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 · 1951年-1960年

1951年（辛卯）　五十六歲 2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公布。　3月，劉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5月20日，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全國掀起批判武訓與《武訓傳》運動。　6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報告，要知識分子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來，在政治上有明確態度，分請敵我友。　7月10日，朝鮮停戰首次談判在開城舉行。　9月9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進行互助合作運動。 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教職員及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在所有學校教職員及高校學生中進行組織清理工作，清查反革命分子。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8日又發出《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進行的指示》，在全國掀起「三反」運動。 1月16日，《人生》雜誌在香港創刊，張君勱、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基本撰稿人。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 1　月 1日　《更大更多的勝利等待著我們》刊於《新建設》三卷四期。 28日　上午九時在南河沿金鉤胡同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代表清華大學哲學系報告，題為《〈實踐論〉——馬列主義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此報告稿經清華哲學系集體討論後由先生執筆寫成。其中認為《實踐論》既發展了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實踐論，又解決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關係問題，「它是馬列主義的內容，表現於中國民族的形式。這種表現是馬列主義的發展，同時也是中國哲學底提高」，「對於我們中國的哲學工作者，《實踐論》尤其有特殊意義，因為它為我們底工作，不但指示了一個正確的途徑，而且樹立了一個偉大的模範」。報告後由艾思奇主持進行討論，發言者有金岳霖、傅銅、沈有鼎、朱光潛、樊弘、張岱年、任華、王維誠、容肇祖、鄒爽秋、朱啟賢等。 2　月 11日　上午九時在南河沿金鉤胡同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聽鄭昕代表北京大學哲學系報告《從過去哲學的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並參加討論。 25日　《抗美援朝對於我的啟示》刊於《新觀察》第二卷四期。 3　月 1日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刊於《新建設》三卷六期。 24日　《學習〈實踐論〉的收穫》刊於《光明日報》。此文略謂，過去以為歷史學的任務只於敘述過去的事實，不在於對過去的事實作批評與估計，現在有了實踐的標準，便可以批評與估計，這樣的批評與估計，就是歷史工作者對於改造世界所能起的作用，所能有的貢獻。 是月　山口一郎《中國學界的最近動向——以馮友蘭為中心》刊於東京《支那學會會報》第八期。 4　月 1日　《在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座談上的發言》刊於《新建設》四卷一期。 16日　《向老鄉們學習》刊於《人民清華》第十三期。[1] 5　月 1日　《答楊柳橋先生》刊於《新建設》四卷二期。該刊同期於先生此文前載有楊柳橋《孔墨底唯心論？唯物論》，對《〈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一文中關於在認識論上孔子是唯心論者、墨子是唯物論者之看法提出質疑。先生此文便是對楊文的答覆。 4日　《五四底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刊於《光明日報》。 6　月 5日　中國文化代表團即將出訪印度、緬甸，先生為代表團成員之一。為出訪作準備，是日聽陳翰笙、申健講印度及東亞形勢。 8日　為出訪作準備，聽劉寧一講印度之政府與人民以及緬甸情況。 16日　《關於〈武訓傳〉筆談》刊於《學習》四卷五期。 18日　為出訪作準備，聽中國駐緬使館參贊講緬甸情況。 24日　《對於共產黨的認識底轉變》刊於《進步日報》。此文略謂我以前的思想是反帝而不反封建，因而對共產黨沒有完全的認識，對鎮壓地主階級政策「感到彆扭」，經過土改、抗美援朝，方懂得反帝與反封建分不開，以前看著彆扭的事便覺得必要而且應該了。 28日　為出訪作準備，上午聽胡喬木講中共黨史，下午聽郭沫若講新中國各方面的成就。 29日　為出訪作準備，聽陳家康講亞洲形勢與中國的亞洲政策。 30日　《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底奇蹟》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認為抗美援朝、和平解放西藏及治淮的勝利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奇蹟。「再過三十年，中國在共產黨底領導下，社會主義的建設必然成功，即再進一步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也是可能的。」 7　月 1日　就老子哲學問題答趙祖剛問，刊於《新建設》四卷四期「學術問答」欄。趙問：「有人說，老子是中國古代具有唯物論概念的哲學家之一，也有人說，道家哲學在認識論方面是唯心論的，這兩說是否矛盾」，先生答曰：「老子的宇宙論是唯物的，認識論則是唯心的。」 8日　《我對於共產黨員底認識》刊於《人民日報》。此文認為共產黨員都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有與實踐結合的理論及與理論結合的實踐，又都對於革命勝利有堅強的信念。因此，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我們底祖國，不但恢復了歷史上的光榮與偉大，而並且還有一個更光榮更偉大的將來」。 是月　鍾璞畢業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分配至政務院文教事務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工作。鍾越因工作需要提前畢業於清華大學航空系，分配至瀋陽三機部所屬某航空工廠。黃建中《馮友蘭與〈新理學〉》刊於《大陸雜誌》三卷一、二期。 8　月 1日　《實踐論的應用》刊於《人民清華》第十九期。[2] 9　月 13日　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在使館設宴歡送即將出訪印度的中國文化代表團，先生出席。 19日　緬甸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吳辟在使館設宴歡送即將出訪緬甸的中國文化代表團，先生出席。 20日　晚，六時四十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乘火車離開北京。代表團團長為文化部副部長、物理學家、戲劇家丁西林，副團長為經濟學家李一氓，團員還有陳翰笙、鄭振鐸、劉白羽（兼秘書長）、錢偉長、吳作人、季羨林、狄超白、張駿祥、丁昌、倪裴君、常書鴻、周小燕等。 22日　晨，抵漢口。坐船過江至武昌，乘船游東湖及武漢大學。晚，在武昌上火車。 24日　晨五時抵廣州，下榻沙面勝利大廈，開始準備出國文件（漢譯英）。 25日　參與討論代表團愛國公約、生活制度。 30日　與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由廣州市政府秘書長陪同游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博物館、體育館、中山紀念堂。中午在荔枝灣進餐。 10　月 1日　下午二時在廣州體育場參加國慶典禮。六時至迎賓館出席廣東省政府國慶盛宴。 2日　四時起身，七時乘火車離廣州。至九龍後輪渡至香港，下榻摩星嶺。 7日　八時乘車出發去碼頭，十一時乘英國客貨輪離香港。 11日　抵新加坡。英輪卸貨，代表團在船上等候。 15日　離新加坡。 16日　九時過檳榔嶼。 22日　抵仰光。代表團全體成員往中國駐緬使館會見大使姚仲明。 23日　下午往使館赴宴並看電影。 28日　十一時午飯後乘機離仰光。下午三時半抵加爾各答。晚，出席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為歡迎代表團舉行的招待會。 29日　上午出席印度西孟加拉省省長卡特朱博士為歡迎代表團舉行的茶會。十二時抵加爾各答機場，下午一時起飛，五時抵新德里。先生與丁西林、李一氓、季羨林等下榻印度總統府。 30日　下午出席新德里阿里加大學副校長鬍塞恩博士主持之新德里各界人士歡迎中國文化代表團集會。 31日　開始在新德里參觀訪問。 11　月 1日至3日　在新德里訪問德里大學、回教大學、阿里加大學，參觀古代宮殿建築，出席分別由印度總統普拉沙德、總理尼赫魯、教育部長阿薩德、外交秘書梅農及印中友協等舉行之宴會、招待會、歡迎會。訪問德里大學時，先生接受該大學所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並致答詞，略謂為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中國走武裝革命道路，印度走和平過渡道路，究竟哪條道路優越，中印兩國歷史及世界歷史將作出裁決。接受名譽學位者還有丁西林。先是，為是否接受學位問題，代表團曾通過使館向外交部請示。又，普拉沙德總統介紹先生學術貢獻時曾提及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及《貞元六書》，外交部得知後當即致電代表團，謂此介紹有問題，先生應於適當時機予以更正。在這期間曾經遇到查良釗。[3] 3日　晚，印度部長卡勃（kabar）宴請代表團部分成員，先生與吳作人、周小燕、季羨林等出席。 4日　上午參觀中亞博物館。下午出席中國文化藝術展覽會開幕式。晚，出席袁仲賢大使為介紹代表團舉行之招待會。 6日　往阿格拉，訪泰姬陵。 8日　上午訪阿克巴大帝墓。下午抵瓜廖爾。 9日　下午三時抵博帕爾城。 12日　下午三時抵孟買。五時出席孟買省長拉·馬·辛格歡迎代表團的茶會。晚，應孟買省政府之邀在國民劇院觀賞印度古典舞蹈。 14日　出席孟買華僑歡迎代表團之茶會。出席袁仲賢大使為介紹代表團舉行之招待會。晚，出席孟買各界歡迎代表團之集會。 16日　抵海德拉巴邦訪問。 21日　抵馬德拉斯訪問。 23日　訪馬都拉。 26日　訪印度最南端之科摩林角。 28日　晨，再至海德拉巴。下午四時返新德里。晚，出席由印度衛生兼交通部長高爾主持之外交部歡迎代表團之宴會。袁仲賢大使贈先生一印度木盒，盒蓋刻有「馮友蘭先生訪印紀念」字樣。 29日　抵貝拿勒斯訪問。 12　月 1日　抵巴特那訪問。 2日至8日　抵加爾各答訪問並講演一次，題為《新中國的哲學》。講演中，先生應外交部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9日　上午九時乘機離加爾各答。午後抵仰光。 14日　上午九時乘機離仰光，中午抵撣邦首府東枝。 17日　十二時乘機抵曼德勒訪問。 19日　午後一時至機場，四時返回仰光。 28日　十一時乘英輪Santhia離仰光回國。 * * * [1] 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391頁。 [2] 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391頁。 [3] 查良釗在《憶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憶了此事。當時他怕先生有不便之處，便提前寫了個便條給他。說：「芝生兄，今天有幸在此德里大學相遇，恰值西南聯大第十四周年紀念日，盼望吾兄歸去後向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和當年同事們代我致意。弟，良釗，11月1日。」可當先生見到查良釗等人時，沒和任何一個人打招呼，就匆匆離開了會場，讓當時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驚。當時負責會議的人說：「這像我們東方人的禮俗和習慣嗎？我真不懂。」因為查良釗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訪問，後未回大陸，而去了台灣。當時在國際場合，有紀律規定不能和台灣方面的人同時出現在一個場合，可見一個時代的精神氛圍。 1952年（壬辰）　五十七歲 1月1日，毛澤東要求全國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大規模的「三反」鬥爭。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　6月中旬至9月下旬，根據蘇聯經驗，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　10月7日，教育部規定全國高校開設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課程。28日，又規定高校試行政治工作制度，設立政治輔導處。　11月1日，中國大陸最大古舊書店中國書店在北京成立。　12月10日，國民黨在台灣宣布自1953年起執行四年經濟發展計劃，要求台灣經濟自立，增加農業生產，提高國民收入。 4月1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矛盾論》。 1　月 2日　抵新加坡。 5日　離新加坡。任夫人代先生向清華大學捐獻委員會捐獻電氣冰箱一台，支援抗美援朝。 13日　至香港。經九龍抵廣州。 24日　隨代表團回到北京。回到清華大學時遭到文科學生的圍攻批鬥，火力猛烈。當時的文學院領導高望之害怕發生意外，派中共黨員教師李廣田送先生回家。[1] 2月至4月 參加「三反」運動，多次檢查1949年前後思想言行。第一次檢查承認1949年前有名位思想，想當大學校長，1949年後有進步；第二次檢查以名位思想為主，還承認有反共擁蔣思想，1949年後進步不多；第三次檢查以反共擁蔣思想為主，承認1949年後無進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沒有反共擁蔣之心。均未獲通過。其間，金岳霖、周禮全曾來看望先生，金與先生為檢查事抱頭痛哭。後又檢查多次，還涉及對美國、對梅貽琦、對卜德與李克的認識與態度等。最後，李廣田代表中共清華文學院黨組織宣布對先生「免予處分」[2]。「在『三反』運動時期，我有一種思想，覺得不如辭職自謀生活，閉戶著書。」[3] 3月　神谷正男《馮友蘭批判》刊於東京《支那學會會報》第十期。 4月25日　作「三反」總結髮言，謂通過運動，比較清楚地認識過去言行的反動性、危害性，知道1949年後基本無進步，因為立場基本未改變。 5　月 2日　以原訪緬文化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出席文化部招待緬甸文化代表團之酒會。 6日　下午以原訪印文化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出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歡迎印度文化代表團之招待會。晚，出席印度大使潘尼迦為歡迎訪印文化代表團舉行之酒會。 7日　晚，出席文化部長沈雁冰主持之歡迎訪印文化代表團招待會。 12日　出席印度文化代表團團長潘迪特夫人招待中國有關領導及文化界人士之酒會。 15日　出席章漢夫主持之歡迎印度文化代表團酒會。 是月起　任中印友好協會理事。 6　月 26日　再作「三反」運動個人總結。 29日　出席院系調整後之北京大學各系教授、講師、助教聯歡會。會上決定向毛澤東發致敬電，保證加強團結，搞好院系調整。 7　月 3日　向教育部調查組報告歷史唯物論教學小組工作情況。 20日　在燕京大學出席民盟北京市支部召集之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盟員聯歡會，與會者表示擁護並保證搞好院系調整。 8　月 19日　在清華大學申請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介紹人朱伯崑、季鎮淮。填寫申請表，於「對本盟當前任務的認識及其感想如何」一欄云：「盟在當前的任務是團結各階級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改造他們，並組織起來，使能在黨的領導下，實現共同綱領，並進入社會主義。據我的認識，盟在過去對於革命的貢獻，一大部分是在團結與組織知識分子這一方面。現在更明確地擔負起來這個任務，我相信能做得更好」，於「申請入盟的動機」一欄說「希望在組織的領導下，改造思想，為人民服務」。 9　月 17日　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組織委員會第三屆第十一次會議批准先生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0　月 3日　《對於三年來新社會的幾點認識》刊於《人民日報》。 27日　《「三反」運動以來我的思想的轉變》刊於《光明日報》。文中說：「經過『三反』運動，我才逐漸認識到我之所謂『學術』其實就是最反動的政治活動，尤其是在對日抗戰時期，在共產黨與國民黨所領導的階級鬥爭最尖銳的時候，我寫了幾本書，提倡中國封建社會的所謂『正統』哲學，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 是　年 院系調整後，清華大學哲學系合併於北京大學哲學系。「黨中央對於北京的大專院校，已經經過了『接而不管』、『接管』這兩個階段，現在就要進入第三個階段『院系調整』了。在調整的過程中，與我直接有比較大的關係的，是清華和北大的合併，清華以工科為主，把原來北大的工科方面的院系歸併到清華，把清華文法科方面的院系歸併到北大。清華還設在原來的校址，成為一個多科的工科大學，但仍保持『清華大學』的名稱。北大遷到原來燕京大學的校址，當時稱為綜合大學，也保持『北京大學』的名稱。原來的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因為原來是外國人辦的，當時認為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都取消建制，其院系各歸併到其他學校。在哲學系方面，調整的幅度特別大，全國各大學的哲學系除北大外都取消了，全國只有一個哲學系，其他大學哲學系的教師都集中在北大的哲學系。」（《全集》第一卷，第126頁） 在隨之進行的教師評級過程中，因1949年前的政治思想問題，先生被評為四級教授，月薪百餘元。「……1952年評級，把我評為高教第七級，我很不滿意，覺得有些我的學生，還比我高。」[4]「1952年院系調整，把清華改為工科大學，北大為綜合大學。清華原有的文、理科歸併入北大。方案提出後，許多清華的人持反對意見，有牴觸的情緒。清華的人認為，北大和清華，從院系和課程方面看，是重複的，但這兩個大學代表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學風，應該像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兩個大學那樣，讓它們並存，互相比較，互相競爭，以推動學術的進步。……我原來也是強調清華、北大的不同，主張要讓它們並存的。但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我對於調整方案並沒有什麼牴觸的思想。這不是因為我的思想通了，而是因為我認為清華待我不好，對不起我，我在清華出力不討好。《詩經》中有一個棄婦的詩說：『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我想，我已經成為清華的『棄婦』了，管它將來是怎麼樣，反正與我無關。我當時甚至想離開教育界。填分配工作的志願表時，我填的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當時尚無哲學研究所）。」[5]關於取消清華文科，王瑤生前曾有不同意見，並曾由清華中文系論及清華文學院與清華學派。徐葆耕《記王瑤先生與清華大學》記此雲，「近幾年，在紀念聞一多或朱自清的會上，（王瑤）先生三次提出並闡釋『清華學派』，指出這一學派的主要特點是對傳統文化不取籠統的『信』或『疑』的態度，而是在『釋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解釋。為此必須做到『中西貫通，古今融匯』，兼取京派與海派之長，做到微觀與宏觀結合。……先生總是說，這一概念是馮友蘭先生提出的，推崇聞、朱是這一學派在文學方面的代表」，又說，王瑤曾「如數家珍般地論述清華中文系的璀璨歷史，直言不諱地批評院系調整時將清華中文系取消是『一大損失』，『因為它不是一個大學的一個系，而是一個富有鮮明特色的學派』」[6]。 院系調整後，遷居北京大學燕南園54號。 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中國哲學史數次。 胞姊溫蘭因其子趙守忠被捕，生活無依。由東北佳木斯來京居住。先生與景蘭、沅君商議，每人每月補助溫蘭生活費十五元。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I, "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英譯《中國哲學史》上冊，第一篇，「子學時代」）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卜德。 * * * [1] 據高望之《追憶馮友蘭先生二三事》，收入《馮友蘭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343頁。 [2]據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馮友蘭小傳》。 [3] 據先生於1958年「交心運動」中所寫材料。 [4] 據先生於1958年「交心運動」中所寫材料。 [5]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寫《解放以後我的反動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檢討》。 [6]此文載《隨筆》1992年二期。 1953年（癸巳）　五十八歲 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過《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全國開始普遍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3月5日，史達林去世。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以十至十五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批判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　9月7日，毛澤東提出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16日至18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號召批判梁漱溟。26日，徐悲鴻去世。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農業生產合作社運動由試辦期轉入發展期。是月，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其宣傳部《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 是年，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出版。 6月12日　《中國人民一百年來夢想的實現》刊於《光明日報》。 8月1日　《魏源底思想》刊於《歷史教學》八月號（後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之《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此文認為魏源在中國近代史中第一個正式主張向西方學習，既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又認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長技」指生產力，「章程」指上層建築——蔡按）。故魏源是19世紀中國最先進的思想家，魏源思想「是中國封建主義開始崩潰底反映，也是資本主義要在中國出現底反映」。 9月13日　以教研室主任身份出席北大校務委員會擴大會議，聽副教務長嚴仁庚就新學年教學工作計劃之精神及要點作解釋，討論並通過此工作計劃。 10月7日　出席哲學系教職員會，聽政治理論系統學習動員報告。 10月22日　出席北大全體教師大會，聽江隆基傳達全國綜合大學會議精神。 11月23日　出席全校師生大會，聽周恩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報告錄音。 11月27日　出席全校大會，聽李維漢關於私人資本主義工商社會主義改造、知識分子改造及統戰工作報告。 12月5日　出席全系大會，聽胡繩關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報告。 12月9日　出席小組會，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 12月16日　出席全校大會，聽高教部副部長黃松齡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報告。 12月21日　出席全校大會，聽江隆基關於普選報告。 12月26日　出席全系大會，聽胡繩關於中國革命史之報告：十月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2月28日　出席全系大會，歡迎蘇聯專家薩波什尼科夫。 是年　應邀至金岳霖住處，與周揚談話。應邀至金岳霖住處，會見於光遠，談成立哲學研究所問題。曾數次往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中國哲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Ⅱ，「The Period of Classical Learning」（《中國哲學史》下冊，第二篇，「經學時代」）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卜德。 1954年（甲午）　五十九歲 1月，中央財委提出《關於有步驟地將十個工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　6月14日，毛澤東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講話，規定「這個憲法，是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26日，中共中央決定在高校開展「忠誠老實學習運動」。　7月21日，日內瓦會議就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達成協議。是月，胡風向中共中央遞交關於文藝問題之三十萬言意見書。　9月15日至28日，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四次會議，決定1957年前基本完成初級合作化，然後陸續轉入高級合作化，二十年內實現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16日，毛澤東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認為對「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號召全國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　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國文聯、全國作協召開八次聯席擴大會議，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並進一步開展「對胡適反動思想的全面批判」。　12月21日至25日，政協二屆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宣布政協已由政權機關變為統戰機構。 是年，唐君毅《心物與人生》出版。 1　月 3日　《學習總路線的體會》刊於《光明日報》。聽張心如講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革命史第三單元）。 2　月 26日　參加馬寅初主持之憲法草案初稿討論會。 29日　參加憲法草案初稿討論會。與會者還有費青、呂復、吳之椿、吳恩裕、樓邦彥、王鐵崖、周炳琳、嚴仁庚、尹贊勛、錢偉長、楊人楩、潘家洵、蔣南翔、向達、葉企孫。 3　月 2日　參加憲法草案初稿討論會。與會者還有翦伯贊、李達、湯用彤、陳岱孫、劉仙洲、何思敬、楊秀峰、錢端升、鄭昕、張友漁。 3日　《孔子思想研究》刊於《新建設》四月號。此文系北大哲學系中哲史教研室集體討論後由先生與黃子通、馬采執筆寫成的。 5日　參加憲法草案初稿討論會。 7日　參加哲學系師生活動，參觀長辛店機車車輛廠。 9日至30日　先後八次參加憲法草案初稿討論會。 11日　鍾越在瀋陽與陳桂芝結婚。 5　月 3日、5日　參加憲法草案初稿討論會。 19日　《傳教士林樂和李提摩太——帝國主義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刊於《光明日報》。《對於憲法草案的幾點體會》刊於同日《光明日報》。 24日　出席全校大會，聽江隆基作關於日內瓦會議報告。 31日　出席全校大會，聽全國文教工作會議精神傳達。 是月起　任民盟北京市支部高等學校工作委員會委員。 7　月 12日至24日　平均每天兩小時自學或討論憲法草案。 31日　出席河南省一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並任主席團成員。 是月　開始擔任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 8　月 1日至7日　繼續出席河南省一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 9　月 2日　中共北京大學黨委邀請系主任以上的行政負責人、各民主黨派和群眾團體負責人及部分著名教授舉行關於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會議由江隆基主持，先生及湯用彤、陳岱孫、向達、金岳霖、周培源、周炳琳等應邀出席。[1] 月初　自本學期起，北大哲學系試開中國哲學史課，由教研室各教師分段講授，先生講先秦部分。 9日　《先秦道家所謂道底物質性》刊於《光明日報》。此文主要根據《管子》之《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四篇，認為先秦道家所謂道是物質性的，先秦道家在世界觀方面基本上是唯物的。 17日　得鍾遼6日信。先生與任夫人及鍾璞曾分別去信動員鍾遼回國，鍾遼此信回答說：「回國事尚無頭緒。……我現在不能用祖彥[2]的方法回去，因為沒有護照。……只有等政府之間辦妥交涉才有辦法。」 10　月 16日　開始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是日在臨湖軒出席第十九次校務委員會會議。 23日　應北京市長彭真之邀下午四時半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出席歡迎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大會。 26日　下午五時應彭真之邀在北京飯店出席歡迎尼赫魯酒會。晚八時應邀在北京飯店出席尼赫魯告別宴會。 28日　出席哲學系科學討論會，聽金岳霖報告《批判唯心主義哲學關於邏輯與語言的思想》，任華報告《批判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的語意哲學》，黃楠森報告《論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 11　月 3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二十次校務委員會會議。 18日　受北大校長任命，先生及向達、季羨林、馮至、蔡儀、陳守一、游國恩、翦伯贊、樊弘、魏建功等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委員會委員。是日出席編委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學報方針任務，擬定稿約。 24日　下午出席哲學系「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報告會」並發言，批判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中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同時結合批判自己過去在學術研究中與胡適相同的觀點。 12　月 2日　出席中國科學院院務委員會、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召開批判胡適思想之討論會，以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全面批判。 5日　《馮友蘭委員的發言》刊於《人民日報》。 18日　出席中國科學院院務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哲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並籌備出版《哲學研究》。先生任哲學所籌備委員。 21日　下午三時四十分作為特別邀請人士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開幕式，聽周恩來政治報告、陳叔通政協工作報告。 22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討論，下午三時大會討論。 23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討論，下午舉行大會。先生在大會發言。 24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下午大會。23日發言刊於《光明日報》，文中說，對於不同道路，「在北京解放的時候，我作了選擇。……我的選擇完全是正確的。我還要努力學習。繼續思想改造，爭取真正地成為一個偉大中國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25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大會討論，下午閉幕式。至晚八時結束。 29日　出席哲學界會議，討論艾思奇批判胡適思想的論文。 是月　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是　年 重新評級，先生被評為一級教授，月薪三百四十五元。 高亨贈其所作《〈墨經〉中一個邏輯規律——「同異交得」》（《山東大學學報》第四期單行本）。 * * * [1] 據《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上冊，第482頁。 [2]梅祖彥，梅貽琦之子，於1954年自美國經歐洲回國。 1955年（乙未）　六十歲 1月9日，鄧拓發表《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引起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胡適的同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公開批判，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21日至31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以三個五年計劃（1967年前）時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五十年（20世紀內）趕上或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　5月、6月，毛澤東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寫了序言與按語。「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在全國展開。　6月1日，中國科學院召開學部成立大會。　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座談會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斷言「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現在的情況」是「領導趕不上運動」，「犯右的錯誤」。　9月、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斷言1955年下半年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到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並批判右傾，說「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 3月，《哲學研究》創刊。　7月，全國學術界批判梁漱溟思想，北京舉行三次梁漱溟思想批判大會。　是年，古籍出版社成立，牟宗三《歷史哲學》在台灣出版，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在香港出版。 1　月 28日　下午二時出席河南省一屆二次人大會議預備會。 29日　上午八時半出席河南省一屆二次人大會議開幕式：選舉主席團成員，先生當選；通過會議議程；聽吳芝圃關於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精神傳達報告。開幕式後出席主席團會議，討論會議議程及逐日執行主席等。下午二時繼續出席會議，聽取河南省計劃委員會主任齊文儉報告河南省1954年工作基本情況和1955年幾項主要任務的建議。 30日　上午八時半繼續出席會議並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會後出席主席團第二次會議併合影。下午二時參加小組討論。 31日　全天繼續出席會議，參加大會討論。 2　月 1日　繼續出席會議，並在大會發言。晚七時出席主席團第二次會議，討論省政府、法院等機構候選人名單。 2日　全天繼續出席會議，參加大會討論。 3日　上午休息。下午繼續出席會議，醞釀選舉。晚七時出席主席團第四次會議，研究會議決議、文電、議案審查報告等。 4日　繼續出席會議，上午選舉，下午閉幕式。 5日　回北京。 3　月 12日　下午主持北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會議，討論周輔成《宗教思想的傳播者胡適》、《批判胡適唯心主義的〈先秦名學史〉》。 是月　《哲學研究》創刊，先生任編委，並在第一期發表《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底聯繫》一文。該刊編委尚有潘梓年（召集人）、于光遠、李達、艾思奇、周建人、金岳霖、胡繩、馬特、孫定國、湯用彤、楊獻珍、馮定、彭康、華崗、鄭昕、肖前。 第一季度 七次參加哲學界討論會，先後討論先生及胡繩、任繼愈、孫定國、馬特、童書業等批判胡適思想的論文。 5　月 11日　《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刊於《人民日報》。 7日至14日　參加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歷史分組第四次討論會，討論《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實用主義觀點和方法》等八篇批判胡適思想的論文。 15日　北大公布關於出版北大學報的決定及學報編輯部的名單，文科編輯委員為先生及向達、季羨林、馮至、陳守一、游國恩、樊弘、翦伯贊、蔡儀、魏建功。學報每年二期，文科與理科間隔出版。[1] 18日　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演，題為《中國哲學史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 23日　先生回復義大利「菲德黎尼里」出版社布來洛的來信，婉言拒絕該社印行《中國哲學史》的要求。[2] 28日　在中國科學院講演，批判梁漱溟思想。 是月　沈秉文《中共清算梁漱溟思想——馮友蘭指摘梁氏四大罪狀》刊於台灣《自由報》四四一卷。 6　月 1日　出席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經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十次會議批准，中國科學院聘任先生為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聘任書第000216號。於第二次會議補選為常委）。 9日、10日　參加北大全校師生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集中學習。 27日　下午六時在中山公園出席彭真主持之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團酒會。 是月　《兩種反動思想支配下的文化論——從批判胡適到自我批判》刊於《哲學研究》第二期。 7　月 3日　《嚴懲反革命的胡風集團》刊於《新建設》第七期。 4日　參加肅反運動，作自我檢查：（一）對反革命麻痹大意。（二）以舊眼光看新事物。（三）個人英雄主義。 6日　參加肅反運動，作自我檢查：不滿情緒。 29日　參加全校教職員大會，聽江隆基報告：關於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 是月　《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底實用主義觀點和方法》（與朱伯崑合作）刊於《北京大學學報》創刊號。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三次批判梁漱溟思想討論會，討論先生及賀麟、艾思奇的批判文章。李耀仙往大連聽蘇聯專家課路經北京，來北大看望先生，先生留進午餐。 8　月 18日　參加哲學系鬥爭王錦第大會。 19日　填寫「交待問題登記表」並附紙交待與卜德、休士的關係等八條。其中言及鍾遼云：「我的大兒子鍾遼仍在美國，我每次寫信都動員他回來。照他來信的口氣看起來，他沒有勇氣爭取回來，他只等著美國對於留學生一律放行時才回來。希望這次日內瓦會談能有結果，使他回來。我又幾次寫信叫他爭取，並早作回來的準備。」 22日　參加肅反運動，作自我批評：（一）政治問題。（二）思想問題。（三）工作作風問題。 下旬　先生與金岳霖、賀麟等慷慨解囊資助程靜宇等哲學系畢業生遊覽北京名勝古蹟並留影。 月底　往鄭州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屆三次會議。 