而推原大禍之所由作，皆從迷信和愚蠢而釀成。馮氏受了這一次的大刺激，所以後來帶兵執政，到處努力破迷信，除偶像，改廟宇為學校或工廠，竭力提倡教育，尤其是民眾（社會）教育。或譏其矯枉過正，違反人情者，殊不知其目擊拳匪害國禍民之深，心中常抱隱痛，一有機會便欲盡一份力開發民智以為國家免除禍根也。 令馮氏痛心的第二件事，就是當時政界軍界之腐敗無能。從最上層說起吧。清廷利用義和團殺外人以泄私憤——西太后想廢光緒帝另立「大阿哥」之陰謀見阻於外人——實是一大禍根，故自始即表示縱容態度。表面上，政府有時派兵彈壓亂事以敷衍一下；有時又下詔鼓勵他們的勇氣，殊相信他們的神秘法術足為「滅洋」的利器。及至大禍作了，政府又不負責任。端王、剛毅、榮祿、裕祿輩，均是在上頭後邊主動其事的。然而及至禍發之後，無法處理，於是貶黜的貶黜，被殺的被殺。當時民間起了一副童謠式的對聯云：「榮祿裕祿，碌碌無用。南廷北廷，廷廷無能。」足見其時當局之胡塗昏聵了。上頭的態度和手段既是如此，在中間奉承命令的官吏如何，不問可知了。所謂文武官員奉令彈壓義和團者，率兵前去，無非循例走一趟，應酬一下，便爾回來消差，尤甚者則竟或藉此機會去騷擾人民。及至與外國軍隊打仗，又害怕起來，不敢上去迎敵，首先向後轉跑散了。朝廷內外軍政大員大都如此，甚麼國家大事啦、愛國保民啦，他們一概不聞不問，不懂不理，只知道講派頭，擺架子。以此輩闒茸腐化分子擔當國家的重要責任和職守，無怪國不能衛，民不可保，而反弄到國事蜩螗至若斯之地步了。 保定練軍，也是腐敗不堪的。其狀況為馮氏所不滿意有如：（一）懶惰成性，（二）官氣太重，（三）不盡職守，（四）太無知識，（五）缺乏訓練等五項。他是從那裡出身的，自己在那裡吃過虧，而且親見國家吃了大虧的，後來他努力改革軍隊，更努力革除官僚習氣，有由來矣。 義和團一役，尤令馮氏痛心疾首而且憤怒含恨、多年不息的，就是外國兵來華到處殘害及到處侮辱同胞之暴行。他在保定親眼看見外國兵到處拉夫，專拉老年人替他們負擔東西，大概是劫掠而來的贓物。無力做工的老漢就慘遭毒打。有時壯年的兒子們搶上前去要替老子做工，洋兵不特不准，反把父子兩人一齊痛打一頓。凡人出入城門，都被他們苛刻的檢查，檢查後還要挨上幾個嘴巴才得放走，有一天，馮氏親見一個人被外兵打落門牙四顆，真敢怒而不敢言了。保定卅里以內都成為他們屯兵的地方。老百姓們日間被翻箱倒篋的搜劫，入夜則又在炮火連天之下受痛苦。尤可痛恨的，外國兵每到一處地方，見了中國人第一步便是打手勢要女人，當時由十幾歲的少女以至幾十歲的老媼，被洋兵污辱強姦的實無數可計。其中尤以義大利國的士兵劣跡最著，奧大利 2 兵次之（據自述）。同胞們受此種種凌辱，痛不欲生；有投河的，有跳城的，有一家十數口拴在一條繩上一起投井同歸於盡的。種種情形，無慘不見。有些怕死無骨氣的人民，在這欲死不肯、求生不得的時候，只好預備八桿旗幟來救急——美國兵來了便插上「大美國順民」的旗；德國兵來了又換上「大德國順民」……凡此種種慘狀，皆馮氏所身歷目睹而血為之涌、心為之痛的事實。其愛國救國的熱誠，與反帝國主義的努力，均因此而愈為激動，愈為堅決。