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 · 1941年-1950年

1941年（中華民國三十年辛巳）　四十六歲 1月7日，國民黨軍隊包圍襲擊新四軍，製造皖南事變。　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成立，黃炎培任主席。　6月22日，德國向蘇聯發動進攻，蘇聯衛國戰爭開始。　8月，陳納德率美國志願航空隊來華。　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創辦。27日，日軍攻入長沙。　12月8日，日本襲擊珍珠港、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中、美、英、法、加、荷、新、澳等國聯合陣線形成。　12月，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在延安出版。 1　月 8日　下午三時半在新校舍常委會辦公室列席聯大第一六六次常委會會議。 9日　下午六時在西倉坡清華辦事處出席圖書設計委員會、儀器設備設計委員會聯席會。會議主席陳岱孫。出席者還有楊石先（高崇熙代）、陳序經、趙迺摶（陳岱孫代）、嚴文郁。 10日　為聯大學生自治會舉辦的哲學討論會講演，題為「人生哲學問題」[1]。 15日　下午七時在清華辦事處列席聯大第一六七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設立本校同人遭受空襲損害救濟委員會，請先生為委員。 20日　《人生中底境界》刊於昆明《中央日報》。 22日　下午七時在清華辦事處列席聯大第一六八次常委會會議。 23日　下午六時出席清華大學第三十六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高崇熙、陳福田、施嘉煬、梅貽琦、葉企孫、張德昌、陳省身、馬約翰、潘光旦。會議討論有關校慶問題，決定清華三十周年校慶紀念日期定為4月27日（星期日），地點暫定聯大工學院。紀念會除儀式外，並舉辦學術講演會、討論會、展覽會及校友聚餐。會議還討論紀念刊物印刷問題，其所有具體辦法由校長聘定之會序委員會商定。 26日　《人生的意義》刊於昆明《中央日報》。 是月　朱光潛《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刊於《文史雜誌》第一卷二期。此文謂「近一二十年來，關於中國哲學方面，我還沒有讀到一部書比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更好。它的好並不僅在作者企圖創立一種新哲學系統，而在他有忠實底努力和縝密底思考」。但又認為《新理學》之哲學系統在真際與實際是否有範圍大小之分別、真際與實際如何發生關係、我們如何知真際與實際三方面有破綻，《新理學》之藝術論也存在問題。胡繩《反理性主義的逆流》（評《新理學》）刊於《讀書月報》第二卷十期。 2　月 9日　《中國社會的轉變》刊於《雲南日報·星期論文》。此文認為當時有三件意義重大的事情可以預示中國的將來，即工業合作社的發展、國營事業的進步、中產階級的沒落，「社會上底變化有許多都是時勢造成底，現在有許多人討論，中國應當有什麼樣子的社會，是否須經過資本主義底社會的階級，其實中國的社會時刻在轉變中，有許多討論不決底問題，事實已經替討論底人早解決了」。 12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第一六九次常委會會議。 16日　《答陳序經先生》刊於《今日評論》第五卷第六期。 3　月 4日　晚七時出席清華第十二次評議會。 19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第一七一次常委會會議。會上梅貽琦報告中英文化協會收到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教授關於中英文化合作宣言及徵求聯大教授意見函，此後，聯大會議推定先生及錢端升、陳福田起草宣言以示響應。 24日　下午七時出席清華第三十八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李輯祥（代施嘉煬）、陳岱孫、葉企孫、梅貽琦、潘光旦、吳有訓。會議決定（一）發給教職員每人每月生活津貼二十元，家屬每人每月五元，原生活補助費繼續發給。（二）研究生津貼與北大商定一致辦理，加二十元，即每人每月七十元。（三）補助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本年度經費一千元。（四）教職員醫藥補助辦法適用於直系家屬，但總數仍以三百元為限。 26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第三屆第四次校務會議，商討下學年分校校址等事宜。 是月　太虛《馮著〈中國哲學史〉略評》刊於《讀書通訊》二十二期。 4　月 2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第一七二次常委會會議。 3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清華二十九年度第二次教授會。 9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第一七三次常委會會議。 10日　晚七時出席清華第十三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梅貽琦、戴世光、李輯祥（代施嘉煬）、李謨幟、吳有訓、周培源、陳省身、陳岱孫、王信忠、陳銓。會議審議下屆留美公費生考試應設科門分配案。 16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第一七四次常委會會議。 23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第一七五次常委會會議。 約27日　在昆明拓東路聯大工學院出席清華大學三十周年校慶紀念會。與會者千餘人。龍雲致辭後，先生代表北大、清華教授致辭。黃子堅轉達張伯苓之意，謂清華與南開為「通家之好」，北大與清華亦為「通家之好」，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出身清華，先生自己是清華文學院院長而出身北大，此外還可舉出多人。他人亦爭相舉例說明，氣氛異常活躍。[2]會後在海棠春聚餐。 是月　《孟子浩然之氣章解》刊於《清華學報》第十三卷一期。此文認為「浩然之氣」之「氣」與孟施捨「守義」之氣性質相同，不同之處在「浩然」。「浩然」即大，「浩然之氣」能使人堂堂立於宇宙間無懼；養「浩然之氣」方法有二，「一方面是對於宇宙有正確底了解。此了解即是道。一方面是力行人在宇宙間應有底義務，此義務即是道德底義務。合此兩方面，即是『配義與道』。常行義即是集義，集義既久，則浩然之氣自然而然生出，一點勉強不得」。又認為「浩然之氣是『配義與道』所生者，故有浩然之氣者，不懼亦不惑。不懼不惑，尚何憂之有？此不惑不懼不憂，又不是只限於在人間者，此有浩然之氣者所以能『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梁實秋《新世訓》書評、胡秋原《論新理學》刊於《星期評論》十八期。 5　月 4日　往梅貽琦宅出席林文奎、張敬婚禮並贈詩一首[3]。 7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第三屆第五次校務會議。 8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大學二十九年度第三次教授會。六時半出席第十四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葉企孫、施嘉煬、李謨幟、王信忠、周培源、陳省身、陳岱孫、吳有訓、陳銓、戴世光、潘光旦、梅貽琦、蘇國楨。會議決定將留美獎學金髮給五名教員、助教。 12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七六次會議。 21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七七次會議。 22日　下午七時出席圖書設計委員會、儀器設備設計委員會聯席會。會議主席吳有訓。出席者還有樊際昌等十四人。 28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七八次會議。 是月　似彭《馮友蘭先生的〈新世訓〉》刊於《新經濟》第五卷三期。 6　月 4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七九次會議。 14日　晚在雲南大學主持「現代思潮」講座，由賀麟講「儒家思想的新開展」[4]。 15日　晚七時在雲南大學講演，題為「儒家思想新開展中的一個問題」。是為「現代思潮」系列講演之一。 16日　《讀〈秦婦吟校箋〉》刊於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國文月刊》一卷八期。此文贊同陳寅恪《秦婦吟校箋》的基本觀點，而又提出商榷，認為「韋莊所以諱言《秦婦吟》者，因其中指斥當時軍閥，而其所指斥之軍閥，又適為楊復光軍，或有為楊復光軍之嫌。而其所事新朝之主，及新朝中之一部之同僚，又適為前楊復光軍中要人。故其諱言此詩，不但為志希免禍，且系出於人情之常，所謂『不好意思』者」。 18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次會議。 25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一次會議。代梅貽琦主持會議，於會上報告：教育部決定，本校如有未完成畢業考試之學生，一律不得發給任何修業證或成績單，並不予介紹職業。 27日　致函梅貽琦，提議聘文科研究所哲學部上學年畢業生張遂五為清華教員，月薪兩百元，請裁定。 28日　下午四至六時對清華文科研究所外國文學部研究生李賦寧進行論文考試。考試委員還有吳宓、陳銓、楊業治、邵循正、溫德、聞一多、潘光旦。考後在清華辦公處公宴。[5] 7　月 2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二次會議。 4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三屆第六次校務會議。 16日　下午七時半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三次會議。 23日　下午國民黨聯大直屬區舉行黨員大會，選舉執監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中央委員黃寶山出席指導，黨務視察員姚從吾、周慕文到會主持。區黨部出席有先生及蔣夢麟、戴修瓚、錢端升、田培林、吳有訓、崔書琴、黃鈺生、陳松友、楊石先等五十餘人。會議由查良釗主席、錢端升報告籌備經過。後選舉執監委員及下屬五個區分部執監委員。 是月　長女鍾璉畢業於西南聯大並赴新加坡與張小毅結婚（後離異）。長子鍾遼考入聯大先修班。 8　月 5日　《論部聘教授》刊於《當代評論》第一卷第五期。[6] 6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四次會議，並代理主持會議，於會上報告：教育部為檢發教育部設置部聘教授辦法令，仰知照訓令。 12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五次會議。會議討論敘永分校存廢問題，決定提交聯大校務會議複議。 13日　下午七時出席第三屆第七次校務會議。會議複議敘永分校存廢問題，決定三十年度仍在敘永續辦先修班。 9　月 4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八次會議。 10日　下午二時半出席清華第十六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三十年度留美自學獎學金名單。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一八九次會議。會議決定關於本年度同人薪俸調整事宜，請先生與鄭天挺、楊石先三人就實際情形商洽後報告本會，再定辦法。 17日　下午一時半主持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會議。二時半在昆明北門街73號清華航空研究所出席清華二十九年度第四次教授會，報告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並參加討論。會議還選舉下屆評議員、各院院長及研究院委員會主席，陳省身、周培源、蕭叔玉、張奚若、王明之、陳福田、劉仙洲、王信忠、李輯祥當選為評議員，先生連任文學院院長，吳有訓任理學院院長、陳岱孫連任法學院院長、施嘉煬連任工學院院長，葉企孫連任研究院委員會主席。 18日　下午七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九○次會議。會上鄭天挺報告就同人薪俸調整事宜，與先生及楊石先商洽後擬向學校建議各點。 24日　下午七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九一次會議。 是月　《聯大必修選修學程表（1941—1942年度）》規定先生所授除「中國哲學史」外還有「中國哲學史研究」。[7] 10　月 1日　下午七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九二次會議。 8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年度第一次會議，選舉第四屆校務會議教授代表。 13日　《略談哲學的用處》刊於《當代評論》第一卷第十五期。[8] 15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四十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梅貽琦、吳有訓、沈履、李輯祥（代施嘉煬）。會議決定：（一）各學系研究計劃展期至10月底結止，收集後先由校務會議審查再提交評議會。（二）上學年休假未歸者，如本學期內返校，除到校之月照發薪金外，另由學校送薪兩個月作為旅費補助，本學期不返校者，應退還休假待遇各費。下午六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九三次會議。 23日　下午七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九四次會議。蓮峰《形式邏輯與「無字天書」——讀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胡繩《反歷史主文的歷史主文》（評《新事論》上）刊於香港《華商報》。 29日　下行七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九五次會議。 30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四屆第一次校務會議。胡繩《反歷史主義的歷史主義》（評《新事論》下）刊於香港《華商報》。 11　月 5日　下午六時在昆明才盛巷2號出席常委會第一九六次會議。會議聘先生任聯大聘任委員會主席，委員有吳有訓、陳序經、施嘉煬、黃鈺生、鄭天挺、樊際昌。又推定先生和湯用彤為聯大代表，負責與昆明各學術團體共同發起在昆舉行泰戈爾追悼大會，並籌備追悼會事宜。 7日　應梅貽琦的邀請，與梅貽琦、朱自清、楊振聲、羅培常、聞一多等商討聯大中文系問題。[9] 13日　下午五時半出席常委會第一九七次會議。 19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一九八次會議。會議聘先生為聯大學生入學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楊石先任該委員會主席，委員還有陳岱孫、陳雪屏、李繼侗。先生在會上報告協同雲南大學等各學術團體籌備泰戈爾追悼大會的情形，決定本月29日與在渝各學術團體同時在渝、昆兩地舉行追悼大會。 20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潘光旦、陳岱孫、吳有訓、施嘉煬、沈履、梅貽琦。會議擬訂研究計劃進行之共同原則，決定教職員及家屬醫藥補助以每年五百元為限，又審議教職員眷屬在滇房租津貼辦法。六時出席清華第十七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陳福田、陳省身、潘光旦、王明之、劉仙洲、周培源、吳有訓、施嘉煬、陳岱孫、李輯祥、王信忠、梅貽琦、沈履。會議審議本學年應發獎學金研究生名單。 22日　下午朱自清來訪，談中國文學系及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事務。 23日　出席梅貽琦、蔣夢麟招待山東沈鴻烈將軍之茶會。 26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四屆第二次校務會議。六時在昆明才盛巷2號出席常委會第一九九次會議。 27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各系研究計劃及所需經費分配案。 29日　出席聯大與在昆明各學術團體舉行之泰戈爾追悼大會。 是月　寫成《梅溪文鈔（稿）序》。[10]孫雄曾《新理學》書評刊於《星期評論》三十八期。此文認為《新理學》的哲學系統是「程朱理學在新理學燭照下之重光。就其為程朱理學之重光一方面看，馮先生是替我們寫了一部空前底好書；但就其為發表一個哲學系統一方面看，則似乎馮先生是太愛惜了他的系統，以至未能完全忠於他的方法」，並從理之有無、理與氣之關係、真際之看法、真際與實際之關係四方面提出質疑。 12　月 3日　下午六時在昆明西倉坡清華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又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年度第二次會議。會議討論要求提高薪金案，決定向教育部遞申請書，要求撥給三十萬元臨時救濟款，並提出維持最低生活水平之薪金標準。會議推定先生及陳岱孫、燕召亭、周炳琳、張奚若、趙訪熊、楊西孟起草此申請書，先生為召集人。 7日　下午訪朱自清，談中國文學系羅莘田復職問題。 10日　下午六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一次會議。 13日　下午訪朱自清，再談羅莘田復職問題。 14日　晚招朱自清吃餃子。 18日　下午六時在登華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二次會議。 是月　朱自清《介紹〈新世訓〉》刊於《讀書通訊》二十七期。此文認為《新世訓》「是二十年來同類的書里最有創見最有系統的一部著作。同時又是一部有益於實踐的書」，能提示宋明道學家思想中「那些顛撲不破的道理」，使人「知道宋明道學家的學說里確有許多親切的做人的道德，可以當下實踐。這差不多是一個新發現」。又認為「本書的特長在分析意義，這是本書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認為高中二、三年級和大學生「該耐著性兒讀這本書；那麼，不但可得著切實的生活方法，還可以得著切實的閱讀訓練」。季《新理學》書評刊於《圖書季刊》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 是　年 刊出《再論中西醫藥》。此文認為「研究中藥不是一件容易底事，需要政府主持，多設研究所，多養精通新醫西醫又虛心底人，及精通舊醫中醫而又虛心底人，通力合作，假以時日，方能有成」。 刊出《論悲觀》。此文認為對人生悲觀者「知道了他所以對於人生抱悲觀的原因，他的悲觀即可以減輕」，「再知『人生的意義』是一個不成問題底問題，大概他的悲觀，總可以破除他大部分」。 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六編第五章，教育部於1941年進行學術獎勵，規定具有獨到性或發明性，對於學術確係特殊貢獻者列為一等；具有相當獨創性或發明性而有學術價值但不及第一等者列為第二等；學術上有參考價值或有裨實用，但不及第二等者列為三等。評審結果，先生的《新理學》被列為一等獎，金岳霖的《論道》列為二等獎。 刊出《新理學答問之一》。此文是對朱光潛《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的答覆。 高亨贈其所作《毛公鼎銘柬注》（國立東北大學《志林》單行本）。 約於是年，張蔭麟贈其所著《中國史綱》第一冊（遵義史地教育研究所石印本）。 * * * [1] 據1941年1月9日昆明《中央日報》報道。 [2] 據鄭天挺：《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載《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 [3]張敬時為西南聯大學生。 [4] 據1941年6月14日昆明《中央日報》。 [5] 據《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第256頁。 [6] 據《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第257頁。 [7]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241頁。 [8]據《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第260頁。 [9] 據《朱自清年譜》，第228頁。 [10] 《梅溪文鈔（稿）》未出版。 1942年（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壬午）　四十七歲 1月1日，中、美、英、法、蘇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發表共同宣言（即《華盛頓宣言》，亦即「二十六國公約」），宣布共同對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不與敵國單獨簽訂停戰和約。是月，郭沫若作劇本《屈原》。　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報告，此後延安開始整風，後又轉入審干。　5月2日至23日，延安舉行文藝座談會，毛澤東於會上作《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報告，批判王實味、蕭軍、丁玲、艾青等的雜文與文藝思想，規定文藝工作者必須改造世界觀，徹底破壞「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規定文藝必須為實際政治服務，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齒輪和螺絲釘』」。27日，陳獨秀逝世。　8月，美軍在太平洋開始對日軍進行反攻。　11月，蘇軍在史達林格勒開始對德軍進行反攻。　是年，侯外廬、杜國庠、周谷城等在重慶成立史學會。 5月，胡適《中國思想史綱要》（英文）出版。　是年，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出版。 1　月 1日　《論人生的意義》刊於遵義《思想與時代》雜誌第六期。[1]此文認為解是了解，覺是自覺，因人生之有覺解，使人在宇宙間，得有特殊的地位，故「有覺解不僅是人生的最特出最顯著底性質，亦且是人生的最重要底性質」。 上旬某日　在聯大社會學會講演《抗戰與中國社會思想》。 7日　《抗戰與中國社會思想》刊於昆明《中央日報》。下午六時在昆明才盛巷2號出席常委會第二○三次會議。 12日　致函孫雄曾，對孫就《新理學》所提四點質疑作出答覆。 14日　下午五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四次會議。 28日　下午六時西倉坡清華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五次會議。 是月　刊出《再論知行》。此文認為「知」有認識、了解二義，就認識之義而言，道德之知易而其行難，就了解之義而言，道德之知難而其行易，「不過在技術方面說，知難行易，所以能知即能行。但在道德方面……卻不定能知即能行」。 2　月 1日　《論心的重要》刊於《思想與時代》第七期。此文認為有心才有覺解，才有知覺靈明，才能使「人與天地參」，人心又有感情慾望，「此是人之同於或近於禽獸者」，故心的要素是知覺靈明，不是感情慾望，人之所以為人，所以異於禽獸，在於知覺靈明，不在於感情慾望。 11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六次會議。 16日　午後朱自清來訪。 25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次會議。 是月　刊出《抗戰的目的與建國的方針》。此文認為「抗戰建國本來是一件事，因為建國受了阻礙，所以才用武力以克服這種阻礙。建國是目的，抗戰是手段」，「我們抗戰的目的，是爭取工業化，我們建國的方針，是趕緊工業化」；認為「有工業化底物質文明，自然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近代底物質文明，而只提倡近代底精神文明，都是空提倡，都是空談無補。」《新理學答問之二》刊於《星期評論》第四十二期。此文就《星期評論》第三十八期孫雄曾對《新理學》所提四點質疑作出答覆。 3　月 1日　《論人生中底境界》刊於《思想與時代》第八期。此文認為「人對於宇宙人生底覺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底意義，亦有不同。人對於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覺解，因此宇宙人生對於人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認為「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特徵是「在此種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底」，功利境界的特徵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為利底』（即為他自己的利）」，道德境界的特徵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行義』底（即為社會的利）」，天地境界的特徵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為是『事天』底（即他已知性，因為他已知天）」。自然境界最低，天地境界最高，在天地境界中的人謂之聖人。認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禮物；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創造，人的境界可以有變化，有發展。 4日　下午五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八次會議。 16日　國文學會主辦的中國文學匯講開始，先由朱自清講「講詩的語言」，此後由劉文典講「《紅樓夢》」，沈從文講「短篇小說」，先生講「哲學與詩」，羅常培講「元曲中之故事類型」。[2] 18日　《義與利》刊於《大公報》。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九次會議。 25日　下午五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次會議。 28日　朱自清來訪，借走《新原人》手稿第一冊。 是月　寫成《新原人·自序》。《新世訓》在重慶出第二版。 4　月 1日　《論自然境界》刊於《思想與時代》第九期。此文認為自然境界的特徵是「少知寡慾」，「不著不察，天真爛漫，有似乎混沌」，同時強調自然境界的產物與精神的創造的區別，肯定荀子之注重人為，注重文，注重學。 25日　《朱自清日記》於是日記云：「讀芝生《新原人》手稿，寫得很好。」下午五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一次會議。 26日　下午三時在北門街71號出席清華三十一年周年校慶紀念會。會上先生講演說，並「述超（疑指葉公超——蔡按）由新加坡脫險至瓜畦而至印度事跡，並寅恪近況。」[3] 29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四次會議。 是月　《新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再版。 5　月 1日　《論功利境界》刊於《思想與時代》第十期。此文認為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為都有明確的目的，都是為求他自己的利，都是「為我」，都是「自私」；認為大多數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我們現在的社會大部分是這一種人組織的，我們現在的文化大部分是這一種人創造的；認為「國家社會的組織，法律道德的規則是人依其性以發展所必有底。對於人生，它們是必要底，但不是必要底惡，而是必要底善」。 2日　朱自清來訪。借走《新原人》手稿第二冊及三本《思想與時代》。 6日　下午六時在西倉坡清華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五次會議。 7日　下午出席聯大第四屆第三次會議。 16日　《人生的意義及人生中的境界》刊於《讀書通訊》四十二期。是為先生在雲南省訓練團學術講演會之講演紀錄。《朱自清日記》於是日云：「晚讀完馮的《新原人》五至七章。第七章《天地》尤為重要。『同天』境界及『二氏』之方內、方外的解釋與批判皆為創新之見解。然對『大全』與『日用』之調和一點，說明不夠充分。」 20日　下午六時在西倉坡清華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六次會議。 21日　在師範學院附屬禮堂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年度第三次會議。由周炳琳、陳雪屏、羅常培提議，會議決定請學校當局應為注意，倘時局不幸發生劇變，應（一）預籌備疏散費；（二）設法尋求車輛，儘量先輸送同人之眷屬；（三）同人未發表之著作設法送至安全之地。 22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 23日　下午朱自清來還《新原人》手稿第二冊。 27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七次會議。 月底　得孫雄曾24日信。信中就《新理學問答之二》提出商榷。 是月　刊出《新理學答問之三》。閱李耀仙畢業論文《二程哲學之比較研究》，並以梁啓超評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語評之：「有偏宕處，有獨到處。」 6　月 1日　《論道德境界》刊於《思想與時代》第十一期。此文認為對人的社會性有覺解並盡力做其在社會中應做的事，此等行為即是道德的行為，有此等行為的境界即是道德境界；認為「由此方面看，社會並不是與個人對立底，更不是壓迫個人，限制個人底，它是人盡性所必需有底」，無論任何社會，「在其中的人都可以盡性」，而「倫與職是社會中應有之事，所以盡倫盡職都是盡性」；認為求自己的利都是「出於人的動物底傾向，與人之所以為人無干」，為實現人之所以為人者，「人應該求別人的利」，「儒家所謂義利的分別是公私的分別」，亦即為人與己的分別；認為「韓文公擬文王羑里作《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學家說：『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民初人以為這些話十足表示舊社會制度下底人的奴性，其實這些話所表示者並不是奴性，而是真正底自主。在道德境界中底人所注意者是盡他的倫盡他的職……如事君而不能使其君盡君道，如事親而不能得其親的歡心，忠臣孝子所慮者是他們自己的倫或職有未盡，而不是其君或父對他或有不公。」 3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八次會議。 4日　下午六時出席清華第四十五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吳有訓、潘光旦、施嘉煬、陳岱孫、梅貽琦、沈履。會議審議清華對戰局情形應預籌準備案，決定各研究所照聯大情形仍在原址繼續工作，如覓得適當處所可將部分不急設備寄儲離昆明不太遠的地方。 5日　《樂觀與戒懼》刊與昆明《中央日報》。此文認為「中國與西洋接觸，近百年來，國人始由妄自尊大，繼則妄自菲薄。四年多底抗戰，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力量，有真正底認識。清末民初以來，妄自菲薄底殖民地人的心理，才算逐漸廓清。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才算逐漸恢復。這是這次抗戰的最大底收穫」；認為「時局真相是：如果我們戒慎、恐懼、兢兢業業，努力以求勝利，勝利是可以得到底。戒慎恐懼是我們對於前途樂觀的一個條件。惟大家都戒慎恐懼，前途才可以樂觀。並不是對於前途樂觀，即不必戒慎恐懼，亦不是因為我們恐懼，前途即不可樂觀」。 9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一九次會議。 15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 24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一次會議。推定先生與吳有訓、鄭天挺、查良釗、楊石先會同黃鈺生商討聯大師範學院附屬學校整理辦法，並任召集人。 25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 是月　在聯大講演，題為《哲學與詩》，講哲學跟詩和文學的關係。先生說，宇宙間的東西，有些是可以感覺的，有些是不可感覺而只能思議的，有些是既不能感覺又不能思議的。如「宇宙」就是不可思議的，自然你可以去思議，但你思議的宇宙，並不是真正存在的宇宙。不可感覺而能思議的如「理」、「性」等。詩就寫可以感覺的東西，但卻在裡面顯示出不可感覺的，甚至不可思議的東西。詩的含蘊越多越好，意義越模糊越好。而哲學則不然，一句話就是一個意思，而且要清楚，否則，哲學就失敗了。把詩歌和文學中描寫的美分為三種：例如滿紙「美」呀「愛」呀，叫人讀起來一點也不美，也不可愛，這是「下乘」的作品；寫「美」寫「愛」也使讀者覺得美，覺得可愛，那是「中乘」作品；不寫「美」、「愛」、「愁」等等，卻使讀者感到美、愛、愁，才是「上乘」作品。先生又說，文學和哲學的區別在於：哲學是談理論，文學是談感覺；一個是理性知識，一個是感性知識；哲學練就理性知識，文學練就感性知識。[4]羅正緯《馮友蘭先生近著〈新理學〉初評》刊於《時代精神》第六卷四期。讀者李文湘來信，對《新理學》提出質疑。梁園東贈其所作《景亳考兼論商頌年代》（《國師季刊》十四期）。 7　月 1日　《論天地境界》刊於《思想與時代》十二期。此文認為了解人生規律不僅在人的「性分」之內，而且在「天理」之中，了解遵守這些規律不僅是人道，而且是天道，因而能從大全、理及道體的觀點看事物，「萬物皆備於我」，人對萬物就有一種痛癢相關的情感，萬物對人就有一種新的意義，人就可進入天地境界，可以「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認為這種境界是不可思議的，神秘主義的，「宗教以上帝為宇宙的主宰，在天地境界中底的人則直覺他的『我』即是宇宙的主宰，如果說是宇宙的主宰者即是上帝，則他的『我』即是上帝」。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二次會議。 2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 3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聯大第四屆第四次校務會議。晚訪朱自清，並遇黃子卿，談哲學問題。《朱自清日記》於是日記云：「（黃）子卿談及有關中國哲學問題，（芝生）回答是，西方哲學已接觸中國哲學中之全部問題，而他們研究若干問題，我們尚未涉及。子卿進一步提出：與『無為而治』相應的西方哲學觀點是什麼，芝生不能回答。」 8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三次會議。 15日　下午出席教授會。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四次會議。 16日　與朱自清同回龍頭村，並請朱共進早餐。下午三時半出席清華第十八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梅貽琦、王明之、劉仙洲、蕭蘧、陳岱孫、潘光旦、陳福田、陳省身、葉企孫、吳有訓、沈履、施嘉煬、周培源。會議審議考選第六屆留美公費生應否即行恢復舉辦案，決定俟時局稍穩定後再討論。