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 · 1931年-1940年

1931年（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　三十六歲 6月5日，國立北平圖書館落成。　7月1日正式開館。　9月18日，日本軍進攻瀋陽城，發動「九一八」事變。　12月10日，國聯決定派調查團赴中國東北調查。17日，北平、天津、上海等各地學生代表與南京學生聯合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21日，蔣介石因國民黨內部傾紮下野，國民政府改組，林森任主席。 是年，哲學界開始新哲學與唯物辯證法問題論戰。張君勱、倭伊鏗合著《人生觀問題》出版。杜威《哲學與文明》出版。張崧年《所思》出版。 1　月 3日　晚，赴俞平伯招飲。同席有浦江清、楊武之、鄒湘喬三人。席間俞唱崑曲《下山》、《驚夢》二折。[1] 6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主持第五十二次校務會議。晚七時半應邀至清華同方部出席政治學會主辦之國語演說競賽會，並擔任評判。 14日　於《校刊》第二四六期登啟事一則：「為節省時間，擬於每日上午在秘書處辦公，下午在文學院院長室預備功課。同仁有事與友蘭接洽者，如非必要，請於上午見訪，幸甚。」 15日　下午主持第五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黃晦聞為研究院中國文學研究導師。又議及校長問題。晚擬校務會議致教育部電：「本學年第二學期已將開始，下學年一切計劃均須著手籌辦，屬校校長問題，務懇即日解決，以免貽誤。」 16日　為經費事擬呈覆教育部公文。又為校長問題擬呈教育部公文。（均於次日發出） 19日　上午十一時主持本學期第一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學生會要求教授會解除蕭蘧代理教務長職務事；向學生說明學生會所舉各點之事真相（此報告刊於21日出版之《校刊》二四九期）。 20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五十四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先生及吳之椿、陳岱孫、王力山、蔣廷黻、陳通夫、吳有訓、張子高、陳席山、朱自清、施嘉煬、孫曉孟、黃海平、蕭蘧、熊慶來、章曉初等人為二十年度招考委員會委員。 22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八次評議會並報告建築計劃已經教育部核准。會議審議如下議案：（一）校務會議轉來學生請求取消開學十周後不得退選課程之規定、取消一切音樂學習費用——均不准。（二）文學院代院長提出外國文學系教授溫德、哲學系教授金岳霖照章休假一年——均通過。呈報招標裝置各新建築內之暖氣衛生瓦斯電線等工程事擬呈教育部公文。 23日　下午四時在工字廳出席教授會並報告召集教授會之原因，略謂學生代表大會請求教授會解除蕭代教務長職務，但蕭辦事皆根據學校章程或校務、評議會決議，是則其一切責任皆由校務會議全體一致負責。今學生會既有此種表示，校務會議應向教授會負責，即應向大家報告此事。會議臨時推舉陳岱孫為主席。陳請書記浦薛鳳展讀學生會來函，又請先生詳細說明關於學生會所舉各點之事實真相（與紀念周所說相同）。然後進行討論。結果全體一致通過決議案：「蕭代教務長以往行事皆系遵照本校校章或根據校務會議及評議會之決議案，本會表示絕對相信，學生會來函所云查無實據，應由校務會議加以訓誡。」蕭蘧未出席此 次教授會議。校務會議致教育部電（一、1930年12月24日；二、1931年1月6日）刊於是日出版之《校刊》二五○期。 26日　上午主持第二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27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五十五次校務會議。會議批准土木工程系教授許鑒辭職。 28日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呈覆教育部文》刊於《校刊》二五二期。 31日　17日、22日呈教育部公文均刊於是日出版之《校刊》二五三期。 2　月 2日　上午主持第三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3日　下午主持第五十六次校務會議。 9日　上午主持第四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10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五十七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清華周刊社請求增加印刷津貼案，決定本學期准加印刷津貼二百五十元。 16日　上午主持第五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下午四時主持第五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地理學系學生以地理學會名義對於教授有軌外表示，屢經勸誡，迄無悔悟，應將該系全體學生各記大過一次案，[2]通過。 23日　上午主持第六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下午四時主持第九次評議會。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提出之二十年度預算。 24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五十九次校務會議。 25日　收到地理學會致校務會議函，函中就五十八次校務會議之決定提出責問。《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呈教育部文》刊於《校刊》二六○期。 28日　《中國中古代哲學與經學之關係》刊於《清華周刊》三十五卷一期。此文認為西洋哲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時期，三時期各有特別精神，特殊面目；中國哲學史可分為自孔子至淮南王之子學、自董仲舒至康有為之經學兩個時期，後一時期之思想皆依傍經學，空無依傍之近古哲學尚未見萌芽。又認為中國中古、近古之經學可分為今文家之經學、古文家之經學、清談家之經學、理學家之經學、考據家之經學、經世家之經學六派。 是月　《中國哲學史》上卷（第一篇上古哲學）作為「清華大學叢書」之一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此書認為「自漢武用董仲舒之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中國大部分之思想統一於儒，而儒家之學，又確定為經學。自此以後，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大多數著書立說之人，其學說無論如何新奇，皆須於經學中求有根據，方可為一般人所信受。經學雖常隨時代而變，而各時代精神，大部分必於經學中表現之。故就歷史上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書後附陳寅恪1930年6月11日《審查報告》，認為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又附金岳霖1930年6月26日《審查報告》，認為此書「沒有以一種哲學的成見來寫中國哲學史……因其如此，他對於古人的思想雖未必贊成，而竟能如陳先生所云，『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同一境界』」，同時指出此書「討論《易經》比較辭簡，而討論惠施與公孫龍比較的辭長。對於其他的思想，或者依個人的主見，遂致無形地發生長短輕重的情形亦未可知」。又附瞿世英《讀馮著〈中國哲學史〉》，認為此書「最重要之點，就是這是一部哲學家著的哲學史而不是歷史家（尤其不是所謂客觀的歷史家）著的哲學史」，又指出此書「注意的是思想的脈絡源流與獨到的見解」，「論禮、樂、喪禮確有新意，論惠施公孫龍及其他辨者，更表明著者對於論理研究之有規律（discipline），這兩段是特別精彩的地方」；又指出書中「與西洋哲學相比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學作比較解說的地方亦不少，並且真是理論上的比較」。 3　月 2日　上午主持第七次紀念周活動並就地理學系事報告經過，並就地理學會致校務會議函所提各點加以說明。 3日　下午主持第六十次校務會議。會議修正通過「練習生服務規程」。又議及校長問題，鑒於教育部遲遲不予解決，決定向教育部辭去維持校務之責。會後即發校務會議呈教育部電：「南京教育部蔣兼部長鈞鑒：屢次籲請解決屬校校長問題，俱未奉復。校務重要，不敢仗此自誤，謹辭維持校務之責，乞即照准。」（此電文刊於次日出版之《校刊》二六七期） 5日　收到教育部覆校務會議二電，一謂「校長問題自應迅予解決。在未解決前，仍希照常維持，以重校務」，一謂「頃據該校學生會電，稱校長問題未決，推派代表來京面陳等語。查該校校長問題自應迅速解決，昨已電達，仰飭知毋庸派代表來京」。下午四時出席教授會。會議臨時推舉陳岱孫為主席，討論學生會建議教授會派二人與學生會代表一同赴京共同解決校長問題案。先生報告教育部覆電內容後，會議決定教授會毋庸派代表赴京。 9日　上午主持第八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此報告刊於13日出版之《校刊》二七一期）。發校務會議上教育部電：「支、微電敬悉。學生會代表經勸阻無效，已於今日南下。屬校校長問題虛懸已逾十月，校務會議維持校務智力俱竭，所有困難情形另文詳呈。務乞即日解決校長問題，並俯准辭維持校務之責。不勝感戴！」（此電文刊於11日出版之《校刊》二七○期）。上午主持第八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下午主持第六十一次校務會議。 12日　獲教育部覆校務會議電：「青電悉。該會議維持校務，具著勤勞。現校長問題即可解決，在新校長未接事前，務希照舊維持，以重校務。學生如尚未動身，仍仰勸阻，毋庸來京。」 16日　上午主持第九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17日　下午主持第六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春假改為4月6日至11日。 18日　下午在科學館會客廳主持聘任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決定中文系改聘浦江清為專任教師，物理系下學年起聘趙忠堯為教授，哲學系下學年起聘張崧年為教授，歷史學系下學年起聘Caponovich為教授，地理學系聘張印堂為講師。同日，為請頒發最近全國高中以上學校一覽並懇指示錄生原則簽發呈教育部公文。 19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十次評議會。會議通過「理學院醫預科規程」，批准教授朱自清、熊慶來等照例休假並出國研究，批准給體育部專任訓練人員以教員待遇，又審議留美學生展延留學期限案。 23日　上午主持第十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略謂「大家所注意的校長問題上星期已經解決。羅校長辭職，教育部批准的指令，今天已到學校。至於新校長的任命，學校雖未奉到公文，大約也不遠了。將來新校長到校，一切事情都有人負責了」。同日，與代理教務長蕭蘧、代理理學院院長熊慶來、代理法學院院長陳岱孫一起草擬致教授會函，謂鑒於南京教育部已任命新校長，決定辭去各所代職務。 24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六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呈請教育部轉呈國民政府，請將圓明園地址劃歸清華大學。是日晚即為此事擬呈教育部公文，略謂「如將該園址劃歸現在校區以內，則除供陸續建築各項新校舍外，並可於其餘地設法造林，庶副國民政府造林政策之旨，直接間接具有裨益。至圓明園內原有湖山及建築殘餘之遺蹟，如由屬校經管保存，亦可永免盜取散失之虞，使此一代名園不致湮滅，與國民政府保存北平文化之旨亦正相副，一舉而數善備，其利便實莫與倫比」（27日發出，刊於4月1日出版之《校刊》二七九期）。 26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十一次議會。會議決定請求教育部准許清華給予學校碩士、學校博士學位權，又通過修正之研究院規程。 30日　上午主持第十一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31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六十四次校務會議。 下旬某日　與陳岱孫、熊慶來、蕭蘧同游明十三陵並攝影留念。 是月　《清華二十周年紀念感言》刊於《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刊》。 4　月 月初　熊慶來贈同游十三陵相片兩張。 2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六十五次校務會議，通過擴充電話計劃。是日又出席教授會。會議修正通過「教授會議事細則」，並討論先生等辭職案，決定接受先生等辭去所代各職，但要求在新校長到校前仍舊維持校務，同時對先生等過去維持校務勞績誠懇致謝。[3] 13日　上午主持紀念周並報告代理教務長、代理各院院長辭職事：「回想自校務會議維持校務以來，忽然已將一年。在這很長的時間中，校內外雖然有些風波，清華大學在各方面均能照常進行，校內各方面良好的習慣均能保持著。財政方面用款一百萬，還沒有生出什麼弊端。我們雖然受盡勞怨，幸喜尚無大過。這一次紀念周，也許就是校務會議維持校務時代的最後一次，所以談談這些回想。俗語：『當家三年，雞狗皆嫌。』校務會議當事雖不夠三年，而全校大家覺得我們討厭的人一定不少。但是我們對於大家非常感謝，因為只有全校合作，校務會議才能到今日功成身退的地步。」（此報告刊於15日出版之《校刊》二八三期） 19日　收到學生會致前校務會議函：「敬啟者：本校自羅家倫先生辭職以來，迄今已將一載。在此期間，蒙諸先生不辭勞瘁，鼎力維持，校務進行如常，全體同學賴以安心就學，弦誦不輟。敝會謹代表全體同學向諸先生誠懇致謝，幸垂察焉。專此。敬請諸先生教安。」 20日　上午十時出席吳南軒宣誓就任清華校長儀式。 29日　寫成《中國哲學史中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痴先生》。[4] 5　月 2日　全天參加清華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及新建築落成典禮諸活動。下午一時半在體育館後操場舉行氣象館、生物館、新宿舍落成典禮，先生報告三大建築建設之經過。《校史概略》刊於《清華周刊》三十五卷八、九期合刊。 7日　下午出席教授會。會議選舉蕭蘧為教授會主席，又議及各院院長問題。 25日　張蔭麟《評〈中國哲學史〉上卷》刊於《大公報·文學副刊》一七六期。 28日　出席教授會臨時會議。會議由金岳霖、張奚若、薩本棟、周培源、吳有訓、蔣廷黻等十五人提議召開。金岳霖等因吳南軒到校後「新改清華章程，規定院長不由教授中聘任，教授聘任取消聘任委員會，專由校長個人獨攬大權，使教授毫無保障，對學校前途有莫大危險」，故提請討論並「追究何人負蒙蔽教部提請修改章程之責任」。與會教授一致要求恢復原條例精神，認為對吳南軒蒙蔽教育部，破壞清華傳統精神應有堅決表示，最後以三十八票對兩票通過決議：「吳南軒到校以來，惟務大權獨攬，不圖發展學術，加以蔑視教授人格，視教授如雇員，同人等忍無可忍。為學校前途計，應請教育部另簡賢能來長清華，以副國府尊重教育之至意。」會議又推舉張奚若、金岳霖、蔣廷黻、周炳琳、張子高、吳有訓、薩本棟七人代表教授會起草態度堅決之聲明。 教授會還通過了《教授會上教育部呈文》。其全文如下：「呈為請本校規程統籌修正，並請另簡賢能為本校校長事。　竊本校規程系　鈞部參照本校情形特為規定，自十八年六月經　鈞部頒布以來，奉行至今，於各方面均甚適宜。即在過去一年之中，本校發生風潮，環境尤屬惡劣，而校務不致停頓，各種計劃仍照常發展。固有　鈞部指示得宜，而亦本校規程適用之效也。查本校規程之精神，在使校長、教授對於校務均負相當之責任，故校長雖有去留而校務仍可不致停頓。即國府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所頒布之大學組織法，亦將一大學最高之權付於校務會議。而校務會議由校長、院長、各系主任及教授所舉之代表組成之，其精神及用意與本校規程亦正相同。今　鈞部一六八三號指令，將本校規程修正三條，照新修正之規程則院長不可於教授中聘請，而原有之聘任委員會亦歸取消，教授之進退由校長、院長決定。如此規定，固非本校規程原有之精神，即與大學組織法之立法用意似有徑庭之處。　鈞部指謂俟各個大學組織編制章程匯齊後，另有通盤計劃，則本校規程如有應行修正之處亦應請　鈞部斟酌本校情形統籌修正。此本會所誠懇請求者一也。此次　鈞部對於本校規程之修正，其結果為無限擴大校長之權限，其時又適為吳南軒校長在首都向　鈞部報告之際，或　鈞部聽吳校長片面之報告，故對於本校規程有此片面之修正。查吳校長自到校以來，首為院長問題引起糾紛。本校院長照原規程系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之，自此規程頒布之後，教授與羅前校長商酌由教授會每院推薦二人，由校長擇一聘任。於法律範圍之中容納教授之意見，其用意亦無非欲使學校不多受校長進退之影響，一切得以穩定進行而已。即在過去無校長時代，　鈞部已電令選舉院長，行之甚久，有利無弊。乃吳校長到校以後，則首擬革除此項慣例，又不允召集教授會討論此事，以致問題久懸未決。吳校長就教授中所聘之院長，遂亦不敢應聘。而吳校長適於此時赴京，蒙蔽　鈞部，修改規程，所謂院長問題之經過真相如此。吳校長治校大權獨攬，自到校以來，除教務會議因院長問題未決，未能開會外，評議會亦未開一次，其自行聘請之院長不負眾望，發表之時全校驚愕。又因院長問題召集學生茶話會，攻擊教授，危言聳聽。對於發展學術絕無通盤計劃，偶有發表，皆支離滅裂，不合學校實際情形。對於教授，一方面多方欺騙，一方面視為雇員。教授等雖欲竭誠協助，而莫由自達。前讀國府整頓教育命令，教授等均歡欣鼓舞，以為清華必且因此益臻進境。而國府亦幾經審慎，以發展本校重任託付吳校長。在吳校長初到校之際，教授等亦極欲共襄洪業。乃吳校長到校僅及月余，即將本校幾經艱苦得來之良好基礎，亦摧殘之。是則吳校長固已危害清華，兼辜負國府付託之重，傷國府知人之明。此乃教授等憤慨之餘尤所痛心者也。望　鈞部俯念本校有今日狀況之不易，特請國府另簡賢能，為本校校長。此本會所誠懇請求者二也。本校專任教授共五十九人，本日出席開會者四十五人，以三十八票對二之大多數通過。向　鈞部陳述本校確實情形，伏望　鈞部取適宜之處置。本校幸甚！中國高等教育幸甚！謹呈教育部兼部長蔣。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5] 29日　在張奚若等起草之聲明上簽名。聲明全文如下：「同人等因吳南軒蒙蔽教育部，破壞清華大學，除一面呈請教育部簡校長、重議規程外，特此鄭重聲明，倘此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定於下學年與清華脫離關係。」[6] 是月　舒新城贈其所著《中國教育建設方針》（中華書局1931年4月出版）。 6　月 1日　《哲學系概況》刊於《清華周刊》三十五卷十一、十二期合刊。其中說：「哲學依其內容，則有研究價值之部分，如倫理學、美學等是；有研究真實之部分，如本體論、宇宙論等是；有研究知識之部分，如知識論、論理學等是。此外對於哲學，又可作歷史的研究，如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等是；又可作專家研究，如康德哲學、休謨哲學、洛克哲學等。本系所定四年課程次序，在先使學生對於哲學之各部分皆有普通之知識，然後使學生依其興趣作專題之研究。」又介紹哲學系之發展，謂1928年至1929年有學生兩人，1929年至1930年有學生四人，1930年至1931年有學生十一人。張蔭麟《評〈中國哲學史〉上卷（續）》刊於《大公報·文學副刊》一七七期。 2日　出席教授會議。此前吳南軒於5月30日在《世界日報》、《華北日報》登載「清華啟事」，攻擊清華師生，謂「近日因反動分子違抗部令，煽動風潮，於29日晨唆使學生召集大會脅迫校長。……校自即日起在東交民巷利通飯店設立臨時辦事處」。鑒於上述情況，教授會討論後決定：（一）嚴詰吳南軒「反動」指何事何人，有何根據，限期答覆並要求教育部，「此次清華問題無論　鈞部作何處置，反動罪名何指，應求　鈞部徹查辨白」；（二）推先生與張奚若、吳有訓赴南京向教育部及輿論界報告清華大學真相；（三）會員各捐四十元備先生等南下之用；（四）請薩本棟、周炳琳、蔣廷黻、金岳霖、張子高、王力山、陳岱孫、錢端升、楊武之為臨時委員，主持校務。 3日　先生與張奚若、吳有訓赴南京。 8日　《中國哲學史中之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痴先生》刊於《大公報·文學副刊》一七八期。此系對胡適《與馮友蘭論〈老子〉問題書》（寫於3月19日，刊於同期《大公報·文學副刊》）、張蔭麟《評〈中國哲學史〉上卷》的回答。 30日　與張奚若、吳有訓由南京回北平。 7　月 1日　出席教授會臨時會議。會議先由先生報告南下經過，略謂「（一）初至京都，覺得來到以前京中對於清華之空氣確似有些誤會。後向各方竭力解釋之後，所有誤會可以說完全消除。中央黨部某負責者且有『所謂反動，黨與非黨一層，本是笑話，吾人本不置信，此後可勿再提』云云。（二）負責當局與社會有力人士對於清華均甚願維持愛護，無不表示早日解決之希望，俾基礎不致動搖，前途可謀發展。（三）代表等微聞當局對於此事即將本顧全各方、維持清華之原則公平處置之消息後即行返校」。張奚若、吳有訓略有補充。報告後會議主席（蕭蘧）謂「此次三位先生冒暑南下為校辛勞，同仁必皆感佩，表示謝忱者可請起立」，於是全體起立致謝。 4日　翁文灝受教育部委派來清華代理校務，即日起到校視事。是日，翁約集在校教授談話，先生出席，並與其他教授共同表示校事悉聽翁主持。 10日　出席教授會。會上蔣廷黻報告翁文灝表示願依舊例行事，各院院長由教授會推選二人，再由校長聘任其中之一，教授由聘任委員會聘任。蔣報告後會議即選舉各院院長候選人。先生與蔣廷黻被選為文學院院長候選人，葉企孫、吳有訓為理學院院長候選人，陳岱孫、張奚若為法學院院長候選人。 11日　翁文灝聘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葉企孫為理學院院長，陳岱孫為法學院院長。翁同時聘先生為哲學系主任、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13日　下午二時出席第十二次評議會。會議修正通過圖書委員會章程，批准心理學系成立心理學研究所，審議留美學生沈有鼎、楊業治轉學歐洲案。四時出席第二次校務會議。[7]與會者尚有翁文灝（主席）、楊公兆（秘書長）、張子高（教務長）[8]、吳有訓（代理理學院院長）。會議審議本年度教授待遇標準，決定薪俸已至四百元者不再增加；上年未加薪而薪俸在四百元以下者加二十，但總數不得超過四百元。在校一年薪俸尚未至三百元者加至三百元；休假年度內不加薪。 15日　下午二時出席第三次校務會議。會議繼續討論教授待遇標準，決定此問題擬即由評議會組織委員會詳細討論制訂條例，未制訂前暫照去年聘任委員會所定標準辦理。 22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四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除出席第二次會議之五人外，還有蕭蘧。會議討論助教、教員、講師加薪問題，決定助教本年加十元，已至一百四十元者本年停加；教員上半年未加者本年加二十元；本年講師照去年成例辦理。 2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三次評議會。會議修改最近三年建築計劃，決定擴充教職員宿舍，加建新教職員住宅、大學行政館、文學院、法學院、地學院、新醫院，計用款一百九十八萬五千元。 8　月 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籌添學生宿舍，將學報編委會合併於出席委員會。 19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六次校務會議。 24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圖書館各系研究室分配方案。與會者尚有翁文灝、楊公兆、吳有訓、張子高、陳岱孫。 是月　吳宓陪同賀麟來見先生，[9]先生問及賀在北京大學任課情況。數日後，先生往城內訪賀，請賀來清華哲學系兼課。 9　月 4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八次校務會議。會議議決本學年預算外之用途均須經校務會議議決方可實行，各建築計劃如有更改應先由校務會議議決方得更改。 14日　下午一時半出席第九次校務會議。會上翁文灝提出辭職，在教育部批准前，校務暫請葉企孫代理。下午又出席教授會臨時會議。會議因翁文灝辭職事，由蕭蘧等提議召開。先生在會上提出「翁代校長自到校以來，群情翕服，本會除對代校長服務犧牲精神表示欽佩外，並懇其打消辭意，繼續任職」案，以三十一票對一票通過。 21日　上午十一時在後工字廳主持教職員公會臨時緊急會議並報告：「自本月19日日軍侵占瀋陽事件發生，北平各大學即發起組織平津學術團體對日聯合會，議定北平國立四大學、北平研究院、北平圖書館、南開、燕京及中國大學之負責當局為常務委員，並推舉蔣夢麟為主席，代表學術團體方面討論應付此次事變之方案。同時北平各大學教職員亦擬組織教職員聯合會，研究辦法，領導民眾，以作政府之聲援。全校教職員公會亦應有適當組織，一方面可作出席北平教職員聯合會之準備，一方面可自行研究救濟工作，故今日有此大會之召集。」本校教職員九十餘人到會。大會議決：由先生及張子高、蔣廷黻、錢端升、葉公超、陳岱孫、章曉初、吳有訓、王文顯、金松岑、馬約翰、葉企孫、葉石蓀、錢稻孫、葉公超、吳之椿、蕭蘧共十七人組成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先生當晚九時在後工字廳出席對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被選為該委員會主席。 葉企孫出席平津學術團體對日聯合會會議歸來，向會議報告兩點：（一）該聯合會望各大學教職員之組織稱平津學術團體對日聯合會分會，並推派一代表出席大會。（二）各校學生會由各校分會負指導責任。會議經討論決定：（一）暫不改名，應請出席代表說明此次聯合會之組織應充分表現民眾化，避免團體空洞之弊。（二）推先生與陳岱孫為出席平津對日聯合會之代表。建議校方，請教授演講中日問題。先定22日由蔣廷黻講日本侵略行動經過與背景，24日由蕭蘧講日本在東三省之經濟勢力。 23日　下午三時出席由葉企孫主持之第十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由校費項下撥十萬元歸入建築費。 2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四次評議會。會議討論化學館、水力實驗室、體育館（擴充）、工學館（擴充）定標案。晚八時主持對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議決：「（一）組織宣傳股編印英文小冊，說明日本強占東北之真相，宣示各國。（二）加推吳有訓為出席聯合會之代表。（三）請徐淑希（燕京大學）、錢稻孫講演東北問題。」是日，參與草擬對日委員會致國際聯盟電，次日發出。 下旬某日　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發起組織北平各界抗日救國會，先生與葉企孫代表清華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會同學生會反日委員會代表王德政（學生會主席）、劉心顯出席。[10] 是月　Chuang Tzǔ（《莊子》內篇英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除了《莊子》內篇之英譯外，尚有一篇引言，評註七十二則，郭象注三十五段，並附錄《論郭象哲學》一文，均為英文。 10　月 1日　下午二時出席第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東北學生借讀有關規定。四時出席教授會。葉企孫於會上宣布，教育部已任命梅貽琦為清華大學校長。會議討論學生會決定停課三周從事軍訓問題，議決：（一）損失不大，不必嚴為取締。（二）如部有訓令制止時，應向學生再行勸導，免生僵局。（三）由學校辦理軍訓，第一周一、三、五上課，二、四、六軍訓，第二周反之，余類推，以一月為期。[11]（四）與南京當局商洽，派遣願從戎之學生赴京接受軍訓。 5日　出席教職員公會大會。會上進行改選，葉企孫當選為會長。 8日　下午一時半在體育館後空場出席第十五次評議會，選擇化學館館址。 9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專任人員如加工作應否加薪案，決定不加。 16日　上午八時半出席第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因葉企孫辭代理校務之職而召開。討論後決定勸翁文灝即日銷假視事，在翁文灝返校前仍請葉企孫繼續代理。十時出席第十六次評議會，複議化學館館址。 20日　學生三周軍訓結束，舉行閱操儀式，先生等二十餘名教授出席檢閱。 中旬某日　主持對日委員會散發翻印之日本田中密奏，意在使師生明了日本圖謀滅我之毒辣手段，而能人自為戰，為救國之有力宣傳。 21日　上午十一時出席第十四次校務會議。 2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五次校務會議。 2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六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後決定給予錢鍾書、王竹溪等十二人臨時助學金。 是月　"The Confucianist Theory of Mourning, Sacrificial and Weddding Rites"（英譯《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先生自譯）刊於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3。 11　月 3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校務會議成員與各系主任第一次聯席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熊慶來、楊公兆、張子高、施嘉煬、葉企孫、孫國華、蔣廷黻。會議由葉企孫主持，討論東北大學、馮庸大學學生借讀事宜。 5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出席教授會。會議決定本學期大考日期推後一周，下學期上課日期不變。 1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七次校務會議。 14日　下午四時會同學生代表王德政赴順城王府出席張學良召集之北平各校抗日會代表茶會。會上各校代表提出有關抗日意見十五條後，張學良講話，強調「政府必不負人民，人民尤應與政府聯合一致」，罷課舉動「殊為欠當，須知日本人正希望中國人不受教育也」[12]。 16日　主持對日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一）以教職員公會名義致電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慰勞拒敵守土之功，並匯款一千元。（二）致電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張副司令，請速增援馬占山。會後即擬電文並發出：（一）「齊齊哈爾馬主席並轉全體將士勛鑒：據敵守土，不屈不撓，神勇精忠，舉國同欽。同人等謹捐薪千元，由大陸銀行匯至哈爾濱，藉表慰勞微誠，務望奮鬥到底，為當世楷模。」（二）「南京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北平張副司令鈞鑒：黑龍江馬代主席及將士孤軍守土，神勇精忠，舉國同欽，務望即派軍匯餉，火速援應，萬勿使忠義之士以援絕致敗，國家幸甚。」（此二電文均刊於20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六期） 1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本學期大考日期按教授會議決辦理。 22日　出席臨時校務會議。因學生會為聲援吳其昌決定赴南京請願，[13]校務會議特召集臨時會議，決定進行勸阻。當晚先生為此事擬校務會議布告。其文如下：「值此國難方殷，諸同學激於義憤，不辭犧牲，熱心毅力堪稱嘉尚。但吾人處此危難之局，頭腦尤宜冷靜。若使犧牲學業能得相當之代價，則尚可告無罪於國家社會；若不計結果，徒為學業上之犧牲，則諸同學少上一日之課，即國家多受一日之損失。知識即權力，此言可深念也。現諸同學對時局之主張各方均已詳告政府，並已有甚大之督促。諸同學對於各主張如有更新理由，可呈明政府，請其採納。否則，宜繼續學業，勿作無代價之犧牲。須知現在戰爭必須全國動員，所謂全國動員者非人人皆赴戰場之謂，乃全國人士皆努力以作其應有之事。所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無論中國亡與不亡，十餘年後一切事皆在諸同學肩上，如今日犧牲學業，異日何能擔當大事？即謂此等說法太為迂闊，而北平方面直接抗日責任，亦豈枯坐總副司令門前所能擔負者？所望諸同學熟權此次南下對於國家之利害，取消前議，國家幸甚。」（次日貼出，刊於25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八期） 23日　出席臨時校務會議。因學生會仍決定南下請願，校務會再次召集臨時會議，討論後決定準學生個別請假南下，留校學生照常上課。晚，先生為此再擬校務會議布告云：「惟學生激於義憤，何有必欲赴京一行者，舉動雖嫌激越，熱情尚屬可嘉，應即准其個別請假以勵其志，並商准教授會俟其返校後為之設法補課。至於在校並未赴京之學生，自應照常上課，以重學業。又，查昨晨有學生群向教授請求停課，並請簽字等事，此種舉動跡近要挾，即施之路人亦為不可，對於學生素所敬愛之師長尤不應出此。此後務須各自檢點，不得再有此類情事發生，是為至要。」（次日貼出，刊於25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八期） 24日　召集並主持對日委員會，討論對吳其昌事應作何表示。會議決定致電於吳，勸其復食返校；致電國民政府，促其實現吳之主張。