9　月 1日　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併合影。 9日　《在批判胡適思想工作中我所得到的體會和收穫》刊於《光明日報》。 25日　出席民盟小組會並發言，談肅反運動體會。 10　月 4日　上午九時半在臨湖軒歡迎印度師生代表團。 9日　上午九時在臨湖軒參加北大師生代表與印度師生代表團座談會。會後代表團部分教授來先生家中訪問。 28日　在哲學系系務委員會會議上報告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委會決定：批胡適告一段落。批胡風從理論上展開，批梁漱溟展開，批判五四以來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批判外國有代表性的資產階級思想，批判與正面研究結合。 11　月 5日　參加全校大會，聽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報告。 25日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正式成立，先生受聘為兼職研究員、哲學史組組長。是日參加哲學所碰頭會，討論規劃。 26日　參加政協組織之在北京視察活動，視察西郊農場、八一農場。 28日　得高亨26日信。先生曾代表哲學所哲學史組去信邀請高參加整理中國古典哲學著作，此信對此作出答覆，表示願意參加此項工作。 29日　繼續參加政協視察活動。視察北京監獄。 是月　參加北大哲學系討論會，批判詹姆士實用主義思想。 12　月 2日　視察北京郊區拖拉機站。 5日　聽張岱年課：王充的自然觀。 9日　聽朱伯崑課：莊子的社會思想。 10日　視察自來水公司。 11日　視察石景山區農村合作社。 15日　主持哲學所中國哲學史組會議，討論計劃，與會者還有石峻、朱謙之、鄒爽秋、王太慶、陳修齋、王維誠、李日華、季羨林、金克木、周輔成、鄭昕、張岱年等。 16日　聽朱伯崑課：《墨經》。 18日　視察仁立麻織廠。 19日　主持教研室會，討論朱伯崑、張岱年課。 23日　主持教研室會，討論哲學史提綱、候補博士書目。 27日　主持教研室會，討論日本研究，日本佛學史、哲學史動態。 30日　出席系務會並報告中國哲學史組教學檢查結果。 31日　《祖國在前進——在視察工作中的幾點認識和體會》刊於《北京大學校刊》六十六期。 是　年 曾在中國青年社作倫理學講演。 曾參加政協參觀團往上海、杭州等地參觀。 於《光明日報》學術副刊《哲學》見王范之《楊朱和他的思想》等論文後，致函王，邀請他來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工作。[3] 春天某日，留美學生李恆德來訪，向先生轉交《中國哲學史》英譯本及卜德信，信中詢問先生目前處境及李克夫婦近況。[4] 自本年起，月收入除工資三百四十五元外，另有科學院學部委員工作費一百元，哲學所兼職費六十元。 * * * [1]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第490頁。 [2]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第492頁。 [3] 王范之於1956年調入哲學所，任副研究員。1961年申請「支邊」，調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任教。1973年受迫害而死。 [4]據先生於是年8月19日所寫交待材料。 1956年（丙申）　六十一歲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要求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號召團結知識分子，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15日，北京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　2月14日至25日，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結束時，赫魯曉夫作否定史達林的秘密報告。　4月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應該成為發展科學、繁榮文藝的方針。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國內主要子盾已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　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講話，認為波蘭、匈牙利事件說明東歐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反革命沒有搞掉，又強調保護史達林，列寧、史達林是資本，不能丟。　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強調維護「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提出兩類社會矛盾問題。 11月18日，鄭昕發表《開放唯心主義》。　是年，熊十力《原儒》在上海出版。牟宗三《認識心之批判》（上冊）出版。 1　月 5日　致函高亨，邀請高參與編纂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並請其來北京工作。 6日　全天主持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會議，討論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 7日　繼續主持教研室會議，討論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決定分四部分：先生與朱伯崑、楊正典編寫先秦部分，由先生負責；周輔成、楊憲邦、任繼愈編寫漢至唐部分，由任繼愈負責；張岱年、孫長江、汪毅編寫宋至鴉片戰爭部分，由張岱年負責；石峻、李澤厚、尹明編寫近現代部分，由石峻負責。又決定聘請陳伯達、郭沫若、侯外廬、杜守素（國庠）、趙紀彬、楊榮國、楊獻珍、艾思奇、孫定國、胡繩、嵇文甫為審查委員會委員。 上旬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剛成立，徐懋庸調到哲學研究所，他要到中國哲學史研究組工作，所里徵求先生意見，先生當即拒絕，說：「他本是從事馬列主義研究的，到我們組來恐怕不合適吧！」其實是因為，徐於1951至1952年在武漢大學思想改造運動中，執行極左路線，傷害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先生故而拒絕。 15日　《發揮知識分子的潛力》刊於《人民日報》。此文認為，為發揮知識分子潛力，需解決五個問題：（一）需對科研、教育的發展作具體、全面的規劃。（二）需據全面規劃合理調整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安排。（三）需補充必要的工作設備。（四）需補充研究、教學輔助人員。（五）需調整一部分人的待遇。 16日　得高亨13日信。信中表示願為編纂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盡綿薄之力」，亦願來北京工作，但「山大恐怕不能就放我去，兼任可以辦到的」。 18日　主持哲學所中國哲學史組會議，討論孔子問題。 30日　下午四時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開幕式，聽周恩來、李濟深有關報告。 31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討論，下午聽郭沫若報告《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知識分子的使命》，陳叔通報告《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董必武報告《關於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問題》。在《知識分子會議座談會上的發言》刊於《光明日報》。 2　月 1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討論，下午大會討論。先生髮言，表示要響應號召，「通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業務的實踐和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這樣三個互相聯繫的途徑逐步成長為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 2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討論，下午聽陳伯達報告《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3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上午分組，下午大會。先生1日下午的發言刊於《光明日報》，《迎接文化建設高潮》刊於《新建設》2月號。 4日、6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全天大會討論。 7日　下午出席政協會議閉幕式。 是月　出席民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民盟第二屆中央委員。本月起，任中國亞洲團結委員會委員。 3　月 11日　在民盟中央聽章伯鈞傳達李維漢關於統戰問題談話。 15日　《批判梁漱溟所謂「周孔教化」》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一期。文中說五四以後有新陸王派、新程朱派，梁屬於前者，先生自己屬於後者，「本文對於梁漱溟思想及『新陸王派』的思想作了批判。對於『新程朱派』及我自己過去的哲學思想，我將有另文批判」。致函中共哲學系黨總支，提出入黨申請。先生後來回憶此事曰：「我曾於1956年申請入黨，沒有被批准，當時我覺得沒有批准也好，做一個群眾比較自由些。」[1] 4　月 28日　北大哲學系要求教師提交論文參加「五四科學討論會」，先生提交論文為《過去哲學史工作的自我檢討》。 是月　中國科學院來人通知，瑞士日內瓦「國際會晤」邀請郭沫若與先生前往講演，郭沫若決定不去，請先生去。先生請示中共北大黨委，北大黨委決定由任華陪先生前往，對外說任華是先生的秘書。又，巴黎羅耀蒙哲學會議亦邀請先生參加，科學院、北大黨委要先生路經莫斯科時問蘇聯科學院，他們參加先生就參加，他們不參加先生也不參加。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義大利文譯本由義大利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出版，譯者 Mario Tassoni。 5　月 4日　在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報告，題為《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批判》。 7日　《重視整理祖國的哲學遺產》刊於《人民日報》。此文略謂為迎接文化高潮，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應在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對於中國哲學的歪曲的基礎上，把中國哲學史工作者組織起來，分路進軍：一路注釋、今譯古典哲學著作，編纂資料；一路編著中國哲學全史，先進行中國哲學基本問題、中國哲學史重要思想家重要流派研究，分清為什麼階級服務，思想體系基本上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然後寫斷代史、專題史，最後寫出多卷本中國哲學史。」同日，《人民日報》還刊有報道《科學研究在北京大學——馮友蘭教授自我批判》。 11日　以學術委員會委員身份出席哲學系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主持答辯的學術委員還有鄭昕、汪子嵩等八人。參加答辯的研究生有三位。論文題目分別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特點」、「論我國解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形式」、「論我國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逐漸過渡的方式。」 24日　與其他三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高士其、王瑤、陳岱孫到華東師範大學視察工作，了解關於教學、科學研究、知識分子等各項問題。[2] 6　月 11日至13日　出席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之分學科座談會，討論如何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15日　《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批判》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二期。此文認為自己過去中國哲學史工作中貫穿以封建哲學為形式，以資產階級為內容的腐朽思想，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最能產生麻醉、欺騙人民的作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盟從思想上統治人民最有效的工具。又認為《中國哲學史》是以不可知論解釋歷史，對各家各派表面上維持超然的態度，實際上同情客觀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擁護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程朱思想；《新理學》錯在認為「理在事先」，把一般說成可以離個別而存在；《新原道》則把「極高明而道中庸」樹為中國哲學史的主流，教人安於現狀。文章認為只有批判這些才能掃清道路，完成表彰中國哲學史中唯物主義傳統的偉大光榮任務，迎接文化高潮的到來。同期《北京大學學報》還刊出汪子嵩《批判馮友蘭先生過去的哲學思想》一文，其中認為《貞元六書》「是用封建主義哲學的舊瓶裝帝國主義哲學的新酒而成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它的實際意義就是為當時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製造理論根據，企圖麻醉人民的革命意識，阻礙社會發展的進程」。 7　月 2日　《我對「百家爭鳴」的體會》刊於《學習》第七期。此文認為學校有很多清規戒律，研究工作縮手縮腳，每個論點都要在經典著作中找根據，這都妨礙科研的發展，「百家爭鳴」則把科學工作者從清規戒律中解放出來，敢於放手工作，獨立思考，自由爭辯。 17日　底之《馮友蘭過去的哲學思想的批判》刊於《光明日報》。此文介紹先生的《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批判》、汪子嵩的《批判馮友蘭先生過去的哲學思想》，認為二者分析、批判都是深入的。 28日　《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批判》轉載於《人民日報》。 是月　在高教部主辦之講習班講演，介紹鴉片戰爭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大致情況，題為《中國哲學史發展底一個輪廓》。後據盧育三、陳毓麟筆記整理成文。《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批判》轉載刊於《新華半月刊》八十七期。 8　月 2日　汪子嵩《馮友蘭先生的自我批判和我對他的批判》刊於《學習》八月號。該文是對先生《過去哲學史工作底自我批判》、汪子嵩《批判馮友蘭先生過去的哲學思想》的摘要介紹。 上旬　《墨子》刊於《中國青年》十五期。此文認為墨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自覺地提出系統的關於認識論、方法論、真理論的理論，墨子學派是古代最有科學精神的學派，墨子個人及其學生忘我利他的行為永遠值得學習。 10日　《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體會》刊於《哲學研究》第三期「百家爭鳴筆談」專欄。 是月　為日內瓦「國際會晤」第十一次大會、巴黎羅耀蒙哲學討論會準備發言稿，由吳達元、郭麟閣譯成法文。出訪前高教部一司長約先生談話，要先生與在外華人學者接觸，動員他們回國，著重提到熊慶來、馬元民。科學院圖書館及哲學所託先生在瑞士買書。北京大學教務處決定為先生等三十九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和著名教授配備助手。[3]任繼愈贈其所著《老子今譯》（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第一版）。 9　月 月初　與任華離京赴日內瓦，途經莫斯科時，經中國駐蘇使館向蘇聯科學院詢問蘇聯是否有人出席羅耀蒙哲學討論會，又向蘇聯哲學研究所詢問這一問題，均答覆不知有此事，遂決定不參加巴黎會議。 5日至15日　在日內瓦出席「國際會晤」第十一次大會。大會中心議題為「傳統與創新——實際世界中的古今之爭」，共有七次講演，七次討論。其中第六次（13日）由先生講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三種優秀傳統——和平精神、民主精神、科學精神。講演在日內瓦大學禮堂舉行，聽眾甚多。講演中先生以中國哲學史之例證說明三種傳統，並強調「新中國的和平政策、民主制度、科學研究」是此傳統的繼續與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4日討論時各國漢學家提出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某些具體問題（關於孔子的「正名」問題、佛教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問題、道教問題、漢字改革問題等），先生一一做了回答。聽眾大多對先生的講演失望，認為不是學術講演，而是政治宣傳，甚至有議論說，講演稿並非先生所寫，而是中國使館給先生的。對討論會則較滿意。會議期間，先生還應邀參加電視座談會，發言五分鐘，回答一法國教授所問「一般人認為中國有一個在社會經濟方面的根本革命，對於舊文化一概都不要，你以為如何」，先生回答略謂新中國並非一概不要傳統，而是對舊文化首先加以分析，拋棄其中無用部分，發揚光大其中為人民喜愛的部分。日內瓦報紙、電台登載先生相片，報道先生活動，播放先生講演錄音，義大利電台也將講演稿譯成義大利語廣播。會議期間，一義大利人邀請先生參加歐洲文化協會會員大會，先生向中國駐瑞士使館匯報，經使館電請對外文化協會批准，決定參加。在此期間，曾與鍾遼通信、通電話。「鍾遼接到我從日內瓦給他的信後，他給我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問家裡情況並說他的情況（談話時我系任華在旁）。……我在給……鍾遼寫信時，附了一封信給卜德，說我到北大了，工作還是搞中國哲學史，我計劃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寫的新書，可能還要用英文出版，到那時候，還是要卜德翻譯。……我從日內瓦回國以後，馮鍾遼轉來了卜德的回信。說他的工作情況及家中情況。」[4] 22日　《倫敦時報》發表通訊，謂日內瓦國際會晤中心題目是《傳統與創新》，「在擁護傳統方面得到最大的個人成功的是年輕的巴海特，革新的主要宣傳者是年老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馮友蘭」。 16日至28日　在日內瓦。常與任華跑舊書店，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及哲學所購書。又曾往蘇黎士見熊慶來，往另一城市見馬元民，在日內瓦見自法國來訪的汪德昭。動員他們回國定居。在會議上遇見王玖興，後到王家拜訪，勸其歸國。 29日　與任華由日內瓦飛抵威尼斯。 30日　以觀察員身份在威尼斯出席歐洲文化協會會員大會。 10　月 1日至3日　繼續出席歐洲文化協會會員大會。會中，一瑞士人說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的優秀文化都不要了，故宮的紅牆都寫上了標語，先生要求臨時發言予以辯駁。會議期間曾參觀藝術展覽。 4日　由威尼斯返日內瓦。 7日　乘機離日內瓦回國。 10日　回到北京。 中旬　與任華寫成參加日內瓦「國際會晤」、威尼斯歐洲文化協會會員大會總結報告。 18日　主持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會議，討論張岱年論文《關於中國倫理學思想發展的規律性》。 20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三十次校務委員會會議。 23日　《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刊於《人民日報》（後收入科學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之《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之《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此文認為哲學史是唯物主義在與唯心主義鬥爭中發展的歷史。但第一，這鬥爭不限於自然觀與認識論，也表現於歷史觀方面；第二，二者不僅互相排斥、鬥爭，也互相影響、滲透。據此，文章批評近年的哲學史工作用形上學「把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底鬥爭，簡單化了，庸俗化了，使本來是內容豐富生動的哲學史，變成貧乏、死板」。 30日　在民盟中央座談會報告「資本主義國家思想界最近情況」。