又通過陳銓、沈有鼎等下學年休假研究案。《新舊道德問題》刊於《讀書通訊》四十期。 22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五次會議。 23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四十六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吳有訓、葉企孫、梅貽琦、沈履。會議審議研究院經費分配標準。 29日　下午六時在文化巷30號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六次會議。 30日　上午九時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年度第四次會議。會議決定由校務會議代表商討同人生活困難之解決方案。下午四時出席清華三十年度第二次教授會。會議通過本科第十四級、研究院第八屆畢業生名單，選舉下屆評議員及教授會書記。晚招宴朱自清等。後訪吳宓，欠談。吳宓於是日日記記云：「宓倦極，易示弱，乃對馮多感情之詞。並及宿舍不容等事。而馮竟勸宓歸居玉龍堆且與諸人共飯；求復和好云云。」[5] 是月　《朱熹哲學》由卜德英譯刊於《哈佛亞細亞研究學報》是年第七期。徐英《評馮著〈中國哲學史〉》刊於《新認識》五卷五期。燕義權《讀馮著〈新事論〉》刊於《中央周刊》第四卷第十九期。張清常贈所著《周末韶和樂調》（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並題曰「敬呈芝生師　清常」。又贈《周末的樂器分類法》（此系《人文科學學報》論文抽印本），並題曰「呈芝生師指正學生清常」。 8　月 1日　《論學養》刊於《思想與時代》十三期。此文認為求天地境界的方法只在於了解宇宙或大全、理及太極以及道體等幾個哲學觀念；欲常住天地境界則須「對如此底哲學底覺解『以誠敬存之』」，「以主敬代主靜是宋明道學的一個重要底進展。蓋主靜則須於日用活動之外另有所謂修養工夫，而主敬則工夫即在日用活動之內」；「人若為盡倫盡職而講求知識技術，其講求亦是道德行為，其人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 6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下午五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二七次會議。 8日　赴曲園應范洗人、盧芷芬邀宴，同席還有朱自清等。[6] 13日　下午六時在清華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二八次會議。 15日　《中國傳統哲學所求底理想生活》刊於周刊《生活導報》三十八期。 16日　致函李文湘，對其所提質疑作出答覆。 19日　下午六時在才盛巷2號出席常委會第二二九次會議。 是月　為雲南省教育廳舉辦之中學各科教師暑假講習討論會講演《人生境界》。鄭天挺贈其所作《〈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之六、七合冊）。 9　月 1日　《論才命》刊於《思想與時代》十四期。此文認為人都受才與命限制，但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的人在事實上雖亦受才與命的限制，在精神上卻能超越此種限制，「在道德境界中底人以盡倫盡職為其行為的目的，無論他的才是大是小，他總可用力達到這種目的，所以他在精神上不受才的限制」，「在天地境界中底人……不論其才的大小及所做底事的大小……都可以用力達到事天贊化的目的，所以他亦在精神上不受才的限制」；「一個人的命的好壞，表現於他所遭遇底環境是順是逆。……道德境界中底人，其行為以盡倫盡職為目的。在順境中他可以盡倫盡職，在逆境中亦可以盡倫盡職。他只求盡倫盡職，不計較境的順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盡其才與力之所能以盡倫盡職，事天樂天，既不特意營為以求福，亦不特意不小心以致禍，既己盡其在己者，則不期然而然底遭遇，莫之致而致者，他都從天的觀點，以見其是無所謂順逆。此所謂『順受其正』。人有這種覺解，儒家謂之『知命』」。 2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三○次會議。 9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四屆第五次校務會議。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三一次會議。 14日　晚招宴朱自清、海威斯等。《朱自清日記》記云：「有素蛇，味美。」 16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四十七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李輯祥（代施嘉煬）、葉企孫、沈履、潘光旦、梅貽琦。下午六時在才盛巷2號出席常委會第二三二次會議。 22日　上午訪朱自清。[7] 23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三三次會議。 30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三四次會議。 是月　聯大《必修選修學程表（1942—1943學年）》規定，先生所授課除「中國哲學史」外，尚有倫理學。[8]胡繩《評馮友蘭著〈新世訓〉》刊於《文化雜誌》第二卷六期。 10　月 1日　聯大舉行國民月會，進行總點名。先生在會上講倫理學序言。《論死生》刊於《思想於時代》十五期。此文認為在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受死的威脅，「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就其才之所能、命運之所許，盡力以做其所能做所應做底事……他覺得他的個體的死亡並不是十分重要底，如此，他不必設法對付死，而自可不受死底威脅」；「對於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生是順化，死亦是順化，知生死都是順化者，其身體雖順化而生死，但他在精神上是超生死底」，他「自同於大化，自同於大全」，「感覺他自己是上包萬古，下攬方來，在無限底空間時間中，『萬象森然』，他均在精神上與相感通」。 7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三五次會議。會議推定先生與錢端升起草宣言，對在英國同盟國大學教授聯合會譴責軸心國家摧殘教育，並向各被侵略國教育家致敬之宣言表示響應。 8日　赴范洗人、盧芷芬在曲園舉辦之晚餐會。同席有朱自清等。席間先生就版稅支付問題提出建議。 14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三六次會議。 21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三七次會議。會議修正通過先生與錢端升所擬響應在英國同盟國大學教授聯合會宣言之信函稿，並決定予以發表。 24日　赴五十四軍晚餐會。席間朱自清建議寫一紀念條幅贈該軍軍長、參謀長，先生表示同意。餐後觀京劇《群英會》、《捉放曹》、《罵殿》、《鴻鸞禧》。 25日　與海威斯同訪聞一多。[9] 28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三八次會議。 是月　教育部提出給國立大學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發放特別辦公費。以先生為首的二十五位兼任行政職務（各位院長，各系主任等）的教授，聯名寫信表示辭謝。此信由先生執筆，其辭曰： 敬啟者： 承轉示教育部訓令總字第45388號，附非常時期國立大學主管人員及各部分主管人員支給特別辦公費標準，奉悉一是。查常務委員總攬校務，對內對外交際頻繁，接受公費亦屬當然。為同人等則有未便接受者。蓋同人等獻身教育，原以研究學術啟迪後進為天職，於教課之外肩負一部分行政責任，亦視為當然之義務，並不希冀任何權力。自北大、清華、南開獨立時已各有此良好風氣。五年以來，聯合三校於一堂，仍秉此一貫之精神，未嘗或異。此為未便接受特別辦公費者一也；且際茲非常時期，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而以昆明一隅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猶低於輿台，仰事俯畜，饔飧時虞其不給，徒以同嘗甘苦共體艱危，故雖啼飢號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當局尊師重道應一視同仁，統籌維持。倘只瞻顧行政人員，恐失均平之誼，且令受之者無以對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別辦公費者二也。此兩端敬請常務委員會見其悃愫，代向教育部辭謝，並將原信錄附轉呈為荷。專上常務委員會公鑒。 簽名人：馮友蘭／張奚若／羅常培／雷海宗／鄭天挺／陳福田／李繼侗／陳岱孫／吳有訓／湯用彤／黃鈺生／陳雪屏／孫雲鑄／陳序經／燕樹棠／查良釗／王德榮／陶葆楷／饒毓泰／施嘉煬／李輯祥／章名濤／蘇國楨／楊石先／許湞陽[10] 《中國哲學史》上冊由柿村峻日譯於東京出版，譯名《支那古代哲學史》。李長之《評馮友蘭〈新理學〉》刊於《文化先鋒》第一卷七期。胡體乾《評馮友蘭〈新世訓〉》刊於《時代中國》第六卷四期。 11　月 1日　上午九時在圖書館前出席聯大校慶慶祝會。 4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三九次會議。 8日　下午在北門街南菁學校內出席聯大師範學院附中開學典禮，並代表來賓致詞。[11] 10日　上午朱自清來訪，讀先生所著《禪宗》。 13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四○次會議。會議決定由先生與鄭天挺等四人商討本校同人除規定工作以外另在校內外兼任其他課程或職務，由學校另送薪給之具體辦法。先生函請雷海宗為委員以代替久未返校之徵集中日戰爭史料委員會委員劉崇鋐，會議決定照准。 18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四一次會議。會上鄭天挺報告本日與先生及楊石先生商討本校同人在校內任其他課程或職務由校送薪給情形。 23日　浦江清自滬返昆，由朱自清陪同來見先生。[12] 25日　下午六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二四二次會議。 26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一年度第一次會議，選舉第五屆聯大校務會議教授代表。 29日　上午，朱自清來，商談訓練班教席事。《論命運》刊於昆明《中央日報·星期評論》。此文認為「命運」是「一個人無意中的遭遇」，是「努力而不能戰勝的遭遇」；又認為「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學問、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謂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資、命運、努力。學問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運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是月　刊出《論信仰》。此文認為「信必是超越理論的證明，因為如果是理論可以證明底，那就不叫信了。但合理底信不超越理智，因為他是以理智為根據底。合理的信的所信必是可能底。我們決定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可能是以科學為根據底，我們的所信的可能性愈大，則我們的信即愈為合理」，「所謂抗戰必勝者，嚴格地說，應該是說『若果如何如何，抗戰可以勝』，這個若何若何，也是要以理智為根據底」。李長之《評〈新事論〉和〈新世訓〉（馮友蘭著）》刊於《文化先鋒》第一卷十三期。王范之《論唯理主義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刊於《時代精神》第七卷二期。 12　月 4日　下午參加張蔭麟追悼會。 9日　西南聯大校方將先生等二十五位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聯名寫信辭謝特別辦公費一事及原信附呈教育部。信中云：「惟本校訓導長、總務長及各院長、各系主任等聞訊後以依照三校以往慣例，並為維持聯大甘苦共嘗之精神，此項特別辦公費未便接受，函請代為辭謝，謹將原函錄副轉呈，仰祈鑒核。」 12日　上午朱自清來訪。 16日　下午一時半出席清華第十九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任之恭、蕭蘧、王信忠、潘光旦、王明之、陳福田、陳岱孫、沈履、梅貽琦。會議決定自下學年起留美自費生獎學金辦法暫停，明年補行考選第六屆留美公費生。四時半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第二四四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推定金岳霖代表聯大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 30日　下午四時半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二四五次會議。會議決定聯大應黃美之所請設置文池獎學金，並設立該獎學金委員會，聘先生及查良釗、楊石先、鄭天挺、吳有訓、陳序經、施嘉煬、黃鈺生為委員。 是月　胡體乾《馮友蘭的〈新事論〉》刊於《時代中國》第六卷五期。先後得段錫朋信及中央訓練團電報。「1942年年底，我接到段錫朋一封信，說中央訓練團還要辦，其中有『中國固有哲學』一課，要我去講。不久，中央訓練團來了電報，與段錫朋所說的相同。」[13]大理滇西訓練團邀請先生及曾昭掄、潘光旦、燕樹棠、陳雪屏、陶雲逵、費孝通等寒假赴大理講學。 是　年 《朱熹哲學》由卜德英譯刊於《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七卷一期。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and Its Borrowings From Buddhism and Taoism」（《新儒家的興起及其所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刊於《亞洲研究》第七卷二期。[14] 全漢升贈其所作《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朱自清贈其所作《文選「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說》（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之九）。 洪謙贈《學術季刊》一卷一期一本，其中有洪謙的論文《莫利茲·石里克Morlitz Schlick》與《邏輯是一種演繹理論麼》（此《季刊》為中國學術研究會會刊，由洪謙主編，出版於重慶，其一卷一號出版於1942年1月1日）。 是年冬，昆明遇到大寒，朱自清購馬夫所穿氈披風禦寒，「這在聯大教授中絕無僅有，與潘光旦的鹿皮背心、馮友蘭的八卦圖案的黃布包袱皮，被稱為『聯大三絕』」[15]。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一年度教員名冊》，先生是年月薪金為480元。[16] 先生由教育部定為部聘教授。 * * * [1] 《思想與時代》由蔣介石侍從室資助，主編張其昀。 [2] 據《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第264頁。 [3] 據《吳宓日記》第八冊，第286頁。 [4] 據《實說馮友蘭》，第91頁。 [5] 據《朱自清年譜》，第240頁。 [6] 據《朱自清年譜》，第241頁。 [7] 據《朱自清日記》。 [8]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276頁。 [9] 據《朱自清日記》。 [10] 此信現存清華大學檔案館，因年久字跡已模糊，經任繼愈先生辨認，方得到準確信文。任先生認為此信明白曉暢，用典精當，顯然為馮友蘭先生手筆。 [11] 聯大附中因校舍問題延期開學，借南菁學校校園露天上課，所用桌凳每日上下課由學生布置收拾。 [12]據《浦江清日記》。 [13] 引自先生1968年6月11日所寫《關於「中央訓練團」的問題》。 [14] 由此文可知先生於四十年代已用英文「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一詞，劉述先《平心論馮友蘭》所說「卜德把中文的『道學』一詞翻譯成為了英文的『新儒學』（Neo-Confucianism）……卜德的書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與事實不符。又，1948年出版之A Short His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亦已經運用Neo-Confucianism（新儒家）一詞。 [15]據《朱自清年譜》，第242頁。 [16]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第120頁。 1943年（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　四十八歲 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別簽訂平等新約，宣布取消美、英在華治外法權。是月，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出版。　2月，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出版。　3月5日，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強調力行哲學。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掀起「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傷害大批幹部。　9月8日，義大利宣布無條件投降。　10月，中、美、英、蘇在莫斯科發表繼續作戰直至敵人無條件投降之宣言，並提出建立國際組織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是月，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出版。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開羅會議決定聯合對日作戰並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是月，王力《中國現代語法》上卷出版。　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蘇德黑蘭會議作出戰勝希特勒的決策，達成保障戰後持久和平的協議。 是年，唐君毅《中西哲學之比較研究論文集》出版。 1　月 12日　寫成《關於新理學討論——答孫雄曾》，是對去年5月24日孫雄曾來信所提各點之答覆。 13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常委會第二四六次會議。 17日　為先生偕任夫人將有重慶之行，朱自清、聞一多、浦江清、許維遹、何善周設晚宴餞行。陳夢家夫婦、余冠英夫婦及郭福堂作陪。「借郭家廚子，駿齋為提調。郭廚老李，北平人，烹調甚佳。是晚賓主甚歡。……一席費約千元。」[1] 20日　致函梅貽琦，說明本學年下學期休假半年，有中央訓練團及中央政治學校約往講演，由彼處致送路費及講演費，離校期間哲學系主任一職擬請金岳霖或王憲鈞代理，並請決定文學院院長一職應由何人代理。 23日　晚清華文科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聯合宴請牛津大學希臘文學教授Dodds，先生出席。同席還有牛津大學中國文學講師E. R. Hughes。飯後討論至9時始散。[2]《朱自清日記》於是日云：「多德斯指出，『世界』這個詞在他們心中引起的感情反應比我們想像的重要。然而，『Logos』既有『思想』又有『世界』的含義，即比英語『World』一詞含義豐富。錢與馮[3]告訴多德斯：中文之『道』恰有此二義。」 25日　中午游國恩設宴為先生餞行，浦江清等作陪。「游夫婦皆江西人，其夫人善烹任，扣肉及一雜羮，皆美味出人頭地。」[4] 27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三十一年度第一次教授會。聽梅貽琦報告最近學校經費情況及將來學校大計應有之考慮。 28日　下午出席歡迎Dodds會議，聽Dodds講英、德大學教育狀況。五時半出席常委會第二四七次會議。 是月　沈于田《中國到自由之路——評馮友蘭著〈新事論〉》刊於《群眾周刊》第八卷一、二期合刊。 2月至6月 經聯大校方允准，先生本學期在國內休假，往重慶、成都講學。離職期間，文學院院長職務由楊振聲代理，中日戰爭史料征輯委員會職務由雷海宗代理，聘任委員會主席職務由鄭天挺代理，中國哲學史課由任繼愈代授。[5]鍾璞、鍾越寄住梅貽琦家。到重慶時，陳立夫所辦刊物《文化先鋒》主編李辰冬在機場迎接，請先生在文化會堂下榻。先生在文化會堂講演三次，題為《不變的道德與可變的道德》、《人生的四種境界》、《一元多元、唯心唯物問題》，講稿均在《文化先鋒》上發表。離文化會堂，往復興關中央訓練團講「中國固有道德」兩周。講演前蔣介石約請吃飯，席間先生談及河南災情，要求蔣減輕糧食徵收。講演期間，曾往見中央訓練團教育長張軫[6]。離中央訓練團，往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講演四周。期間陳立夫曾宴請先生，同席有范爭波[7]。後曾去范處住宿三次。又曾致函余景山[8]，應余之請為其次子命名。在此期間，曾往重慶北大同學會，遇傅斯年，經傅介紹與張國燾相見，談有關西南聯大情況。在此期間，孔祥熙辦孔教會，擬請先生出任會長，先生以無必要、辦不了為由婉言謝絕。在此期間，趙紀彬曾多次來訪，並曾說《新華日報》有人擬請先生去談談新理學問題，先生認為彼此無共同語言，未去。離中央政治學校，應衛挺生之邀游北溫泉。又順道在五雲山教育部所辦訓練班（該班專收「不守規矩」之高中學生）講《不變的道德與可變的道德》。又往晏陽初所辦鄉村教育學院訪瞿菊農。離鄉村教育學院，往成都華西大學哲學歷史系講演，住李安宅家。又住黃志煊[9]家。任夫人在蓉做子宮切除手術，這也是先生有渝、蓉之行的一個原因。華西大學教授錢穆等有茶會歡迎先生並與先生合影留念。又曾應李耀仙之邀往光華大學講演。[10]又曾在華西壩體育館講學一次。在成都曾接受李約瑟（Joseph Needham）訪問。李約瑟在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中國科學技術思想史》中說：「我記得在成都，曾聽馮友蘭博士本人說過一個著名論斷：道家是『一個根本不反對科學的神秘體系，這是世界上從未見到過的』。」[11]（見此卷原書，第33頁） 2月　陳家康《真際與實際——馮友蘭〈新理學〉商兌之一》刊於《群眾周刊》第八卷三期。中平《馮友蘭教授談一元多元問題》刊於《大公報》。 3月　教育部再次著領特別辦公費，仍遭謝絕。陳家康《物與理——馮友蘭〈新理學〉商兌之二》刊於《群眾周刊》第八卷五期。 4月　《讀書答問·關於新理學》[12]刊於《讀書通訊》六十三期。《道德功利問題——當前幾個思想之一》刊於《文化先鋒》第二卷四期。陳家康《物與氣——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商兌之三》刊於《群眾周刊》第八卷六、七期。 5月4日　《跋〈蔡孑民先生傳略〉》刊於《大公報》[13]。 5月　《儒家哲學之精神》刊於《中央周刊》第五卷四十一期。[14]此文認為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學精神之所在，而「極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為理想生活之說明。「極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說，「道中庸」是就人的行為說。人的境界即在行為之中，故「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就對於行為有充分的了解。《新理學的中之地位及其方法》刊於《哲學評論》第八卷一期。此文認為真正底形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直覺主義底方法，從講形上學不能講講起，所以其方法可謂為負底方法」，一種是「形式主義底方法，從講形上學講起，所以其方法可謂正底方法」；認為「《新理學》的方法就是真正形上學的正底方法」，其任務在於提出並說明「理」、「氣」、「道體」、「大全」四個觀念，其中「大全」、「道體」與其所擬代表者不完全相當，「大全」、「道體」、「氣」所擬代表者不可思議、不可言說，故形上學不能講。禪宗則是哲學史中以負的方法講形上學而最合乎空靈（「其解釋是形式底，所以是空底；其命題對於一切事實無不適用，所以是靈底」）的標準者。《關於新理學討論——答孫雄曾書》刊於《哲學評論》第八卷一期。孫雄曾1942年5月24日致先生書刊於該刊同期。《一元與多元問題》刊於《文化先鋒》第二卷六期。張聿飛《馮友蘭先生的三篇演講》刊於《文化先鋒》第二卷六期。 6月13日、14日　胡秋原《論〈新理學〉》刊於《大公報》。 6月26日　出席清華第十九次聘任委員會會議。 6月30日　列席第二六五次常委會會議。 6月　《先秦儒家哲學述評》刊於《中央周刊》第五卷四十三期。[15]此文認為孔孟對於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分別認識很清楚，但對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的分別認識不十分清楚，「他們的高明還差了一點，不能說是極高明」。《宋明儒家哲學述評》刊於《中央周刊》第五卷四十五期。[16]此文認為「佛教道教都以為要得到高明的境界必須出家出世，要離開家庭而無父，離開社會而無君。這種方法……就境界而言雖可以說是高明，就行為而言不能說道中庸」，「宋明儒家認為事父事君也是妙道。宋儒說：『灑掃應對可以盡性至命。』盡性至命可以得到最高境界，但其行為還是日常生活，這種生活才是極高明而道中庸。」 《新原人》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其《自序》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此書雖寫在《新事論》、《新世訓》之後，但實為繼《新理學》之作。讀者宜先觀之。……此書屬稿時，與金龍蓀先生岳霖同疏散於昆明郊外龍泉鎮。湯錫予先生用彤亦時來。承閱全稿，並予批評指正，謹此致謝。……昔嘗以《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為貞元三書；近覺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書自限，亦不能以四書自限。世變方亟，所見日新，當隨時盡所欲言，俟國家大業告成，然後匯此一時所作，總名之曰貞元之際所著書，以志艱危，且鳴盛世。」 陳覺玄（鍾凡）《評馮著〈新事論〉》、孫次舟《新理學系統之來源》刊於《大學》第二卷六期。胡繩《思想的漫步》（續評《新理學》）刊於《群眾》第八卷十期。張默生贈其所著《莊子研究答問》、《莊子書及其哲學的研究》（油印本）。 7　月 中旬　與周貽春、潘光旦、吳有訓、曾昭掄等訪貴陽。曾與周貽春、潘光旦、曾昭掄游花溪，賞月，與潘光旦、吳有訓於碧雲窩飯敘。潘光旦有詩記之，其一為《花溪小憩從寄梅師、芝生、叔偉看月》：「月明何必待中秋，今夜花溪景倍幽。移席臨流話舊雨，漏深露重未歸休。」另一為《正之、芝生約赴碧雲窩飯敘》：「碧雲深處綠陰沉，永晝消磨細論今。上捨生徒應不黨，十年神契一知音。」又曾為貴陽清華中學作校歌。 30日　《吳宓日記》於是日雲，是日先生自四川歸昆明，在學校遇吳宓，應吳之要求，致函華西大學教務長方叔軒，請方為吳宓之女吳學淑「求公誼公事」[17]。 是月　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組織部評議員。《新理學在哲學中之地位及其方法（續）》刊於《哲學評論》第八卷二期。此文認為「真正的形上學使人對於實際有一種了解，此種了解使宇宙人生對人有一種意義，此種意義構成一種境界，即天地境界，所以，真正底形上學雖不討論上帝存在、靈魂不死、意志自由等問題，但可使人有一種境界……在此種境界中，可以說是自同於上帝，已得到不滅與自由」；認為「就止於技底詩及有些哲學家的形上學說，形上學可比於詩；就進於道底詩及真正底形上學說，詩可比於形上學」；認為對於學人而言，《莊子》書與郭象注可謂相得益彰，「莊子以做詩的方法講形上學，其方法是我們所謂負底方法，郭象以形式主義講形上學，其方法是我們所謂正底方法。一個意思，以負底方法表現之，又以正底方法說明之，對於學人則更加清楚」，同樣，新理學與舊禪宗也可以相得益彰，「學禪底人不知新理學，則不易得到真正形上學的脈絡骨幹；學新理學底人不知禪宗，則不知形上學可以如是簡單空靈。」該期《哲學評論》發布中國哲學會紀事兩則：（一）定於9月23日至25日在重慶召開第五屆中國哲學會年會。（二）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擬出之「中國哲學」叢書擬分為甲乙二集，甲集收哲學創作，乙集收研究中國哲學史之著作。《新理學》在重慶出版。孫次舟《新理學系統之來源》（續一）刊於《大學》第二卷七期。 8　月 7日　上午十一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第四十九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吳有訓、葉企孫、潘光旦、施嘉煬、沈履、梅貽琦。會上梅貽琦請校務會議成員各就有關範圍對戰後復校計劃先加考慮。《吳宓日記》於是日云：「下午2：30至4：30赴T.H.梅校長宴，聆馮友蘭述渝蓉瑣事，劉崇鋐述平滬情形。」[18] 11日　晚訪朱自清。《朱自清日記》於是日雲，先生「對劉叔雅被解聘表示不滿，謂終不得不從聞之主張。」[19] 12日　上午十一時在清華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七○次會議。會議決定文學院院長、聘任委員會主席職務仍由先生擔任。 15日　《中國傳統哲學所求底理想生活》刊於《生活導報》第三十八期。 19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一次會議。吳宓於是日記云：「遇馮友蘭於途，述留此睏乏。馮謂此時行已太遲。」[20] 是月　遷家至昆明北門街。孫次舟《新理學系統之來源》（續二）刊於《大學》第二卷八期。王恩洋《新理學評論》由東方文教研究院作為該院叢書之第三種在四川內江出版。此書就《新理學》各章節詳加評論，認為新理學「於學理精深處，尚有一間之隔，遂致矛盾百出，違理甚多」，「既不足以繼周易，亦未足以續程朱。實乃以西洋唯物論思想為骨幹，而穿一套中國古裝者。吾謂以中國學問而穿西裝，則得整理之益，收表彰之功，結果可以導引西人以從東方聖賢之道。以西學而著中服，則皮存而神亡，屍行而心死，用夷變夏，而聖學淪亡矣」。胡繩《思想漫步》（續評新理學）刊於《群眾》第八卷十三、十四期。 9　月 1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清華第五十次校務會議。會上梅貽琦指定陳岱孫、吳有訓、沈履組成委員會估量清華校產損失數量及價值，提交秋季將於美國召集之會議。下午三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三十一年度第二次教授會。會議聽取梅貽琦報告新近教師待遇辦法、教師醫藥費補助辦法及調查學校損失報部轉呈行政院並計劃戰後恢復辦法，通過應屆本科及研究院畢業生名單，選舉下屆評議員、各院院長、研究院委員會主席、教授會書記。先生仍當選為文學院院長。 6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二次會議。 11日　上午十一時出席清華第五十一次校務會。 15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三次會議。 22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四次會議。 26日　訪朱自清。 29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五次會議。 是月　聯大《必修選修學程表（1943—1944年度）》規定先生所授課除「中國哲學史」外，尚有「中國哲學研究」，「倫理學」（各學系一年級必修課）。[21]洪毅然《評馮友蘭先生的藝術論》、孫次舟《新理學系統之來源》（續三）刊於《大學》第二卷九期。高華年贈其所作《黑夷語中漢語借詞研究》（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語言人類學專刊乙集第二種，油印本）。 10　月 13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六次會議。 20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七次會議。 27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八次會議。 是月　孫次舟《新理學系統之來源》（續四）刊於《大學》第二卷十期。曹樹人《馮著〈新世訓〉評》刊於《新政治》第七卷一期。 11　月 3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七九次會議。 10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八○次會議。 17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選舉第六屆校務會議教授代表。 24日　下午六時出席常委會第二八一次會議。 是月　《哲學評論》第八卷三期刊出消息：中國哲學會原定於9月底乘國立編譯館召集哲學名詞審查委員會之機會開五屆年會，現因哲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分昆明、重慶兩地舉行，故哲學年會延期舉行。 12　月 12日　周谷城《評馮友蘭氏之哲學》刊於《大公報》。 29日　出席清華大學評議會。出席清華第二十次聘任委員會會議。 是月　《中國哲學史》出重慶版。孫次舟《新理學系統之來源》（續五、續六）刊於《大學》第二卷十一、十二期。 是　年 秋天某日，在蔣夢麟住宅出席聯大國民黨黨員教授會議。會議座談國內形勢，決定以聯大區黨部名義致蔣介石，提出對國內形勢之意見，並推舉先生起草。會後，先生即草擬信稿，要求蔣介石為收拾人心而開放政權，實行立憲。數日後再至蔣夢麟宅出席會議，討論所擬信稿。信中有「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之句，又謂「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鑑」，故應實行憲政，以收拾人心。與會者讚賞信稿，陳雪屏稱先生為「當代大手筆」，雷海宗則說「即使你寫的書都失傳了，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信稿通過後即由聯大三青團分部幹事長陳雪屏帶至重慶[22]。陳返回昆明後說蔣介石看信後「為之動容，為之淚下」。不久，蔣介石即覆信聯大區黨部，表示同意實行立憲。 秋末，為配合美軍來華作戰，戰地服務團舉辦譯員訓練班，聯大動員學生報名。先生長子鍾遼報名並開始受訓。先生曾往訓練班講演人生修養。 國民黨組織青年軍，動員大中學生從軍。聯大學生報名者不多，應校方要求，先生與潘光旦、朱自清、錢端升等十餘教授為此事進行講演，於是報名者增多，超過規定名額。講演後先生在門外見有大字報勸學生對報名從軍應慎重考慮，先生將大字報撕去，說「我懷疑寫這大字報的是不是中國人」。 因法幣貶值，先生命馮契致函陶希聖，要求增加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經費。蔣介石侍從室同意增加一萬二千元。 因河南災情嚴重，先生倡議賑災。據周修業回憶：「1943年於昆明，值豫省災情沉重，公（指先生——蔡按）及劉躍揚將軍倡導義賑，在昆明武成路社會服務處召開河南同鄉會……迅得社會廣泛支持。時罹水火之故鄉同胞深獲慰藉。」[23] 趙紀彬《理學的本質——新理學商兌之一》刊於《文史雜誌》第三卷十一、十二期。