他敘述以上事實狀況之後，復為自己解說：「中外人常有說我馮玉祥無理的排外、矯情的練兵，殊不知我自有我的歷史，我自有我的苦衷。我相信假若你們親自看見外國人對待我們同胞那種奸搶燒殺的獸行，一如我所目擊的，或者你們的反感作用會比我更厲害些哩。」 初與基督教接觸 在此時，馮氏對於外人卻另得了一個深刻的、特殊的印象。他早已受了社會傳統的暗示和成見，從小孩子的時候起，就不喜歡洋教——基督教。駐保定時，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見一個外人在那裡傳教，他走上去搶了外國教士的桌子。外人問其原委，他說：「有人要你桌子，你應當連椅子也給他。這豈不是您剛才所講的耶穌的教訓嗎？」這就是他當時對於基督教的態度了。及至義和團在保定城內殘殺外人的時候，他隨營被派到兩個傳教士居住地方彈壓，但對於義和團的行動又奉令不加干涉。在那裡，他親眼看見一位年青的外國教士莫女士（Miss Mary Morill）和好幾個外國人正被兵民圍迫加害。那位壯烈的女教士對暴民呼籲：「你們為什麼要殺害我們呢？我們豈不是朋友麼？我也曾探視你們家裡，看護你們的病人，和傳福音給你們聽。」狂迷的義和團們大嚷：「你們是洋鬼子，你們是我們的仇人；我們要殺你。」那女教士又請求只殺她一人而釋放其他外人，他們不答應，將全體傳教士都擁到衙門裡一齊斬首。馮氏目擊耳聞，心裡大受感動，深佩基督教教士為道殉身之忠烈勇壯。 這是馮氏一生與生活的基督教精神接觸之始。這個深刻的印象留在他心裡永不磨滅。十餘年後他受洗禮加入教會為基督徒，後來更被世界人士稱為「基督將軍」，這經驗也是起始的、感化的原動力之一端。《新約》有云：「殉道者的血乃是教會的種子。」那被難的女教士在天堂有知，也可瞑目喊聲「哈里流亞 3 ，阿門」了。（按《我的生活》頁五八，殺莫女士的主凶是騎兵營營長王占魁。後來聯軍攻入北京，先將王和鼓動義和團最力的藩台廷雍捕殺了。） 落魄的生活 在義和團亂事期間，保定練軍有時奉令去彈壓，馮氏也隨營出過兩次差，此中無甚可錄。到亂事快平之際，有一天，他跟隨中哨哨官去見護院請示軍事，因為德國大將瓦德西統兵將要來到保定，不能不預備對付辦法。他們倆與院外巡捕接洽未妥，始終沒有得見護院的面。他們在衙門外干候了三四個鐘頭，依然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心裡非常的焦急。那一個富於衝動的小兵馮玉祥，就大膽地自己進去對巡捕說：「我們的哨官因見敵兵快到了，軍中一切的東西，無法處置，所以要來請示。我有一個意見，不知可否實行：不如將營中的器械，一齊埋藏起來，等到風平浪靜的時候，然後再想辦法，豈不是好嗎？」說來說去，也是無用。他們只得嗟咄回去，哨官上馬，一路上埋怨馮氏多言多語，可是他自己也一籌莫展。不到幾天，外兵蜂擁而來，軍中甚麼東西都丟了。那時，哨官懊悔莫及，恨不早聽從他的小兵的辦法。 北京失守之後，軍隊敗退，都奉令在保定集合。既無且退且守的計劃，又無指揮統御的紀律，兵士只有各自逃命，紛紛潰散，大概均往南向保定一帶狂奔。「秩序」二字當然談不到了。