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 · 1961年-1970年

1961年（辛丑）　六十六歲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河南信陽地委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肯定信陽地委的做法，把糧食嚴重減產及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壞人當權、地主封建勢力破壞，助長了整社整風中「左」的傾向。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故事片創作會議上講話，批判當時文藝工作中「左」的傾向。　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的批示報告》，要求糾正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片面認識、簡單粗暴作風，對批判錯了的人進行甄別平反，並認為文件精神適用於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試行《高教六十條》，規定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必須以教學為主，參加社會活動與生產勞動不宜過多，教學必須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科研必須堅持「雙百」方針。　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安徽省委三次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書面報告農村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田間管理責任制情況，毛澤東曾表示同意，但12月又改變態度，認為有了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就不要再搞「責任田」了。此後便有對「責任田」——「單幹風」的批判。 2月1日，《哲學研究》編輯部邀請北京哲學界人士討論哲學史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問題。　5月，《古希臘羅馬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熊十力《乾坤衍》在北京出版。　是年，唐君毅《哲學概論》（上、下冊）、《人生之體驗續編》在台灣出版。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在台灣出版。 1　月 10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八十二次校委會會議。 15日　《關於思想改造的一點體會》刊於《新建設》1961年第一期。 是月　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擴大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學部委員有一百多人。 2　月 24日　午後進城出席政協文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為徵集清華大學史料稿件而邀集的小型座談會。與會者還有葉企孫、陳岱孫、沈履、施嘉煬、李輯祥、潘光旦等。座談很順利，每個人就自己較為熟悉的一段或某一方面認稿一篇，約半年後交稿。[1] 26日　《論莊子》刊於《人民日報》（後收入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莊子哲學討論集》）。此文認為先秦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至莊、荀達到高峰，荀子是唯物主義陣營主將，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和願望，莊子是唯心主義陣營主將，反映沒落奴隸主悲觀絕望的意識；認為研究《莊子》應打破內、外、雜篇的成見，以《逍遙遊》、《齊物論》為主，其他篇中有與此二篇相合者也可用作說明；認為《逍遙遊》是純粹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是從宋尹學派樸素唯物主義思想轉化而來，《齊物論》則充滿相對主義、不可知論、虛無主義；認為莊子思想是沒落貴族徹底失敗後的「精神勝利法」。 28日　《〈易傳〉的哲學思想》轉載於《文匯報》。 3　月 7日　《〈易經〉的哲學思想》刊於《文匯報》。此文認為從來源說，《易經》完全是一部占卦的書，其中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發的辯證法思想，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同日，《文匯報》還刊出李景春《周易哲學的時代及其性質——並與馮友蘭先生商榷〈易經〉的哲學思想》一文。 8日、9日　《從赫胥黎到嚴復》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認為赫胥黎的進化論在西方的作用是消極的，嚴復介紹到中國卻發生了積極作用，赫胥黎的不可知論在西方的作用是積極的，嚴復介紹到中國來，卻發生了消極的作用。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歷史條件完全不同。 10日　《韓非〈解老〉、〈喻老〉篇新釋》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第二期。此文認為《解老》與早期道家《管子》四篇相通，把精神解釋為細微的物質「精氣」，《喻老》用生活中的實例說明《老子》中的原則都是生活經驗的總結，「這種唯物主義的、注重實際的思想，跟《韓非子》中別篇是一致的。這兩篇中所表現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正是他的進步的社會思想的根據」。 15日　出席第八十三次校委會會議。《從李贄說起——中國哲學史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轉化的一個例證》刊於《新建設》1961年二、三期合刊。此文認為作為陽明學派分支泰州學派一分子的李贄重視個人的解放特別是婦女的解放，對封建正統思想作了尖銳批判，所以從王陽明到李贄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轉化的一個例證，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矛盾雙方存在統一性的例證。 26日　《無聲的音樂和無言的哲學》刊於《人民日報》。此文認為西方出現的「抽象音樂」（不出聲的演奏）與中國古代莊子所說「昭氏之不鼓琴」、陶潛之無弦琴及禪宗無言之辯一樣，都是沒落階級腐朽意識在藝術、哲學的反映。 4　月 7日　《關於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刊於《新建設》1961年第四期。此文根據毛澤東的言論，認為道德判斷的根據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判斷善惡的標準是人民群眾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統一，「毛主席解決了倫理學中的基本問題，說明了無產階級的道德標準，並且說明了共產主義道德的具體內容，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的要點」。 是月　《中國哲學史》上下冊由中華書局根據商務印書館舊版重印，是為新一版。書前增加《新序》，說「這部書是完全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以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用資產階級歷史學方法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這部書的重印，大概可以起從反面提問題的作用。這就是說，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內，這部書可以作一種反面教材」。又增加《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自我批判》，其中包括「這部中國哲學史的歷史觀」、「這部中國哲學史的哲學觀」、「這部中國哲學史的黨性」、「這部中國哲學史的階級性」四部分。高亨贈其所著《諸子新箋》（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第一版）。 5　月 8日　主持哲學系莊子思想討論會並作系統發言。 10日　《王夫之的唯物主義哲學和辯證法思想》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第三期（後收入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的《王船山學術討論集》）。此文從自然觀、認識論與方法論、辯證法思想三方面分析王夫之哲學思想，認為他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 12日　繼續主持哲學系莊子思想討論會，展開交鋒。 25日　《再論莊子》刊於《哲學研究》1961年第三期（後收入中華書局《莊子哲學討論集》）。此文根據《莊子·天下篇》論證研究莊子應以《逍遙遊》、《齊物論》為標準鑑別其他各篇，打破郭象本內、外、雜篇的界限，並據此與任繼愈《莊子新探》、關鋒《莊子外、雜篇初探》有關論點進行商榷。 26日　《給朱飛先生的答覆》刊於《文匯報》。此文是對朱飛5月8日來信所提問題的答覆。朱飛來信亦刊於同日《文匯報》。編者於兩信前冠以統一標題《關於倫理學的若干問題》，並寫有提要：「倫理學的主要目的，除了說明什麼是道德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呢？動機與效果的統一是對立面的統一嗎？美學和倫理學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價值方面的基本問題嗎？」 27日　出席第八十四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 6　月 1日　《論陳亮哲學思想的唯物主義傾向》刊於《北京日報》。此文認為陳亮是中小地主、自由商人的代言人，階級根源與道學家有所不同，哲學思想傾向唯物主義，推崇二程、張載而實質背叛二程。 23日　王明《〈易經〉和〈易傳〉的思想體系問題——兼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 是月　主持哲學系教師、部分高年級學生舉行的莊子哲學思想討論會並發言，內容與《再論莊子》和《三論莊子》大致相同。 7　月 10日　《三論莊子——論莊周哲學思想的階級本質》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第四期。此文認為關鋒《莊子哲學批評》所說「莊子哲學體系的骨架是這樣一個三段式：『有待』——『無己』——『無待』」應改為四段式，即「有待」——「無己」——「無待」——「有待」，亦即《天下篇》所說「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齊物論》所說「兩行」，「這是精緻的混世主義……『聖人』從『有待』在思想中繞了一個圈子，自以為同於『無待』，由此再來混世，再入於『有待』，就自己覺得所謂混世，就是『無待』的結果，因此他就『心安理得』地混下去了。這就是莊子哲學的特徵」。 14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八十六次校委會會議。《章太炎在〈民報〉時期的哲學思想》刊於《文匯報》。此文認為章太炎「依自不依他」、「自貴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個性主義的具體表現，在反抗封建、解放個性方面有一定積極意義，但他把「依自不依他」絕對化，把「我」看成絕對，最後倒向主觀唯心主義，墮入虛無主義的幻想。這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 24日　《〈老子〉二十一章解》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與關鋒、林聿時商榷，從語法角度說明「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不能理解為道生萬物及其程序。 是月　偕任夫人往大連避暑。 9　月 8日　先生復函國際哲學研究會主席卡脫賓斯基，對選舉先生為名譽主席表示感謝，但由於忙於研究工作，無暇參加會議，故以不接受名譽會員為宜。[2] 13日、14日　《論譚嗣同》刊於《文匯報》。此文認為譚嗣同建立了一個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世界觀，作為戊戌維新運動的哲學理論基礎，不僅要求在經濟、政治上施行資產階級性的改革，並且在倫理道德方面也要求樹立資產階級性的新標準，他對於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標準和社會秩序的批評和攻擊在當時是最激烈最尖銳的，他同封建傳統思想的決裂在當時進步知識分子中是最徹底的。但和政治上一樣，他在哲學方面也是一個改良主義者，這是由他所代表的從官僚地主階級轉化過來的資產階級的特性決定的。 25日　《再論孔子——論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刊於《哲學研究》1961年第五期（後收入中華書局《孔子哲學討論集》）。此文與關鋒、林聿時《論孔子》（載《哲學研究》1961年第四期）商榷，認為孔子所謂「仁」既是一種道德，也是一種世界觀。作為一種道德的「仁」，就是「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具體內容有明顯的階級性，其字面意義是超階級的，與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一樣，是一種普遍性形式。「在一個階級還是在上升階段的時候，它的思想上的代言人的思想所具有的那些普遍性形式，還不完全是欺騙。可是在他走下坡路成為革命對象的時候，這些普遍性形式就完全是欺騙了」。作為世界觀的「仁」，把別人看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有自我意識的意義，有人的類意識和類行為的意義。又認為孔子的思想體系不是折衷主義。 27日　在北京哲學會作關於孔子思想報告，內容與《再論孔子》同。 