當晚即草擬此二電稿及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啟事：「本校吳其昌先生痛黑省失陷，全家絕食。赴京請願，同人應有同情表示。茲經開會議決，一面致電吳先生，勸其即刻復食返校；一面致電國民政府，促其實現吳君主張。除吳電未能久待，已由本會拍發外，其致國民政府之電意義較為重大，應徵求大會同意，茲將電稿錄後，即希再閱，於函到一日擬內復示馮芝生，如無即作表示讚許也。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啟。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電稿：『南京國民政府鈞鑒：東北變起已逾兩月，近日形勢益趨緊急，務懇速定大計，積極負責，收復國土。對於現在奮鬥之黑軍火速設法增援，並嚴令守土官吏遇敵竭力抵抗。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叩。』」（此啟事均刊於25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三八期）是日又出席臨時教授會。會議決定：「（一）在校學生明日起照常上課，並為離校學生預籌補課方法。（二）請學校當局速同本會代表對於在校學生加以勸勉。（三）請本會書記擬稿，以本會名義致電吳其昌先生，表示同情，勸其即日回校。」[14] 下旬某日　出席出版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出版清華大學叢書，清華大學理科報告、清華大學專著叢刊及學報。 12　月 7日　出席第十八次評議會。 8日　出席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宣誓儀式。[15] 17日　中午十二時三刻在大禮堂參加全體教授合影（清華年刊用）。 2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九次評議會，討論留美學生轉學歐洲案。 30日（農曆十一月二十二日）　次子鍾越生。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教職員公會全體會議。 是　年 約年初，作《不虛我生（庚午文存）序》[16]。 蔣廷黻贈其所著《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 顧頡剛贈其所作《古史辨》第三冊一本。 羅家倫贈其所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單行本。 羅根澤贈其所作《管子探源》（中華書局1931年4月出版）、《樂府文學史》（北平文化學社1931年1月出版），又贈其所作《荀子論禮通釋》（《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二卷單行本）。 約是年，錢穆贈其所著《中國上古史》之「諸子系年考辨序目」及目錄，並於封面題曰「敬　奉芝生先生　教正　弟穆」。 * * * [1] 據浦江清：《清華園日記》。 [2] 時該系學生對教授黃國璋不滿，要黃辭職。 [3] 南京國民政府任命之新校長吳南軒4月16日到清華大學視事，20日宣誓就職，同時即聘陳石孚為教務長、朱一成為秘書長（陳、朱均非清華大學教授）。 [4]「素痴」即張蔭麟。 [5] 清華大學檔案，全宗號1，目錄號2—1，案卷號5：1。 [6] 時清華專任教授五十九人（其中有外籍教授十九人），簽名者共四十八人。 [7] 吳南軒在職期間，5月26日曾有一次校務會議，是為第一次。 [8]時翁文灝已聘張子高為教務長，楊公兆為秘書長。 [9] 時賀麟剛從國外歸來不久，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 [10] 據《清華周刊·副刊》三十六卷一期。 [11] 後仍按學生要求集中軍訓三周。 [12] 據《清華周刊·副刊》三十六卷三期。 [13]時吳其昌為要求政府積極抗日，正舉家絕食，赴南京請願。 [14] 吳其昌在南京見到蔣介石，蔣表示接受吳所提抗日主張，並應吳要求宣誓絕不食言。於是吳感動流淚下跪，蔣亦流淚下跪。至此，吳始復食——時已絕食八十五小時。 [15]梅貽琦於是年12月4日到校視事。 [16] 不虛我生，陳鐸士（又名陳振先），民國初曾任農林總長。 1932年（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壬申）　三十七歲 1月21日，汪精衛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28日，日軍侵入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勇抵抗。31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　2月，孫其敏《中國學術思想史》由世界書局出版。　3月1日，偽滿洲國成立。14日，國際聯盟調查團來華。是月，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　5月，廖平去世。張君勱、張東蓀創辦《再生》雜誌，宣傳國家社會主義。　6月14日，國立編譯館在南京成立。　12月1日，國民政府由洛陽遷回南京。17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是年，熊十力《新唯識論》出版。張東蓀《道德哲學》出版。蔣介石《力行哲學》出版。 1　月 1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二十次評議會。會議由梅貽琦主持，審議研究院章程施行細則及各系學生刊物津貼案。 22日　下午三時出席梅貽琦主持之第十九次校務會議。又召集對日委員會會議，決定為慰勞遼西戰役後來平傷兵向教職員發起募捐。晚，草擬此募捐啟事：「遼西戰事，我國少數官兵及義勇軍，以微弱兵力，抗拒暴寇，犧牲慘烈，可歌可泣。雖錦州終於淪陷，然撤防命令發自長官，軍士奮勇殺敵，其職已盡，其志堪欽。死者已矣，傷者呻吟爭命，不有撫慰，將何以勸忠義而振懦怯？本委員會職在對日，救國有願，卻敵無方，只得就力所能及之事多予提倡。茲經議決，擬向本校教職員同仁募集捐款，慰勞來平傷兵。冀收集腋，聊當饋餉。素稔台端痌瘝在抱，情深不忍；義憤填膺，志切同仇。瞻彼傷殘，實多矜憫。倘蒙慷慨解囊，踴躍輸將，嘉惠宏施，曷深企感！」（刊於25日出版之《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三六二期） 28日　出席第二十一次評議會。會上梅貽琦指定先生及蕭蘧、陳達為教員服務規程起草委員會委員。會議決定下學年起設立法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工學院。同日，應聘為清華大學一覽委員會委員，出席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編輯二十一、二十二年度《國立清華大學一覽》中文本。 2　月 1日　李安宅以所著《〈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1931年9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相贈。 6日　以教職員公會名義發電並捐款五百元慰勞上海抗日之十九路軍將士。電文云：「上海吳鐵城市長轉十九路軍全體將士勛鑒：淞滬禦敵，振國家之聲威，轉世界之視聽，全體國民極深感佩。同人等謹捐薪五百元，由大陸銀行匯交貴軍，藉表慰勞微誠。仍祈繼續努力。」（此電刊於《校刊》三六六期） 8日　以教職員公會名義再發電並捐款五百元慰勞十九路軍，電文云：「上海吳鐵城市長並轉十九路軍全體將士勛鑒：魚電諒達。聞敵增援，同人等謹再捐薪五百元，合前共一千元，由大陸銀行電匯貴軍。祈繼續奮鬥。」（載《校刊》三六七期） 18日　出席第二十三次評議會。會議討論校外借讀生借讀辦法，審定男生宿舍圖樣。 25日　出席第二十四次評議會。會議通過《國立清華大學建築委員會章程》。 27日　《法藏〈金師子章〉釋義》刊於《清華周刊》三十七卷第一期（後收入《中國哲學史》下冊，作為該書之第八章第三節）。 3　月 1日　主持對日委員會會議，決定向教職員公會倡議，連續三個月每月捐款五千元，協助協和醫院赴滬辦理救護抗日將士事業。 2日　出席教職員公會大會。會上全體贊同對日委員會倡議，決定致電國民政府，反對撤兵、妥協、設立中立區，並請出兵收復東北失地。會後即擬電稿：「洛陽國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長鈞鑒：報載滬戰有妥協之說。同人等以為滬戰乃東北事變所引起，決不可局部解決，我軍亦無在本國領土內自行退後之理。政府如對日妥協，將何以對已犧牲之將士、人民？應乘此時機繼續應戰， 並立即出兵討伐偽國，收回失地，以順輿情。」（此電文刊於4日出版之《校刊》第三七七期） 10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二十五次評議會。討論女生宿舍圖樣，審議擴充體育館預算。 15日　出席第二十六次評議會。會議審定女生宿舍圖樣、擴充體育館圖樣。 16日　出席招考委員會會議。會議討論並決定本年度招考地區、日期、名額、考試課目。 23日　出席第二十七次評議會。會議通過「畢業生考察津貼原則」及「本屆畢業生考察計劃」。 31日　出席第二十八次評議會，審議留學生請求延長留學期限案。 4　月 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二十次校務會議。會議修正通過「編制核算辦法」（草案）及「歲入預算科目」（草案）。 7日　出席第二十九次評議會。 18日　上午出席紀念周活動並講演哲學要義及介紹哲學系概況（此講演稿刊於《校刊》三九六期）。 21日　出席第三十次評議會，討論《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服務及待遇規程》草案。 28日　下午出席第三十一次評議會。主席梅貽琦於會上報告：政府將緩付庚款一年，梅擬與基金會任叔永（鴻雋）赴南京向教育、外交兩部部長面商一切，離校期內評議會及校務會議由張子高教務長召集。會議修正通過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度校歷。 30日　出席擴充體育館之暖氣、衛生、電氣工程及化學館之電氣工程開標儀式。 是月　主持對日委員會會議，決定接受溥西園倡議，在北平為上海抗日將士舉行義演。「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Chinese History」（英譯《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先生自譯）刊於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6—1。 5　月 7日　《韓愈李翱在中國哲學史中之地位》刊於《清華周刊》第三十七卷第九、十期合刊。文中認為韓愈推尊孟子，特引《大學》，提出「道統」說，李翱重視《中庸》與《易·繫辭》，講「性命之道」與修養方法，凡此種種均深刻影響宋明，說明「宋明新儒家之學之基礎與輪廓，韓愈李翱已為之確定。二人在中國哲學史中之地位，不可謂不重要也」。此文十五次出現「宋明新儒家」一詞，值得注意。[1] 9日　出席男女生宿舍土木工程開標儀式。 10日　出席張子高主持之第三十二次評議會。會議審議體育館暖氣衛生工程及化學館、體育館電氣工程承包案。 12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5月份教授會。與會共三十二人，由張子高主持。大會選舉先生及張子高、葉企孫、陳岱孫、蔣廷黻為本學年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 16日　出席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會議。 19日　下午出席第三十三次評議會。會議聽取主席梅貽琦報告清華經費情形後，審定男女生宿舍土木工程承包案、化學館暖氣衛生工程承包案。 25日　出席第三十四次評議會，討論《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服務及待遇規程》草案第七章。 26日　出席第三十五次評議會。會議通過《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服務規程》。 3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十六次評議會。會議審議東北大學轉學生問題，又討論《國立清華大學本科教務通則》修正草案，決定請先生及張子高、蕭蘧繼續審查、修訂。《人生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國難後一版。 6　月 月初　出席6月份教授會。與會共四十一人，由梅貽琦主持。大會選舉下學年評議員及各學院院長候選人，先生（三十四票）、蔣廷黻（二十三票）當選為文學院院長候選人，葉企孫、吳之椿當選為理學院院長候選人，陳岱孫、蕭蘧當選為法學院院長候選人。會後，梅貽琦聘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葉企孫為理學院院長，陳岱孫為法學院院長，任期二年。 16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二十一次校務會議。下午二時出席第三十七次評議會。與會還有張子高、楊公兆、葉企孫、陳岱孫、浦薛鳳、蔣廷黻、陳達、楊武之、吳有訓及戴崇恩（列席）等。會議由梅貽琦主持審議二十一年度概算。 20日　出席教授會。大會討論通過畢業生名單。 21日　出席三十八次評議會。會議修正《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服務及待遇規程》第四條之兩項。又通過兩院新教職員住宅圖樣。 是月　《朱熹哲學》刊於《清華學報》七卷二期。全文包括七部分，即理，太極，氣，天地人物之生成，人物之性，道德及修養方法，政治哲學，對於佛家之評論。文章認為「朱子之學，可謂集其以前理學家之大成」，「朱子之哲學，非普通所謂之唯心論，而近於現代之新實在論。惜在中國哲學中，邏輯不發達，朱子在此方面，亦未著力，故其所謂理，有本只應為邏輯的者，而亦與倫理的相混」。是時，仍任《清華學報》編委，同任編委者還有浦薛鳳（總編）、王文顯、吳宓、吳景超、金岳霖、施嘉煬、陳達、陳寅恪、陳楨、陳岱孫、孫國華、張奚若、張准、葉企孫、葉崇智、熊慶來、趙人儁、蔣廷黻、錢端升、錢稻孫、劉文典、謝家榮等。 7　月 8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二十二次校務會議，討論借讀生問題。 17日　出席第三十九次評議會。會議討論通過建築委員會關於男女生宿舍暖氣、衛生、電氣工程承包建議。 8　月 3日　朱自清自南方返回清華，來訪，先生請朱任中文系主任，朱辭，先生仍堅持。[2] 26日　出席第四十次評議會。會議修訂《國立清華大學本科教務通則》草案。 27日　出席第四十一次評議會。會議通過《國立清華大學本科教務通則》。 9　月 3日　《新對話》刊於天津《大公報·世界思潮》（後收入《南渡集》、《文集》），署名「芝生」。此文認為「我們主張徹底的實在論，以為具體的東西，人雖不知之，他亦是有。抽象的原理，人雖不知之，他亦是有。不過你不能問他有在什麼地方。他的有是不在時間空間之內的」；認為「天不變，道亦不變」，道德無新舊之分；認為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錯在規定必須對其夫守節，但並非不近人情。 6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 10日　《新對話（續）》刊於《大公報》。 14日　出席第四十二次評議會。會議審議新教職員住宅承包案，通過《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規則》。 18日　上午十時出席全校國難（「九一八」）紀念會並講演，略謂「『九一八』東北事件在近代史中，實是一個空前的大事件。不但為中國之國難，且引起全世界的大恐慌。世界大戰之開演或即由此爆發，而成為最嚴重的事件。吾們開會紀念，所以志悲痛，示不忘。但能不忘國難者，自必時時將國難在念，時時作雪恥恢復的準備，同時還要積極作道德知識的充分準備。如果道德知識已有相當的修養和準備，則日後自能肩負起國家重擔，不致把國事弄糟。智力足以應付國家環境，而後國家始可有為」。 22日　下午三時主持教職員公會新舊幹事聯席會。會議決定以先生及梅貽琦、葉企孫、戴學儒、何清儒、陳通夫、趙忠堯、章曉初、塗奇巒共九人組成成府小學教育委員會，以先生及楊武之、章曉初、馬約翰、鄭桐蓀、藍夫人組成成志小學教育委員會。 27日　主持對日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向教職員公會倡議捐款一萬元救濟東北難民。 28日　出席第四十四次評議會。會議通過「研究院考試細則」。 29日　下午四至七時出席圖書委員會會議，討論「圖書館細則」。 30日　下午四時主持本年度教職員公會大會並報告會務（此報告刊於10月3日出版之《校刊》第四三九期）。大會同意對日委員會關於捐款一萬元救濟東北難民之倡議。《人生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國難後三版。 10　月 1日　與朱自清至馬夷初處，告以馬所授功課無人選習，又談馬著《莊子義證》。[3] 6日　出席本年度第一次教授會。因不足法定人數，大會改為茶話會。 8日　《新對話（二）》刊於《大公報·世界思潮》（後收入《南渡集》、《文集》），署名「芝生」。此文認為「一個人類組織，若要能存在，其分子必須忠於組織，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這是一個永存的道德律」，「所謂忠孝大節，就是表明一個人對於他的國及家所應負的責任。從前忠臣不是忠於君主個人，所以那君主個人之為堯舜，或為幽厲，那忠臣是不問的。猶之乎為民族犧牲者，不必問他的民族是不是值得為之犧牲」。 10日　《校刊》四四二期公布二十一年度清華大學教師一覽表，其中文學院部分如下：院長馮友蘭。中國文學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俞平伯、聞一多；專任講師浦江清、劉盼遂、王力；講師黃節、郭紹虞；教員許維遹；助教余冠英、安文倬。外國語文系主任王文顯；教授畢蓮、陳福田、吳宓、溫德、錢稻孫。哲學系主任馮友蘭；教授金岳霖、鄧以蟄、張崧年；講師林志鈞、賀麟、李翊灼、張頤、張東蓀；助教李濂。歷史學系主任蔣廷黻；教授劉崇鋐、陳寅恪、孔繁霱、錢稻孫、雷海宗、噶邦福；講師張星烺、黎東方、錢穆、陶希聖；助教楊鳳岐。社會學及人類學系主任陳達；教授史祿國、吳景超。 12日　出席第四十五次評議會。會議決定：（一）請學校催請教育部加速頒布學位法案。（二）請學校呈請教育部在學士、博士間增加碩士學位。（三）請學校呈請教育部，研究生學位分兩種：一由國家發給，一由學校發給。又通過參觀、調查採集、測量各費支給辦法。 中旬　對日委員會改選，先生及葉企孫、章曉初、蕭蘧、蔣廷黻、張子高、吳有訓、浦薛鳳、何清儒、王化成、錢端升等十一人當選為委員。改選後第一次委員會會議仍選先生為主席。先生報告救濟東北難民捐款經過後，會議決定建議學校日用品儘量購用國貨。 20日　中午宴請朱自清及何仙槎夫婦。[4] 28日　以葉石蓀辭職事告知朱自清，學生訴葉石蓀辭「有無著作一條」。[5] 11　月 2日　晨與朱自清談中文系一年級分班事，未得一定辦法。[6] 3日　出席本年度第二次教授會。會議因無重大議案，改為茶話會。 4日　《校刊》四五三期公布清華常設委員會一覽表，先生任校務委員會、評議會、聘任委員會、招考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大學一覽委員會委員。 9日　出席第四十六次評議會。會議決定新教職員住宅建於新南院對過。 11日　出席第二十四次校務會議。 18日　出席第二十五次校務會議。 30日　出席第四十七次評議會。會議決定地理學系改為地學系。 是月　張岱年《評馮著〈中國哲學史〉》刊於《新月》第四卷第五期。 12　月 1日　出席第三次教授會。會上梅貽琦指派先生等九人討論大學一年級是否分系問題。 3日　張蔭麟《代戴東原靈魂致馮芝生先生書》刊於《大公報·世界思潮》。此文就《新對話》（一）、（二）與先生商榷，認為「我們的經驗，無論關於自然界及人事界，是有秩序的，這秩序只存在於在時空里的個體之中，並不是超乎時空之外」。 8日　《新對話（三）》刊於《大公報·世界思潮》（後收入《南渡集》、《文集》），署名「芝生」。此文認為「說理之有是超時空，離個體，是不錯的。不過應該說明理之有是超任何時空，離任何個體，而不是超一切時空，離一切個體。……說理之有是在時空，不離個體，也是不錯的，不過應該說，理之有是在一切時空，不離一切個體，而不在任何時空，不離任何個體」，所以「理是永存不變之說，仍可成立」。 14日　出席第四十八次評議會。會議決定修訂三年建築計劃，減少行政館經費，增加其他各項建築經費。 15日　出席第四次教授會。會上決定：（一）學校訂路透社消息一份，以便迅速得到新聞，並與使館、銀行聯絡，及時獲知時局變化消息。（二）與北平各大學及政府當局商量學校遷移等根本問題。（三）評議會、各系主任討論重要圖書儀器保管辦法。（四）校長與北平軍事當局接洽，詢問需何種人才，本校酌量供給。（五）理工各教授與北平理工科專門人才聯絡，以便需要時為政府盡力。 19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十九次評議會。會議通過圖書館安裝書架工程承包案，審議留美學生申請延長留學期限案。 2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二十六次校務會議。 29日　訪朱自清，告以趙斐雲聘任委員會已通過，范仲澐有問題。[7] 是月　《宋明道學中理學心學二派之不同》刊於《清華學報》八卷一期。此文認為朱熹與陸象山、王陽明之根本不同不在前者偏重道問學，後者偏重尊德性，而在前者為理學，後者為心學，前者所見之實在有二世界，一不在時空，一在時空，後者所見之實在則只有一個世界，即在時空者，而此世界即與心為一體，故「依朱子之系統，理之離心而獨存，雖無此事實，而卻有此可能。依陽明之系統，則在事實上與邏輯上，無心即無理」。傅斯年贈其與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共編之《東北史綱初稿》第一卷《古代之東北》（傅斯年編輯、出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 是　年 《中國哲學史》上卷由神州國光社再版。 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編委會成立，先生任委員。 景蘭先生之內侄仝俊業被捕，先生請梅貽琦將仝作為清華學生保釋出獄。 清華學生楊津基被捕，其姊托先生設法營救，先生由亦請梅貽琦將楊保釋出獄。[8] 是年起，先生除月薪四百元外，尚有院長工作費一百元。 張仲琳贈其所著《西洋近世史》一本。 教育部長蔣夢麟來信請先生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長，先生回信辭謝。「大約在1932年，楊振聲從南京回來，說蔣夢麟（時為教育部長）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必須用一個北大的人，想叫你去。』不久，蔣夢麟果然寫信來了。當時覺得，在教育部當一個司長，做不出什麼事來。況且，無論從物質待遇和社會地位上看，都不及清華一個院長。……我回蔣夢麟一封信辭謝了，並且說：『現在非做官之時。』楊振聲知道了，說：『你不去就是了，何必多說那一句話？』」[9] 顧頡剛贈其所作《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史學年報》第四期單行本）。 黃子通贈其所作《康德論本體》（燕京大學哲學系印行單行本）。 白壽彝贈其所作《〈朱子語錄〉諸家匯集敘目》（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課印行單行本）。 張春霖贈其所作《開封一新魚》（英文，《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三卷十四號，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1932年7月30日印行）。 薩本鐵贈其所作化學論文八篇，其中有《國立清華大學科學報告》六篇（油印本），《美國化學學會雜誌》所載論文二篇。 陳楨贈其所作生物學論文一篇。 約是年，班傑明·馬奇贈其所作The Lintsing Pagoda（《臨清塔》，《中國科學藝術雜誌》五卷五號油印本）。 * * * [1] 劉述先《平心論馮友蘭》（載台北《當代》第三十五期）否認陳榮捷關於「新儒學」一詞「可能是馮友蘭開始使用的」之說，而認為學術界1980年代才開始使用「新儒學」一詞，實誤。 [2] 據《朱自清日記》。 [3] 據《朱自清日記》。 [4] 據《朱自清日記》。 [5]據《朱自清日記》。 [6] 據《朱自清日記》。 [7] 據《朱自清日記》。 [8] 楊津基即楊述，其姐夫周作仁系先生在北大時同學。 [9]引自先生1966年11月6日所寫《我的反動歷史和反動社會關係（補充材料之二）·批判我的個人名利思想》。 1933年（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　三十八歲 1月，巴金長篇小說《家》、茅盾長篇小說《子夜》在上海出版。　2月21日，日軍進攻熱河。　3月4日，承德淪陷。　5月31日，蔣介石派熊斌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簽訂《溏沽協定》。　9月，胡適《四十自述》在上海出版。 是年，方東美《生命情調與美感》出版。 1　月 8日　上午十時在科學館會客室出席第二十七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學生請求延期考試案，決定勸告學生按原定時間參加考試。 9日　下午出席教授會臨時會。主席張子高（梅貽琦因病請假）報告學生來函稱考試全體請假後，大會經討論決定推舉先生及顧毓琇、錢端升、蔣廷黻、蕭公權、俞平伯、蕭叔玉等七人起草告學生進行勸告，同時決定照規定大考，無論學生到堂與否，教授均每日按時舉行考試。會後先生即與顧毓琇等擬《教授會告學生書》：「當我們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頃，我們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們真要去拚命，我們極端贊成你們不讀書。假如你們擔任了後方的切實工作，我們決不反對你們告假。且平心靜氣忠實的想一想：有，不必說；沒有，你們就該做你們每天做的事，絕對不應該少做、不做。不知你們讀過《最後一課》這小說沒有？我們希望你們看一看，或者重新看一下。假如北平並不危險，那你們無所用其張皇；假如北平實在是危險，你們對於這最後的一課又何忍沒有稍許的留意？聽說你們要全體請假，全體都有事嗎？現在學校沒有準你們的請求，但是你們還是要全體不考。聽說你們所以如此，因為要執行大會的議決案。你們的議決案本是全體告假，而不是全體罷考。你們已向學校請求過，就是議決案已經執行過了。至於允許或否，那另是一件事。你們又何必堅持不考，貽社會以口實？我們不忍看你們的行動趨於極端，更不忍社會對於清華學生失了期望，所以我們用最誠懇的態度進一忠言，而且這忠言也許就是最後（的）。」（刊於11日出版之《校刊》第四七五期）《朱自清日記》於是日記云：「下午開教授會，同人對學生避考極憤慨，決議作書勸告，有以總辭職及停辦改組為言者。」 10日　下午一時半在清華園甲所梅貽琦宅出席第二十八次校務會議，討論學生如不赴考處置辦法。 17日　上午十時在梅貽琦宅出席第二十九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提前放寒假，下學期開學後先補考後上課。 24日　上午十時在梅宅出席第三十次校務會議，討論學校財政問題。 2　月 月初　捐款五元資助學生唐風都投筆從戎。 8日　中午應顧頡剛招飲。同席有朱自清、俞平伯、汪緝齋、陶希聖、李百嘉、周枚蓀等。顧時任職燕京大學，席間談起如脫離燕大，將從事民眾文學之提倡與創作。先生謂讀新文學者較讀文言者少，此實一重要事實。又言及最近胡適著文駁先生及顧頡剛、錢穆三人老子年代之說，甚動感情。[1] 11日　上午十時在梅貽琦宅出席第三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議決兩院新住宅房租定為三十九元。晚，應王力招飲。同席有伯希和、羅莘田、王以中、劉子哲、王靜如、李桂芳、劉半農、黎錦熙、葉石蓀、劉盼遂、浦江清、朱自清等。席間先生述張蔭麟援柏拉圖派主僕故事證共相不足恃，己則舉學童解「吾日三省吾身」之「吾」字說明共相之作用。又述辜鴻銘論「改良」及「法律」二詞及陳獨秀與梁漱溟照相事。又述及郭紹虞誤認楊今甫為白崇禧事。[2] 13日　《朱自清日記》云：「（浦）江清……論著述，以為只總結賬及劃時代之作為價值，述古多而創新少即不足論。馮芝生哲學史，渠意當屬此類。」 15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次評議會，審議留美學生請求延長期限案。 16日　出席教授會，再次討論大一課程問題。 17日　景蘭贈其所作《遼寧瀋陽鐵路沿線地質礦產》（《礦冶會志》四卷十四期單行複印本）。 21日　出席哲學系系會並作學術報告，題為《關於「理」之討論》。 是月　先生攜帶《中國哲學史》訪熊十力。 3　月 2日　下午二時半出席第三十二次校務會議，討論畢業考查問題。 3日　張蔭麟《戴東原乩語選錄》刊於《大公報·世界思潮》。文章繼續就《新對話》與先生商榷。 6日　與燕樹棠、蕭蘧、葉企孫、薩本棟聯名致函教授會書記吳景超，提議9日舉行教授會臨時會，討論關於熱河失守事件對政府應有何意見表示。 9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臨時會。會議決定推舉先生及張奚若、燕樹棠、蕭蘧、浦薛鳳等五人起草致國民政府電。會後即與張奚若等擬《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致國民政府電》，直至午夜一時，並立即發出。電文如下：「熱河失守，薄海震驚。考其致敗之由，尤為痛心。昔瀋陽之失，猶可諉為猝不及備；錦州之退，或可藉口大計未決。今熱河必守，早為定計，行政院宋代院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張代委員長且曾躬往誓師。今全省天險俱未設防，前敵指揮並不統一，後方運輸一無籌劃，統兵長官棄城先遁，以致敵兵長驅，境若無人，外交有利之局不復可用，前敵忠勇之士空作犧牲，人民輸將之物委以資敵。今前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雖已明令查辦，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張代委員長雖已由監察彈劾，但此次失敗關係重大，中央地方均應負責，決非懲辦一二人員即可敷衍了事。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負全國軍事之責，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長親往視察，不及早補救，似均應予以嚴重警戒，以整紀綱，而明責任。鈞府諸公總攬全局，亦應深自引咎，亟圖挽回。否則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設想者。書生愚直，罔識忌諱，心所謂危，不敢不言，伏乞監察。」（刊於《校刊》四八九期）是日，往賀清華大學校醫祝大夫與謇華芬女士婚，並代朱自清送禮，直至午夜一時。[3] 張申府《事，理與事實——關於「理」的討論的談片》刊於《大公報·世界思潮副刊》。其中說「芝生和素痴兩先生關於『理』的討論是很有意義的，不但他們的文筆之趣而已。我相信要使中國的哲學研究有點切實的進步，大有賴於這樣的討論。」又認為要使這場辯論有結果，應該先把「理」與「事實」、「命題」等概念的意義弄清楚。[4] 15日　《楊朱之學》刊於《清華周刊》第三十九卷第一期。此文認為據《淮南子·泛論訓》可知「自孔子至孟子，中間已插入墨楊二家之學說。在孟子時，儒墨楊已成為鼎足三分之勢力」，認為楊朱重生輕物節慾之說多保存於《呂氏春秋》之《本生》、《貴生》、《情慾》、《審為》等篇，亦保存於《老子》、《莊子》中，但「老子之學，蓋就楊朱之學，更進一層；莊子之學，則更進二層也」，至於《列子》之《楊朱篇》宣揚縱慾的快樂主義，則與楊朱學說並不相同。 16日　下午二至五時對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研究生邵循正進行畢業初試，考試範圍為清史。考試委員會還有蔣廷黻、劉壽民、陳寅恪、錢稻孫、噶邦福、孔雲卿、雷海宗、蕭公權、燕召亭等。 19日　下午四時在梅貽琦住宅出席第三十三次校務會議，繼續討論畢業考查問題。 21日　主持哲學系系會，由喬冠華報告《黑格爾自然辯證法研究》。 23日　下午在圖書館106室出席清華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為朱延年舉行的畢業初試，同為考試委員者還有朱自清、劉崇鋐、陳寅恪、孔繁霱、錢稻孫、噶邦福等。[5] 下旬　為戰時避難，清華財政及設置法律系事，與燕樹棠至南京和教育部接洽。 28日　致函梅貽琦，云：「月涵先生：別後弟等於二十六日平安抵寧，下午訪人多未遇。二十七日上午見段書貽，綜合其談話要點謂：部中對於北方大學苦無妥善辦法，現在只可將重點書籍儀器裝箱，必要時移北平附近地方暫避，永久遷移則現在無此力量，只好聽其自然。庚款事，財政部並未與教部接洽，但如果停，財部必另撥款。不過清華所要之三百餘萬，恐太多耳。法律系事，部中因恐北平各大學重複，故不准添設，非有他意。弟蘭當將學校財政狀況報告，弟棠將法律系辦法報告。段謂：庚款事，可再問朱部長；法律系事部中仍認為清華不必辦。今日上午，見朱部長，關於學校避難事，朱所說與段同。關於庚款事，朱謂現尚未定，果停否？如果停，財部必可照上年辦法辦理；法律系事，因各方援以責難部中者太多，以前公事又已做死，實難轉圜。弟等告以校中財政狀況，謂庚款若停，而財部仍照上年辦法，則學校必停頓。彼初聞此言似甚驚異，後經說明，彼始瞭然。但云庚款尚未定停，可以後再定辦法。弟等來時在火車上遇李仲揆，即托其向朱疏通法律系事。昨晚李言已向朱說，朱甚不以清華為然。朱謂清華盡可有法律功課，但另設系實難辦到。今日見其言及法律系事，意甚堅決，知辨亦無益。綜觀各方面情形，法律系事似無可挽回，庚款勢在必停。據彭浩徐（行政院政務處長）、唐有壬（中政會秘書長）、段書貽、羅志希皆如此說，因政府實無款可付也。朱所云未定者，似系官話。若此，而財部只給一百萬，則學校不能支持矣。此點關係甚大，望先生速來，以校長資格與各方接洽較易為力。至於北方學校在此危險狀況中，部中無妥善辦法，固亦在意料中也。弟等現覺弟等可為力處均已去過，擬略事遊覽即歸校。先生何日來，總以早為妙。南京各方面對清華了解者甚少，多認為清華有錢，即庚款停頓亦無關係。朱以部長尚作此見解，他人談話中露此意者亦不少。似可將近數年財政狀況及上年所以能以財部之一百萬維持者作一詳細說明，在報發表，於將來或有裨益。再，飛機捐各學校教職員皆系自由捐助，並聞。」 是月　羅根澤編《古史辨》第四冊出版。