迨至外兵一到保定，各軍驚魂未定，又要逃生，保定練軍自然也要散夥了。但馮氏此時死也不肯出走，還有幾個大膽的和有骨氣的也一起留下。他們便偷空搬運些東西，預備往附近高莊一個小廟寄放。豈知各物品還未運出一半，外國兵又耀武揚威地開到了。那時，全營只剩下馮氏等不過三十名，東西被搶，只餘四分之一。無奈洋兵愈來愈多，營房被占，一切物件不准帶走，留營的兵全被逐出。至是，他亦不得不離去了。 馮氏既被逐，孤單一人，無軍可投，無家可歸，只有跑到離東關五里正陽村里一個姓趙的朋友家去。在這個貧苦的農人家裡隱藏起來，倒是安穩得很。當痛定思痛的時候，每日受趙友饗以玉黍粥和山藥等粗飯，也覺得非常愉快了。但逢洋兵開到村子，他便保衛趙母到野外洋溝里躲避，直到黑夜才得慢慢回家。還有一件趣事令馮氏多年後思之猶有餘味：在那患難期中，卻在趙家吃一頓雞肉飯，因為趙母養了幾隻雞，恐怕洋人來捉去，所以預先一齊殺了，在家裡大家飽吃一頓，免得「肥水流過別人田」（粵諺）。 馮氏在趙家逗留了二十天的工夫，聽說和議已成，洋兵已退，而練軍則在固安縣的大公村集合，便決計前往該處。但從保定到固安縣平常有三天的路程，而他當時袋中只存制錢一百文，沒奈何只得拚命地跑，果然被他縮短一天，兩天便到了。馮氏所隸的中哨，駐在一家燒鍋的櫃房，大家睡在熱炕上。他跑了兩天的路已是辛苦得很，又在炕上烤了身體多時，半夜起床的時候，一個不小心被冷風一吹，霎時四肢麻木，暈倒在地上雪中。深夜無人得知，大約過了兩個鐘頭才慢慢地甦醒過來，摸來摸去，回到炕上睡了。當其倒地時，大概兩手先著地，都碰壞了。次日起來，雙手發腫。他們請了一位儒醫替他瞧瞧，但那位大夫恐嚇他，要敲他五元醫費才肯用藥。可憐此時此地的小兵馮玉祥，不名一錢，借貸無門，哪能辦到！只有聽諸天命不管他而已。不料過一兩天手腫全消，居然好了。落魄流離的馮氏，又過了一場小災劫。 隊伍在大公村住了不久，氣喘未定，忽然又鬧出亂子來。是時，駐村內的共有七營人，軍紀廢弛，毫無訓練，只是循例安置步哨，設立卡子而已。一個卡子裡兩個兵，有一天忽然看見兩個騎馬的洋人，由涿州方面馳騁而來。這兩個愚魯冒失的老粗，不管和議成功與否，一見洋人，開槍就打。那外人之一中彈落馬。其他回馬飛跑，奔回涿州報告。第二天，忽來大隊洋兵將大公村包圍，大炮兩發，七營的官兵又如鳥獸散——三十人或五十人一起的豕突狼奔，狼狽逃命。事後查詰根由，方知是兩個卡兵無端打死一個德國人所致。老粗們無知肇事，固是可痛，但該外人當此亂事未盡平息、秩序未全恢復的時候輕身外出，亦未免疏忽不智之甚，恐難免「自取其禍」之譏了。 軍營既被第二次打散，馮氏與一個姓張、一個姓葛的，兩位朋友一路回向保定奔去。路上盤費全無，忽然想起有一個朋友名王鴻生的住在新城縣張莊，即跑到那裡求助。王友適不在家，幸從他的哥哥和母親慷慨借給他們制錢二百文，又送上六七張烙餅以壯行色，方能上路。 回到保定，馮氏得一個也是姓王的朋友關照，介紹在他舅舅所開的古董鋪里幫忙。他得了一枝之棲，不及計較。可是他們把全鋪的事權都交給他掌管，個個人都跑掉了。既沒有錢銀留下，又沒有生意，吃飯問題即時發生困難，鋪中的古錢斷不能支持長久。