30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八十七次校委會會議。 10　月 9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八十八次校委會會議。 21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八十九次校委會會議。 26日　在北大出席中國哲學會、北京市哲學會聯合舉辦之孔子評價問題討論會並發言。與會者還有鄭昕、趙紀彬、關鋒、林聿時、梁啟雄、朱謙之、黃子通、任繼愈、張恆壽、高羽、吳則虞、吳傳啟、石峻及北大、人大等高校的青年教師。 11　月 13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九十二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論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互相轉化及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刊於《學術月刊》1961年第十一期。此文強調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既有互相排斥、鬥爭的一面，也有互相統一、轉化的一面，強調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是矛盾的統一，歷史中的邏輯的東西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性的表現，這個表現是跟歷史的偶然性分不開的，它們的統一在於歷史的必然性只能在偶然性的堆積中表現出來。 12　月 13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九十三次校委會會議。 30日　得塗又光28日信。 是　年 參加政協參觀團訪問鄭州，在此期間應鄭州大學校長嵇文甫邀請作關於孔子討論情況的講演。 北京大學民盟學習小組約每周一次在先生寓所學習討論。小組秘書長為馮亦代。 為孫兒馮岱訂牛奶，與任夫人輪流坐守門前等候送奶人（不然無法得到牛奶）。 鄧穎超贈任夫人乾貝及花生米。 * * * [1] 引自潘乃穆：《回憶父親潘光旦先生》，見宗璞、熊秉明主編，《永遠的清華園》，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46頁。 [2]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第575頁。 1962年（壬寅）　六十七歲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作書面報告並講話，指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經濟困難的一個原因，強調堅決貫徹執行「八字方針」。　2月24日，胡適在台灣逝世。　3月27日至4月16日，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屬於勞動人民，不應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認為階級鬥爭不是向緩和的方向發展，而是不斷尖銳化。　5月19日，梅貽琦在台灣去世。　6月16日，彭德懷寫八萬言書給毛澤東、中共中央，要求全面審查其歷史，申明他從未組織過「反黨小集團」，也無「裡通外國」問題。　7月，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8月22日，彭德懷又寫一簡訊，重申這一要求。　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講話，斷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存在資產階級，都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批判「單幹風」（指包產到戶）、「翻案風」、「黑暗風」（指對當時困難形勢作充分估計的觀點）。全會將彭德懷的兩封信作為「翻案風」進行批判。是月，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由中華書局出版。10月、11月，中印邊境發生武裝衝突。 8月26日，唐君毅、牟宗三等聯合海外華人學者在香港成立東方人文學會，謀求實踐儒家「內聖外王之道」，將中國傳統文化推向世界。 1　月 12日　寫成《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重版序》、《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序》。 中下旬　往河南、陝西參觀訪問。 2　月 27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九十六次校委會會議。 3　月 13日　往北京醫院檢查身體。 17日　《南行雜詠》刊於《光明日報·東風》，其序云：「一月間在河南、陝西參觀訪問，凡到新鄉、開封、鄭州、洛陽、三門峽、西安、延安等處。詩以紀之。」 23日　下午四時出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開幕式。 25日　出席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並發言，討論高校文科研究機關貫徹執行政策情況及教學、科研工作中的問題。 24日至31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 4　月 7日　《關於惠施「十事」的一項資料》刊於《光明日報》。此文「企圖在先秦的著作中找一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十事』中一部分的理由和前提」，認為惠施「十事」與《呂氏春秋·有始篇》有聯繫，《有始》可能是惠施「萬物」說的敘論。 15日　下午毛澤東等在懷仁堂後院接見政協委員併合影，先生出席，站於劉少奇、周恩來坐位後，毛、劉、周問起先生工作及健康情況。毛說：「你主張孔子是進步的，你跟郭沫若是一派。」同時合影者，還有任芝銘及其外孫女孫維世（任銳之女）。回家後，先生賦詩一首，並抄錄一份寄給毛澤東：「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群芳。古史新編勞詢問，發言短語謝平章。一門親屬成佳話，兩派是非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願隨日月得餘光。」 1日至18日　繼續出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並發言，題為《在戰鬥中成長》，其中提出工作計劃，擬三五年內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哲學史史學史》。 25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九十八次校委會會議。 26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九十九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高亨贈其所著《周易雜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3月第一版）。 5　月 30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再論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刊於《新建設》1962年第五期（後收入中華書局《孔子哲學討論集》）。 6　月 15日　出席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舉行的關於孔子思想討論會，並在會上發言。 19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一次校委會會議。 25日　《感謝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刊於《中央盟訊》1962年第四號。 是月　《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序》云：「已入膏肓針不易，既成廢疾起更難。篇中倘有回春意，應謝明時換骨丹。從《初集》看起，我在學習過程中，可能也有一些進步。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哪一個人在哪一方面有了任何微小的進步，都應歸功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和黨的教育。我的這一首詩就表示我在這一點上的體會。」此集收1958年以來所寫論文二十五篇。其中《再論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以原刊於《學術月刊》之《論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互相轉化及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為二、三部分，第一部分「哲學史的對象、內容和範圍」、第四部分「觀點和資料的統一」、第五部分「中國哲學史（古代和近代）發展的線索」為結集時所增寫。又，《論孟子》、《論先秦早期道家哲學思想》二篇為首次發表。前者全面分析「中國哲學史中的第一個（就時間說）大唯心主義者」孟子的哲學思想，認為孟子反對使用暴力和兼併戰爭，主張採取溫和的說教的妥協辦法，來完成統一的局面，鮮明地表現了新興地主階級保守派的立場。後者分析楊朱及彭蒙、田駢、慎到的思想，認為他們屬於道家思想發展的第一、二階段。寫成《中國哲學史新編·題詞》。 7　月 10日　《再論孔子》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2年第四期。此文認為「在一種歷史條件下，一個思想家的思想中如果有新的一面，這一面即便在他的思想中只占比較小的一部分，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這個思想家是進步的」，因此「只要承認『仁』及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中的新的一面，又承認春秋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時期，就不能不承認這種思想是孔子思想中主要的一面」，「孔子是當時新出現的地主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但還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的思想有新的一面，這是主要的；維護舊制度的一面不是主要的，所以孔子基本上是當時的一個進步人物」。文前有簡短說明：「這篇論文代表我最近對於孔子的整個看法。文中有某些部分已先後分別在別的刊物中發表，但因其是整個看法中的一部分，故並存之。」《我對孔子的基本看法》（《再論孔子》之結論部分）刊於《學術月刊》1962年第七期。 是月　由鍾璞陪同隨政協參觀團赴海拉爾參觀。赴長春，應匡亞明[1]的邀請在吉林大學為長春大專院校教師講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功及中國哲學史發展輪廓，共講三天。又應邀向宋振庭[2]講近年中國哲學史研究概況及《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內容。宋聽後頗讚賞，認為先生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相當成熟，並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哲學僅用農民起義一條線不行，有兩條線，一是農民起義，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一是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3]。為吉林市教師講中國哲學史一次。接受宋振庭邀請，由馮寶興陪同，偕任夫人（時鍾璞已回北京）游長白山天池，途中在延吉大學講中國哲學史一次。 8　月 18日　應吳晗之邀出席民盟座談會，商談舉辦學術報告會事宜。與會者尚有朱光潛、賀麟、常任俠、任繼愈等。 是月　《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其《重版序》云：「此集原名《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因有《二集》，所以現名《初集》。重版比初版多論文五篇。這五篇原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現亦收入此集內，庶幾我的學習過程中，不致有失掉的環節。」 9　月 是月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先秦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前有題詞云：「望道便驚天地寬，南針廿載溯延安。小言亦可潤洪業，新作應需代舊刊。始悟顏回嘆孔氏，不為餘子學邯鄲。此關換骨脫胎事，莫當尋常著述看。」其《自序》說：「在抗戰時期，我本來有一種計劃，打算在勝利以後，再多收集一些資料，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現在果然重新寫了，而且更值得慶幸。現在，社會就是一個大學校，黨和毛主席是偉大的教師，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和毛主席的著作是高深的課程，在這種教育下，我的《新編》也得了正確的方向。我的主觀企圖是，寫一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南的中國哲學史。……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兩個對立面，其間必然有鬥爭也有統一……必然互相鬥爭也必然互相轉化。……這部書是本著這個認識寫的。……我的企圖的另一方面是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所講的是哲學戰線上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辯證法觀和形上學觀的鬥爭。」該《自序》又說明此書寫作經過云：「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寫計劃會議把這部書列入高等學校哲學系的參考書。