報告根據日內瓦、威尼斯兩次國際會議，說資本主義國家思想界目前關心的問題是「西方的文化危機以及如何作些『革新』以應付這個危機」；挽救危機，有人認為要靠宗教精神，有人認為要靠人本主義。又說歐洲流行存在主義。 是月　張遂五《批判「新理學」的唯心主義反動實質》刊於《哲學研究》。 11　月 9日　《光明日報》報道先生在民盟中央報告《資本主義國家思想界最近情況》消息，並發表報告內容摘要。 11日　主持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會議。會議決定明年暑期召開中國哲學史座談會，邀請全國哲學界有關專家參加；作為準備，明年1月下旬邀請北京有關專家舉行座談會，討論下列問題：（一）中國哲學史的對象與範圍；（二）中國傳統歷史觀與倫理思想中有無唯物主義因素；（三）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 14日　《關於孔子研究的幾個問題》刊於《光明日報》。此文介紹哲學界孔子評價中的分歧，並提出己見，認為孔子的自然觀是唯心的，但對傳統宗教的態度搖擺不定；擁護舊制度，還給它一種理論上的根據；將禮放在第一位，把仁放在第二位，但仁的提出也有進步作用；孔子的思想方法或認識論有唯物主義精神；開創私人講學之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對古代文化傳播有大貢獻。文章還主張將孔子本人的思想與後來發展的儒家思想區分開來。 16日　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講演《中國哲學史中思想的繼承性問題》，初次提出繼承哲學思想（命題）的抽象意義問題。 18日　作為中國佛教代表團成員，與代表團大部分成員一起由巨贊率領乘專機離開北京，當日抵昆明。 19日　上午九時離昆明，經曼德勒抵仰光。午後離仰光，夜間抵加爾各答。 20日　由加爾各答抵德里。 24日　出席紀念釋迦牟尼逝世兩千五百周年群眾大會。 26日　出席「佛教對於藝術的貢獻」座談會。 27日　出席「佛教對於文學的貢獻」座談會。《參加兩次國際會議的觀感》刊於《人民日報》。 28日　出席「佛教對於哲學的貢獻」座談會並發言，題為「佛教中某些教義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略謂佛教中的某些教義與中國哲學中的某些思想互相吸收，形成新思想新學派，其中最可注意者為佛教中之禪宗與儒家中之陸王學派，兩派均注重於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個人對於傳統權威的自由，王守仁的後學又發展為李贄等的「狂禪」，對封建傳統某些部分表示反抗，近代某些政治家革命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也曾以佛教為武器反抗傳統；今天佛教的和平、平等精神仍可成為拯救人類的力量。 29日　出席「佛教的福音」座談會。 下旬某日　往見周恩來（時周恩來亦在印度訪問）。[5] 12　月 3日　離新德里往佛教聖地參觀。 11日　到加爾各答。高教部（56）綜黃大輅字1578號文，批准北京大學新校務委員會及下屬委員會委員名單，其中先生為校委員會委員及下屬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席。[6] 約中旬　離印度回國。 是　年 在北京市委幹部學習會上講《中國哲學史發展的一個輪廓》中之一節。 在保定河北省委幹部學習會上講《中國哲學史發展的一個輪廓》中之一節。 在天津河北師範學院講演《中國哲學史發展的一個輪廓》中之一節。 應民盟費孝通要求，約請周輔成、賀麟到家中談話。「1956年費孝通說是民盟要了解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有一次叫我約集北大哲學系教授周輔成、賀麟在我家中同他談話。在這次談話里，賀麟發言多，出了些怨氣。」[7] 應邀赴羅隆基宅參加談話，「1956年羅隆基說是民盟要了解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有一天約我到他家吃飯。北大同去的有金岳霖、賀麟。飯後談話，有統戰部同志參加，談到關於如何成為專家的問題」[8]。 日內瓦國際會晤專輯《傳統與革新》（法文）由日內瓦論壇印刷出版，其第151—166頁為先生髮言《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三種優秀傳統》，第381—396頁為先生對各國漢學家所提問題的回答。 李日華贈其所作《范縝的神滅論》（油印本）。 魏明經贈其所作《論民族的定義及民族的實質》（《歷史研究》1956年第四期油印本）。 梁啟雄贈其所著《荀子簡釋》（1956年11月古籍出版社出版）。 * * * [1] 據先生於1958年「交心運動」中所寫材料。 [2] 據《施蟄存年譜》。 [3] 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第506頁。 [4]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寫《補充交待》。 [5] 據李慎之《融貫中西，通釋今古——紀念馮友蘭先生》，載《讀書》1991年十二期。 [6]據《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第510頁。 [7] 引自先生1958年「交心運動」中所寫材料。 [8]引自先生1958年「交心運動」中所寫材料。 1957年（丁酉）　六十二歲 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談黨內外思想動向。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提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向自然宣戰，發展經濟和文化。　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認為「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又強調實行放的方針，進行整風，整頓共產黨內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人民向各級黨組織與黨員幹部提意見。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強調通過整風「在全國擴大民主生活……使全體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15日，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並發給黨內。　6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全國開始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所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說《文匯報》代表「資產階級方向」，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9日，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作《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說「社會科學方面唯心論多」，「知識分子最無知識」。15日，馬寅初《新人口論》發表，呼籲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盲目增長。　8月，毛澤東否定此文，全國開始對馬寅初人口理論與其他學術觀點的批判。　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次全會上作《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明確否定中共「八大」決議，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是年，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牟宗三《認識心之批判》（下冊）出版。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上）（英文）出版。柏拉圖《理想國》由吳獻書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1　月 月初　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外國哲學史教研室聯席會議，討論中國哲學史教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關於中國哲學史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問題，關於哲學的階級性與繼承性問題，關於哲學命題的具體意義與抽象意義問題。到會者尚有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部分教師、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員。 8日　《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刊於《光明日報》（後轉載於《新華半月刊》1957年四期、收入《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此即在人民大學講演稿，據盧育三、朱傳棨記錄修改而成。文章認為對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命題應區分其抽象意義與具體意義。如過於強調具體意義，可繼承的就太少，近幾年中國哲學史教學、研究中對古代哲學否定太多，原因即在於此；如過於強調抽象意義，可繼承的又太多。故只有兩方面適當照顧，才能對古代哲學有全面的了解。「這篇文章的內容，後來被稱為『抽象繼承法』。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當，但是其基本的主張，我現在認為還是可以成立的。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批判或者誤解的，首先是由於『抽象』這個詞的嚴格的哲學意義沒有先說清楚。……把我的主張名為『抽象繼承法』，就是要利用人們對於抽象的這種混亂的理解，以說明我的主張的荒謬和不可能，這也是戴帽子的一種辦法。……還有人說：『毛主席、共產黨提倡的是批判繼承，你為什麼講抽象繼承？這是標新立異，製造混亂。』其實，抽象繼承和批判繼承並沒有衝突，也不相違背，它們說的是兩回事。批判繼承……說的是繼承的對象的問題，說的是繼承什麼的問題。抽象繼承說的是怎樣繼承的問題。……它講的是繼承的方法。」（《全集》第一卷，第240—242頁） 中旬　參加北大學報編委會特別會議，討論如何改進學報。會議決定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增加編委，提高稿酬。 22日至26日　參加北大哲學系主辦之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討論如何評價唯心主義、中國哲學史的特點與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等問題。座談會參加者除北大哲學系教師外，尚有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教師、研究人員共百餘人。會上發言共三十五人次，爭論極為熱烈。先生在會上提出區分哲學命題的具體意義與抽象意義問題，洪謙、楊正典、黃子通、汪子嵩、孫定國等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這是把特殊與一般割裂的形上學方法，必然倒向客觀唯心主義。胡繩認為「階級性對於哲學思想是一種本質的屬性，因此我們決不能任意把各個敵對階級的哲學思想拿來進行抽象，這樣就會抽掉階級內容，抽掉本質，就變成概念遊戲」。艾思奇在座談會上的總結髮言，認為先生的意見違背《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提出的文化遺產繼承的原則，把命題的一般意義當作精華，特殊意義當作糟粕，抹殺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界限，「所以我們對於哲學遺產的肯定與繼承的標準，並不在於命題的抽象與具體之分，而是要看他的內容是否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支持先生觀點者唯有北師大教授朱啟賢一人[1]。《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二期、《哲學研究》1957年第二期對此次會議均有詳細報道。 是月　日譯《關於孔子研究的幾個問題》刊於《中國》1957年一期（譯者不詳）。 約是月　遷居燕南園57號。北大黨委書記見先生住的54號狹窄，以自己住的57號與先生對換。 2　月 11日　聽康生報告，關於如何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2日至15日　停課參加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27日　以政協委員身份列席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擴大），聽毛澤東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28日　出席最高國務會議分組討論會。 是月　《參加印度釋迦牟尼逝世二千五百周年紀念的經過和發言》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一期。《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轉載於《新華半月刊》1957年四期。 3　月 1日　繼續列席最高國務會議。 2日　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預備會，聽李富春做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5日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四十五分在政協禮堂出席政協二屆三次會議開幕式。聽周恩來關於訪問歐亞十一國的報告。 6日至9日　繼續出席政協二屆三次會議。 12日前後　列席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12日聽毛澤東講話。「分組討論時，我和毛澤東是一組，小組會議就在毛澤東家裡開，由他主持……頤年堂的當中那一間就是會場。……在開會中間，毛澤東叫我發言，我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問題……在散會的時候，毛澤東拉著我的手說：『好好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全集》第一卷，第137—138頁） 13日　晚參加政協活動，參觀農業展覽會。 14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並發言，表示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認為對這一政策的種種懷疑都是不必要的。 15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 16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14日的發言以「堅決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馮友蘭批判對這一政策的各種懷疑論調」為題刊於《人民日報》。 18日、19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 20日　下午四時一刻出席政協二屆三次會議閉幕式。趙儷生《論哲學遺產的具體意義與抽象意義的區分》刊於《光明日報》。作者自言此文「企圖拿不同階級利益對相同哲學命題的分裂性的解釋來代替馮先生把同一哲學命題區分為其具體意義與抽象意義的提議。」 23日　在保定民盟會上發言，講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政協二屆三次會議的體會，民主黨派任務，雙百方針等。 26日　《魏源，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先進思想家——紀念魏源逝世一百周年》刊於《人民日報》（後收入三聯書店1958年出版之《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 29日、30日　胡繩《關於哲學史的研究》刊於《人民日報》，其第四部分批評先生關於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觀點，說「馮先生提出了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問題，但是他所設想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趨向一個錯誤的方向。其所以是錯誤，就因為在應當實事求是地作具體分析的時候，卻採用了一種最省力的辦法。從主觀出發在頭腦里做一次簡單的抽象，這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在繼承哲學遺產的問題上，我們斷不能把接受和批判這兩件事絕對地對立起來。不經過科學的分析和批判而一概否定，這種粗暴的態度是我們所不取的。不經過科學的分析和批判而談接受，這種囫圇吞棗的辦法也是我們所不取的」。此文發表前，胡繩曾持校樣來徵求意見，先生說還有意見，胡繩說「你還可以再寫」。 是月　參加哲學系全體會，聽馮定談訪蘇觀感及蘇聯哲學界現在爭論的問題、蘇聯哲學研究現狀。北大成立校慶六十周年籌備委員會，下設校史編纂組，以翦伯贊為主任，先生及向達為副主任。是月數次開會，就校史規模、工作程序等交換意見，決定先生分工負責1912—1916年部分。楊正典《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幾點意見》刊於《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三期。此文批評《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及先生於1956年在人民大學所作講演《中國哲學史中思想的繼承性問題》，認為「馮先生對問題的提出是及時的、有意義的，所指出的偏向也是事實。不過馮先生提出了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並且在問題的提法上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4　月 10日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刊於《爭鳴》1957年四期。此文介紹《實踐論》、《矛盾論》，又說「我過去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現在轉向馬克思主義。……我的舊同事中的絕大多數和以萬計的廣大知識分子，現在都轉向馬克思主義。這種事實的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的一個例證」。 11日　上午偕任夫人往萬安公墓為任銳掃墓。十一時回家，得毛澤東秘書電話，謂毛請吃飯，客已到齊，要先生從速前往。毛此次所請尚有金岳霖、賀麟、鄭昕、胡繩、周谷城、費孝通及人民大學教師王方名等。江青也在座。 24日　《新風氣和新努力》刊於《人民日報》。 是月　某日進城，於車中遇王瑤，王提起先生關於遺產繼承問題的觀點，說：「不要相信他們的結論，你還可以辯論。」出席北大一百五十人幹部鳴放大會並發言，說「學術問題……越往高越不能解決。毛主席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我想學術問題應由教授決定」。 5　月 上旬　北大黨委召開黨內外幹部座談會，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要求師生對學校領導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提出批評，先生出席並發言，略謂校務委員會根本不發生作用，許多問題都是已經決定了的拿到校委會上通過；百家爭鳴問題領導不敢放，怕一發而不可收；開課問題領導不放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院系調整後哲學教師集中北大學習，學習後的去留問題領導未安排好；學校對知識分子有時只注重改造，將人一棍子打死，有時只講團結，不注重改造，二者結合不好；幹部認為自己絕對正確，總以改造別人的面目出現，其實大家都需要改造；送年輕人去蘇聯學習收穫不大，應送教授出國學習。發言發表於5月12日出版之《北京大學校刊》第一一八期，題目為《在北京大學黨內外幹部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10日至14日　參加在北大舉行的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此次會議系1月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之繼續，由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北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人民大學哲學史教研室共同召開，著重討論三大問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包括哲學史研究的目的、對象，對唯心主義的評價，哲學遺產的繼承，中國哲學史的特點等；中國哲學史中目前應研究的重大問題，包括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自然觀與政治思想的關係，中國哲學史上重要人物的評價等；整理中國哲學史資料問題，包括工作內容、如何工作等。