此文認為「理學即講理之學」之說有語病，因為哲學皆講理；認為理學之特徵為心物二本論，新理學之特徵為客觀心本論；認為明清反理學一派之若干命題需要根本顛倒或改造，若干命題需要充實與引申，經此顛倒或改造、充實與引申，反理學系統便得新生，「此新生的反理學系統的立場和方法，即是我們對於馮先生新理學系統所以根本不能同意，並提出商兌之所本」。《「純客觀論」的剖析——新理學商兌之二》（最初發表於何刊物，不詳。後來收入中華書局1963年版《困知錄》——纂者），認為「馮先生說理則離開人類的主觀而獨立是對的，說理則離開實際事物而獨有則我們不能同意」，認為新理學是「從純客觀觀點出發……到達於純主觀論的觀點」，其「純客觀論之最後的歸結，即是與宿命論合流」。又有《「依照說」與「道器論」——新理學商兌之三》，刊於《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認為「馮先生是『從程朱倒學』，以形上底抽象底理為本，以形下底具體事物為末」，「其對於理與氣，或道與器，以及形上與形下底關係所主張底『依照說』，乃是一種客觀心本論」。 王恩洋以所著《新理學評論》相贈。 * * * [1] 浦江清：《西行日記》。 [2]引自浦江清《西行日記》。 [3] 「錢」疑為錢端升，「馮」即先生。 [4] 引自浦江清《西行日記》。 [5]據任繼愈《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領域裡的貢獻》，見《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 [6] 張軫，河南人，任芝銘之友。 [7] 范爭波，河南人，時任職河南省銀行重慶分行。 [8]時余景山在中央政治學校受訓。 [9] 黃志煊，天府煤礦公司總經理，任夫人之大姐丈。 [10] 時李耀仙任光華大學邏輯學、哲學講師。 [11] 《中國哲學史》已有此意，認為「莊學……其神秘主義不需要唯心論的宇宙」。參見《全集》127頁注及231頁末段、232頁首段。又，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有十八處提到先生著作。 [12] 即致李文湘函。 [13]此稿原存《傳略》編者高平叔處，王芸生聞訊後自高處索交《大公報》先行發表，用以紀念五四。 [14] 此系在中央政治學校講演稿，由徐飄萍筆記整理。 [15] 此文為在中央政治學校講演稿。 [16]此文為在中央政治學校講演稿。 [17]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87頁。 [18]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92頁。 [19]「叔雅」，劉文典的字，「聞」即聞一多。 [20]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92頁。 [21]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310－311頁。 [22] 致蔣函失落，至今未覓得。 [23] 引自周修業1985年4月11日致馮友蘭信。周修業，國民黨軍官，1949年於六十四師政工處中校處長任內起義，1979年後在河南新鄭北站苑陵貿易公司工作。 1944年（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　四十九歲 1月9日，毛澤東看評劇《逼上梁山》後致函楊紹萱、齊燕銘，說「在舊戲舞台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真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　6月，美、英兩國軍隊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第二戰場。　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10月7日，中、美、英、蘇在美國頓巴頓橡樹園開會，9日，發表聯合宣言，決定戰後成立聯合國。 3月，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出版。　6月，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出版。　是年，唐君毅《人生之體驗》、《道德自我的建立》出版。陳康譯釋柏拉圖《巴門尼德斯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　月 12日　下午五時在才盛巷2號北大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八五次會議。 17日　張默生贈其所著《老子章句新釋》（1943年11月東方書社印行）。 是月　《哲學評論》第八卷五期發布消息：（一）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輯「中國哲學」叢書甲乙二集，已收到熊十力《新唯識論》、嵇文甫之《晚明思想史論》，前者列為甲集之一，已交商務印書館付印，後者列為乙集之一，不日亦可付印。（二）國立編譯館中國哲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在昆明委員擬於最近期內在昆明開會，屆時中國哲學會會員馮友蘭、湯用彤、賀麟、陳康、鄭昕、沈有鼎、王憲鈞、馮文潛、徐炳昶等皆將出席。長子鍾遼受訓完畢，參加重開滇緬路戰役。 2　月 3日　印度來華研究生許魯嘉、葉赫生前來報到，聯大決定由先生與湯用彤擬訂其三十二年度下學期研究計劃。 9日　中午十二時在南開大學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八八次會議。 16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八九次會議。代主席楊石先報告先生與湯用彤為擬定印度來華研究生許魯嘉、葉赫生本學期和下學期研究計劃來函。 23日　下午五時在清華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九○次會議。 27日　《教育與政治》刊於《掃蕩報》。此文認為「人於其是什麼之外還能知有個應該是什麼，這是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高於別底動物之處」，「恃人之為善，是就人的應該是什麼著想，這是教育的希望。用人之不得為非，是就人的是什麼著想，這是政治的實際。用教育的希望去對付政治的實際，是一定不能成功底」。 29日　晚在聯大講演《論風流》，講演由羅常培主持。朱自清謂聽之「大有『對葉茫茫』之感」[1]。 是月　張印堂以所著《滇西經濟地理》（國立雲南大學1943年7月出版）相贈。 3　月 1日　下午五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聯大校務會第六屆第三次會議。 4日　下午一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第二十三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潘光旦、陳岱孫、施嘉煬、雷海宗、梅貽琦、李輯祥、趙訪熊、黃子卿、朱自清、陶葆楷、沈履。會議通過吳宓等下學年休假案。 8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九一次會議。 9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 11日　出席聯大歡送應徵譯員會並講演。 12日　《歡送應徵譯員會上講話》刊於昆明《民國日報》。 14日　中午十二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第四屆第四次校務會議。會議議決以校務會議名義致函常委會，並錄副稿轉交顧次長，其內容包括四項：（一）請政府酌予運輸量以利圖書儀器之購置。（二）本校前由地方銀行借款五百四十萬元，擬改由國家銀行轉借並延長償期限。（三）本校除單身教職員外有屬眷者約二百餘家，平均以每兩人需房一間，共計約四百餘間，請囑令銀行投資建築租予本校同人。（四）學生副食費每人現只兩百元，不敷甚多，擬請酌予增加。會議當場推定先生與周炳林、錢端升、羅常培起草此函。 15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九二次會議。 22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九三次會議。 是月　第二次往中央訓練團講「中國固有哲學」兩周。在此期間陳雪屏曾來約先生往見蔣夢麟、梅貽琦，蔣問及對政府有何意見，先生說輿論對孔祥熙、宋子文黃金案不滿，希望嚴懲貪污。曾訪陶希聖，在其處見熊十力致陶書。後先生致函熊十力，謂熊對先生「期許之厚，屬望之殷，令人感奮」。刊出《中國哲學中所說精神動員》。此文認為今人所謂精神動員就是宋明道學家所謂「主敬」。《新理學討論——答谷春帆》刊於《哲學評論》第八卷六期。此文是對谷春帆就《新理學》所提問題的答覆。谷春帆所提問題亦刊於同期《哲學評論》。《新事論》由商務印書館出重慶五版。羅根澤贈其所著《周秦兩漢文學批判史》（商務印書館1944年出版）。張清常贈其所作《由我國內地民歌說到邊疆歌謠調查》（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邊疆人文》第一卷三、四期）。 4　月 5日　下午五時在南開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九四次會議。下午七時半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六屆第五次會議。 6日　《論民族哲學》刊於《掃蕩報》。 12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九五次會議。 19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九六次會議。 26日　下午五時在清華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二九七次會議。 29日　中午十二時半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第五十二次校務會議。 30日　參加清華三十三周年校慶。「蔣夢麟在講話中一再說，西南聯大是中國的民主堡壘。……今天約有五百人團聚一堂，甚為歡樂。」[2] 是月　刊出《論感情》。此文是對去年3月31日《中央日報》所載李文湘《三本好書與三個問題》一文及桂林《文化雜誌》第二卷六期所載胡繩《評〈新世訓〉》一文所作的答覆。李、胡二文均認為《新世訓》主張「無情」，此文說明《新世訓》之實際主張是「有情而不為情所累」，「有情而無我」。《中國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增訂版，書前有本月專為此版所寫《自序》，序云：「全書出版後，陸續寫有《原儒墨》、《原儒墨補》及《原名法陰陽道德》三篇，刊入《中國哲學史補》，又與張可為君同寫有《原雜家》一篇。此四篇論先秦諸家之起原，可補此書所未備。又寫有《孟子養氣章解》，了解《孟子》，亦為此書所未及，故並列入附錄，以備讀者之參考。」《西南聯合大學「黨義教學委員會」組織授課情況》規定「心理建設」為其專題講演之一，由先生擔任。[3] 5　月 10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二九八次會議。 20日　上午十一時在雲南大學至公堂聽印度哲學家羅拉丹瑞盛南爵士講《民主的意義》，同聽者除雲南大學學生外，還有聯合大學哲學系馮文潛、沈有鼎、王維誠等十餘人及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 24日　中午十二時半出席清華第五十三次校務會議。 31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次會議。 6　月 3日　往粵秀中學作青年問題講演。 4日　《從從軍學生教導團出國第一團遠征說起》刊於《民國日報》。 7日　下午五時出席校務會議第六屆第七次會議。 8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改聘許維遹、陳夢家等為教授。 14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一次會議。 15日　《論天真活躍》刊於昆明《中央日報》。此文針對一青年來信所說「我覺得《新世訓》一書很容易使一個青年老化，很容易失掉天真活潑底情懷」，指出「若所謂天真是混沌的意思，若所謂活潑是舉動隨便、輕舉妄動的意思，讀了《新世訓》底人若失掉了天真活潑，我認為這是《新世訓》的很大成就。若所謂天真是真率純潔的意思，若所謂活潑是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的意思，則讀了《新世訓》底人決不會失掉天真活潑，因為真率純潔、有朝氣、有精神、自強不息正是《新世訓》所讚美提倡底。……《新世訓》所希望人得到底是真正底天真活潑。」 21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二次會議。 28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次會議。 是月　刊出《論七十二》。此文針對《國文月刊》二十二期所載聞一多、季鎮淮、何善周之集體考據文章所說「原來『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數，而這個數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底一種術語」提出異議，認為「一年三百六十日之五分之一，並不是『七十二』虛數的來歷，而是漢人要求坐實這個虛數底一種穿鑿附會之談。不過經此一附會，七十二的應用更廣。指出這一點是聞先生等的貢獻。但要說明七十二的來歷，似乎還要另一解」，即「『三』是中國人所最先用以表示數之多底虛數，以後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都從三來，都是三的倍數。不過這幾個數既為人常用以後，人又往往用他們為湊數的標準」。寫成《新原道·自序》。 7　月 5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四次會議。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六屆第八次會議。 7日　下午赴中西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宴請。歸途中吳宓與先生談其休假事。吳宓是日日記云：「馮謂若在聯大休假，則道德上不應在雲大授課；倘若在燕京授課則可云云。」[4] 9日　下午三時在清華辦事處對清華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季鎮淮進行畢業初試。試題範圍為「魏晉以前的人品觀念」[5]。考試委員會還有朱自清、聞一多、許維遹、陳夢家、湯用彤、王力、雷海宗、浦江清、羅常培。[6] 18日　下午五時出席清華第五十四次校務會議。 19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五次會議。 26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六次會議。 28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會議。 是月　刊出《儒家論兵》。此文認為「儒家論兵的根本意思就是軍事以政治為本，打仗以組織為先」。楊中慎《讀〈新原人〉》刊於《哲學評論》第九卷二期。 8　月 2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六屆第九次會議。 6日　《儒家論將》刊於《掃蕩報》。此文根據《荀子·議兵》所提「六術」、「五權」、「三至」、「五無壙」，聯繫抗戰之實際，指出「抗戰勝利已在目前，但是在這最後底五分鐘的時候，我們的軍政領袖更應該注意於『五無壙』（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可不戒哉」。 9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七次會議。 18日　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在昆明北校場軍部舉行時事座談會，先生與聞一多、吳晗、曾昭掄、邵循正、楊西孟、劉崇鋐、華羅庚、馬大猷等十一位教授出席。先生會上發言，指出現在的問題是須使士兵吃飽飯，敵我傷亡一比五，主要是營養問題。[7] 23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八次會議。 24日　中午十二時半出席清華第五十五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潘光旦、施嘉煬、吳有訓、葉企孫、陳岱孫、梅貽琦、沈履。會議討論現在負責保管清華基金之機關組織如有變動時應有何主張，議決由政府組織清華基金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清華基金，委員會人選請政府指派，唯希望有清華校長、教授代表及同學會代表參加，並聘請中、美財政專家為顧問。下午三時出席清華三十二年度第二次教授會。會議通過研究院第十屆、本科第十六級畢業生名單，並選舉下屆評議員、教授會書記。 30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九次會議。 31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會議。 是月　《中國固有的哲學》刊於《讀書通訊》第九十五期。王力贈其所著《中國現代語法（下）》（商務印書館1944年出版）。 9　月 6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六屆第十次會議。 7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二十四次評議會。 13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三年度第一次會議，選舉第七屆校務會議代表。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次會議。先生在會上提出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暨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羅常培因事赴渝，該兩系主任擬請羅庸暫行代理，會議決定照准。 15日　梅貽琦設宴歡送陳夢家赴美國講學，先生偕任夫人應邀出席。同席者還有莫泮芹夫婦、王力夫婦及吳晗、吳宓、朱自清等。[8] 17日　《墨家論兵》刊於昆明《民國日報》。此文認為「若果是沒有可用底軍隊，專講戰略戰術，亦是沒有用底。可用底軍隊的構成，一在於有組織，二在於有武器。此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先秦諸家中，儒家論兵偏重於組織，墨家論兵注重於武器。墨家非攻……但並不是主張不抵抗主義底和平論者。他們主張有侵略則抵抗……所以他們講究守備之法，也注意守御之具」。 20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一次會議。 是月　寫成《〈新原道〉自序》（英文）。《論風流》刊於《哲學評論》第九卷三期。此文認為美有主觀成分，也有一定標準，其沒有主觀成分之性質可以言語傳達，其有主觀成分之性質不可以言語傳達。風流作為一種人格美也是如此，其可講者只是構成風流的一部分的條件，這些條件是有玄心，能超越自我而無我；有洞見，能言約旨遠，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有妙賞，能對於美有深切的感受；有深情，能有情而無我，以至於忘情。認為魏晉名士中陶潛的境界最高，「淵明並不任放，他已於名教中得到樂地了」；宋儒亦於名教中求樂地，「這確是一種最高底樂處，亦是最大底風流」。聯大《必修選修學程表（1944—1945學年）》規定先生除「中國哲學史」外，所授課尚有「哲學方法論研究」、「倫理學」（每周討論一小時）。[9]王浩《新理學的形上學系統》刊於《哲學評論》第九卷三期。E. R.休士贈其The Great Learing and the Mean-in-Action［《〈大學〉〈中庸〉研究》（附正文譯註），1942年倫敦出版］，其扉頁以英文題曰：「紀念在龍頭村和（昆明）城快樂的兩年。」 10　月 5日　下午出席清華教授會。 18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三次會議。 25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四次會議。 26日　下午出席全體教職員公會會議。 30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七屆第二次會議。 31日　中午宴請朱自清、聞一多、羅庸、羅常培等。席間談中文系人事安排問題。 11　月 2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清華第二十五次評議會。 5日　《從知識青年從軍談起》刊於《掃蕩報》。 6日　下午赴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對清華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范寧進行畢業初試。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聞一多、湯用彤、游國恩、孫毓棠、王力、許維遹、浦江清。[10] 8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五次會議。會上梅貽琦報告教育部為檢發知識青年從軍徵集辦法及知識青年軍徵集委員會組織辦法各一份，仰切實辦理具報訓令。先生與湯用彤為印度研究生許魯嘉急於返國，特擬定考試辦法，函請轉呈教育部備案，會議決定應照轉呈。 11日　出席中國哲學會昆明分會第二次討論會。會上，洪謙作《論新理學的哲學方法》講演，先生即席答辯。後賀麟《中國當代哲學》記此事云：「洪謙先生……分析出馮先生新理學的基本命題，雖不同於純邏輯數學的形式命題，但卻同樣的無有內容，空無意義，從玄學立場而言，反不如傳統玄學之富於詩意，足以感動人心情。所以假如維也納學派欲『取消』玄學，那麼馮先生的新理學的玄學，將會被『取消』，但是傳統的玄學則依然有其哲學上的地位。馮先生本人當即提出答辯，金岳霖及沈有鼎先生亦發言設法替馮先生解圍。這是中國哲學界近來很有趣的一場辯難。」 15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六次會議。 17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會議通過徵調四年級男生做譯員案。 22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七次會議。 24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七屆第三次會議，討論擴大軍訓計劃問題。 25日　參加北大同學會全體會議。 26日　參加北大同學會歡迎蔣夢麟之宴會。 29日　出席聯大知識青年從軍講演會，先生與梅貽琦、聞一多等勉勵學生從軍。先生講演說：「過去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對拼的時期，艱苦的時期，已經由我們老百姓去擔當了，際今最後關頭而又有新武器，新式裝備可供應用之時，知識青年應避免其責任嗎？」[11]許毓峰贈其所作《周濂溪年譜》（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是年9月出版）。 12　月 1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繼續討論擴大軍訓問題。 5日　下午出席聯大教授會。會議通過擴大軍訓計劃，軍訓時間為四個半月。又為知識青年從軍事，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四項建議。因考慮到聯大學生認為知識青年從軍是抗戰需要，但擔心從軍為國民黨補充兵員，故教授會決定建議：「（一）此次知識青年純粹為國防軍，不參加黨派活動；（二）請由美國軍事技術人員訓練，至於軍訓地點，最好靠近盟軍所在地；（三）關於提高知識青年軍待遇一節，應對所有作戰士兵普遍提高；（四）請統帥部延用優秀後進軍官。」[12] 6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一八次會議。 7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三十三年度第二次教授會。 17日左右　得吳太夫人來諭，命設法返故里。又得唐河「母病速歸」電報。「計自友蘭等十餘歲出外遊學迄今數十年間，不在先妣膝下之日遠過於能奉晨昏之時，從未接一招歸之諭或言家中困難之書。至去秋宗祠興工時始來諭命設法返里，於宗祠落成時請神主入祠。此諭甫到昆明，而母病盼歸之電亦至。此電尚系伯姊陰發者。」（《行狀》） 19日　晚訪朱自清。「彼談及與委員長之談話，謂蔣知道知識青年問題。芝生謂他與夫人急於趕回老家探望母病。」[13] 20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二○次會議。 27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二一次會議。 是月　張清常贈其所作《大理民家情歌記譜》（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邊疆人文》第一卷一、二期）。 是　年 刊出《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此文是對梁漱溟《社會演進上的中西殊途》一文（載《理想與文化》第五期）的答覆。梁文針對《新事論·原家國》關於「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法，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社會組織均以家為中心」的論述，提出三點反證，認為中國舊社會之所以特別重家，並非由於生產家庭化。此文則認為梁文所提不足為《新事論》中說法之反證。 刊出《關於真善美》。此文認為「人不能專憑直覺說一句話是真，但可以專憑直覺說一行為是善，一形象是美。不過人可以離開人的感覺說善之所以為善，但不可以離開人的感覺說美之所以為美。這就是說，感覺並不是構成善的要素，但是構成美的要素。這就是真善美的一個不同之點」。又認為「人對於道德價值底知識，是一種直接底知識，也可以說是一種直覺。人都有此種知識，這『能』是人的良知。若限良知於此義，則人有良知之說是可以說底」。 熊十力年初來信，對《新原人》提出商榷。先生自重慶返昆明後覆信與之討論。 《中國哲學史》在贛縣出版。 長子鍾遼從軍遠征。因久無音訊，先生往見趙家驤[14]，問前線情況。趙為此打電報至前線，知鍾遼情況很好。「應盟軍之東至，遼從軍而遠征。渡怒江而西進，旋奏績於龍陵。繼殲敵於遮放，今次師於畹町。」（《祭母文》） 因物價飛漲，生活日艱，先生準備賣字，聞一多特為先生刻印章二枚，其一「馮友蘭之鈐」（陰文），另一「芝生」（陽文）。任夫人則設油鍋炸麻花賣以補家用。同時聞一多開始公開治印，浦江清為之以駢文擬「金石潤例」，先生與梅貽琦、蔣夢麟、熊慶來、楊振聲、姜寅清、朱自清、羅常培、唐蘭、潘光旦、陳雪屏、沈從文等十二人署名其上[15]。「因為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教師們的生活也是很困難的。一個月的工資加到幾百萬，不到半個月就完了。教師們多是靠兼職兼薪，以為補貼。大多數的人是賣文，向報刊投稿，得一點稿費。……到了抗戰末期，聯大一部分教授組織了一個賣文賣字的會。說是要賣字，聞一多還給我刻了兩個大圖章，以備使用。……我家先住在龍頭村的村子裡，後來搬到一個舊廟裡，那座廟修在村邊的小山上，已經沒有神像了。這座廟有兩層院子……我家住在西邊廂房裡。旁邊是個小學，叔明一度在院裡設了一個油鍋炸麻花，學生下課了就來買麻花吃。梅貽琦夫人韓詠華也約集了幾家聯大家屬，自己配方，自己動手，制出一種糕點，名叫『定勝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園代銷。」（《全集》第一卷，第94頁） 黃建中以所著《比較倫理學》相贈。此書由四川大學於是年6月出版，其《自序》云：「吾友馮芝生陶希聖兩君近函商由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印行此書，編為會中叢書之一。川大黃校長則力促在蓉先印千部，作全校教本。」 趙紀彬《平面邏輯的發展觀——〈新理學〉商兌之四》刊於《中山文化季刊》第二卷二期。此文認為新理學「不是從縱剖面看宇宙生成的條理，而是從橫剖面看宇宙存在的層次，因而在發展問題上遂形成一種平面邏輯的觀點」，即循環論的發展觀，其堅持循環論的原因之一則在「見量不見質」，即「以發展為純量的繼續，以質的突變為不可能，以新質對於舊質只能是較新底，而不能是全新底」。 與往年一樣，先生所授課程「中國哲學史」，每周三學時。聯大1944級學生李廣深回憶說：「講課時，馮先生對中國歷代哲學家的思想論述深刻、系統、明確、樸實。無論口頭講或者板書，一絲不苟。臨上課前，還要坐在大圖書館裡再做準備。這是我和一些同學經常看見的。學生提問題，無論在課堂內外，都耐心細緻地給以解答，直到學生滿意為止。與學生交談，親切、和藹、平易近人，從不擺架子。馮先生表現出具有高尚師德的仁厚長者和儒雅學者的風度。」[16]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三年教員名冊》，是年先生月薪給為六百元。[17] 不知具體何月何日，先生為聯大中文系人選事，致函梅貽琦一通，其文曰：「哲學系主任仍由湯錫予擔任，不必再出布告。國文系由羅膺中暫代理，一多下鄉至今未回，於今日出布告：『中國文學系主任羅莘田先生因事赴渝，未返校前請羅膺中代理系務。』並致羅膺中一公函。《雲南日報》載一多未解聘，學生又貼條子，似乎可在該晚報登一更正。」[18] * * * [1] 據《朱自清日記》。 [2] 據《朱自清日記》。 [3]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116頁。 [4]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289頁。 [5] 據《清華大學文科年譜》，第288頁。 [6]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733頁。 [7] 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737頁。 [8] 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744頁。 [9]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343、345頁。 [10] 據《朱自清年譜》，第265頁。 [11] 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786頁。 [12]見1944年12月6日《正義報》，轉引自《聞一多年譜長編》，第788頁。 [13] 據《朱自清日記》。 [14] 趙家驤，時任杜聿明部參謀長。 [15]據《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簡訊》第五期。 [16] 李廣深《懷念哲學大師馮友蘭》，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4月版《清華校友通訊》第33冊，第133頁。 [17]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第156頁。 [18] 據《清華大學史料選輯（四）》，第268頁。 1945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乙酉）　五十歲 1月，胡風發表《置身在民主的鬥爭里》，舒蕪發表《論主觀》，認為「藝術創作的源泉是作家的主觀力量在現實人生中的自我擴張」。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指示，開始對胡風的批判。　2月，美、英、蘇在蘇聯雅爾達舉行會議並簽訂協定，規定蘇聯在對德戰爭結束後一個月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為保證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又決定4月25日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大會。　3月，郭沫若《青銅時代》出版。　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5月5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　4月25日至6月26日，聯合國大會在舊金山召開，中國與其他會員國一起簽署《聯合國憲章》。　8月6日、9日，美國向日本廣島、長崎各投一顆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中共到重慶與國民党進行談判。　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9日，侵華日軍投降儀式在南京舉行。是月，郭沫若《十批判書》出版。　10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成立。　11月25日至12月1日，國民黨軍警鎮壓昆明反內戰學生，槍殺數人，造成「一二·一」慘案。 12月，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出版。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出版。 1　月 2日　致函梅貽琦，說明因母病擬乘寒假期間返回河南原籍省視，請假期間清華文學院院長一職擬請雷海宗代理。哲學系主任一職擬請金岳霖代理。 5日　何應欽在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舉行晚宴，先生出席。 8日　得唐河「母故速歸」電報。太夫人吳清芝已於1944年12月22日在先生故里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病逝，享年八十三歲。 上旬　遷家至聯大新建之教師宿舍內。 中旬　與景蘭先生一起離昆明返唐河奔喪。常委會第三二 二次會議決定，先生離校期間，文學院院長一職由湯用彤暫代（自1月10日起）。「因為路上不好走，交通很困難，我們沒有讓沅君同我們一起回老家，她那時也在雲南，不過不在昆明。我們從昆明坐飛機到重慶，從重慶坐輪船到宜昌。那時宜昌已被日本占領，我們只好在宜昌上游的三斗坪的對岸上岸。一上岸就翻越荊山山脈，向北走。在山裡走了兩三天，才順著一個山谷走出山區。……就在那裡上渡船過了漢水，到了一個大市鎮……原來那就是老河口。第二天換坐公共汽車，走了一天到了南陽。從南陽又坐公共汽車，走了一天到唐河。……從唐河坐牛車，又走一天，到了祁儀鎮老家。只見一柩在堂，一燈熒然，母親再也不能相見了。」（《全集》第一卷，第101頁）自吳太夫人於1935年冬獨自回唐河祁儀故里至今，先生母子已有九年未曾見面，「友蘭等於先妣生未能盡孝養，死未能視含殮，風木之悲，何時可已。」（《行狀》） 是月　《中國哲學史》在重慶出版。 2月至3月上旬 月初　寫成《先妣吳太夫人行狀》、《祭母文》。《行狀》曰：「先妣勵志於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殞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終結，其莊嚴悲壯，又非僅以團圓終者所可比擬。聞親族言，先妣入殮時容貌悅愉，尤勝平時，蓋死生之道先妣盡之矣。」時李宗仁在襄陽聞訊，代表國民政府派人送來挽幛一幅。當時已經遷至河南西峽縣丹水鎮的河南省政府也派代表到祁儀弔唁。南陽行署專員褚懷理和唐河縣長符明信親自弔唁，並幫助料理喪事。 6日　祭母。《祭母文》云： 維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兒友蘭以豕一羊一香楮庶羞之奠致祭於吾母吳太夫人之靈曰：「惟人傑之挺生，皆造化之鐘靈，但多傷於偏至，鮮能合乎中行：或仁愛而優柔，或剛斷而寡情，或方正而迂闊，或幹練而無誠，或豁達而疏略，或謹慎而不宏，或豪施而奢汰，或儉約而吝硜。惟吾母之懿質，集諸德之大成。使晚生以百祀，當女權之已明，作領袖於社會，宜冠冕於群英。值時代之不偶，屈長才於家庭，譬鯤鵬之巨翼，乃水擊於池中，謝經國之遠略，而造福於諸馮。聞吾母之來歸，事重闈於高堂，作新婦之匝月，已見驚於族黨，稱才調為第一，父詠嘆於篇章。父得助而高騫，乃遊宦於武昌，受高賢（梁鼎芬——作者自注）之知遇。