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第一章　家世及童年

（一歲至十四歲，一八八二—一八九五） 一個青年圬者 清季，安徽省巢縣西北鄉竹柯村里，有一個姓馮的農工人家，因經濟的壓迫，闔家的男女老幼俱要合力做工以維持生活。在夏天，他們種田或打魚；冬月則從事紡織。男子漢更要出外做工。這家裡有一個青年人，因為父親是當泥瓦匠出身，自幼也跟著去學得這門手藝，所以自自然然的便承襲了這一種職業以幫助餬口養家了。 這個青年瓦匠，就是馮玉祥將軍的父親。他原名秀文，後改為有茂，字毓亭（亦書郁亭）。人嚴正戇直，義俠豪爽。其生平軼事，為人所樂道。茲縷述數則於後，以表出其性格。 當毓亭公在少年時，太平天國戰事蔓延至長江兩岸，兵燹之災，及於巢縣。他奉母挈妹出奔避難。他們走到一河邊，後面有亂兵苦苦追來，前面有河而又無船可渡。他找得一個大木盤，即讓母妹二人坐在盤裡，而自己則鳧水推盤過河。渡適彼岸之後，忽聞後邊原岸有兩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呼救聲，這也是被亂兵追迫而逃難的。 他救人心切，鳧水推盤迴去，照樣送她倆安然渡河。那兩女子以無家可歸，同行又不方便，且為報德酬恩起見，向其母獻身同為媳婦。那嚴正不苟的毓亭公卻堅持不肯，說道：「救人於患難，是自己的本分，乘危而取利是不義的行為。」恰巧次日在路上，遇見兩女的父母，遂將二人交還。由是他乃有「俠士」之稱。其後，毓亭公娶妻游氏，即馮將軍之母也。 既復得安居，毓亭公仍操舊案。一次，他在張姓富戶家裡做工。那家主請了一名教師，在家教其孩子輩練武。毓亭公本是有志向學上進而沒有機會的，如今每當工作之餘，便實行「偷師」，日常暗自窺探那教師授課。他苦心求學，自然容易得其秘奧。晚上又苦心練習，成就更快更多了。有一天，那教師無意中很詫異的察覺這「偷師」的工人，技藝成績，居然比他的正式徒弟為優。他有意栽培後生，忙告訴東翁知道。那富翁也是好人一個，很願意作育人才；查明此事果是真的，即將此青年泥匠提拔起來，許他與自己的孩子一同上學，同時為他們服役。這可算是一個工讀生了。 毓亭公一得有正式求學的機會，自然益為用功。加以身材魁偉，饒有膂力，武術更有精優的成績。及至隨同那富家諸子赴武試，他竟然出人意表地名登榜上——中了一名武秀才，而諸子反名落孫山。這真實事跡，宛似小說中嶽飛出身的故事一般，可雲巧合矣。 當時，干戈未息，正是有志健兒建功立業之秋。毓亭公既進武庠，以志向遠大，不甘櫪伏，遂毅然離家，投身軍籍，隸劉銘傳部，即李鴻章淮軍中之「銘軍」是也。「有茂」之名，即於投軍時所改。他體力雄健，身手不凡，加以武藝過人，忠勇盡職，且屢立戰功，未幾，遂得升為下級軍官。後來，帶兵作戰，遍歷江蘇、湖北、山東及甘肅西陲諸省，到處保民愛民及為民服務。每遇餉項不足之時，他必嚴禁部下滋擾搶掠，全部只好忍苦挨飢，時以白薯果腹而已。有一次，在都田地方過年，他把所有錢銀分給士兵們，自己身上只留大錢兩枚。那時，適有一人前來私下饋送他八千錢，請求許他在新年時開賭一天。毓亭公大怒，面斥其人說：「如果我肯收受這些黑錢，我早就發大財了。我怎能要這些不義之財以貽害人民呢？」那行賄者失望，抱頭鼠竄而去。 毓亭公更有一出色之點，即是：無論帶兵到甚麼地方，必率領全部兵弁為社會服務。例如：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他在直隸（今河北）唐官屯至小站一帶築河與修路。到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他搶救直隸永定河，造益人民尤為遠大。這河水患頻仍，堤壩一決，即為患地方。是年毓亭公奉令修河，自誓決不使本年河決為患。