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傳 · 引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秋，余在北京因秘密參與革命工作，受奉魯軍閥之壓迫，名列被通緝的黑名單。於是辭去燕京大學教席，微服出亡，南歸廣州，積極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蒙孫科、徐謙兩先生薦舉，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為西北軍「政治工作委員」。會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余即經滬赴漢，轉車北上。翌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抵達西安，向西北軍馮玉祥將軍總司令部報到，以後擔任各種政治工作。余本與馮氏有舊，至是重聚，在其麾下正式受職。因有公誼私交雙重關係，故於任務進行，甚為順利。 公務之餘，余仍不脫書生本色，懷著學術研究的興味，分向各方搜集馮氏本人生平事跡，及其所創建的西北軍（別稱「國民軍」，詳後）史料，擬撰專書紀之。一有所得，輒筆之札記中。至十八年（一九二九），離軍從政。暇時，則以所有資料，作系統的編述。 越年，成初稿十四章——由馮氏出生起至北伐成功止。以後，時事變幻，波譎雲詭，馮氏之出處，大成問題，不易下筆。而且其後數役，余因早已脫離關係，不在馮軍，未曾親歷其境及躬預其事，見聞復未周，亦不敢率爾操觚。中間經過八年抗戰，有關馮氏的資料尤不易得。於是擱置草稿垂四十年。最近，整理舊作，喜見本書原稿，雖屢歷滄桑浩劫與人事變遷，幸而尚未被蠹魚白蟻蛀蝕。亟趁治太平天國史工作告一段落，發憤執筆，重寫全編，冀為我國現代史保存多少史料。 馮氏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下世，去年（一九七一）且二十三年了。其一生棺雖蓋而論未定。以迄於今，中西論者對其人猶毀譽參半，本書亦未能妄下武斷的、終極的結論，這恐怕要留待後代世界史家之公判。不過，在今日執筆記載其事跡，根據顯著的、可信的事實，平心而論，其早年由一個不識不知的貧寒小子，艱苦奮鬥，屢著勳勞，而成為功業烜赫、權勢重大、手擁數十萬大兵之軍事領袖，其中年為國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偉績，與夫晚年團結勠力以達到抗戰勝利之苦心孤詣，耿耿精忠，自無可非議者。雖其間及晚年與中央時合時分，屢有不協之言論與行動，不免受人指摘（特別是因其生前仇讎太多，舊敵餘黨，怨恨未息，動輒譸張為幻，蓄意詆毀，厚誣其人，實是乘勢下手「打死老虎」）。然而無論如何，要亦不能掩其大半生奮鬥成功，叱吒風雲，與屢次扭轉時局，促進革命，畢生愛國為民之奇行、大志、苦心與偉勛。在中國近代史、民國建國史中，當然不失其為一個有數人物而占有相當地位的。然則又烏可不傳？ 書成，署簽曰「馮玉祥傳」，蓋於國史、正史，或自傳、別傳、外傳之外，另為私家記載之作也。抑且此亦有異於學術研究之完全根據記錄、詳加注釋的史傳。除了參考所得書籍文件之外，多系著者所親切認識的馮氏之一生事跡，以及其人格、品性、情感與思想信仰（其中有不少是世人所不知的），而時或加以個人的印象及觀感。讀者可由此而對於其人、其行、其時代及與其有關之國家大事，得有多些真確的知識，故既可作為近代掌故讀，而一般專治中國現代史者，也許可由此「實錄」而獲得多些特殊的、可用的資料，是則著者希望之所在，更引為幸事的了。（友人某教授，前在英國一家大學掌教中國歷史，著作等身。年前來港，屢顧寒園，披閱本書全稿，摘錄內容不少，謂將為其新著史料之用。又：下文本書資料來源之（九），指出一位美國史學教授之權威的巨著，亦曾引用我所提供的資料，可為上言之證。）所望讀者如發現書中有掛漏或舛訛之處，不吝隨時指正，幸甚。 本書的資料來源，有以下九類： （一）曩在軍中，除親歷親見之事實外，時得馮氏親口告以所歷舊事，往往娓娓不倦。其後在南京、重慶，屢次會晤亦然。