內收先生之《大學為荀學說》、《〈中庸〉的年代問題》（《中國哲學史》第十四章第八節節錄）、《〈老子〉年代問題》（《中國哲學史之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痴先生》之一段）。 4　月 18日　主持哲學系系會，由王憲鈞作學術講演。 2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一次評議會。會議決定清華大學如因時局關係不能進行工作時暫遷下列地點：長沙、蘇州、洛陽。 26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三十四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男女生新宿舍均於暑假後啟用。 2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十五次校務會議。 29日　晚，梁宗岱邀宴，在座中有鄭振鐸、朱自清等。席間辯論中國書法是否屬於藝術。1948年鄭振鐸於《文化》九卷三期發表《哭佩弦》證此事云：「向來總是『書畫』同稱，我卻反對這個傳統的觀念。……當時，有十二個人在座，九個都反對我的意見，只有馮芝生和我意見全同。」[6] 是月　經休士推薦，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es China Committee）邀請先生赴英國講學。「英國人E. R. Hughes休士，是在福建傳教的教士，後來到英國牛津大學講中國哲學。1933、1934年我在英國休假，英國的『大學中國委員會』約我到各大學講演，主要是由他的推薦。」[7] 5　月 2日　上午與朱自清談預算問題及安文倬事，謂劉叔雅（文典）之毀安，或有誤會在內。[8] 3日　下午一時出席第三十六次校務會議。四時出席第五十二次評議會。會議決定本校留美學生監督處於本年7月底裁撤，通過裁撤後留美學生管理辦法；批准先生及鄧以蟄、吳有訓、浦薛鳳、施嘉煬等下學年休假並進行有關研究。 16日　主持哲學系系會，由周輔成作關於道家之學術講演。晚八時在科學館會客室出席梅貽琦主持之聘任委員會會議。與會還有張子高、葉企孫、蕭蘧、顧毓琇、何清儒、浦薛鳳、蔣廷黻、施嘉煬。會議討論續聘、新聘教授講師名單（其中哲學系新聘沈有鼎，電機工程系新聘任之恭），又決定今後發聘書前應交校務會議審議。 17日　上午與朱自清談昨日聘任委員會決議並討論聘請劉盼遂、俞平伯事。「決（定）提交校務會議，但不從私人方面疏通，因恐他人發生影響也。」[9]晚，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繼續討論續聘、新聘教授及講師問題。 22日　晚七時半至十時出席教授會臨時緊急會議。會議選舉下學年評議員及教授會書記，推舉本年畢業成績審查委員。 24日　下午朱自清來商談周孝若補考英文事。[10] 26日　出席第五十三次評議會。會議決定社會學及人類學系設研究所。 31日　下午二時出席第五十四次評議會，討論二十二年度概算。晚與朱自清訪俞平伯，談為俞平伯加薪事。[11] 是月　《一種人生觀》由商務印書館出國難（「九一八」）後一版。白壽彝以其點之《朱熹辨偽書語》相贈，於封面題曰：「芝生我師教正　學生白壽彝敬贈。」此書系「朴社」出版之《辨偽叢刊》之一。胡適《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刊於北京大學哲學會《哲學論叢》第一期，此文系與先生及顧頡剛、錢穆商榷〈老子〉年代問題。 6　月 1日　朱自清來談為俞平伯加薪事。[12]出席第五十五次評議會，會議決定地學系設立研究所。 2日　出席第五十六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二十二年度預算。 5日　晨，晤朱自清，告之以俞平伯事不成。晚與梅貽琦、朱自清為此事訪俞平伯。[13] 8日　出席六月份教授會，討論應屆畢業生問題，通過畢業生名單。 9日　下午朱自清來辦俞平伯請假事。 中旬　出席教職員公會大會。會上改選會長，張奚若當選。 是月　寫畢《中國哲學史》下卷，作自序一篇。其文曰：「此書第一篇出版後，胡適之先生以為書中之主要觀點系正統派的。今此書第二篇繼續出版，其中之主要觀點尤為正統派的。此不待別人之言，吾已自覺之。然吾之觀點之為正統派的，乃係用批評的態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統派的觀點，乃海格爾所說之『合』，而非其所說之『正』也。吾作此書，見歷史上能為一時之大儒自成派別者，其思想學說大多卓然有所樹立，即以現在之眼光觀之，亦有不可磨滅者。其不能自成派別者，則大多並無新見，其書仍在，讀之可知。於是乃知，至少在此方面言，歷史中之『是』與『應該』，頗多相合之處。人類所有之真、善、美，歷史多與以相當之地位。其未得相當的地位者，則多其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吾雖未敢謂此言無例外，然就歷史之大勢言，則固如此也。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裡行間，皆有此精神之瀰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姚薇元贈其所作《〈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北人姓名考證》（《清華學報》單行本）。 7　月 6日　晚，朱自清招飲，為先生及浦江清游歐餞行。[14] 13日　晚，葉石蓀招飲，為先生及浦江清游歐餞行，朱自清作陪。席間先生談及徐志摩乘機遇難事、彭禹廷[15]死難事及中國村治運動。[16] 8　月 31日　《校刊》第五一四期發布消息：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馮友蘭在校服務已滿五年，照章應於本年休假一年，並赴歐洲考察，校長已聘蔣廷黻代理文學院院長，張申府（崧年）代理哲學系主任。 是月　返河南，在開封見張中孚。[17]與陳寅恪等同往青島大學講學，離青島返回北平時，陳寅恪托帶信函及伯希和介紹書給浦江清。[18]返北平的途中往鄒平參觀梁漱溟主辦的村治學院。「1933年暑假，我往青島大學暑期學校講課，回北京時路過鄒平，下車，參觀了一天。」[19] 9　月 5日　黃仲良[20]招飲，為先生餞行。同席還有朱自清、袁同禮。[21] 上旬　為《李峻之遺著》作序。其文云：「李峻之[22]君為余故人黃卓璋先生之女婿，可謂具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志者，而竟早死。其友人集其平日所為學術論文為此編，余未知其果能傳否也；庶幾世之愛才者，見此編，知有此早喪之英，與其友朋同聲一哭耳。使此編果傳，李君亦豈料其竟只以此數文顯哉？悲夫！」為先生即將赴歐講學，章寅[23]贈一銅墨盒。 12日　坐義大利郵輪Conte Verdi號由上海起程。同行有清華同事浦薛鳳、蔡可選、浦江清和赴德留學的熊偉，以及燕京大學教授周學章、女法學家鄭毓秀、王寵惠的夫人和顧維鈞的夫人。先生與浦薛鳳住36號，蔡與浦江清住49號。中秋夜與浦江清、浦薛鳳賦詩唱和。[24] 14日　上午十一時抵香港。 18日　上午抵新加坡。 22日　上午九時抵科倫坡。 10　月 5日　抵義大利。由亞平寧半島南端登陸後，與浦江清沿鐵路北行，訪問龐培、那不勒斯、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米蘭等名城。在羅馬遇于斌。[25] 6日　游Vesuvius、Pompeii、國家博物館等。 8日　游聖彼得教堂，卡里斯圖地下墓穴，執燭而行。 9日　參觀Vatican Museum。 11日　參觀San Michele教堂。 14日　赴米蘭，遊覽加爾達湖。 17日　至巴黎訪沅君、侃如夫婦。 18日　同沅君、侃如夫婦遊覽Louvre博物院。 19日　同沅君、侃如夫婦同游植物園。[26] 11月 月底　經巴黎抵倫敦，住大英博物館附近。 12月 預備講稿。常去英博物館看書。在此期間，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受其歷史唯物論影響。「1933年，我在英國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產主義的書。歷史唯物論幫助我解決了中西文化問題。在抗戰時期，我所寫的《新事論》那本書，就是這時期底思想底結晶。……自從1933年起，我一直相信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論是正確的，不過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可以在歷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論，而在本論方面不必持唯物論。」[27] 《中國哲學小史》由商務印書館作為「百科小叢書」之一出版，全書分十三部分：一、孔子；二、墨子；三、孟子；四、老子；五、惠施，公孫龍，《墨經》；六、莊子；七、荀子；八、五行，八卦；九、佛教，道教與道學；十、周濂溪，邵康節；十一、張橫渠及二程；十二、朱子；十三、陸象山，王陽明。其前言介紹此書云：「中國歷史上諸種學問，其中有西洋所謂哲學之成分者，有先秦諸子之學，魏晉之玄學，隋唐之佛學，宋明之道學，及清人之義理之學。……此小史所述，僅詳於先秦諸子之學，及宋明之道學。」 是　年 羅根澤、顧頡剛合贈《古史辨》第四冊一本。 陳寅恪贈其所作《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抽印本），其封頁題曰：「敬贈芝生先生，藉作同游青島紀念。」 周輔成贈其參與編著的《歌德之認識》（南京鐘山書局1933年1月出版）。 * * * [1] 據《朱自清日記》。 [2]據《朱自清日記》。 [3] 據《朱自清日記》。 [4]據《清華人文科學年譜》，第127頁。 [5] 據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 [6] 據《朱自清年譜》，第122頁。 [7]引自先生1955年8月19日所寫交待材料。 [8] 據《朱自清日記》。 [9]據《朱自清日記》。 [10] 據《朱自清日記》。 [11] 據《朱自清日記》。 [12]據《朱自清日記》。 [13] 據《朱自清日記》。 [14] 據《朱自清日記》。 [15] 彭禹廷（1893—1933），河南鎮平人，北京匯文大學法科肄業，南陽鄉村自治運動領袖，因懲治地方豪強被暗害。 [16]據《朱自清日記》。 [17] 據《梅溪文鈔（稿）序》。 [18] 陳寅恪1933年5月16日致浦江清函曰：「芝生先生將歸北平……伯希和君介紹早已書就，茲托芝生先生一併轉上。」（引自《陳寅恪集》之《書信集》第167頁） [19] 引自先生1968年2月15日所寫《再補充交待》。 [20] 黃仲良，即黃芬，又名黃文弼，1915—1918年與先生為北大哲學門同班同學。 [21] 據《朱自清日記》。 [22]李峻之，字毅峰，河南南召人。1926年「秘密革命，功績炳然」。1928年春被捕，系獄一年半。1929年獄釋，易名入河南中山大學預科。1931年入清華歷史系，專習中國史。「好讀書，負奇氣」，「奮發勤勉，冠諸儕輩」。因用心過度，積勞成疾，於1933年4月12日病故，年僅25歲（據《李峻之遺著》所載《李峻之傳》）。 [23] 章寅，時任清華大學註冊部主任。 [24] 據浦漢明：《浦江清先生年譜（簡編）》，見《浦江清文史雜文集》第264頁。 [25] 于斌後回國任天主教南京教區主教。 [26] 10月6日至19日內容參見浦江清著《清華園日記　西行日記》。 [27] 引自先生之《「新理學」底自我檢討》。 1934年（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　三十九歲 1月，陳序經出版《中國文化的出路》，反對文化折中主義，主張全盤西化。　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要義」講話，推行「新生活運動」，提倡尊孔讀經。　3月1日，偽滿洲國執政溥儀稱帝。10日，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出版，其中概述了新文化運動以來六次重大論戰。　6月，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出版。　9月1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成。　11月15日，國民黨通過《尊崇孔子發揚文化案》。 3月，葉青於《二十世紀》發表《理論與實踐》，提出精神、物質二元論。　5月，張東蓀《價值哲學》出版。　9月，張東蓀《認識論》出版。　10月，張東蓀編《唯物辯證法論戰》出版。是年，陳立夫《唯生論》上卷出版。艾思奇《大眾哲學》出版。 1月至2月 繼續準備講稿，據《中國哲學史》寫成十篇。 寄講稿給羅素。羅素覆信，歡迎先生向英國人民介紹中國文化。 應邀往劍橋訪維特根斯坦，與之漫談哲學問題。「我想起一九三四年在英國，到劍橋大學去講演，碰見了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單獨請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頗覺意味相投。當時沒有談什麼專門問題，但是談得很投機。我覺得他也是對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問題有興趣。不過維也納學派把哲學當成一種語言或科學方法論的問題，而我則認為它講的是哲學。」[1] 與張蔭麟、周學章交往。[2] 3月至4月 先後往倫敦、劍橋、牛津、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伯明罕、格拉斯哥、愛丁堡等大學講學十七次。每到一大學，均住該校一教授家。 3月　在倫敦與河南籍留學生孟昭瓚、王北辰、李鴻音聚會並攝影留念。 5月至9月 離開英國，遊歷歐洲大陸各國。先在巴黎逗留一月。與陸侃如、馮沅君夫婦住同一旅館。[3]然後游瑞士一周，德國三周。在柏林時遇一曾訪問過清華大學之德國人，經其介紹與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聯繫。該委員會提議中德互派留學生，請先生將建議書帶回國內。「當我在柏林的時候，有個德國人（名字記不得了）來找我，他可能是聽見別的中國留學生說，我到柏林的。在我當清華校務會議主席的時候，他到清華大學參觀過。我不記得他，他認識我。他介紹我同一個德國對外文化委員會的人見面，提議要同清華交換留學生，條件是清華到德國交換的學生，費用由德國供給，德國到清華的交換學生，費用由清華供給。我答應他們回國後向清華轉達他們的提議。回國後我同清華校長梅貽琦說了，梅貽琦同意。清華與德國對外文化委員會定了正式協議。清華於1934年或1935年派往德國三個學生（其中有一個是喬冠華）。德國也派來了三個人。」[4]在柏林時，6月20日，曾致函胡適，請胡適為李振東在北大國文系謀一教職。[5]後又經波蘭至蘇聯。「我這次到蘇聯去是在6月底的時候，那時我先從柏林起身到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又到南俄烏克蘭的哈科佛，最後從基鋪到阿地薩，然後又去維也納了。在蘇聯我一共只到了五個地方，待了一個月又七天之久，是從6月底到8月初。」（《在蘇聯所得之印象》）在莫斯科時，向漢學家、莫斯科大學教授伊鳳閣了解十月革命後蘇聯大學教育狀況。「我得出一個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我在當時所謂『賢』，是指有學問有技術的人，我所想的大概就是像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所說的technocracy（技術政治）。就是說，政治應該掌握在有技術的人的手裡。這並不是社會主義，不過當時我想，尚賢是最合理的。這雖然是對社會主義的誤解，但說明我對社會主義發生了好感。」（《全集》第一卷，第81—82頁） 離蘇後，至布拉格出席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宣讀論文「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哲學在當代中國》）。論文認為東西文化關係問題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構成近五十年中國思想之主流。其間經歷三個時期，即以舊文化理解新文化的時期（康有為、梁啓超），以新文化批判舊文化的時期（陳獨秀、胡適），以新文化理解舊文化時期，「我們也許可以用黑格爾的話說，凡是實際的也是有理的。因此我們現在沒有興趣用另一種文明的眼光去批評某種文明，像第一、第二階段的精神領袖們所做的那樣，但是有興趣用另一種眼光去闡明某種文明，使兩種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我們現在有興趣於東方西方的互相解釋，而不是互相批評。我們把它們看做人類進步同一趨勢的不同實例，人類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現。這樣，東方西方就不只是聯結起來了，它們合一了。這種精神也可以在專門哲學著作中看到。對於中國的與歐洲的哲學觀念在作比較和研究，沒有任何意圖去斷定哪個一定正確，哪個一定錯誤，只不過是懷有興趣要弄清一種觀念用另一種觀念講是什麼。希望不久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哲學觀念得到中國直覺和體驗的補充，中國哲學觀念得到歐洲邏輯和清晰思想的澄清」[6]。會後至威尼斯，仍坐義大利海輪迴國。 6月　清華大學教授會選下學年文學院院長候選人，先生（二十九票）與吳景超（十八票）當選。梅貽琦聘先生為文學院院長。 8月　《中國哲學小史》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9月　因先生旅歐未歸，梅貽琦請吳景超代理文學院院長職務。《中國哲學史》（上、下冊）作為「大學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冊即原上卷，但第一篇篇名由「上古哲學」改為「子學時代」。下冊為第二篇「經學時代」，起自董仲舒，迄於清末廖平。「就……這部書的內容說，有兩點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點是，向來的人都認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家，其主要的辯論，就是『合同異，離堅白』。……我認為其實辯者之中分兩派，一派主張『合同異』，一派主張『離堅白』。前者以惠施為首領，後者以公孫龍為首領。……第二點是，程顥和程頤兩兄弟，從來都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統稱為『程門』。朱熹引用他們的話往往都統稱『程子曰』，不分別哪個程子。我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是不同的。『故本書謂明道乃以後心學之先驅，而伊川乃以後理學之先驅也。……』這兩點我認為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後來也不能改變的。我的《中國哲學史》這部書也有兩個大弱點。第一點是，講佛學失於膚淺。……這是因為我對於佛學沒有學通，所以也不能講透。……第二點是，講明清時代，失於簡略。像王夫之那樣的大家，書中亦是稍帶而過。這是因為，當時局勢緊張，日本大舉入侵的形勢已成，北京的淪陷，迫在眉睫。我急於使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早日出版，以免稿子在戰爭中損失。」（《全集》第一卷，第191—192頁）書後除附錄陳寅恪、金岳霖1930年6月兩審查報告外，還附錄陳寅恪的第二篇審查報告，略謂：「此書上卷寅恪曾任審查，認為取材精審，持論正確，自刊布以來，評論讚許，以為實近年吾國思想史之有數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好。今此書繼續完成，體例宗旨，仍復與前卷一貫。允宜速行刊布，以滿足已讀前卷者之希望，而使『清華叢書』中得一美備之著作。……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家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所發明。昔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穫。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鮮。」張金鑒以所著《美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3月出版）相贈。 10　月 上旬某日　回到北平。 4日　《校刊》六○二期刊出二十三年度清華大學教師一覽，其文學院部分如下：院長馮友蘭。中國文學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俞平伯、聞一多；專任講師浦江清、王力；講師趙萬里、唐蘭；教員許維遹；助教余冠英、安文倬。外國語文系，主任王文顯；教授吳宓、畢蓮、陳福田、吳可讀、溫行、翟孟生、錢稻孫、石坦安、葉崇智、華蘭德。哲學系，主任馮友蘭；教授金岳霖、鄧以蟄、張崧年；專任講師張蔭麟、沈有鼎；助教李濂。歷史學系，主任蔣延黻，教授劉崇鋐、陳寅恪、雷海宗、錢稻孫；講師張星烺、錢穆、陶希聖。社會與人類學系，主任陳達，教授吳景超、史祿國、陳寅恪。 8日　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新舊幹事聯席會選先生為成志小學委員。 9日　以"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in China"贈朱自清。[7] 19日　下午二時出席二十三年度後第二十九次校務會議。[8]與會者還有鄭桐蓀、葉企孫、陳岱孫、沈履、顧毓琇。會議由梅貽琦主持，決定：（一）奉部令自本年10月起徵收教職員所得稅。（二）修正通過清寒學生課外工作待遇標準。（三）規定教職員住宅修建工程辦法。下午四時出席第八十五次評議會。與會者除上述校務會議成員外，尚有陳福田、朱自清、吳景超、王明之、吳有訓、浦薛鳳。會議決定文法學院教室樓、博物館陳列室建於校內西部島上，地學館建於氣象台西北、體育館對面。晚，出席教職員公會聯歡會。 21日　秘書處邀請全校教職員游松堂及西山八大處，先生偕任夫人參加。 23日　下午四時在生物館大講堂出席現代座談會，[9]為學生講演《在蘇聯所得之印象》，其中介紹蘇聯經濟、社會、家庭、民族、知識、藝術、宗教、大學等方面情況，並作出結論：「總之蘇聯是有一定的主義，一定的計劃的，他們現在的口號是以蘇維埃社會制度，加上美國的工業化，如果他們做得到，是可以成為世界上一個新的地方的。」 24日　晚朱自清招宴。[10] 25日　晚八時在社會學系研究室出席出版委員會常會，討論古籍叢刊名稱、性質、範圍，並審議陳寅恪、楊樹達就許維遹《〈呂氏春秋〉釋》所作審查報告。與會者尚有聞一多、顧毓琇、吳景超。 25日至27日　《在蘇聯所得之印象》刊於《北平晨報》。 29日　上午十一時在清華大禮堂出席紀念周活動並作講演，題為《在英國所得之印象》，其中談及英國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新興思想、大學情形。 30日　晚八時在圖書館樓下文學院院長辦公室主持哲學系本學期第二次哲學討論會。《在英國所得之印象》刊於《北平晨報》。 3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八十六次評議會。會議決定六院加建宿舍，並通過七院宿舍圖樣。 是月　「在一次聚餐會上，有人提議召開哲學年會，並推舉賀麟（北京大學教授）、金岳霖（清華大學教授）、馮友蘭（清華大學教授）、黃子通（燕京大學教授）負責籌備組織。」[11]燕京大學研究生、荷蘭裔美國人卜德（Derk Bodde）開始聽先生講中國哲學史，並著手翻譯《中國哲學史》上冊。朱自清贈其所作《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清華學報》九卷三期單行本）。楊樹達贈其所作《語源學論文十二篇》（《清華學報》九卷四期單行本）。 11　月 1日　《在英國所得之印象（續）》刊於《北平晨報》。 5日　《清華周刊·副刊》四十二卷三期刊載《在蘇聯所得之印象——摘錄馮芝生先生在座談會上之講演》，並加說明云：「馮先生此次出國考察，以在俄印象最佳。聽馮先生講演，在蘇聯所得之印象後，足證蘇聯之進步，並非虛傳。」 《讀〈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適之先生》刊於《大公報·世界思潮》八十五期。此文強調「對於《老子》是否晚出的問題，我如果有貢獻就是指出現在所有證《老子》一書晚出的證據，若一一看起來，都是不充分的證據。但合起來，卻構成很強有力的證據。前一段是我與胡先生相同的；後一段是我與胡先生相異的」。 6日　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在燕京大學禮堂講演，題為《游歐洲印象》。 7日　《游歐洲印象》刊於《北平晨報》。 12日　《尊孔讀經與提倡理工》刊於《清華周刊》四十二卷三、四期合刊。此文認為「普通所謂中西之分，實在是古今之異。古有古之『物質文明』，隨其『物質文明』而有古之『精神文明』。今有今之『物質文明』，依其『物質文明』而有今之『精神文明』。……現在全世界的大亂的原因，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不一致。『物質文明』已到極新的境地，而舊的『精神文明』之應改者未盡改，所以各方面皆有分崩離析的狀況。」 13日　晚八時主持哲學系第三次哲學討論會。 19日　《校刊》六一四期刊載清華大學二十三年度常設委員會一覽，先生任聘任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出版委員會、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 2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八十七次評議會，審議醫院改建計劃及加建宿舍、建築文法院與單身教職員宿舍等案。 23日　胡適在清華講演，題為「日本法隆寺與正倉院所藏唐代文物」。先生前往聽講。[12] 25日　上午十時應邀至北京大學，在該校二院大禮堂作第二次講演，題為《新三統五德論》。講演據漢人歷史哲學之金、木、水、火、土「五德」說，黑、白、赤「三統」說，據亂、昇平、太平「三世」說，得出結論，認為歷史是變的，歷史演變乃依非精神的勢力，歷史之演變是辯證的；認為「沒有永久不變的社會政治制度」，「每一套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也各有其歷史的使命，例如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使命，是把一切事業集中，社會化，以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的預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完全成功的時候，也就是他應該，而且必須讓位的時候」。《自序》提及此次講演時說：「這是借題發揮，所要發揮的是我在當時所了解的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這是一種借古喻今的講演。講的是秦漢的歷史哲學，可是聽眾都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紛紛議論說：『馮先生變了。』」（《全集》第一卷，第82頁） 27日　晚八時主持哲學系第四次哲學討論會。 28日　中午十二時在文學院院長辦公室接秘書長沈履電話，囑稍候，勿外出。旋即有人來辦公室，傳先生至北平公安局。下午加手銬後，被解至保定行營。當晚被迫寫旅歐經過。《清華周刊·副刊》第四十二卷第七期載此消息云：「文學院長馮芝生先生謙虛近人，頗得全體同學愛戴。自去年暑假出國考察，辛苦一年有餘，今年10月返校授課。雖曾應燕大、北大諸校之請求前往講演，然無任何嫌疑可覓。突於上月28日下午1時被北平公安局會同保定行營特務隊傳去，來人勢甚兇惡，不稔究犯何罪。據聞學校當局與河南同鄉會正設法營救之。」是日，為營救先生，梅貽琦請往見北平行營主任黃郛，任夫人往見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胡適。顧毓琇在北平、傅斯年在南京也為此事奔走。「看來很嚴重，學校拍去六份電報營救，並開會討論此事。」[13] 29日　上午保定行營辦事職員出示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電報：「馮友蘭如無重大嫌疑，著即釋放。」旋即陪先生游蓮花池。下午三時送先生乘火車離保定返北平。至北平西火車站，遇景蘭先生（正擬赴保定探監），遂同返清華。 26、27、29日　《新三統五德論》連續刊於《北平晨報》。 30日　整日接待來訪清華大學師生，並為之敘述被傳經過情形。《朱自清日記》記此事云：「馮昨晚歸來。我今晨去看他。他詳細敘述其被捕經過。謂該部隊得一報告，稱馮將以中共代表身份赴俄，並將帶回重要消息。經馮駁斥力爭後，他們才答應將其釋放。後何應欽又去電，該部向馮道歉，並於昨日下午將其放回。」《清華周刊·副刊》第四十二捲雲：「文學院長馮芝生先生，於11月28日下午1時突被保定行營特務員及北平公安局擅行傳去後，即於當晚解至保定行營。本校師長同學驚惶失措，氣憤填膺。各方奔走，探聽究竟。次日下午接得馮先生保定來電雲，誤會冰釋，即將返校。消息傳來，全校師生工友莫不長吁一口氣。果於當晚11時即行返校。翌日同學紛紛前往拜謁。馮先生態度自若，如無其事者。詳語由校入城至保定，由保定返校一切經過，聽者莫不蹙額切齒。嗚呼，法治云乎哉！」是日，清華部分教授建議教授會開會支持先生。金岳霖為此徵求先生意見，先生說：「已經出來了，就不必再提了。」「魯迅在這一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的信中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它了。』（《魯迅書信集》下卷，第695頁）這些話極其代表性。……我在這個時候，好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機會與南京政府決裂，大鬧一場，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的行列。或者繼續我過去的那個樣子，更加謹小慎微，以避免特務的注意。有人對我說：『你不該輕易回來。你可以對行營那些人們說：「放不放由你，走不走由我。你們必須說明，為什麼逮捕我？根據什麼法律，是誰下的命令？」』這是勸我走前一條路。當時清華的學生準備開會，清華的教授也準備開會。我如果走前一條路是會得到社會的支援，可以大幹一番。可是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還是走了後一條路。『馮先生變了』，但是沒有變過來。」（《自序》，《全集》第一卷，第84頁） 12　月 月初　隨梅貽琦往見黃郛並致謝。 5日　出席第三十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部令公務員捐俸助賑辦法，決定參照北平各國立大學現行辦法辦理。又擬具本年度留美公費生選試門類及名額。 11日　晚八時主持哲學系第五次哲學討論會。 12日　出席第八十八次評議會。會議通過本年度留美公費選試計劃，並審議圖書館委員會補充圖書館設備案。 19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八十九次評議會。會議修正通過研究院章程並決定予以公布。 25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三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明年1月起照部令捐俸助賑六個月。又審議管理圓明園辦法及款項案。晚八時主持哲學系第六次哲學討論會。王力贈其所作《從 元音的性質說到中國語的聲調》（《清華學報》十卷一期單行本）。 2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九十次評議會。會議審議並通過新建地學館圖樣、華僑及蒙藏學生收錄規則。 27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12月教授會臨時會，審議有關教務各案。 是月　孫海波贈其所作《國語真偽考》（《燕京學報》十六期油印本）。 是　年 《一種人生觀》由商務印書館國難後再版。 博晨光著、先生與博晨光譯Aids to the Study of Chines Philosophy（《中國哲學學習輔導》）於北平出版。 孫道升、吳恩裕合贈張東蓀編《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內有吳恩裕所作《辯證唯物論的哲學》一文，孫道升所作《辯證法本身是辯證的麼》一文。 年底，收到延安輾轉寄來一篇署名周恩來的宣傳材料。 李安宅贈其所著《美學》（張東蓀主編《哲學叢書》之一，世界書局1934年4月出版），書前手書「敬呈芝生師教正，生安宅　一九三四、五、十六」。 * * * [1] 引自《自序》，第231頁。 [2]時張蔭麟、周學章亦在英休假。周系先生留美時同學，歸國後任燕京大學教授。 [3] 時陸侃如、馮沅君均在巴黎攻讀博士學位。 [4]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寫《補充交待》。 [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李振東，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畢業，留法，獲博士學位。 [6] 據塗又光譯文，見《全集》第十一卷，第269—270頁。 [7] 據《朱自清日記》。 [8]第一次在1933年8月5日。 [9] 現代座談會成立於1934年，曾公開討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中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新文藝創作方法、哲學的黨派性及時事述評等專題。次年3月19日，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致函清華大學，謂「共黨自首分子×××、×××等十一人聯合反共宣言揭破清華×××……組織現代座談會。……函請貴校查照，希即解散現代座談會，並嚴防該項非法組織之再生」。現代座談會解散後，改為民族武裝自衛先鋒隊（即「民先」），周小舟、蔣南翔、姚克廣（姚依林）、黃誠均為其中重要成員。 [10] 據《朱自清日記》。 [11]據於良華《第一個中國哲學會》，載《哲學研究》1989年三期。 [12] 據《朱自清日記》。 [13] 據《朱自清日記》。 1935年（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四十歲 1月10日，薩孟武、何炳松、陶希聖等十教授於《文化建設》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月，曹禺話劇《雷雨》在上海出版。　