始為宰於崇陽，雖牛刀之小試，亦駒隙之不長，忽遘疾而奄化，墜鵬程於初翔。無一言之遺命，留群雛於孟光，扶一柩而北駕，備廉吏之淒涼。既相夫之已畢，惟事親與撫孤，凜勁節於冬雪，存冰心於玉壺，終慈日之餘輝，游兒曹於上都，雖節衣而縮食，惟饋給之無虛，不相累於庶務，令專志於遠圖。縣女學之初創，尊吾母為大家，集婉孌之庶姬，開一時之規模，以閨門之肅雍，加學校之詩書，惜為時之過暫，雖有志而未舒。及兒曹之名立，始開顏而息肩，欣諸孫之入抱，若玉樹之競鮮。睹皇居之壯麗，觀長城之婉蜒，乘遄飛之逸興，吟孟姜之詩篇（母居北平，一日游八達嶺，甚歡，口吟孟姜女民歌——作者自注）。維天道之消息，蓋無平而不陂，值東師之渝盟，忽襲我之東陲，知來日之大難，母聞信而興悲，憂子孫之萍飄，慮國家之黍離。既頻驚於風鶴，乃遄返於園田，修松竹之三徑，備兒曹之南旋。謂戰爭之有止，斯聚會之有年，乃一時之離別，竟永訣於人天。嗚呼哀哉！母晚年之家居，惟專志於宗祠，凡堂廡之創建，思一人而任之，日聚資而蓄材，蓋數年之於斯，迄客秋而始營，親監督於始基，日夙興而夜寐，工未竣而身危。豈勞苦之太過，形疲敝而不支，抑責任之已畢，神逍遙而永辭。自況譬於陣歿，雖形苦而神怡。乃人道之完盡，非澌滅而無餘，不曰死而曰終，宜正名以稱譽（《禮記·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宋人註：「終者所以成其始之辭，而死則澌盡無餘之義。」——作者自注）。母既返於故里，寇旋入於北平，兒初守於學校，繼間關而南征。經武昌之故居，望崇陽之舊封，吊屈賈於長沙，懷朱張於祝融。當百代之巨變，對千古之遺蹤，昔所懷而未達，今受感而始通。如有鯁之在喉，乃述作以為工，據所見而立說，豈好辯以為雄。維抗戰之七載，媳備著於辛勞，日斤斤於鹽米，夜頻頻於尺刀，胼雙手於澣浣，疲一身於廚庖，致愛護於夫子，盡養育於兒曹，幸痼疾之已去，勉支持於作操。璉（女鍾璉——作者自注）幼依於祖母，備受母之恩勤，今遠嫁於星島，久不通於音聞，即吾母之永逝，亦欲告而無因，惟確知其無恙，母無用於憂心。應盟軍之東至，遼（子鍾遼——作者自注）從軍而遠征，渡怒江而西進，旋奏績於龍陵，繼殲敵於遮放，今次師於畹町。斯吾母之遺體，為國家之干城，雖名位之微卑，亦告慰於尊靈。尚幼稚之璞越（次女鍾璞，次子鍾越，為母繁書『福體安康』四字——作者自注），祝福體之安康，書鳥篆於鸞箋，欲進貼於母床，藉獻歲之發春，博歡笑於一觴。奈慈輿之不留，空涕淚之淋浪，離昆明而巴渝，經夔府而東航。憶昔日之傳言，父為神於此鄉，想慈輿之已臨，或並坐於堂皇。冀深宵之入夢，奈竟夕而渺茫，憶吾母之夙論，嘆有生之無常，況人死如燈滅，隨形化而神亡。然噩耗之將至，媳夢柩自北方，似母神之不滅，遠尋兒於昆明。信斯道之茫昧，心再思而惝恍。母永逝之匝月，兒始返於故枝，空撫棺而長慟，悔九年之歸遲！維抗戰之七載，日倉皇於亂離，雖春秋之代序，忘歲月之已馳，冀金萱之長茂，忽承歡之及時，恨已往之不再，痛逝者之難追。嘆吾父之至論，怨莊叟之妄辭（祖父歿時，父輓聯有云：「再休說八千歲靈椿，莊叟妄談，誤盡古今承歡者。」——作者自注）。母未完之志事，惟宗祠之續修，現已成之二屋，信堅固而寡儔，俟大事之已畢，即召工而與謀，必繼志而述事，如吾母之所籌。八十年之人生，信始終之全完，備洪範之五福，宜無憾於人間。維明日之良辰，請起柩而奉安，留神靈於宗祐，藏形骸于田園，避吾父之舊塋，入吾母之新棺，葬父母於同穴，其永寧於九原。嗚呼哀哉！尚饗。」 《自序》曾記云：「母親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也是給我影響最大的人。祭文如果有『溢美』之處，那就是她是封建社會的完人，而我沒有說出這個限制。……朱自清的《猶賢博弈齋詩鈔》中有一首詩題為《讀馮友蘭、景蘭、淑蘭昆季所述尊妣吳太夫人行狀及祭母文，系之以詩》[1]，詩曰：『飲水知源木有根，瓣香賢母此思存。本支百世新家廟，昆弟三塗耀德門。趨拜曾瞻慈蔭暖，論交深信義方惇。長君理學尤沾溉，錫類無慚古立言。』」（《全集》第一卷，第104—105頁）「我又替西南聯大國民黨區黨部寫了一封給蔣□的信[2]，替他出謀劃策。我自己認為，這封信和我給我母親的祭文是『忠孝大文』。」[3]致函沅君，告以行將葬母，並附以沅君1918年就學北平時稟吳太夫人書。 7日　葬母。先生按故里的殯葬習俗，以長子的身份身穿孝衣，懷抱牌位，手持靈幡，赤腳走在出殯隊伍的列前。葬吳太夫人於先生故里祁儀北郝莊，與先生父親台異公合墓。 2月中旬至3月上旬　與景蘭先生一起啟程返西南。「我在老家趕著春節以前把喪事辦完了，有消息傳來，日本在這個地方要向西進犯。我同景蘭趕緊離家到南陽，又從南陽到豫西的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丹水。聽說河南大學在淅川縣紫荊關，我同景蘭到紫荊關去看望了他們，又回到丹水。那時日本侵略軍已經進逼南陽，國民黨政府預備再向西逃，已經束裝待發了。我同景蘭隨同他們經過武關，翻過秦嶺，到西安，從西安到天水改乘飛機到重慶。」（《全集》第一卷，第105頁）自唐河祁儀鎮至南陽坐馬車。自南陽至西峽丹水乘長途汽車，沿途在當地中學講演數次。又在紫荊關為河南大學文學院講演一次[4]，與該校唐河、桐柏、泌陽同鄉合影留念。在西安應胡宗南之邀為駐軍講演一次。 3　月 是月　在重慶第三次為中央訓練團講演兩周。在此期間曾同蔣介石談話，言及聯大區黨部信時，蔣表示「共黨問題要政治解決」。又言及吳太夫人喪事，「蔣對我說：『我不知老太太去世，如果知道，就要叫劉主席（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去弔祭。』不久他的侍從室送來用蔣的名字寫的四個字（什麼字忘記了）。當時我覺得很有面子。我計劃將來為我的父母修墓，將蔣的四個字刻在碑上。我又托國民黨一個大頭目吳敬恆（吳稚暉），寫了墓誌的蓋子，又托雲南大學教授劉文典作了一篇墓誌文」[5]。講演後，出席三青團總部所設評議會會議。長子鍾遼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外事局派往美國進修（關於空軍方面翻譯）。 4　月 12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七屆第七次會議。 13日　在西倉坡梅貽琦住宅出席會議。「學生們稱蔣為『先生』，暗示他們不承認其主席職位，而這就涉及許多問題。有人建議解散學生會，但大多數認為這太偏激，並提議採取中立立場，得到絕大部分人支持。」[6] 19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一次會議。 26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二次會議。 29日　下午出席清華校慶紀念會。 是月　《新原道》（一名中國哲學之精神）作為「中國哲學叢書」乙集之二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此書除緒論外，共有十章，即孔孟、楊墨、名家、老莊、易庸、漢儒、玄學、禪宗、道學、新統。其《自序》云：「此書所謂道，非《新理學》中所謂道。此書所謂道，乃講《新理學》中所謂道者。《新理學》所謂道，即是哲學。此書講《新理學》所謂道，所以此書非哲學底書，而乃講哲學底書。此書之作，蓋欲述中國哲學主流之進展，批評其得失，以見新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中之地位。所以先論舊學，後標新統。異同之故明，斯繼開之跡顯。庶幾世人可知新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中之地位。所以先論舊學，後標新統。異同之故明，斯繼開之跡顯。庶幾世人可知新理學之稱為新，非徒然也。近年以來，對於舊學，時有新解，亦藉此書，傳之當世。故此書非惟為《新理學》之羽翼，亦舊作《中國哲學史》之補編也。書凡十章，新統居一，敝帚自珍，或貽譏焉。然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其自信若是。即老氏之徒，濡弱謙下，亦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亦何其高自期許耶？蓋學問之道，各崇所見，當仁不讓，理固然也。寫此書時，與沈公武（有鼎）先生，時相討論。又承湯錫予（用彤）先生，賀自昭（麟）先生，先閱原稿，有所指正，謹此致謝。又英國友人休士先生，擬就原稿譯為英文，期在倫敦出版。並附記，以志鴻爪。」 其第十章《新統論》云：「新底形上學，須是對於實際無所肯定底，須是對於實際，雖說了些話，而實是沒有積極地說什麼底。在中國哲學史中，先秦的道學，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恰好造成了這一種傳統。新理學就是受這種傳統的啟示，利用現代新邏輯學對於形上學底批評，以成立一個完全『不著實際』底形上學。但新理學又是『接著』宋明道學中底理學講底。所以於它的應用方面，它同於儒家的『道中庸』。它說理有同於名家所謂『指』。它為中國哲學中所謂有名，找到了適當底地位。它說氣有似於道家所謂道。它為中國哲學中所謂無名，找到了適當底地位。它說了些雖說而沒有積極地說什麼底『廢話』，有似於道家、玄學以及禪宗。所以它於『道中庸』方面，超過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學。它是接著中國哲學的各方面的最好底傳統，而又經過現代的新邏輯學對於形上學的批評，以成立底形上學。……新理學中底幾個主要觀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於自然、功利，及道德諸境界。……在這種境界中底人，雖是『經虛涉曠』……而還是『擔水砍柴』，『事父事君』。……在這種境界中底人，謂之聖人……只有聖人最宜於做王。……新理學是最玄虛底哲學，但它所講底，還是『內聖外王之道』，而且是『內聖外王之道』的最精純底要素。」 是月　得國民黨河南省黨部電，知國民黨河南省黨員代表大會選先生為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我同他們一向無接觸，為什麼會選著我呢？原來河南的黨員代表大會，在選舉時分為兩派，競爭很激烈。有一個代表名額，他們相持不下，選不出來，有人建議，提出一個兩派都不能反對的人做候選人。他們認為，我有這樣的資格，提出我來，就通過了。」（《全集》第一卷，第100頁）。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十四年度四月份薪給表》，先生是月薪給六百元，所得稅二十三元一角，印花稅兩元四角，黨員黨費二十三元六角，實際所得為五百五十元九角。[7] 5　月 3日　下午三時在聯大昆北東部樓下出席清華第一十七次評議會。又出席聯大校務會議。 4日　自昆明抵重慶。 5日至21日　在重慶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到重慶，大會的預備會選舉我參加主席團。會外紛紛議論，說主持大會的人認為，全國的第一流的學者到了，就應該讓他進主席團，還給他中委。有個朋友對我說：『你大概是已經被確定當選中央委員了，但是中央委員對於別人是一種資本，對於你卻是一種負擔。』當時我覺得這位朋友的話很有道理。在我照例被邀請到蔣介石那裡去吃飯的時候，他果然單獨找我談話。他說：『大會要選舉你為中委。』我說：『我不能當。』他問為什麼。我說：『我要當了中委，再對青年們講話就不方便了。』他說：『那就再說吧。』以後再沒有提這件事。」（《全集》第一卷，第100頁）大會期間，陳誠、孫科先後宴請部分代表，先生曾出席。 26日　應潘光旦邀宴，同席者有朱自清等。席間先生談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朱自清是日日記云：「芝生述國民黨六中全會情況，使余等大失所望，老頭子毫無遠見，失去聲望，彼全然背棄自己之信念，遲早將引起反抗。」[8] 29日　下午五時在昆明錢局街聯大附中出席常委會第三三四次會議。 6　月 5日　出席清華評議會。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七屆第九次會議。 12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五次會議。 14日　下午三時在北門街71號出席清華三十三年度第五次教授會（臨時）。聞教育部當局因某方於西南聯大經費有所建議，擬令清華每年輸款五十萬辦聯大研究院，故蕭蘧、施嘉煬、周培源、張奚若等十六人聯名提議召開臨時會，以便於評議會前交換意見。 20日　下午五時在南開辦事處出席常委會第三三六次會議。 22日　下午三時半在清華辦事處出席清華第五十六次校務會議。 23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 25日　主持文學院教授會。 27日　列席第三三七次常委會會議。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七次會議。 29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 是月　刊出《從房捐說到土地政策》。此文探尋房捐不及房租十分之一之不合理現象的社會根源，認為封建社會的本質如不改變，所有政治上的改變都是空的，都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裝飾，因而主張「要從根本做起，只有徹底實行『平均地權』底土地政策。這種政策能剷除舊社會中底特權階級，能使舊社會中底不勞而獲底人，都工作才能吃飯。如果社會中底人，都立於平等底地位，真正底民主才可以實現。所以這種土地政策不僅是一種經濟政策或社會政策，而且是根本改造中國社會的一種手段。」 7　月 5日　中午十二時在文化巷30號出席清華第二十八次評議會。下午五時在昆明舊府署清華辦事處出席聯大校務會第七屆第十次會議。 6日　致吳宓先生信云：「尊以授課辦法，……唯聯大人多論雜，恐或有人謂講學離校一學期，似嫌過長。經與福田商酌，仍懇請兄於九月前回校。如武大成約，實不便取消，則萬不獲已，只好照兄前函所提辦法，下學年（1946—1947）作為全年請假。於明年暑假後返回學校授課。唯萬望下學年再勿有他約也。若何之處，仍望兄決定。」[9] 11日　上午十二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八次會議。 17日　在北門街11號出席聯大教授會第三十三年度第四次會議。 19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三九次會議。 26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次會議。 是月　《對於儒家哲學之新修正》刊於《勝流》第二卷一期。此文云：「哲學只能提高人的境界，不能說人的境界高，別的知識也會增多，境界高的人，要做某種事業，仍然要求某種知識……了解此理，則就不會空疏了。這是我所要修正的第一點」，「先有哲學的基本觀念（指「理」、「氣」、「道體」、「大全」等——蔡按）。……是『先立乎其大者』的方法，這種方法近於陸王，但並不失於空疏；近於程朱，但亦不失於支離，這是我們對於宋明儒家的修正的第二點。」 8　月 1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一次會議。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校務會第七屆第十一次會議。會議匯集從軍同學意見及實際情形，決定由本校建議蔣委員長請求改善，推先生及潘光旦、劉崇鋐、張奚若、聞一多、黃鈺生、陳雪屏七教授起草建議書，由先生為召集人。 2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三十四年度第一次教授會。會議審查研究院第十屆畢業生王浩等五人、本科十七級畢業生馬忠等九人的成績，選舉下屆評議員、各院院長及研究院委員會主席候選人。根據選舉結果，梅貽琦請仍聘先生為文學院院長。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 12日　約是日，得吳宓航空郵遞信函，謂決即回聯大，並請先生告訴陳福田以功課事，且願授「英詩」、「英散文」云云。[10] 13日　中午十二時出席第三四二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三十四學年第一學期自9月3日開學，暫定上課十二周；暫不另招先修班新生及試讀借讀生；在外埠考取本校一年級各生不能按期到校者准予保留學籍或在其他大學借讀一年。 15日　晚雲南省財政廳廳長招宴，先生與梅貽琦出席。席間得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正在吃飯的時候，這位廳長的秘書來對他說有電話，他去接了電話回來說，日本投降了。在座的人都覺得驚喜，可是沒有應該有的那種狂歡之情。吃飯以後，在客廳談話。大家相對無言，這是因為大家都有一種預感，覺得內戰要爆發了。」（《全集》第一卷，第105頁） 19日　中午十二時在文化巷30號出席清華第五十七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葉企孫、沈履、潘光旦、梅貽琦、吳有訓。會議討論復校計劃，決定：「（一）校長偕同一二人員先往北平視察校址以便計劃修復。 （二）聯大學生分配改入三校問題，本校可建議除參酌各學生志願外，應顧及調節太多太少之情況。（三）本校今後仍應著重學術研究，本科學生勿使太多（勿超過二千）。（四）特種研究所宜於復校時改組併入相關學系。（五）籌劃成立農學院、氣象學系。（六）聘教授一人擔任圖書館館長。」 20日　下午三時列席聯大校第七屆第十二次會議。 22日　下午三時在清華辦事處出席清華第二十九次評議會議。與會者還有潘光旦、陳岱孫、沈履、李輯祥、黃子卿、趙訪熊、葉企孫、梅貽琦。會議討論復校問題，決定提請校長聘定人員組成復校計劃委員會。又原則通過復校後籌建大學出版部。 23日　出席聯大聘任委員會會議。中午十二時在拓東路聯大工學院出席常委會第三四三次會議。 24日　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 29日　下午五時在文林街昆中北院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出席常委會第三四四次會議。 是月　劉文典贈其所著《莊子補正》（石印本）。吳宓來信請假留成都養病。[11] 9　月 2日　朱自清來訪。[12] 6日　下午三時在清華辦事處出席清華第三十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朱自清、湯佩松、沈履、王明之、趙訪熊、葉企孫、李輯祥、施嘉煬、雷海宗、梅貽琦。會議決定，各學院可能發展之趨向由各院建議，送校長帶渝，於教育部復員會議時視國家整個發展高等教育之情形酌量提出。又審議經費總量。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五次會議。 8日　下午三時半在昆華中學北院北教室樓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四年度第一次會議，選舉第八屆校務會議教授代表。會上陳岱孫提出提案，要求政府增加教職員薪給，獲得通過。梅貽琦指定先生與陳岱孫、吳啟元及教授會書記聞一多等起草提案致國民政府的電稿。[13] 13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六次會議。 16日　《大學與學術獨立》刊於《掃蕩報》刊出。此文認為「同盟國的勝利是知識的勝利」，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必須「定下知識學術獨立自主的百年大計。目前急要決定的，就是要樹立幾個學術中心。其辦法是把現有的幾個有成績底大學，加以充分的擴充，使之成為大大學」，使之「一方面是教育機關，一方面是研究機關。它不但要傳授已有的知識，而並且要產生新的知識。他應當是一代知識的寶庫。他對於人類的職務，真正是所謂繼往開來」；認為對此大學，政府及社會應有的態度是「儘量予以財政上的支持」，「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持不干涉的態度。……對於每一門學問，只有研究那一門的專家有發言權。……要予他們研究自由，並且要予他們以選擇人才的自由……外邊的人，不能干涉」。 17日　致函吳宓，告以聯大本學年吳宓可作為請假。若下學期在北平復校，吳亦趕到，則臨時銷假亦無不可。又告梅貽琦在渝，陳福田在寧，擬到北平接受校舍。[14] 20日　為聘曹靖華事致函梅貽琦，並附致曹靖華函。函中還提及陳寅恪在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已停，要求作為部聘教授調回聯大。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八屆第一次會議。 24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七次會議。 是月　卜德來信，請先生明年9月赴美國費城賓夕凡尼亞大學任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並協助翻譯《中國哲學史》下卷。信中並說，已請洛克菲勒基金會捐款六千五百元作為先生授課薪金及往返旅費。先生回信接受邀請。往聯大教師宿舍看望自成都赴倫敦治眼疾的陳寅恪。[15]《聯大必修選修學程表（1945—1946學年）》規定，先生除「中國哲學史」外，還授有「哲學方法研究」等課程。[16] 10　月 9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八次會議。 10日　《國慶感言》刊於昆明《正義報》。 13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八屆第二次會議，聽梅貽琦報告重慶教育會議及接洽各事情況。 14日　上午十時在清華辦事處出席第三十一次評議會。會議議決應以復校後每年所需經費整個預算向政府提出，並請在餘款未續付前全數由政府支給。會後會餐。 17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四九次會議。 18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三十四年度第二次教授會，聽梅貽琦報告：（一）教育部召集之善後復員會議精神，原則上西南西北各校仍留原地，其歷史悠久成績較大有返回必要者遷回原地；收復區各原校之校舍破壞者應由日本賠償，其掠奪或毀壞之圖書設備經調查後應由敵方追回或令補償。（二）聯大復員問題，聯大將一整個單位包括三校之教職員及學生由昆遷回平津，此中困難者為交通，遷校時期最早須在明年4月以後。師院經雲南省參議會及教育廳要求留昆。（三）清華復員問題，已向教育部說明發展計劃，此後人才訓練、學術研究並重，將加辦農學院、化工系、建築系，氣象組擴大為系，加語言人類學系。報告後茶會，自由交談。 24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五○次會議。會上梅貽琦報告，教育部已聘傅斯年為常委會委員，傅常委已經到校。會議聘請先生及雷海宗、姚從吾、羅庸、聞一多為聯大紀念冊編輯委員會委員，請先生為委員會主席。飯後久談，十時始散。 27日　下午四時應梅貽琦之邀出席聯大教授會茶會，歡迎傅斯年就任北京大學代校長、西南聯大常委。 31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五一次會議。 是月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H.弗萊士贈其論文「Toward a Naturalistic Religion」（《邁向自然宗教》，《克魯澤季刊》第二十二卷四期抽印本），其封面題曰：「謹贈馮友蘭博士。拙文也許可以作為運用『負的方法』的努力。熱烈致意。」 11　月 1日　上午十時在東會堂出席聯大八周年紀念會，十一時半散。 2日　出席清華評議會。 7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五十八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梅貽琦、施嘉煬、沈履、葉企孫。會議決定組織北平校產保管委員會，以陳岱孫、陳福田、張子高、鄧以蟄、畢正宣為委員，陳岱孫為主席。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五二次會議。 14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五三次會議。 21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五四次會議。會議決定傅斯年因公赴平離校期間，由湯用彤代表出席常委會會議；梅貽琦因公赴平離校期間，請葉企孫代理常委職務；聯大紀念冊改名為聯大校志，聯大紀念冊編輯委員會改名為聯大校志編委會，加聘馮文潛為委員。 26日　出席評議會。會議決定就「十一·廿五」事件向地方政府抗議，並向教育部發電。[17]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會議第八屆第三次會議。 27日　出席校務會議。 28日　上午出席教授會。會議選出三名代表勸學生複課。下午出席評議會，交換意見。「下午三時學生在閱覽室集合開會，會場內有許多牆報。開會發言時，學生們又將許多新的標語貼在教師的呼籲書前。講話者都發出緊急呼籲。會議結束前，罷課委員會貼出通知，謂不久將提出答覆。大部分教授離去，少數留下來。一個溫姓學生以詩歌似的煽動性語言作了答覆，××認為這是挑戰，他以激昂的聲調回答。聽眾反應憤怒，他們要繼續罷課，我們失敗了。一多上了講台，將局面安定一下。他承擔了不少義務。」[18] 29日　上午九時在清華辦事處會議室出席聯大三十四年度第二次教授臨時會，與會共八十二人。會上先生報告校志徵稿事宜，主席葉企孫報告聯大學生罷課事情發生及校務會議處置之經過。[19]會議經過討論決定：（一）「同人站在教育立場，對本月廿五日晚軍政當局行為認為重大污辱，應依校務會議決議原則加強抗議。」（全體通過）（二）召集全體學生訓話，勸令即日複課，由全體教授出席。（三）推舉先生及張奚若、錢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趙風偕、燕樹棠、聞一多為抗議書起草委員，以先生為召集人。抗議書內容由起草委員會全權負責。下午即與張奚若等七人起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教授為11月25日地方軍政當局侵害集會自由事件抗議書》，並立即向報界發表。抗議書云：「近代民主國家，無不以人民自由為重，而集會言論之自由尤為重要。無此自由者，應便有之。既有此自由，應保障之，充實之。此固社會進步之常理，經世建國之要道，而為政府與人民所應共曉者也。其在我國，集會言論自由，載在憲法，全國人民同應享受，大學師生自無例外，且斷非地方軍政當局所得擅加限制者。乃本月25日晚，方本大學學生與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及英語專修學校學生在本大學舉行晚會之時，竟有當地駐軍在本大學四周施放槍炮，斷絕交通。際此抗戰已結束，舉國方以進入憲政時期，而地方軍政當局竟有此不法之舉，不特妨害人民正當自由，侵犯學府之尊嚴，抑且引起社會莫大之不安。茲經同人等於本日集會，全體一致決議，對此不法之舉，表示最嚴重之抗議。」 是月　曹聚仁《馮友蘭論——論〈新理學〉及其他》刊於《周報》十一期至十三期。 12　月 1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第八屆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分别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請派政軍大員來昆明徹查處理此次事件，並派代表三人赴渝接洽。 2日　上午九時出席聯大三十四年度第三次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共八十五人。會上主席葉企孫報告11月29日召集學生訓話經過、12月1日校務會議決定，又報告12月1日暴徒襲擊聯大師範學院、工學院、新校舍及附中等處情形。[20]訓導長查良釗及袁復禮、馬大猷、高崇熙、張清常分別報告昨日所見情形。會議經過討論決定：（一）推派三人參加死難學生入殮儀式，代表教授會同人致吊。（二）請主席向地方軍政當局交涉：萬一學生堅持抬棺遊行，請准予遊行。（三）建議學生自治會，本校死難二同學在本校校園內安葬。（四）接受助教二十八人建議中之法律部分，組織法律委員會負責研究有關懲辦兇手、取消非法禁令等問題。（五）罷教問題延期討論。 3日　出席校務會議。下午三時在聯大圖書館前大草坪參加「一二·一」死難烈士入殮儀式。 4日　上午九時出席聯大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共八十八人。會上周炳琳報告法律委員會工作進行情形後，有停課與罷課之爭，辯論激烈，時間長達六小時。先生與周炳琳（主張停課）、張奚若與聞一多（主張罷課）發言最為尖銳。會議通過如下最後決定：（一）增添法律委員會委員（由七人增至十一人）。（二）委派校務會議招待中外新聞記者，並以書面說明此次事件真相。（三）電請三常委即日返昆主持校務。（四）委派法律委員會搜集有關本次事件之史料。（五）自即日起本校停課七天，對死難學生表示哀悼，對受傷師生表示慰問，並對地方當局不法之橫暴措施表示抗議。（六）由校務會議迅速設法勸導學生複課。（七）督促法律委員會加緊工作，務期早日辦到懲辦兇手及取消非法禁止集會之命令。朱自清記此次會議說：「就三天罷課進行了六小時的激烈辯論，最後作出三項決定，其中第一項是校方宣布停課一周，以表示對死難者之哀悼，二是要學生向受辱的同事××表示慰問，三是向負責部門提抗議。會議氣氛相當緊張，而且在討論第一項決議時即有分裂的兆頭。然休息十五分鐘後，局面有所好轉。……枚蓀、奚若、一多與芝生的發言很明確。尤以芝生的講話非常鮮明，這在平時是很少有的。」[21]姚從吾在給陳雪屏、鄭天挺的信中說：「教授會精彩緊張，可謂空前。一多自稱反對政府。枚蓀發言也力量大增。幾乎受全場支持。端升表現最糟。奚若仍是罵人老套。他們竟真的把枚蓀烘托成正義派了……這次風潮太離奇了。若能就此而止，保持了三校，則教授會的態度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教授會無形中分成兩個系統。一是國民黨左翼，以枚蓀、西孟、自昭（即賀麟——蔡按）為代表，一是CP，以一多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邊，公然反對政府，又說是可以指揮學生會）。吳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對，而毫無實力（比方，他說：『人被打死了，我們再不行動就不是人！』但是同時就有人說，自己不犧牲，專讓青年去犧牲，那才真的不是人呢！）同事中雖百分之八十，雖不言，辨別是非至精。一多在開會前到處遊說罷教，結果六十一對十九票，他應該恍然大悟了。」[22] 5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五六次會議。 6日　出席評議會。會議由傅斯年主持，[23]先生與錢端升在會上發生爭執。「會議伊始，端升與芝生就因誤解而大吵起來。端升提出評議會代表及四個談判人所受到的批評，他在與會者面前解釋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故當他說是吳和蕭批評談判人時，芝生就大喊莫名其妙。此語將端升惹火了，他跳起來往外走，我們將其拉住，傅一再說好也無濟於事。最後芝生向他道歉並同他握手，端升才勉強接受，但局面仍十分尷尬。」[24] 10日　下午二時出席三十四年度第五次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共八十六人。主席傅斯年報告來昆明後與各方接洽經過、法律委員會報告工作經過後，會議討論決定：（一）以教授會名義致函教育部朱經農次長，請教育部轉達政府：本會認為對於此次慘案應嚴懲兇犯及主使人，其中負責行政責任者尤應先行撤職。（二）本會應竭力求上述議案中之辦法儘早實現。（三）本會應立即勸告學生複課（勸告方式由常委會酌定）。（四）接受法律委員會草擬之呈監察院文。（五）其餘各項呈文授權法律委員會全權辦理。（六）招待新聞記者之書面說明改用書面分送各報館。 11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五七次會議。 13日　上午九時訪梅貽琦。[25]晚赴張西林飯約。「張所約朱次長外皆為聯大同人，似有為李宗黃說項之意。飯後九點余出，與潘、馮、查訪繆雲台，知其明日將赴渝者，談至十一點歸寓。」[26] 14日　上午九時列席常委會會議，會議商定布告17日複課，並於15日召學生會各代表訓話。 15日　上午九時在辦事處與常委會其他成員一起召學生會代表談話。先由梅貽琦說明學校規定17日上課之緣由及屆時不上課後果之嚴重，繼有先生與傅斯年、潘光旦、陳序經、周炳琳發言，大旨皆於勸告之外指出此舉關係學校前途之重大。十一時與其他常委會成員先出，令學生自行慎重考慮。中午與梅貽琦、傅斯年、潘光旦、查良釗至機場送朱經農返渝。 16日　中午應梅貽琦之邀，與常委會其他成員餐敘，知上午學生會代表八人送來書面答覆，謂昨晚代表大會議決「在條件未圓滿解決前不能複課」。 17日　中午仍與常委會其他成員餐敘，知昨日下午四時聞一多來告學生方面可有轉機，但是日並無上課者。下午三時參加梅貽琦約請之教授會成員茶會。梅貽琦報告最近數日經過及他與傅斯年感覺無望不能不退避賢路之意。四時梅貽琦退出，改開第六次教授會。與會者共八十八人，主席周炳琳。會議決定：（一）請梅貽琦緩辭。（二）由各系主任代表教授會於18日上午九時聯合召集學生自治會全體代表，勸導學生複課並聽取意見。明日下午分系由各教授向本系學生進行勸告。（三）勸導時說明星期四務必複課，如不複課，教授同人只好總辭職。會議至晚九時始散。「會上傅與聞發生口角。」[27] 19日　下午二時列席常委會成員、各系主任聯席會，談昨日勸告學生結果。三時後出席第七次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九十二人。會議討論甚久，最後決定：（一）由教授會公告全體學生，勸於20日晨一律照常上課。其有因故不能上課者，勿對上課同學作任何攔阻之舉動。文告內並說明教授會決籲請政府對此事件之行政首腦人員從速予以撤職處分，務期達到目的。關於非法禁止集會之禁令，由教授會推代表三人與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雲南警備司令部霍揆彰洽商，由現地方軍政當局發表聲明，對合法自由決予尊重。（二）推先生及周炳琳、趙迺摶草擬上項文告，並代表教授會與盧、霍接洽。會後與周炳琳、趙迺摶在梅貽琦宅用晚餐。飯後即草擬《教授會告同學書》。其文曰：「本校罷課已將屆月，其中所經過的慘痛之事實，已為國人所共見。本會之措施已屢經議決執行。關於本月一日之慘案，現在除軍事負責首腦人員已經政府先行停職議處外，本會並請求政府對行政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決以去就力爭，促其實現。關於非法禁止集會之禁令，已於本晚推舉代表與軍政當局洽商，望其對合法之自由給予以尊重。同學諸君心懷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內外之情勢，如學校早日恢復常態，同學對於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實現。如堅持罷課，則前途演變恐有不忍言者。同人愛護同學，愛護學校，本中心之熱忱，經屢次之會議，已請學校定於12月20日務必複課，務望同學諸君於是日晨照常上課。其有因故不能上課者，亦勿對上課同學有攔阻之舉動，否則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屍位之譏，義不能受，亦當有以自處。謹此布告，惟同學諸君察之。」文告擬就後即付印貼出。隨即與梅貽琦、周炳琳、趙迺摶訪盧漢，盧允即作聲明尊重合法之自由。又訪霍揆彰，未遇。《自序》記此事云：「傅斯年從重慶來了。……他秘密地向聯大的部分教授說，這次罷課，蔣很怒，你們要叫學生趕緊結束，不然的話，蔣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聯大，把學生都編入青年軍。……當時認為，問題的關鍵是撤換關麟征和學生複課這兩件事孰先孰後的問題。重慶為顧全它的面子，堅持要學生先複課，學生為了貫徹他們的要求，堅持要先撤換關麟征。傅斯年根據重慶的意圖，認為可以由教授會出面向學生作一個保證，於學生複課後十五天內調走關麟征。當時就召集教授會，由我和訓導長查良釗聯合提出一個議決案：學生先複課，教授會保證於複課十五天內使關麟征去職。會中就這個議決案進行討論，很是激烈，發言的人很多，甚至要發言的人必須先到主席台簽名，由主席按順序叫名發言。辯論的結果，議決案通過了，學生也接受了保證複課了。果然在十五天內關麟徵調到東北當接收大員去了。」（《全集》第一卷，第298頁） 20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八次聯大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共九十六人。梅貽琦報告學生自治會來函呈報代表大會修正複課條件情形後，會議經討論決定：（一）請主席將本會對於學生會函陳事項之意見即告自治會代表，並切實告誡，勿得有攔阻上課同學之舉動。（二）本日學生僅有一部分上課，難以滿意，待看明後日情形如何再作決定。 