他便覺得這裡終非棲身之所。湊巧又得一個姓張的朋友舉薦他到保定車站的副站長那裡當廚役。馮氏因急於解決吃飯問題，也不管自己做廚房大師傅的本頭如何，一口便答應了。及至新主人要試工，先叫他炒一盤苜蓿肉。外行的手段，哪能滿人意？於是一個現成的飯碗，還未拿穩又登時打破了。多年後思之，他猶嘆自己當年之時乖命舛不已也。 無所事事地飄泊了不久，馮氏又打聽得自己那一營的管帶在蠡縣招集舊部，他便趕去就編。過了一會，有一百多人集合起來，居然重興旗鼓，成軍起來了。幸得當地的紳商擔任供給小米。軍糧雖有把握而仍未有菜錢。那裡有一條小河，名叫「千里滴」，河邊的樹木常被人偷伐。官兵們懷了深意，自告奮勇前去看守。那時天已下雪，他們因有特殊作用，更於晚上冒雪去巡夜。倒運的、無知的偷木小賊，一被他們抓住了就罰款三十串（或四十串）。過不多時，不特菜錢有了來源，而且收入頗豐，到年底結賬，剩下的錢，每人還分得二十餘千。這真是一筆意外之財。 在這時候，發生了一宗很有趣的事，而與馮氏的人格很有關係的。在舊日軍隊中賭博之風甚盛，何況他們現在有一筆偏財（橫財）在手，又是過大年高興的日子，人人不禁技癢，於是一唱百和，自上至下，大賭起來。馮氏本不好賭，尤不精於此道。他這時受了同伴的包圍和煽惑，又被哨長再三催迫，也加入戰團，算個「逢場作興」。那時沒有甚么正式的賭具，只有拿四個錢在手，任人下注猜寶。馮氏猜中了兩寶，贏了些錢之後，眾賭友便要他當寶官（莊家）。他既不善於賭術，又為人太老實，所以上了大當！當他握錢在手放在桌上出寶之時，有一個人作弄他，私下問道：「老馮，我知道你向來不會誑人的，你能對我們說這一次出的是甚麼數嗎？」這「馮傻子」真告訴他們「是三」。於是眾人都傾囊地下注在「三」上。開寶之後，果然是三。馮還以為是開開玩笑罷，可是眾贏家認真起來，要他賠錢。結果：不特連他個人所分得的偏財都輸光了，而且連一個朋友信託他，存在他手上的錢也賠完了，還不夠數，更要欠下一身賭債。過了幾天，隊伍奉令在蠡縣點名，每兵發了四個月軍餉，他的餉銀全拿去結賭賬。尤可憐者，那個寄款在他手的朋友被遣散回家，馮氏也沒錢還他，真對不起信託自己的朋友。焦灼與懊悔交迫於心，他從此深覺賭博之為害，當即下了決心以後畢生不再賭，並且起誓：「假如以後再有賭博的行為，將要把自己的手砍掉以為懲罰。」上文曾敘述他幼年受了嚴父的薰陶、督責和訓練，已戒絕煙、酒、看戲等嗜好，自是以後，更與賭博絕緣，對於其克己寡慾的人格之養成，百尺竿頭又進一步，未始非此一大打擊之功也。 改隸淮軍 光緒廿七年正月（一九〇一）殘餘的練軍奉令改編為「淮軍」（因直督李鴻章向兩淮鹽局借款充軍費，以改名「淮軍」為條件）。一營共三百八十人，左、右、前、後四哨各八十人。每哨設哨官、哨長、教習各一人。馮氏隸呂本元所統之元字前營。因他平素喊號和操練均極純熟，得拔充右哨教習之職。編妥之後，隊伍被派赴肅寧、安平、博野、祁州、易州、淶水、廣昌（民初改為淶源）等屬剿匪。易、淶、廣三屬間多河流，隊伍常要過河。他在營中有兩個好友——一老一少。老者怕寒不敢涉水，少者膽小也不敢涉。每次過河，都由其仗義背負他們。