3月17日，陳序經於《獨立評論》發表《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31日，胡適於《大公報》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5月10日，薩孟武等在《文化建設》發表《我們的總答覆——關於中國文化建設宣言》，陳立夫於同期同刊發表《文化與中國文化建設》，「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論戰由此展開。　6月9日，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　9月7日，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成立，第一屆評議會在南京召開。　11月28日，國民政府在北平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使華北特殊化。是月，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出版。　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抗日救國大示威，16日，舉行更大規模示威，反對華北特殊化，掀起一二·九運動，全國響應。 3月，葉青《哲學論戰》出版。　4月13日至14日，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在北平召開。　是年，金岳霖《邏輯》出版。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出版。 1　月 1日　出席梅貽琦夫婦元旦茶會。 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九十一次評議會，討論文法學院教室圖案、單身教職員宿舍圖案及改建醫院計劃。 8日　晚七時半出席第三十二次校務會議，審議並通過與德國遠東協會交換研究生辦法。晚，主持哲學系本學期期末一次哲學討論會。 10日　葉青《評馮著〈中國哲學史〉》刊於《文化建設》一卷四期。 約是月　與梅貽琦往南京，又隻身游泰山、濟南。「（被捕）事情過了以後，梅貽琦要我往南京，他同我說：『你也到南京去走一趟，叫他們看看你這個共產黨是什麼樣子。』我們一道去南京，我在南京住了幾天，就一個人先回來了。當時眼看著日本就要大舉侵略中國，華北是很難保了。我想，要抓緊時機，到沒看過的地方去看看。我順著津浦路，先到泰山，後到濟南。以前我在中州大學時候的校長張鴻烈，現在在濟南當山東建設廳廳長。到濟南找著他，他極熱情地招待我……我住了兩天，就回北京來了。」（《全集》第一卷，第85頁）。 2　月 6日　往甲所梅宅出席茶會。會上有人建議清華大學搞一二軍用特殊項目，以便從蔣介石處得到一定經費。[1] 12日　下午四時在辦公樓會議室出席研究院部主任會議。與會者還有鄭桐蓀、朱自清、王文顯、劉崇鋐、吳有訓、張子高、熊慶來、李繼侗、馮景蘭、孫曉孟、浦薛鳳、趙人儁（代陳岱孫）、顧毓琇、葉企孫等。會議由梅貽琦主持，議決凡本年度在研究院各部肄業已逾二年者須於本學期內舉行畢業初試，下年度如繼續研究，應由所屬部主任推薦，經研究院會議核准。 13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九十二次評議會，審議地學系增加研究助理案、留歐教師及派遣學生月費案。 14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2月份教授會。會議決定文、理、法三院一年級課程中自然科學一類加地質學一項，並請一年級指導委員會作一書面報告，說明一年級課程實施情形，提交下次教授會討論。 19日　晚八時主持本學期哲學系第一次哲學討論會。 20日　上午出席梅貽琦召集之會議，討論今後學校方針。與會者大多不主張與蔣介石建立特殊關係，以免蔣插手清華大學。[2]下午四時出席第三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二十二年度決算；規定二十四年度概算原則；審議各建築名稱，決定一院改稱辦公樓，二、三院暫用舊名，西北院改稱怡春院，四院宿舍改稱明齋，五院宿舍改稱善齋，六院改稱為新齋，七院宿舍改稱平齋，女生宿舍改稱靜齋。先生在會上提議接受日本留學生學中國哲學史要求，被否決。 2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九十三次評議會。梅貽琦向會議報告部令規定本屆招考留美公費生門類與名額。 28日　往圖書館162室參加口試委員會會議，研究中文系研究生霍世休考試問題。論文題目為「唐代傳奇與印度故事」。考試範圍為六朝隋唐文學、中印故事之研究。考試委員有胡適、郭紹虞、雷海宗、陳寅恪、劉文典、俞平伯、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先生指出唐代以後大量傳奇故事的淵源。唐代的傳奇故事是霍的研究題目，而這正是他論文中的大弱點，但我們卻沒有發現。」[3]張德昌贈其所作《清代鴉片戰爭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華學報》十卷一期單行本）。 3　月 1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三十四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本校今後購置物品應儘先採用國貨，以勵生產而節約學校經費，通知各部門照辦。又審議各項經費。 2日　應清華大學青年會主辦之大學問題討論會之邀在生物館講演，題為《人生術》。 3日　《人生術》刊於《北平晨報》。 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十五次校務會議。 7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3月份教授會。會議決定課程重習仍不及格者不得再選該課。又討論一年級課程指導委員會所作一年級課程實施情形書面報告。 11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三十六次校務會議。會上梅貽琦報告本日公安局派警來校逮走學生十名及校方營救情形，秘書長報告近日學生食堂糾葛經過情形。 12日　晚八時出席第三十七次校務會議，討論本校二十四年度概算。 13日　出席第九十四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下學年校歷草案，並審議德國遠東協會與本校交換助教、學生案，決定接受德方所提條件，但文字應酌量修正，以求明確。推舉先生及葉企孫擬具草案供下次會議討論。 19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308室出席3月份教授會臨時會。會上主席報告最近學生對秘書長沈履有無禮舉動，並就學生告全體師長書所列十條逐一說明其毫無根據。會議經討論後決定：（一）本會對沈秘書長所遭受之誤會表示同情，並派代表慰問。（二）請校長對於學生此次越軌行動嚴加訓誡，如不悔改，即嚴加懲罰。 30日　出席系主任會議，研究高年級學生外出調查問題。 4　月 2日　《說思辨》刊於《北平晨報·思辨副刊》第一期。此文認為「思」、「辨」二字最能代表哲學之性質與精神。 13日　上午九時在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宴會廳出席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任主席並致開幕詞，提出兩點希望：（一）過去對西文哲學的介紹太偏於英美方面，以經驗主義為主要範圍，而理性主義才是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來的正宗，中國又最缺乏理性主義的訓練，今後應多介紹理性主義。（二）「現在有人說中國需要『新哲學』。完全『新』的哲學恐怕不可能。……真正的時代哲學，系將過去的思想與當時的事實問題接近，把活的事實問題與思想打成一片，這才是哲學家應有的責任，也就是哲學的正鵠。中國之所以亂，乃是因為思想與事實沒有統一起來。此次哲學年會開會以後，希望能向這方面發展。」北大校長蔣夢麟致歡迎辭並發表對哲學認識。胡適報告哲學會的發起經過、意義與使命。先生提交年會論文一篇，題為《歷史演變之形式與實際》。下午二時三刻繼續出席年會。 14日　繼續在北大出席中國哲學會年會。會上選舉先生及賀麟、黃子通、黃建中、宗白華、瞿菊農、胡適、沈有鼎、慈連炤、范壽康、吳康等十一人為委員，負責籌建中國哲學會。[4]《在中國哲學會年會上的開會詞》刊於《大公報》。 18日　《哲學年會閉會以後》刊於《大公報》。此文認為「中國的新環境是早已有了。新需要是迫切極了。中國如果要有一種新社會，作為這種社會之理論的根據之哲學一定會出來。不過一定是自然地出來。……我們希望大家對於哲學不要『以為無益而舍之』，但也不要『揠苗』。大家所要做的，即是與哲學以好的環境，讓他自然地在中國生長發展。」 23日　下午五時出席第三十八次校務會議。 24日　下午出席第九十五次評議會。會議通過先生與葉企孫擬訂之選派赴德交換研究生簡章草案。 27日　《出版周刊》一二六號刊出張岱年《馮著〈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和讀法》。此文認為《中國哲學史》優點有六：（一）很能應用唯物史觀，且不是機械的應用，而是活的應用。（二）最注意各哲學家之思想系統。（三）最能客觀，且最能深觀。（四）最注意思想發展之源流。（五）極注意歷史上各時代之特別面目。（六）取材極其精嚴有卓識。 28日　參加清華大學校慶紀念活動。 29日　《清華廿四周年紀念感言》刊於《清華周刊·副刊》四十二卷三期。 是月　《原儒墨》刊於《清華學報》十卷二期。此文認為儒家出於文士，「貴族政治崩壞以後……在官之專家乃失業，散之四方……這即是儒之起源。後來在儒之中，有不止於以教書相禮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禮樂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禮樂制度以理論的根據者，此等人即後來之儒家」；認為墨家出於武士，「為有主義的幫人打仗專家……且亦進而講治國之道」；認為上層失業之流民多成為文士，下層失業之流民多成為武士。《中國哲學史》上下冊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5　月 2日　下午4時出席5月份教授會，討論應屆畢業生成績審查問題。 3日　出席考試委員會會議。下午4時半出席第二十四次聘任委員會會議，討論續聘教授、講師問題。 4日　《出版周刊》第一二七號刊出張岱年《馮著〈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和讀法（續）》。 8日　下午出席第九十六次評議會，審查通過工學院建航空試驗館圖案及校務會議擬定之各建築名稱草案。 9日　參加對社會學研究生費孝通進行畢業初試考試，考試學科為理論社會學、應用社會學、人類學。考試委員還有陶孟和、吳景超、趙人儁、吳文藻、陳達、史國祿、潘光旦。 10日　晚8時出席第二十四次聘任委員會會議。會議繼續討論續聘教授講師問題，決定王力、趙訪熊等升任教授。 12日　《墨家之起源》刊於《華北日報》。此系在北平師範大學之講演稿，由淦靖南記錄。 14日　《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刊於《世界日報》。此文亦系在北師大講演稿，其中認為「『信古』、『疑古』、『釋古』為近年研究歷史學者之三個派別，就中以『釋古』為最近之趨勢。吾人須知歷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若依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來講，則『信古』、『疑古』與『釋古』三種趨勢，正代表『正』、『反』、『合』之辯證法，即『信古』為『正』，『疑古』為『反』，『釋古』為『合』」。 15日　《墨家之起源（續）》刊於《華北日報》。 19日　赴輔仁大學講演，題為「近年史學界對於中國古史之看法」。 20日　下午出席第三十九次校務會議，審查二十四年度概算。 21日　郭湛波以所著《論理學十六講》（中華印書局1934年8月出版）相贈。 22日　朱自清來信談改聘中文系助教事。[5] 2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十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奉部令舉辦暑期講習班，擬與北京大學分工，北大擔任物理、數學、歷史；清華擔任化學、生物、地理，英語由兩校每年輪流。 28日　下午五時出席研究院部主任會議。會議由鄭桐蓀主持，審議外文部學生趙蘿蕤請求下學年來校補受試驗案，認為該生應照前會議議決，於本學期內舉行畢業初試，決定對此請求不予討論。 29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九十七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二十四年度概算，決定為成志小學建校舍撥款六千元。 30日　下午在圖書館162室對清華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研究生崔殿魁進行畢業初試。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陳寅恪、楊樹達、王力、俞平伯、劉文典、浦江清、劉崇鋐、郭紹虞等。[6] 31日　熊偉致先生信，討論有關《新理學》中的問題。[7] 是月　《近年史學界對於中國古史之看法》刊於《骨鯁》六十二期。此文主旨與《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相同，而更強調「釋古」是「信古」與「疑古」的折中，比「信古」與「疑古」更有科學精神。 6　月 6日　對研究生費孝通進行論文考試。考試委員還有陶孟和、吳景超、趙人儁、吳文藻、陳達、史國祿、潘光旦。 7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討論教職員單身宿舍房租問題。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6月份教授會，選舉下學年評議員（吳有訓、施嘉煬、蔣廷黻、吳景超、陳福田、蕭蘧、楊武之當選）、教授會書記（周培源當選）、教授會參加第七屆畢業典禮代表（潘光旦當選），又決定全體教授與主要職員出席畢業典禮，著黑色馬褂，白色或淺色長衫。 10日　下午四時出席研究院部主任會議。會議由梅貽琦主持，討論修訂研究院細則，議決請主席選派委員辦理。梅貽琦遂指派先生及葉企孫、鄭桐蓀、浦薛鳳四人為修訂研究院細則起草委員。 14日　《哲學概況》刊於《清華周刊·嚮導專號特刊》，其中提及「下年度添設之課程，計有老莊、朱子、周易研究、邏輯系統等」。 20日　下午往圖書館162室對崔殿魁進行論文考試。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劉文典、陳寅恪、楊樹達、俞平伯、聞一多、郭紹虞、孔繁霱、浦江清等。[8] 21日　上午十時在後工字廳出席6月份教授會臨時會。會議討論本科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報告，議決一百四十三人准予畢業；二十二人不能畢業；討論研究院畢業生成績審查報告，先生提議准許任華、費孝通、田德望等七人畢業，全體通過。 24日　上午十時出席研究院部主任會議。會議由梅貽琦主持，審議肄業已逾二年之研究生下學年應推薦之名單（趙蘿蕤等七人），議決凡畢業初試及格，住校已逾二年，應修分已滿足者，如得導師及部主任許可准在校外完成論文，回校應試，惟仍須註冊。 7　月 4日　晚朱自清招宴，同席有葉石蓀、張志和。[9]飯後在葉宅長談，先生談對中國前途的看法，「認為在目前境況下找不到出路。如國民黨不放棄聯俄容共政策，情況會好些。當然，他補充說，假若蔣介石照他所說的去做，中國將成為共產主義國家，我們將不會像現在這樣生活。他解釋蔣介石進行軍事政變之原因，儘管蔣若選擇不同於其已實施之方針，渠顯然仍可任領袖。照他看來，這可能與所謂階級意識有關，蔣為上海及其他地方之資本家及知識分子所美化。馮的分析很吸引人。」（《朱自清日記》） 6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九十八次評議會。會議決定研究院外國文學部畢業生田德望赴義大利或英國繼續研究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文學；歷史學部畢業生張德昌赴英國或美國研究；社會學部畢業生費孝通赴英國研究；算學部畢業生施祥林赴義大利或美國研究；外國文學部季羨林、哲學部喬冠華、心理學部郭福堂為派赴德國交換研究生。 18日　梅貽琦招飲。同席尚有朱自清、聞一多、劉擷英、張仲述等。[10]席間談及大學教育問題。 是月　《答張蔭麟先生評〈中國哲學史〉》刊於《清華學報》十卷三期。張蔭麟《評〈中國哲學史〉下卷》亦於同期《清華學報》刊出。"The Origin of Ju and Mo"（英譯《原儒墨》，先生自譯）刊於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姜忠奎贈其所著《緯書論微》（此書為線裝，六冊，出版者不詳），並題曰「芝生吾兄惠正　乙亥秋月　姜忠奎敬贈」。 8　月 15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九十九次評議會。會上梅貽琦報告上月赴南京接洽事項經過情形。會議決定撥款一千元作社會學系舉辦北平市與清華附近農村社會調查費。又決定準許日本人山室三良入清華作特別研究生，酌購代表中國文化物品贈予德國佛朗府中國學院，祝賀該學院成立十周年。 26日　因原哲學系書記李濂已經任課，先生特致函梅貽琦，請委任申荊吳為哲學系書記。 9　月 1日　張志和在豐澤園為葉石蓀餞行，先生及朱自清、林培春應邀作陪。[11] 8日　應朱自清招飲，至中山公園午餐，同席有楊樹達、湯用彤等。 9日　上午十時在辦公樓會議室出席研究院部主任會議。會議由梅貽琦主持，議決如下：（一）凡經正式推薦各研究生除趙蘿蕤外，准其繼續留校研究。（二）外文部研究生曹寶華、哲學部研究生周輔成、歷史學部研究生徐敦瑜未經推薦或經所屬部聲明不推薦，應即取消學籍。（三）外文部研究生趙蘿蕤雖經推薦，但在校研究期限已久，無從延展，應即取消學籍，但日後論文考試仍得約期舉行。（四）政治學部研究生陳明翥研究期限特予延長半年，作為預備論文之用。 11日、13日　江紹原《讀胡適〈說儒〉和馮友蘭〈原儒墨〉》刊於《北平晨報》。 16日　為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作序文一篇。 19日　《校刊》第六八三期公布二十四年度清華大學各委員會成員名單，先生任聘任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大學一覽委員會、學報委員會委員，出版委員會主任等職。 20日　出席教職員公會大會。會上選先生為會長。 25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次評議會，會議提議教師服務待遇規程中專任講師改為副教授，月薪自二百元至三百元，決定請先生及顧毓琇、吳景超審查後再行討論。 是月　《秦漢歷史哲學》（即《新三統五德論》）刊於《哲學評論》六卷二、三期合刊。 10　月 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 1日、2日、7日至9日　江紹原《讀胡適之〈說儒〉和馮友蘭〈原儒墨〉（續）》刊於《北平晨報》。 21日　江紹原《暫結束讀胡適之〈說儒〉和馮友蘭〈原儒墨〉》刊於《北平晨報》。 25日　《歷史演變之形式與實際——朱熹與陳同甫在哲學年會中之對話》（即《新對話（四）》）刊於《北平晨報·思辨副刊》第十九期，此文人為「每一套的政治社會組織，各有其自己的天經地義。這些許多套的天經地義，皆『亘古亘今，永在不滅』。照這個意思說，他們真都是天經地義」，故在封建社會中「臣對於君、妻子於夫之守節是天經地義」；又認為「一切社會組織之類型是亘古亘今永存不滅，但其實現有待因緣具足。此因緣中最重要的，即是某一種社會組織所需要之物質根據。」《〈呂氏春秋集釋〉序》收入清華大學本月出版之《〈呂氏春秋〉集釋》。此文認為《呂氏春秋》「雖非子部之要籍，而實乃史家之寶庫」，許維遹《集釋》「遍搜眾說，參以己見……使後之讀此書者，得不勞而盡食以前學者整理此書之果，其利物之功宏矣」。鄭朝宗《馮友蘭先生》刊於《人間世》第三十五期。 31日　曾謇《論孔門的六藝並評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刊於《華北日報·史學周刊》五十九期。此文認為「馮先生看不清由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變到漢人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六藝的這個過程，所以他便把漢人的所謂六藝來講孔子當時實際應用的六藝了」。 是月　《原儒墨補》刊於《清華學報》十卷四期。此文重在證明在墨子以前或其同時有武士之存在。［日］岡部鎗三郎《原儒墨》（書評）刊於《漢學會雜誌》三卷二期。 11　月 7日　曾謇《論孔門的六藝並評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續）》刊於《華北日報·史學周刊》六十期。 12日　《朱自清日記》云：「讀完馮芝生的《中國哲學史》，是本好書。作者運用現代釋義法，但在思想表達上並無外國之模式。」 是月　《歷史演變之形式與實際》（即《新對話（四）》）刊於《文哲月刊》一卷二期。《哲學與人生之關係》刊於《東方雜誌》三十三卷一號。此文認為哲學中論理學（即邏輯學）、知識論（即認識論）等於人生無直接重大影響，形上學、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則於人生有直接重大之影響。郭湛波贈其所著《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出版）。此書論「三十年中國思想之演變」部分有《馮友蘭》一節，認為先生「對於中國西洋哲學思想都有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融合貫通而自成一體系，其思想……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實用主義』時期，可以他的《柏格森的哲學方法》來代表；一是『新實在論』時期，可以他的《人生哲學》中《一個新人生論》來代表；一是唯物論時期，也就是他現在的思想」，其末並云：「望馮先生在這『風雨如晦』的時代中，作我們一個思想的領導者。」此書論「三十年來中國古代思想之整理與批評」部分，認為「整理」舊日思想，除胡適、梁啓超兩先生外，就算馮芝生先生了，認為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貢獻有三，一是「中國思想本身來研究，各部都有，非如胡氏之偏重方法，梁氏之『隔靴抓癢』」，二是「中國思想與西洋思想來比較研究，以明中國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之價值與地位」，三是「對道家思想的整理，他最大貢獻，就是這一點。」此書名由先生題署。韓儒林贈其《突厥文闕特勒碑譯註》（國立北平研究院總辦事處出版課印行）。 12　月 5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12月教授會。會議在校長報告近二周華北政局變化經過後改為座談會。 8日　在甲所梅貽琦宅出席系主任會，知明日學生將進城請願。[12] 10日　與教務長吳景超、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法學院院長陳岱孫、工學院院長顧毓琇聯名發表告同學書，勸阻學生罷課：「頃聞校中有人因昨日請願未有結果，並因昨日有別校學生被捕，現在想提議同學罷課。我們處於師長的地位，不忍見同學作無代價的犧牲，願意提出下列數點，請諸位注意：（一）據公安局電話，昨日被捕學生，已有四人釋放，其餘十餘人正由各校長往保，即可釋放。（二）國事至此，國人無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國難，須培養力量，並非發泄情感所能奏效。（三）罷課是消極的行為，對於解除國難毫無補益，反與人以藉口干涉的機會。（四）我們現在願以誠懇的態度，在此時期內加倍努力於學業。至於被捕諸學生，各校當局自應負責保釋，諸同學可勿掛念。」 15日　晚，與梅貽琦及其他系主任召開大會，勸學生勿再進城示威遊行。[13] 18日　江紹原《讀胡適之〈說儒〉和馮友蘭〈原儒墨〉（續）》刊於《北平晨報》。 29日　晚梅貽琦招宴。同席有朱自清、蔣廷黻等。蔣談時事，在「回答馮芝生時，蔣（廷黻）說，共產主義者不是什麼大障礙。當蔣（介石）在江西時，他做的事並非打擊共產黨人。馮確實提出了一些蔣（廷黻）不必回答的令其不快的問題。馮可能在試探蔣（廷黻）」[14]。 3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十三次校務會議。審議下年度概算。 是　年 《中國哲學史》上下冊由商務印書館再版。顧頡剛贈其所編《古史辨》第五冊一本。 錢穆贈其所著《老子辨》（1935年7月上海大華書局出版）。 有人來函，請先生往南京任孫科主辦之中山文化教育館總幹事，先生因不願離開清華，回信謝絕。 曾以評議員身份在中山公園水榭出席新文化建設協會會議。與會評議員尚有周大文（張作霖時代北平市長）、周肇祥（曾任北洋政府官員）、江庸（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長）、徐誦明（北平大學校長）、李麟玉（中法大學校長）、郭大鵬等。 是年春，斯諾招宴，同席有史沫特萊等。席間斯諾托先生介紹一兼通英、俄文者（後先生將嵇文甫的一名學生介紹給斯諾）。 自擬一聯，並書贈賀麟：「塵垢秕糠猶鑄堯舜，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上聯出於《莊子》，下聯出於《左傳》） 孫道升《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刊於《國聞周報》十二卷四十五期，其中論及先生思想，認為先生將程朱之學說、新實在論之共相、新唯物論之史觀「合一爐而治之」，形成新理學體系，「見解既新穎，論證也是甚嚴密」，是「足以劃時代之新學派」，「他不全是中國死灰之復燃，他也不全是西洋貨物之舶來，他尤其不違犯現今時代之精神」，「如果中國哲學能有出路，則我以為馮友蘭創造的新程朱學派，便是最好的一條出路」。 * * * [1] 據《朱自清日記》。 [2]據《朱自清日記》。 [3] 據《朱自清日記》。 [4] 據《哲學評論》七卷一、二、三期記載，1935年第一次年會時未成立中國哲學會，故亦未產生理事會，僅推舉先生等十一人籌建中國哲學會；至1936年第二次年會時正式成立中國哲學會，才產生第一屆理事會，但僅設理事，未設常務理事；至1937年第三次年會產生第二屆理事會時，方設常務理事。於良華《第一個中國哲學會》以為1935年第一次年會即產生理事會，並已設常務理事。實誤。 [5] 據《朱自清年譜》，第146頁。 [6]據《朱自清年譜》，第146頁；《俞平伯年譜》，第177頁。 [7] 據《熊偉文集》，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頁。 [8] 據《朱自清年譜》，第147頁。 [9] 張系西南政治委員會顧問，李宗仁助手。 [10] 據《朱自清日記》及聞黎明、侯菊坤《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據《朱自清日記》。 [12] 據《朱自清日記》。 [13] 據《朱自清日記》。 [14]據《朱自清日記》。 1936年（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丙子）　四十一歲 1月5日，丁文江去世。是月，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由中華書局出版。　5月5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宣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採用孫中山「五權憲法」主張，但確認總統有處置「緊急事故」、「重大變故」特權。　6月，章太炎去世。　10月，魯迅去世。　11月22日，國民政府逮捕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時，史稱「七君子」事件。是月，日偽軍進犯綏遠，傅作義率部抵抗。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迫使蔣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25日，蔣介石回南京。 4月4日至5日，中國哲學會第二次年會在北平召開，中國哲學會正式成立。 1　月 6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四十四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下年度概算。 7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一○一次評議會。會上梅貽琦報告：教務長吳景超辭職，由潘光旦繼任；勸告學生複課無效，業遵部令公布於本月6日起放寒假。會議經討論決定提前放假，2月1日至7日舉行上學期期末考試，12日上課。又通過下學年概算大要，審議算學系主任熊慶來請由學校補助中國算學會出版費三百元案，決定請先生及葉企孫、楊武之審查後再討論。 10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二十五次聘任委員會會議。會議討論增聘教授、講師案，並決定陳銓、陳之邁升任教授。 17日　主持教職員公會幹事會。會議推先生為成志小學董事會董事。 中旬　清華學生會為慰勞各校受傷同學募捐，先生捐五元。 22日　上午十一時在辦公樓會議室出席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與會者還有楊武之、孔繁霱、沈履、劉崇鋐、畢正宣。會議選舉先生為董事會主席，畢正宣為書記。審議決算超過一百二十元，請予追認案，決定準予追認；審議名譽教員王了一（王力）太太寒假南旋，音樂一門課無人擔任，擬請殷祖瀾太太暫代三月案，決定推畢正宣面請後再議。 27日　上午出席全校系主任會。會議商議非常時期課程問題，決定除普通課外每系再增設一種。 是月　《評馮著〈老子通證〉》刊於《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此文認為《通證》「所疏通證明者，誠尚可有酌增損之處，但其書所用以講《老子》之方法，是很得當，值得介紹的」。朱謙之贈其所著《文化哲學》一書（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 2　月 7日　晚八時出席院長、系主任聯席會。與會尚有朱自清、熊慶來、馮景蘭、孫曉孟、倪孟傑、葉企孫、陳岱孫、劉壽民、吳有訓、施嘉煬、莊前鼎、張子高、潘光旦。會議議決適應非常時期課程委員會演講內容：國情及國際關係、歐戰史略、實用工程。 17日　晚出席系主任會。 19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出席教授會臨時會。大會主席張奚若、書記周培源。教務長潘光旦向大會報告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向學校要求延期及免去本學年第一學期學期考試經過情形後，大會經過討論決定請學校如期舉行考試（張子高提議，全體通過）。又決定請教務長向來教授會請願學生轉達上述決定，同時討論當日晚八時召集全體學生訓話案及推舉代表起草勸告學生書案。潘光旦轉達後返回會場時，有救國委員會率學生多人追蹤而來，並有代表數人屢次沖入，高呼口號，要求教授會同意免考。與會教授皆認為在此情形下無法繼續行使職權，遂決定「同人等向學校辭去教授職務，並自即日起停止授課」（先生提議，多人附議，全體通過），並推舉先生及俞平伯、朱自清、蕭蘧、蕭公權、潘光旦、張奚若起草辭職宣言：「教授們受不了這種騷擾，我們決定立即辭職。在我們要求退出時，學生不放我們走。他們首先要求我們考慮撤回辭職，並將考試延期。他們說教授們與學生必須合作。我們不予接受。一小時後，他們離去，我們得到了自由。」[1]當晚即與張奚若（召集人）等共同起草教授會致校長辭職函及辭職宣言。《致校長辭職函》云：「同人等於本日下午開教授會討論補行上學期考試問題，有學生多人聲稱代表全體學生，高呼口號要求免考，繼復包圍會場，並有代表數人屢次沖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職權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導之無方，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國人。」《辭職宣言》（與《致校長辭職函》同刊於次出版之《校刊》七二一期）與此略同。簽名教授共六十八人（時在校教授共七十四人）。[2] 23日　晚出席梅貽琦召集之會議。「部分教授談及對學生們的懲罰時似要求過嚴。校長最後動了感情，潸然淚下。他對大家表示謝意後離去。」[3] 25日　下午五時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臨時會。此會據葉企孫、張奚若等五人提議召集，由梅貽琦主持。會上×××提議：「據報載，本校此次不幸風潮有某教授從中鼓動。請校長組織一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如確有此事，懇請學校將該教授立即辭退，以正紀綱。」討論中多人發表意見，皆認為暫時無通過此議之必要，故由原提案人撤消此案。「×××說，根據清華大學某學生揭發，有某教授經常慫恿學生攻擊政府及本校，應由會議指定一個委員會細心審查此事。他力主如此事屬實，則該教授應被大學開除。未通過此議，然會議希望學校當局關心此事。」[4] 27日　下午二時半出席第四十五次校務會議。會議議決：設置國立清華大學特種研究事業籌劃委員會，推舉葉企孫等三人擬具此項特種研究事業所需建築面積及適宜布置之原則，以備建築工程師之參考，推舉施嘉煬、高景源另物色本校土木工程學系畢業生具有經驗者二人會同建築公司人員往湘測繪地形並查勘建築地點。 29日　夜晚，兩團軍警包圍清華，搜捕學生。學生黃誠、姚克廣（即姚依林）在乙所先生住宅躲藏一夜。先生應召赴甲所梅貽琦宅出席臨時校務會議商議對策。後先生回憶曰：「那天晚上，我剛吃過晚飯，就接到梅貽琦打來的電話，說請我到他家去開校務會議。我剛要出門，來了兩個學生。其中的一個我認識，他叫黃誠，是清華學生會主席，另一個我不知叫什麼名字。他們說：『宋哲元的軍隊來了，要抓人，我們兩個先在您家躲一下。』我說：『那好吧，都進來吧。你們在客廳里坐，我要去開會。』