與會者有北京、上海、廣州、東北等地中國哲學史專家、教學與研究人員侯外廬、周輔成、石峻、王明、楊憲邦、趙紀彬、張恆壽、賀麟、王維誠、朱謙之、何思敬、張遵騮、汪毅、楊正典、呂振羽、黃子通、朱伯崑、李日華、馮契、汪奠基、張岱年、林澗青、蕭箑父、吳則虞等。會上三個發起單位還提出《整理中國古典哲學遺產計劃草案》供討論。閉會時先生作總結，略謂此次會議之性質是工作會議，目的在提出問題，明確問題，以便準備論文，在下次較大規模的會上討論，這一目的已經達到；會後要進行研究，寫出文章，為召開大會作好準備。《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三期對此次會議有詳細報道。 19日　《從中國哲學史中的幾個主要問題看中國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底鬥爭》刊於《人民日報》。此文以「天」、「氣」、「心」、「理」四個問題的發展變化說明「中國哲學史底發展是辯證的。在其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兩個兩極對立物確實是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經過否定之否定，作螺旋式的發展。」 是月　為幫助進修教師、研究生學習，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決定每周舉行一次報告會。先生報告兩次，其一分析孟子「浩然之氣」章之「氣」的意義，其二分析「命」的範疇及儒、道對「命」的不同態度。 6　月 15日　出席第三十五次校委會。民盟北大支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民主黨派如何幫助共產黨整風，並組織對整風中已出現的「反社會主義言論」進行批判，先生出席並發言，題目為《在民盟北大支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發言刊於6月20日出版之《北京大學校刊》一二八期）。 17日　《繼續整風，繼續爭鳴》刊於《光明日報》。 30日　鍾遼與李文佩在美國結婚。 是月　寫成《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序》。 7　月 3日　出席校委會歷史、經濟、法律、圖書館革命史小組第一次會議。 9日　《發揚真正的五四精神》刊於北京大學的《思想戰線》。 約10日　馮定等來訪，要先生在政治上繼續破除資產階級立場，學術上全面徹底破除唯心主義觀點。 13日　中午十二時與潘梓年、金岳霖一起抵華沙，住華沙飯店417號。 17日至20日　與潘梓年、金岳霖在華沙出席國際哲學研究所（LIP）華沙會議並發言。會議有二十個國家六十六位學者參加，總題為「思維與行動的關係」，下分三小題：從理論上說明思維與行動的關係，哲學、人文科學與行動的關係，哲學家的社會責任。中國代表發言題為：潘梓年《馬克思主義對思維與行動關係的看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知行問題》；金岳霖《哲學家的社會責任》。「會後他們對我說，國際哲學會議（即1934年我在布拉格參加過的那個會的會議）要我去參加，我問潘梓年應該如何答覆，潘梓年未置可否，大概是認為參加這樣的會議沒有多大意義。這種認識我也是有的，因此對於他們的邀請也沒有作明確的回答。」（《全集》第一卷，第134頁）「後來接到該所的通知，說我已被選為該所的會員。我請示舊北大黨委，黨委決定，應該婉言謝絕，我回該所一封信說，我事忙不能常出國開會（該所每兩年開會一次），不能擔任會員（信稿校長辦公室看過，信由對外聯絡科發出）。該所回我一封信，只籠統地說：『希望你以後有時間來開會。』遇見兩年開會的時候，該所還寄通知及議事日程給我，我都沒有理它。1967年來的通知，我交給當時的小組長莊葆玖了。」[2]又，國際哲學研究所擬出版1949年後世界哲學動態報告，要求先生為該報告撰寫中國部分（關於中國現代哲學）。 21日至27日　在波蘭各地參觀。 月底　途經蘇聯回國。「在回國的途中，蘇聯的代表團邀請我們作為蘇聯科學院的客人在莫斯科住幾天。……住在蘇聯科學院的招待所內。」（《全集》第一卷，第134頁） 是月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輯之中國哲學史座談會論文集《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除《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外，《專輯》還收入先生新寫成之《關於「兩個問題」的補充意見》、《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補充意見》。前者認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鬥爭是絕對的，主要的，統一是相對的，次要的；一般地說，唯心主義總是為統治的剝削階級服務的，唯物主義總是為被統治的被剝削階級服務的；唯心主義從其階級根源來的那一部分是純粹為統治的剝削階級服務的，從其認識論根源來的那一部分，可能不是純粹為統治的剝削階級服務的，其中就可能有合理的內核。後者認為說「抽象意義」、「具體意義」容易引起麻煩，應改為一般意義、特殊意義；從某一意義說，一般意義是形式，特殊意義是內容，從另一意義說，則可能相反，如「平等」觀念，其一般意義是內容，特殊意義是形式，在歷史發展中，其一般意義所結合的特殊意義為歷史所拋棄，就要拋棄形式改造內容，使內容與別的形式相結合。文中承認《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一文的提法有片面性，是形上學思想方法作祟，其主要缺點有二，即未指出所要繼承的主要是中國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思想，有人民性、科學性、進步性的思想，顯得不分唯心唯物，只要是抽象的都可以繼承；哲學史中的命題的抽象意義、具體意義像是平排放著，有一個現成的抽象的東西可以隨時取來，不加改造就可以繼承。又，《專輯》所收黃子通《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錯誤觀點》、張岱年《關於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吳恩裕《我對幾個哲學問題的看法》、湯一介《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關鋒《關於繼承哲學遺產的一個問題》、燕鳴軒《對〈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一點意見》、張恩慈與沈少周《怎樣認識哲學中的階級性和繼承性的關係》、楊潔民《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艾思奇《對〈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一些意見》、李志逵《讀馮友蘭先生〈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的一些意見》、孫長江《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社會歷史理論中有沒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戴清亮與林可濟《對馬克思主義以前歷史觀的評價的一些意見》、唐鉞《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引起的三個問題》等均對先生之《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提出批評。其中艾思奇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它認為先生的意見「和實在論的唯心主義觀點一致」，「沒有完全擺脫他往日『新理學』時期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照馮先生的標準來說，任何哲學命題都可以加以肯定和繼承了，其結果就完全抹殺和掩蓋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所以我們對於哲學遺產的肯定與繼承的標準，並不在於命題的抽象與具體之分，而是要看它的內容是否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又，《專輯》所收羊榮華《我贊成馮友蘭先生的看法》明確肯定先生《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兩個問題》的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並非所有社會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都是唯心主義的。 8　月 月初　回到北京。 13日　出席第卅九次校委會。 14日、15日　出席民盟哲學系小組會議，批判賀麟「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 20日至22日　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屆六次會議預備會，當選為主席團成員。 23日　上午八時在河南省人民委員會禮堂出席河南省人大一屆六次會議開幕式。 24日至28日　出席南陽專區小組會，批判「右派分子」。 29日至30日　繼續出席河南省人大會議，大會揭發、批判以王毅齋為首，由劉積學、李靜之、張仲魯、郭仲隗、蘇金傘、劉希程、張靜吾等組成之「右派集團」。先生於29日發言。 31日　29日發言《警告右派分子：你們必須仔細考慮周總理的話》刊於《河南日報》。 9　月 月初　回到北京。 18日　在科學院發言批判「右派」，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 30日　出席北京大學工會召開的之全體教師揭發批判向達「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大會。 是月　遁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檢討》刊於《人生》一六五期。高亨寄贈其所著《周易古經今注》（中華書局1957年8月出版）。 是年秋　王玖興歸國後，本欲應北京大學聘請在哲學系任教，時逢反右運動高潮，先生建議王去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王接受建議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3] 10　月 10日　《罪惡的陰謀，腐朽的教條》刊於《爭鳴》1957年10月號。此文批判「章羅聯盟」。 15日　《再論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刊於《哲學研究》第五期。為避免誤解，此文對《關於中國哲學史遺產底繼承問題》提出修正，以「一般意義」與「特殊意義」代替「抽象意義」與「具體意義」，但仍堅持原基本觀點，認為「專靠這個方法，未必能解決哲學遺產中的繼承問題，但是，不用這個方法，就不能解決哲學遺產中的繼承問題，也不能做哲學史研究工作」。 21日　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會上江隆基宣布，反右取得決定性勝利，反右任務基本完成。 27日　《在中國哲學史工作中對於學習蘇聯的體會》刊於《光明日報》。 是月　多次出席工會哲學系委員會、中國哲學史工會小組「幫助右派分子張岱年」會議，未發言。應巴黎國際哲學研究所要求，寫成《現代中國哲學》。此文認為「現代中國哲學的主要內容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在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中所獲得的發展，就是它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對各種各樣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展開鬥爭所獲得的發展」。文後有注駁斥西方哲學家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論……是以實踐為真理的標準，因此它就跟美國的實用主義沒有區別」的論點，認為實用主義「不承認有客觀物質世界及其規律的存在」，其真理論是唯心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論是唯物的。 11　月 2日　致函胡繩，徵求對《中國現代哲學》的修改意見。 3日　《關於一個國際哲學會議——華沙會議》刊於《新建設》1957年十一期。 6日　胡繩提出對《中國現代哲學》的修改意見。 是月　《參加「國際哲學研究所」華沙會議的經過》、《揭穿右派分子企圖恢復封建道德的陰謀》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四期。後者內容與《罪惡的陰謀，腐朽的教條》大致相同。 12　月 11日　出席全校教職員大會，聽江隆基報告：大力精簡機構，緊縮編制，下放幹部。 23日　《駁羅隆基的所謂「禮賢下士」》刊於《光明日報》。此文系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駁斥羅隆基，批判章羅聯盟大會」上的發言，內容與《罪惡的陰謀，腐朽的教條》大致相同。 24日　晚，出席全校教職員大會，聽陸平報告：關於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生產、支援其他單位的幾個問題。 29日　艾地《關於哲學史方法論問題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 是　年 年初，任夫人患甲狀腺癌，於協和醫院做手術，先生與鍾璞在手術室外等候，手術後先生常去探視。 * * * [1] 會後不久，朱啟賢曾對先生說：「黨內的人認為你和賀麟在這次會上向馬克思主義猖狂進攻，毛主席聽了，叫他們不要這樣說。」是年，朱啟賢被劃為右派。其後，朱曾帶其所譯康德書稿訪問先生，說他只能搞翻譯，譯出來還不准署自己的名字。先生勸其不計較個人名利，改造思想，爭取摘帽。 [2]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寫《補充交待》。 [3] 據《王玖興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頁。 1958年（戊戌）　六十三歲 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南寧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反冒進，強調要「不斷革命」。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說這是一個「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8日至26日，毛澤東在成都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繼續批判反冒進，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說我國當前存在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認為個人崇拜有兩種，有錯誤的個人崇拜，也有「正確的個人崇拜」。是月，全國高校結合「反浪費反保守運動」掀起「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覺革命」、向黨交心、「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運動。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破除迷信」，會議正式通過根據毛澤東倡議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說人民公社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會後全國形成大煉鋼鐵和公社化運動高潮。 9月初，毛澤東召集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提出「除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 1月，香港《民主評論》、台灣《再生》元旦號同時刊出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又名《中國文化與世界》）。　是年，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上、下冊）、《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在台灣出版。熊十力《體用論》在上海出版。 1　月 1日　《回顧與展望》刊於《光明日報》。 6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四十四次校委會會議。 8日　下午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聽江隆基作處理右派問題報告。 12日　廣華《關於繼承哲學遺產問題的一點意見——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光明日報》。 20日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聘請先生為該會所屬古籍整理出版小組組員。 21日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聘請先生為該會哲學專業組成員。 29日　上午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聽馮定關於處理右派分子及大辯論總結報告。 是月　《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內收先生1950年至1957年所寫中國哲學史論文《中國哲學底發展》、《中國哲學史發展底一個輪廓》、《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從中國哲學中的幾個主要問題看中國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底鬥爭》、《再論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先秦道家所謂道底物質性》等七篇。其《序》云：「從解放以後，我寫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底文章。其中有一部分，雖然有不少不正確的地方，但是對於學習中國哲學史也可能還有一定的用處。現在把它們收集到這個論文集裡，供大家參考。……在發表和重印這些文章時，我對於它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其中有些看法跟我現在的看法並不完全相同，但是我沒有時間修改，也覺得照它們底原來樣子發表和重印也有一定的意義。研究工作是沒有止境的，它底發展有一定的過程。這些文章底原來的樣子，就可以作為在解放後我底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底發展過程底說明和例證。」 2　月 1日　下午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聽陸平作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的報告。 5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四十六次校委會會議。 14日　楊柳橋贈其所著《老子譯話》（195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27日　參加北大組織之老教授參觀十三陵水庫工地和義務勞動活動。 是月　苗力田《馮友蘭的哲學是什麼貨色》刊於《哲學社會科學動態》1958年第二期。 3　月 5日　下午出席校委會擴大會議，聽陸平關於深入整改、全面躍進報告並參加討論。 10日　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反浪費、反保守運動誓師大會。《整風和改造思想》刊於《爭鳴》1958年3月號。 16日　以民盟中央委員身份出席天安門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自我改造促進大會並發言。大會由沈鈞儒、郭沫若主持，通過自我改造公約及上書。 中旬　哲學系開展雙反運動。吳錦東、朱傳棨、蕭箑父貼出大字報《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走向哪裡去》，對先生及教研室工作提出四點批評：（一）對學生介紹解放前著作，當作學哲學史入門書，對侯外廬等人的著作從未介紹；（二）認為不該成立人大哲學系，研究中國哲學史應以北大為中心；（三）以無為而治領導教研室，缺乏批評，彼此鬧無原則糾紛與意氣；（四）教學、科研厚古薄今。先生貼出大字報《向鄭昕主任挑戰》，說要在消滅自己的「雙軌制」（指唯心唯物並存）上向鄭挑戰。鄭表示響應。不久，黃子通向先生挑戰，先生又向黃反挑戰。還寫另一大字報，表示接受同學批評，改進工作，從史料學課程改起，擬以本學期三分之一時間講五四以後思想鬥爭史料，以便與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當前鬥爭結合。 下旬　哲學系師生貼出大字報，略謂為修正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很賣力氣，馮友蘭更積極，如認為以前哲學思想有一部分有一般意義，可以為不同階級服務，認為馬克思以前的歷史觀中有歷史唯物主義。