這給我很大的鼓勵。為了完成這部書的任務，黨給我配備了得力的助手。一位是朱伯崑同志，一位是莊卬同志。我先寫初稿，朱伯崑同志提意見，作補充；我修改後成為二稿，莊卬同志再提意見；我再改後作為三稿。印成稿本後，由編寫中國哲學史教科書小組討論提意見，再修改後成為據以付印的定稿。所以這部書雖是個人專著，但也是老年、中年、青年哲學史工作者合作的成果。」將《中國哲學史新編》一本寄毛澤東。 是月起　金春峰開始在先生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 11　月 6日至12日　在濟南出席山東省歷史學會歷史研究所主辦之第二次孔子學術討論會（亦即孔子逝世兩千四百周年紀念會）並提交論文兩篇，一為《再論孔子》（即《新編》之孔子章），一為《關於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問題》。討論會在分組討論後進行大會發言，發言者有先生及呂振羽、周予同、於省吾、趙紀彬、楊榮國、吳澤、蔡尚思、束世澂、唐蘭、劉節、李青田、趙一民、金景芳、關鋒、林聿時、高亨、高贊非等十八人。會議期間曾在山東大學歷史系講演，談孔子討論情況。12日晚，李景春約請先生及部分外地與會者開會，談成立周易研究會問題。 13日　與部分其他外地與會者一起往曲阜參觀孔廟、孔林。《關於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問題》刊於《文匯報》。此文認為孔子所說的「仁」雖然有很大的階級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奴隸得到解放的事實，反映了新生產關係的產生；孔子對於「仁」的重視表示他擁護新生產關係。又認為孔子是以普遍性形式提出「仁」的學說，作為當時地主階級向奴隸主貴族爭取勞動人民的一種武器，在這普遍性形式中的「仁」，在階級社會中是不可能施行的空話，但在當時也反映一定階級鬥爭情況，有其進步意義。 18日至26日　在長沙出席湖南、湖北兩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主辦之紀念王船山逝世兩百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者尚有潘梓年、呂振羽、嵇文甫、關鋒、金燦然、楊榮國、譚戒甫、謝華、吳澤、吳傳啟、徐旭生、林聿時、吳則虞等。19日，同全體與會者一起合影留念。會議期間在湖南師範學院講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功一次。會議期間得詩一首：「當年南渡到湖湘，半壁江山對夕陽。地覆天翻升旭日，不望衡岳訴淒涼。」討論會組織往韶山參觀毛澤東故居，先生參加。 月底　由長沙至武漢，應李達之邀為武漢大學哲學系教師及其他系部分教師講演，談王船山討論會情況。 12　月 上旬　與關鋒、林聿時、吳傳啟、吳則虞等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會聯合會之邀在武漢講學並參加座談，先生所講題為《孔子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 15日　《對王船山哲學的一些看法》刊於《江漢學報》1962年十二期「王船山哲學筆談專欄」（後收入中華書局《王船山學術討論集》）。此文認為王船山是唯物主義陣營中反道學的主將，他對於道學唯心主義所提出的問題大多數都能唯物地加以解決，但未全面地加以解決，在理與心的關係問題上批判得不很成功。 是月　《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前言說明「這是為初學中國哲學史的人介紹史料的一部稿子。原來計劃要大加補充、修改，然後才出版。因為目前有更迫切的任務，這部稿子的修改、補充工作，暫時不能進行」，故先以初稿形式印出，以滿足社會需要，並徵求意見。全書第一、二章為「史料學的範圍和內容」、「論目錄」，第三章至第十四章分別論述商代至近代的史料，書後附有參考資料，包括「史料學的範圍和內容部分」、「目錄部分」、「商至西周部分」、「春秋戰國部分」、「漢至晉部分」、「唐至清部分」、「近代部分」。 是　年 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調干班講中國哲學史課先秦部分數次，由孫定國、趙紀彬接待。 美國康乃爾大學某哲學教授自香港致函先生與金岳霖，認為中美政府對立不應影響人民友好，又認為中國大陸應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先生請示北大黨委後回一封信，經校長辦公室審閱後由對外聯絡科發出。 墨西哥大學一教授寄來其西班牙文譯本《中國哲學史》，徵求意見。先生覆信，意謂譯本有益於中墨友誼，但本人不懂西班牙文，不能提出意見。此信亦由北大外聯科發出。 V. M. Ames贈其所著Zen and American Thought（《禪與美國思想》，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其扉頁以英文題曰：「謹贈馮友蘭，以表對引我入禪的感謝。」 * * * [1] 時匡亞明任吉林大學校長。 [2] 時宋振庭任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 [3]後先生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第二章第一節曾參考宋振庭這一觀點。 1963年（癸卯）　六十八歲 2月中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講話，介紹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及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即所謂「四清」）的經驗，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口號，督促各地「注意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3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　5月6日、7日，《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論》，點名批判孟超的劇本《李慧娘》、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開始在報刊上對文藝界代表人物的批判。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會議，制定《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以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退這一進攻。　7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轉陝西省委宣傳部《關於陝西地區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形勢和我們的意見的報告》，強調「當前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思想戰線上，在教育、理論、科學、文藝、報紙、刊物、廣播、出版、衛生、體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現」。　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講話，說「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　12月12日，毛澤東又寫《對柯慶施同志報告的批示》，說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隨後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便開始整風。 9月，何兆武、李約瑟譯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0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四次擴大會議，周揚作題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報告，號召「批判現代修正主義」。　是年，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才性與玄理》在香港出版。　張君勱《新儒學思想史》（下）（英文）出版。 1　月 3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是月　湯一介、孫長江《讀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一）刊於《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一期。此文認為《新編》「不是處處都把『轉化』放在『鬥爭』的基礎上來闡明，特別是沒有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作為規律，而只是把它們之間的轉化作為規律來看待」，又「很少具體分析轉化的條件……不過是把『轉化』作為一個公式往先秦哲學史上套罷了」，因此「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營壘不分，界限不明，從而在哲學思想的階級根源和哲學的黨派性上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2　月 22日　林傑《孔子「愛人」的思想實質》刊於《文匯報》。此文否定先生關於孔子的幾篇文章所提出的三個觀點（即：孔子所說的「愛人」有「普遍性形式」，照字面講是愛一切人；這「普遍性形式」對勞動人民不僅僅是欺騙；以「普遍性形式」提出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在資產階級處於上升階段時對勞動人民來說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欺騙），認為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實質上的不平等被商品的平等交易形式所掩蓋，故資產階級可以抽象地講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地主階級則由於經濟上對農奴公開掠奪，政治上有嚴格等級制度，故不可能用平等口號欺騙農民。 是月　湯一介、孫長江《讀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二）刊於《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二期。此文認為《新編》的階級分析法是錯誤的，表現為：（一）認為沒落奴隸主貴族正是由於其沒落所以能掌握唯物主義與辯證法。（二）實質上承認存在超階級的哲學思想。（三）關於哲學發展階級根源的闡述多處陷於矛盾。又認為《新編》未認真貫穿列寧、日丹諾夫強調的哲學黨性原則，貶低唯物主義，抬高唯心主義，有些地方離開哲學基本問題來劃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以把先秦諸子分為「六家」代替階級分析和哲學思想黨派性的分析。 3　月 1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八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湯一介、孫長江《讀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三）刊於《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三期。此文認為《新編》引用馬列經典著作多比附、曲解，運用原始材料多主觀任意，不合原意。 4　月 10日　《賈誼的哲學思想》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二期。此文認為賈誼是漢初最大的哲學思想家，他繼承並發展老子及稷下唯物派的唯物主義思想，但其自然觀未與政治思想很好結合，未形成完整體系。 是月　《關於一個理論問題的質疑與請教》刊於《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四期。此文不同意湯一介、孫長江關於《新編》曲解馬列原著的指責，認為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於各個歷史時期居於統治地位的思想發生、發展規律及其階級根源的論述，應該承認，「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階級提出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除了反映它本階級的利益之外，至少在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其他反對舊統治階級的階級的一點要求和願望。其所以能反映，並不是由於它能超階級，而是由於它的利益和其他非統治階級的利益『有較多的聯繫』。……這就是這些幻想所以『起初是真實的』」。 5　月 上旬　出席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並報告，題為《董仲舒的哲學思想》。 24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一一次校委會會議。 25日　《從〈周易〉研究談到一些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刊於《哲學研究》1963年第三期。此文討論歷史研究如何古為今用問題，認為「研究歷史可以從過去的人的活動中得到經驗教訓」的說法不夠全面，「經驗教訓是可以有的，但是如果專從吸取經驗教訓這一方面看，有些歷史學的工作是可以不必做的」。認為「科學的任務就是擴大知識領域。歷史學的任務，就是擴大對於過去人類社會的認識。知識就是權力。知識擴大了，成為一個體系，自然會有實用的效果。但不是這個體系中每一部分都必須有直接的實用效果。……在科學研究中狹隘的實用觀點是要避免的。」 29日　吳傳啟《論資產階級平等自由觀的虛偽性》刊於《文匯報》。此文針對先生的有關論點，強調資產階級平等自由口號對勞動人民從來就是欺騙，認為這種抽象、超階級的平等自由觀是資產階級特有的意識形態。 6　月 10日　《董仲舒哲學的性質及其社會功用》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三期。