把他們安頓好後，我就去開會了。」校務會議成員「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得往城裡打電話，向各方面求救。打來打去，找到了秦德純。當時他是北平市市長，也是宋哲元身邊的一個重要人物。我們在電話里對秦說，現在的事態非常嚴重，如果軍隊進了體育館，就要闖下大禍了。秦德純聽說後說他馬上去見宋哲元。過了一段時間，秦德純打來電話說：『我和宋哲元說了，現在宋已經下命令叫軍隊撤回城裡。』……我們仍留在梅貽琦家裡等消息，一直等到校衛隊打來電話說軍隊全走了。……大家才放心。……這時已是當夜兩三點鐘了。我回家後，黃誠他們已經走了。……解放後，有一次開會，會上有一位同學走到我跟前說：『我是清華的學生。那年宋哲元包圍清華時，我和黃誠在您家裡躲過。我叫姚依林。』」[5]姚依林則回憶曰：「這時，在學校里是南翔負責指揮，他通知我，還有黃誠，到馮友蘭教授家裡去避一避。我們就在馮友蘭家的廚房裡待著。到了晚上兩點鐘光景，國民黨軍警來見馮友蘭，很客氣地問及馮友蘭，家裡有沒有人？有沒有學生躲在屋子裡？馮友蘭回答說沒有。警察未搜查即離去。第二天早上6點鐘的樣子，這時軍警撤走了，我離開了馮友蘭家。」[6] 是月　姚舜欽贈其所著《秦漢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1月出版）。 3　月 2日　出席教授會。會上校長梅貽琦報告上月29日軍警搜捕學生二十一人、教授張崧年一人及學校決定延期補考情況，[7]教務長報告籌劃特種講演會所擬本學期特種講演種類，大會討論後決定採納所擬講演及本學期實施計劃。 1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次評議會。會上梅貽琦報告在湘勘測特種研究事業基址情形。報告後會議審議本屆應休假教授、教員、助教研究計劃案，決定由教務長及各院長組織審查委員會參照以往服務成績加以審查後提交評議會討論。又議決本科學業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研究生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 下旬某日　與教務長潘光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法學院院長陳岱孫、工學院院長顧毓琇審查本屆教師休假案。 25日　出席第一○三次評議會。會議審議留美公費生請求延長年限案，決定葉企孫等審查後再議。又討論經先生等審查之算學系出版補助案，決定通過，但要求將賬目報告本校。 是月　寫成《中國哲學史補·序》。如松《馮友蘭底人生哲學》刊於《研究與批判》一卷十期。 4　月 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四次評議會，討論通過經教務長、各院長審查之本屆教師休假案。 2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4月份教授會。會議因蔣廷黻休假離校，補選朱自清為評議員。晚，宴請梁漱溟、朱自清等。[8] 3日　晚，聽梁漱溟在清華做關於鄉村建設的講演。 4日、5日　往北京大學二院出席中國哲學會第二次年會，並提交論文《朱子所說理與事物之關係》。會上宣讀論文十七篇，會議聽取哲學會籌委會報告。中國哲學會正式成立。選出第一屆理事會、編輯委員會，先生任理事、編輯委員會主任。理事尚有黃建中、方東美、宗白華、張君勱、范壽康、林志鈞、胡適、金岳霖（兼會計）、湯用彤、賀麟（兼秘書）、祝百英。編委尚有湯用彤、張東蓀、瞿世英、黃子通、宗白華、黃建中、許衡如、范壽康。《哲學評論》改由中國哲學會主辦，先生任主編。同時成立中國哲學會北平分會（林志鈞負責）、南京分會（宗白華負責）、廣州分會（謝幼偉、祝百英、陳定謨負責）。 6日　下午四時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並報告校務。會議審議下列議案：（一）聘請代理音樂教師案，決定請大學同學蔣憲端、吳瀚試任；（二）小學陳主任請辭案，決定挽留，請主席代為退還辭函。（三）該校有不合手續之處應如何處置案，決定由主席予以告誡。又決定凡過十元之花費賬單應送董事會書記核簽，著該校嚴格遵照。與會者除上次會議之六人外，還有潘光旦、蕭蘧、朱自清。 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十六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學生自治會呈請加放春假案，決定4月27日至29日放春假三天。 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五次評議會。會議討論通過經葉企孫等審查之留美公費生請求延長年限案。又出席教務會議。 5日至9日　《朱子所說理與事物之關係》刊於天津《大公報》。 14日　晚，主持哲學系哲學討論會，由金岳霖主講《真實小說之真實性》。[9] 20日　晚，出席系主任會議。 24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四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討論下年度各院系各行政部門薪俸預算原則。《對於本年哲學年會之感想》（寫成於4月16日）刊於《清華周刊》四十四卷一期。 26日　《清華廿五周年紀念》（寫成於4月16日）刊於《清華周刊·副刊》四十四卷三期。 27日　晨六時偕任夫人乘火車離北平，下午至張家口，游賜兒山，鳥瞰張家口。應省政府邀請在察哈爾大日飯店進晚餐。[10] 28日　抵大同，游石佛寺。[11] 29日　偕任夫人回北平。 30日　晚八時出席第四十九次校務會議，繼續討論各院系各行政部門薪俸預算則。 是月　赴女子師範學院講演《先秦諸子之起源》，認為儒家出於儒士，墨家出於武士，陰陽家出於方士，名家出於訟師，法家出於法術之士，道家出於隱士。《先秦諸子之起源》刊於《女師學院期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原名法陰陽道德》刊於《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此文分五部分，即（一）論名家之起源，（二）論法家之起源，（三）論陰陽家之起源，（四）論道家學說所受隱士人生態度之影響，（五）論劉歆諸子出於王官之說。陳銓以所著《中德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36年4月出版）相贈，其扉頁題云：「此書敬呈芝生先生指正，並感謝其幫助此書出版之盛意。」 5　月 3日　至松堂參加章曉初葬禮。 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次校務會議。 13日　晚八時出席第五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由潘光旦主持，討論下年度各院系圖書儀器預算支配案。 20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仍由潘光旦主持，討論下學年工資預算支配及修繕費預算支配案。 2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確定下學年招收留美公費生名額，其中文科和法科類七名。 2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四次校務會議，繼續討論下學年工資預算支配及修繕費預算支配案。 6　月 1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五十五次校務會議。會議繼續討論下學年預算支配案及招考留美公費生各門類應考選科目，決定文、法類招西洋近代社會哲學一名，比較語言學（注重印歐語系）一名，體質人類學一名，東歐諸國史一名，社會立法一名，國際公法（注重法理）一名，中央銀行制度一名。 3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六次評議會。梅貽琦報告赴湘視察及赴京向教育部報告校務情況後，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所擬下學年招考留美公費生門類及應考科目方案，通過自下學年起添設免除學費學生名額，通過教務處所擬下學年校歷。 4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會議選舉下學年教授會書記，沈乃正當選；選舉下學年評議員，吳有訓、施嘉煬、蕭蘧、朱自清、劉壽民、薩本棟、張奚若當選；選舉下學年各院院長候選人，文學院馮友蘭（三十票）、潘光旦（二十三票）當選；理學院葉企 孫、吳有訓當選；法學院陳岱孫、蕭蘧當選；工學院施嘉煬、顧毓琇當選。會後梅貽琦聘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葉企孫為理學院院長，陳岱孫為法學院院長，顧毓琇為工學院院長。 5日　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討論續聘教授、講師案。 6日　《北平晨報》刊出《哲學家馮友蘭博士》。 8日　晚八時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會議繼續審議續聘教授講師案，決定哲學系張蔭麟、沈有鼎升為教授。 9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五十六次校務會議，審查各系採集調查概算。 11日　下午出席第一○七次評議會議，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擬具之下學年各系處經費支配方案，決定組織委員會審查各系加入全國性學會為團體會員之狀況。《朱自清日記》於是日記曰：「張申府事情發生，馮漸失去同情。」[12] 14日　劉崇鋐、朱自清來函，請先生向梅貽琦校長轉述，自1936年度起為陳寅恪教授每月加薪二十元。[13] 19日　下午四時半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討論教員聘任問題。 20日　出席教職員公會大會。大會選舉二十五年度幹事，先生仍當選為會長。 24日　出席第一○八次評議會，聽取梅貽琦二十三年度決算等報告。 26日　朱自清來兩函，談中文系余冠英改變休假計劃等事情。[14] 27日　《文學院概況》、《哲學系概況》刊於《清華周刊·嚮導專號》。後者云：「本系同人認為哲學乃寫出或說出之道理。一家哲學之結論及所以支持此結論之論證同屬重要。因鑒於中國原有之哲學多重結論忽論證，故於講授一家哲學時，對於其中論證之部分特別注重，使學生不獨能知一哲學家之結論，並能了解其論證，運用其方法。又鑒於邏輯在哲學中之重要及在中國原有哲學中之不發達，故亦擬多設關於此方面之課程以資補救。因此之故，本校哲學在外間有邏輯派之稱。」 7　月 2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一○九次評議會。會議聽取梅貽琦關於商洽張崧年教授休假經過情形及調查張教授在校任職狀況後，根據清華教師服務及待遇規程有關規定，決定自8月1日起解除張崧年聘約（全體通過）。又通過清華學生獎學金資助規則。 3日　參加全國學術審查委員會。 13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五十七次校務會議，討論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執行委員會關於清華請撥校舍建築費六十萬元之決議案等問題。 18日　上午九時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審議新聘教授、講師案。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次評議會。會議修正通過各系參加全國性質之各專門學會審查委員會之審查意見，又審議哲學系提出之中國哲學會請求補助出版費案，決定請先生及施嘉煬、楊武之三人審查後再行討論。 22日　《對於哲學一點意見》刊於《清華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24日　晚八時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會議決定成志小學改為單式教授制；學費改為每學期十二元，但家長月薪在二百元以下者照舊。又決定登報徵聘教員。 30日　下午往圖書館102室對文科研究生中國文學部研究生何格恩進行畢業初試。考試委員還有朱自清、陳寅恪、楊樹達、俞平伯、王力、劉文典、聞一多、浦江清、雷海宗、劉崇鋐等。 是月　［日］柿村峻《〈中國哲學史〉下卷》（書評）刊於《漢學會雜誌》四卷二期。 8　月 2日　赴玉華台應朱自清之招飲。同席有張蔭麟、梁宗岱、俞平伯、李健吾、錢稻孫、邵循正、蕭滌非等。[15] 8日　孫壽文以其父孫群[16]所著《人生八大基礎》一書相贈。 18日　郭湛波贈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1935年11月初版名為《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1936年8月由北平人文書店再版時改此名）。 是月　《中國現代民族運動之總動向》刊於《社會學界》第九卷。此文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是因為中國仍是農業文明而西方已是工業文明，故中國現代民族運動的任務是工業化，「今日照我們說的工業化，是物質文明也有，精神文明也有，而以物質文明為根據。如有了某一種的物質文明，則某一種的精神文明不叫自來」。 9　月 14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一一一次評議會。會議審議特種研究所、文法館、理工館、男女生宿舍土木工程承包案，通過先生等3人審查委員會關於補助中國哲學會出版費之意見，修正通過生活指導委員會簡章草案及清華試行導師制辦法。 15日　黃曦峰以所著《經濟學史大綱》（開明書店1933年11月出版）相贈。 1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八次校務會議，審議前會計科主任戴某經手款項賬目案。晚出席教職員公會幹事會。會議選舉先生及朱自清、顧毓琇、畢正宣、蕭蘧、楊武之、劉壽民、陳通夫為成志小學董事。 17日　下午，在清華圖書館出席清華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為何格恩舉行論文考試。考試會員還有朱自清、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俞平伯、鄭奠等。[17] 18日　出席全校紀念「九一八」大會。 21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十九次校務會議，繼續審議前會計科主任戴某賬目案。 25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六十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戴某除應受刑事處分外，另追究其侵吞之款項。 30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二次評議會。會議審議理工館改標案、法學院各系派送留德交換研究人選案，通過清華看護訓練班章程。 10　月 2日　下午，作為考試委員，至清華大學圖書館，與朱自清、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俞平伯、鄭奠等人出席清華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為張恆壽舉行的畢業考試。[18] 7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六十一次校務會議，聽取梅貽琦報告與資源委員會商談將來在湘進行理工研究合作辦法經過情形，與六合貿易公司商定承造特種建築理工館經過情形，沈履報告北平地方法院關於檢察官起訴戴案情形。 12日　下午四時在三院招待室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會議選舉主席、書記，先生與畢正宣連任。修正通過預算。又議決關於教學方法應改進各點（課內工作應注重切實練習，課外工作應儘量減少等等）。 1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三次評議會。會議審議學生會來函請求上學年學年考試成績欠佳應受教務通則規定之處分各生予以變通辦法案，決定仍照舊章程辦理。又批准生物系加入中國動物學會、機械系加入中國工程學會為團體會員之請求。 15日　下午五時在工字廳出席本年度教職員公會全體大會並報告會務。會後出席該會所設宴會。作為考試委員，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與朱自清、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俞平伯、錢稻孫、羅常培等人出席清華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為許世瑛舉行的畢業考試。[19] 21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六十二次校務會議。 22日　為哲學系申荊吳加薪事致函秘書處。 約23日　先生在《教授界對時局的意見書》上簽名。意見書由張蔭麟起草，經先生與錢穆、顧頡剛、徐炳昶、崔敬伯等人三次修改，簽名者共六十六人。《意見書》全文如下： 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鈞鑒，全國各報館、各通訊社、各雜誌社、各機關、各法團暨全國人民公鑒： 溯日自瀋陽之變，迄今五載，同人等托跡危城，含垢忍淚，不自知其命運之所屆。去秋以來，情勢更急，冀東叛變，津門倡亂，察北失陷，綏東危急，豐臺撤兵，禍患連駢而至，未聞我政府抗議一辭，增援一卒，大懼全國領土，無在不可斷送於日人一聲威嚇之中。近來對日進行交涉，我政府所受之威脅雖尚未宣布，然據外電本諸東報所傳，謂日本對中國有以下諸條款之提出：（一）華北五省獨立；（二）經濟合作，減低對日關稅；（三）完全消滅抗日運動；（四）開除與抗日有關之領袖；（五）中日合作防共。除抗日運動激發之力屬於彼方，非我能主動之外，其他條款，姑勿論所傳之虛實如何，任承其一，即是以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深淵，墮「中國之自由平等」之追求於絕路，中山先生所遺托於吾人之重任，數十年先烈所糜軀灑血以殉者亦將永絕成功之望。我全國人民，至於今日，深知非信仰政府不足以御外侮，精誠團結，正在此時，深不願我政府輕棄其對國民「最後關頭」之諾言，而自失其存在之領導地位。故為民族解放前途計，我政府固有根本拒絕此諸條款之責任；而為國家政權安定之計，我政府亦當下根本拒絕此諸條款之決心。在昔紹興之世，宋雖不競，猶有順昌之攖；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復有淮西之拒。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雖時或淪於不才不肖，從未有盡舉祖國所貽，國命所系，廣土眾民，甘作敝屣之棄者。此有史以來前所未聞之奇恥大辱，萬不能創見於今日。是則同人等覘民意之趨向，本良心之促迫，所敢為我政府直言正告者也。同人等以國防前線國民之立場，在此中日交涉緊張之際，為願政府明了華北之真正民意與樹立救亡之目標起見，特提出下列數項要求，望政府體念其愛國赤誠，堅決進行，以孚民望而定國是，不勝企禱之至。 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國力量，在不喪國土不辱主權之原則下，對日交涉； 二、中日外交絕對公開，政府應將交涉情形隨時公布； 三、反對日人干涉中國內政及在華有非法軍事行動與設置特務機關情事； 四、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之特殊行政組織； 五、根本反對日本在華北有任何所謂特殊地位； 六、反對以外力開發華北，侵奪國家處理資源之主權；七、政府應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動； 八、政府應立即出兵綏東，協助原駐軍隊，剿伐藉外力以作亂之土匪。 發起人： 徐炳昶　顧頡剛　錢玄同　陶希聖　馮友蘭　容　庚 張蔭麟　沈從文　洪　業　崔敬伯　錢　穆　馬壽齡 蔡一諤　於永滋　陸侃如　朱自清　薛文波　黃子卿 熊迪之　焦實齋　謝景升　劉敦楨　林志鈞　葉公超 郭紹虞　薩本鐵　趙　斌　艾宜裁　金岳霖　曾遠榮 陳　楨　容肇祖　盧柳文　田洪都　夏　雲　劉　節 馮家升　連士升　梅貽寶　張奚若　梁士純　張佛泉 梁思成　黎錦熙　陳其田　張子高　齊思和　林徽因 常松椿　李繼侗　雷潔瓊　謝玉銘　李安宅　吳世昌 王夢揚　楊武之　侯樹彤　趙承信　於式玉　黎琴南 楊　堃　周先庚　楊秀峰　馮沅君　熊樂忱　李一非[20] 2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四次評議會。會議修訂研究院章程關於授予碩士學位之規定，修訂教務通則關於授予學士學位之規定。 是月　《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錄》載文學院名錄如下：院長馮友蘭（芝生）。中國文學系，主任朱自清（佩弦），教授陳寅恪、楊樹達（遇夫）、俞平伯、劉文典（叔雅）、聞一多、王力（了一），專任講師浦江清，講師趙萬里（斐雲）、唐蘭（立廠），教員許維遹（駿齋）、余冠英，助教李嘉言（慎予）；外國語文系，主任王文顯（力山），教授畢蓮（美國人）、陳福田、吳可讀（英國人）、吳宓（雨僧）、溫德（美國人）、翟孟生（美國人）、錢稻孫、葉公超、華蘭德（德國人）、陳銓（濤每）、吳達元，專任講師楊業治，講師黃偉惠、秦善鋆（宣夫），教員張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國人）、徐錫良、譚秀紅，助教蔣思鈿、王友竹（梅生）；哲學系，主任馮友蘭，教授金岳霖（龍蓀）、鄧以蟄（叔存）、沈有鼎（公武），專任講師張蔭麟（素痴），講師賀麟（自昭），助教李濂（戲魚）、張岱年（季同）、王森；歷史學系，主任蔣廷黻、教授兼代主任劉崇鋐（壽民），教授陳寅恪、孔繁霱（雲卿）、噶邦福（俄國人）、雷海宗（伯倫），專任講師張蔭麟、王信忠、邵循正（心恆），講師齊思和（致中）、譚其驤（季龍），教員吳晗（辰伯），助教楊鳳岐（子山）、何基（惠廉）、魯光桓（公望）、谷光曙；社會學系，主任陳達（通夫），教授吳景超、潘光旦（仲昂）、李景漢，講師楊堃（象乾），助教倪因心、史鏡涵（伯海）、蘇汝江。 11　月 3日　赴俞平伯招宴，同席者有郭紹虞、楊蔭瀏、朱自清、浦江清、汪健君、陳延甫。郭、楊擬加入谷音社。[21] 4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六十三次校務會議。 5日　《校刊》第七八六期刊出二十五年度清華大學常設委員會一覽，先生任聘任、圖書館、大學一覽、學生生活指導等委員會委員，出版委員會主任。 9日　晚，宴請俞平伯夫婦、羅家倫等。[22] 11日　下午出席第一一五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修訂之招收清寒公費生章程第二條，確定其成績最低要求：一年級七十二分，二年級以上七十五分。 18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六十四次校務會議。同日，派朱自清攜教職員公會捐款兩千元前往綏遠及平地泉慰勞前方抗日將士。 22日　主持教職員公會演講會，請朱自清講綏遠勞軍情況。 25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六次評議會。梅貽琦向會議報告在湘視察建築工程、在贛視察航空研究所設施情形，在京與教育部次長商談應為將來在湘建築舉辦事業預先計劃早作準備之情形。會議推定先生及葉企孫、陳岱孫、顧毓琇、吳有訓、張奚若、戴芳瀾擬訂在湘舉辦特種研究事業計劃。與楊樹達、聞一多、俞平伯、雷海宗、劉崇鋐、陳達、孔繁霱、鄧以蟄、潘光旦、沈有鼎、楊業治、朱自清等為修建萬斯同祠、墓各捐款一元。[23] 30日　《這天的感想》刊於《清華副刊》四十五卷五期。 是月　《中國哲學史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序》云：「近來對於國哲學史，時有新見。其中比較重要而且比較成系統者，為關於先秦學諸家起源之說。曾於去年及今春先後寫成《原儒墨》、《原儒墨補》、《原名法陰陽道德》三文，先後發表於《清華學報》。此三篇合而觀之，為一先秦子學諸家起源考，可補拙著《中國哲學史》之不足，並正其錯。又近年來零星發表關於中國哲學文字及關於拙著與師友討論之，其中亦有可補拙著之不足或正其錯誤者，茲均輯為一書，題曰《中國哲學史補》，以便參考。……此書中所輯《秦漢歷史哲學》一文，不能視為純粹講歷史者。但對於秦漢歷史哲學之意義，不無解釋，故亦采入。又《中國近年研究史學之新趨勢》一文，原系別人所筆記之講演稿，殊嫌過於簡略。但因無意重寫，故即將筆記稿為修正文字後印入。此雖與中國哲學史無關，但可見余近來對於史學之見解。師友評論拙著《中國哲學史》之文，余亦曾答覆者，茲印入附錄，以便參閱。張季同先生之文，可視為拙著之提要，故亦印入。'Why China Has No Science'一文，其主要意見與余近所見不同，故拙著《中國哲學史》未採用之，但友人常有欲看此文者，而登原文之《國際倫理學》雜誌，在國內又不易得，故亦印入，以便流通，且以見余今昔所見之差異。'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述中國現代思想之狀況，為拙著所未談及者，故亦印入。」 12　月 2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六十五次校務會議，討論在湘特種研究與湘省立高農之各種關係問題。 3日　出席教授會常會。會議因不足法定人數改為茶話會。 4日　《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序》刊於《北平晨報》。 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六十六次校務會議，繼續討論在湘特種研究所與湘省立高農關係問題。 9日　下午三時在辦公樓會議室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與會者還有陳達。會議討論小學陳主任與教員糾紛案。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七次評議會。梅貽琦向會議報告先生參與擬訂之特種研究計劃，討論決定暫擬六項：農學、金屬學、應用化學、應用電學、糧食調查、農村調查。又討論決定在湘七特種研究所建乙、丙兩樓招標方案。 10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六十七次校務會議，討論二十六年度初級概算。晚八時在辦公樓會議室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會議繼續審議小學陳主任與教員糾紛案，決定由主席召集該校全體教師並親往講話。 11日　為排解成志小學糾紛，上午九時在該校一年級教室召集全教師講話。 10日至12日　《北平晨報》刊出《馮友蘭教授》。 1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八次評議會，修訂教務通則。 15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臨時會。大會因西安事變發生，由蕭蘧、潘光旦等八人提議召集，討論後決定：（一）以教授會名議致電國民政府。（二）以教授會名義發布宣言。（三）推舉先生及朱自清（召集人）、聞一多、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七人組成委員起草電報及宣言。（四）授權該委員會擬就電報、宣言後立即以教授會名義直接對外發表。當晚即與朱自清等擬電文、宣言，並立即對外發表。致國民政府電云：「茲者國家統一甫經告成，正賴上下一心，抵禦外侮，乃張學良以待罪之身，於前方軍事緊急之際，竟敢妄作主張，劫持統帥，禍國之罪法所難容，務祈明張撻伐，以肅紀綱，而固邦本。」宣言云：「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華民族達於平等自由之域者，凡我同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外交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所湊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近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入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夫統一之局，成亡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24] 16日　晚八時半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臨時會。大會由趙訪熊、金岳霖、吳有訓等七人提議召集，經討論決定以教授會名義分電太原閻錫山、綏遠傅作義鼓勵將士抗日，電稿由昨日所推舉七人委員會起草，並請陳之邁參加。會後即與朱自清等擬教授會分致閻錫山、傅作義電：「太原閻主任、綏遠傅主席鈞鑒，並轉前線各軍師旅團長暨全體將士公鑒：綏遠戰事，我軍連捷，易勝慶幸！西安變亂，舉國已一致聲討，想不久即可敉平。務望本原定禦侮計劃繼續進行，國家幸甚。」[25] 22日　在北平成達師範學校講《青年的修養問題》。要點為青年要感覺責任，立定志向，注重興趣，忘去成敗，鍛煉性格。 23日　下午三時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四時出席第六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擬訂特種研究事業預算：暫訂一五（1936年—1941年）計劃，每年三十萬元，其中以十二萬為建築費，十八萬為研究費。 30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一九次評議會，聽取梅貽琦報告，關於上星期五因慶祝蔣介石返南京少數學生發生爭執及衝突之經過和校方處置之情形。 31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六十九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如下議案：（一）清華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前經明令取消，茲據報告該會仍繼續活動，應如何處置案——著即解散，並布告警戒。（二）講師教員助教公會請求添建教職員經濟住宅，免除單身宿舍租金案——前者原在校方建築計劃中，中因時局關係暫停進行，將來視時局情形再行酌定，後者因事關預算，礙難照准。 是月　《青年的修養問題》（趙幻雲記）刊於《現代青年》第五卷第六期。《〈莊子〉內外篇分別之標準》刊於《燕京學報》第二十期。此文認為「內篇七篇與其餘諸篇……之不同，只有一點，即內篇七篇皆有題目，而其餘諸篇，則無有另加的題目，只取篇首之二字或三字為標題」，又認為「今本《莊子》，乃許多莊學論文，依漢魏六朝人對於著作之觀念，以編成者。經此編定，所謂《莊子》之書，乃有內篇，外篇，雜篇，自序，儼然一系統分明之整個著作。其實此千金之裘，乃集腋所成，非一狐之皮，惟其排列編次則殊見匠心耳」。《朱子所說理與事物之關係》摘要刊於《哲學評論》第七卷第二期。劉盼遂贈其所作《由周迄清父子之倫未全確定論》（《燕京學報》第二十期單行本）。陸侃如贈其所作《風雅韻例》（《燕京學報》第二十期單行本）。陸侃如、馮沅君贈其合著《南戲拾遺》（《燕京學報》專號之十三）。顧頡剛、馬萌良約會先生及徐炳昶、陶希聖、白壽彝、張蔭麟、連士升、吳世昌、李安宅等在《申報》辦《星期論壇》，於1937年1月10日發刊。[26] 是　年 卜德譯畢《中國哲學史》上冊，交北京法文書店出版。「在抗戰前，卜德到清華聽我講中國哲學史的課，同時翻譯我的《中國哲學史》。譯完了第一冊，交當時一個法國人辦的『法文書店』在北京出版。1936年卜德回美國去，臨走時說，將來有機會再來繼續翻第二冊。」[27] 錢穆贈其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大學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 春，吳醒民贈其所作山水條幅。先生在清華圖書館就自己收藏的中國古代兵器舉辦展覽。 春夏之交，李義祉先生在清華講學時住在校園內工字廳客房中，先生曾去拜訪，李先生的兒子李賦寧也在場。先生除談了黃河水利問題，並談論說，中國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多半為農家出身，雖然有些家庭是地主，但其成員年輕時並未脫離生產勞動。先生稱自己的家世和李先生的家世相似，都是「半耕半讀」。 約是年，羅香林贈所輯其父羅幼山遺著《希山叢著》第一集八本，並題曰：「芝生吾師賜存。受業羅香林敬呈。」 * * * [1] 據《朱自清日記》。 [2] 以上均據20日出版之《校刊》第七二一期。又，據26日出版之《校刊》第七二三期記載，教授會辭職宣言公布後，學生自治會立即承認錯誤，並往各教授家進行挽留，梅貽琦一面復函各教授，「務懇先生等即日復職並策進行」，一面召集全體學生訓話，並貼出通告，其一雲「該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委員黃誠、陳元等十一人本應立即開除學籍，姑念該生等事後已知深自引咎，特從寬每人記大過一次，以資儆戒」；其二雲「本學年上學期考試因教授全體辭職，未能於2月24日起照新定校歷進行，除向各教授懇切挽請復職外，茲改定於2月29日至3月6日舉行」；其三雲「下學期定於3月9日始業，所有新定課程及特別講演均定於同日開始」。 [3]引自《朱自清日記》。 [4] 引自《朱自清日記》。 [5] 馮友蘭《一九三六年清華被圍紀事》，載《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十六輯。 [6]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原載《黨史通訊》第6期，轉引自《清華十級紀念刊》。 [7] 據《校刊》第七十八期報道：「被捕同學王萬福等五人已由校方保釋，其餘十六人日內亦將釋放。」 [8] 據《朱自清日記》。 [9] 據《朱自清日記》。 [10] 據《朱自清日記》。 [11]據《朱自清日記》。 [12] 1936年夏，清華大學評議會欲解聘哲學系教授張申府，先生為張爭取續聘，未獲成功，7月2日評議會正式解聘張申府。 [13]據《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上冊，第182頁。 [14] 據《朱自清日記》。 [15] 據《朱自清日記》。 [16]孫群，字庚三，富陽人，1933年去世。 [17] 據《俞平伯年譜》，第187頁。 [18] 據《俞平伯年譜》，第188頁。 [19] 據《俞平伯年譜》，第190頁。 [20] 據《學生與國家》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10月25日。 [21] 據《俞平伯年譜》，第192頁。 [22]據《俞平伯年譜》，第192頁。 [23] 據《朱自清年譜》，第166頁。 [24] 此電報與宣言均刊於《校刊》第七九九期。 [25] 此二電文均刊於《校刊》第八〇〇期。 [26] 據《顧頡剛年譜》，第264頁。 [27]引自先生1968年6月2日所寫《關於1946—1948年我去美國的問題》。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丁丑）　四十二歲 1月，何干之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文獻集出版。　5月，李達《社會學大綱》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　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進犯宛平縣，當地駐軍奮起抵抗。17日，蔣介石宣布對日作戰。29日，北平淪陷。　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國民黨提交《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是月，何干之編《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出版。　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　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共宣言的談話，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11月13日，上海淪陷。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　12月13日，日軍侵占南京，進行大屠殺。 1月24日至27日，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在南京召開。　2月，方東美《哲學與人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7月，毛澤東發表《實踐論》。　8月，毛澤東發表《矛盾論》。 1　月 6日　下午三時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四時出席第一二○次評議會，會議由梅貽琦報告奉教育部高教司來函轉述關於清華處置學生糾紛之意見，由顧毓琇、沈履、王明之報告赴湘商洽調整清華與湘省立高農各種關係之經過及視察建築工程情形，又審議在湘特種工程建築承包案。 7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1月份教授會。梅貽琦向會議報告最近處理學生間衝突及解散救國會等組織之經過情形，以及停止《清華周刊》出版之原由。因不足法定人數，報告會議改為茶話會。 11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次校務會議。會議確定二十六年度各學系及體育部等薪俸預算支配方案，其中，中文系三萬八千八百元，外文系七萬元，哲學系兩萬六千四百八十元，歷史學系三萬四千零九十元，社會學系兩萬四千四百六十八元。 13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一次校務會議，審核二十六年度水電薪炭油脂預算草案，討論修證辦公汽車借用規則問題。 15日　上午九時出席第七十二次校務會議，審議二十六年度各項收支預算。 18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一二一次評議會，審議在湘特種工程建築、衛生消防工程承包案。 22日　離北平赴南京。 23日　抵達南京。 24日　上午九時在中央大學致知堂出席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開幕式，聽年會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國民黨中央黨部致詞、教育部長陳立夫致詞及來賓致詞，聽宣讀論文：沈有鼎《中國哲學今後的開展》，張東蓀《哲學究竟是什麼》，蔡尚思《研究中國哲學應有的新認識》，王慕尊《現代哲學之趨勢》。會後參加合影。下午一時半在中山院繼續出席哲學年會並宣讀論文《哲學與邏輯》，又聽其他人宣讀論文：傅統先《宇宙之組織》，金岳霖《現實底個體化》，黃建中《知行合一之義界與論域》，方東美《哲學三慧》。同日，《從中國哲學會說到哲學的用處》刊於《申報》。此文認為「世界有許多的國家，都要建立一種哲學，以為『道統』，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我們在那一種社會裡，我們即在那一種『道統』里，不過我們如同呼吸空氣一樣，久而不覺其有罷了。」 25日　上午九時始在中山院繼續出席哲學年會，聽宣讀論文：汪奠基《從機械形構到感覺幾何》，何兆清《定律觀念與近代科學》，顏歆《墨葉森（Meyerson）之因果論》，王駿聲《時空之實體問題》。下午二時始仍在中山院聽宣讀論文：陳鍾凡《真理論的分野及其批判》，葉青《論理學問題》，洪謙《關於外界的實在性問題》，虞愚《互涉的原理》。 26日　上午九時始在中山院繼續出席哲學年會，聽宣讀論文：祝百英《範疇形式》，朱謙之《宋儒理學對於歐洲思想之影響》，謝幼偉《Royce之太極觀》，慈連炤《詹姆士與杜威兩家人生哲學之比較觀》。下午一時半始仍在中山院聽宣讀論文：李證剛《易學在現實之價值》，黃子通《莊子之形上學》，郭本道《儒家哲學》，唐君毅《〈老〉〈莊〉〈易傳〉〈中庸〉形上學之論理的結構》，汪震《王陽明哲學系統》，程啟槃《雕菰樓易義精蘊》，周叔迦《佛教的辯證法》，許世雄《n方關係論淺釋》。 27日　上午九時始在中山堂繼續出席哲學年會，聽宣讀論文：全增嘏《哲學與政治》，冒景瑄《儒家之法律哲學》，宗白華《中西畫中所表現之空間意識》，方東美《生命悲劇之二重奏》。下午一時半始仍在中山院出席哲學年會，聽中國哲學會理事會報告，選舉第二屆理事會、編委會，討論會務及提案。先生當選為常務理事並連任編委會主任。常務理事尚有金岳霖、祝百英、湯用彤、宗白華，理事尚有方東美、黃子通、全增嘏、張東蓀、賀麟、胡適、林志鈞、汪奠基、何兆清、黃建中。編委與上屆同。又新成立中國哲學會上海分會，由全增嘏、傅統先負責。 月底　返回北平。 是月　《中國政治哲學與中國歷史中之實際政治》刊於《清華學報》十二卷一期（後收入《古史辨》第七冊下）。此文認為「儒家禪讓之說乃理想的一人政治所必要者……故實際上之一人政治，必須用之。此所以理想與現實之不能為不相干之兩橛也」。《古史辨》第六冊出版，先生為之作序，認為疑古是審查史料，釋古是將史料融會貫通，無論疑古或釋古，都是中國史學所需要，無所謂孰輕孰重。 2　月 8日　出席一二二次評議會。會議追認梅貽琦在湘所購夏家沖救濟院及縣教育局田地。 17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三次校務會議，討論下學年支出預算遺留各項問題。 18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2月份教授會，會議聽取梅貽琦關於在長沙等處設置研究機關、葉企孫辭去理學院院長及另聘吳有訓擔任理學院院長等情況後，選舉葉企孫為評議員，又選舉畢業成績審查委員會委員，朱自清等五人當選。 22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七十四次校務會議，審核二十六年度留美經費收支概算，二十四年度經常、臨時各費收支決算。 2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三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二十六年度校歷草案，決定在學校附近建築小住宅二十所供教職員居住，通過二十四年度收支決算，通過二十六年度收支概算及留美經費收支概算。 3　月 11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3月份教授會，會議因不足法定人數，改為茶話會。 15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四次評議會。會議由潘光旦主持，審議留美公費生申請延期案。 是月　《哲學與邏輯》刊於《哲學評論》七卷三期。全文分八部分，即（一）思與辯，（二）哲學之新與舊，（三）實際與實在或真際，（四）類及全，（五）理及太極，（六）氣，（七）形上與形下，（八）餘論。文中借用傳統哲學「器」、「氣」、「理」以及「太極」等範疇提出自己的哲學思想，認為有理始有性，有性始可有實際的事物，故理為體而實際事物為用；認為「最哲學的哲學對於實際，無所主張或極少主張，無所肯定或極少肯定，只是人對於實在之一種理智的了解。但此對於人生亦非無實用，如……以『全』為對象而思之，可有宗教家之樂而無其愚」。 4　月 2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五次評議會，會議仍由潘光旦主持。秘書長沈履報告接中央大學校長寄來所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聯合招考辦法草案後，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加建教職員住宅土木、衛生、電氣各工程承造單位及費用。 3日　晚八時出席第一二六次評議會，聽梅貽琦報告在湘視察情況。 1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七次評議會。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擬具之第五屆考選留美公費生應考門類及名額。 19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八次評議會。會議討論並通過先生及潘光旦、吳有訓、陳岱孫、施嘉煬擬訂審查標準詳加審查之本屆教授教員助教休假研究計劃。 21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六次校務會議。會議確定各系及行政部門職員類別。 22日　朱自清來信，談請中文系教授王力暫緩休假事。[1] 24日　參加梅貽琦茶會。在座除清華教授外，還有外賓多人。 25日　參加清華校慶二十六周年活動。 28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七次校務會議。梅貽琦報告部方對各校聯合招生之最近意向後，會議繼續討論職員類別問題。 下旬　《清華廿六周年紀念感言》刊於《清華周刊》第四十六卷第三期。 5　月 3日　《教青年認識祖國》刊於《申報》。此文認為關於知識方面的教育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關於道德的教育則專靠有形的教育不能有什麼功效。愛國是一種道德，要想教一個人愛國，不但需要教他知道應該愛國，更需要使他有愛國的性格，而性格是要「養」成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國之可愛的地方直放在他們面前，所以「我們政府應該於各學校放暑假的時候，調集許多列車，讓各地方的學生，坐著往各地方去看」，「並且派各項專家領導他們，將所見的東西隨時講給他們聽」，「從國防及教育方面，這種辦法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4日　中午宴請朱自清等。[2] 5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八次校務會議，繼續討論職員類別問題。 6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梅貽琦報告與北大聯合招生問題後即散會，改請陳博生即席講演日本近況。與朱自清商談聞一多請求聘任郭沫若事，未作決定。[3] 12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二九次評議會。會議決定請先生及朱自清、陳岱孫審查中國西方語文學會請求每年津貼會費案。 19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七十九次校務會議。為暑期學生集訓，會議決定本學期期考提前一周舉行。 20日　下午四時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楊業治、邵循正升任教授。 15日、22日　《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與孫道升合寫）刊於《出 版周刊》二三三、二三四期。[4]此文認為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是指怎樣研究客觀的、不成文的中國哲學史，其方法有六：（一）鑽研西洋哲學，（二）多方搜集資料，（三）詳密規劃跡團，（四）探索時代背景，（五）審查哲人身世，（六）評述哲人哲學。 2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一三○次評議會。梅貽琦報告教育部指定清華等四校辦理暑期講習班及清華與北大等三校商定籌備經過情形後，會議經討論確定6月15日舉行畢業典禮，大體通過清華長沙研究所組織大綱草案，又通過校務會議擬具之各系、部所需管理人員類別、名額標準草案。 28日　下午四時出席聘任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吳晗等升專任講師。 30日　致函陳垣，推薦黃建中往輔仁大學任教。 6　月 3日　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會議選舉下屆教授會書記，陳之邁當選；選舉下屆評議員，陳福田、蕭蘧、朱自清、施嘉煬、薩本棟、鄭桐蓀、劉崇鋐當選。又推舉張子高出席第九屆畢業典禮並代表教授會致詞。 6日　朱自清來信談為中文系教師浦江清加薪事。[5] 10日　《文學院概況》、《哲學系概況》刊於《清華嚮導》。 11日　上午九時在辦公樓會議室主持成志小學董事會會議。會議審議該校陳主任因病函辭案，決定挽留；審議該校請聘教員案，決定登報招聘。又修正通過下學年小學預算。 13日　致函陳垣，推薦黃曦峰往輔仁大學經濟系任教。 14日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在後工字廳出席教授會。會議審議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審查報告，決定準許研究生四人、本科生二百五十人畢業。 16日　上午九時出席第八十次校務會議。會議通過新建教職員住宅分配租用辦法。十時出席第一三一次評議會。會議討論留美學生申請延期案，又決定與義大利交換研究生。 17日　下午，訪俞平伯。 22日　朱自清來信，談因中文系教學與聞一多研究需要加聘助教事。[6] 25日　朱自清來信，談繼續聘用唐蘭、趙萬里為中文系講師事。[7] 28日　中午訪吳宓。吳宓是日日記云：「言外國語文系易主任事，以宓欲潛心著作，故未徵求及宓，求宓諒解。又言，擬將來聘錢鍾書為外國語文系主任雲。宓竊思王（王文顯——蔡按）、陳（陳福田——蔡按）對宓個人尚無大害。唯錢之來，則不諦為胡適派即新月派新文學派在清華占取外國語文系。結果，宓等必造排斥，此則可痛可憂之甚者。……旋即避正題，與馮君暢談哲學，多所獲益。」[8] 29日　往吳宓宅送教育部公函。「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君，送來教育部長公函，擬薦宓至德國Frankfurt am Main之中國學院任教授。」[9] 30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一三二次評議會。會議批准政治學系加入中國政治學會為團體會員，決定接受研究院推薦哲學部畢業生任華、經濟學部畢業生王秉厚赴英美研究。 下旬　赴西苑為清華、北大軍訓學生講演。 是月　徐英《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刊於《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二期。 7　月 月初　與梅貽琦、吳有訓、潘光旦、顧毓琇、陳岱孫、蕭公權、陳之邁、沈仲端、張奚若、浦薛鳳等同時收到蔣介石召集之廬山座談會邀請柬，先生被安排在第二批。[10] 7日　上午在香山飯店宴請童冠賢[11]。「那一天上午，我同幾個朋友，在香山飯店吃飯，下午回到清華，有人給我打電話，說西直門關了，出了什麼事，不知道。第二天才知道，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盧溝橋開火了。」（《全集》第一卷，第85頁） 8日　傍晚，俞平伯來訪。 11日　晚，出席校安全委員會會議。 12日　晚，出席校安全委員會會議。 14日　晚，出席教授會。 中旬　遷家至城內什剎海旁白米斜街3號。時徐旭生亦居此。先生白天仍在清華辦公，有時仍宿乙所。 28日　在城內南河沿歐美同學會參加任之恭[12]、陶葆檉婚禮，並為之主婚。「過了幾天，我在城內歐美同學會參加任之恭的結婚典禮，禮畢吃了飯以後，得到消息，說西直門關了。清華的人都不能回去，新夫婦在清華預備的新房也不能用了。……第二天天剛亮，就聽見飛機聲、炸彈聲響成一片。……晚上，聽見通往西直門的那條大街上，車馬過了一夜。等到天明，消息傳來，說當時北京城裡中國軍隊最高指揮官宋哲元已經走了……北京已經完全被放棄了。」（《全集》第一卷，第85—86頁） 30日　朱自清與王××、錢××為清華安全事來白米斜街，先生遂與朱等共赴公安局請求援助，又與之分乘兩輛汽車回清華，「至則全然無事，雖紛亂而無危急」[13]。 月底　將子女送燕京大學沅君先生處。 是月　長女鍾璉考入燕京大學外國語文系。 8　月 16日　俞平伯來訪。 22日　午飯後於圖書館閱報，遇吳宓。[14] 是月　在清華參加護校。「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我們南遷，清華園完全成了一片真空。我們參加校務會議的這幾個人，還住在清華，說的是要保護學校。我在圖書館內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中國一定會回來，要是等中國回來，這些書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們在清華一天，我們就要保護一天。」（《全集》第一卷，第86頁）「有一個夜晚，吳正之（有訓）同我在清華園中巡察，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正之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裡守著沒有意義了』。我忽然覺得有一種幻滅之感。……後來我讀到清代詩人黃仲則的兩句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我覺得這兩句詩所寫的正是那種幻滅之感。我反覆吟詠，更覺其沉痛。」（《全集》第十卷，第473—474頁） 9　月 月初　奉教育部令，清華大學決定南遷，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為長沙臨時大學。「實行南遷的辦法是，發出通知，叫教師和學生於暑假後開學時，在長沙集合。……決定以後，南遷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別。當時走的人，都先到天津，因為京漢路已經不通了，南下都得經過津浦路。我和吳有訓兩個人一起走，先到濟南，住在張鴻烈家裡。……我們從濟南到鄭州，等著換京漢路火車往漢口。在鄭州住的時候，我建議上館子吃一頓黃河鯉魚。我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有機會就先吃一頓。在鄭州，又碰見熊佛西，三個人一同去吃黃河鯉魚。熊佛西喜歡養狗，他說起許多狗的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都離開了，狗沒法帶，只好拋棄了。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我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喪家之狗。」（《全集》第一卷，第87頁）到長沙後，先生住下麻園嶺。 12日　吳宓是日日記中云：「陳福田告彼梅貽琦命教授等赴長沙開學，清華教授同人行止不一，宓可自決。但馮友蘭等甚望宓能前往。宓答以容考慮後再決復。」[15] 16日　長沙臨時大學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定先生與陳岱孫、梁實秋、饒毓泰、楊石先、趙迺摶、方顯廷、吳有訓、顧毓琇等九人為直屬常委會之臨時大學圖書設計委員會委員，由陳岱孫負責召集。[16] 27日　下午二時在長沙下麻園嶺清華大學辦公處出席第一次校務會議，與會還有吳有訓、陳岱孫、顧毓琇。會議由梅貽琦主持，決定（一）教授於長沙臨時大學開學前到湘者薪俸自9月起照發；於開學後到湘者自到湘之月發薪；不來湘者除學校指定有任務者外概不發薪。（二）研究院暫停辦一年。（三）本學年出國研究教授暫緩出國。 28日　臨時大學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推定先生及梅貽琦、樊際昌、黃子堅、潘光旦、吳有訓、陳岱孫、顧毓琇、饒毓泰（未到校前由曾昭掄代）、葉公超、張子櫻、楊石先、方顯廷為課程委員會委員，由梅貽琦召集。會議決定臨時大學10月25日開學，11月1日起上課。 下旬　出席圖書設計委員會會議，擬定中央庚款協助圖書費各學系分配數目。出席課程委員會會議，擬定臨時大學系別。 10　月 2日　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課程委員會擬定之臨時大學系別，決定文學院設中國文學、外國語文、歷史社會、哲學心理教育四系，暫不設研究所。 5日　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推定各學系教授會主席，負責各該系課程編制、工作分配及設備籌劃等事宜。文學院四系的各教授會主席分別為中國文學系朱自清、外國語文系葉公超、歷史社會學系劉崇鋐、哲學心理教育學系馮友蘭。 8日　下午四時出席梅貽琦舉行的茶話會。梅於會上宣布文學院設於南嶽。 11日　朱自清來訪，商談遷南嶽事。 13日　下午二時出席第二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潘光旦、陳岱孫、吳有訓、沈履。會議由梅貽琦主持，決定7月28日後離平、津來湘服務之同人由學校分別發給來湘旅費（教授、專任講師、科部主任以上每人一百四十元，其他每人一百一十元）。 15日　臨時大學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正式決定，因長沙校舍不敷分配，文學院設於南嶽聖經學校。 20日　下午4時出席第三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每月20日如學校未能發給該月薪金時，應暫行墊發生活維持費，薪金在一百元以上者發五十元，五十至九十九元者發三十元，五十元以下者發二十元。 25日　出席長沙臨時大學開學典禮。[17]下午朱自清、聞一多來下麻園嶺訪先生。 26日　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文學院教職員於11月3日遷往南嶽。同日，與文學院同人商討南嶽分校的分配問題。 28日　文學院各系教授會主席合組文學院院務委員會，推舉朱自清為召集人。 11　月 2日　在下麻園嶺出席清華為文學院教師餞行之宴會。 3日　與朱自清、聞一多、陳夢家、葉公超、金岳霖、吳俊升、羅廷光、周先庚、燕卜蓀、羅皚嵐、柳無忌等十餘人坐長途汽車自長沙抵南嶽，住停雲樓。 上旬　組織麵食團，吳宓等文學院教授在此團搭夥。[18]開始寫《新理學》。「這座校舍正在南嶽衡山的腳下，背後靠著衡山，大門前邊有一條從衡山流下來的小河。大雨後，小河還會變成一個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馬亂之中，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讀書，師生都很滿意。……大家都展開工作。湯用彤寫他的中國佛教史，聞一多擺開一案子的書，考訂《周易》。學術空氣非常濃厚。但是想到時局，又都覺得悽然。我有一次爬山，走到一個地方，叫『二賢祠』。據說是朱熹和張栻聚會的地方。祠里正房叫『嘉會堂』。堂中立了一塊橫匾，上寫『一會千秋』。我作了幾首詩，其中兩首是：『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洛陽文物一塵灰，汴水繁華又草萊。非只懷公傷往跡，親知南渡事堪哀。』在有一次會上，朱自清朗誦了這兩首詩，全體師生都感到悽愴。不過當時的生活，也還有另外一方面。有一次在飯廳吃飯，菜太咸，有人說，太咸也有好處，可以防止人多吃。聞一多隨口用漢儒解經的套子說：『咸者閒也，所以防閒人之多吃也。』他還做了一首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這是為了嘲弄哲學系的人而作的。哲學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經常戴一副眼罩。鄭昕喜歡喝酒。前二句是指他兩人說的。當時吳宓有一首詩，其中有『相攜紅袖非春意』之句，我認為不很得體，第三句就是指此而言。第四句是說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紙枚代替蓍草。我們住的那座樓旁邊有棵臘梅。那時臘梅正開，站在樓上欄杆旁邊，恰好與臘梅相齊。有一天聞一多同我又說起吳宓的那一句『紅袖』詩，他隨口說出了一句詩：『每飯不忘紅袖句』，我隨口應了一句『憑欄只見臘梅花』。」（《全集》第一卷，第87—89頁） 19日　文學院開始上課，教授共十九人。容肇祖（北大歷史系教授）以此十九人名作七絕數首云：「馮闌雅趣竟如何（馮友蘭），聞一由來未見多（聞一多）。性緩佩弦猶可急（朱自清），願公超上莫磋砣（葉公超）。　鼎沈雒水是耶非（沈有鼎），秉璧猶能完璧歸（鄭秉璧）。養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無忌何時破趙圍（柳無忌）。　從容先著祖生鞭（容肇祖），未達元希掃虜煙（吳達元）。曉夢醒來身在楚（孫曉夢），皚嵐依舊聽鳴泉（羅皚嵐）。　久旱蒼生望岳霖（金岳霖），誰能濟世與壽民（劉壽民）。漢家重見王業治（楊業治），堂前燕子亦卜孫（燕卜蓀）。　卜得先甲與先庚（周先庚），大家有喜報俊升（吳俊升）。功在朝廷光史冊（羅廷光），停雲千古留大名（停雲樓）。」[19]其中第四首七絕為先生所作，燕卜蓀是外國人。當時容肇祖苦於沒法將其名字聯入詩中，求援於先生。先生脫口而出：「堂前燕子亦卜孫。」是日晚，出席學生聯合會集會並講話。「馮作一非常機敏談話。」[20] 是月　《中國哲學史》上冊卜德英譯本於北平出版（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 tr.by Derk Bodde, Peiping: Henri Vetch）。 12　月 17日　參加北大三十九周年紀念慶祝會。 22日　與朱自清、劉崇鋐在南嶽大旅社為汪緝齋夫婦及謝樹奐餞行。[21] 31日　參加文學院師生除夕聯歡會。《吳宓日記》於是日云：「在圖書館，即宓等居室之樓下……沿長案列坐，進簡樸之糕點。以視昔在北平清華，真可謂流離中之歡聚矣。有馮、錢諸公演講，有自前線工作歸來之學生報告，有各種諧談，有徐文、李劭、傅幼俠等之唱京戲，浦江清、沈有鼎之唱崑曲。又有奏樂器者。8：00開會，12：00始散。」[22] 是　年 本年《國立清華大學一覽》刊載哲學系及文科研究所哲學部課程說明，其中關於先生所授四門課說明如下：「中國哲學史，講授自周秦迄近代中國哲學家之哲學系統，分析而批評之，並隨時與西洋哲學比較研究。每周三小時，全學年，六學分」、「中國哲學史研究，本學程由選習學生各提出其興趣所近之有關中國哲學史之問題，分別研究。於每次上課時，將其研究所得，或於研究時所發現之困難，報告討論。每學期作書面報告一次。每周二小時，上學期，二學分」；「老莊，本課程取老子莊子之書，加以精讀，並闡明其中義理。每周二小時，上學期，二學分」；「朱子，本課程取朱子之主要著作加以精讀，並闡明其中義理。每周二小時，下學期，二學分」。 寫成《論民族哲學》。此文認為民族哲學之所以具有民族性，是因為它「是接著某民族的哲學史講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語說底」，此民族性，對哲學而言，「不在乎其內容，而在乎其表面」，但它「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滿足……可以引起精神上的團結」。又認為「科學對於人底關係是非人底，而哲學對於人底關係則是人底。……哲學能使人對於宇宙人生，有理智的了解，亦能使人對於宇宙人生有情感上底滿足」。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Huai Nan Tzu", by Evan Morgan（《伊凡·摩爾根的〈淮南子論道〉》）（書評）刊於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1935—36。 長沙臨時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課程表1937至1938年度規定先生所授課程有「中國哲學史」、「朱子哲學」。[23] * * * [1] 據《朱自清年譜》，第172頁。 [2] 據《朱自清日記》。 [3]據《朱自清年譜》，第172頁。 [4] 孫道升畢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時在西安任教。 [5] 據《朱自清年譜》，第173頁。 [6]據《朱自清年譜》，第173頁。 [7] 據《朱自清年譜》，第173頁。 [8] 據《吳宓日記》第六冊，第157頁。 [9]轉引自《吳宓日記》第六冊，第158頁。 [10] 後因盧溝橋事變發生，交通斷絕，先生未赴廬山。 [11] 童冠賢，先生留美時同學，時從南京來北平。 [12] 任之恭時任清華物理學系教授。 [13]據《朱自清日記》。 [14] 據《吳宓日記》第六冊，第201頁。 [15] 據《吳宓日記》第六冊，第213頁。 [16]臨時大學常委會由三常委（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及秘書主任（楊振聲）組成，下設教務處（由清華教授潘光旦負責）、訓導處（由南開教授黃鈺生負責）、總務處（由北大教授樊際昌負責）。 [17] 《長沙臨時大學工作報告書》：「本校校舍系經教部與湖南教育廳事先租定長沙韭菜園聖經學校校舍。此校舍原為美國教會所經營，校容清雅可觀。教室桌椅設備亦頗完具。唯全校僅有三層正樓一座，宿舍三座。除正樓充分利用為教室、實驗室，宿舍用為單身教職員宿舍外，尚無男女學生宿舍。爰於附近四十九標覓得營房三座，借為男生宿舍，於韭菜園涵德女校覓得樓房一座，租為女生宿舍。然計其全部容量仍不過千人。經一再討論，始復勘定南嶽聖經學校為分校校舍，將文學院各系暫行遷往，計其地可容納教職員三十餘人，學生約二百人。……現全校共有教員一百四十四人，內北大五十五人，清華七十三人，南開二十人。……截止11月20日，到校舊生共一千一百二十人，內清華六百三十一人，北大三百四十二人，南開一百四十七人。……現收借讀生二百一十八人，合北大、清華聯合在武昌所招收新生及南開附中升班新生共一百一十四人，共計借讀、新生三百三十二人，加上三校原有學生到校者，總數為一千四百五十二人。」 [18] 據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第88頁。《吳宓日記》記此事云：「教授飯食，有兩團體。其一米食，其二麵食。乃馮友蘭君所帶來之河南廚役制辦。宓加入此麵食團。每月二十元。不但有饅頭，且肴饌豐美。紅燒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在平常亦不易得此也。」（見《吳宓日記》第六冊，第270—271頁。） [19] 據柳無忌《南嶽山中的臨大文學院》，見中國文史出版社《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1998年版，第55頁。 [20] 據《朱自清日記》。 [21]據《朱自清日記》。 [22] 據《吳宓日記》第六冊，第276頁。徐文，時任清華體育部代主任。 [23]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120頁。 1938年（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　四十三歲 1月17日，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決定由軍事委員會統率全國軍隊，指揮各戰區作戰。25日，《文匯報》於上海創辦，主編徐鑄成。　3月，台兒莊戰役爆發。　4月2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建立。　10日，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建立。　6月15日，《魯迅全集》出版。　10月21日，廣州陷落。25日，武漢棄守。　12月18日，汪精衛等潛離重慶，叛國投敵。　是年，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出版，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6月，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　8月，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出版。　9月，延安成立哲學會。 1　月 17日　晨，參加升旗典禮。 19日　晨，參加升旗典禮，因教官未報告而震怒。[1] 20日　文學院在南嶽上課結束。常委會第四十二次會議決定因戰火逼近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2] 23日　晚與朱自清等討論藝術價值問題。以《新理學》之一章示朱。 25日　常委會第四十六次會議決定請先生等組成之圖書設計委員會及理工設備設計委員會、各學系主席聯席會擬定下學期圖書儀器設置。 27日　學生為遷校事向學校提出十一條要求，朱自清等「為此不快，未得辦法」，而先生「卻甚鎮靜」。[3] 30日　農曆除夕，與學生共進晚餐。 是月　寫成《新理學》。