馮定貼出大字報《致馮友蘭先生》，認為先生因為不肯破唯心主義，就挖空心思保衛唯心主義，而哲學觀點不肯先破後立，便會影響政治觀點。 4　月 2日　出席全校大爭大辯大整大改動員大會。出席第五十次校委會會議。 10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五十一次校委會會議。《自我改造的第一步》刊於《爭鳴》1958年第四期。此文略謂自己有一個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存在心中，隱蔽於馬克思主義詞句之下，「這種思想情況在去年1月間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裡，就完全暴露出來了。我的哲學思想以修正主義的姿態出現在那個會裡，引起了很壞的影響」，「我必須首先以批判我的哲學思想作為我的自我改造工作的第一步」。 15日　吳傳啟《從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看他的哲學觀點》刊於《哲學研究》1958年第二期。此文首次將先生關於繼承哲學遺產的觀點概括為「抽象繼承法」，認為「以『新理學』為骨幹的這種哲學，可以說是集中國歷史上『統治術』的大成，也可以說是集當時對抗革命的反動思潮之大成」，而「抽象繼承法……同馮先生過去的哲學觀點，特別是同過去『新理學』哲學體系之間，卻仍然存在著『大同小異』的聯繫」。 18日　出席北大黨委召集之教授座談會，談雙反運動收穫。先生髮言，說自己有名利思想，有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解放前與馬列主義對抗，解放後基本未動。 26日　哲學系組織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擴大會對先生進行「集體會診」。此前一個月內，先生已在教研室內進行三次自我檢查，在民盟整風會上「向黨交心」一百三十四條。 28日　出席哲學系全系教師會並宣讀紅專規劃，對朱傳棨等六人念大字報表示歡迎。 5　月 3日　出席第五十二次校委會會議。 4日　出席北大校慶六十周年大會。彭真、陳伯達、郭沫若、楊秀峰到會。陳伯達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繼續改造北京大學，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為題發表講話，其中說「北京大學的老教授大體上應放下兩個包袱，一是西方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國封建意識的影響」，而其中馮友蘭的包袱「特別大」；又說「不可設想，對於解放前已經有系統地形成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的人不進行深刻的系統的批判，或者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系統的自我批判，就能夠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馮友蘭對自己的系統的哲學思想作過自我批判，這是一種進步，但是還不夠」。 10日　侯外廬《談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兼評馮友蘭先生的看法》刊於《爭鳴》1958年第五期。文中說：「1956年以來，國際國內出現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逆流，而在國內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時也出現了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逆流。……於是，修正主義的論調出來了，繼承哲學遺產的『疑問』也提出來了」，「對唯物主義傳統與優秀歷史遺產採取虛無主義態度，同時也對唯心主義傳統與封建糟粕採取愛護備至的復古主義態度。……這裡也可以看出馮友蘭先生階級觀點的偏愛，說穿了，這是基於資產階級立場的階級偏愛」。又說，「對代表敵對階級的兩種文化避而不談，而誇誇其談起兩種『意義』（『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而在兩種意義中強調了超階級、超鬥爭的抽象意義，提出了各階級各學派的共同的天理流行論，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互相滲透』的道體觀……問題又是作為道體的核心的『新統』在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之下復活了」。 12日　《北京大學校刊》二三四期以一、二、三版全版及第四版半版篇幅刊出《馮友蘭先生在教研室擴大會上的自我檢查摘要》，先生的《我的紅專規劃》，報道《馮先生決心改造自己，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舉會幫助，大家指出：馮先生的病根在於沒有向無產階級繳械》，艾英《歡迎馮先生走紅專道路——寫在馮先生紅專規劃之後》，朱傳棨、吳錦東、謝雨春、馮憬遠、蕭箑父、郝逸今《熱烈歡迎馮友蘭先生自我改造的決心，希望馮友蘭先生繼續前進》，朱伯崑《我對馮先生幾個主要問題的意見》，鄧艾民、湯一介《馮友蘭先生首先要轉變自己的政治立場》。在「紅專規劃」中，先生表示「我在哲學界是一面白旗……我決心拔掉這面白旗，向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繳械投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隊伍中重新做一個小兵」，表示「每月向黨基層組織匯報工作和思想情況，主動地和黨員交朋友」，「1958年至1960年三年之間寫論文以自我批評為主……並除在全國發表外，儘可能在國外發表，以肅清我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國外的影響」。是日，《光明日報》社在北大組織部分教師座談陳伯達5月4日在北大校慶紀念大會的講話，先生出席並發言。 21日　出席全校誓師大會，聽副校長馬適安作「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向共產主義新北大躍進」動員報告。 24日　《自我改造必須自我批判》刊於《光明日報》。此系12日在《光明日報》組織之北大教師座談會上的發言，其中說「我在會（指中國哲學史座談會——蔡按）上的發言以後成了右派分子有些言論的理論基礎。在討論會上，我分別一個命題的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後來右派分子的有些言論，正是利用了這個分別以為號召的」，又說「現在北大哲學系已經計劃系統地批判我的著作，我也加入這個戰鬥」。 25日　張豈之《馮友蘭先生「抽象意義」方法是「新理學」方法的翻版》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認為「抽象意義」方法與「新理學」方法所不同的只是敘述前者時用了馬列主義詞句，「這是容易解釋的，解放後，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這種情況迫使反對它的人們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解放以後，馮友蘭先生並未認真地對他的『新理學』反動哲學體系進行過深入批判。相反，他把『新理學』的基本精神保留著，只是在形式上改變了術語。他通過宣揚『抽象意義』方法，篡改馬克思主義看待哲學史的根本原則，鼓吹哲學中有『為一切階級服務的成分』，為他的唯心主義哲學爭地盤。馮友蘭先生在哲學遺產問題上所散布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最好的助手』。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對它展開不調和的鬥爭」。 30日　晚，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聽江隆基作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精神傳達報告：《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紅旗，為堅決徹底實現總路線而奮鬥》。 是月　黃楠森、張恩慈《略論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中的修正主義傾向》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二期。文中說：「列寧提出了哲學黨性原則的兩個要點：第一，哲學上存在著根本對立的兩個黨派……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第二，這兩個黨派的根本對立是敵對階級的根本對立的表現，哲學是有階級性的。這兩點在討論會上都遭到攻擊。」 6　月 8日　《樹立一個對立面》刊於《光明日報》。此文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什麼是哲學、哲學系該不該辦、怎麼辦等問題，提出一種意見，以供討論：社會有分工，就有專搞或多搞理論的人，也有專搞或多搞實際工作的人，綜合大學哲學系的任務就在於培養前一種人，即系統地鑽研經典著作，掌握文獻資料，聯繫科學，分析概念等等的人，這種人也必須能理論聯繫實際，但其職業是專搞或多搞理論。「在解放以後，我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容主要的是懺悔，首先是對我在40年代所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並在懺悔中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但是在有些時候，也發表了一些不是懺悔的見解和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剛一提出來，就受到了批判。其中比較大的有兩次。一次是關於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另一次是關於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全集》第一卷，第237頁。「另一次」即指對《樹立一個對立面》的批判——蔡按） 10日　晚，出席全校大躍進動員大會。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青年教師在會上表示要全面批判五四以來資產階級哲學思想，7月5日以前學習有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觀點，集中批判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觀點。《在雙反運動中的收穫和體會》刊於《爭鳴》1958年6月號。此文涉及政治立場、學術思想、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等方面。 15日　關鋒《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方向問題》刊於《光明日報》。其中說：「馮先生提倡從中國哲學史上揀出現成的拿來使用的好東西的方向，這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上沒有也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所沒有的、可以現成拿過來使用的好東西。……馮先生的方向與批判繼承的方向實質上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對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上的一切文化，壞的要乾乾淨淨地消滅它，好的（比較而言）要徹底消滅它（亦即否定、揚棄）。舊的東西是不能沒有抵抗的。『揀現成的好東西』——新國粹主義，便是這種抵抗，企圖在新形式下（貼馬列主義術語的標籤）保存起來的一種表現。我們必須和它堅決地作鬥爭。」同日《光明日報》還刊有翟東林《不同意馮友蘭先生的意見》一文。關鋒《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刊於《哲學研究》1958年第三期。此文認為「一般意義」是一個超唯物、唯心的形而上的絕對，超階級的絕對，超時代的絕對。 17日　晚，出席全校躍進評比大會。 26日　晚，出席北大各民主黨派全體成員躍進評比大會。 29日　喬長祿《馮友蘭先生樹的是一面什麼旗》及劉宏章、趙正義、周繼旨、周貴連、傅祿僎、戴清亮《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教育路線》刊於《光明日報》。二者均批判《樹立一個對立面》。 30日　晚，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聽陳伯達報告，題為《在思想的旗幟下》，其中提及先生關於綜合大學哲學系培養目標的意見，說這是提出「理論——實踐——理論」的公式。「可見解放雖有了八年，但唯心論哲學還在羈絆著你們，要你們做一個領頭的對人民毫無用處的『哲學家』，要你們還是從書齋里冥想的所謂『理論』中來再回到你們書齋里所冥想的所謂『理論』中去。難道馮友蘭先生反唯物論的公式在實際上不是表現這樣的企圖嗎？哲學系同學應該把這個唯心論的公式倒過來，而變成這樣的公式：『實踐——理論——實踐』。」陳伯達並說先生是「假權威」、「空頭哲學家」，「應當再做小學生」。《自序》後來反駁陳伯達，說，「為了要批判我，陳伯達編造了兩個公式。……這兩個公式，在表面上好像是矛盾、對立的，其實它們並不矛盾、對立，而是相輔而行的。因為它們所說的並不是一回事。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要講的是認識論，而我所要講的是教育學，各有各的對象，各有各的範圍。……教育就是把前人的知識，以理論的形式，傳授給受教育的人。……無論哪一級的學校，都是從理論出發。」（《全集》第一卷，第258—260頁）。 是月　哲學系二年級學生集體寫《馮友蘭批判》一文，「系統批判了他的唯心主義、修正主義的觀點和資產階級的立場，揭露了他假借『百家爭鳴』搞資產階級觀點的實質」（《北京大學校刊》二五一期報道）。 7　月 6日　吳秉元《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學道路》刊於《光明日報》。此文批判《樹立一個對立面》。 8日　下午出席哲學系全系大會。會上傳達第四屆學代會關於「貫徹共產主義教育方針，立志做共產主義勞動者，掀起要不要做和怎樣做共產主義勞動者的大辯論」的決議。當晚出席全系辯論大會。會上，多數認為哲學系應培養「能上能下、能文能武、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結合，可以做工人、農民及其他實際工作也可以做理論工作的新人」，少數認為培養目標應是具有較高馬列主義哲學水平的政治理論工作者，能做大學政治教員、哲學研究工作。 16日　《北京大學校刊》副刊《思想戰線》第六期刊出哲學系三年級唯心主義批判學會討論、劉濱執筆的《馮友蘭先生是怎樣對待唯心主義的》一文，其中說先生「對自己的反動的學術思想，卻表現出戀戀不捨，一方面不得不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一方面實質上是在販賣唯心主義、修正主義，繼續對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黨提出『百家爭鳴』方針以後，馮友蘭更是高舉白旗，自稱一家，發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觀點，在社會上起了極壞的影響。這正是資產階級不甘退出歷史舞台，對抗社會主義革命在思想戰線上的必然反映」。 18日　哲學系全體師生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員集會批判先生的哲學觀點。 27日　衷爾鉅《由偏見通往僵化的死胡同》刊於《光明日報》。此文批判《樹立一個對立面》。 是月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是書系北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於1952年所寫二十七篇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中之十五篇，內有先生所寫五篇：（一）《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二）《魏源底思想》；（三）《康有為底思想》；（四）《梁啓超底思想》；（五）《傳教士林樂知、李提摩太的思想——帝國主義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其第二、第五兩篇前此已發表。其第一篇認為「依靠人民禁菸抗英，學習西洋，研究西洋，就這些方面說，林則徐是當時進步的人物。……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是當時清朝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個『大員』，是清朝皇帝的忠臣」。其第三篇認為康有為的幾封上書代表了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他的變法思想與計劃在當時所打擊的主要是頑固派與洋務派，因而有進步意義，但後來時代變了，其主張與思想不變，便成了反動的死硬派。其第四篇認為梁啓超思想本是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的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後，其中地主階級成分暫時收斂，資產階級成分暫占優勢，至革命派與立憲派鬥爭尖銳時，其地主階級成分又占優勢。 自6月以來，北大哲學系以先生為批判重點，先後在中國哲學史研室會議（十餘人）、幾個教研室聯席會議（二十餘人）、全系教職員大會（五十餘人）、全系教員及部分學生參加的大會（百餘人）上對先生進行批判。前三個會「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根據他自己在『雙反』中交心的材料和反右前後他所鳴放出來的問題，主要是政治上的問題，也聯繫到一些工作作風上的問題。……批判會是由黨委批准的」，「在全系教員及部分學生參加的百餘人的批判大會上，共批判了兩次，一次著重批判他的有關教育思想，另一次是批判他在學術上的反馬克思主義方向……批判會是由黨委批准的，市委楊述同志曾參加過會議」（引自北大哲學系《「雙反」運動以來對馮友蘭教授批判情況》）。 8　月 3日　《跳出舊圈子，拔除對立面》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說：「在去年1月間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我挺身出來發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的言論，為唯心主義保留陣地。這一次又不甘心於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和思想隨資產階級同歸滅亡，又挺身出來『樹立一個對立面』。檢查起來，我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反動哲學體系『新理學』中，有很深的根源。……批判我的教育思想必需從根源批判起。」又說，「我的封建哲學和資產階級哲學的包袱是沉重的，但是我還不甘心帶著花崗石腦子去見上帝。我要換一個紅色印泥的腦子，決定要從舊思想、舊圈子裡解放出來，跟著一起大躍進。」黃楠森、朱傳棨、高寶鈞、莊葆玖《批判馮先生的教育思想》刊於同日《光明日報》，此文也是批判先生的《樹立一個對立面》。 10日　《參觀楊柳青農業建設事業的收穫》刊於《爭鳴》1958年8月號。 15日　《北京大學校刊》二六三期刊出報道《初生牛犢不怕虎，哲一同學批判馮友蘭著作》，其中說：「我們發現唯心主義哲學根本談不上什麼系統性、科學性和邏輯性，它的內容空虛而混亂，不過是抽象的概念和推理的玩弄而已。」 16日　下午出席北大文科科研躍進第一階段評比大會。 23日　出席全系師生下放誓師大會。陸平到會講話，號召投身建立人民公社運動。 25日　與哲學系其他師生一起下放至北京郊區大興區蘆城鄉，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分之二時間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學習，「課堂搬到農村」。 27日　《北京日報》刊出任繼愈《拔掉馮友蘭先生的唯心主義哲學的白旗》、朱伯崑《批判馮友蘭先生的哲學史觀點》、湯一介《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任文批判《中國哲學史》與「新理學」。朱文批判《中國哲學史論文集》，認為由此可見先生將「百家爭鳴」當作宣揚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武器，企圖用來抹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根本對立，從而抬高唯心主義的身價。 30日　《揭穿資產階級哲學的偽科學——馮友蘭先生對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與修正》刊於《人民日報》。此文系北大哲學系三年級學生集體討論後由樓宇烈等十二人執筆寫成。文中說，「通過對馮先生的批判，我們再一次體會到，資產階級哲學的空虛無用和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根本對立。資產階級哲學家僅有一套看家才領，就是玩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故弄玄虛，偷偷摸摸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和範疇加以歪曲和修正。」 31日　《光明日報》刊出陳孟麟《中國哲學遺產繼承的方法問題》，此文批判「抽象繼承法」。