22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第九次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共九十六人，主席劉崇鋐。會議決定：（一）17日教授會曾決定請求政府將李宗黃先予以撤職處分，如不能辦到，則教授會全體辭職，茲補充為「從今日起以兩個月為求此事實之最大限度」。（二）學生自治會對於上課學生有剝奪其權利之舉，應如何懲處，請常委酌定。同日《梅貽琦日記》云：「聞未到會，派壽民（即劉崇鋐——蔡按）暫代。孟真頗示焦躁，蓋已決於明日返渝，校事不欲過問矣。會散後留周、馮、趙晚飯，草『談話』之二。飯後又隨周、趙訪傅，勸其稍緩返渝，未得諒允。以後只好仍自支撐耳。」所說「『談話』之二」，即《梅常委書面談話》，全文如下：「今天下午教授會開會，學生自治會送來呈教授會函一件，並派代表二人到會，本人當將此函轉交，並徵求教授會同意，由學生會代表出席陳述意見。關於請求政府將此次事變之負責首腦人員先行撤職事，教授會已通過決議案，自本日起以兩個月為求此事實現最大期限，決以去力爭。昨日省政府盧主席曾來函，詢問本校校舍、校具損失數目及死難同學家屬住址，本校當即復函，並將受傷學生姓名及醫藥用費開去。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對學生自治會理事會代表面加告誡，對於上課同學不得加以阻攔或採取其他行動。乃近兩日學生會對上課學生竟採取行動，剝奪學生應得權利，殊屬違背學校紀律，應迅即自行糾正。以後如再有此種行動，本人決將執行學校紀律，嚴予懲處，以維持秩序。」[28] 24日　上午赴梅貽琦住宅，與梅等商定將教授會改於26日召集。 25日　上午十時應梅貽琦約與梅及湯用彤、朱自清、潘光旦、查良釗、沈履、趙迺摶共商教授會聲明改以談話方式發表文稿。 26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十次教授會臨時會。與會者七十九人。會上梅貽琦報告，教授會第二次至第九次之記錄已油印分發，請指正錯誤。會議經過討論決定：（一）建議學校、新校舍及師範學院由查訓導長、工學院由陶代院長分別對上星期四以來上課同學告以容恕相勉，對所受不當待遇勿計較。對學生自治會理事，囑迅即自行糾正數日來對上課同學所有之不當措施。（二）教授會法律委員會所有文件未經負責人核准而被發表者應聲明無效。（三）在校園集會限於本校師生。校外人員參加應予限制。請教務長、訓導長於學生申請集會核准時注意。（四）校歷向後推，俾補課及準備考試，定1月7日至12日考試，13日至20日寒假，21日開學。至此，「一二·一」運動結束。[29]《自序》總結此次運動云：「聯大在表面上平靜無事了，其實它所受的內傷是很嚴重的，最嚴重的就是教授會從內部分裂了，它以後再不能在重大問題上有一致的態度和行動了。從五四運動以來多年養成的教授會的權威喪失殆盡了。原來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則，至此已成為空洞的形式，沒有生命力了。……就我個人說，我在這次運動中當了兩派調和人的角色，我自以為是挽救了聯大，使其免於被解散之災，為中國學術界保留一塊自由園地，為『民主堡壘』留個餘地。可是進步方面的人，認為我帶頭破壞運動。我很覺得灰心。覺得這種調和矛盾的角色很難當，本來想照顧兩面，可是兩面都不滿意。」（《全集》第一卷，第299頁） 27日　下午五時出席清華第五十九次校務會議，聽校長報告復校問題。 29日　中午梅貽琦約宴盧漢、霍揆彰、趙康節及軍長王仙峰、副軍長張某、參謀長吳麗川等，先生及楊振聲、周炳琳、葉企孫、查良釗作陪。 31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五八次會議。晚梅貽琦留常委成員並加邀楊振聲、劉崇鋐、高崇熙、郭福堂、沈同作除夕小聚。食炮牛肉。至九時多始散。 是月　林柏（杜國庠）《玄虛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評馮友蘭〈新原道〉》刊於《群眾周刊》第十卷二十四期。 是　年 日本投降後，昆明警備司令部發出布告，規定凡有槍支者均須至司令部領取執照。先生家中有一手槍，系鍾遼在滇西對日作戰之繳獲品，鍾遼赴美後留在家中以為紀念。見布告後，先生往司令部見參謀長趙家驤，領得執照。 為路成銘書一條幅：「聞道輿途次第還，黃河依舊繞潼關。」[30] 崔書琴以所著《三民主義新論》相贈（商務印書館1945年1月版），並題曰「芝生先生指正。後學崔書琴敬贈」。 秋，吳志青自費發行《太極正宗源流》一書，其中收錄了先生的《論國術》一文。又有先生為吳志青《歷世紀》一書題詩：「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氣中原夜，又有湛盧劍倚門。」[31] * * * [1] 朱自清詩作於1945年10月20日，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下冊，第769頁。 [2]指1943年秋先生代國民黨聯大區黨部執筆寫的致蔣介石函，要求蔣介石開放政權，實行立憲。 [3] 引自《馮友蘭發言稿二（1966年9月13日、25日）·我的反動歷史和社會關係》。 [4] 當時河南省會開封淪陷，河南省政府西遷至西峽丹水鎮（原屬內鄉管轄），省主席劉茂恩住聶振弢（今河南省南陽師範學院馮友蘭研究所所長）祖父聶國政（原內鄉民團第八團團長）家。河南大學由中州大學改名而來。 [5] 引自先生1966年所寫《我的反動歷史和反動關係（補充材料之一）》。 [6]據《朱自清日記》。 [7]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510頁。 [8] 據《朱自清日記》。 「枚蓀」即周炳琳。 [9]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476頁。 [10]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487頁。 [11] 據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12]據《朱自清日記》。 [13] 據石泉、李涵《追憶先師陳寅恪先生》，見《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頁。 [14] 據《吳宓日記》第九冊，第507頁。 [15]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895頁。 [16]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377頁。 [17] 11月25日，昆明大學生六千人在聯大舉行反內戰時事晚會，雲南軍政當局頒布禁止集會遊行令，派軍警包圍會場並放槍炮恫嚇。26日起昆明學生聯合會宣布總罷課，要求當局取消禁止集會遊行令，保障人民言論集會自由，懲辦肇事者，停止內戰。中共雲南省工委支持並領導了罷課鬥爭。 [18]據《朱自清日記》。 [19] 時梅貽琦為接受清華事回北平，葉企孫暫代其聯大常委職務。 [20] 12月1日，數百名暴徒分別襲擊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及聯大師範學院、工學院、附中。投擲手榴彈，殺死南菁中學教員於再，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炸傷聯大學生繆祥烈等二十五人，搗毀校具無數。 [21] 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937頁。 [22] 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937頁。 [23]傅斯年於12月4日返回昆明。 [24] 據《朱自清日記》。 [25] 梅貽琦於12月12日晚返回昆明。 [26]據《梅貽琦日記》。 [27] 據《朱自清日記》。 [28]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二）》，第565頁。 [29]《梅貽琦日記》於12月26日云：「早見報，《談話》悉照原文登出，罷聯會亦有即日複課之啟事。校中學生已大部上課。工院全體上課，師院專科則未全上課。」於27日云：「上午全體學生上課矣。」又《日記》於11日曾述及梅本人對政治、學術及校局之態度，其文曰：「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30] 據路成銘1988年4月14日致先生書。路系西南聯大學生，1949年留學，1958年回國。後任《中國海洋湖沼學報》譯審。 [31]據《梅貽琦日記》。 1946年（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丙戌）　五十一歲 1月10日，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及美國三方代表簽訂《停戰協定》。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14日，三方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　5月5日，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　6月，國共全面內戰開始。　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務殺害。15日，聞一多在昆明被特務殺害。　8月10日，馬歇爾、司徒雷登宣布調處失敗。　9月，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11月15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中共及民盟拒絕參加。　12月24日，美國兵強暴北京大學女生沈崇，各地學生紛紛抗議。 是年，張東蓀《理性與民主》出版。鄭昕《康德學述》出版。 1　月 1日　下午三時在聯大辦事處出席梅貽琦召集的聯大三校教職員及眷屬新年茶敘。「到者老幼約二百人。因天氣晴和，均在院中茶話。將五點，日色西沉，漸漸散去。」[1] 3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三十四年度第三次教授會，聽梅貽琦報告北平情形、清華園接收經過與現狀、遷移與復校問題。四時一刻茶點，自由交談。五時散會。 6日　晚，赴梅貽琦飯約，同席有魯蕩平、甘介侯、陳勛仲、陳久徵、熊慶來、朱馭歐、楊振聲、施嘉煬。 12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五九次會議。 15日　致函梅貽琦，請准予自2月起任用申荊吳為清華哲學系助理並在聯大文學院院長室幫助編輯校志。 16日　下午五時在文林街昆中北院清華大學校長公捨出席常委會第三六○次會議，討論「一二·一」死難學生安葬問題。 18日　出席梅貽琦請茶會。《梅貽琦日記》云：「下午4時約Mrs.F茶敘，並約聯大校務會議諸君及各系主任，藉示歡迎。」[2] 23日　下午五時列席常委會第三六一次會議，會後與梅貽琦草擬布告。《梅貽琦日記》雲，會議「對於工院學生自治會理事取消上月十七日起自動上課之學生會籍及膳團權利之舉（至今仍未自行糾正），決予懲罰。其常務理事王世堂等三人各記大過一次、小過二次。另布告凡學生自治會決議事項不得再與學校規令牴觸。飯後請芝生草擬布告二稿，至十一點始散」。致函梅貽琦，推薦任華、張岱年自三十五年度起為清華哲學系教授，並請梅代請外匯若干作任回國旅費（任華時尚在美國）。函中還提議自三十五年度起續聘鄧以蟄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24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校務會議。五時出席院長、系主任聯席會，商談圖書儀器損失報部及請求添補經費問題，先生建議由在北平人員就各系所需要之圖書在北平坊間酌量搜購，並由各系分別托人在北平調整。七時聚餐。 27日　《戰後中國的文化問題》刊於昆明《正義報》。 30日　下午五時列席常委會第三六二次會議。會議決定聯大於5月4日結束，學年考試及總考日期酌量提前於該日辦理完竣。 31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五時出席清華大學第三十三次評議會。因聞一多已求辭職，先生於會上提議請朱自清任中國文學系主任。 2　月 4日　朱自清來拜年。晚回拜，並與朱談系主任問題，朱推薦王力繼任。 5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會議決定新聘教授十餘人。 6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六三次會議，共商談遷校籌備事宜。 10日　晚梅貽琦為聯大宴請白雨生司令夫婦、晏玉瓊司令夫婦。先生與任夫人及霍秉權、吳澤霖作陪，藉便商談復員運輸問題。 13日　下午三時列席常委會第三六四次會議。五時出席校務會議，於會上談中國文學系系主任人選問題。 15日　下午五時赴清華辦事處對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進行畢業初試。考試範圍為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通史。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聞一多、許維遹、浦江清、王力、湯用彤、吳晗、彭仲鐸等。[3] 20日　下午五時代梅貽琦主持常委會第三六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在梅常委離校期間，其常委職位由先生暫行代理。 25日　聯合大學史學會東北社與法國社在新校舍草坪舉行東北問題演講會，先生與雷海宗等講演。會後數百人遊行，要求蘇聯軍隊撤出東北。[4] 26日　致電梅貽琦，告以學生將於27日罷課，促其速歸。下午參加校志委員會茶話會，討論紀念碑事。[5] 27日　下午五時出席梅貽琦主持之常委會會議，聽梅略述在渝接洽情形。晚飯後談至十一時始散。 28日　午後與潘光旦訪梅貽琦，在梅宅遇查良釗、沈履。適學生代表來請求取消工院學生三理事記過處分，梅貽琦請遂請先生等「告代表等，如學生將以前自由上課之同學處罰事件完全撤消，則常委會可考慮記過問題，否則難予理會。該代表等又報告，明日學生將罷課作為要求，當嚴予告誡，倘如此行動，尤屬不合，學校更難予同情。」[6] 1月至2月間　為中國文學系系主任事多次分別與聞一多、朱自清長談，聞並言及其研究計劃及改革文學院設想。「在卅五年春天，一多與我作了幾次很懇切底長談。那時候，他相信政治協商會議能夠成功。他說，他並不打算完全做政治活動。……他又說，他已決定回北平以後底研究計劃。他打算用唯物史觀底觀點研究中國文學史。……關於清華文學院，他主張將中國文學系和西洋文學系合併為文學系，而將其中關於語言底課程分出來，另設語言系。這一個提議佩弦也很贊成，不過不能實行。因為教育部把各大學管得緊緊地，什麼事都得照著刻板底部章。一多又同我說，他的政治上底關係，必然使學校當局增加困難，因此他願意辭去清華中國文學系系主任，專任教授，主任一職仍由佩弦擔任。佩弦為人，向來是不輕然諾底。我為這個事，又與佩弦長談了許多次，梅月涵先生又親自勸駕，才把這個擔子又放在佩弦身上。」[7] 是月　開始辦理出國手續。蔡尚思《馮友蘭新玄學批判（馮氏代表作《新原道》的思想歷史）》刊於《新文化》一卷十期。 3　月 2日　晚赴梅貽琦飯約，同席有雷海宗、馮文潛、姚從吾、羅庸、唐蘭、劉崇鋐、潘光旦、湯用彤、朱自清。席間商談聯大紀念碑事議決由先生撰文，至十時散。 6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六十一次校務會議。五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三六七次會議，為整飭校中秩序，清理雜亂揭貼，討論頗久。關於聯合大學學生自治會及工學院學生自治會迭呈籲請取消工學院學生自治會前常委會理事王世堂等三人記過處分案，會議決定，因自治會未依照上月28日先生及潘光旦、查良釗、沈履對請願代表指示各點切實辦理，應暫緩議。[8] 約10日　與潘光旦、費孝通等往滇西保山修縣誌，又至怒江西岸觀看對日作戰戰場，在大理住一二日。 13日　聯大常委會決定設置圖書遷運委員會，請先生及周炳琳、葉企孫、施嘉煬、潘光旦、黃明道為委員，由周炳琳負責召集。 20日　自滇西回昆明。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六十二次校務會議。五時列席常委會第三六九次會議。會議決定聯大自5月10日起遷移，部分應結束事項統須於5月底前辦理完竣。又「通過為告誡學生嚴守壁報管理規則，令訓導處切實執行之議案」。[9]會後，據此議案貼出通知，其文曰：「查近來匿名揭貼式之文字常在本校出現，不論事理，任情謾罵，態度乖戾，至可痛心。本大學原定有學生壁報管理辦法，於三十三年五月公布實施在案，此項管理辦法之要點，在使發表文字者必須具名以養成言論負責之習慣，與人論事，必須尊重對方之人格，不得率意謾罵詆毀，凡此實為言論自由之先決條件。學校責在教育青年，對此不容忽視，應由訓導處嚴格執行並轉飭諸生切實遵守原定辦法，以後倘再發現匿名揭貼或誹謗他人之文字，應即嚴予取締，以維校紀。」 22日　下午赴清華辦事處對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施子愉進行畢業初試。考試範圍為中國通史、哲學史、文學史等。[10]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聞一多、王力、羅庸、游國恩、雷海宗、浦江清、許維遹等。[11] 23日　晚應梅貽琦約便飯，與常委會其他成員「會談，談及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學生今夏結業後之安置問題，意見頗多，終須看教部意向，聽其決定耳」[12]。 24日　為抗議蘇聯軍隊在東北的暴行，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共一百一十八人簽署反蘇宣言。先生在宣言上簽名。[13] 27日　下午應梅貽琦約赴聯大教授茶會，聽黃子堅、陳雪屏報告平津情況及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情形，「蓋該班學生夏間安插問題都與三校之復員問題有關也」[14]。下午五時列席聯大常委會第三七○次會議。 28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清華三十四年度第四次教授會。梅貽琦報告北平清華園近況、復員計劃之籌備、經常費及復員建設費等問題後，交換意見，與會者認為，對北平臨大補習班學生，為勿使北方學生受失學之苦，自當儘量容納，但清華有事實困難，容量限於兩千名，又應考慮學生水準問題，故須進行編班考試，甄別選取。 是月　林柏（杜國庠）《玄虛不是人生的道路——再評馮友蘭〈新原道〉》刊於《群眾周刊》十一卷一期。此文稱新理學為「幫閒哲學」，說「『專憑其是聖人最宜於做王』，這種說法，勢將助紂為虐，而誤盡天下蒼生」，「馮氏這種宇宙人生觀教人安分守己，勿以貧賤得失介意，『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一樣地也可做到聖人。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壓迫者，而鬆懈其鬥志，直接地替壓迫者維持其腐敗殘酷的統治，間接地阻礙社會的革新」。蔡尚思《馮友蘭新玄學批判（馮氏代表作《新原道》的思想歷史）》（續）刊於《新文化》第一卷十一期。 4　月 3日　下午五時出席聯大校務第八屆第九次會議，談遷校問題。會後便飯。 4日　下午五時出席清華第三十四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梅貽琦、趙鳳偕、潘光旦、葉企孫、趙訪熊、李輯祥、施嘉煬、朱自清、劉崇鋐。會議決定設立教職員住宅委員會，計劃北平原校住宅分配及租率事項；下學年國內外休假暫停一年；下學年起本校向有之規定「夫婦不能同在本校擔任有給職務」繼續實行；本年10月10日在北平舉行復校及開學儀式，10月21日起上課。 5日　下午五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會議。七時便飯。 7日　《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刊於昆明《正義報·星期論文》。《雲南今後的學術事業與高等教育》刊於《民意日報》。 8日　中午與評議會其他成員及霍秉權一起赴梅貽琦飯約。霍自渝歸，於席間言及交通困難，夏間北返似無望，「大家鑒於交通問題之困難，皆贊成聯大繼續一學期至9月以後再移動，待與他校討論後再定」[15]。 10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成員與三校代表聯席會。會議決定因交通困難，聯大暫緩結束，下學年提前上課，自6月3日起至9月7日止，9月9日至14日舉行學期考試，並定於下周教授會再議此事。 約上旬　得吳宓3月27日函。3月27日吳宓日記云：「作長函上馮友蘭，復其一月二十七日來函，（一）請向傅斯年代催寅恪薪津，（二）以私誼，述宓下年就武大或返清華或留川大之利害，求其指示決定。蓋擬在清華請假一年也。」[16] 12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四年度第十一次會議。討論下學期提前上課問題。「發言者八九人，多不贊成夏間開課者。其動機殊不同，說話亦多無大意味。但彼等欲早走之心情則瞭然也。」[17]五時三刻會將散，忽有學生約二百人來請願，梅貽琦將其書面意見為之報告後，即宣布散會。學生不肯散，欲請梅講話。梅堅不允，至七點一刻始散去。 13日　下午四時與梅貽琦、查勉仲約梁漱溟茶敘，湯用彤、王維誠、錢學熙、陳序經、黃子堅、馮柳漪、章矛塵等亦在座。「梁曾於月前往延安，謂係為與毛、朱等說明，將來渠將放棄實際政治活動而從事於理論之主張。梁以為現時英美式民主之趨勢（指多黨競爭）將不能久，以後必須有一綜合組織適合於中國社會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國基礎。」[18] 14日　昆明校友會為歡送母校師長舉行話別會，聯合大學教授學生兩百餘人參加，先生與聞一多等講話，劇藝社演出話劇《凱旋》。[19] 15日　下午赴清華辦事處對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進行論文考試。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王力、吳晗、湯用彤、浦江清、許維遹、彭仲鐸等。[20] 16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會議。五時余散。 17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校務會議，再次討論夏間開課問題，「但無形中大家皆認可以作罷矣。關於遷校經費及教職員學生應發費數目商討甚久始定，教職員每大口二十五萬，學生十五萬。晚九點半始散。」[21] 18日　得朱自清18日函。 20日　得朱自清20日函。 22日　下午赴清華辦事處對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施子愉進行論文考試。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王力、浦江清、羅庸、許維遹、游國恩、雷海宗等。 24日　教育部電准先生應邀赴美講學。下午三時在清華校長住宅出席常委會第三七二次會議。會議決定聯大仍照原定日期結束，儘速設法遷移。同時函轉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下學期定於10月10日同時開學。 26日　下午三時梅貽琦約集清華各研究所組主任商談下月結束有關事宜，先生出席。七時半梅貽琦在其住宅招待各研究所組教授及夫人便飯，先生偕任夫人出席。得朱自清函。[22] 27日　下午三時聯大校務會議邀雲南省參議會全體參議員在清華辦事處茶敘，先生出席。客到五六十人，主方二十餘人，聚談頗歡。五時半散。得朱自清26日函。 是月　黃建中《比較倫理學》作為「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二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其再版自序云：「是書再版……馮芝生、湯錫予、劉百閔、程希孟諸君實促成之，敬當於此致謝。」赴清華辦事處對研究生王瑤進行論文考試。王瑤論文題目為《魏晉文學思潮與文人生活》。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聞一多、湯用彤、吳晗、王力、許維遹、彭仲鐸、浦江清等。 5　月 1日　下午四時在清華校長公捨出席常委會第三七三次會議，商議4日聯大結業典禮程序。 3日　上午與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留念。下午三時出席清華院長、系主任會議，討論復員、招生問題。會後便飯。 4日　上午九時在圖書館出席聯大結業典禮。全校師生及在昆明的校友均參加典禮，雲南省、昆明市各機關負責人及各界人士應邀出席。梅貽琦報告，三校代表湯用彤、葉企孫、蔡樞衡致詞，來賓馬伯安、嚴燮成、熊慶來致詞後，先生宣讀紀念碑文。會後至後山為紀念碑揭幕。紀念碑由先生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碑文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水。一學年後，並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又成前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辛苦，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唯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轉乾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者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嘆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銘曰： 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嶢嵲。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喪，猶有舌。盡笳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維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像堅節，紀嘉慶，告來哲。 紀念碑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先生長子馮鍾遼亦列名其上。揭幕後在圖書館前攝影。典禮中有學生合唱《國立西南聯大進行曲》，其《引》、《勉詞》與《凱歌詞》亦為先生所撰：「八年辛苦備嘗，喜日月重光，願同心同德而歌唱」；「西山蒼蒼，滇水茫茫。這已不是渤海太行，這已不是衡山瀟湘。同學們莫忘記失掉了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都要我們擔當！同學們要利用寶貴時光，要創造偉大的時代，要恢復失掉了的家鄉」；「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維三校，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中午觀看全校運動會。下午二時半學生自治會召開師生同樂會，答謝八年來師長教誨之勞績，先生出席。晚，六時赴北大飯約，清華被邀者還有梅貽琦等六人。十時始散。 8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三十五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施嘉煬、湯用彤、潘光旦、雷海宗、朱自清、沈履、劉崇鋐、葉企孫、梅貽琦、趙鳳偕。會議決定教職員眷屬住宅及單身宿舍分配原則，確定保送美國國務院研究獎額二名人選為正取外語系李賦寧、哲學系王浩，備取外語系丁則良、哲學系蕭嘉魁。晚，偕夫人赴龍純武夫婦飯約，同座有梅貽琦夫婦、潘光旦夫婦、范秉哲夫婦等。 10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教授會三十四年度第十二次會議，審查本屆及前二屆應徵譯員及從軍學生畢業成績。七時在辦事處出席教授聚餐會，共十桌。 11日　晚，偕任夫人至榕園赴劉壽民（崇鋐）飯約，座中有梅貽琦夫婦、陶葆楷夫婦、戴世光夫婦、陳席山、楊石先夫人。 14日　晚，赴徐夢麟飯約。飯後徐留久談，十時始與梅貽琦、湯用彤辭出。 15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教授會，審查畢業生成績並選舉下屆評議員。五時半列席常委會第三七四次會議。會議決定常委會於6月30日結束，結束後由三校各推代表若干人組成委員會聯合處理遷移事宜。約是日，得吳宓5月10日函。吳宓於5月10日日記云：「作函上馮友蘭院長，……請求清華收取宓在渝之四書箱，代運回平。」[23] 16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會議。 17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三十六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葉企孫、袁復禮、湯佩松、趙訪熊、雷海宗、劉崇鋐、朱自清、潘光旦、李輯祥、梅貽琦、沈履、趙鳳偕、施嘉煬。會上梅貽琦報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將於次年舉行兩百周年紀念，屆時對於社會科學將有長期講討會，邀請清華教授多位前去講討。會議決定下學年成立法律系並開始招生，農學院先設四系。又修正通過教職員住宅分配委員會擬就之住宅及宿舍分配辦法草案。 18日　晚雲南大學在聯大禮堂為聯大各教授餞行，並邀請昆明各機關負責人及文化界人士參加，先生出席。餐前有音樂會助興。 19日　致吳宓函，談運書事。 22日　下午五時出席常委會第三七五次會議。會議決定發出通知，先生擬日內離校，其文學院院長職務由雷海宗暫行代理。 23日　朱自清來訪。 24日　朱自清來話別。 下旬　河南同鄉、昆明後勤總司令白雨生派吉普車（帶拖斗）送先生一家、景蘭先生一家離昆明，同行者尚有任繼愈。[24]抵貴陽停兩日，鍾璞病，先生為延醫覓藥，游花溪。約一周後，到重慶。住九尺坎天府煤礦公司總經理黃志煊宅。[25]行前曾邀聞一多同赴美國講學，聞謝絕。 是月　郭湛波《論馮友蘭先生貞元之際所著書》刊於《文藝生活》第一卷二期。 6　月 是月　仍滯留重慶。校閱《新知言》，寫《新知言·自序》。張崧年《〈新原人〉與〈新原道〉》刊於《圖書季刊》七卷一、二期。 7　月 1日　徐景賢《馮友蘭論》刊於《中央日報》。 3日　應湯用彤約至國民外交協會晚餐，在座有梅貽琦、黃子卿、馮君培、余又蓀。 4日　傍晚至中央研究院訪梅貽琦。七時梅在國民外交協會約宴空軍官員及教育部、行政院官員，先生及湯用彤等清華、北大教授十餘人作陪。九時余散。 14日　致梅貽琦二函。其一建議聘王玖興為哲學系助教，另一說明仍滯留重慶，傅斯年有電言周至柔允即恢復班機儘先運聯大人，未知能實現否，如不能實現則擬先乘船赴滬。 16日　於第二函附言中航公司已在預備專機，故仍留渝候機赴平後，將此兩函發出。聞一多被暗殺後，在渝同仁甚為驚痛，先生致函梅貽琦，要求從優撫恤聞一多家屬。國民政府要先生回昆明慰問尚在昆之聯大師生，先生未去。 18日　聯合大學過渝，教授以快郵代電，致教育部長，為聞一多被暗殺一案，要求當局緝拿兇手歸案，嚴究主使，從速處理，以平公憤。簽名者除先生外有王均憲、江澤涵、吳素萱、馬大猷、許維遹、張清常、邵循恪、周炳琳、周作仁、馮至、湯用彤、費青、黃子卿、湯佩松、葉企孫等三十四人。[26]先生致函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昨日始悉一多消息，不勝悲愕。此間同人已聯名致教部一電，原稿由錫予寄呈一閱。校中對於一多家屬撫恤不知已有決定否，弟意可先決定下學年續發薪津，其餘以後再說。」[27] 下旬某日　先生一家與聯大其他教授乘運輸機返北平。「聯大的教授們在重慶住了好久，還沒有得到任何交通工具。有人提醒我們說：『你們可以在報上發點牢騷。』我們就在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果然有效，過了不久，當時的航空公司就給我們派了一架運輸機。早晨在九龍坡上飛機，中午到西安，吃了一頓飯，下午就到北京了。在西苑機場下飛機，進入城內，只覺得滿目蕭條，街上行人稀少，兩旁房子陳舊失修，有些地方還有敗瓦頹垣。遭了八年的破壞，北京已經不是當年的北京了。」（《全集》第一卷，第106頁）返回北平後，仍住城內什剎海邊白米斜街三號。 是月　長子鍾遼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外事局遣散，在美退役。因知先生即將赴美講學，決定暫不回國。次女鍾璞考入南開大學外語系。聯合社團除夕社主編之《聯大八年》由聯大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先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28] 8　月 上旬　4日上午九時半在建國東堂為第十一戰區政治部主辦之學術講座講演《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聽眾千餘人。講演略謂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是：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觀感，即人有獨立人格、自由意志，彼此平等，不以任何人為工具；第二要對一切事物都有多元論的看法，不必使其整齊劃一；第三要有超越感，即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觀感，彼此互忍相讓；第四要有幽默感，凡事成功不易，不成功就「一笑了之」。又認為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便是最平等的思想；儒家不但不反對異而且主張必須有異；「中國哲學家，實在具有此等（指上述四點——蔡按）見解和態度，對於民主政治的實行，的確是相合的」。某日在北平夏令營講《人生成功之要素》，略謂才、力、命三者配合方可取得成功。某日在北平國際文化沙龍講《中國哲學中之民主思想》。寫成《南渡集·自序》，其文曰：「《南渡集》者，余自九一八以來所作短篇論文之選集也。文多發表於戰時之大後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見，故為此集，備觀覽焉。集而名曰南渡者，以此選集紀念此段之中國歷史及個人經歷也。稽之國史，歷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輩親歷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謂前無古人也已。集分上下編，上編收哲學論文，下編收為各刊物所作文之較少時間性者。友朋之論文書札，與吾文辯論有關者，列入附錄，以期互有發明。攻玉之功，並此致謝。」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來訪，希望以後多幫忙，先生以即將赴美答之。《北平晚報》一記者來訪，問對時局之觀感，先生以不答答之[29]。致函侯鏡如[30]，請幫助解決電話問題。侯接信後來訪，答應解決，並問有否其他需要。時先生正收藏兵器，便說欲得一日本軍刀。數日後侯送來一日本軍刀。 中旬　自北平抵上海，乘「梅格將軍」號海輪赴美。同行有華羅庚、黎東方、凌叔華（陳源妻）、於式玉（李安宅妻）、馮玉祥及其秘書吳組緗等。離平時在西苑機場遇朱自清。 下旬　21日，《中國哲學中之民主思想》英文講演稿經王驥中譯，刊於天津《大公報·綜合副刊》。泛海七日後至舊金山。登陸後整日在碼頭等候過海關。鍾遼及Beilenson[31]夫婦從洛杉磯趕來迎接。次日，即與鍾遼乘火車往費城。卜德在費城車站迎候先生。遂暫住卜德家中。數日後，租Kramer[32]家三樓，與鍾遼同住。 是月　《中國哲學中之民主思想》英文講演稿刊於China's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先生再次致函梅貽琦，認為「一多之死，就清華言，亦為莫大之損失」，同時指出「見報載校中有撫恤委員會之組織，不知有何決定。在平時，聞家駟屢次來打聽弟言，以弟度之，可繼發薪津數年，至少一年是不成問題的。家駟又表示望清華仍為一多家眷留一房子，俾其子女不致離開清華團體。弟意以一多在學術上之貢獻及其死之情形，此點似應亦為撫恤條款之一，望酌定。如以為可行，並乞告一多太太，俾其放心北上。」[33]杜守素（杜國庠）《評馮友蘭的新形上學》刊於《中國美術》第一期。［日］神谷正男《論馮友蘭》刊於《中國文學》九十八期。 9　月 1日　《論知行》刊於《觀察》一卷一期。 