此文認為董仲舒適應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將以前各種有利於鞏固封建制度的觀點綜合起來，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唯心主義體系；其中關於「天」的理論的社會意義，在於論證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和代表這種政權的皇權都是出於天意，而為地主階級的政治哲學提供自然觀方面的理論根據；其中的五行說是將五行運行倫理化，引向唯心主義與目的論，用以論證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永恆性、合理性。認為董仲舒哲學為鞏固封建政權、族權、夫權、神權系統服務，但其中也有階級調和因素，想通過階級調和鞏固地主階級根本利益，這種思想客觀上對初期封建制的鞏固發展有利。認為從哲學本身發展的歷史看，董仲舒唯心主義體系的出現，是對戰國以來唯物主義尤其是對荀子唯物主義學說和無神論的一種否定，這一否定將古代宗教神秘主義的發展推到一個新的頂點，其體系是中國封建時代固有神秘主義理論的典型代表，是儒家哲學發展新階段的突出標誌。 29日　司馬文《嚴肅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引證》刊於《光明日報》[1]。此文認為《新編》是以「六經注我」的方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 7　月 10日　陳修齋《也談哲學史工作中的古為今用的問題——與馮先生商榷》刊於《新建設》1963年第七期。此文認為《從〈周易〉研究談到一些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中關於古為今用的看法「實際上就會叫我們去走『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為哲學史而哲學史』的道路……必然會走上學術脫離政治、理論脫離實際的方向」，而很少考慮「如何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當前的階級鬥爭服務，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25日　方克立《關於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個方法論問題——與馮友蘭先生商榷》、陳義成《向馮友蘭先生請教》刊於《哲學研究》1963年第四期。前者認為先生對孔子「仁」的分析是一種超歷史超階級的抽象分析法，一方面抽掉「仁」的本來意義，把它說成是適用於一切歷史時代、一切民族、一切階級的抽象原則，一方面又把資產階級平等的實際內容填加給它，把孔子思想資產階級化，「抽出去」和「填進來」是超歷史超階級的抽象分析法的兩個方面，主張抽象繼承法的人總是利用這種手段為本階級利益服務。後者就《從〈周易〉研究談到一些方法論的問題》的觀點提出三個問題：史學是否只研究事物個體不研究事物的類？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關鍵是輕視史料考據還是超階級超歷史的「抽象繼承法」？歷史學研究古為今用是靠擴大知識還是總結經驗教訓？ 8　月 7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一三次校委會會議。 10日　《關於論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些補充論證》刊於《學術月刊》1963年第八期。其前有說明：「《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出版以後，承各方面的同志提了不少意見。其中對於第四章孔子關於『仁』的思想的意見比較多，特別是關於所謂『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這一點。我在這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補充的論證。我也發現我的有些提法不很準確，準備將來對全書進行修改的時候加以改正，但是我還沒有發現我的主要論點有改正的必要。本文企圖對於這個主要論點，加以補充的論證。」 9　月 4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一四次校委會會議。 25日　《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對於陳義成同志的問題的一些答覆》刊於《哲學研究》1963年第五期。前者認為與方克立在三個基本論點上很接近：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關於普遍性形式思想的分析批判對了解孔子「仁」的思想有巨大的方法論意義，孔子是由下層奴隸主貴族轉化來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孔子「仁」的思想基本上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分歧在於對《德意志意識形態》講普遍性形式思想那段文字的理解不同，方克立認為馬恩否定具有普遍性形式思想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先生認為這種思想「是虛偽的，但『起初是真實的』。它們所以能夠發生進步作用，並不是因為它們是虛偽的，而是因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它們是真實的。……虛偽和真實這兩個對立面，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這是辯證法」。後者對陳義成所提三個問題一一作了答覆。同期《哲學研究》還刊出昭父的《關於「普遍性的形式」——與馮友蘭先生商榷》、衷爾鉅的《歷史科學的任務和古為今用——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後者認為「歷史學始終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真正的歷史科學是在馬克思以後才產生的，它一產生就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有力助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應該充分地、並且在自己的工作中時刻地考慮貫徹『古為今用』，而不是等待『自然會有實用的效果』；應該努力以個別發現一般，探討歷史發展規律，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脫離所謂『類』去單純研究所謂『個體』」。 是月　蒙培元開始在先生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日］高橋均譯《關於孔子的仁的思想（馮友蘭）》刊於日本《漢文教室》第六十四期。 10　月 8日　《再論關於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刊於《文匯報》。其內容與《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關於論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些補充論證》大致相同。 15日　湯一介、孫長江《馮友蘭先生「普遍性形式」論的實質是什麼》刊於《文匯報》。 16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一六次校委會會議。 29日　魯春龍《怎樣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新建設》1963年第十期。 30日　往嘉興寺參加公祭周炳琳。先生書悼詩數首，隨祭物焚燒。 下旬　出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並發言。發言者還有艾思奇、關鋒、林聿時、賀麟等二十餘人。會議號召「積極展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重新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加強對當前革命鬥爭經驗的研究，培養鍛煉哲學社會科學隊伍」。 11　月 16日　步近智、唐宇光《對目前道德繼承問題討論的幾點商榷》刊於《光明日報》，其中對先生的觀點提出異議。 17日　上午十時半在政協禮堂出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開幕式。 24日　黃宣民《關於歷史研究的對象——「事物個體」論，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認為「事物個體」論是錯誤的，因為它把「類」與「個體」形上學地割裂，否認了個體與一般的辯證關係，從而排斥歷史研究規律的可知性、必要性，把歷史研究引向資產階級考據學的方向。 25日　《關於孔子討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刊於《哲學研究》1963年第六期。此文強調「根據我的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一個各個時期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是研究哲學史的一個重要的指南。……根據這樣的了解，我認為孔子所講的『仁』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孔子的『仁』的思想是當時新的生產關係的反映，是反對奴隸主貴族思想上的武器，在當時說是進步的思想，不能簡單歸結為欺騙」。同時文章承認《新編》關於孔孟「仁」的理論的論述有三點錯誤：未著重說明新出現的地主階級是為它自己的利益而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以致使人以為「仁」真是一種超階級的思想；將孔孟的「仁」與「人的自覺」聯繫起來，使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成了關於抽象的人的思想；著重講「仁」的「真實」而未著重講幻想之所以為幻想，致使輕重倒置。 同期《哲學研究》還刊出關鋒、林聿時《關於哲學史研究中階級分析的幾個問題》、方克立《實質的分歧是什麼？——答馮友蘭先生》。前者認為對於馬恩早期著作必須以他們後來成熟的著作為指導去學習，領會其基本精神，因此「我們不同意馮友蘭先生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關於『普遍性形式』一段話的理解。我們認為他的理解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從方法論上說，馮先生沒有注意以《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以後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為指導，而單純地孤立地去鑽這段話中的某些個別詞句，這樣就不免以辭害意，把自己的意思附會上去」。後者認為實質的分歧在於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了解為欺騙、假象、幻想，還是要肯定它的某種真實性，認為統治階級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對於勞動人民自始至終都是幻想、欺騙、虛偽，說「起初這種幻想是真實的」，是因為某些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在提出一種「幻想」時，並未即認識它的虛偽本質，把它當作了真實。同期石樑人《試論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一文亦與先生商榷。 26日　車載《談「仁」與「愛人」——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文匯報》。張立文綜合報道《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問題的討論》刊於《人民日報》。 28日至30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 是月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主持人贈先生放大相片一張，所攝為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先生握手，旁立者有周揚、劉大傑、周予同。先生為此書一聯：「執手感關懷，三人並列文史哲；集會明任務，一筆齊掃帝反修。」王昌洪開始在先生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 12月 1日至4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會議號召各界人士「積極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13日　湯一介、孫長江《再論馮友蘭先生「普遍性形式」的實質——如何理解「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這種幻想是真實的」》刊於《光明日報》。 22日　楊超、李學勤、張豈之《關於如何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的探討——評馮友蘭先生的「普遍性形式」理論》刊於《光明日報》。 是月　長風《姑且一談馮友蘭》刊於台灣《文星》四十二卷。 是　年 山西農民車恆茂來函，提及買不到《新編》。先生當即寄去一本。自此先生與車長期通信。 * * * [1] 「司馬文」系湯一介、孫長江、方克立、莊卬四人的共用名。 1964年（甲辰）　六十九歲 2月9日、29日，毛澤東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說，中共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有人不講階級鬥爭，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人主張「三自一包」，這是搞修正主義，目的是解散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搞垮社會主義制度。