此為獨特的、直接的源頭。 （二）馮氏最初在軍營中相與同事之老友，如尚得勝、鄧長耀、史心田、石敬亭等多人，我從征時尚在軍中，一一為我講述許多馮氏早年的逸事，是至為難得而可信之第一手資料。 （三）全軍幹部中有許多高級軍官，都曾參預以前各役的，也給我許多至有價值的直接資料。 （四）馮氏自己的著述是最好不過的資料。在軍中，他給我一本《馮玉祥自傳》未刊稿，《馮玉祥日記》自校稿，均交我保管和參考。後來又有詳細的自傳《我的生活》（民二十六、上海出版）。尚有其他詩歌、訓令、讀書札記等，亦曾一一參考。 （五）我個人從前在軍中所寫的《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西北軍革命奮鬥史》（民二十四），與後來的《西北風》（載《西北東南風》，良友公司出版），另有個人的零碎札記及片段的回憶，皆轉而成為本書之直接史料。 （六）早年有關馮氏生平之中英文出版物，如①陳崇桂牧師之英文馮氏傳記Marcus Ch'eng.Marshal Feng, The Man and His Work，1926，Shanghai；②George T.B.Davis, China's Christian Army，1925，The Christian Alliance Pub.Co.，Philadelphia；③張之江：《證道一助》；④李泰棻：《國民軍史稿》（民十九）；⑤蔣鴻遇：《國民軍二十年奮鬥史》二集（軍中石印，非賣品）；⑥王瑚：《馮公郁亭墓道碑誌》（拓本）等，皆載有極有價值的資料。 （七）《馮玉祥將軍紀念冊》，繫於馮氏去世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為其印行者（非賣品，無年期），亦有多少資料可用。 （八）近年在台灣出版品有馮氏舊部所寫的①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一九六六年，傳記文學社）②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一九六七年，傳記文學社），載有關於馮氏的資料不少。 （九）最近，有一位美國西北大學歷史教授薛立敦，專門研究馮氏的生平，出版了一本《馮玉祥的事功》（James E.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1966，Stanford Univ.Press）（由其哲學博士論文增補成書），系施用科學研究方法、學術的傳記體裁，搜集中西大量的史料編著而成，為最完備之學術性的馮氏史傳，記載翔實，立論公平，其中一部分的資料是由我特別供給及由其引用上錄之（五）拙著各編者。而拙著本書之內容，亦有轉用他自己所得的資料。謹此聲明，並志謝忱。（書簡稱「薛著」） 回憶當抗日大戰末期，我在陪都謁見馮氏（這是我最後與他會面的一次。其時，他喜歡人以「先生」稱呼他）。從新聚首話舊，感情歡洽。他即席書贈他的「丘八詩」（自稱），有句云：「不作張子房，便為張自忠。」後來，我也報以「丘三詩」（「丘八」落伍，非「丘三」而何？）兩首。其一云：「先生教我作留侯，可惜漢高未碰頭。願學其人之晚節，功成快共赤松游。」末句，辭婉而諷，類似「譎諫」，隱寓勸其功成身退，不需杯酒而自釋兵權之意。（按：戰時，總統蔣公得美總統羅斯福親筆來函，保證援助我國抗戰必勝，故人人懷有成功之希望。）他雖與我半生結患難之交，有袍澤之誼，而後來志趣歧異，門路不同（我不涉政治，埋頭治學已廿餘年），如今更以生死殊途、恩怨都泯，趁有機會將本書發表，了卻一宗多年心事。知我一向站在客觀的歷史立場以報道真實事、愛講公道話者，當能諒我。知我與馮氏多年公私關係者尤當諒我而不罪我。屬草至此，四十年舊事，縈迴腦際，不禁百感交集，心頭隱隱有「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之痛焉。這是自然發生的念舊真情。若目為藉此以效庾信之《哀江南》，則又豈敢豈敢？ 一九七一年七月 簡又文馭繁氏書於九龍猛進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