他告訴部下全體兵弁說：「如果河堤今年再有崩潰，我是頭一個要跳入河中的。」工程還未完竣，大水忽然涌至。毓亭公果然躍身投入中流，以身為殉。人丁們當時奮力把他救起來。因感受他這一腔義氣之鼓舞，全體人人奮不顧身，搶救河堤，卒使大水不致泛濫為地方人民害。該處沿岸人民至今仍稱道其功德不已。事後二十年，他的兒子——馮玉祥將軍——駐紮南苑時，亦曾率軍搶救永定河一次，地方人民命其所修之堤為「馮公堤」，不啻是他兩父子到處保民愛民、服務社會、先後輝映的紀功碑。毓亭公一生帶兵嚴肅勇義，高樹風紀，早已為其兒子樹立了愛國愛民的軍人模範了。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信然。 「科寶」誕生 光緒初年，銘軍駐直隸。當時，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太平軍及捻軍戰事先後平靖，擬在瀕海各地謀屯墾，乃令所部將士家屬移居駐防各地附近之村鎮。毓亭公遂舉家遷居天津附近青縣之興集鎮。馮玉祥即於斯地誕生。時，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九月二十六日（夏曆）也（一八八二）。是年，毓亭公本應赴江南鄉試考武舉人的，但因軍職羈身，不能如願南下，而寧馨兒適於是時出世，所以就為他取乳名曰「科寶」，用作科舉寶貴的紀念。其實，如果他在九泉有知，應當覺得這個兒子之誕生，比當時入場中式舉人更為喜慶得多哩。 馮玉祥兄弟共七人，自己排行第二，名基善。長兄名基道，號治齋。在早年，兄弟二人已甚相得，共同生活於家庭。後來，治齋亦投軍效力，先入李鴻章之保陽軍馬隊，後改編入第四鎮，積功累升至陸軍中將。後又轉入文官一途，亦有政聲。其為人也，忠厚和藹，有長者風。晚年，隱居天津、北平間。至其餘小兄弟五人，早已相繼夭折了。 銘軍後被改編為「練軍」，共有五營，駐保定，故名為「保定練軍」。其時，毓亭公因功已升為後營右哨哨官，亦遷居保定。他雖然屢次升級，但因軍餉無多，而賦性豪爽，不治家人生產，又不屑私取不義之財，所以家境一向貧窘。他們所住的房子在離保定城二里多遠之東關外的大康格莊，全房只得屋子四間。過了半年，乃搬到一家稍大的房子，一共七間，系由典當而得的。舉家居此，其狹隘鬱悶可想而知。馮玉祥就在這鄉間陋室度其缺乏幸福的童年生活。 家庭生活 馮氏幼年的家庭教育，得自其嚴父人格之薰陶及影響最大。在六七歲的時候，保定鄉間有唱戲的。有一天，他跟著大哥去戲台那裡趁趁熱鬧。在外邊玩了一會，戲還沒有開唱，哥弟倆就回家了。湊巧父親剛從營里回來碰見他們，問知情由，大為震怒，立刻把兩人很嚴厲地教責一頓，以後不准再出外胡跑亂玩；還將老大用繩子捆在樓上，幸得房東說情，才把他釋放了。在這種嚴峻的約束之下，馮氏的品行受影響甚大。據其自說，自經此次嚴責，以後幾十年，除了間中與同營弟兄出外應酬看戲之外，自己永不沾此嗜好。這一頓教訓果然發生禁絕其胡跑亂玩的長久效能。 最不幸的，馮氏雙親都染了當時流行社會上下的惡嗜好——抽大煙。他們屢次要戒了，但因多年老癮一戒就病，全身筋肉都痛起來，所以總不能戒斷。馮氏尚記得小孩時日夕為父母捶背，以減少其因戒菸而起的痛苦。但老人家仍不能支，只好又吸上了。抽鴉片煙的人喉易乾涸，愛吃水果，當父母吸菸後，他便劈一個梨以進，自己只吃剩下了的梨皮梨心。他們家道已是不豐，兩餐白米常苦不足，又加以「黑米」之要求，更添上水果之供奉，生活更為困苦，而且兩老身體亦日形瘦弱。貧病交迫，生計好不易過！ 馮氏身歷其境，切膚受痛，反感自生，所以他從那時起便痛恨鴉片，比恨別的惡嗜好尤甚。後來，他到處實行禁菸，對於部下施禁尤嚴，莫非由於幼年在家庭所得的痛苦經驗之反感也。 