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　5月，根據林彪指示，《毛主席語錄》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　6月27日，毛澤東在全國文聯及其所屬協會整風報告上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有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接著，《紅旗》發表《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說楊獻珍是在國內外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候，有意識地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宣傳矛盾調和論。　12月12日，毛澤東在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階級血的資產階級分子」。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1月，《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由中華書局出齊。　是年，湯用彤逝世。 1　月 14日　往北京醫院檢查身體。 15日　楊工《哲學史研究必須堅持哲學的黨性原則——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一個根本問題》刊於《武漢大學學報》1964年第一期。此文認為《新編·緒言》的一個根本問題是離開、否認馬列主義關於哲學黨性原則的規定，即實質上否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鬥爭。洪家義《「抽象繼承法」為什麼是錯誤的》刊於《江漢學壇》1964年第一期。 25日　方克立《無產階級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嗎》刊於《哲學研究》1964年第一期。同期《哲學研究》還刊有張東風所寫報道《關於哲學史方法論和道德繼承問題的討論》。 31日　鄧艾民《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究竟有沒有真實性——評馮友蘭先生〈關於孔子討論的批判與自我批判〉》刊於《文匯報》。馮正剛《原則性的差異——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 2　月 8日　謝本書《歷史科學的任務與研究歷史的方法——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 10日　關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馮友蘭先生的「普遍性形式」說》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4年第一期。薛靖《關於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刊於《學術月刊》1964年2月號。此文亦批判先生之「普遍性形式」說。 17日　魯春龍《評馮友蘭「普遍性形式」理論的一個新說法》刊於《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先生在《關於孔子討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曾說「在無產階級統治的時候，它也認為它的利益跟全人類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但這種一致是真實的。無產階級必須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它自己，因此，無產階級的統治的目的，是要消滅階級的統治，消滅階級。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和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對立完全消失了。這是無產階級統治和剝削階級統治的根本不同之處」。魯文認為這一說法抹殺了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專政與以往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專政的本質區別。李德永《試論先秦哲學的學派和黨派——評馮友蘭先生的〈論六家〉》刊於《江漢學報》1964年第二期。此文認為《論六家》「對學派和黨派之間的複雜關係採取了調和折衷的辦法，想用同一的『中心問題』、『中心思想』、『階級根源』，既把學派說成是統一的整體，又把學派同黨派簡單地等同起來。結果，這個整體被說得愈統一，哲學的基本問題、基本陣營及其鬥爭的黨派性就弄得愈模糊，終於削弱了哲學史研究中的黨性原則」。蕭箑父《是主觀社會學，還是歷史唯物論？——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個體」史觀》刊於《武漢大學學報》1964年第二期。此文認為「個體史觀」是對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一種資產階級主觀社會學。 3　月 25日　湯一介、孫長江《評馮友蘭先生的「普遍性形式」規律論》、林傑《階級社會中有超階級思想嗎？——評馮友蘭先生「普遍性寓於階級性之中」的理論》刊於《哲學研究》1964年第二期。 4　月 8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10日　湯一介、莊卬、金春峰《論「治統」與「道統」》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64年第二期。此文認為先生創造了「治道對抗說」，目的是「論證『君』和『師』對立，割斷『思想』和『階級』、『政治』與『學術』的聯繫，把思想看成是自古以來就沒有變化的東西。這樣就使自己深深陷入唯心史觀之中」。莊卬《也談「原則性的差異」》刊於同日《光明日報》。 15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張立文《論「治統」與「道統」的關係——評馮友蘭的「君師分開」論》刊於《江漢學報》1964年第四期。此文認為先生在《關於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補充論證》中說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君」、「師」分開這種社會分工，就是認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家和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應該分開，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可以脫離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而獨立存在」；先生在《關於孔子討論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說「在兩千年的時間內，雖然在『治統』方面經過很多朝代的變化，但是他（孔子）一直維持著他的『道統』的地位，坐在孔廟內大成殿上，按時吃冷豬肉」，就是顛倒思想與時代的關係，「好像不是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決定思想，而是思想決定社會存在。因而就承認思想在歷史上是占統治地位的，『道統』是永恆不變的。這無異於承認在社會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之上，有一個純然絕對的，沒有時代內容和階級性『道統』存在。……它不隨社會的政治與經濟關係而轉移，但它支配著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關係。它既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又代表被統治階級的利益。……總之，在這個『清淨空闊』的『道統』里，一切階級內容、一切差別都沒有了」。 29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5　月 5日　往嘉興寺參加公祭湯用彤。 21日　參加全國政協組織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到達山東泰安。 22日　下午到北集坡公社琵琶灣參觀階級教育展覽會。 23日　上午參加座談會並發言，談過去家中剝削情況。下午聽徂徠公社黨委書記報告公社大躍進情況及階級鬥爭情況。 24日　上午參觀徂徠公社西埠前大隊治沙治水成績。下午先生休息，其他人繼續參觀。 25日　上午參加座談。 26日　上午聽泰安縣縣委副書記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報告。下午聽北集坡公社書記報告。 27日　參觀邢家寨大隊。 28日　參加邢家寨大隊鬥爭四類分子大會。 29日　全天參加座談會。 30日　全天與農民座談，憶苦思甜。 31日　全天參加座談。 6　月 4日　聽地委書記報告。 約6日　游泰山，得詩一首：「閱盡滄桑仍郁蔥，漢朝柏樹六朝松。千年留得青春在，長為遊人送好風。」 約7日　回到北京。 22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次校委會會議。 25日　蕭箑父《歷史科學的對象問題——馮友蘭先生的史學思想商兌之一》刊於《哲學研究》1964年第三期。此文將先生的觀點歸結為「哲學是研究『一般』的……歷史學是研究『個別』的」加以批判。 29日　寫《泰安學習中的一些體會》。 是月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秦漢部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正夫《關於哲學遺產批判與繼承的幾個問題》刊於《江西大學學報》1964年第二期。此文批判先生關於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觀點。 7　月 9日　出席民盟中央學習會並發言。 10日　莊卬《從兩種歷史觀的對立看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問題——重讀〈德意志意識形態〉筆記》刊於《學術月刊》1964年第七期。此文認為先生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與馬恩原意「有著根本精神上的對立」。 31日　中國科學院聘請先生為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是月　主持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討論「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及紅專關係問題。先生髮言，認為紅要克服的是白，紅與專不是一對矛盾。訪問北大黨委。 8　月 月初　抵大連，參加政協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學習。 5日　上午聽聶真報告《如何過社會主義關》。報告要求「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 中旬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24日　參加大連學習總結並發言，聯繫《新編》和「普遍形式」問題。 25日　聽聶真作學習總結報告。 月底　由大連返北京。 9　月 14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一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二版。其附記云：「本書第一冊出版後，各方面提了很多的寶貴意見。現在參考各方面的意見，作了一次修訂。這次修訂主要是在方法論所引起的問題上。」 11　月 25日　湯一介、孫長江《馮友蘭先生所說的「共同利益」的實質是什麼》刊於《哲學研究》1964年第六期。 是月　左腿患靜脈血栓，住北京醫院治療。 12　月 20日　上午出席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開幕式。 2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聽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22日　下午列席人大會議，繼續聽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23日至26日　出席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會。 27日　下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接見政協委員，先生出席。 28日　仍參加政協分組討論會。 29日、30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大會討論。 31日　晚在人民大會堂出席新年聯歡會。 是　年 約夏天，與景蘭先生一起收集台異公遺著，編為《復齋遺集》七卷。第一卷與第二卷為判牘；第三卷為踏勘川漢鐵路記；第四卷為詩；第五卷為文；第六卷，雜著；第七卷，附錄。又編《梅村詩集》、《梅花窗詩草》、《復齋詩集》，作《〈梅村詩集·梅花窗詩草·復齋詩集〉後記》。 鍾遼來信，謂將有孩子，希望得一與家庭有關之物品以為紀念。先生當即寄去祖、父、姑之詩集（《梅村詩集·梅花窗詩草·復齋詩集》）、父之文集（《復齋遺集》）及自書之條幅（1962年參加長沙王船山紀念會時所做詩）。 1965年（乙巳）　七十歲 是年春，毛澤東與陳伯達、康生談話，說：「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哲學家應當下鄉去，參加階級鬥爭，身體不好的死不了，多穿點衣服就行了。」　6月26日，毛澤東《對衛生工作的指示》說：「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書讀得越多越蠢。」　10月10日，毛澤東與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　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說劇中所寫「『退回』、『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毛譯東示意全國報刊轉載此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做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說：「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 1　月 1日　回家休息。 