是月　開始在賓夕凡尼亞大學講中國哲學史並與卜德英譯《中國哲學史》下冊。同時，指導研究生李克、李又安夫婦攻中國古籍。鍾遼開始在該校機械系就讀。 約是月　卜德贈其所作「Henry. A. Wallace and the Ever-Normal Granary」（《亨利·A.華萊士與常平倉》，《遠東季刊》五卷抽印本）。 10　月 1日　嵇文甫《馮母吳太夫人誄》刊於《儒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其辭曰：「懿維賢母，必昌厥子。木本水源，其來有自。憶昔上庠，得交馮子。德器瑩然，明鏡止水。去聖久遠，大道捧蕪。馮子有作，別闢坦途。超越玄著，風動四海。有弟有妹，各放異彩。赫赫一門，人才淵藪。溯厥由來，曰維賢母。維此賢母，稟賦純備。性實中和，德非偏至。既明且哲，寬而有制。克勤克儉，慈祥愷悌。維母之賢，迥乎尋常。割慈忍愛，任子高翔。拳拳家國，洞明大義。一心耿耿，不忘勝利。晚修宗祠，勞瘁決烈。莊嚴一生，如此終結。文也不佞，忝從子行。於平於汴，時拜高堂。高堂融融，滿座春風。載其祥和，蔚成儒宗。音容宛然，不可復起。感念平生，愴懷靡已。嗚呼哀哉。」[34] 5日　《再論知行》刊於《觀察》第一卷六期。 是月　《人生成功之要素》講演稿刊於《文華》創刊號。《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刊於《新思潮》一卷三期。《新事論》由商務印書館出上海第一版。約是月，邀聞一多夫人及其子女在家居住。宗璞《星朝三的晚餐》記此事曰：「聞先生罹難後，清華不再提供住宅，父母邀聞伯母帶孩子們到白米斜街居住。我們住後院，立雕（聞一多次子）一家住前院。……後來我們遷到清華住了，他們一家經組織安排到了解放區。」[35] 11　月 是月　《中國哲學中之民主思想》刊於《文華》一卷二期。此文認為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說明儒家要求國家不僅是「為民的」、「民治的」，而且根本上是人民的；儒家所謂「王道」之治，「王」是「帝王管理下的政治，是代表一個自由的人民集團」，「我們可以說，民主政府就是一個『王』的政府」；認為「孟子和荀子都主張人類是平等的，這就是民主思想中的重要核心」；認為儒家主張的「中和」是民主的理想，「和」是「使民主偉大的原因」；認為「中國的哲學太民主了」，「中國的哲學足以救世界，因為這世界實在需要一個世界組織」。蔡尚思《馮友蘭論儒墨批判（馮氏代表作《新原道》的考據）》刊於《中國建設》二卷一期。 12　月 11日　洪謙《論新理學的哲學方法》刊於《哲學評論》十卷二期。 月底　應邀攜鍾遼往波士頓哈佛大學教授趙元任家中過年，在趙宅遇錢學森、任華、洪煨蓮等。[36] 是月　《新原人》由商務印書館出上海初版。《新知言》作為「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四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全書亦分十章，即（一）論形上學的方法，（二）柏拉圖的辯證法，（三）斯賓諾莎的反觀法，（四）康德的批判法，（五）維也納學派對於形上學底看法，（六）新理學的方法，（七）論分析命題，（八）論約定說，（九）禪宗的方法，（十）論詩。其《自序》云：「前發表一文《論新理學在哲學中底地位及其方法》，後加擴充修正，成為二書，一為《新原道》，一即此書。《新原道》述中國哲學之主流，以見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中之地位。此書論新理學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見新理學在現代世界哲學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新理學繼開之跡，於茲顯矣。將返北平，留滯重慶，因取已抄成之稿，校閱付印。新理學之純哲學底系統，將以《新理學》、《新原人》、《新原道》及此書，為其骨幹。《新理學》脫稿於南渡途中。此書付印於北返道上。亦可紀也已。寫此書時，與沈公武先生（有鼎）時相討論，原稿承金龍蓀先生（岳霖）校閱一過，多所指正，並此致謝。」 是　年 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曾打電話要先生前往登記，時先生已經出國，任夫人未代先生前往登記。應卜德之邀在費城聽賽珍珠講演。 《聯大八年》由西南聯合大學出版社出版，內有《馮友蘭先生》一文。 根據《部聘教授三十五年度一月至六月份薪水及學術研究費一覽表》，先生及吳宓、湯用彤、陳寅恪、吳有訓、饒毓泰、曾昭掄、張景鉞、莊前鼎、劉仙洲等九名部聘教授1946年1至6月薪俸為三千六百元，學術研究費為六千元。[37] 胡繩《理性與自由》出版，內有《評馮友蘭著〈新事論〉》一文。 友直《評馮著〈中國哲學史〉——關於儒學的幾個問題》刊於《讀書通訊》一○九期。 * * * [1] 據《梅貽琦日記》。 [2]據《梅貽琦日記》。 [3] 據《朱自清年譜》，第284頁。 [4]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310頁。 [5] 據《朱自清日記》。 [6] 據《梅貽琦日記》。 [7] 引自先生《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 [8] 關於此事詳情，《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第417頁的頁下注有所說明，可供參考。 [9]據《梅貽琦日記》。 [10] 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312頁。 [11]據《朱自清年譜》，第286頁。 [12] 據《梅貽琦日記》。 [13] 王學珍：《北京大學記事》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頁。 [14] 據《梅貽琦日記》。 [15] 據《梅貽琦日記》。 [16]據《吳宓日記》第十冊，第25頁。 [17] 據《梅貽琦日記》。 [18] 據《梅貽琦日記》。 [19]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313頁。 [20] 據《朱自清日記》。 [21] 據《梅貽琦日記》。 [22] 據《朱自清日記》。 [23] 據《吳宓日記》第十冊，第46頁。 [24] 時任繼愈已與景蘭先生長女鍾芸訂婚。 [25]時黃家已自蓉遷渝。 [26] 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092—1093頁。 [27] 參看聞黎明：《白米斜街三號與聞一多遺屬》，見《百年潮》2003年第8期。 [28]據《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第319頁。 [29] 　後有訪問記發表。 [30]侯鏡如，河南人，河南大學校友，時任北平警備司令，管理電話。 [31] Beilenson,鍾遼在國內從軍時之援華美軍上校，後成為鍾遼好友。 [32]Kramer,考古學家，時正外出考古。 [33] 據《清華大學檔案》。 [34] 《嵇文甫文集》（中）第389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5] 參看聞黎明：《白米斜街3號與聞一多遺屬》，見《百年潮》2003年8期。 [36] 時錢學森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任華為哈佛大學研究生。洪煨蓮原系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時任哈佛教授。 [37]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四）》，第511頁。 1947年（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丁亥）　五十二歲 1月29日，美國宣布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30日，費孝通在倫敦經濟學院作《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癥結》講演，認為「知足、安分、自足」之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匱乏經濟相適應，現代化需要西方式豐裕經濟所維持之「無厭需求」。　2月21日，軍事調處中共代表撤回延安。28日，台灣人民舉行「二·二八」起義，遭到國民黨鎮壓。　3月13日，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　10月10日，朱德、彭德懷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3月，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出版。　是年，賀麟《當代中國哲學》由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文化與人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半年 仍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並協助卜德譯《中國哲學史》下冊。 於4月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並代表清華大學參加該校建校二百周年紀念活動。同時參加者還有梁思成、趙紫宸。 在紐約訪杜威，談哥倫比亞大學及美國哲學現狀。離紐約前，將經卜德校訂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所用英文講稿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1]交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遇夏威夷大學校長，同意接受邀請往該大學講學一學期。 應邀為在紐約之華美協進社講清華、北大復員情況。[2] 4月29日，在華美協進社參加清華同學會慶祝清華大學校慶活動。應聯合國廣播電台中國聯絡員之邀往聯合國灌錄音片，講中國哲學史上的和平主義。 遇周培源，與之談清華復員情況。遇張彭春[3]，與之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由合而分之情況。赴林語堂飯約，在其住處看其中文打字機計劃。遇蔣廷黻、蕭蘧[4]，與之談清華情況。遇王浩，勸其回國。遇朱傳賢，與之談杜威[5]。曾應華盛頓國會圖書館館長恆慕義之邀參觀國會圖書館[6]。赴王重民飯約[7]。為李××書王之渙《登鸛雀樓》詩條幅。 2月　孫次舟《評馮友蘭的〈新理學〉》刊於《中國雜誌》一卷一期。 3月　《中國哲學小史》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四版。得朱自清函。 4月　曹汗奇《新理學研讀》刊於《哲學評論》十卷三期。劉漢甫《論馮友蘭〈新原道〉的禪宗章》刊於《圓音月刊》第二期。 6月1日　《人生的意義與人生中的境界》（李愛槿記）刊於《新力》創刊號。編者附註雲「該篇系馮教授在重慶復興關對青年演講詞，因馮先生已赴美講學，該講稿未克請其校閱，一切當由編者負責。」 6月　寫成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前言。 下半年 暑期　為華美協進社舉辦之中國文化班講中國哲學史。在新澤西州立師大暑期學校講學。離新澤西至芝加哥，為威斯康星大學講中國哲學一次。在芝加哥遇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及董作賓，並與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韋德菲爾相識。[8]何炳棣來訪，並與先生長談，談及楊紹震夫人許亞芳（清華第六級1934年畢業）在斯密絲女校的碩士論文題目「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先生聽後說：「這個題目很好，因為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有影響了。」[9]離芝加哥後，西行，順路游黃石公園等處。經丹佛至洛杉磯，住Beilenson處，由Beilenson陪同遊覽洛杉磯市。至舊金山，遇施嘉煬。 秋、冬　在夏威夷大學任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 7月　《新事論》由商務印書館出上海二版。 9月4日　致函吳宓，告以經其所請，已薦彼至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作中國宗教哲學講師。[10] 9月下旬　得吳宓復函，謂願應威斯康星大學之聘，請先生同時薦錢學熙，函後附寄其英文履歷一份。[11] 9月27日　訪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V. M. Ames,並與其家人合影。 9月　黃紹衡《道德的常變》（評馮友蘭著《新事論》）刊於《新中華》（復刊）五卷十七期。 10月24日　致函吳宓，告以威斯康星大學講學一事，「預算（年薪六千五百美元）尚未通過」。[12] 10月25日　張岱年《評〈新知言〉》刊於《大公報·圖書周刊》。此文逐章評論《新知言》十章內容，認為第六章《新理學的方法》是「全書的中心，然而可以商榷之點也較多」，第七章《論分析命題》是「全書最精彩的一章，其中對於維也納派的辯論，分析入微，明澈犀利，可謂精闢無倫。由此章看，也可以見馮先生在邏輯分析法之應用上，實已達到火候純青的境界」；認為「對馮先生所揭示的形式主義的理論，我雖然不能完全贊同，然而對於馮先生的系統的嚴整，分析的縝密，文章的明瑩，治學態度之篤實，我惟有讚嘆欽服。就系統的宏大、條理之明晰、方面之眾多、影響之廣遠來說，馮先生的學說實在是現代中國哲學的一個高峰」。得朱自清10月2日函。 10月　《中國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增訂八版。 11月11日　周鼎珩《與馮友蘭論義利之辨》刊於《中央日報》。 11月　王浩贈其所作論文"Not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Inducti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1.54，No.26（《歸納有理說》，《哲學雜誌》五十四卷二十六號）。 12月　羅常培贈相片一張。聖誕節，與另一客座教授V. M. Ames全家乘快艇游夏威夷群島。 是　年 作"The Philosophy 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在中國傳統社會基礎的哲學》）。 《經學時代通論》（"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Period of Classical Learning"）經卜德英譯刊於《亞洲研究》九卷三、四期。 E. R. Hughes所譯《新原道》英文本（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倫敦Kegan Paul出版。書前有先生自序，云：「這本《新原道》，因為它是講中國哲學主流的發展，所以可以當作一部簡明中國哲學史，不過不是就嚴格意義而言。無論如何，它的確可以當作我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的補編。自從十年前我的《哲學史》出版以來，我對於中國哲學的新見，全部寫在這本書里了。」（據塗又光中譯）「1943年，休士到昆明，說他在牛津大學當講師，講中國哲學，現在要升教授，需要有一點研究成績，來昆明看看，有什麼題目可以作。當時我正在寫《新原道》。休士看了幾章稿子，就決定把它翻成英文，作為他的研究成績。大約在1944年或1945年稿子翻完，他帶著譯稿回英國去了。1946年我在美國接他的信，說稿子可以在倫敦聯繫出版，所得版稅我們兩人平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幣制紊亂，通貨膨脹。我讓休士替我在英國一家銀行開一個戶頭，通知出版商，版稅直接交與銀行，存在我的戶頭下。銀行給我一本支票，用錢的時候，開支票去取。這些事，休士都替我辦了。」 賀麟《中國當代哲學》評論新理學云：「馮先生的新理學系統雖有許多地方與金先生的論道式能系統相同，但他的學說所以較金先生的學說，更易於了解而引人注意，似在於他盡力追溯他的學說如何『接著』而不是『照著』程、朱、道家、魏晉玄學及禪宗，發揮推進而來，有集中國哲學大成的地方。此外馮先生又著有《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諸書。《新事論》融貫唯物史觀之說以討論文化問題。《新世訓》分析解釋許多道德概念，以指導青年修養，法家道家氣味似乎很重。《新原人》講四種境界，由自然、功利、道德境界，而歸極於天地境界，所以完成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總之，馮先生在純哲學上的地位及貢獻究竟如何，我們現在似乎不敢斷定，我們也無法採取他自己對於他的『新統』的估價。不過，他對於著作的努力，由《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貞元三書，發展為五書（加上《新原人》及《新原道》二書），引起國內思想界許多批評，討論，辯難，思考，使他成為抗戰期中，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學家，我們不能不表示欽佩。」該書又說「《新理學》一書出版後，全國各地報章雜誌，以及私人談話，發表的評論，異常之多」，並引王恩洋《新理學評論》關於「馮先生但取舊理學的理氣而去其心，而同情於唯物論，真可說是取其糟粕，去其精華」之言，認為「這段批評，比一般指斥馮先生的新理學為接近唯心論的人，似較切當。我嘗說，講程、朱而不能發展至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能回復到程、朱，必失之狂禪。馮先生只注重程、朱理氣之學，而忽視程、朱心性之學，且講程、朱而排斥陸、王，認陸、王之學為形而下之學，為有點『拖泥帶水』，無怪乎會引起王先生這樣的批評」。 * * * [1] 此書原中文名為《中國哲學小史》。為區別於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哲學小史》，1985年塗又光中譯本改名《中國哲學簡史》。 [2]華美協進社系在美華人知識分子之社團。 [3] 張彭春，張伯苓之弟，時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 [4] 時蔣廷黻任中國駐美大使，蕭蘧任使館秘書。 [5] 朱傳賢，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師從杜威。 [6] 恆慕義，美國人，1926年任北京華文學校圖書館館長時與先生相識。 [7]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寫《補充材料》。 [8] 1948年韋德菲爾曾訪問清華。 [9]據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90頁。 [10] 《吳宓日記》記吳宓於9月9日收到此函，見該書第十冊，第236頁。 [11]據《吳宓日記》第十冊，第240頁。 [12] 據《吳宓日記》第十冊，第269頁。 1948年（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戊子）　五十三歲 4月3日，清華、北大、燕大、中法、師院、北洋、南開七所大學舉行反飢餓反壓迫罷課。29日，南京「行憲國大」選舉蔣介石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　6月，錢鍾書《談藝錄》出版。　8月，朱自清病逝。同月，《聞一多全集》出版。　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會議在南京開幕。　11月2日，遼瀋戰役結束。　12月25日，中共宣布蔣介石等四十三人為頭等戰犯。 是年，熊十力《十力語要》在湖北印行。 1　月 4日　與V. M. Ames游夏威夷併合影。 7日　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與美國麻省某學院哲學教授R. W. Holmes等會晤併合影。 24日　致函吳宓，告以威斯康星大學講學之事不成，並復寄威斯康星大學的復函。[1] 2　月 啟程回國。「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裡面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里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到1947年，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南京政權搖搖欲墜，眼看全國就要解放了，有些朋友勸我在美國長期住下去。我說：『俄國革命以後，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於是我辭謝了當時有些地方的邀請，只在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大學待了一學期。」（《全集》第一卷，第108—109頁） 3　月 月初　抵上海。往南京看望胞姊溫蘭及其他親屬，[2]並應侄兒鍾豫要求往見王撫洲，請王促其侄女王揖早日與鍾豫訂婚。返滬後由海路返平。「我回到北京以後，叔明告訴我，她的二姐任銳曾經隨著延安的軍調代表來到北京，也到過我們家。二姐說：『你們可以到延安去，現在延安、北京之間，常有飛機來往，如果你們決定去。全家都可以坐飛機去。』叔明說，二姐已經走了，走的時候交代說：『你們什麼時候決定了，可以去找葉劍英同志。』當時我們商量，作出了一個決定，反正我們是不走的，解放軍也快要打到北京了，我們就在這裡等著他們吧。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只要它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裡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問我說：『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當時我心裡想的，還是社會主義『尚賢』那一套。」（《全集》第一卷，第110頁） 8日　下午三時在清華辦公樓會議室出席復員後第十三次教務會議。與會者共二十七人。又出席教授會。與朱自清談中國文學系系務。 9日　梅貽琦請先生復任哲學系主任。下午五時在甲所梅貽琦宅出席復員後第五十六次校務會議，聽梅報告校務：迄今註冊學生人數兩千三百二十九人；教育部核定清華本年上半年研究所設備補助費五億五千萬元；研究生補助費1月份起調整為每人每月四十萬元；本年上半年清華經常費預算數額二十三億三千四百零一萬元；員工名額為教職員六百四十人，技工一人，校工二百三十人；為加強節電，各住宅區日間暫不供電，4月起學生食堂早晚不供電。與會者還有陳岱孫、沈履、湯佩松、吳澤霖、葉企孫、褚士荃、陶葆楷。 19日　下午三時在辦公樓會議室出席復員後第十五次評議會。與會者共十八人，主席梅貽琦，會議討論經費、待遇事項（調整公教人員待遇標準，教育部奉院令轉知公務人員自2月起配發食米辦法）。 23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五十八次校務會議。 30日　與朱自清共商中文系計劃。下午五時在甲所出席第五十九次校務會議。 是月　數次在清華大禮堂講訪美見聞，聽者甚眾。衛挺生[3]以其《自述小傳》相贈。 4　月 2日　下午主持文學院會，討論在美國設一漢學研究分支機構。 3日　與朱自清、陳夢家察看圖書館北側，擬以此作博物館館址。 6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次校務會議。 8日　中國文學系同人在朱自清宅宴請先生及任夫人，席間談及在校內立聞一多紀念碑事。先生說：「我說紀念碑要立在與王靜安先生的紀念碑的對稱的地方。一多與王靜安的死，都不平凡。他們所殉的理想不同，但他們的死，都有極大底意義。我說，我記得有個宋人的筆記說：『伯夷、太公各為人間辦一大事。』這句話可送與一多與王靜安。佩弦也深以此為然。不過立碑的事，因為經費不夠以及時局不定，沒有實現。」（《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朱自清日記》記此晚情景云：「學生兩次來請我們參加大飯廳的學生集會，他們還請我們在臨時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眾的壓力確實不得了，使我整個晚上感到不安。……我們曾說要在集會上集體朗誦以代替個人節目。芝生就此情景引用諷刺話：『臣對，臣愚不敢對，臣謹對。』他談及美國的一些大的國家公園。」 9日　下午出席美術史會。會上決定4月29日為博物館成立日。《朱自清日記》云：「據敬存[4]說東昌胡同有一大批古物。馮、陳認為將超過北大博物院。」 12日　出席教授會。會議決定明日罷教一天，並發表宣言。同日《朱自清日記》云：「馮對袁的工作頗為讚賞，他指出我們的研究方法既是京派的，又是海派的，甚是。」 13日　下午五時在甲所出席第六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由葉企孫主持，先由校慶委員會報告籌備事項，後通過美術史研究委員會請撥圖書館書庫北之樓梯間作文物陳列室並設助理一人協助保管文物案。就成立博物館一事致函梅貽琦。 20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由葉企孫主持，議決校慶籌備費以六千萬元為準，遊藝節目補助費以五百萬元為限。 26日　出席系主任會。 27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三次校務會議。《清華的回顧與前瞻》刊於《清華旬刊》（三十七周年校慶特刊）。此文認為「清華大學之成立，是中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在對日全面戰爭開始以前，清華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對於融合中西新舊一方面，也特別成功。這就成了清華的學術傳統」，「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變化如何，我們要繼續著這個學術傳統，向前邁進」。 28日　下午三時在世界科學社禮堂講「美國的教育及哲學思想現狀」，張申府、張孝彬等百餘人聽講。講前科學社長唐嗣堯曾介紹先生研究哲學之成就。講演認為「中國儒家道家是哲學而非宗教。中國哲學的特點是促使『人的警戒』，有其宗教的好處，而無迷信的壞處」。 30日　下午，作為考試委員赴新林院52號陳寅恪住宅，與朱自清、陳寅恪、浦江清、陳夢家、余冠英、李廣田、雷海宗、游國恩、俞平伯、許維遹等出席清華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為王信忠舉行的畢業考試。 月底　《美國教育及其哲學思想現狀》刊於上海《前線日報》。 是月　李宗仁在中南海宴請先生，李之參議王捷三在座作陪。雷海宗為《周論》約稿，吳景超、周炳琳為其主辦之《新路》約稿，先生均未投稿。[5]《中國哲學的精神》刊於《改造評論》二卷一期。 5　月 4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四次校務會議。梅貽琦主持會議，並報告：北平警備總司令部、北平市政府函送有關動員戡亂法令各項條例辦法囑予公布周知。 6日　出席教授會。 8日　應邀出席清華外國語文學系全體教師慶祝陳福田執教二十五周年活動併合影。 10日　《美國教育及其哲學思想現狀》轉載於《讀書通訊》一五六期。 11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五次校務會議。 17日　下午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 2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六次評議會。梅貽琦報告清華成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及由該委員會籌設文物陳列室經過情形後，會議經討論修正通過三十七年度校歷。 24日　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 25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七次校務會議，聽梅貽琦報告：教育部令，清華上半年經常費3月起照原預算追加三倍（共加四十六億六千八百零二萬元；研究所上半年設備補助費追加十三億六千萬元；研究生生活補助費4月起調整為每人每月一百萬元；學術研究補助費3月起增三倍，教授每月兩百萬元，副教授一百六十萬元，講師一百二十萬元，助教八十萬元）。 26日　出席出版委員會會議。 30日　下午出席梅貽琦為其女婿舉辦之茶會。 是月　紀玄冰（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的主流與逆轉——評馮友蘭著〈新原道〉》、《先王崇拜與道統觀念的內部聯繫》刊於《新中華》（復刊）六卷九、十期。韓鏡清贈其所作《西藏傳本瑜伽師地論思所成地體義伽他（嗢）柁南之分析》（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邊疆人文》第四卷合刊單行本）。 6　月 1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八次校務會議。 5日　得朱自清函。 8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六十九次校務會議。 10日　出席教授會。梅貽琦報告上半年經費3月起加三倍，5月起再加一倍，5月份生活費指數為三十六倍。會議選舉下屆評議員、教授會書記。 12日　與朱自清談工作。[6] 14日　與朱自清談吳曉鈴事。[7]下午三時在辦公樓會議室出席第十五次教務會議，審議各院名稱、各種學位英譯名規定，審議有關招生事宜，決定音樂概論、音樂欣賞、音樂史列為普通選修學程。七時始散。 15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次校務會議。 17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十九次評議會。 約19日　出席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之北大、清華河南同鄉會集會並簽名發表宣言，抗議國民黨派飛機轟炸開封。後得姚從吾函，謂「國民黨現在比共產黨強的就是空軍，你們反對使用空軍，就是幫助共產黨」。 22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一次校務會議。梅貽琦報告：教育部令，上半年經費5月起案預算及一、二次追加之和平均計算追加一倍。 26日　《論大學教育》刊於《展望》第二卷第九期。此文強調大學有兩種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機關，一方面它是科研機關。教育的任務是傳授人類已有的知識，研究的任務則在求知。……它對於人類社會所負的任務用一句老話來說就是『繼往開來』。」強調「一個大學應該是獨立的，不受任何干涉。……對任何一種學問，只有研究那一種學問的人有發言權，別人實在說來不能對專門知識發言，因為他沒有資格。……所以國家應該給他們研究的自由」，強調「大學不是職業學校」，因為「就世俗說有些學問是有用的，有些學問是沒有用的，可是一個大學就應該特別著重這些學問，因為有用的學問已有職業學校及工廠去作了。『紅』的，有出路的學問應該研究，而冷僻的，沒有出路的學問大學更應該研究」；強調大學教育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一種工具，別人可以利用它達到目的」，而「人」則除了專門才能貢獻人類外，……對於世界社會有自己的知識、看法，對以往及現在有價值的東西……都能欣賞。所以大學除了給人以一門專門知識外，還能培養一個清醒的腦子、熱烈的心，這樣他對社會才能有了解、判斷，對以往及現在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才可以欣賞。有了清醒的腦子、熱烈的心以後，他對於人生、社會的看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接受已有的結論。——一個學校如果這樣做，那就成了宣傳，訓練出來的人也就成了器了」。[8] 29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二次校務會議，聽梅貽琦報告：北平市警察局函達奉令加強戶口查記工作，在校教職員、住宿生依法登記，戶口移動應隨時申報。 是月　《新理學的趨勢》刊於《改造評論》二卷四期。寫成《林屋山民饋米圖卷敘》並收入《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9]《敘》文云：「圖中的主人暴方子先生，是清末有名的廉吏，也是甲午時代的抗日英雄。……在有一封信中，曲園先生說『百姓之謳歌，萬不敵上官之考語，足下宜慎之』，這真是很痛心的一句話。近年以來，我們親眼見許多官吏，對於辦理政治只顧自己的考成，不管百姓的死活，而中國之大，尚沒有發現一個像方子先生那樣以直道忤上的廉吏，於此更可見方子先生的行為是難能可貴的了。……這圖的流傳也未嘗不可與我們眼前的腐敗貪污的政治以一個有力的諷刺。」 7　月 6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三次校務會議。 13日　上午出席教授會。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四次校務會議，聽梅貽琦報告：教育部令，7月起待遇標準未核定前薪津暫照6月份生活補助費標準借支半月。 14日　應梅貽琦夫婦招宴，同席有李宗仁、顧毓琇、朱自清等。 15日　出席教授會，審查畢業生名單。晚往同方部小禮堂出席紀念聞一多逝世二周年大會。 20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五次校務會議。會上聞一多遺著整理委員會報告整理情形。 月底　應費孝通之邀與其他十人往瀋陽為國民黨駐軍講演。因瀋陽已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之中，講演未能進行，改為遊覽古蹟，參觀撫順煤礦。 31日　與陳達參觀瀋陽博物館、圖書館並攝影留念。 是月　次女鍾璞由南開轉學，考入清華外國語文系二年級。次子鍾越考入清華航空系。致函曹靖華，邀來清華任教。[10] 8　月 月初　自瀋陽返北平。 約7日　偕任夫人並攜鍾璞往北京大學附屬醫院看望因胃病住院的朱自清先生。朱對先生說：「我不善於自己保養，別人是少不更事，我是老不更事。」 12日　朱自清逝世。下午先生與梅貽琦等往北京大學附屬醫院弔唁，與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商談治喪事宜，決定由先生、吳澤霖、李繼侗、浦江清、陳福田、余冠英、許維遹、畢正宣組成朱自清治喪委員會。[11] 13日　在廣濟寺下院主持朱自清遺體火化儀式。 17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八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張子高、沈履、李繼侗、吳澤霖、施嘉煬、梅貽琦。會議議決，朱自清病故，醫藥費由學校付清，喪葬費也由學校負擔。 19日　國民黨軍警包圍清華大學校園，搜捕學生，學生會負責人裴玉蓀（女）在先生家中躲藏一天。裴走後，軍警曾來乙所搜查。「清華學生會的一個負責人……到我家來躲。於夜間越清華校園的圍牆往解放區。臨走時，我送她路費和化裝品。解放後，她回到北京，到我家來看我和我的愛人。」[12] 20日　下午三時在後工字廳出席第十六次教務會議，討論三十七年度新生錄取標準。 24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七十九次校務會議。梅貽琦於會上報告，教育部令，各校學生凡被特種刑庭指控匪諜之重要現行犯應一律開除，其經審判無罪者，再行核明，取具保證後可准復學。 9　月 約4日　得塗又光「上馮芝生教授懇請促准救濟金書」。[13] 7日　下午5時出席第八十次校務會議，聽梅貽琦報告：北大抄送教育部寢電，學生經特種刑庭指控為匪諜者應一律開除，各校應將開除學籍及投案與畏罪潛逃學生名冊、辦理情形查明詳報。 14日　下午5時出席第八十一次校務會議，聽梅貽畸報告：教育部令，學術研究補助費7月份起調整為教授五百萬元，副教授四百萬元，講師三百萬元，助教兩百萬元；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通知，凡被拘捕人犯一律禁止接見，非經許可不得傳遞書信衣物。 