家裡衣食已不充足，人口又多，小孩子的物質供養當然缺乏得很。馮氏在孩提時，全家所吃的不外麥面素菜，肉食無多，所穿的更為樸素。據其自言，兩足所穿的鞋子，都是富家孩子們所穿過的，破而且爛，復經鞋匠縫而後補，在舊貨攤上賤價發賣，俗稱「二鞋」。他尚依稀記得買一雙這樣的鞋子花銅錢三十文，買得一雙便穿好久。全身所穿的衣服，也是破舊不堪的布衣，大褂子（罩袍）是每年添一件新的，都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做好——因為那一天正是「劉爺廟」出巡的盛會。他又說，這件大褂之為用大矣！既可炫耀於別的孩子們的眼前，又可遮蓋裡面全套的爛衣舊褲。無怪乎他說穿上了這件新布袍，其寶貴簡直「像穿皇袍一樣」。 馮在童年迫於家境，所享用的都是布衣布履，從不與絲羅文縐有緣，生平之儉德由此養成；習慣已成，布衣自適，一穿上綾羅綢緞，反覺全身內外大不舒服。是故以後數十年，不改故態。苟明乎其幼年之家庭背景與半生之生活習慣者，斷不至以「作偽」或「沽名釣譽」譏其人了。（作者按：以上據馮氏自述、陳崇桂英文傳記及其他資料。） 教育與宗教 生活於這樣貧苦的家庭，馮氏之教育自然難望得有完善的了，可是仍然未算是完全沒有上學的機會。他的大哥是在一位姓陳的塾師那裡念書。到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九月，因入了馬隊，迫得要中途輟學，可是還有三個月才到散館的時候，他的父親很經濟的就叫老二頂上了這學額，繼續去上了這三個月的學。這時馮氏年紀十歲。過了這年，他又入姓馬的書塾，後來又在姓顏的館中念書。直至入伍時為止，他總算是一共受過兩年三個月的書塾教育。幾十年前鄉間冬烘先生的散館，當然不能比擬現在有規模的小學。馮氏幼年的教育成績不問而知。據他說，幼時曾念過《大學》《中庸》，「僅識之無」，尚不能看書也。（作者按：上據余早年採訪資料本甚可靠。但馮氏自撰之《我的生活》頁二九，言正式上學只有一年三個月，未載第三年入顏姓館事，似遺漏。） 這短短的書塾生活，後來所留存在馮氏腦中的印象只有這一點——那很厲害嚴峻的陳老師常拿起十二兩重的老煙桿頭，毫不愛惜地敲打他的頭顱，每每打到紅腫好像一座小山一般。數十年來，每一憶起，猶有餘痛雲。 讀書之餘，他也有一些遊戲。當時保定兒童好踢球之戲，他也隨著學友們踢球。聽說，他因為身體壯，膽量大，所以踢得比群童為優。他又最好打架，附近十三村的童子全不是他的敵手。這都是可信的，因為他後來對於武術和各種運動，均是出類拔萃的哩。 馮氏幼年時的宗教生活，也不外是普通社會牛鬼蛇神的多神教罷。他記得有一次家裡出現了一條蛇，他父親便恭恭敬敬地設一個牌位供奉它為財神。每月初二、十六日（廣東人稱為「做牙」即「禡牙」），家人就用雞蛋來祭神——有錢時六個雞蛋，沒錢時三個。家裡還供著一位佛爺。他父親每逢禮拜此佛爺之時，必正其衣冠，莊重拜跪，口裡喃喃地祈求：「佛爺！保佑我們一家平安，升官發財。」馮氏在小孩子的時候隨著尊長鬍跪亂拜，當然不能有甚麼特異的、超越的宗教思想。不過，他在那時的感想已仿佛覺得他們求神拜佛，無非是為一家一身的福利而不知其他，真是可鄙。到後來，他習知基督教犧牲博愛之道理乃是利他的、為多數人謀幸福的。兩相比較，天淵立判，他的多神教信仰直到那時才被根本推翻。這是馮氏後來所自述的。 父母的感力 在十一歲那一年，馮氏生命中經歷第一宗極悲痛的凶事。他的母親——游太夫人——因生產他的七弟，不幸得病去世。當藥石無靈、群醫束手的時候，家人轉而求神問卜，冀得超自然的護佑。馮氏愛母心切，尤其誠篤懇摯，獨自到「劉爺廟」許下救母大願；又常對天叩頭，把額頭磕到紅腫起來。母親彌留時，想吃梨和肉絲麵，可是家裡不名一錢，家人只好叫他拿些衣裳到城裡去當了，換得幾文錢買給她吃。