又刊出劉歌法、施啟良、王興國《馮友蘭先生要把哲學系引到什麼道路上去》，金羽《馮友蘭先生樹立的是一面資產階級的白旗》，均批判《樹立一個對立面》。又刊出報道《北京大學哲學系展開對馮友蘭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分五部分：（一）抽象繼承法是偽科學；（二）抽象繼承法是「新理學」的復活；（三）抽象繼承法是玩弄語言把戲；（四）馮友蘭的自我批判；（五）對馮友蘭自我批判的意見。 是月　與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其他教師一起編寫破除迷信資料。《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三期。此文系哲學系三年級學生集體討論後由張文儒、弓肇祥執筆寫成。石厲《「字面意義」及「抽象繼承法」——對馮友蘭先生〈批判我的抽象繼承法〉的再批判》刊於《理論戰線》1958年第八期。 9　月 3日　《新建設》1958年第九期刊出齊良驥《關於哲學遺產繼承的問題——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任繼愈《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又一實例——馮友蘭先生的〈新原道〉》。 7日　衷爾鉅《批判馮友蘭移花接木的哲學方法》刊於《光明日報》。此文批判「抽象繼承法」。 10日　《批判我底抽象繼承法》刊於《哲學研究》1958年第五期。此文認為「抽象繼承法」與新理學同樣用割裂一般和特殊的形上學的方法，而「抽象繼承法」的割裂比新理學更為詭辯，它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又說：「資產階級，在國際修正主義逆流洶湧底時候，以『百家爭鳴』為護符，以反教條主義為藉口，企圖乘機向馬克思主義反攻。……後來在政治上表現的是章羅聯盟及其他右派分子，先在思想上表現的就是我和賀麟先生。」同期《哲學研究》還刊有北大哲學系學生盧俊忠《揭穿馮友蘭在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上的偽科學》及衷爾鉅、鍾肇鵬《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論文集〉》。 10　月 3日　《新建設》1958年第十期刊出湯一介所作《對馮友蘭先生的〈批判我底抽象繼承法〉的批判》。《教學與研究》1958年第十期刊出楊憲邦《批判馮友蘭的新理學》。此文內容包括「在馬克思主義外衣下的新理學」、「新理學是為蔣家王朝的政治綱領服務的」、「新理學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新理學的不可知主義和神秘主義」、「新理學的相對主義和詭辯」五部分。 10日　《哲學研究》1958年第六期刊出報道《中國人民大學批判馮友蘭的哲學思想》，其中說在「大躍進」中，人大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已寫出批判先生的論文八篇，計十萬字，擬匯編成論文集。 15日　北大召開全校教師代表會議，選出五十八名校務委員會委員，先生為其中之一。 11　月 3日　孔繁《批判馮友蘭先生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修正》刊於《新建設》1958年十一期。此文認為先生《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提出了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觀點，即是：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也有唯物史觀，在社會政治思想和歷史觀方面和在自然觀、認識論方面一樣，也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從而馮先生便把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沒有唯物史觀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原理說成是『教條主義』」，「馮先生對恩格斯的批評是出於他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和歪曲事實，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陳克明《哲學界開展對馮友蘭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批判》刊於《哲學社會科學動態》1958年第十一期「學術批判介紹」專欄。 12日　上午參加全系會議，歡迎周揚、許立群、程今吾、于光遠到蘆城並聽周揚講話。 12　月 是月　出席民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民盟第三屆中央委員。 是　年 哲學系教育革命，擬除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研室外，其他教研室一律取消，另設資料研究室。鄭昕轉告先生，陸平曾對他說「資料研究室主任，叫馮友蘭擔任」。後又說：「馮友蘭不行，還是找別人。」 楊伯峻贈其所著《論語譯註》（古籍出版社1958年6月初版）。 1959年（己亥）　六十四歲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鄭州擴大會議決定清理「共產風」，公社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仍強調「人民公社運動……有偉大的成績……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　4月2日至5日，毛澤東在上海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由他掛帥，又提倡學習「海瑞精神」。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先後舉行。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一封信，對1958年以來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意見，毛澤東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會議開始對彭德懷進行批判，並發展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會議還提出右傾已成為主要危險，通過《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作出《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毛澤東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會議還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高潮」。　9月17日，林彪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免職。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特農業部《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要求揭發批判「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立即掀起超產運動熱潮，繼續進行大躍進。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文化工作會議，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仍是文學藝術上的主要危險，提出開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19世紀歐洲文學。　是年，西藏爆發大規模武裝暴亂。 是年，熊十力《明心篇》在上海出版。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在台灣出版。吳壽彭翻譯的亞里士多德《形上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　月 10日　《新理學的原形》刊於《哲學研究》1959年第一期。其中說，抗戰時寫貞元之際所著書，「自命為立了一個繼承封建社會道統的『新統』，擔任起來『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的反動任務。所謂『正人心』就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所謂『邪說』、『淫辭』，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詖行』，不是別的，就是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又說，因為馬克思主義已深入人心，從正面反對它很困難，就用隱蔽的方式反對它，即在超越唯物、唯心的掩護下攻擊唯物主義宣傳唯心主義，在超階級的掩護下反對階級鬥爭，以不著實際為實際的反動政治服務，以抽象為掩護宣傳對於具體社會和人生問題的反動主張，主張以哲學代宗教，而所謂哲學正是與宗教同類的信仰主義，以邏輯分析法分析概念代替對具體事物的具體分析。同期《哲學研究》還發表汪子嵩《馮友蘭的哲學是為準服務的》。此文認為《新理學的原形》是「帽子」戴對了，「帽子」下的具體內容卻很難把握，因此「我們也要小心，防備他再以『抽象為掩護』，逃避真正的批判與自我批判」。文中還將《新原人》與抗戰時的實際政治聯繫起來，認為《新原人》是以「自然境界」否定勞動人民，以功利境界貶低英雄抬高奸雄，以道德境界為法西斯統治製造理論依據，以天地境界鼓吹逆來順受，要人們安心做奴隸做亡國奴。 2　月 6日　《北京大學校刊》二九三期報道：先生與鄭昕、齊良驥、熊偉、王憲鈞等老教師在黃村人民公社三個月，編在同學小組中，參加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與農民三同，種地、上糞、養豬、挑水、抬柴，從頭學起。「馮友蘭開始獨自背籮筐去拾柴火，覺得難為情，經過思想鬥爭，硬著頭皮去做，農民卻不輕視他，而是歡迎他幫助他，這才使他體驗到勞動人民的感情與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完全異趣。至於個人主義、名利思想、興趣主義、私有觀念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7日　任華《新理學是怎樣販賣新實在論觀點的》刊於《新建設》1959年第二期。 10日　關鋒《揭露〈新原人〉的原形——兼論馮友蘭先生的哲學系統》刊於《哲學研究》1959年第二期。此文認為《新原人》是貞元之際所著書中「反動黨性最強的一本」，而且是新理學系統的核心與精髓，從《新理學》到《新原人》，從理世界到天地境界，「便翻了跟頭，即從『客觀』唯心主義轉到赤裸裸的主觀唯心主義，《新理學》不過是一隻『瓮』，《新原人》則是『請君入甕』，去做高超的『聖人』，即奴才、市儈式阿Q」，就其客觀作用說「《新原人》起著為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反共以準備投降作思想上、輿論上的準備的功用」。又說「馮先生一直認為新理學哲學系統，是『客觀』唯心主義的，是接著程朱講的。我認為新理學哲學系統，基本上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主要是接著莊子講的」，「馮先生的哲學，決不是繼承了中國哲學的主流，而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逆流之進一步的墮落」。 27日　經民盟三屆三次常委會研究決定先生擔任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委員。 3　月 10日　《質疑與請教》刊於《哲學研究》1959年第三期。是為《四十年的回顧》一書中之一節。其中表示接受歷年來的批評，覺得這些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認為「哲學的認識論的根源和階級根源比較起來，是次要的，但是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對於有些同志對於新理學的批判，有些想不通的地方。這主要有兩點。一是《新原人》就其認識論的根源說，我覺得它是抓著了生活中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在解放以後，我覺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突出」。二是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見解，「在其認識論的根源上是抓住了一些有一些事實根據的現象」，這些現象說明「在過去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里，除了其唯心主義觀點外，還有一些思想資料，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把它拿過來，加以改造，使為我們之用」。 23日　《北京大學校刊》三○○期報道，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教師、研究生在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過程中，對先秦哲學思想展開學術討論：（一）關於《孫子兵法》的辯證法思想，先生認為其中並未自覺地講辯證法，算不算辯證法思想還要考慮，其他人認為有辯證法思想。（二）關於老、孔孰前孰後，先生認為孔前老後，黃子通、任繼愈認為老前孔後，湯一介支持先生意見，最後一致認為老子其人在前，《老子》其書在後。（三）關於「道」的性質，先生與任繼愈認為「其中有精」之「精」是物質。可見老子思想是唯物的。 下旬　以政協委員身份往東北視察。 4　月 上旬　仍在東北視察。 10日　《先秦道家三派的自然觀的異同》刊於《哲學研究》1959年第四期。此文認為宋尹學派是第一期道家，是道家中的左派，其自然觀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老子學派是第二期道家，其自然觀也基本上是唯物的，但不如前者明確堅定，有向唯心主義轉化的傾向；莊子學派是第三期道家，是道家中的右派，其自然觀是唯心主義的，且基本上是主觀唯心主義的。 17日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在政協禮堂出席政協三屆一次會議開幕式。 18日　列席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聽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 19日至20日　出席政協小組討論會，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21日　下午列席人大會議，聽決算、預算、國民經濟計劃報告。 22日至23日　下午列席人大會議，「譴責帝國主義、外國反動派支持西藏叛亂，痛斥達賴喇嘛聲明」。 24、25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 26日　休息。 27日　下午三時十分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選舉國家機構領導人，至九時四十五分結束。在政協會上的發言以《一悟昨非便少年——談思想改造的一些體會》為題刊於《光明日報》。 28日　上午十時二十分參加選舉政協機構領導人。下午四時四十分列席人大會議閉幕式。 29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出席政協會議閉幕式。 30日　《北京大學校刊》三○九期報道，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教師、研究生最近在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過程中討論四個問題：（一）孔子思想代表沒落奴隸主貴族的利益還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二）《道德經》應在宋尹之前還是之後？（三）《道德經》一書反映什麼階級的利益？（四）莊子宇宙觀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 是月　《南渡集》收入《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第三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內有上編十篇，下編三十八篇，附錄四篇。高亨贈其所著《周易古經通說》（中華書局1958年12月上海第一版）。 5　月 月初　將《四十年的回顧》寄給康生，請其指正。 7日　關鋒《答馮友蘭先生》刊於《新建設》1959年第五期。此文是對《質疑與請教》的回答。 7日至8日　在北大出席中國哲學會組織之中國哲學史討論會，討論哲學遺產繼承問題、老子哲學思想問題。與會者尚有任繼愈、關鋒、馮憬遠、湯一介、林聿時、侯外廬、杜國庠、苗力田、任華、嵇文甫、黃子通、張恆壽、賀麟、呂振羽等。關於遺產繼承問題，關鋒、任繼愈、杜國庠、任華、苗力田批判「抽象繼承法」，先生認為抽象繼承法雖有錯誤，卻也抓住一些現象，並非一無是處，還可以討論。關於老子思想，先生與任繼愈、馮憬遠、湯一介認為是唯物主義，杜國庠、侯外廬、呂振羽、關鋒、林聿時持相反意見，嵇文甫、賀麟認為兩種成分都有。先生還認為老子唯物，莊子唯心，認為關鋒等是以莊解老，不妥。 14日　得康生13日信。信中說，「承寄大作四十年的回顧，謝謝。接書後，重讀了題詞，粗閱了緒言，覺文章甚茂，責己謹嚴，多引人入勝之感。甚願讀完全書，以資學習，若雲『指示』，又何敢當」。 16日　參加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和在京哲學界舉辦的關於老子哲學性質的討論會。先生在會上發言，認為老子哲學的性質是唯物的，持此觀點的人還有任繼愈、湯一介、黃子通；認為老子哲學性質是唯心的有侯外廬、呂振羽；嵇文甫、賀麟則認為老子哲學中唯物、唯心都有。參加哲學系和哲學所舉行的關於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討論，並在大會上發言。 是月　《四十年的回顧》作為哲學研究叢刊第三輯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6　月 12日、13日　《關於老子哲學的兩個問題》刊於《人民日報》（後收入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之《老子哲學討論集》）。此文根據孔子前無私人著作，孔、墨、孟未與老子思想鬥爭，《老子》中主要範疇（道、常、無、有）在百家爭鳴開始前不可能出現，斷定《老子》其書出現於孟子之後；根據依據《老子》而又不局限於《老子》的原則，認為《老子》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 是月　陳伯達《批判的繼承與新的探索》刊於《紅旗》是年十三期。其中說：「也有些人，他們倒不去搞許多煩瑣的考證，卻是在繼承歷史遺產、文化遺產的名義下，在玄虛中繞圈子，把古代加以現代化，把現代加以古代化。例如馮友蘭先生曾經提出過所謂『抽象繼承法』，在實質上就是這樣。」《自序》曾反駁此文，說，「當時有一個反對抽象繼承法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前線總指揮是陳伯達。……問題在於『化』的對不對，在於『化』之中有沒有歪曲誇張，而不在於『化』。如果不注意於前者，而僅注意於『化』，那就沒有人敢於講歷史了。……陳伯達在以下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實在難以回答，因為他的思想相當混亂，叫人不知道他所問的是什麼。而他那一種提法，叫人有一種印象，你要是不能回答，那你就是承認錯誤」（《全集》第一卷，第249頁）。 7　月 10日　《再談關於老子哲學的問題》刊於《哲學研究》1959年第七期（後收入中華書局《老子哲學討論集》）。此文就關鋒、林聿時《論老子哲學體系的唯心主義本質》、《再談老子哲學》中所提各點繼續論證《老子》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觀點。 23日　致函中華書局金燦然，就重印《中國哲學史》一事提出意見。 31日　得金燦然覆信。 8　月 27日　出席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聽陸平報告：關於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及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 是月　車載《論老子書的「其中有物」——與馮友蘭先生商榷》刊於《學術月刊》。 9　月 是月　開始由先生一人講授中國哲學史全過程。 21日　《學術界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刊於《文匯報》。 10　月 15日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聘請先生為該部古籍整理和出版規劃小組組員。 是月　《先秦道家哲學主要名詞通釋》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四期（後收入《老子哲學討論集》）。鑒於老子思想問題爭論雙方相持不下的情況，文章提出研究老子的方法問題，認為應該「不要局限於先秦道家的某一種資料，而要把現在所有的先秦道家的資料，都排在一起，打成一片，把這些材料裡邊所有的主要名詞和術語，作一種比較和分析的研究，找到它們的共同的意義。這也就是說，找出這些名詞和術語在先秦這個時期，在道家這個學派里的特殊意義。這些找出來以後，再看這些名詞和術語，在道家內部各流派裡邊，又有什麼自己的特殊意義。