2日至4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 5日　下午出席政協會議閉幕式。會議要求「一切愛國的、擁護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們認真學習思想，積極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努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興無滅資，過好社會主義關」。 10日　牛致功《關於歷史科學的特點問題——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史學月刊》1965年第一期。 3　月 12日　葛榮晉《哲學史研究與古為今用問題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 4　月 23日　湯一介、孫長江《中國封建社會哲學發展的社會根源是什麼》刊於《光明日報》。此文針對《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第十九章第一節《關於中國封建社會中哲學發展的社會根源》，說《新編》將中國封建社會哲學發展的動力說成是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企圖在地主階級內部劃分出不同於一般地主階級的好地主，證明地主階級反映農民的願望和要求，自然就美化封建政治家和地主階級哲學家，「實質上《新編》所闡述的哲學發展只是哲學自身的根源，而沒有真正揭示它的社會根源，實質上並沒有貫徹歷史唯物論，而是更多地貫徹歷史唯心論，新編實質上並不新」。 26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5　月 8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二次校委會會議。 18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三次校委會會議。 6　月 2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四次校委會會議。 21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是月　為預祝先生七十壽辰，塗又光作「賀新涼」詞一首。「6月間，塗又光又來了，說是參加全國畜牧會議。……他說他住在華僑大廈。回大廈後，就寄來『賀新涼』那首詞。我覺得詞的前半段，有幾句太空泛，我就給他改了，給他寄去，看他的意見如何，並且表示希望他用毛筆寫一幅給我。隔了幾天，他來我家，用我的紙筆寫好幾幅，我挑一幅送去裱了。詞的上半段是：『良史生花筆，問全編中華哲學，誰曾作始？莽莽山林篳路啟（以上是塗又光的原文），生面別開經子。暫駐足衡山湘水，公所可游南嶽耳。效巫陽（這幾句是我改的），南渡貞元際（塗又光原文），思其故，言不已（這兩句是我改的。我改的是知其故，塗又改為思其故，他說：『你只是思其故，並不知其故。』）。一聲霹靂回天地。驀回頭，降龍伏虎，方知妙諦。重返青春年少日，六卷新編刻二，成竹在，一揮到底。入此歲來七十矣，有門生無限殷勤意。人長壽，追真理。』」[1] 7　月 20日　《論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刊於《新建設》1965年第七期。文中說，「這是帶著問題活學活用思想的一個初步的習作」，「現在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史，就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推進到過去幾千年的中國哲學界，具體地說，就是對於它進行批判。其中的糟粕要批判。其中的精華也要批判，越是精華越要批判」；又說，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指導原則，黨根據這些原則所制定出來的策略、政策也可以應用為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這裡的首要問題也就是對於當時的社會作階級分析，分辨出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又說，「歷史學所以回顧過去，正是所以使人瞻望將來。這樣的憶苦思甜，就是歷史學的一種古為今用」。 25日　《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刊於《哲學研究》1965年第四期。此文認為繼承哲學遺產的作用，主要是宣傳民族化，為此就要「合理地利用古人的語言」，「跟古代的哲學問題聯繫起來」，「利用古代哲學中的故事」，「吸取古人的經驗，以為借鑑」，而「毛主席的著作就是這方面的樣板田」。 29日　應徐冰的邀請中午在民族宮出席宴會。 8　月 26日　得鍾遼16日信。 10　月 22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六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由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印刷。胡嘯、李定生《〈論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質疑》刊於《學術月刊》1965年第十期。 11　月 2日　政協學習委員會組織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政協直屬學習組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習的成員赴四川參觀，先生參加，下午三時十五分乘火車離北京赴川。 4日　上午八時五十分到成都，住錦江飯店，下午參觀杜甫草堂、武侯祠。 5日　參觀大邑縣地主莊園。楊永志《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批判總結問題》刊於《光明日報》。 6日　上午從成都出發，中午在眉山進餐，下午游三蘇公園，晚住峨嵋山報國寺。 7日　上午離峨嵋，中午抵趙坪，下午參觀趙坪一號隧道工程。 8日　上午出發，經羊子崖。中午到永樂公社，下午參觀官村壩隧道。 9日　上午到烏斯河。下午參觀大渡河吊橋。 10日　回峨嵋報國寺。中午在永樂進餐。晚仍住報國寺。 11日　回成都。 12日至14日　參加座談，題為《修築鐵路的意義》、《工人戰士的幹勁從何而來》、《工人對參觀團的熱情應如何理解》。 15日　參觀都江堰。 16日　上午參觀無縫鋼管廠，下午參觀電子管廠、光學玻璃儀器廠。 17日　上午赴德陽，下午參觀重型機器廠。 18日　上午參觀東方電機廠。下午回成都。 19日　赴自貢。 20日　上午參觀張家壩化工廠、大安區鹽井。下午參觀紅鶴鎮化工廠、鹽業展覽館。 21日　上午參觀鄧關鎮鹽井。下午座談。 23日　參觀納溪天然氣化工廠。 24日　抵重慶。 25日　上午聽川黔路工程師報告。下午座談。晚乘專車離重慶。 26日　沿川黔路參觀婁山關等隧道及烏江橋。晚宿遵義。 27日　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 28日　上午回重慶。下午座談。 29日　上午座談。下午聽重慶市負責人報告。晚座談。 30日　上午參觀中美合作所紀念館。下午參觀紅岩紀念館。 12　月 1日　上午參觀重慶鋼鐵公司。下午在公司座談。 2日　上午參觀北碚浦陵機器廠。下午游北溫泉。 3日　開始學習座談。晚看川劇《龍泉洞》。 4日至7日　參加座談。 8日　上午參觀新技術展覽館。下午參觀任伯閣。 9日　晨上「江陽」輪赴武漢。晚，停泊萬縣。 10日　過三峽。晚，至宜昌。 11日　在船上，遇霧，至十一時十五分開始開船。 12日　在船上，又遇霧，近十二時開船。晚，至漢口。當晚即上火車。 13日　晚七時三刻抵北京。 28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七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四川參觀後，填詞數首。《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由人民出版社第七次印刷。 是　年 應梅祖彥要求，將梅家幾箱物品寄存家中。 溫蘭摔傷，從此先生每月給溫蘭生活費二十元。 出席香山學習會並發言。 * * * [1] 引自先生1966年11月18日所寫《關於塗又光的材料》。 1966年（丙午）　七十一歲 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部隊四人就部隊文藝工作進行座談，寫成《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3月19日，毛澤東修改並同意此《紀要》。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此《紀要》。《紀要》斷言1949年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要求「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摘掉這條黑線」。　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即《五·七指示》），說「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後來該小組逐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江青代理該組組長。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於5月25日貼出的攻擊北大、北京市委的大字報，由毛澤東批准向全國廣播。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採取徹底革命的辦法」，「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斗臭、鬥垮、鬥倒」。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5日，毛澤東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日，中共中央八屆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4日，李達被迫害致死。　8月18日至11月下旬，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紅衛兵。　12月16日，林彪發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稱「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是年，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在香港出版。 1　月 12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是月　大連一海軍戰士來信，說喜讀先生中國哲學史著作，已托人代購《中國哲學史新編》，還希望能得一本《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先生寄去《史料學》，並回信說如買不到《新編》，也可以送他一本。後該戰士又來信，說收到《史料學》，《新編》也已買到，但還希望能得到先生的相片。先生未再回信。 2　月 8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八次校委會會議。 20日　《再論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應當根據具體情況來評價「清官」》刊於《新建設》1966年第一、二期合刊。前者是對《論中國哲學史中的幾個問題》的補充與修正，認為其中提出的論點可以成立，但方法論有大錯，用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察、處理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問題，把政治方面的方針政策直接搬到學術中來；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應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根本方法，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也是推動中國哲學史進步的真正動力。同期《新建設》還刊有夏甄陶《歷史辯證法和馮友蘭先生的「歷史個體論」》。 3　月 16日　出席《新建設》編輯部召集的「讓步政策」座談會並發言。 4　月 10日　《關於「讓步政策」問題的筆談》刊於《新建設》1966年第三期。此文認為關於「讓步政策」的說法是錯誤的。同期《新建設》還刊出郁之《為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喊萬歲的哲學——評馮友蘭先生的幾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此文認為《新編》第二冊第十九章第一節所說「各時代不當權地主階級的某些哲學家，代表社會向前發展的要求，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在其哲學體系上，有時也反映農民的要求和願望」，是在宣揚一種「為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喊萬歲的哲學」。 14日　出席民盟中央會議並發言。 約是月　為任芝銘百歲壽辰預擬一聯：「百年閱滄桑，與七億人同憂，與七億人同樂；六世齊祝願，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 5　月 14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一二九次校委會會議。 月底　在福利樓參加民盟中央學習小組活動。又參加北大民盟支部會，批判吳晗。 6　月 是月　被加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等罪名揪出批鬥。幼兒園勒令先生的孫子馮岱退園。 