他還要跑三里多路才可到鋪子裡買得這些東西哩。然而母親卒要離去他們父子三人，溘然長逝了。馮氏生命中遂留下第一宗大憾事。游太夫人一生慈祥和厚而好施與，且早年敬事翁姑極為孝順，不愧賢婦良母之稱。馮氏性格固執剛直，有類乃父，而胸懷卻慈祥仁厚，則又是由太夫人所感化、訓育或遺傳而來的。以後畢生，每談及先人，他輒想念其慈母之賢德不已也。 毓亭公還有一種性格影響於他兒子者甚大，不可不補述。他生性剛直，自不免有憤世嫉俗之言行和與人落落難合之態度。對於當時社會——尤其是官場中——之惡習，他均不沾染，而且還具有隻手挽狂瀾之苦心，時時處處都不憚煩難，不怕招怨，竭力矯正時弊。例如：他雖為官，而不屑諂諛上司，不好逢迎同人，因此居恆與人少有來往，謝絕應酬，凡送禮、請客等陋習俗例，一概不行。馮氏在軍政界多年，性格行為也很像乃翁之孤立獨行，父子先後若同出一轍。他自謂這種習尚，都是幼年在家庭中從父親所得的教訓而來。 掛名入伍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是馮氏生命中很可紀念的一年，因為他開始當兵了。當時練軍一個兵士每月發餉三兩六錢。利之所在，投效者眾，竟至爭競入伍。為取締計，營中規定入伍的必須有人保送，所以不大容易。馮那時只得十二歲，哪夠入伍的年齡？但因他父親同事好友哨長苗開泰的一哨里適缺了一個兵額；他情誼高厚，恐怕別人捷足先登，於是不出一聲，先把世侄的名字填補那空額。那實是招呼朋友的十分好意。馮氏於乳名之外，在家族中依兄弟班輩的正名本是「基善」，但苗氏不知，臨時隨意為他填上「馮玉祥」三字，所以其後這便成為他畢生的大名了。當時，他年紀還幼，體格矮小，試穿軍衣，既長又闊，太不成樣，惹人大笑。然而他並不須到營里服務，只是掛名營中，每月干拿三兩六錢的餉銀以幫補家用而已。這是其時軍營盛行的一種惡制度。那種餉名為「恩餉」。所以在這一年，馮氏雖說是開始當兵，其實，只不過是初隸軍籍而已。（作者按：上言馮氏十二歲入軍籍，根據其《自傳》，可信。但其所著《我的生活》頁二九則雲是上一年十一歲事。時期相異，志此備考。）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起。保定練軍奉命以六成開赴大沽修炮台。毓亭公亦與其役。一時，官兵家屬送行者大都抱頭痛哭，蓋各人皆以為此去是與日本作戰，必無生還也。馮亦親送其出征的父親。毓亭公卻壯烈無懼色，且諄諄囑咐兩兒說：「你們好好地做人罷，不必掛念我。我是去和日本人打仗，為國家拚命，沒有甚麼害怕，算不著怎樣的大事。」他老人家半生戎馬，兩條腿已跑過陝西、甘肅、青海、西藏諸地，真是身經百戰，久歷疆場的老將。這回到大沽去打日本人，算甚麼一回事哩？真良好的父親！真壯勇的戰士！真愛國的健兒！在這一小別中已給他的小兒子一個極深刻的人格印象與極其超優的軍人模範，尤其重要的便是：於不知不覺間，將一粒單純愛國的種子，種在他的丹心裡；三十年後開花結果，立功於國，譽滿全球。（作者按：《我的生活》頁三〇至三二，言隨父同去，似與後事混亂。上據余早年採訪。） 十四歲的小兵 不久，毓亭公由天津回保定，旋挈其次子復回大沽防次，駐曹頭沽、南港、雙橋等處。馮隨侍父親於軍中，也跟著做工。至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父子兩人始還保定。在這兵工期間，種種經驗予馮氏三大教訓——這都是與其後來的事業很有關係的。其一，甲午戰役，日人欺侮壓迫中國。他幼年即身受此痛苦；國恥之打擊愈甚，其愛國心因而愈熾愈堅。其次，中國軍隊孱弱無能，徹底腐化，他此時盡行知道；對於兵官之好嫖好賭，勇於私鬥，不盡職守等惡風紀，深心痛恨，因而使其私下發生革除陋習、改良軍紀之偉志。