自序云：「數年來即擬寫《新理學》一書，因雜事多未果。去年中日戰起，隨學校南來，居於南嶽；所見勝跡，多與哲學史有關者。懷昔賢之高風，對當世之巨變，心中感發，不能自已。又以山居，除授課外無雜事，每日皆寫數千字。積二月餘力，遂成此書。數年積思，得有寄託，亦一快也。」（《全集》第四卷，第3頁） 2　月 月初　與文學院師生一起遷回長沙。「我們在南嶽底時間，雖然不過三個多月，但是我覺得在這個短時期，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那個文學院的學術空氣，我敢說比三校的任何時期都濃厚。教授學生，真是打成一片。有個北大同學說，在南嶽一個月所學底比在北平一個學期還多。我現在還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回憶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 7日　下午三時在下麻園嶺清華辦公處出席第十二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吳有訓、潘光旦、莊前鼎、沈履。會議由梅貽琦主持。決定留北平不能南下教授自一月起仍照前致送維持費，又決定函請葉企孫就北平清華保管人員任職情形全權酌定，或令繼續擔任保管人員，或給資遣散。 9日　常委會第五十次會議決定，因文學院師生已遷回長沙，南嶽學院院務委員會撤銷。 10日　得王力電報，知有汽車往桂林。 13日　國民黨中央軍第二憲兵隊第三分隊住進先生等所住房屋，「我們不得不遷往山上」。[4] 14日　與陳岱孫自長沙往南嶽。 15日　上午訪朱自清。「他們帶來一份Y.R.趙敘述從長沙到昆明旅途詳情的抄本。此信既有有用的資料，又有明快的幽默。」[5] 16日　晨，乘汽車離南嶽赴昆明，同行有朱自清、陳岱孫、湯用彤、錢穆、羅皚嵐等十餘人。午，在衡陽樂福酒家就餐。晚宿全州。「旅館頗劣。汽車甚可靠，司機性活潑。」約此日開始蓄鬚。 17日　上午十一時抵桂林。下午游桂林城。 18日　游七星岩、月牙山，見「平蠻三將題名」及「元祐黨籍」。 19日　游還珠洞、木龍洞、風洞山。在樓春寺參加清華宴會。 20日　「上午見黃主席。……中午黃主席於樂群社宴客。下午游良豐花園。……晚白經天再次宴客。……觀桂劇。」 21日　十二時半乘平底船往陽朔。「下午七時在龍門拋錨，是一小村莊。村民正在舉行儀式。……晚上我們聽留聲機唱片。……馮說，一個女人易做到或是好妻子，或是好伴侶，但很難做到兩者兼之，但葉（公超）太太是個例外。」 22日　「竟日在舟中。……朝過大墟，晚宿羊皮村。」 23日　晚，抵陽朔，即在船中過夜。 24日　「桂林站長率汽車來，我們必須立即上路。十二時自陽朔出發，宿於柳州。」晚，參觀柳州舊城。 25日　觀立魚峰。在大塘午餐。晚，至南寧，宿大升旅館。 26日　七時半離南寧，在蘇圩用餐。五時抵龍州。 27日　上午與朱自清見呂督辦，辦理護照手續。下午泛舟游龍元洞。 28日　為護照簽證事滯留。 3　月 1日　上午遊仙岩。下午忙於辦理護照及車票。 2日　七時動身赴河內。過憑祥縣一小拱門時左臂被牆碰傷。經朱自清與中國領事館聯繫，住進河內聖保羅醫院。朱自清、陳岱孫留下陪先生，其他人離河內往昆明。 4日　《朱自清日記》是日云：「岱孫和我批評馮的左傾觀點。」 9日　得中國駐河內總領事電話，知梅貽琦來電報。 11日　下午，景蘭先生抵河內。次日，朱自清、陳岱孫離河內赴昆明。[6] 約20日　梅貽琦及其秘書沈剛如途經河內，來看先生。梅留沈照料先生，景蘭先生離去。「我躺在床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也不能做什麼事情，回憶北京失陷以後的事，作了一些詩，大部分現在已經忘記了，記得的還有三首。」其中第二首為：「水盡山窮路迂環，一車疾走近南關。邊牆已滿英雄血，又教書生續一斑。」（《全集》第一卷，第90頁）沅君先生經河內，亦來醫院探視，並賦詩《河內病院見大兄》記此事：「間關避賊過南越，伯氏折肱傷未痊。一見驚呼欲下淚，家人情切在中年。」 下旬　參觀河內孔廟。 4　月 上旬　由河內乘火車抵達昆明。「到了昆明以後，才知道長沙臨時大學已經改為西南聯合大學了。……內部組織還是和長沙臨時大學一樣，由北大、清華、南開的校長擔任常務委員，組成常務委員會，主持校務。添了一個師範學院，加上原來的四個學院，共五個學院。」（《全集》第一卷，第91頁）聞一多家書言及蓄鬚事，云：「這次臨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幾個鬍子，但大家都說只有我和馮芝生的最美。」[7] 19日　常委會第五十八次會議決定：「（一）批准先生辭去哲學心理教育學系教授會主席職務；在胡適未到校前，文學院院長一職由先生代理。（二）聯大在蒙自分校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蒙自辦事處[8]，分校校務委員會由文學院代理院長、法學院院長、教務分處主任、總務分處主任及兩院教授代表四人組成，推一人為主席。（三）組成建築設計委員會計劃校舍建築事宜，先生代胡適為該委員會委員。（四）本學期5月2日開學，8月中結束。」 25日　常委會第六十次會議決定，蒙自分校校務委員會改由文學院代理院長、法學院院長及教授代表四人組成。 下旬某日　與文、法兩院師生一同離昆明，先乘滇越火車至碧色寨，再換乘小火車至蒙自。文學院設原海關衙門內。「聯大所租系三部分。一為舊海關，作教室上課。二為舊匯理銀行，設圖書館、講堂及教職員宿舍。三為歌臚士洋行，樓下及後進為學生宿舍，面湖樓上盡作教授住所。海關與銀行通連，洋行則略隔百碼。海關舊址花木繁多。一進大門，松柏夾道，殊有些微清華園工字廳一帶情景。故學生中有戲稱，昆明如北平，蒙自如海淀者。」[9] 30日　致函梅貽琦，說明因金岳霖在蒙自補授上學期功課，昆明一年級邏輯課擬請任華擔任，並請示應如何給予津貼。 5　月 1日　出席蒙自分校校務委員會成立會。會議選樊際昌為該委員會主席。 2日　出席分校教授會，選舉出席分校校務委員會教授代表。 7日　下午出席歡迎梅貽琦、沈履來蒙自之茶會。 8日　上午九時半出席清華校慶二十七周年紀念會。晚七時半出席校慶茶會。 9日　梅貽琦舉行晚餐會招待蒙自當局，先生等出席作陪。 13日　由朱自清陪同往桂林街看王維玉家住房，甚喜。擬租用。[10]晚，出席分校校委會會議。 15日　清華師生在蒙自紀念母校新生，先生參加。梅貽琦到會講話。會上獻一旗，上書「壽與國同，經茲國難，寄跡滇南，西山蒼蒼，永懷靡已」。 23日　與朱自清等談論19日徐州淪陷事，認為事態並不嚴重，並引用陳誠之言，說：「我們失去了空間，贏得了時間，我們的方針是『且退且戰』」，「此乃我們希望之所在。」[11] 28日　下午出席分校校委會會議。 是月　開始授課，並修改《新理學》。 6　月 3日　得朱自清自越南海防拍來電報，知任夫人等一行已至海防。[12] 5日　下午六時任夫人等抵蒙自。安家桂林街王維玉住宅內，先生一家住樓下，陳夢家、趙蘿蕤夫婦住樓上。 10日　聯大二十七年度招考委員會成立，先生以文學院代院長身份為委員之一。 12日　上午十時蔣夢麟為文學院師生舉行茶會，先生出席。《吳宓日記》云：「6月初，蔣夢麟偕夫人陶曾谷來此。先由六分校校委請宴，全體教職員陪。6月9日下午5：00蔣公夫婦在法國領事館茶敘。」[13] 17日　上午十一時在昆明崇仁街清華大學辦公處出席第十五次清華大學校務會議。與會者尚有陳岱孫、潘光旦、吳有訓、張子高、陳福田、施嘉煬、沈履。會議議決留北平教授應請於下學年南來服務，如本年9月內上不能來滇，應作聘約暫行解除。學校發給留北平教授維持費以發至本年7月份為止。又議決本學年借聘與其他大學或機關之各教授應以下學年返校服務為原則。 19日　下午六時出席清華大學第十六次校務會議。 7　月 7日　晨六時在舊海關曠地出席抗戰紀念集會並講演，所講要點有三：（一）中日戰爭非出於偶然，乃歷史之必然產物。其意義在爭奪作東亞之主人，而中國一向為東亞之主人，但加速近代化之日本要取代中國之地位。為保持其地位，故日本自當力阻中國之近代化。（二）一年來之抗戰成績令人滿意。中國方面堅持持久戰，大有希望。各城一時失陷，不足悲觀。我軍最後勝利之日，將在日本資源耗盡之時。（三）戰爭固能破壞，然同時將取得文明之進步。一年來已可見各種進步。然學術界之效率則有減退，對此我等須做更大的努力。吳宓評此講演云：「言一年來的中國之勝而非敗，語極樂觀。」[14]浦薛鳳則云：「語甚精當。絕不激昂慷慨。蓋芝生仍用一套講堂說理之辭令。」[15] 10日　舉辦麵條聚餐會，朱自清等應邀出席。 18日　下午出席分校校委會會議。 22日　下午出席院長系主任聯繫會，並在會上指出有人批評聯大大一國文課無新教學方法。 23日　上午與朱自清談大一國文問題，指出三點：（一）講解《莊子·天下篇》一類課文，因生字多，必須設法引起學生興趣。（二）教授桐城派章太炎等《文選》派文章，須使學生從總體上加以體會。今廢此二法，學生不覺新意，乃最大失敗。（三）必須充分認識朗誦之必要。朱以為「諸說皆有見地」[16]。 25日　致函梅貽琦，說明已商妥請錢鍾書任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教授，又請梅貽琦致函任叔永，為陸侃如說項。[17] 29日　致電朱自清，允將冰廬（在昆明之住房）出讓。[18]常委會八十二次會議決定，改哲學心理教育學係為哲學心理學系。 是月　聯大有獻金運動，先生捐七十五元，為文、法二院之首。[19]為清華第十級畢業同學題辭：「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十級諸同學由北平而長沙衡山，由長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屢經艱苦，其所不能，增益蓋已多矣。書孟子語為其畢業紀念。」長女鍾璉轉入聯大外國語文系。 8　月 月初　修改《新理學》畢，由北京大學國文系學生馬芳若繕寫後交蒙自一石印館石印[20]，並分贈師友。其自序中有詩一首：「印罷衡山所著書，躊躇四顧對南湖。魯魚亥豕君休笑，此是當前國難圖。」 4日　參加分校晚餐會。 5日　下午出席評議會。 上、中旬　聯大文、法兩院由蒙自遷入昆明昆華工業學校校舍，先生一家住登華街，租用雲南教育廳廳長龔自知房屋，仍與陳夢家、趙蘿蕤夫婦為鄰。後又住小東城腳16號，與景蘭先生一家合住。 30日　聯大常委會八十六次會議決定成立校舍委員會，聘先生及黃鈺生、樊際昌、沈履、吳有訓、陳序經、施嘉煬、畢正宣為委員。 31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十八次校務會議，審議第三屆留美公費生請求延長期限案。聯大常委會第八十二次會議聘先生為校舍委員會委員。 是月　為雲南省教育廳舉辦之中學在職各科教員暑期講習討論會講演，題為《道德問題》。 9　月 12日　以楊振聲事告訴朱自清：楊有兩個職位可選擇，一為武漢大學中文系主任，一為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15日　《別共殊（新事論之一）》刊於龔自知所辦雲南日報社半月刊《新動向》第一卷七期。此文強調「知類」，即不從特殊的觀點，而從類的觀點看待中西文化，認為「若從類的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我們可知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某種文化底。……我們可以說，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不必取者。若從類的觀點，以看中國文化，則我們亦可知我們近百年來所以到處吃虧者，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它是某種文化底。……我們亦可以說，可以指出，於此五光十色底諸性質中，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底，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們所當去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當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28日　日本九架戰機首次來襲昆明。 29日　出席聯大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聯大先遷晉寧，再遷大理。 30日　出小東門避空襲。警報兩次而日本戰機未來。《明層次（新事論之二）》刊於《新動向》第一卷八期。此文強調講道德須明層次，「在國之上尚沒有一個較高層次的社會組織之時，無論哪個國家或民族，都須以其自己為本位，『競爭生存』。不然，它是一定不能存在底」。又認為「共產黨所說者乃『階級』鬥爭，並不是人與人鬥爭。我們不能從其主張『階級』鬥爭，而推其亦主張人與人鬥爭」。 10　月 4日　在聯大新校舍出席開學典禮。 6日　常委會第八十九次會議決定聘先生及朱自清、羅常培、羅庸、聞一多為校歌校訓編制委員會委員，以先生為主席。 8日　梅貽琦舉辦中秋會，請P.C.張講歐美情況，先生出席。 13日　下午一時半出席清華第十九次校務會議。又出席聯大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一）加強校務會議及教授會組織。（二）暫不遷校，但於晉寧建部分臨時校舍。（三）11月15日始業。 15日　《辨城鄉（新事論之三）》刊於《新動向》一卷九期。此文略謂：「我講城裡鄉下，乃就為城裡或鄉下者之相對底地位說，並不是就其所有之某類文化說。英美等國之所以能於現在世界中取得城裡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現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種文化。中國之所以於現在世界中流為鄉下者，乃因中國未近代化或現代化，乃因中國未有某種文化。」 17日　致函滯留蒙自之文學院教授湯用彤、沈有鼎、吳宓、錢穆，促湯、沈等速赴昆明。[21] 18日　下午三時在昆明崇仁街聯大辦公室列席第九十一次常委會，會議決定，以後常委會開會時，請各院、處長列席。又決定，因胡適未到校，改聘先生為文學院院長。「胡適已經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了，聯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由我擔任。」（《自序》，《全集》第一卷，第91頁）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資料》，聯大八年，其文學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單如下：中國文學系，教授朱自清、羅常培、羅庸、魏建功、楊振聲、陳寅恪、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唐蘭、游國恩，副教授許維遹、陳夢家、余冠英；外國語文系，教授葉公超、柳無忌、莫泮芹、陳福田、燕卜蓀、黃國聰、潘家洵、吳宓、陳銓、吳達元、錢鍾書、楊業治、傅恩齡、劉澤榮、朱光潛、吳可讀、陳嘉、馮承植、謝文通、李寶堂、林文錚、洪謙、趙詔熊、聞家駟、陳定民、溫德、黃炯華、胡毅，副教授袁家驊、田德望、卞之琳；歷史學系，教授劉崇鋐、雷海宗、姚從吾、毛准、鄭天挺、陳寅恪、傅斯年、錢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舉、向達、張蔭麟、蔡維藩、噶邦福、吳晗、陸伯慈，副教授張德昌；哲學心理學系，教授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孫國華、周先庚、張蔭麟、馮文潛、賀麟、鄭昕、容肇祖、王維誠、陳康、郭福堂、王憲鈞、熊十力。 20日　下午出席院長、系主任聯席會。 23日　《朱自清日記》於此日云：「應雲南日報社邀，參加晚餐會。從文告以廣州陷落。告芝生，彼不相信。引『一個北平人』的話，責備雲南知識分子沒有信心。」 25日　出席院長、系主任會議，商議轉學學生問題。 30日　下午主持校歌校訓委員會議第一次會議，「接受了羅的詞，但未通過曲」[22]。晚，吳宓、錢鍾書來訪[23]。 約是月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課程表（1938至1939年度）》規定除「中國哲學史」課程外，先生還有公開演講「中國先哲修養方法」[24]。 11　月 8日　下午三時在昆明才盛巷聯大辦公處會議室列席第九十三次常委會。會議決定改組圖書設計委員會、建築設計委員會，先生仍為此二委員會委員。出、列席者尚有梅貽琦、蔣夢麟、施嘉煬、王明之、吳有訓、黃鈺生、陳序經、沈履、樊際昌。 9日　朱自清發電報請楊振聲回聯大中文系任課，先生說：「這問題很複雜。他認為最好還是讓他擔任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25] 15日　《說家國（新事論之四）》刊於《新動向》第一卷十期。此文指出，產業革命「使人捨棄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方式，脫離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經過這個革命以後，人有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方法，行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制度。有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以此等制度為中心之文化，我們名這為生產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會為本位底生產制度，即有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制度。以此等制度為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曰生產社會化底文化」；指出「生產方法隨著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著生產方式而定，道德隨著社會組織而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有隨意採用者」；又認為「中國現在所經之時代，是生產家庭化的文化轉入生產社會化之時代，是一個轉變時代，是一個過渡時代」。 16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九十四次常委會會議。會議修正通過校舍分配方案，決定農校西樓樓下第七號為文學院院長辦公室，九號為會議室及常委辦公室。 20日左右　出席院長會議，編具二十七年度各學系設備分配方案。 24日　《朱自清日記》於此日云：「下午在馮家開校歌委員會，校歌之詞如下（略）。」代表校歌校訓委員會呈文聯大常委會，謂擬定校訓「剛健篤實」四字，校歌詞譜如另紙，是否可用，謹請公決。所謂「另紙」錄校歌詞如下：「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所錄歌詞與信函均為先生手跡。[26] 25日　下午四時半在昆明東寺街花椒巷6號梅貽琦住宅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抗戰後第一次會議[27]。會議審議續聘教授案，又決定升浦江清、楊業治、孟昭英為教授，新聘錢鍾書、華羅庚、王竹溪、俞大紱、陸近仁、方毅為教授。 26日　上午十時列席第九十五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修正校歌校訓委員會建議，聯大以「剛毅堅卓」為校訓。 30日　下午四時在昆明東寺街花椒巷6號梅貽琦住宅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一次清華教授會，審查畢業生總名單，准許二百零四人畢業。 是月　為餘式如（景山）書一聯：「白雪任教春事晚，貞松惟有歲寒知。」又書一條幅：「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應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但恨無人快著鞭。」 12　月 1日　《原忠孝（新事論之五）》刊於《新動向》第一卷十一期。此文認為民國初年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禮教」，將「萬惡淫為首」改為「萬惡孝為首」，作為一種思想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一種社會中的人的行為，只可以其社會的道德標準批評之。如果行為照其社會的道德標準是道德底，則即永遠是道德底」，「如果某一道德是某種社會的最大底道德，則某種社會中底人，當然以為此道德是雖死亦須守底」，所以「如果節是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的女人的最大道德，則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底人，是不是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們以為，此話是可以說底」。 6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九十六次常委會。會議聘先生及吳有訓、施嘉煬、陳序經、黃鈺生為聯大校務會議司選委員會委員，以先生為該委員會召集人。 9月　午後二時聯大舉行「一二·九」學生運動紀念大會，先生及曾昭掄演講。先生對抗戰中民眾組織與軍隊配合一同作戰以取得最後勝利之重要及學生特殊地位之獲得等分析甚詳。[28] 10日　主持文學院系主任會議。會議決定招收二十八名新生，十一名特等生，並增加進修生。 13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九十七次常委會。會議聘先生及錢端升、姚從吾、劉崇鋐為聯大與北平圖書館合作之徵輯中日戰爭史料委員會委員。「中日戰爭史料征輯會於1940年（先生此處記憶有誤——蔡按）開辦至1946年結束。這個會的創辦是姚從吾的主意。姚……在聯大任歷史系教授。他同我說，他的最大志願就是在抗戰後寫一部詳細的抗戰史……應該有一個機構，收集史料。我支持他的意見。他又去同北平圖書館（當時也在昆明）館長袁同禮聯繫。袁也同意。我在聯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常委會決定用聯大的名義同北平圖書館合辦『中日戰事史料征輯委員會』。聯大派二人，我和姚從吾（先生此處記憶亦誤——蔡按），北平圖書派一人，袁同禮，組織一個委員會，我當主任委員。這是一個領導機構，下面工作人員有七八人，都是由聯大、北平圖書館調來的。袁同禮不常到會，北平圖書館常川在會辦事的是鄧衍林（現在北大圖書館系）。姚從吾經常在指導、計劃工作，我每星期去看一次。……原來計劃還出一種刊物，叫《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集刊》，因為經費困難，出了兩期就停止了。」[29] 17日　下午二時在雲南大禮堂參加北大四十周年校慶紀念會。與會者還有蔣夢麟、梅貽琦、楊振聲、陶希聖及學生三百餘人。[30] 19日　訪朱自清，讀其所寫《松江客談》，以為不宜發表。 21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九十八次常委會會議。會議通過師範學院學生宿舍暫行規則。 23日　下午出席教務會議。 27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會議推舉校務會議教授、副教授代表。 31日　《談兒女（新事論之六）》刊於《新動向》第一卷十二期。上文認為「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中，婦女更要『雌伏』（即『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做孝婦、良妻、賢母、節婦，做家裡人』），但她並不痛苦」，因為「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中，女人除做孝婦良妻賢母外，沒有別底希望。沒有別底希望，自然亦沒有因達不到別底希望之痛苦」。又認為「我們可以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裡，沒有兒童問題，亦沒有婦女問題。在生產社會化而支配家庭化底社會裡，有兒童問題，亦有婦女問題。在生產社會化支配亦社會化底社會裡，兒童問題解決了，婦女問題亦自然解決了。不從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節節地，要以主觀的努力，解決婦女問題，是不能成功底」。 是月　寫成《論信念》（後收入《南渡集》）。此文認為「我們現在抗戰建國的工作，是中國四千年來一件最大底事，亦是一件最複雜底事，其成功所需要底條件，真是千頭萬緒。這些千頭萬緒底條件，可以都是必要底，而沒有一條件是充足底。在這些許多必要而不充足底條件中，有一個條件即是：我們必須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 是　年 《中國哲學史補》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再版。 朱自清轉達開明書店葉聖陶之意，請先生為《中學生》撰文，講修養問題。 秋，遷家至昆明小東城角。「在昆明受到的戰爭直接威脅是空襲。……於是人們就開始考慮選擇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遠離軍事目標。……我們剛到昆明時租的房子在登華街，接近鬧市。因為要疏散，就搬到小東城角，這是小東門內靠近城牆的地方。僱人把城牆挖空，裡面架上木料，就成了防空洞。」 （《全集》第一卷，第92頁）「約有一年時間，住在小東城角。一個小花園中有兩幢小樓。我們和叔父景蘭先生一家住裡面一幢，大門邊的一幢由房東自己住。園中花木扶疏，頗為清雅。還有一口井。」[31] 丁超五贈其所著《周易的新發見》（油印本）。 臧玉洤贈其所作Hunger Motivation in Gastrectomized Rats（《自胃切除之鼠看飢餓動機》，美國《比較心理學》雜誌第二十六卷一號抽印本）。 約是年，瀋陽圖書館周之風贈《文淵閣四庫全書要略及索引》（此書由瀋陽圖書館編輯發行）。 * * * [1] 據《朱自清日記》。 [2]1937年12月11日，日軍攻占南京，武漢震動，危及長沙。蔣夢麟專程往重慶面見蔣介石，商談臨時大學前途問題，蔣介石提出臨時大學遷往昆明。 [3] 據《朱自清日記》。 [4] 據《朱自清日記》。 [5]據《朱自清日記》。 [6] 自2月16日至3月11日均據《朱自清日記》，其中引文即出自《朱自清日記》。 [7] 引自聞一多該年4月30日家書。 [8]因昆明校舍不敷分配，聯大決定文、法兩院在蒙自上課。 [9] 引自浦薛鳳《太虛空里—游塵·蒙自百日》。 [10] 據《朱自清日記》。又，《蒙自縣誌·王維玉傳》亦曾提及此事：「西南聯大文法學院遷來蒙自時，馮友蘭等教授在王維玉桂林街的住宅內，王維玉十分尊敬他們，教育子女做人要做他們那樣的人。」王雲《訪蒙自隨筆二則》載《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以為「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讓給馮友蘭等教授住」，誤。 [11]據《朱自清日記》。 [12] 任夫人攜子女四人與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及子女乘海輪南渡，5月30日朱自清離蒙自赴海防迎接。 [13]據《吳宓日記》第六冊，第335頁。 [14] 據吳宓《雨僧日記》。 [15]引自浦薛鳳《太虛空里—游塵·蒙自百日》。 [16] 據《朱自清日記》。 [17]此函現存清華大學文書檔案室。 [18] 朱自清於是月25日赴昆明。 [19] 據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學府紀聞·西南聯合大學》所載翁同文《從入學說起》。 [20] 據任繼愈《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領域裡的貢獻》，載《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 [21] 據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22] 據《朱自清日記》。羅，指羅庸。 [23]據《吳宓日記》第六冊，第382頁。 [24]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155頁。 [25] 據《朱自清日記》。 [26] 原件現存清華大學檔案室。 [27]二十七年度聘任委員會由梅貽琦、潘光旦、沈履、馮友蘭、吳有訓、陳岱孫、施嘉煬、葉企孫、朱自清、楊武之、張奚若、陶葆楷、莊前鼎組成。 [28] 據1938年12月10日《雲南日報》報道。 [29] 引自先生1968年5月29日所寫《我在西南聯大所犯罪行的補充交待》。 [30]據1938年12月18日《雲南日報》報道。 [31] 宗璞《小東城角的井》，載《女聲》1987年11月號。 1939年（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　四十四歲 2月，國民黨設立黨政軍一體的國防最高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　3月27日，南昌失守。31日，光未然詞、冼星海曲《黃河大合唱》寫成。　8月，周谷城《中國通史》出版。　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8月至9月，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於《解放周刊》連載。　11月24日，南寧陷落。 9月，馬一浮在四川樂山辦復性書院。　12月，民族文化書院於雲南大理建立，張君勱任山長。 1　月 1日　《論導師制》，刊於《今日評論》第一卷第一期。 7日　下午二時在東寺街花椒巷梅貽琦住宅出席第二十次校務會議。會議聽取張子高報告北平清華最近情形後，經討論決定在北平所錄各公費生自1938年11月起由學校按月發給每人津貼十四元。在他校借讀者應以四年級返校肄業為原則。 8日　出席梅貽琦為清華大學校友舉行之茶會。 10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一○○次常委會會議。 11日　下午出席教務會議。 15日　《闡教化（新事論之七）》刊於《新動向》第二卷一期。此文為「中國原來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所以原來底教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為中心。現在我們要變成生產社會化底社會，所以我們的教育制度，亦是以社會所設教育機關為中心者。」又認為「『做人』並不是可以教底，至少並不是可以專靠教底。一個人所處底社會，對於他的品格有決定的影響。這種影響我們稱之為『化』。一個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說不大靠『教』而大靠『化』」。 17日　下午三時在才盛巷聯大辦公處會議室出席聯大校委會第一次會議，與會者還有梅貽琦、施嘉煬、沈履、吳有訓、楊石先、黃鈺生、樊際昌、陳岱孫、葉企孫、陳序經、查良釗、陳福田、葉公超、張奚若、楊振聲、莊前鼎等。會議推舉先生為校務會議書記。[1] 22日　《論「唯」》刊於《雲南日報》（後收入《南渡集》）。此文認為所謂「唯物的那個『唯』字，是要不得底，一個大哲學家的思想，或一個大底哲學派別，都不是一個『唯』字可以把他唯到底的……自以為主張唯什麼論者，其論大概都不容易維持。不問別人是否主張唯什麼論，而硬加之以唯什麼論之名者，不是思想不清，即是有意加入以罪名而後而刑之。於此可見唯什麼論之唯，是要不得底」。 24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一○一次常委會會議。 31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一○二次常委會會議。 2　月 1日　《評藝文（新事論之八）》刊於《新動向》第二卷二期。此文認「一時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將一時代的平民文藝作得最好者。惟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活底，才是中國底。對於中國人，是中國底文藝，雖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藝，必須是中國底。只有從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的生活中，生出來底文藝，才是中國底，亦唯有這種文藝，對中國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國人的生活現代化了，所以中國底文藝亦要現代化。現代化並不是歐化。現代化可，歐化不可」。 4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二十一次清華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本年經費如無大改動，可備相當經費籌辦文、法方面之研究事業，原有學術刊物應設法恢復，但經費不裕，原稿費辦法應行取消。 7日　下午三時出席聯大第二次會議，並任記錄。 14日　下午三時列席第一○三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以後例會改為每周二下午四時舉行。 24日　下午在梅貽琦住宅出席茶會，聽陶孟和講教育部大學教授統籌計劃。 3　月 14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四次常委會會議。 15日　《判性情（新事論之九）》刊於《新動向》第二卷五期。此文不承認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認為「普通說民族性者所說某民族的特點，有些是某民族於其時所行底社會制度的特點，有些是某民族的特點。所謂某民族的特點，我們亦承認是有底，不過我們不謂之為『性』，而謂之為『習』，因為『性』應該是不變底，但在歷史上看來，所謂各民族的特點，沒有不變底」。又說「我們雖不承認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但我們卻承認有所謂國情。……就一國或一民族說，一切任何的改革，在其初均不合乎國情。不合乎國情者，在其初行時，一國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覺得不慣。在此方面說，守舊者之反對任何改革並不是沒有理由底。……不過如一國或一民族在某種情形中必需有某種新性，否則此國或民族即不能存在，而此種新性，又非用革命不能得到，則革命雖痛苦亦是不得不有底。……不過情的力量，亦終是不可侮底。