7　月 5日　奉命開始在哲學系會上作長篇發言，後整理成為《馮友蘭發言稿（1966年7月5日開始）·自我揭發自我批判》，其中有「第一段，抗戰時期」、「第二段，解放前後」、「第三段，抽象繼承」、「第四段，人性論」、「第五段，借孔子的殭屍，向毛澤東思想反攻」、「第六段，近一兩年的錯誤言論」、「第七段，自我鑑定」。 下旬　紅衛兵來抄家，在門外貼大字報，宣布先生「罪狀」及懲罰措施：文物書籍全部封存，扣發工資，每月只給先生夫婦二人生活費二十四元。有一次，紅衛兵來搜索，令先生立凳子上，動作稍緩，即拳打腳踢。 8　月 是月　數力系紅衛兵十餘人來抄家。「他們叫我站在前邊客廳里，叫叔明帶著他們到後邊去搜查東西，真是翻箱倒籠，上自天花板，下至地下室，都搜查了。……這樣搜查了一兩個鐘頭，他們走了。我到後邊來看看叔明，知道他們把銀行存摺和其他單據，以及照相機和一些稍為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全集》第一卷，第148頁）紅衛兵還從梅家寄存的箱子中抄走蔣介石贈給梅貽琦的獎章、梅祖彥任翻譯官時的美軍制服等。又封鎖住房，規定先生夫婦只住一間房。從此開始在小院露天做飯。燕南園居委會規定自本月起任夫人承擔全部家務勞動並打掃燕南園道路，保姆不勞動，工資照發。「我的女兒馮鍾璞（宗璞）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工作，她也戴上了帽子，這是真正的帽子，用紙糊的高帽子，上面寫著『馮友蘭的女兒』。我的兒子鍾越當時在瀋陽航空方面的研究所工作，『馮友蘭的兒子』也是他的罪名之一。」（《全集》第一卷，第147頁） 9　月 2日　奉命寫《自我揭發的補充材料》。 10日　奉命寫《我的反動歷史和反動關係（補充材料之一）》。 13日　開始在哲學系會上作長篇發言，題為《我的反動歷史和社會關係》。 中旬某日　劉自強[1]來還欠鍾遼之書費，先生說：「你們要同我們劃清界限，以後不要來了。」劉說：「政治上要劃清界限，私人交情歸私人交情。」 25日　繼續在哲學系會上作題為《我的反動歷史和社會關係》的發言。此發言整理成為《馮友蘭發言稿二（1966年9月13、25日）·我的反動歷史和社會關係》。 是月　無衣禦寒，不得不以麻袋代大衣。「我的衣服都被鎖在臥室之內。應當換季了，叔明屢次去找他們要鑰匙，他們總是推諉不給。學校里往往在夜裡開鬥爭會，不管與哲學系有無聯繫，我們都被叫去『接受教育』，往往開到很晚，開到深夜。天氣很冷，我還是穿著單衣服。臥房門的鑰匙要不來。外面只有一個麻袋，還可以自由使用，我就拿它當大衣，披著去開會。」（《全集》第一卷，第153頁） 10　月 2日　按規定將學習小結交哲學系，其中有學習計劃五項：「一、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力求活學活用。二、徹底交代問題，自己已經想到的，徹底揭發批評；別人已經揭發的，以之為線索，深入發掘。三、時時想及黨和毛主席過去十七年對我的教育和期望。四、時時想及勞動人民對我的供給，我對他們所犯的罪行。五、認真從事家務勞動。」 3日　上午按規定寫學習「老三篇」心得。下午奉命寫交代材料，關於參加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經過[2]。 4日　全天在「五·二五」樓參加小組會[3]，談國慶節感想。發言謂深感歷史包袱沉重，曾懷疑是否還能改造，讀《愚公移山》得到啟發，「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是無窮盡的，如果我能自覺革命，跟文化大革命配合起來，裡應外合，反動歷史是可以挖掉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5日　上午在「五·二五」樓參加小組學習會。下午紅衛兵來先生家中看「過去的資產階級生活」，又帶先生去東門看一工人家庭生活。下午五時「文化革命委員會」派人帶外單位兩人來向先生進行外調。晚，聽大慶32111鑽井隊報告。 6日　全天在「五·二五」樓參加小組會。上午先生談聽報告感想並補充交代寫蔣介石之關係。下午小組針對先生交代進行批判。 8日　清晨勞動，搬運住宅後院垃圾。 9日　奉命寫交代材料，關於西南聯大時期知識青年從軍問題。 16日　上午往三十八樓請紅衛兵來家中啟封取冬衣，紅衛兵認為拿出衣服太多，訓斥說：「你這還是資產階級生活！」 30日　自此日起每周一、三、五晨七時半在南閣附近掃樹葉，二、四、六在住宅門口及前後院掃地。 11　月 4日　改造日記云：「近幾個月來，我的愛人為了幫助我思想改造，為了照顧我的生活，費盡心力，歷盡辛苦。她本來有心臟病，還是帶病支持。這兩天就覺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頭暈，還勉強於五點鐘就起來，為我準備早點，舊病發了，這都是我帶累的，我唯有加倍努力，學習思想，好好為人民服務，以慰她對於我的期望。」 6日　奉命寫《我的反動歷史和反動社會關係（補充材料二）·批判我的個人名利思想》。 10日　奉命寫《我的反動歷史和反動社會關係（補充材料一）·我在西南聯大的反動活動》。 14日　即日起每天晨五時起床，六時早餐，七時往南閣掃地，上午參加小組會，下午二至五時往物理樓東菜窖勞動。 16日　上午照例參加小組會。會上讀陳伯達在科學院會議上的講話，其中說：「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在1962年搞了一個朝聖會議，到孔夫子家作了一個紀念孔夫子的討論會。」 18日　奉命寫《關於塗又光的材料》。 22日　早晨在南閣掃地時不慎摔跤，幸而無傷。組長因此決定先生下午在「五·二五」樓改油印文件上的錯字。先生說：「我對於體力勞動剛嘗到一點甜頭，怎麼可以停頓？」下午便仍往菜窖勞動。 31日　大風，降溫，氣溫最低零下16度，仍堅持七時往南閣掃地。 12　月 12日　下午在菜窖勞動，把稻草捆成橢圓形，用以堵塞菜窖窗戶。先生年老手臂無力，便搬草供別人捆。由此想到將來運動結束，世界觀可能仍未改造好，寫出東西還是毒草，那就可以做點資料工作，供別人用。 18日　星期天，規定不必去南閣掃地，因看到下雪，決定依舊去掃。 19日　與任夫人商定，借給哲學系接待站供來北京串聯紅衛兵用的被褥拿回來自己洗，認為這也是為革命出力。又決定按規定每戶可買五塊的豆腐不需要就不買或少買，讓給別人，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 是月　先生所住燕南園57號已先後住進五戶人家。《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由森下修一日譯在林書店出版。 是　年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由美國麥克米倫公司再版。 * * * [1] 劉自強，北京大學西語系教師，梅祖彥之妻，梅貽琦的兒媳。 [2] 是年10月至12月先生有日記，記「改造心得」。 [3]8月初，紅衛兵「破四舊」，在北大校園內改名，「北大以內，有許多地方的名稱都改了，『臨湖軒』改稱『反帝院』，因為那個地方原來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住宅。『南閣』改稱『五·二五樓』，因為南閣當時是哲學系辦公樓，而哲學系的人，是於5月25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全集》第一卷，第146頁）。又，燕南園改稱「反修院」。 1967年（丁未）　七十二歲 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宣布「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6日，王洪文等篡奪上海市黨政大權，毛澤東讚揚「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人民日報》、《紅旗》發表社論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規定「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　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發表編輯部文章《〈（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23日，《智取威虎山》等八個現代京劇、現代芭蕾舞劇作為「樣板戲」於北京舞台上演。　6月18日，《人民日報》號召把「樣板戲推向全國去」。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為包括六個方面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6月，馬一浮去世。 1　月 4日　奉命寫《解放以後我的反動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檢討》。 7日　晚因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 8日至14日　往阜外醫院診治，無效。轉協和醫院，因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准住院，只得暫住廼茲府鍾璞處，隨時往協和門診。12日，向哲學系「系文革」遞交請假證明書。13日，又寫信請假。 15日　尿中毒，病情加劇，經鍾璞與任夫人的多方奔走，方得以住進北京醫院。 16日　做第一步手術——膀胱引流術，插排尿管，隨身掛尿瓶。 31日　未做第二步手術即被趕出醫院。「醫院下了逐客令，也不說什麼理由，只說：『醫院決定叫你馬上出院。』我說：『手術還沒有做完呢。』他們說：『那我們管不了，反正叫你走就得走。』」（《全集》第一卷，第151頁） 2　月 1日至7日　在家休養一周。 8日　往南閣參加學習。組長叫先生繼續休養，在家寫交待材料。 13日　上午黃楠森來傳達莊葆玖之意，叫先生繼續在家寫材料，不必去開會。 14日　上午坐公共汽車往阜外醫院治病。 16日　病情加劇，往北京醫院請求做第二步手術，醫院革委會寫信交先生帶回，要哲學系革委會表示意見。 21日　任夫人往南閣匯報先生病情，回來說：「組織上很關心你的病」，先生頗為感激，與任夫人相對而泣。 25日　系革委會來人通知：已與醫院說妥，可以去住院做下一步手術。 27日　再次住進北京醫院。 3　月 6日　做第二步手術——割除前列腺。 23日　北大革委會作戰部資料組編印《反共老手、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反動論文選編》，內收先生1949年以來發表之論文十六篇及《新編·緒言》、《新編》之第十九章第一節，並附有「馮友蘭解放後發表反動文章目錄」。《選編》之前言云：「馮友蘭是一個幾十年來一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御用哲學家和謀臣策士；解放後，他仍然賊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經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時機，便興風作浪，煽動反革命復辟。自1949年年初北京解放到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展開以前，馮友蘭共發表大小文章一百四十餘篇，專著和小冊子數種。馮友蘭在所有這些臭文中頑固地站在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階級立場上，煽風點火，成了解放後學術界特別是哲學界的一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白旗。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馮友蘭要想公開地進行復辟資本主義的活動，是很困難的，他於是採取了極其隱蔽的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用馬列主義的詞句裝點門面和披上學術的外衣。」 26日　出院，但傷口未癒合，需每隔一兩天去醫院換藥一次。 是月　北大成立「批馮聯絡站」，寫出一批批判文章。《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由森下修一日譯在林書店出版。鍾璞在腫瘤醫院做手術，先生偕任夫人前往探視，未敢進入病房。 4　月 4日　北大在東操場召開批判劉鄧大會。上午八時紅衛兵來押先生至東操場，與蔣南翔、陸平、翦伯贊、馮定一起登台示眾。是時先生尚在病假期內，腰間掛有尿瓶，不能彎腰，被打倒在地。 8日　《新北大》六十、六十一期合刊刊出「新北大公社04戰鬥團部分戰士」所寫《一仆二主——從馮友蘭看劉少奇》，其中說，1963年春節劉少奇在招待科學家的會上，親熱地跟馮友蘭握手、照相，並在報紙顯著位置刊登此消息、照片，「為蔣賊出謀劃策、充當蔣賊反革命幫凶的馮友蘭，解放後，又以積極反共、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得到了劉少奇的賞識」。 12　月 15日　奉命寫《關於1962年長沙王船山紀念會的材料》。 某日　北大井岡山公社有關人命先生到燕南園55號「交待解放前的罪行」。 1968年（戊申）　七十三歲 5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要求各地區各單位「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　7月21日，毛澤東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於是各地紛紛辦起「七·二一」大學。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此後各教育單位、黨政機關便都派遣了「工宣隊」、「軍宣隊」。　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此後各地普遍辦起「五·七幹校」。13日至3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12月22日，《人民日報》傳達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各地立即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熱潮。 5月，熊十力去世。　是年，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在香港出版。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二冊在台灣出版。 2　月 5日　奉命寫成《補充交待》，內容包括：1．關於我的罪惡歷史的補充交待；2．關於我的反動社會關係的補充交待；3．關於我同幾個外國人的關係的材料；4．關於我的財產的材料。 15日　奉命寫《再補充交待》，內容包括：1．關於我的罪惡歷史的再補充交待；2．關於我的反動社會關係的再補充交待；3．關於我同幾個外國人的關係的補充交待；4．