複次，則以河南、河北修築炮台一事，本由李鴻章經手，從德國買得海炮數百門，口徑多在廿四生 1 以上，復費了多少官兵兩年的苦工，始造成各炮台。及至庚子一役，聯軍來侵，各炮台未及一試，竟全被拆毀，並訂約以後永遠不准中國再在大沽口設置各種軍事防禦工程。馮父子其初本是身與兵工之苦役的，而後來聯軍入京，外國壓迫欺凌吾國，他自己亦親歷其境。先後兩次，刺激殊深，國讎國恥，沒齒不忘。他一生反帝國主義之大決心，蓋由於此。（作者按：馮氏隨父於一八九五年回保定，見《自傳》。《我的生活》頁三五，系下年事。但頁三二言「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則當為一八九五年事。） 是年，保定大疫，人民病死者無數。官吏乃有打瘟之舉，令練軍留防者每哨撥五十人帶槍五十支去從事。但馮氏所隸的一哨，兵士或病倒，或告假，缺席太多，人數不夠，長官不得不多找兵士的親戚朋友來湊足人數去繳差。馮名本在軍籍，更不得不參加。那時，他身材已長得高大如成人，因此也穿起軍服，托著長槍，隨眾入城打瘟去了。當時北方社會軍民人等，痛恨外國人之壓迫和侵略已甚，可是人人雖積恨於心，卻無機會以表示反抗的行為。馮氏此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童，卻已充滿愛國熱誠了。他趁著多人拿槍打瘟神、聲勢洶洶的機會，走到一所外國教堂——美國長老會——附近。一時，熱血沸騰，衝動激起，舉起槍向著教堂的木匾連放數響，以泄一口氣。在今日看來，這雖是一個無知小子的愚妄舉動，此舉卻可反映當時社會心理對於外國人之不滿和反動，而在馮氏個人一生，這是愛國熱誠之初次的表露。（作者按：《我的生活》以打瘟神事繫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歲時，似言之過早。） 馮與營中有一個姓劉的兵丁成為好朋友。姓劉的本來是不識字的，但因肯自己用功，日漸進步，居然至能讀《三國演義》。他又好寫字，常在地上方磚用黃土當墨汁，揮手「塗鴉」。馮氏不時入營與其交遊，受其感動，也走入好讀書、勤練字的門徑了。在營里又看見人打算盤，他的求知慾也為其激起而發生了習珠算的興趣，後卒學會了。這幾宗軼事都是他掛名在練軍營中的經驗。 馮氏在其《自傳》（拙藏未刊稿）中，述其童年生活，有一句毫不自諱的奇語：「余幼時一蠢童耳。」真的，以他生於一個無產階級的貧窘家庭，長於一個孤陋樸素的農村環境，所交者皆是椎魯失學的村童，所受者只是簡單蒙稚的教育——見聞寡陋，知識無多，怎能不長成為一個「蠢童」兮？然而他稟受父親的剛直性格和母親的慈祥心術，在家庭飽受嚴正的道德訓育，因而不至染得社會上驕惰浪漫的惡風弊習，又未襲受其時代浮華頹敗的態度思想，竟然養成了一個質樸的、憨直的、孝友的、純謹的、仁愛的人格，兼儲蓄得一副奮鬥的、反抗的、堅毅的、刻苦的、忍耐的、勤懇的能力。及至與軍隊生活接觸，一受國恥之刺激，更燃著愛國的烈火於其充滿熱血的心窩，後來若是之人格和能力盡行發展於救國救民的單純出路。幾十年來的革命大事業莫非由此時之佳種與沃壤而發萌者。我們在古今中外歷史中，常見到曠代特異的豪傑，每每由極簡樸的生活或極困苦的環境，與極艱難的經驗中產生出來。聖保羅說：「上帝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能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這幾句不朽的名言，縱然富有宗教色彩，卻已將人類經驗之一個大矛盾而卻是真真實實的奇異點充分表出。吾述馮玉祥之家世及童年生活竟，不禁重有感其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