哨官嘖有煩言，但他以患難相助、背負老幼是大丈夫義俠所為，長官申斥，所不顧也。但因往還涉水多次，他自己身體受害了。後來他腿上常有寒氣，至在豫時也曾發腫得很厲害，大概是在這時候種下的病根。 在這剿匪的差遣中有故事三則，馮氏每樂於為人道及。有一天早晨，兩個兵士在街上閒談，互相問答，把營中的秘密軍機都說出來了。偶然被匪徒竊聽，全軍遂遭了截劫，以至損失彈藥、餉銀、洋槍等軍實。他因此得了一個「恪守秘密」的教訓。又有一次，軍隊分兩路出發，被土匪偵知他們所走的一路，預先在山口埋伏，攔出襲擊，結果：官兵死傷在槍彈和馬蹄之下數十人。各長官一聞槍聲，便四處逃跑。有的逃往民房躲在面櫃裡，後來被士兵搜尋出來，弄得渾身是白，變成粉團，真是可笑！這一次又給了他一個「偵探須清楚」的軍事教訓。再有一回，軍官們聽得偵探報告，有匪徒數十名，連槍帶馬窩藏在某處某村。管帶不問青紅皂白，立刻帶兵往剿，將近到村即如臨大敵般下令開火。打了數十分鐘總不見還槍。比及入村，卻不見一個土匪。莊主滿口呼冤，管帶也難下場，只勉強說他們不該有兩根長槍（為自衛用的），胡亂埋怨一頓，率兵退去。這又令他得了一番「不能輕信報告」的教訓。此少年時代行軍的經驗，皆足以增長馮氏軍事實驗的知識，對於他後來用兵是很有價值的。 是年十月，匪患平息，馮氏隨軍回保定，駐豐備倉。十一月，光緒和西太后回鸞，駐蹕保定。時，馮氏在卡輪任清道職，因得見帝後儀注容貌，覺其驕奢過甚，極不愉快，但只印之於心而不敢宣之於口也。翌年，隊伍奉令開赴東陵皇差，而他則被派留守保定。 當時，軍餉月發三兩三錢，月以三十三天計，扣去服裝、蔬菜等費，毫無盈餘。馮氏戲作歌曰：「三十三天三兩三，除了吃的剛夠穿。」當兵之苦，可想而知！他素篤於孝思，每以老父遠隔天涯，多年分散，未能承歡膝下，自愧無以為人，故常以為大憾事。因此，一向極力撙節費用，不敢妄花一文，並且發憤讀書，操練之餘，手不釋卷，所以力圖上進，冀多得軍餉以資迎養也。但因軍食不相宜，自奉又過儉，而晝夜攻讀又過於疲勞，因之身體瘦弱，精神日壞一日。時，同棚好友尚得勝屢勸之。馮氏則為悽愴之答語曰：「力學上進，冀多得薪餉，或可有迎養之一日，否則終身將無再見老父之時了。」聞者輒悲其言，憫其行，而嘉其孝思壯志焉。（按：尚君後來在西北軍任兵工廠長。余從征時，相交甚篤。所知道馮氏早年的逸事，許多是由其口傳。他為人正直篤實，君子人也。補筆書此，以紀念之。） 馮氏在淮軍，既苦於薪餉太少，恐終不能遂其迎養之志。又見軍營積習太深，功過不明，賞罰失當，士卒疾苦更無人過問，實是腐敗異常。他自己雖身為教習，而位卑言輕，積重難返，明知無能啟迪同人之愚魯，及發展自己之抱負，於是早萌退志。適於此時，袁世凱練「新建陸軍」，整齊嚴肅，壁壘一新，大有蓬蓬勃勃的氣象。馮氏羨慕不勝，每想及那裡，一種新希望便油然興起。當留守保定頗為清閒之時，遂毅然決然退出腐化無望的淮軍，而投入前途光明遠大的新軍。自此之後，馮玉祥壯年時期之軍人生活，又脫離充滿苦難、災劫、磨練的經驗，而別開生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