關於我的財產的補充交待。 18日　奉命寫自我批判材料《對於我所放的大毒草的初步批判》。 3　月 2日　奉命寫《三補充交待》，內容包括：1．關於我的罪惡歷史的三補充交待；2．關於我的反動社會關係的三補充交待；3．關於我同幾個外國人的關係的再補充交待；4．關於我的財產的再補充交待。 4　月 1日　奉命寫自我批判材料《對於我過去的罪行的再認識》。 5　月 20日　奉命寫自我批判材料《對於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動的檢查和批判（再補充）》。 24日　奉命寫《關於馮景蘭的經濟情況》。 29日　奉命寫《我在西南聯大所犯罪行的補充交待》。 30日　奉命寫《關於鄭壽齋的情況》。 6　月 6日　奉命寫《問題交待》。 11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中央訓練團」的問題》。 13日　奉命寫《關於章廷謙的問題》、《關於陶先勛的問題》。 19日　奉命寫《關於楊石先的材料》。 22日　寫《關於陳岱孫的材料》。 25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1946年—1948年我去美國的問題》。 29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聯大國民黨「第一區分部」的問題》、《關於楊西孟和伍啟元的問題》。 7　月 8日　奉命寫《關於黃子通的材料》。 12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在台灣的我的親屬》、《我個人對待學生和進步人士的態度》、《清華當局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後者說：「清華當局（包括梅貽琦個人和校務會議集體）對於運動的態度是：先表示不同意，學生堅持時，也無法阻攔。在運動過程中，有學生被捕（包括在遊行中被捕的）就去有關機關保釋。……有一次，國民黨有關機關……給學校送來一個名單，叫學校照單交人。校務會議討論的辦法是：先照單通知那些學生，讓他們躲開，然後再回復這個機關說，人不在校。所以從1931年以後，一直到1948年解放（包括聯大時期），經過歷次學生運動，學生沒有以學校當局為反對的對象。」 18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我在西南聯大時期同國民黨的關係的補充說明》。 20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1926年—1939年我脫離及再加入國民黨的經過》。 22日　奉命寫《關於鄭毅男的材料》。 25日　奉命寫《關於陳定民的材料》。 31日　奉命寫《關於錢端升的材料》。 8　月 12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回憶再回憶》。 月底　工宣隊進駐北大，宣布對先生及其他「牛鬼蛇神」中年老體弱者隔離審查，規定每日掃外文樓、辦公樓外道路，掃完後學習，背毛澤東語錄及「老三篇」，或寫交待、揭發材料。又規定一日三餐前必須先整隊向毛澤東像請罪，然後排隊往勞改大院吃飯。先生奉命住進外文樓，鋪稻草蓆地而睡。「叔明見我夜裡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飯，吃了飯以後，就走到辦公樓前邊，坐在台階上，望著外文樓看見我跟著隊伍出來吃飯，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過了一夜，還沒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樣再去等。那裡有幾塊石頭，我說那幾塊石頭可以叫『望夫石』。」（《全集》第一卷，第157頁） 9　月 7日　奉命寫《關於屠守鍔的材料》。 13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1943年西南聯大學生從軍的問題》、《關於陳垣的材料》。 14日　奉命寫《關於馮契的問題》、《關於顧頡剛的材料》。 10　月 5日　奉命寫《關於辛樹幟的材料》。 7日　寫成《決心書》。 9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回憶再回憶（三）》。 11　月 1日　奉命寫《關於馮景蘭的材料》。 3日　奉命寫《關於張仲魯的材料》。 4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國民黨青年軍的問題》。 8日　奉命寫《關於白壽彝的材料》。 12日　奉命寫關於1948年國民黨軍警搜捕清華學生的交待材料及關於馮鍾遼、藍浦珍、黃匡一的交待材料。 18日　下午北大工宣隊總指揮魏××到外文樓，宣布落實毛澤東最新指示，叫先生即日起回家住。「一進門，叔明就痛哭，她說：『剛才他們來通知我的時候，我已經大哭一場了。』為什麼對我這樣地寬大呢？有人告訴我說：『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會上提到你和翦伯贊。毛主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無論如何，我之所以能提前回家，顯然是由於的那個講話。……與此同時，我的住房也有了部分的恢復。工宣隊讓插入這所房子的新住戶之中的一戶搬走了。我原來的廚房也騰出來了。這就解決了在屋檐下、在院子中做飯的困難。」（《全集》第一卷，第157—158頁）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張仲魯的補充材料》。 19日　寫「學習計劃」，表示堅持做到下列各點：（一）每天按學校作息時間上下班。（二）每天四次在毛澤東像前請罪，背誦毛澤東語錄及黨的政策。（三）學習毛澤東著作，寫學習心得。（四）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寫心得體會。（五）繼續寫交代材料。（六）批判自己過去的毒草。（七）清掃院子，做環境衛生工作。 21日　奉命寫成《關於胡毅的材料》、《關於1945年「一二·一」學運的材料》。 24日　奉命寫《關於李長之的材料》。 30日　奉命寫《關於鮑特的材料》。（「鮑特」即卜德——蔡按） 月底　寫成《決心書（第二次）》。 12　月 月初　找工宣隊談話，表示要加緊改造。工宣隊命先生住進三十八樓。「哲學系的教師，大概分為三等：問題最嚴重的是進勞改大院裡住牛棚，其次是住外文樓，再其次是住三十八樓。不過這三等也並不是專按問題嚴重的程度分的。也有些是照顧年齡大小和身體強弱而分的。我從外文樓到三十八樓，可以說是升了一等，可是這並不是說我的問題部已經解決了。」（《全集》第一卷，第158頁） 7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陳銓的材料》、《關於西南聯大的情況的材料》、關於紅衛兵抄家情況的材料（原件無題）。 12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關於國立編譯館、國民黨「特別黨員」的材料》。 18日　奉命寫《關於梅祖彥的材料》。 20日　奉命寫《關於湯佩松、婁成後的材料》。 23日　奉命寫《北平圖書館在昆明的人員的情況》。 25日　為毛澤東壽辰，作《蝶戀花》詞一首。 28日　奉命寫交待材料《在學習班上鄭昕提的關於我的兩個問題》。 1969年（己酉）　七十四歲 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元旦社論公布毛澤東指示「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全國開始大規模「整肅」運動，製造大批冤案。　3月初，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毛澤東因此更認為國際形勢嚴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著重談了準備打仗的問題。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通過中共黨章，把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規定為「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的總綱。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陳伯達、周恩來、康生為政治局常委。「九大」後，「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階段。　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全國及各省市防空領導小組，全國開展了挖防空洞、防空壕運動。　10月17日，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是年，陳寅恪去世。張君勱去世。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三冊在台灣出版。 2月28日　寫成《一丘之貉——從路線鬥爭的歷史批判我和劉少奇的互相呼應互相支援》。 3月上旬　哲學系三次批判先生，說先生「過去罪行的要害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3月16日　寫成《我在上星期三次批判會中的收穫》。 3月24日　寫成《狼狽為奸——從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鬥爭批判我和蔣介石的狼狽為奸》。 3月　寫成《以改造的決心和實際行動迎接九大的召開》。從三十八樓回家。「在三十八樓住了一段時間，工宣隊叫我，還有別的幾個人，回家住了。隔了幾個星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又叫我們搬回三十八樓去住。又過了幾個星期，聽說翦伯贊自殺了。也許是怕我們也自殺吧，又叫我們回家了。」（《全集》第一卷，第158—159頁）［日］赤坂三男《圍繞馮友蘭繼承論展開的「哲學遺產繼承論」論爭》刊於日本《精神科學》第八期。 4月21日　寫成《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的教育和所得的收穫》。 5月上旬　寫成《學習九大政治報告的體會》。 5月12日　參加哲學系工軍宣隊主持的憶苦大會。 5月15日　寫成《參加憶苦大會的感受》。 6月8日　寫成《進一步學習，進一步總結》。 6月27日　為工軍宣隊進駐高校一周年賦詩一首：「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7月7日　寫成《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7月9日　寫成《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 8月13日　奉命寫《政治簡歷（解放前我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 9月17日　次女鍾璞與蔡仲德結婚。是日偕任夫人往迺茲府參加婚宴。此外，出席婚宴者惟有鍾璞女友陳澂萊一人。 10月4日　寫成《向孔家店反戈一擊，兼批劉少奇的黑六論》。 10月27日　寫成《批判我的教育思想》。 10月　《中國哲學史（附補編）》由日本京都市中文出版社出版。 11月初　寫成《學習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的體會》。 12月1日　寫成《從戰爭問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體會》。 12月12日　寫成《關於〈毛主席語錄〉英文譯本的譯文的幾點商榷》。 12月24日　寫成《所謂「教授治校」的反動本質》。 12月29日　寫成《決心書》。 是年某日　任夫人做膽囊切除手術，先生與鍾璞在手術室外守候，通宵達旦。 1970年（庚戌）　七十五歲 2月15日至3月21日，國務院計劃工作會議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口號，要求集中精力建設「大三線戰略後方」，投資增長百分之四十六，主要用於軍工，還對鋼、糧、煤提出過高指標。　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數百萬人因此遭到殘酷迫害。　4月24日，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　5月22日、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高校開始招生複課。文件規定廢除考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鬥爭表面化，陳伯達搶先作吹捧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攻擊張春橋等的發言。　10月31日，毛澤東寫《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　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作出部署，首先在黨的領導機關開展「批陳整風」運動。 是年，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在台灣出版。 1月20日　寫成《駁劉少奇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兼批我所放的大毒草〈新事論〉》。 3月24日　寫成《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體會和收穫》。 4月　寫成《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穫》，略謂收穫主要有三：一、「認識自身過去的罪行之嚴重性」；二、「開始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三、「覺得在毛澤東的偉大時代，作為一個學哲學的人，有無限廣闊的天地，極其光榮的任務，極其光明的前途」。 5月12日　因蔡仲德下放，鍾璞自城內遷回北京大學燕南園家中居住。 5月　為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作詞一首，調寄西江月：「東方紅曲嘹亮，真是響徹雲霄。嫦娥吳剛喜相招，細賞革命音調。環顧亞非拉美，燎原烈火遍燒。億萬人民把首翹，共仰紅星高照。」 12月26日　寫成《對於我過去所放毒草的再批判》。 12月　為毛澤東七十七壽辰賦五律一首，並請工軍宣隊轉呈毛澤東：「今日成功大，當年預見先。精神變物質，舊國換新天。壽考南山並，威望北斗懸。帝修臨末路，世界有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