在這基礎上面，就可以看出來先秦道家思想跟其他各派的主要不同之所在，也可以看出道家內部各流派的同異之所在。這樣，就可以認識和了解先秦道家和其中流派的本來面目」。此文即據此方法分析道家主要名詞，並通過分析得出先秦道家有一個從唯物到唯心的演變過程的結論。文章還認為先秦道家的中心思想是「為我」。 12　月 7日　《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刊於《新建設》1959年十二期。此文認為哲學史的對象是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發展史；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是鍛煉、了解、批判、繼承、總結；中國哲學史可分為殷商至春秋戰國、秦漢至鴉片戰爭（包括秦漢至隋唐、宋至明中葉、明中葉至鴉片戰爭三段）、鴉片戰爭至五四、五四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四個時期；因為中國「沒有正式地經過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中國哲學史也缺乏資產階級哲學這一階段」，所以中國哲學史的特點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是樸素的，辯證法是自然的，哲學觀點與社會、政治、倫理觀點緊密相連。認識論不占主要地位。 8日　出席哲學研究所所務會議。 10日　主持教研室會議，討論先生編寫之中國哲學史講稿。《論「六家」》刊於《哲學研究》1959年十一、十二期合刊。此文認為關於先秦學術思想派別，司馬談提出的「六家」之說與劉歆提出的「九家」之說，「是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中應該接受的一項財產，而不是應該扔掉的一個包袱」。 是　年 出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之高教會議，並在周揚主持之座談會兩次發言，一次說畢業分配學用不一致，另一次說中國哲學史課時少，不夠用。會議中途先生因患腸炎缺席。會議最後由陸定一作報告，提及1958年下放勞動，說「年老教師也去了，聽說馮友蘭也去了，可以不必」。自黃村回北大後，先生與其他哲學系教師一樣每周勞動一個下午。自陸定一講話後，哲學系不再要求先生參加此項勞動。 某日，於中南海懷仁堂遇周揚，周對先生說：「你不要輕易放棄你的意見。」又說：「你的舊中國哲學史還可以重印，願改多少就改多少，完全不改也可以。我通知他們來同你接洽。」不久中華書局即來先生家中接洽，商定以商務印書館原紙版重印。 1960年（庚子）　六十五歲 1月7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擴大會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隊有制向社有制過渡的設想。會後各省響應號召，繼續「大躍進」，繼續大刮共產風。　3月6日至12月2日，中共中央通過批轉報告強調把辦好公社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食堂也是我們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　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要求全國城市大辦公社，上半年試點，下半年推廣。　4月22日，《紅旗》、《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提出高舉列寧主義旗幟，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問題。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的思想」，毛澤東的思想「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的思想頂峰」，作出《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這一決議，強調其精神對各黨政機關、學校、企業都適用。　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規定公社實行三級所有，以隊為基礎，糾正「一平二調」，進行整社整風。 3月，藍公武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4月，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著五卷本《中國思想通史》出齊。　6月，賀麟、王太慶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　月 7日　關鋒《駁馮友蘭的「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哲學」說》刊於《新建設》1960年第二期。此文認為「談到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批判任務，必須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哲學提到首位」，因此《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提出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哲學，是一個「政治思想傾向問題」，是「歪曲中國近代和現代哲學戰線上的鬥爭，是直接關係到當前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認為先生關於封建哲學「從『五四』以來，進步的和革命的思想家，已經給以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們的打擊主要是從政治社會方面，揭發這種思想的反動性。從哲學根本問題上對它進行批判，這一方面的工作還很不夠」，則是否定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打擊和貶低中國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又說，「每一個中國哲學史工作者，必須老老實實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堅定地在毛澤東旗幟下，在他所提出的原則、方針指導之下進行工作，才可能搞出一點真正的成就。生活在中國現代的人，他的歷史知識再多，如果他背離了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的方針，而認為只有他自己那點可憐的甚至完全是糟粕的東西，才是哲學、哲學史，那麼，他做中國哲學史工作也只能作逆流」。 是月　東方望《看馮友蘭的自瀆與被整》刊於台灣《文星》1月號。［日］竹內照夫《從馮友蘭的思想歷程看中國現代哲學的動向》刊於《斯文》二十六期。 2　月 6日　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署褒獎狀，褒獎先生「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期間，將歷年收集的明清時代兵器二百四十九件捐獻國家，以供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化私為公，表現了愛國主義的熱情」。 23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七十四次校委會會議。 是月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編撰《馮友蘭小傳》[1]，說先生1949年前「為蔣介石獻策，宣傳道統，從思想上反對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御用哲學家」，1939年至1946年間「積極為蔣匪工作……宣傳反動哲學『新理學』，並經常在昆明各報發表反動文章。抗戰期間，蔣組織青年軍時，馮在西南聯大曾鼓動青年參加青年軍。1945年『一二·一』運動時，接受蔣匪密令，與傅斯年、吳有訓以中間姿態出現，動員教授複課，破壞學運」；1949年後「寫信給毛主席，試探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工作中假裝積極，實際上與黨格格不入」，「他所發表的關於哲學史方法論方面的文章是『新理學』體系具體運用到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表現，他雖然表面上說願意並且也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但其『新理學』的觀點都原封未動。……他自認為其哲學體系有合理的內核，一半是唯心主義，一半是唯物主義，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因而企圖以此作為在政治方面、學術方面向黨討價還價的資本」。《小傳》最後作出鑑定，認為先生「解放以來始終與黨不是一條心……並常通過學術問題與黨的領導相對抗，在中國哲學史方面與黨爭奪領導權。1957年整風鳴放時曾說：學校黨委、高教部、中宣部、甚至毛主席，都不能領導學術。馮富有資產階級的政治經驗，善於觀察風向。平時不暴露真實思想，在運動中看風使舵，什麼情況說什麼話。……對待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雖曾寫書（《四十年的回顧》）進行了一些自我批判，承認自己是『四十年來作逆流』，但在課堂上介紹新實在主義時，至今沒有對自己的有關思想進行批判；至於政治立場更沒有多大改變，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政治排隊，整風反右時期中右，現在仍為中右」。 3　月 7日　《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哲學的問題——答謝關鋒同志》刊於《新建設》1960年第三期。文中說，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哲學是由於疏忽——只講古代中國哲學史，而忘記文中講中國哲學史分期那一段把現代也包括進去了，疏忽的原因則是「沒有站在馬克思主義這一邊……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把資產階級哲學隱蔽起來，以免被趕盡殺絕」。 26日　在俄文樓201室出席第七十五次校委會會議。 29日　上午十時在政協禮堂出席全國政協三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休息後，出席周恩來及政協各副主席與政協委員談話會。 30日　下午三時列席二屆二次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聽國家決算、預算、國民經濟計劃報告。 4　月 1日、2日　參加政協分組討論。 4日至5日　繼續參加政協會議。 6日　列席人大會議，聽關於農業發展綱要報告。 7日、8日　繼續出席政協會議。 9日　下午列席人大會議。 10日　上午列席人大會議，聽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及中國對外政策報告。 11日　出席全國政協會議閉幕式。 中旬　出席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住北京飯店。會議決定設中國哲學史編寫組，由任繼愈任主編，另由先生單獨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專著及中國哲學史史料史。會後中華書局來人接洽由他們出版先生所寫專著。不久人民出版社來函，說集體編寫的中國哲學史教材與先生的專著均由他們出版，已指定劉元彥與先生接洽此事。文科教材會議閉幕後，設立常設機構教材編寫辦公室，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社科處處長洪島、高教部司長鬍沙主持，下設各科小組，哲學組由艾思奇任召集人，先生為副召集人，成員有賀麟、王子野（人民出版社社長）等。 20日　出席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批判巴人修正主義」會議並發言。 21日　繼續出席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批判巴人會議並再次發言。 29日　繼續出席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批判巴人會議。 5　月 5日　出席哲學系全體教師辯論人性與人道主義大會並發言，發言題目為《人性和人道主義》，認為「無產階級人性和資產階級人性在其主要點上毫無共同之處，但在次要點上，例如在生活習慣與思想意識的小節目上，也可以有互相交錯的地方。這種情況在藝術方面特別明顯」，修正主義者「歪曲強調敵對階級之間的階級統一，認為統一是絕對的，鬥爭反而是相對的……這顯然是模糊階級鬥爭，不讓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修正主義的反動性之所在」。又認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曾有進步意義，也有局限性，後來就成為反動性。它是「以資產階級的人為社會一切事業的主體，以資產階級的人性為一切價值的標準」，而「無產階級所說的人是全人類……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是真正的人道主義，真正的人道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真正的人道主義是要在消滅階級以後，才能實現。可是修正主義者，卻利用抽象人道主義模糊階級鬥爭，不讓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修正主義的人道主義反動性之所在」。 10日　北大黨委辦公室編印之《北京大學文科學術動態》第九期印出先生之發言稿《人性和人道主義》，並加編者按曰：「4月29日，在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批判巴人修正主義的會議上，有些教員在批判巴人的同時，也對馮友蘭在20日、21日的發言提出了不同意見。馮友蘭本擬發言，並事先準備了發言稿，在別人對他提出批評後，他卻表示自己意見有錯誤，沒有發言。後來在5月5日的全系教授辯論會上，他又作了一個發言，發言的論點跟這篇發言稿基本一致，只不過引用了較多的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用來掩蓋他的觀點。現將其4月29日的發言稿全文印出。」 下旬　出席北京大學「批判巴人反動人性論學術報告會」並發言，內容與5日發言相同。 6　月 上旬　繼續出席北京大學「批判巴人反動人性論學術報告會」。 23日　應吳晗、廖沫沙、關世雄的邀請與王瑤等二十餘名專家一起座談。 7　月 22日、29日　《論孔子》刊於《光明日報》（後收入山東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孔子討論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孔子哲學討論集》）。是為中國哲學史課孔子章講義，曾提交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次學術討論會（先生未出席）。文章認為「孔子和他所創始的儒家，是代表從奴隸主貴族轉化過來的地主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地主階級，希望儘可能在不破壞奴隸主貴族制度的前提下，在這種制度的框子裡，作一些改革。其中的要點包括承認人的作用，提高勞動生產者的地位，改善他們的生活，接收貴族以外的有能力的人參加政治。……孔子一生的行動及其全部思想是……這些態度決定的」。又認為，他反對刑書和擁護等級制度的態度，在思想戰線上表現為對於「禮」的擁護；他對於「徠遠人」和「舉賢人」的態度，在思想戰線上表現為對於「仁」的提倡。 這一學期哲學繫於4月、7月以「教學檢查」名義兩次對先生進行大會批判，參加者為四、五年級學生、進修教師及教研室成員，共一百五十餘人，有的學生認為先生的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聽先生的課是「浪費青春」。批判會後先生說：「既然是『浪費青春』，我就不寫講稿了，讓他們少浪費點青春吧」。於是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又召開兩次小會，動員先生講出不同意見。[2] 30日　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編撰《馮友蘭先生所授「中國哲學史」一課情況》，說「馮是解放前帝國主義反動哲學新實在論在中國的販賣者，一貫敵視馬克思主義。解放後立場不變，1956年國際反共潮流囂張，馮友蘭提出『抽象繼承法』，與馬克思主義和黨的領導相抗爭，企圖使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復辟。後來在形式上作過一些自我批判，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1959年所寫《四十年回顧》一書，乃是借『自我批判』為名，對自己過去反動哲學思想大加吹噓和標榜。1959年暑期我們決定由馮友蘭開『中國哲學史』課時，充分估計到了馮的上述情況，當時叫馮講課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讓他發揮一個反面教員的作用。……我們覺得這一年來，馮的反面教員的作用已經起到了，沒有必要再讓他逐堂講下去了。……下學期我們打算通過邊學習邊建設教材的辦法，發動同學編寫中國哲學史講義……對馮的講授和他的講稿進行批判。……下學期結束之後，不打算再叫馮開哲學史通史課，通史課全部改由黨員和青年教員開」。 8　月 5日　李啟謙《對馮友蘭先生〈論孔子〉的幾點意見》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認為「馮友蘭先生的文章缺乏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把階級鬥爭中產生的學派說成是私人的事，把有階級性的『愛人』看成是無階級的『泛愛』。」 20日前後　出席民盟中央全會擴大會議。 22日　中共中央負責人接見民革、民盟、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全體人員併合影，先生出席。 26日　北大哲學系「哲四」小組集體討論，陳志尚、於成吉、張家禎執筆的《評馮友蘭先生的〈論孔子〉》刊於《光明日報》。 9　月 28日　在臨湖軒出席第七十九次校委會會議。 10　月 7日　《荀子的哲學思想》刊於《新建設》1960年十、十一期。此文認為荀子是先秦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其哲學思想是先秦哲學的總結，也是當時大一統趨勢的反映；認為荀子從儒家的觀點，從奴隸主貴族轉化過來的地主階級立場，為即將到來的地主階級政權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又認為荀子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不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故地主階級政權穩定後選擇孟子的哲學思想為官方哲學，這說明哲學史的一條規律：唯物主義哲學只能為進步階級或上升時期的階級服務。 25日　《〈易傳〉的哲學思想》刊於《哲學研究》1960年第七、八期。此文認為《易傳》是戰國末至秦漢之際儒家的著作，它有一個客觀唯心主義的封閉體系，對中國辯證法思想的發展有很大貢獻，但其辯證法思想並不徹底，目的在防止事物發展變化；又認為《易傳》把奴隸主貴族社會中一部分秩序硬加於自然界，又反過來以這種所謂自然秩序說明它所要維持的舊框子的合理性、永恆性，企圖「把這些等級和關係抽象地肯定下來，以為從奴隸主貴族轉化過來的封建地主階級服務，這就是《易傳》哲學思想的社會意義和階級根源」。 12　月 12日　出席中國科學院學部會議。 約15日　得陳郁彬9日信。陳原為清華哲學系學生，三年前去香港，信中說，「我深深地覺得近代中國哲學家沒有一個能與先生相提並論的……因此我……有一個要求，如果我以後在學問上發現了困難時，我隨時用書面向先生提出來請教」。後先生將此信交哲學系。 是　年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曾登門道歉，說：「學生批判你太過火了，傷了你的積極性吧？」先生說：「沒有，該怎麼積極，還是怎麼積極。」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王慶淑也登門說：「學生批判太過火，我以黨總支的名義向你道歉。」 多次主持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會議討論柳宗元、劉禹錫、韓愈、李翱、張載、朱熹哲學思想，「討論了柳宗元、劉禹錫的唯物主義反對韓愈、李翱的唯心主義的鬥爭和韓愈、李翱反對佛教的鬥爭；張載哲學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朱熹哲學的作用和估價等一些問題。討論會是結合教學和科學研究進行的，分別參加這些討論的有修『中國哲學史』課的一百多位同學，有教研室全體教師、進修教師和研究生」（《北京大學學報》1961年第一期）。 整理並油印祖父、父親、姑母之詩集，為台異公文集另抄副本。 鄭州大學成立，先生受李濂（時任匯文中學教師）之託致函嵇文甫，介紹李到鄭大工作。 老家唐河縣來信詢問民國時所撰縣誌初稿下落並徵求對編寫縣誌之意見，先生回長信提供史料，提出意見。 西北二中學教師來信，表示要學習資產階級哲學，並就此提出一些問題求教。先生回信勸其學習馬列主義、思想，不要學資產階級哲學。 因糧食緊張，一切按票證供應，白菜亦為珍品。 * * * [1] 七十年代初，由學生送來一些材料，說是在系裡撿的。此件在其中。 [2] 據北大哲學系《「雙反」運動以來對馮友蘭教授批判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