16日　在同方部主持朱自清追悼會並書一輓聯：「人間哀中國，破碎河山，又損傷《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辛酸論話，應惆悵清華文壇。」[14] 上中旬某日　國民黨軍警又來清華搜捕。梅貽琦約先生等至工字廳，謂學生會希望搜查時有教授陪同。先生所陪一路至工字廳單身教師宿舍，查出一北京藝專學生，被軍警帶走。又往舊南院、新南院，均未抓走清華學生。在回乙所途中，有學生會代表向先生致謝。 20日　致函校長辦公室，說明9月21日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離校期間哲學系系務與王憲鈞接洽。 21日　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會議。 23日　上午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暨第一屆院士會議。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共有八十一名，分三組，計數理組二十八人，生化組二十五人，社會組二十八人，其中十八人在國外，十餘人告假，到會者五十餘人。十點參加會議開幕式，聽總統蔣介石致辭，院長朱家驊報告工作計劃；翁文灝述院士資格，院士代表張元濟、胡適致辭。十一時二十分散會，會後與其他院士一起合影留念。中午由教育部招待與會院士。下午三時分組討論，晚應蔣介石之邀往總統府赴宴。[15] 24日　上午九時繼續出席院士會議，選舉中央研究院第三屆評議員，選出社會組十二人，先生及湯用彤、胡適、趙元任、李濟、梁思成、周鯁生、陳達、王世傑、柳冶徵等十二人當選。 25日　上午九時繼續出席院士會議。湯佩松提議本會發表宣言，對學術獨立表示主張。大會對此討論頗久，並涉及軍警包圍學校及研究經費問題。決定原則上通過，將議案送交各院部會議。又通過國家學術研究補助金、及胡適所提出博士學位應有大學考試授予案，以修改1931年頒布的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27日　離南京，中午抵達蘇州。得塗又光24日信，當即回復，並隨信寄去致教育部司長郭量宇書。應河南大學校長姚從吾之邀往蘇州河南大學。[16]為牛庸慰書李翱詩條幅，又為王伯祥書李翱詩條幅。 28日　上午在北局蘇州大劇院演講，題目為「美國現狀與世界大勢」。河南大學師生前往聽講。下午由法學院長方鎮中等人陪同游拙政園、獅子林，並在河南大學法學院演講。[17] 29日　上午在三元坊河南大學文學院演講。郝士英以其所著《道德學新編》相贈。此書為師友出版社出版的《師友叢書》之一。 31日　離開蘇州，至上海乘飛機返回北平。 是月　傅仲濤《與馮友蘭論哲學的性質及其功用》刊於《新自由》第二卷三期。朱守一《新理學的「趨勢」之商榷》刊於《再生雜誌》二三一期。 10　月 5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八十四次校務會議。梅貽琦於會上報告：若學生佩帶武器，不問其為任何關係，一律開除。 7日　出席教授會。會議決定於文學院添設藝術史系。又選舉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委員。 12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八十五次校務會議。 19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八十六次校務會議。 21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第十八次評議會。梅貽琦於會上報告：（一）平津院校談話會商談促請政府改進員工待遇，配發麵粉及冬煤。（二）本校商准於文學院添設藝術史系，暫分藝術史及音樂兩組，業經正式呈部請備案。會議審議並通過清華院系英譯名稱及學位稱謂、各研究所英譯名稱。是日，將《清華大學文學院擬加設藝術系計劃及理由》、《藝術史學系藝術史組課程擬稿》呈梅校長。 23日　英國瓦特·西蒙贈其所作「Bih比』 =Wey為』？」（《比（去聲）=為（去聲）？》，英文，《倫敦大學亞非研究所學報》十二卷抽印本）。 24日　在西郊萬安公墓參加朱自清骨灰安葬儀式並致悼詞。 26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八十七次校務會議。 是月　出席清華河南同鄉會會議。梅貽琦宴請于斌，先生應邀作陪。《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發表於《文學雜誌》三卷五期。 11　月 2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八十八次校務會議。梅貽琦於會上報告：中央研究院函送三十八年度院士候選提名表及選舉法規條文。 9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八十九次校務會議，聽梅貽琦報告：教育部令，本校增設藝術學系分設藝術史、考古、音樂組一節，應將學系名稱改為美術學系，其餘照准。 16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九十次校務會議。 23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九十一次校務會議。 30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九十二次校務會議。梅貽琦於會報告，北平警備總司令部函達，自12月1日起，加強管理本市戶口，實施經常檢查辦法。 是月　A Short Histro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國哲學簡史》）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 "Chinese Philosophy and Future World Philosophy" （《中國哲學與未來世界哲學》）刊於美國紐約Philosophy Review, 57（《哲學雜誌》第五十七期）。此文認為，中國哲學富神秘主義，西方哲學富理性主義，未來世界哲學一定比中國傳統哲學更理性主義，比西方傳統哲學更神秘主義。只有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的統一才能造成與整個未來世界相稱的哲學；認為中國哲學的主要目的是強調在人類日常事務中實現最高的生活境界，中國哲學若能對未來世界哲學作出貢獻，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之內實現最高價值，加上經過否定理性而「超過界限」的方法。 12　月 2日　出席教授會，聽梅貽琦報告：（一）設計委員會選舉結果；（二）與黃曾樾主任督學晤談情形：1．遷校問題及困難；2．疏散眷屬問題；3．多撥應變費；4．研究生待遇。梅貽琦還要求各有關方面，因經費不敷，購置物品除急需應用外均暫緩。 4日　蔡尚思《論盜賊與忠恕——評馮友蘭的道德哲學》刊於上海《大公報》。 6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第十八次教務會議。會議審議學生函請代向他校洽商借讀辦法以便必要時就讀案並否決之。 7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九十三次校務會議。 上旬　浦江清多次來商談中國文學系添聘教授事。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記此事云：「上回我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孫蜀丞事，特地去看他（指陳寅恪——蔡按），徵詢他的意見。陳先生說，此刻時局很危，不宜在此時提出。……關於提出添聘孫蜀丞事，是駿齋和紹生所極力想推進的。[18]馮芝生同意即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夢家都贊成慎重……現在陳先生的意見是我們應該尊重的，我把此事告知駿齋和芝老，決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通盤計劃，如何添聘兩位或三位，以補教授空缺。」某日，梅貽琦宴請自南京來平之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先生等應邀作陪。席間陳宣布，南京派飛機來接清華教授南遷，願去者可與他同行。先生及其他教授均「相顧無言，不置可否」（《全集》第一卷，第111頁）。 13日　下午四時在甲所梅貽琦宅出席第十九次評議會。晚在甲所出席校務會議。 14日　下午四時半出席第九十四次校務會議。與會者尚有陳岱孫、褚士荃、葉企孫、霍秉權、沈履、施嘉煬、梅貽琦。會議決定：因校園巡查委員會主席陳福田請假，請黃鈺生先生繼任；請李繼侗、王明之、戴世光、蘇汝江、孫毓棠、曾炳鈞、陳新民臨時輔助本校行政事務。又校訂清查校內戶口辦法、發給教職員臨時證件辦法。「散會後，別人都走了，只剩梅貽琦和我兩個人。梅貽琦說：『我是屬牛的，有一點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後我們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經知道我是堅決不走的，所以說了這一番告別的話。」（《全集》第一卷，第111頁）「現在回憶我當時的思想情況，其中有三個思想比較突出。一個是，我是中國人，不管哪一黨執政，只要能把中國搞好，我都擁護。……還有個思想是，『中國好比有兩個兒子，大的是國民黨，二的是共產黨。大的把中國搞糟了，應該讓二的試一試』。……還有一個思想是，我自以為對於社會主義有了解。我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蘇修所想的『技術官僚』、精神貴族統治的社會。我想，我是專家、學者，在舊社會中，在政治上，專家、學者是附屬於帝王、資本家的，到社會主義社會中，他們就更升一級，豈不也好。……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19] 15日　出席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一）因梅校長離校未回，[20]推舉先生為校務會議臨時主席。（二）本月20日起照常上課。（三）成立保衛委員會，率領校衛隊維持治安，以周培源為主任。「我原來定於那天晚上在家裡請客，主客是一位新來的美國社會學教授[21]，社會學系的教授作陪，意思是為那位美國教授接風，並介紹他同社會學系教師見面。廚房的人來問晚上的酒席是不是還開，我說：『照常開。』到了晚上，那位主客沒有來，他大概是剛來北京，就看見北京要解放。所以就趕緊打退堂鼓，轉回美國去了。可是陪客全到了。校園牆外邊槍炮聲連續不斷，我們仍然吃飯談笑，一如平日。吃飯以後，有人來報告，說傅作義的軍隊退到校園以內了，並且在生物館前面操場布置了炮兵陣地。我看事情緊張了，清華可能成為戰場。我一面通知保衛委員會，請他們同傅作義的軍官商量，請他們退出校園；一面通知各家眷屬，如果有需要可以到圖書館樓下躲避。後來聽說，傅作義的軍官們已經答應不在校園內布置陣地。」（《全集》第一卷，第112頁） 16日　晨，校衛隊報告傅作義所部已撤至城內。當即召集臨時校務會議。會議決定召開全校教職工大會並對願留下工作者進行登記。「在大會上我代表校務會議宣布說：『現在傅作義軍隊已經全部撤走了。清華已經先北京城而解放了。我們校務會議的人都決定不走，繼續負責。諸位先生去留，各聽其便，願留的當場簽名登記。眼前的任務是維持校內秩序，保護學校財產，聽候接管。』當時到會的人都簽名登記，表示願意留下。這就是大家都同時參加革命工作了。」（《全集》第一卷，第112頁） 17日　主持第九十五次校務會議。會上沈履報告學校最近情況，事務組報告各住戶遭受損失情形。 20日　下午四時半在科學館主持教授會，通過清華大學教授會為校園遭炸抗議書中英文各一份，擬托燕京大學外籍教授私人播音電台播向城內美國新聞處代發。[22]「在清華遭到國民黨空襲以後，黨中央、毛主席打來慰問的電報，這是對清華的關心，應該大張旗鼓地宣傳，可是我是照舊辦法，把來電在學校布告欄內一公布，就算完事。」（《全集》第一卷，第116頁） 21日　主持第九十六次校務會議，審議燕大建議兩校各出麵粉、煤炭慰勞海淀警察及偵緝隊人員案及12月臨時工案。 22日　主持第九十七次校務會議。因城郊局勢未定，學校經費來源斷絕，存糧僅能維持員工最低生活一兩個月，會議決定成立存糧支配委員會，據最低需要原則，參考設計委員會前擬計劃，妥籌存糧分配辦法。 23日　主持第九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戴世光、陳新民、禇士荃、孫毓棠、何學綸、鄭垚、李永年、朱蔭章、胡節組成存糧支配委員會，以戴世光為主任委員。 24日　上午十時主持教授會。會議決定挽留梅貽琦校長，建議學校組織應變生活維持委員會。 晚，在乙所家中與浦江清等共同起草挽留梅貽琦函，覺措辭頗困難。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記此事云：「梅先生於十三日因公進城，十四日午時返校，下午又進城，以後交通阻斷留居城中，迄未出城。無線電消息，孫科新閣名單中，梅氏長教育部。學生會一致挽留，謂南京政府將倒，不應使名流『殉葬』雲。教授會亦一致議決挽留。我們起草雖斟酌措辭，然據馮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於本星期二飛京，挽留已為形式上之事矣。」[23] 25日　主持第九十九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由教授會、職員公會、工警團體、學生自治會推代表組成應變時期生活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後，存糧支配委員會即撤消。 27日　下午三時主持教授會，「錢偉長、費孝通等提出組織校制商討委員會，由教授會發起，聯合教聯會、研究生會、學生會、職工會代表組織之。其任務在徵詢各方對於學校行政的制度以及教務課程的改進，收集商討材料及具體改革方案。當場推出教授會代表每院一個，李廣田、錢三強（周培源暫代）、費孝通、錢偉長、劉崇鋐五人。又教聯會來信，催促早日複課，當場議決，後天起複課。」[24] 28日　主持第一○○次校務會議並報告教聯會、學生自治會、研究生會來函陳述對組織應變時期生活委員會之意見。 29日　下午四時主持教授會。會議決定仍按校歷上課至1月8日，大考取消，成績移至下學期開始計算。是日為梅貽琦六十誕辰，原定進獻油畫像一幀，並有先生所擬祝壽辭、張子高所撰畫像題詞，已裝成冊，清華教師皆簽名其上。因梅已南去，無可進獻，遂在教師中傳觀。 30日　主持第一○一次校務會議並報告派員會同應變時期生活委員會委員一人前往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團洽商維持費情形。下午四時半在科學館204室出席第十九次教務會議。會議決定本學期授課仍於三十八年度1月8日結束。各項課程成績以小考及平時成績計算，下學期初再行補考。 是月　原擬參加北京大學五十周年校慶活動，並於17日下午三時在北大北樓大教室作題為「魏晉玄學中之兩派」之學術講演，因時局變化，講演未能進行，但於《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刊出《北大懷舊記》一文。 是　年 "The Philosophy 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在中國傳統社會基礎的哲學》）收入F. S. C. Nonthrop所編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World Order（《意識形態差異與世界秩序》）一書，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文一方面認為「通常所說的西方侵略東方，其實是現代社會侵略中世紀社會。……舊經濟必須讓位於新經濟，舊社會結構亦然。……現代工業主義正在破壞傳統的中國家族制度，又從而破壞傳統的中國社會。……由於社會結構的這種改變，很自然地，曾是傳統社會的思想基礎的孝道，必將遭到極端猛烈的攻擊」，一方面又認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哲學涉及的範圍內，重點在於個人。……每個個人是一個社會圓的圓心，社會圓由各種社會關係構成。他是一個人，也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不論中國傳統社會及其家族制度功過如何，要說其中沒有個人人格的地位則是完全錯誤的」。又說，「我提出這些辯論，只是表明，雖然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根本不同，它也不像某些批判它的人可能設想的那樣毫無道理。我說這些，決無意支持它作為今日中國的現行社會制度。為了生存於當今世界，其地位無愧於她的過去，中國必須工業化。一旦有了工業化，就沒有傳統家族制度和傳統社會結構的地位了。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要對它們，及其觀念基礎，試作同情的理解」（引文據塗又光中譯）。 卜德來華，在先生幫助下繼續英譯《中國哲學史》下冊。 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生、美國人李克（Rickett）、李又安夫婦來華，先生介紹他們在清華教英文。 往西苑為國民黨青年軍作關於道德問題講演。 熊十力贈其所著《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中下卷及《十力語要》（均於1948年印行）。袁方贈其所作《論手藝人改行》（《社會科學》四卷二期抽印本）。沈有鼎贈其所作《周易釋詞》（《清華學報》十五卷一期單行本）。約是年，李方桂贈其所作「The Distribution of Initials and Tones in the Sui Language」（《水族聲與調之分布》，美國《語言》雜誌二十四卷二號）。 是年出版的《清華年刊》中，有學生所寫《院系漫談》一文，其中文學院部分分別介紹各係為「這裡沒有一個老夫子——中國文學系」，「文學院最大的一系——外國語文學系」，「人少而活躍的——歷史學系」，「清華最小的系——人類學系」，「通才製造所——社會學系」。關於哲學系，該文認為它的特點是「熱情地研究冷學問」，說，「哲學系是清華許多系中很足以自豪的一系，教授陣容之強可以說國內任何一個大學都是難以與之相比的。馮友蘭先生擔任系主任，最近從美國回來。馮先生的博學是毋庸介紹的。凡是聽過他的《中國哲學史》和「貞元之際諸書」的人都知道，他是現代中國正統派哲學的權威學者。金岳霖先生是國內形式邏輯的執牛耳者，他的《邏輯》一書是各大學邏輯班最通用的課本。關於維也納學派有王憲鈞先生開的『符號邏輯』和『邏輯實在論』。王先生講話很有條理，抄他的筆記最舒服不過。鄧以蟄先生是清代書法大家鄧完白的裔孫，家學淵源，『美學』是他的最叫座的功課。此外還有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任華先生的『柏拉圖』，也都是哲學系的王牌。遺憾的是這裡沒有新唯物論的course」。 * * * [1] 據《吳宓日記》第十冊，第373頁。 [2]時溫蘭等自河南逃至南京。 [3] 衛挺生，湖北棗陽人，曾留美十年，研究財政金融，長期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 [4] 敬存，不詳。陳，指陳夢家。 [5] 《周論》系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所辦刊物。《新路》主張走第三條路線。 [6] 據《朱自清日記》。 [7]據《朱自清日記》。 [8] 《論大學教育》，見《清華大學史料》（四），第220—222頁。 [9] 《林屋山照送米圖卷子》1948年6月北平坷羅版，一百冊。胡適《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序》云：「河南滑縣暴方子先生名式昭，在六十多年前到蘇州洞庭山里做角頭司巡檢。……一個頂小的官偏要事事好出主見，偏要好事，在上台的心眼裡，這當然是『情性乖張，做事荒謬』了，果然光緒十六年十一月（1890年）暴巡檢就被撤職了。他卸任後，因在洞庭西山，沒有錢搬家，甚至於沒有米做飯，山裡的百姓聽說……都搶著送柴送米來。……這種人民公意的表示，使暴君很感動，他對他的上司說：『此等贓私，非愚者莫能致，亦非愚者莫能得也。』光緒十七年二月，洞庭山的詩人秦散之先生（敏樹）作洞庭山老百姓送米的長歌，又畫成這幅《林屋山民送米圖》，曲園先生也作長歌，並為這卷子作篆字題額。」「曲園」，俞樾號曲園。 [10] 見曹彭齡《父親曹靖華德清華歲月》，收入《永遠的清華園》，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版。 [11]據《朱自清年譜》。 [12] 引自先生1968年7月12日所寫《我個人對於學生和進步人士的態度》。 [13]塗又光，河南信陽人，清華大學哲學系學生，1949年南下後留湖北工作，後長期任教於華中科技大學（其前身為華中工學院）。 [14] 據張守常：《〈最完整的人格〉編後記》，載《散文世界》1988年第3期。 [15] 關於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詳細情況，可參考《竺可楨日記》第二冊，第1176—1178頁。 [16]時河南大學已從開封遷到蘇州。 [17] 據1948年9月29日《蘇報》。 [18] 「駿齋」，許維遹字駿齋。「紹生」，余冠英字紹生。 [19] 引自《自我揭發自我批判——馮友蘭發言稿（1966年7月5日開始）》。 [20] 梅貽琦於13日進城籌集資金，曾返回。14日又進城，再未返回。據沈剛如《獻身大學教育的梅貽琦先生——記西南聯大始末及其成就》，載《文史資料》第十八輯。 [21]即芝加哥大學教授韋德菲爾。 [22] 據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三兵團政治部在清華校門及校內貼出對清華大學嚴加保護及維持學校秩序之布告。19日，下午4時清華大學遭國民黨軍隊飛機轟炸。 [23] 據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 [24]據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 1949年（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己丑）　五十四歲 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同日，中共北平區軍管會接管清華大學。31日，平津戰役結束。　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上海。　6月16日，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光明日報》在北平創刊。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 7月8日，中國哲學研究會在北平召開發起人會議，確定其宗旨為「傳播馬列主義哲學及思想，以期正確認識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批判吸收舊哲學遺產，在文化思想戰線上開展對於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批判」。　秋、冬，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組織兩周一次討論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　是年，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出版。錢穆、唐君毅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徐復觀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雜誌。 1　月 1日　上午十時在工字廳出席講師教員助教聯誼會組織之新年團拜。晚，出席遊藝會。 2日　致函文學院各系，請草擬課程方案。 4日　主持第一○二次校務會議，討論清華園郵局、糧食問題及生活委員會所擬配供糧食暫行辦法。 5日　下午在科學館主持文學院教授會，商討各系課程。中國文學系浦江清提出修正聞一多、朱自清方案，主張在文學院設一普通文學系以造就通才，使中外名著合讀並鼓勵創作翻譯，中、外文系仍存在，中文系提高向學術性方面發展，外文系造就外國語言及專門研究外國文學之專才。先生贊同這一設想。歷史系擬設許多研究室，請文學院各系共同合作。討論時「會場中多數沉默，不發一言」[1]。 6日　主持第一○三次校務會議並報告：收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團函，囑將清華員生工警及眷屬人數、本月份所需維持費用編具臨時預算三份送團，以便轉發軍管會核發臨時維持費。會議議決，奉令撤銷訓導處，其所管公費除審核公費名單仍由公費委員會決定外，例行事項由教務處接管處理，齋務事宜由秘書處事務組接管處理。 8日　主持第一○四次校務會議並報告：由校派員會同生活委員會前往市委工作團送交清華員生工警及眷屬本月所需之副食概算及洽詢情況；已補送員工11月份薪津實物待遇數額表籍及該月發給學生會費標準，備中共工作團轉軍管會參酌。 10日　北平區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主任錢俊瑞、教育委員張宗麟來校接收，下午二時在大禮堂召集全體教職員學生工警講話，先生主持大會，宣布「清華從今天起正式成為人民政府的大學，並且是人民解放軍第一個解放的大學」。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於此日記云：「清華大學被解放後，梅校長既已南行，校務由校務會議諸公維持。各方頗多責難，一度在教授會中提出總辭職，教授會不討論辭職案。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經濟來源無著，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經沒有買蔬菜的錢，天天吃白菜而已。由教授會、教聯會、學生會、職員會、研究生會、工警會幾個團體組織的生活委員會籌劃，先以校方所存應變時期的糧食借與工警及低薪職員們以維持生活。是日下午二時，共方北平區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主任錢俊瑞氏偕同教育委員張宗麟氏來校正式接收，在大禮堂宣講。……錢俊瑞氏宣布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方針：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提倡民族主義、民主思想、科學精神。在校內，取消國民黨教育中之訓導制度，取消公開的或秘密的黨團活動。一切暫維原狀，薪水仍用等級制。至於高等教育的改進方案，待北平解放後，統盤籌劃。」下午三時，主持教授會，邀錢俊瑞、張宗麟列席講話。張謂「新政府對於高等教育將置重心於理工雲。學術研究及言論自由均可保障，教授待遇亦不致太苛云云」[2]。「又過了一段時間，張宗麟又來到清華，發布命令：設立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以原校務會議的成員為委員，以我為主任委員。我隨即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傳達了這個命令，並且說：清華現在是人民的清華了。」（《全集》第一卷，第114頁） 17日　下午主持教授會。會議決定成立教授聯誼會，商討校制商討委員會所擬校制商討大綱，會上有人責詢學校美金賬目，《清華園日記》（下）記此事云：「錢偉長提出責詢學校美金賬目。此美金賬目原由職員李天朴君經管，李君於戰事發生前數星期離校南去，戰事發動時學校及會計室賬目請示梅校長運進城中，今竟無人知道清楚。校務會議主席馮先生答應請接替李君經管之職員及出納組主任姚君出席報告，並未實行。至是錢氏又起責詢，詞鋒犀利，馮公大窘。」 18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教務長霍秉權、秘書長沈履會同霍士光、史國衡前往軍管會洽送清華1月至3月臨時維持費概算、員工各種發薪工資方案及學生救濟費標準材料。 21日　致函浦江清，談文學院分系問題。《清華園日記》（下）記此云：「照馮芝生來信，歸納各方意見，文學院於語言文學方面可設文學系、語言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系、英美文學系、蘇聯文學系、法德文學系、東方文學系七系。」 24日　下午主持教授會。會議繼續商討校制商討委員會所擬校制商討大綱，對舊有評議會職權及組成頗多檢討。 25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縱隊第八旅派員來校接洽並派武裝人員七人來校幫助校警維持東西校門內馬路交通秩序。 28日（農曆除夕）　哲學系師生在先生寓所清華園乙所歡聚，大家歡迎先生講話，先生說：「歷史總是在創造，《詩經》上說『周雖舊邦，其命唯新。』中國在創造，在日新。我們清華，我們系，我們的學業，也在創造，在日新。」 31日　上午在大禮堂聽錢俊瑞講新民主主義及共產黨政策。下午三時主持教授會。會上有人對於城鄉交通隔絕時留城的清華同人聯絡會之處理分發城中同人維持費及一月份薪水有所責詢。《清華園日記》（下）記此雲，聯絡會「本應發給留城同人及眷屬經費，然而南京政府所給平津學校教員薪水一月份數目相當的大，尚有可以透支二、三月份薪水的辦法。我們以前在教授會裡所了解，留校同人既然被解放，由人民政府給維持費，定出發薪辦法，城中的一份，便不能去拿了。至少須得請示人民政府以後再看。但是有不少人委託城中親友去領了一月份薪水，那時候金圓券數目約可換三四十個袁頭大洋。也有城中同人及聯絡會中辦事員為討好幾位同人，給代辦手續領了出來，在城中買東西存下。也有城門開了以後，此間有人騎自行車進城去清華同學會領錢了。第一天城中同學會中辦事人照發，第二天校務會議當局派人去凍結賬目，許多進城的人又領不著了，於是鬧起來，滿園風雨。再有，解放軍北平軍委會文化接管會答應我們在一月底前要發薪一次，可是沒有發下，因而有人認為校務會議不夠努力。在陰曆過年前，卻發下南京政府所欠兩個半月的麵粉兩袋半代金圓券每人六百五十元。此麵粉代金因城中社會局留難，直到開城門後方始領到，而且金圓券不能出城，只給了我們一張銀行支票，要我們進城去領款，等於開玩笑！事實上城中物價大漲，金圓券六百五十元只能買兩包紙菸。所以教授們因過年過得太窮，大發牢騷，說話不客氣，主席馮公多方辯護，也很失態。校務會議定下一個辦法，發給每人一個通知，說在城中領到一月份薪金者，這邊已領一月份維持費者，要把城中所領以金圓券原數限二月十日以前送還出納處。金圓券幣值前後不同，領城中薪水者占了便宜，不領者吃虧。校務會議所定是一彌縫政策，難免被人攻擊。馮芝老、沈岪齋等校務會議中人物，已由城中張肖虎討好替他們代領了，所以護短。此事由教聯報揭發，職員工會也在議論，教授會中有五人提案，主張把城中聯絡會賬目弄清公布。清華各團體自解放後，盛行檢討之風，而檢討之習慣並未養成，所以多意氣和裂痕。馮公說了一舊話，說清華原有一句成語：『教授是神仙，學生是老虎，辦事人是狗。』校務會議在此刻無論怎樣總是錯，希望不久新政府即派校長來也！」 2　月 2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錢俊瑞來函稱，清華經費業經軍管會決定，自1月起按去年11月標準發給，望即按此標準編造預算具報軍管會核發，並再發人民幣一百萬元及糧食十五萬斤，先作維持之用。會議決定2月、3月份學生救濟費標準，每人每月按小米一百零六斤編制。 7日　下午二時半教授會、教授聯誼會同開，先生出席主持。會議通過聯誼會章程，選出理事。 8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5日在文管會與張宗麟部長談及清華經費情形，張稱第二次維持費人民幣一百萬元已代領出，學生救濟費應從1月下半月算起。 11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清華城內木齋數學研究所房屋前被東北第一臨中學生去年12月15日強行占用，並將室內陳列物品及門窗任意搗毀，本校已致函文管會請求保護。 16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已向教育部長張宗麟匯報清華原校內管轄及自校內接收之款項與食糧問題，其中美金特款（庚款基金）存紐約華美協進社及銀行，由原校長梅貽琦親自經管簽字支付。梅離校後其助理秘書李天朴已於戰事發生前辭職。經查，收支賬未獲確切，餘款數目不詳，款亦均在美國，無從查考支用。下午三時半出席第二十次教務會議。會議決定：（一）補考、註冊、開課仍按原校歷所訂時間進行。（二）寒假前請假離校學生因交通梗阻未能於註冊日期如期來校註冊者其學籍暫行保留。（三）在本校解放前參加解放區工作逾期未註冊或離校時未經申請而受退學處理之學生經北平市文管會教育部證明者得准其恢復學籍。（四）各系必修課程三民主義及倫理學二門自本年度起予以取消。 18日　主持校務會議，審議研究生津貼問題。 22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北平國際救濟協會華北分會捐贈本會一批藥品。 25日　向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報送清華基本資料：（一）行政部門分設情況。（二）維持校務機構及校務會議人員姓名職務：主席馮友蘭（文學院院長），委員霍秉權（教務長）、沈履（秘書長）、葉企孫（理學院院長）、陳岱孫（法學院院長）、施嘉煬（工學院院長）、湯佩松（農學院院長）。（三）本學年各院系課程情況。（四）依據校歷於3月3日開學。 是月　《新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出上海六版。 3　月 1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一）文管會擬將2月份薪津部分先行核准，可於短期內將1月、2月份薪津一律發清。自1月起，教職員工警每人每月發小米九十斤，其餘款發人民幣。（二）軍管會西北郊分會來函稱，奉軍管會令已將達園（今北京市一○一中學西側）撥交勞動大學使用，本校教職員在此居住者，擬設法分遷至喇嘛廟（清華西門外）等地居住。 3日　上午在大禮堂主持本學期始業式，北平市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主任錢俊瑞、教育部長張宗麟及吳晗、白堅到會講話。 4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物理系主任兼教務長霍秉權因教務繁忙，不能兼職，已由該系公推葉企孫暫行代理該系事務。 10日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派黃茅、開明來清華聯絡工作。下午三時出席第二十一次教務會議。 11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文管會函告清華，因華北大學遷移北平，校舍不敷應用，擬暫借用清華校舍一部分，供一千人住宿及學習之用，請清華與華北大學商洽辦理。又，文管會通知，各院校學生考入南下工作團者，應保留其學籍。 13日　接文管會通知，各機關學校因人事調動發布公文均須經軍管會代表批准同意方可發布。 18日　駐清華軍管會代表吳晗到校辦公。「從此以後，校務就實際上由吳晗主持了。事後我聽說，解放北京以前，黨中央預先訂了一個處理各大學的政策，第一步是『接而不管』。事後我體會到，這個政策是完全落實了。文管會第一次來清華時，本來就應該派軍代表的，可是沒有派，而是讓原來的那些人繼續維持校務，只派來聯絡員進行工作上的聯繫……這就是『接而不管』。過了一段時間才派軍代表，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全集》第一卷，第114—115頁） 22日　主持校務會議討論校慶籌備委員會函請改組事宜，決定請教授聯誼會、教授會、職員公會、工會、學生自治會各推代表兩人組織三十八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又通過2月12日起調整教職員工醫藥補助費案。 29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一）軍管會代表吳晗通知，本校教職員參加南下工作團或參加三大學（中國人民革命大學、華北人民大學、勞動大學）者，本校不再發給薪津待遇。（二）文管會教育部通知：所接管機關人員薪給從3月份下半月起皆按去年9月、10月、11月三個月之平均數折薪發給。 4　月 7日　主持校務會議，決定文物陳列室設主任一人，請陳夢家兼任。 14日　偕任夫人並攜鍾璞、鍾越往萬安公墓參加任銳安葬儀式。 19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接文管會通知，3月份下半月各機關學校發薪標準改變，因工警待遇過低，決定予以補助。 24日　《解放期中之清華》刊於《清華校友通訊》解放後第一期。 26日　主持校務會議並報告：文管會通知，盛澄華教授參加南下工作團，經文管會決定，仍保留原薪，按月發原薪之半數以照顧其家屬，並保留校內房屋。 29日　主持清華校慶三十八周年紀念活動。是日，周恩來派人來問先生有何意見。「照我當時的了解，周總理所要問的『意見』，是對於國家大事有所『拾遺補闕』的那種意見，那時候的國家大事我看不出有什麼『遺』『闕』，實在是不知道有什麼該『拾』該『補』的地方，只好說沒有意見。後來才知道，所謂『意見』比我所了解的廣泛得多，大至對國家大事有什麼看法，小至對個人工作、生活有什麼希望和要求，都可以作為『意見』提。如果我當時有這樣的了解，我就會向總理提出，請他把我調離清華，因為我當時覺得，我在清華處境很困難。」（《全集》第一卷，第117頁） 下旬某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後，當局在北京飯店召集各界人士座談，先生出席。會上首次見到周恩來，談起定都問題，先生說：「北平是學術中心，從學術觀點看，離政治遠一點好。」 5　月 4日　接文管會通知，任命周培源為清華教務長，陳新民為秘書長，馮友蘭為文學院院長，葉企孫為理學院院長，陳岱孫為法學院院長，施嘉煬為工學院院長，湯佩松為農學院院長，潘光旦為圖書館館長。 5日　接文管會通知：奉軍管會決定，成立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其成員名單如下：葉企孫（主席兼常委），陳岱孫、張奚若、吳晗、錢偉長、周培源、費孝通（以上為常委），陳新民、李廣田、施嘉煬、湯佩松、馮友蘭、戴芳瀾、劉仙洲、屠守鍔、潘光旦、張子高，講師助教代表兩人（其一為常委），學生代表兩人（其一為常委）。 7日　出席校委會成立會，報告文管會通知成立校委會及改組之經過。報告後，軍管會代表張宗麟、吳晗講成立校委會之意義及其使命，略謂校委會為校內最高權力機關，它以新民主主義為原則，以教授、講師、助教、學生為主體，應根據協議精神，顧全各方面之利益。會議決定向全校宣布，軍管會代表及聯絡員自校委會成立後撤銷。 11日　出席校委會。會議決定成立招考委員會，由教務長、五院院長及教授五人、講師助教兩人、學生一人組成。 18日　出席校委會。會上吳晗提出建立學校新秩序問題，經討論決定，請屠守鍔負責與教授聯誼會、講助聯誼會、學生會、職員公會、工會、家庭婦女會接洽，各派代表一人組成清華公約起草委員會。 23日　出席校委會。會上錢偉長、樊恭烋、周培源報告教授聯誼會、講助聯誼會關於評議薪給及人民助學金之經過。 24日　出席新成立的中國哲學會組織的第一次哲學座談會。該會由金岳霖、鄭昕召集，參加者有清華、北大哲學系教師及其他哲學工作者，每兩周舉行一次，主要任務是政治學習。 是月　任夫人六妹任均（平坤）、王一達[3]夫婦攜子女自延安來，住乙所。梁思成特來詢問：「毛主席喜歡住什麼樣的房子？」 6　月 13日　出席校委會。會議審議教務會議規程，決定聘鄭振鐸為中國文學系教授。 19日　《哲學家當前的任務》刊於《進步日報·星期論文》。此文略謂「中國共產黨已經摧毀了在中國建立新世界底軍事上政治上的阻礙，而要改變這個歷史的古國底舊世界以建立新世界。中國哲學家底當前的任務是充分參加這個改變世界底事業。任何一個人當然都有這種任務，但哲學家有他底特殊的任務。那就是『充分地解釋這個新世界』。……它如果正確地解釋了世界，這種解釋，就成為改變世界底指南，因此就對於改變世界有了貢獻」，「哲學並不能改變或創造歷史底方向。它只能解釋歷史底方向，使之由不自覺的成為自覺的，由盲目的成為有計劃有目的的，因此它就加速歷史底變動，使它早完成它底變動」。「在我不擔任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以後，天津《大公報》來找我寫文章。我心裡想，現在行政事情少了，倒是有機會可以多寫一點文章。在抗日戰爭初期，我寫了一些論社會、文化改革的文章，後來合成《新事論》。現在又是一個大改變的時期，我可以再寫一些談社會、文化改革的文章。我當時先寫了一篇題目是《哲學家的任務》。其中說，革命家已經改造世界了，至於說明世界，那就是哲學家的任務了。我寫這一篇作為一個開場白，打算以後繼續寫我怎樣說明世界。這一篇發表以後，《大公報》通知我說，以後不打算再登這一類的文章了。」[4]《大公報》來約稿者為記者徐盈。 22日　出席校委會。會議決定組織人事制度起草委員會，由先生及周培源、葉企孫、陳岱孫、施嘉煬、湯佩松、錢偉長、王瑤、樊恭烋、鄭垚等組成，周培源召集。 是月　月初任芝銘來北平，住先生家中。周恩來曾兩次來清華乙所看望（第一次未遇）。 7　月 5日　下午在清華園出席北平市紀念「七七」講演大會。大會由吳晗主持，北平市長葉劍英及章伯鈞等講演，附近各大學學生及教職員參加。 20日　出席校委會。 21日　出席校委會。 26日　出席校委會。 29日　出席校委會。會上主席報告，華北高教委指令，南開大學哲學系取消，其學生分別入清華哲學系、社會學系、心理學系。 8　月 2日　出席校委會。 4日　出席校委會。 9日　出席校委會。 17日　出席校委會。 下旬某日　向葉企孫表示辭職之意。「有一天，葉企孫找我，說：『錢俊瑞說，你的思想跟黨不合。』我說：『那我就辭職吧。』」[5] 30日　出席校委會。 31日　致函校委會，要求辭去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委會委員之職。 9　月 2日　清華校委會批准先生辭去三項職務（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委會委員）。 8日　清華校委會將先生辭職書轉呈華北高教委。 23日　華北高教委批准先生辭去三項職務。校委會向先生轉達高教委有關批示：「馮友蘭、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義任職，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我不當校務委員及院長，倒也覺得無官一身輕。何必說我是反動呢？葉企孫告訴我說，錢俊瑞說這含教育意義。我還是不承認我過去的錯誤和罪惡，也不知教育意義何在。」[6] 自1928年起，先生居清華（含戰時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要津二十餘年（1928—1949）之久。何炳棣先生指出：「不少清華海內外人士對此甚為不解。馮系北大出身，與清華學堂毫無關係。北伐成功後，新被任命為清華校長的羅家倫從燕京大學延攬馮友蘭以為班底，馮初任秘書長，迅即為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成員，兼哲學系主任。雖然梅貽琦長校（1931年12月）以前清華屢有學潮，校長迭換，而馮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於：一、頭腦冷靜，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慮周至。二、深通世故，處世和平中庸，而觀點進步，學術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與清華資深教授（如葉企孫、陳岱孫、吳正之等）合作無間，以延致第一流學者提高教研水平為共同鵠的。三、國學根底雄厚，文言表達能力特強，初則勇於起草，繼則眾望所歸，經常被推執筆。但凡任何政治或學術會議，意見紛紜，發言者眾，願做綜合報告者寡，凡執筆者往往被公認為最幹練『得力』之人。馮友蘭在清華及聯大正一貫是『得力』之人。……馮友蘭主持清華聯大人文行政二十有餘年絕不是偶然的。」[7] 26日　華北高教委任命吳晗為清華文學院院長。「我寫了一封信，辭去校務委員會委員和文學院院長，理由是能力不勝。校務委員會叫李廣田來對我說：『你說的這個理由不對，你擔任院長幹了幾十年，怎麼能說能力不勝，應該寫政治上的理由。』我另外又寫了一封信，說我曾經兩次參加國民黨，雖其時均在國共合作時期，但言論行動錯誤甚多，請辭去一切兼職。校務委員會通過了，派吳晗為文學院院長，我只擔任本職哲學系教授。我當時覺得有忽然輕鬆的感覺，真是『無官一身輕』。」（《全集》第一卷，第115頁）「1945年我因母喪回河南唐河縣原籍，聽見地主階級的反宣傳說：『共產黨有三頭政策：初來時，磕頭；以後，搖頭；最後，殺頭。』清華大學初解放時，軍管會很尊重我，叫我領導校務委員會，後來我受到批評，只當教授。我覺得受了大打擊，覺得在原籍聽到的反宣傳也有道理。」[8]「文管會改校務會議為校務委員會，我被任為主任委員，這是黨的統戰政策的實施，也是一種過渡的辦法，但是我引誤以為，這證實了我對於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的看法，我誤以為我的『學術地位』果然是被重視的。……這種錯誤的思想，又產生兩個極反動的思想。（一）我認為，我是中國人，人民政府是中國政府，我當然服從，但我不是共產黨，黨與我沒有直接關係。（二）我既然服從人民政府，當然跟台灣斷絕關係，但是不罵台灣，『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我認為《禮記》這兩句話很有道理。……在這種思想情況支配下，我犯了很多錯誤，其中最突出的有六個。（一）解放後幾個月中，我一直沒有公開表態，說我擁護共產黨、毛主席。（二）我從來沒有找過清華的黨組織，有事只與文管會接洽。（三）蔣匪空軍轟炸清華，黨中央來電慰問。這是清華最大的光榮，可是校委會議傳閱後，只照例行公事處理，沒有公布。我為主任委員，應負其責。（四）解放軍進城，我身居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可是沒有進城歡迎。（五）過舊曆年教職員生活困難，在一次教授會上，有人叫我往青龍橋（文管會所在地）反映，我說：『我是辦學，不是要飯。』（六）總理有一次問我關於建都問題的意見，我說：『從學校的觀點看，能夠遠離政治就好一些。』就是遠離無產階級政治，以保護資產階級政治。我當時有一種表面上的想法，認為我對共產黨不能表現太熱烈，太熱烈就會叫人說我投機（確實已經有許多比我更反動的人罵我投機）。其實，我對於共產黨是面降心不降，在思想上還跟黨是對立的，還說不上表現熱烈不熱烈。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不配在清華做任何領導工作。」「我辭去教授以外的兼職以後……寫了一篇自傳，交給黨組織。……此後雖在表面上也向進步的人們學習，也讀毛主席的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也學俄文，但就是沒有認真檢查過去，改造思想。當時不但沒有在這一方面努力，而且也不覺得有這樣做的必要。」[9] 下旬某日　第一屆政協會議期間，張元濟派人持名片來清華問候先生。 是月某日　偕任夫人往火車站送任芝銘回河南。 秋、冬 10月5日　致函毛澤東，大意說：「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全集》第一卷，第135頁）「1949年有一件什麼事情，很多熟人在報上表態，擁護黨，我想以前我沒有表過態，現在應該有所表示。我就直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0] 中旬　得毛澤東13日覆信，略謂：「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梁思成送來張元濟托其轉交的名片。[11] 下旬　孫維世出訪東歐多國歸來，在乙所小住。 10月　致函滯留香港之清華哲學系學生唐稚松，勸其回清華繼續讀書。不久，唐與其母同回北京，先生又做保證人，幫助其解決住房問題。 應邀與徐特立談話。「有一天，吳有訓來找我，說他碰見徐特立，徐老叫他轉告我說，這些都是一時的現象，不要灰心，還要繼續前進。過了幾天，我也在一個會上碰見了徐老，徐老說：『我很想找你詳細談談，我把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你，你什麼時候有工夫，打電話給我，我派車去接你到我家住幾天。』過了幾天，我給徐老打電話，他果然派車來了。到了他家裡，他就開始陸陸續續地談他過去的歷史。……他說，他向來尊重別人的社會地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也是他用勞動得來的，『可是，有人說你是唯心。咱們談談，談明白了，以後就可以共同工作了』。我當時不明白徐老的意思，當時我聽說，徐老領導了一個委員會，編寫中小學教科書，我以為徐老是要叫我去參加那個委員會，我想我對於中小學教育沒有興趣，完全外行，不能參加那樣的工作。話不投機，在徐老家裡住了一夜，我就告辭。……在當時，眾人都在反對我的時候，徐老對於我的這種表示，使我對於徐老有知己之感。後來經歷得多了，我才感覺到，我當時的了解是完全錯誤的。……徐老的意思，總的說起來，就是說過去的事只要講清楚了，共產黨還是要你的。可我當時沒有了解這種意思。……我是用舊經驗了解當時的新事物。」（《全集》第一卷，第115—116頁） 仍兩周一次參加哲學座談會。「秋、冬，中國哲學會組織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哲學系教師，每兩周舉行一次討論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討論各種哲學專業問題。經常參加學習的有艾思奇、胡繩、侯外廬、何思敬、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賀麟、鄭昕、朱光潛、洪謙、胡思華、齊良驥、任華、鄧以蟄、王憲鈞、任繼愈等人。徐特立有時也來參加。」[12] 年底，張東蓀贈其所作《公孫龍的辨學》（《燕京學報》三十七期抽印本）。 * * * [1] 引自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 [2] 引自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下）。 [3] 任均、王一達：1938年到延安，在延安平劇院工作。王一達後任我駐保加利亞使館文化參贊，中國京劇院副院長；任均在北方崑曲劇院工作，後在遼寧青年實驗戲曲劇院任副院長。 [4]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寫《解放以後我的反動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檢討》。 [5]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寫《解放以後我的反動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檢討》。 [6]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寫《解放以後我的反動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檢討》。 [7]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191頁。 [8] 引自先生1958年所寫「交心材料」。 [9] 引自先生1967年1月4日所寫《解放以後我的反動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檢討》。 [10]引自《馮友蘭發言稿（1966年7月5日始）·自我揭發自我批判》。 [11] 《張元濟日記》1949年12月15日云：「留名片九，托思成分別轉送致湯佩松、馮友蘭、費孝通、張奚若、錢三強、曹靖華、葉企孫、潘光旦。」見《張元濟日記》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8頁。 [12] 引自《1949—1980年哲學大事年表》，見1982年《中國哲學年鑑》。 1950年（庚寅）　五十五歲 2月14日，中蘇簽訂同盟互助條約。　3月21日，郭沫若發表《讀〈記殷殉人之史實〉》，認為殷代是奴隸社會，奴隸制社會下限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引發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之爭。　6月23日，毛澤東於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致閉幕詞，題為《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將是「在很遠的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25日，朝鮮內戰爆發。　7月7日，聯合國出兵參戰。　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始大規模的鎮反運動。25日，中國出兵參戰。12月1日，世界書局改組為人民出版社，在北京成立。2日，台灣省政府宣布自1951年起實施「公地放領」，實行土地改革之第二步驟，扶持自耕農。　是年，范文瀾發表《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引起對此問題的討論。 春、夏之交，新哲學研究會組織探討如何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改造舊大學哲學教材，北大、清華兩校哲學系開始編寫新教學大綱，編選資料。　6月30日，《土地改革法》公布，中國新哲學會要求哲學工作者參加土改，改造思想。　12月29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實踐論》。30日《人民日報》轉載蘇聯《真理報》編輯部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 1　月 22日　《一年學習的總結》刊於《人民日報》。此文略謂「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中一切都是向上發展的，我自己覺得我也是在向上發展中……已經開始知道以前的不進步，這當然也可以算是一個進步」，「我以前所講的新理學，可以說是中國舊哲學的迴光返照。……就其社會影響說，是可以作為不願意變的人的一種寄託。因此其社會影響是與革命有阻礙的」，「我之『著書立說』，不僅只妨礙了自己的進步，也妨礙了別人的進步」。 下旬某日　於學生主辦之大字報園地表決心，說明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之動機：（一）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不摧毀它，便不能使中國社會變質，參加這使社會變質的工作是難得的機會。（二）取得一點革命經驗，以充實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三）參加土改，在客觀方面與地主鬥爭，在主觀方面也就是與自己的潛在的對於地主階級的情感鬥爭，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進步。 27日　是日起與任夫人一同響應號召，在北京郊區參加土改。「我於1月27日參加土改，先到豐臺西北的張儀村。其時那個村的土改，已到分勝利果實的階段。……在張儀村，我們都是吃派飯。先一天農會幹部就將第二天的飯派好。第二天被派那幾家，於飯做好時，就來請，每家去二人或三人。……吃派飯的原則是跟著主人吃，他吃什麼，我們吃什麼，無論吃什麼，都是一斤米的代價。」（《土改的教育功用》） 2　月 3日　自張儀村轉移至盧溝橋參加土改。「我們到的那一天晚上，就召集了一個農會幹部會議……後來經過講土改政策，講劃分階級成分標準，幾次大會，每次會後開小組討論，討論後測驗。一個星期以後，盧溝橋的農民也與張儀村差不多了。……我們到盧溝橋，起了半個月的伙，又與農會幹部商量吃派飯。」（《土改的教育功用》） 12日　上午在北大孑民堂參加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第二十一次座談會，討論蘇聯日丹諾夫關於哲學史的定義（「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是月　《一年學習的總結》轉載於《新華月報》2月號。 3　月 1日　《音樂在土改中的功用》刊於《新建設》二卷三期。 10日　參加土改一個半月後，由盧溝橋返清華。村中農會幹部、青年幹部七八人及清華哲學系學生劉鄂培、張愛琛送先生至乙所，先生請農民、學生吃炸醬麵。 15日　寫成《參加土改的收穫》。 23日　《土改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說：「在參加土改工作的一個半月中，我開始了解怎樣是走群眾路線，並且也學了一點怎樣走群眾路線。」 24日　《土改工作中的群眾路線》轉載於《人民日報》。 27日　《土改的教育功用》刊於《進步日報》。此文認為土改使農民在經濟上得到解放，這同時也就是一種精神上的解放，「同一村的農民，在土改前與在土改後大不相同，土改解放了他們，也教育了他們」，「土改的教育功用，實在是偉大的」。 月底　離北京赴開封。 是月　根據地本月公布的《國立清華大學教職錄》，先生所開課為「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古代哲學之社會背景」、「中國哲學史之辯證法與唯物論」。[1]蔡尚思《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第二編為《馮友蘭思想的批判》。 4　月 1日　《參加土改的收穫》刊於《學習》二卷二期。此文略謂經過土改，「我相信我在階級立場及階級感情上是有進步了。雖未必敢說已經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至少是已經向這種立場一面倒了」，土改中「學了些共產黨辦事的方法」，對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了認識與體會，又了解了「具體的共相」這一哲學名詞，因而「開始了解我從前的哲學思想的偏差。馬列主義注重共相與具體的結合、一般與個別的結合，而我以前的哲學思想則注重於共相與具體的分離、一般與個別的分離。這個啟示，對於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4日至15日　以特邀代表身份在開封出席河南省一屆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並任主席團成員、有關土改議案審查小組召集人。11日，作大會發言。15日上午會議閉幕，下午即離開開封返回北京。 25日　《一年學習的總結》、《我參加了革命》（原題為《參加土改的收穫》）收入《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一書，由50年代出版社出版。同書還收有裴文中、張治中、吳晗、王芸生、葉淺予、費孝通、羅常培、蕭乾、李子英、謝逢我等人的文章。 是月　與茅冥家[2]通信，就對《新理學》的批評問題進行討論。《在河南省一屆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發言》刊於《河南政報》第七期《河南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專輯》。孫作雲贈其所作《〈離騷〉正文的推測——〈離騷〉文義與文貌之復原》。 5　月 16日　《參加河南省人民代表會議的體會》刊於《學習》二卷五期。此文略謂從會議得到三點益處：對辯證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從實踐中懂得了何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了解了在新社會中學習的重要性。"I Discover Marxism-Leninism"（《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刊於People's China（《人民中國》英文版）第一卷六期。 是月　繼續參加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組織的座談會，開始討論哲學史課程提綱。 6　月 16日　《中國人口及中國的統一》刊於《文匯報》。 20日　《中國人口及中國的統一》轉載於《進步日報》。 7　月 23日　參加中國新哲學研究會近代思想史小組第一次會議，草擬提綱。[3]與會者共有十二人，由先生與胡繩召集。 26日　參加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組織之第三十二次會議，討論哲學史課程提綱。[4] 是月　繼續就新理學的批評問題與茅冥家通信。《中共的人民革命——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的人民革命——參加土地改革的收穫》由日本中國研究所調查部編譯出版。 8　月 1日　《對於中國近五十年教育思想進展的體會》刊於《人民教育》一卷四期。此文認為「自清末以來到現在，學風的轉變……可以看出教育思想的進展」，即由以升官發財為目的而學習研究變為為學術而學術，再變為以為人民服務為目的而學習研究；由理論與實踐對立變為要求理論與實踐統一；由只顧傳授知識不顧指導生活變為二者兼顧與統一。同期《人民教育》還發表柳湜《關於「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風——讀〈對於中國近五十年教育思想進展的體會〉以後》一文，其文認為五四所誕生和發展的新學風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民族，為人民大眾，為中國人民革命服務」，認為「目前對於『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想是要加以批判的，因為它不僅妨害高等教育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的任務，而且也妨害學術的進展。這也就是說，在我們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上首先要解決『為誰服務』這一根本問題」。 6日　茅冥家《從自我批評到對〈新理學〉思想的批評》刊於《光明日報》。此即4月、7月與先生通信之主要內容。文中認為「中國的近古哲學中，馮先生的前期思想是一根支柱……馮先生的思想不僅是總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而且是總結了中國所有階級社會的思想」，認為「新理學思想在舊社會的階級性分，是屬於被壓迫的階級的。但被壓迫階級是一個籠統的名詞，被壓迫階級有進步的，也有落後的……它（指新理學思想——蔡按）是不革命的，為革命者所不容。所以新理學思想在新舊思想鬥爭的戰線中，就漸漸的與反革命思想同樣受歷史所清算了」。文後附有先生覆信摘要，略謂「中國二三千年的封建社會，到現在是結束了，反映這個社會的思想，也結束了。在結束以前，要有一個總結，我算是作了這個總結。這個總結，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從新觀點作一批判式的總批判，一種是仍從舊觀點作一同情式的總了解。我從前所作的是後者的一種（這樣的總結成為革命的阻礙），以後還希望能作一個前者的一種」。又附有編者按語，認為茅文對新理學的評價值得商榷，先生對自己的「總結」的評價倒還中肯，希望對此有研究者能參加討論。 9　月 1日　《再論「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風》刊於《人民教育》一卷五期。此文以陳獨秀隨感錄《學術獨立》為例證，堅持認為「為學術而學術」思想在五四前後有一定代表性，有反傳統的革命性。 5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先生為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 18日　張君勱《一封不寄的信——責馮友蘭》刊於台北《民主》第一卷一期。此信認為先生推翻過去學說，服從馬列主義，說明是以哲學為資生之具，而非以之為安心立命之則，其根源則在將心與理分而為二，「將心一關看得太輕而將在外者看得太重」。 是月　開始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5] 10　月 8日　《「新理學」底自我檢討》刊於《光明日報》。此文略謂「我從前的哲學思想，不合於辯證唯物論的根本之點，在於辯證唯物論底精神與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對立及對立底統一，而我從前的哲學思想底精神與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對立底對立。因此與實踐結合的時候，辯證唯物論底精神與方法所得到的，到處都是統一，理論與實際統一，個人與群眾統一，理智與情感統一。我從前的哲學思想底精神與方法所得到的，到處都是脫節，理論與實際脫節，個人與群眾脫節，理智與情感脫節。」認為「『新理學』在開始的時候，是有它的進步性的。我不相信一個完全沒有進步性的東西，會在某一時能有相當的流行。就『新理學』說，它反對當時的實驗主義底不可知論，它反對當時直覺主義底非理性主義，它提倡邏輯的分析與清楚的思想。它試從唯物史觀底觀點，解決中國文化問題。它底民族主義的色彩在對日抗戰時期在某方面，相當地起了鼓動底作用。可是中國變得太快，不久它就失掉了進步性，而成為進步的障礙，『為歷史所清算』。這是『勢所必至』，無所謂悲劇」。 同日《光明日報》還刊有平之《關於「新理學」》一文，認為先生「是以資產階級的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哲學史最有成績的一個。他又是以形式邏輯為架子，以中國哲學史料為材料而雜糅成理論體系的一個」，但不同意8月6日茅文及所附先生信中的觀點，認為「新理學不是中國過去二三千年的社會思想總結，更不是中國所有階級的社會思想。它只是總結五四運動以來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它不是代表被壓迫階級的，而是代表統治階級內被統治集團壓迫的一階層。它不是不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它實在是服務於統治階層，並且曾被統治階層內的統治集團垂青過。它不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動的。它的哲學基礎是唯心論。它的表現是學術森嚴，邏輯嚴密，它的作用是混淆革命目標，是應帝王」。又認為「新理學的觀點，是有方之理才有方，是真際、實際分家，是理先於物，這是很明顯的唯心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講唯心論，非反動而何？——新理學就是反革命思想之一」，「馮先生新理學一出世，於是他個人就由帝王友變為帝王師了」。 29日　在中國新哲學研究會講演。題為《從〈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說到新舊哲學底區別》。 是月　孫維世、金山舉行婚禮，先生偕任夫人率鍾璞、鍾越參加，並講話。出席者除有戲劇界人士外，還有鄧穎超、江青、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等。 11　月 1日　《「新理學」底自我檢討》以《「新理學」底自我批判》為題轉載於《新建設》三卷二期。 27日　《美國的文化是為誰服務的》刊於《人民日報》。 29日　《論美國底思想武器》刊於《光明日報》。 12　月 1日　《從〈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說到新舊哲學底區別》刊於《新建設》三卷三期。此文得出四點結論。（一）舊哲學看來複雜，其實有很大的片面性。新哲學底系統看來簡單，其實它代表對於宇宙的知識底全面。（二）舊哲學注重個人，新哲學注重社會或群眾。可是注重個人的不能完成個人，不注重個人的卻能完成個人。（三）舊哲學注重解釋世界，新哲學注重改造世界，可是注重解釋世界的並不能解釋世界，唯有改造世界的才能解釋世界。（四）舊哲學自以為是超階級的，新哲學自以為是有階級性的，可是前者的超階級觀念就表現出其階級性，後者則反而能是無階級的，因此能無所蔽無所囿。文後附記云：「在我寫《新理學底自我檢討》底時候，我自以為是從新哲學觀點批判舊哲學。可是現在看，它實在是從舊哲學底觀點接受新哲學。這一篇也難免有那一種的情形。這一篇講新舊哲學底區別，還大多是從舊哲學底觀點說的。這在我學習新哲學底過程中，是一個過渡的過程。我希望這個過程能早一點渡過去。」 2日　王瑤《馮友蘭先生〈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讀後》刊於《光明日報》。此文認為先生用以對中國古代哲學作同情的總結的不是新理學六書，而是《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補》二書，寫二書時態度是客觀的，又一定程度地用了歷史唯物論，因而有其價值與貢獻，這時先生的思想向上發展，至訪蘇歸來講秦漢歷史哲學更達到高峰，而1935年（應為1934年——蔡按）遭國民黨逮捕後，則因怕改變正常生活而「逐漸由逃避而就範」，由追求不變的永恆世界而肯定凡存在者都是合理的合勢的，這便是新理學六書的過程，其思想的發展路向是向下的。文章還期待先生對中國古代哲學作批判式的總結，寫出一部新哲學史。 16日　《實用主義底本質》刊於《進步日報》。 23日　丁未一《讀〈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致馮友蘭先生》、茅冥家《對「新理學」思想的再批評》及先生之《讀了丁未一、茅冥家兩先生底文章以後》刊於《光明日報》。丁文略謂「先生以前的哲學思想在於：先生的哲學立場是貴族知識分子的立場，唯心主義形上學的哲學，與辯證法無產階級立場，心從屬於物『對立與統一』的統一根本不同。因之先生以前的哲學成了舊社會思想的支柱。……望先生早早徹底地拋棄，很快武裝起來用馬列主義批判中國的舊哲學，指導社會改造中的思想改造作用，做青年的導師」。茅文認為「新理學思想不止是舊哲學中的一根支柱，而且是反動思想中主要的一根支柱。它還不能籠統地說『為統治階級服務』，而實際是為將沒落的統治階級服務的。它的哲學基礎是徹底的唯心論」。新理學的根本問題是沒有實踐，而先生對新理學的自我批評還是同情式的批評，把新理學思想的精神與方法理解為只是強調對立的對立，這是把新哲學與舊哲學的不同只看成是量的差異而沒有質的變化。但它堅持認為新理學實在是解決了有階級社會以來思想界中的懸案，「在馮先生以前，在中國過去思想上做一番功夫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從成就上來說，一般可謂只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沒有像馮先生那樣承接系統之廣，沒有像他這樣把中國唯心學派各家的系統吸收在一個系統裡面。這是我所以說馮先生是總結了今天以前的中國所有階級社會的思想，因為他的思想把奴隸社會的思想也吸收進去了」。先生的文章則是對丁、茅二文的批評表示感謝。同日《光明日報》還發表杜平《〈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讀後》一文，認為先生對新理學的批判尚未抓住本質。 是　年 寫成長篇論文《中國哲學的發展》。此文自孔子寫至毛澤東，為一部簡明中國哲學史。原系應胡繩要求為供《蘇聯大百科全書》參考而寫，曾經中國新哲學研究會討論，並根據討論意見有所修正。其注釋為朱伯崑所作。 熊十力贈其所著《論張江陵》（1950年印行）。 王浩贈其所作論文「A Theory of Constructive Types」（《建構式論》）、「Remark on the Comparison of Axiom Systems」（《公理系統比較論》）。 * * * [1] 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380頁。 [2] 茅冥家：曾任武漢《民言報》編輯，解放後在東北大區教育部工作，於文史有研究。1951年鎮反運動中，因文章有詞句被誣為反共、反蘇而被捕。1957年得到完全平反。2004年有新作《還原馮友蘭》（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問世。 [3] 據《新建設》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0月11日出版）報道，該小組自7月23日起共開會九次，擬訂了近代思想史課程全年提綱，提綱分七部分。 [4]據《新建設》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0月11日出版）報道，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組織的座談會自1949年5月24日起共開三十二次會議，前十七次「以交流思想為目的」，十八次至二十七次是批判傳統哲學（其中包括三次討論日丹諾夫關於哲學的定義），二十八次至三十二次討論哲學史課程提綱。 [5] 先生髮表《五四的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曰：「去年暑假起，我在清華擔任近代思想史這門功課，從馬克思講到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