……大政治家所謂斟酌國情，因時制宜者，正是就這些方面說」。 16日　蔡元培是日日記云：「讀馮先生《新理學》一遍，對於郭象及程朱之說能虛心體會，補缺正誤，為系統的說明，可謂空前之作。說藝術、說鬼神、說宗教，均厘然有當於我心。」[2] 23日　下午朱自清夫婦來訪。 25日　列席第一○五次常委會會議。 是月　寫成《論主客》（後收入《南渡集》）。此文認為「物質史觀亦稱經濟史觀……應用他者若不分清客外主與客中主的觀點的不同，則這些應用一定要成為錯誤的。……『一個資本主義底社會，如將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點，必變為社會主義底社會』這一句話……是站在資本主義底社會之外，以客外主的資格及態度說底。如身當其事的人，例如某資本主義底社會的勞工階級亦信任這個『必』，以為社會主義底社會，既然是『必』來，他們可以坐待其來，則這個『必』亦即不必了。這一種不分別客外主與客中主的觀點的不同，而只用濫用公式的辦法，即所謂機械主義」。 4　月 1日　《釋繼開（新事論之十）》刊於《新動向》第二卷六期。此文論為「一個社會若有一新性，雖在一方面是不合舊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須根據舊情。若其完全無根據於舊情，則此社會壓根即不能有此新性。一社會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舊情說，這是『開來』，就其在又一方面須根據舊情說，這是『繼往』」。又認為「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或上所說底民治主義，在一個社會內真正實行，都是一個社會已行生產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以後的事。如一個社會尚未行生產社會化底經濟制度，則在這個社會裡談這些主義，都真正是不合國情，都是空談無補。中國現在最大底需要，還不是在政治上行什麼主義，而是在經濟上趕緊使生產社會化。這是一個基本。至於政治上應該實行底主義是跟著經濟方面底變動而來的。有許多所謂教育文化方面底事，都是這樣的」。 2日　《中國畢竟還是中國》，刊於《今日評論》第一卷第十四期。 4日　下午三時在昆明龍翔聯合大學辦總公處會議室出席聯大第三次校務會議。 11日　下午四時在昆明龍翔街聯合大學辦公處會議室列席第一○六次常委會會議。 15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二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接受教授、校友陳席山、張景鉞、彭光欽、趙以炳、殷宏章、李繼侗、湯佩松來函擬捐資設立清華普通生理學獎學金案。 25日　《論抗建（新事論之十一）》刊於《新動向》第二卷七期。此文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中國中興的時代，而不是中國衰亡的時代。舊說『否極泰來』。在近代，中國否極的時候是在清末民初，現在已是泰來的時候了」，而中日之戰是「日本怕中國進步到一個地步，不可複製，所以它先下手為強」，所以它是「中國進步的一個必經的階段」，「我們若知這次中日戰事是中國的成為城裡人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我們即可知，所謂抗戰與建國，並不是兩件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在這個階段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真理，此即是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又認為「清末當局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行的政策，並不能說是全盤地不對。如果沒有所謂滿漢種族問題，如果當時的皇室是姓劉的，姓李的，姓趙的，或姓朱的，辛亥革命可以沒有；國家的組織中心不致崩壞，則中國的進步即可少一番遲滯。一個組織的中心，破壞之甚易，而建立之甚難」。列席第一○七次常委會會議。 是月　《原雜家》（與張可為合作）刊於《雲南大學學報》第一期。此文認為「凡企圖把不同或相反的學說，折中調和，而使之統一的，都是雜家的態度，都是雜家的精神」，「秦漢雜家是應當時歷史的要求而產生的。其目的在融合當時互相衝突矛盾的各家各派，以統一思想界，亦即是根據道術統一之理論以統一方術。這是各派學說紛爭以後所應發生之現象，所應經過之階段。不過實際上，這種統一，都不免於雜」，「近百年來，西洋思想輸入中國，有許多新的思想，與中國舊有的思想，不能相容。中國的思想界，又正混亂起來。秦漢雜家融合各家，統一方術的態度又成了一個時代的需要。……但問題的真正解決，並不是雜家思想方法所能做到的。雜家的興趣，雖為某階段的歷史所需要，但對於問題的真正解決，雜家正如陳勝吳廣，所謂『為王者驅除難耳』。」先生於文末注云：「此文主要意思，乃張君之創見。『商也起予』，不敢掠美，附識於此。」陳夢家贈其所作《五行之起源》（《燕京學報》第二十四期單行本）。 5　月 6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建議評議會本年再選派留美公費生十名，決定將同人函請加薪案提請評議會討論，又決定由教務長、四院長組成委員會統籌補充各學系殘缺之期刊，並指定專款支給之。 9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八次常委會會議。 10日　《贊中華（新事論之十二）》刊於《新動向》第二卷八期。此文認為「在中國社會裡，道德底價值高於一切。在這種國風裡，中國少出了許多大藝術家，大文學家，以及等等的大家。但靠這種國風，中國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幾個短時期外，永久是光榮地生存著。在這些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望及中國的項背。在眼前這個不平等底戰爭中，我們還靠這種國風支持下去。我們可以說，在過去我們在這種國風裡生存，在將來我們還要在這種國風裡得救」；認為「儒家墨家教人能負責，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負責則人嚴肅，能外物則人超脫。……超脫而嚴肅，使人於盡道德的責任時，對於有些事，不可『滿不在乎』。有儒家的嚴肅，又有道家的超脫，才真正是從中國的國風裡養出來的人，才真正是『中國人』」；認為「自清至今，中國所缺底，是某種文化底知識、技術、工業；所有底，是組織社會的道德。若把中國近五十年的活動作一整個看，則在道德方面是繼往；在知識、技術、工業方面是開來」。 13日　下午四時在農業中學三樓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一次聯大教授會。 14日　下午四時在梅貽琦住宅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二次清華教授會。會議決定：（一）請先生及吳有訓、陳岱孫、施嘉煬連任文、理、法、工四院院長。（二）評議會及校務會議內加入研究所委員會主席，該主席之產生照各院院長選舉成例行之。（三）選舉研究所委員會主席，葉企孫當選。（四）教授會推舉之評議員由七人增至九人。（五）選舉評議員，陳福田、劉崇鋐、張奚若、朱自清、李輯祥、張子高、楊武之、李繼侗、王明之當選。（六）推舉本屆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委員。 1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次校務會議。 27日　下午四時在梅貽琦住宅出席聯大時期清華大學第一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李輯祥、沈履、朱自清、劉崇鋐、葉企孫、吳有訓、楊武之、張奚若、李繼侗、施嘉煬、潘光旦、陳岱孫、陳福田。會議聽取梅貽琦報告本年度概算、本年度預算要項後，經討論決定教師國內研究辦法下學年照常施行。 30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九次常委會會議。會議通過出版組織大綱。 31日　熊偉自柏林致函先生，討論有關《新理學》中的問題。[3] 是月　刊出《戰爭與人生》。此文認為戰爭「可以把人生中的變化集中縮短，使人一目了然……予人以更深的印象，且使人可更深的了解其意義」。《新理學》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其《自序》云：「（《新理學》）稿成之後，即離南嶽赴滇，到蒙自後，又加寫《鬼神》一章，第四章、第七章亦大修改，其餘各章字句亦有修正。……到昆明後，又就蒙自石印本加以修正，成為此本。此書雖『不著實際』，而當前有許多實際問題，其解決與此書所說，不無關係。故雖知其中必仍有需修正之處，亦決及早印行，以期對於當前之大時代，即有涓埃之貢獻，且以自珍其敝帚焉。金龍蓀岳霖、湯錫予用彤、錢賓四穆、賀自昭麟、鄭秉璧昕、沈公武有鼎諸先生均閱原稿全部，葉公超崇智、聞一多、朱佩弦自清諸先生均閱原稿第八章，有所指正，謹此致謝。」全書分十章，即理、太極；氣、兩儀、四象；道、天道；性、心；道德、人道；勢、歷史；義理；藝術；鬼神；聖人。《自序》對此書有如下評論：「《新理學》這部書是我在當時的哲學體系的一個總綱。……程朱理學和『新理學』，都是主張『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這就是說，在時間上說，理先於具體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說，理比具體事物更根本。……新舊理學的『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主張，是使它們成為客觀唯心主義的主要原因。……《新理學》著重講共相和殊相的關係，一般和特殊的關係，討論它們之間的區別及聯繫。」（《全集》第一卷，第210—218頁） 6　月 6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五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下學年校歷及預算。 13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一○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各學系教授會主席下學年起一律改稱系主任，主持系中設備及課程之支配。 14日　下午主持校歌校訓委員會會議，聽校歌演唱。《朱自清日記》記此事云：「接受馮的歌詞和馬的譜。但譜嫌單調，因此決定由馬、楊、沈負責修正。」 21日　下午四時在東寺街花椒巷6號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決定續聘教授名單，其中文學院部分如下：中國文學系朱自清、陳寅恪、劉文典、聞一多、王力、浦江清、楊樹達；外國語文系陳福田、吳可讀、吳宓、溫德、陳銓、吳達元、楊業治，錢鍾書；哲學系馮友蘭、金岳霖、沈有鼎、張萌麟；歷史學系劉崇鋐、噶邦福、雷海宗、王信忠、邵循正；社會學系陳達、潘光旦、李景漢。 24日　朱自清來訪，詢問先生為北大文學研究所問題與蔣夢麟、傅斯年發生爭執。《朱自清日記》記此事云：「他之所以反對北大文學研究所，是因為該所堵塞了聯大文學研究所的道路。他打算重開清華研究院。」 25日　下午出席梅貽琦為張伯苓舉辦的茶會。 27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一一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聯大暫不成立研究院，由三校就現有教師、設備並依分工合作原則酌行恢復研究所、部，其研究生獎金等費亦由各校自籌撥發。 29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30日　下午主持校歌校訓委員會會議，「討論張清常譜的曲，三個委員同意張的曲子。他們認為曲調比歌詞更重要。馮的歌詞早為大家所接受」[4]。會後先生代表該委員會呈文常委會：「前曾奉命組織委員會擬定校歌校訓，除校訓已經擬定並經鈞會核准公布外，茲送呈擬定校歌，敬請核定。」朱自清是日日記云：「大學校歌委員會下午開會，接受張清常先生的樂譜，三人喜歡張的歌詞，大多數人接受其樂譜勝過其歌詞，他們同意接受馮的歌詞。」[5] 是月　寫成《新事論·自序》。愚《新理學》（書評）刊於《圖書季刊》第一卷二期。北京大學史學會贈其會刊第二期，其扉題曰「謹將本期獻祝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 7　月 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六次校務會議。 5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從哲學觀點看藝術》（上）刊於昆明《中央日報》。 7日　出席聯大抗戰二周年紀念會並與聯大其他教授共同組織書法義賣。《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錄作「七七」二周年紀念》刊於《雲南日報》。 10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二十四次清華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一）續辦研究院各研究所、部之計劃。其中文科研究所部分為中國文學部、歷史學部准舊生復學，不另招新生；外國語文部、哲學部准舊生復學兼招新生。（二）研究生津貼，成績合格者國幣四百元，分四次發給。 11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一二次常委會會議。會議通過校歌校訓委員會所擬校歌，其詞與1938年11月24日先生致常委會函中所錄的歌詞相同。會議又決定哲學心理學系主任湯用彤因身體欠佳赴滬休養，即日起系主任一職請先生代理。傍晚，訪吳宓。[6] 12日　下午三時出席第二次清華評議會。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擬訂之本校研究院各所計劃，修正通過校務會議擬訂之研究院暫行辦法，審議並通過聘任委員會修正之教師服務規程有關副教授聘任及待遇條文。 13日　《中國哲學之一個實際的應用》刊於昆明《中央日報》。在昆中北院食堂講《中國哲學的應用》，講怎樣應用中國哲學。認為，中國哲學好處是以理化情。講了幾個故事。說，如果小孩被石頭絆倒，他就會發怒，而大人卻不會，因為小孩是用感情，大人是用理智。中國道家的哲學就是「以理化情」。如果凡事用感情，那就會做不好事。還舉例子說，如果兩個人打架，如果打的是你，你就會氣憤得很；如果打的不是你，而是別人，你就會用理智來分析，兩個人誰對誰不對。所以如果你和別人衝突時，你要是能站在旁觀者的地位來看，就是「以理化情」。還舉了一個生死的例子。人生最最嚴重的問題是生死，生死中一般死是最動感情的，人生最怕的就是生離死別。但是如果你明白了有生必有死這個道理後，那就不會那麼動情了。這三個大問題都要「以理化情」，以普遍之理來化解個別之情，就是忘掉自我。而普遍之理的獲得要通過哲學理智的分析，要運用哲學的方法。[7] 16日　《從哲學觀點看藝術》（下）刊於昆明《中央日報》。 17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次清華評議會，審議教授聞一多、王力、趙鳳偕、馮景蘭、張印堂休假計劃及留美學生延長期限案。 18日　下午四時列席第一一三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改聘王憲鈞為哲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19日　下午出席教務會議。傍晚於城門遇吳宓，談研究院事。[8] 23日　在邱家巷梅貽琦住宅出席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院處以上及教授茶會。會議由蔣夢麟召集並主持[9]，蔣要求聯大及三校負責人之未入國民黨者先行加入。先生即於此時第二次加入國民黨。 24日　下午出席清華研究院第一次會議。[10]主持清華文科研究所會議。 25日　下午四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一四次會議，決定常委會暑期開會時間為每周二上午九時。 8　月 1日　上午九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一五次會議。 2日　在昆中北院食堂講《中和之道》。先生說，一般人對「中和」的理解就是中間。一個人吃三碗飯飽了，吃一碗半才是中。實則「中和之道」那個中，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恰到好處。能吃三碗而吃一碗半就不是中。中是盡其所能，恰到好處。「中和」，「中」就是恰到好處，「和」是讓每一個人都做到恰到好處。「中」就是要使每個人儘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和」是要使所有人都能夠盡最大的努力。老師儘量教好，學生儘量學好，政治家們儘量把國家治理好，軍隊盡力抵抗外來的侵略。這樣，每個人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就是「中和之道」。每個人包括教師、學生特別是政治上軍事上的人，對權利要求不要太多，對義務要求不要太少，這樣就叫做「中」；大家都盡到自己努力，這就叫做「和」。還舉了社會上的很多例子，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國的「中和之道」的。[11] 4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二十七年度第三次清華教授會，審議有關畢業生問題。 6日　發表《一套邏輯的把戲》（後收入《南渡集》）。此文揭露英國與日本簽訂協定，承認日軍在華的「特殊要求」，是在玩「一套邏輯的把戲」。刊於《雲南日報》。 14日　朱自清來訪。吳宓來函，談清華近日交辦之事。[12] 15日　上午九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一六次會議，梅貽琦做報告，聯大研究所應於本年度招生。朱自清來還《哲學評論》。 17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聘吳晗為歷史學系副教授。四時出席第二十五次清華校務會議。 26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四時出席清華第四次評議會。 是月　發表《論青年節》（後收入《南渡集》）。此文認為「中國是決心要脫離農業底社會，而且已漸次脫離了農業底社會。在農業社會裡，各種事物的變化，為人所注意者，如四時之變化等，大都是循環底，對付循環底變化，過去底經驗是極有用的。老年人有底是過去底經驗……所以老人之受尊榮，並不純是因為道德底理由。但在工業社會裡，各種事物的變化，都是進步底而不是循環底，對付進步底變化，過去底經驗不見得有用。……在這些情形中，老年人的權威自然減少了。……我們要對付新的變化，必須要求新知識，學新方法。而求新知識，學新方法，青年人又比老年人來得快，所以青年人在社會中底地位自然增高了。」發表《論教師節》（後收入《南渡集》）。此文認為「中國如有教師節，除孔子生日外，沒有更合適的日子」，因為「孔子是『師』的典型」，「孔子是中國頭一個成功的『師』。他的精神，行為，無處不是『上繼往聖，下開來學』」。 9　月 4日　朱自清來函，談為聞一多聘研究助理。[13] 5日　朱自清來訪。上午九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一八次會議。 6日　致函沈履，請通知清華會計科為歷史學系學生助理徐祖慧發薪。 12日　上午九時列席常委會第一一九次會議。先生與查良釗於會上提議，學生救濟金及貸金不現發現款，而是組織食堂，自行經理。獲原則上通過。會議又決定自下周起常委會例會時間改為周二下午三時。 18日　上午出席聯大「九一八」國恥八周年紀念大會並講演。下午出席清華研究院第三次會議。主持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會議。[14] 19日　《九一八國恥八周年紀念大會講話》刊於《雲南日報》。下午三時列席常委會一二○次會議。會上梅貽琦報告，近來物價騰漲，本校同人薪金在二百元以下者幾均入不敷出。於上月曾有沈履、鄭天挺、黃鈺生會商聯大同人臨時補助費辦法，凡薪金在二百元以下者，每人一律致送臨時補助費五元。 21日　出席教務會議。 26日　列席第一二一次常委會會議。 是月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課程表（1939至1940年度）》記載先生所授課除「中國哲學史」外還有為研究班所授之「中國哲學史研究」[15]。熊偉8月27日於柏林寄贈學位論文《論不可說》。 10　月 3日　下午三時列席常委會一二二次會議。 4日　在昆明大西門外聯大新校舍出席每月精神動員例會及開學典禮。 11日　下午四時在聯大總辦公處會議室出席圖書設計委員會二十八年度第一次會議。會議主席陳岱孫，出席者還有陳序經、陳雪屏、葉公超；列席者還有嚴文郁、楊作平、馬芳若。 13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二十八年度第一次會議，選舉二十八年度出席校務會議的教授代表。 17日　出席教務會議。列席常委會一二三次會議。會議決定撤消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又決定改組校舍設計委員會、圖書設計委員會，先生仍為該二委員會委員。 20日　《尊理性》（新世訓之一）刊於桂林半月刊《中學生》第十期。此文認為理性有道德、理智二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即在於有道德的理性、理智的理性，「無論就理性底哪一方面說，人都是理性底，而不完全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卻是人的最高底標準，所以人必自覺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自覺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即是做人」。 24日　下午三時列席常委會一二四次會議。會議決定自下周起會議開會時間改周二下午三時半。 29日　致函聯大常委會，謂「查本校歌系張清常君制譜，現張君又制《獻西南聯合大學》音樂一曲，茲轉呈查核。張君處似應由本校專函申謝，是否可行，乞卓裁」[16]。 3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一二五次會議。 11　月 1日　上午出席每月精神動員例會。 2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二十六次清華校務會議。（一）審核本年各所部錄取新生、舊生復學名單，其中文科研究所名單如下：外國語文部李賦寧（新生）、吳景榮、俞大鯤，哲學部徐孝通、王遜、章煜然（以上新生）、張遂五，歷史學系王栻、吳乾就。（二）審議本年選派留美學生二十名之門類。（三）文科研究所哲學部有與北大、南開兩校哲學系教授合作之處應由學校函請兩校有關教授為清華文科研究所名譽導師，中國文學部、外國語文部、歷史學部如有此必要亦照此辦理。 4日　得容庚10月10日信並李世繁文《評馮著〈中國哲學史〉》。李文認為《中國哲學史》存在十個問題：即詳略不均，取捨主觀，分期失宜，選錄原文過多而解釋有時太略，以及「孟子思想的討論」、「儒家的大同思想非受道家的影響」、「王充的貢獻和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劉伶的超逸思想和《列子·楊朱篇》中的極端縱慾主義」、「清代不是道學的繼續」、「顏李哲學的特別精神」。 5日　《行忠恕》（新世訓之二）刊於《中學生》十一期。此文認為「忠恕」既是實行道德的方法，又是一種待人接物的方法，「忠恕之道的好處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為的標準，即在一個人的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所以是最容易行的。然真能行忠恕者，即真能實行仁，若推其成就至極，雖聖人亦不能過。所以忠恕之道，是一個徹上徹下底『道』」；認為「忠恕之道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底」。 朱寶昌《〈新理學〉評介》刊於昆明《中央日報》。 7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二屆第一次校務會議。會議仍選先生為書記。 14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二六次會議。 20日　《為無為》（新世訓之三）刊於《中學生》十二期。此文略謂：「一個人一生中所做底事，大概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他所願意做者，一部分是他所應該做者。合乎他的興趣者，是他願意做者；由於他義務者，是他應該做者。道家講無所為而為，是就一個人所願意做底事說。儒家講無所為而為，是就一個人所應該做底事說。道家以為，人只須做他所願意做底事，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底。儒家以為，人只應該做他所應該做底事，這在心理上是過於嚴肅底。我們必須將道家在這一方面所講底道理，及儒家在這一方面所講底道理合而行之，然後可以得一個整個底無所為而為底人生，一個在這方面是無為底人生。」 21日　下午3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二七次會議。 26日　《理想與現實》刊於《雲南日報》的「星期論文」欄。此文論及當時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出兵波蘭等出人意料的國際事件及人們由此而生的「世道人心之感」，認為「從民族主義的觀點，以看現在國際局勢，則雖波譎雲詭，而卻是『萬變不離其宗』，其宗是『本國利益第一』。這是現在每一個國家的謀國底人的理想，也是每一個國家的謀國的人底道德」。 28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二八次會議。 30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二九次會議。 是月　［日］市川安司《新理學》（書評）刊於《漢學會雜誌》第七卷三期。白壽彝贈馬注文（炳）纂著馬德新（復初）采正之《指南要言》一套四本（此書為線裝，清同治甲子（1864年）雲南提督軍門馬刊印）。又贈《天方性理》一套五本［此書亦為線裝，由劉介廉纂述，清同治癸亥（1863年）據滇南藏版重印］。均題曰「芝生先生惠存。學生白壽彝贈」。 12　月 5日　《道中庸》（新世訓之四）刊於《中學生》十三期。此文認為「『中』是無過無不及，即是恰好或恰到好處的意思」，「做事恰到好處之好，可就兩方面說，一方面就道德說，一方面就利害說。就道德方面說，所謂做事恰到好處者，即謂某事必須如此做，做事者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底安全。就利害方面說，所謂恰到好處者，即謂某事必須如此做，做事者方能在事業方面得到最大底利益」；又認為「合乎中道底行為，是可以成為社會上底公律底。所謂社會上底公律者，是在原則上，人皆應該完全照著行，在事實上，人皆多少照著行者」，「中道的行為是平常底，但是可以為公律底。……就其是平常說，所以謂之庸；就其為公律說，所以謂之不易，所以謂之定理」。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次會議。 6日　下午三時半在西倉坡5號出席第二十七次清華校務會議。 9日　晚七點在聯大昆中南院大教室應邀出席學生自治會召集的「一二·九」紀念會並作講演。[17] 12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二屆第二次校務會議。 19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一次會議。 20日　《守沖謙》（新世訓之五）刊於《中學生》十四期。此文認為「『自尊而尊人，先彼而後己。』這本是社會所需要底一種道德。社會上底禮，大概都是根據這種道德而有底」，而「就中國的傳統思想說，謙虛並不僅只是如此。……謙虛是一種人生態度，其背後有很深底哲學底根據。此哲學根據，一部分即是《老子》及《易傳》中所講底道理」；又認為重客觀，高見識，放眼界，可使人「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是月　《致容庚（希白）書》（寫於11月6日）刊於《燕京學報》二十六期。此書是對李世繁《評馮著〈中國哲學史〉》的回答。李文亦載於同期《燕京學報》。還刊出《本省人與外省人》。此文分析當時雲南各報關於外省人與雲南人的筆戰，認為這是出於誤解，而誤解之處在於以偏概全，過甚其辭，不分時間，不別共殊。 是　年 楊振聲轉達朱家驊之意，請先生為三青團向青年作號召，先生以學術、政治應分開為由而拒絕之。 是年起，在聯大師範學院講授中國哲學史。 是年秋，遷家至昆明郊區龍泉鎮。「那時昆明常受空襲，機關私人，多疏散至鄉間。清華在昆明東北龍頭村附近之麥地村租房一座，作為清華文科研究所。清華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助教，都住在那裡。每星期有三天到聯合大學上課，有三天住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那時候我的家眷也住在龍頭村，進城來往，都是步行。」[18]「後來疏散到離城十七八里的村子，叫『龍頭村』。這個村子是昆明郊區比較大一點的集鎮，又叫『龍泉鎮』。疏散到這個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聯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還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這樣，龍泉鎮就成了當時的一個文化中心了。」（《全集》第一卷，第92頁）「當時馮友蘭先生家住龍頭村東端，金岳霖先生和錢端升先生家住在一處，在龍頭村西端，湯（用彤）先生家在麥地村，處於司家營和龍頭村之間，相距各約一里。」[19]同時在城內平政街租房，每周上課三天即住於此。所租為樓房，房東住樓下，先生、吳有訓及陳夢家與趙蘿蕤三家住樓上。 與查阜西相識。「我住在昆明東郊龍泉鎮，查也住在那裡，他會彈古琴，故此認識。」[20] 羅根澤贈其所著《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1944年重慶版）。 約是年，羅家倫贈其詩集《耕罷集》，並於封里題曰「芝生吾兄教正，弟家倫敬贈」。 * * * [1]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務會議組織大綱》規定：西南聯合大學校務會議由常務委員會、常委會秘書主任、教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教授副教授互選之代表十一人組成。 [2] 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下（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86頁。 [3] 據熊偉：《自由的真諦》，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9頁。 [4] 據《朱自清日記》。 [5]據《朱自清日記》。 [6] 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190頁。 [7] 據《實說馮友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頁。 [8]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34頁。 [9] 時蔣夢麟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承中組部長朱家驊之命在聯大教授中發展國民黨員。 [10]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224頁。 [11] 據《實說馮友蘭》，第86頁。 [12]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210頁。 [13] 據《朱自清年譜》，第205頁。 [14]據《清華大學人文科學年譜》，第227頁。 [15]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179頁。 [16] 此件現存清華大學檔案館。 [17] 據1939年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報》報道。 [18] 引自先生所作《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 [19] 引自馮契：《憶在昆明從湯先生受教的日子》，見《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版。 [20]引自先生1968年所寫《回憶再回憶》。 1940年（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庚辰）　四十五歲 2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　3月5日，蔡元培去世。29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　7月，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9月，德、意、日在柏林簽訂軍事同盟條約。 6月，延安新哲學會第一次年會召開，毛澤東、朱德、張聞天、茅盾、艾思奇、何思敬、范文瀾、周揚、郭化若等參加會。　8月29日至31日，中國哲學會第四屆年會在昆明召開。　9月，金岳霖《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　月 2日　下午二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在雲南大學致公堂宴請在昆明各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先生及蔣夢麟、梅貽琦、熊慶來、丁燮林、嚴濟慈、樊際昌、龔自知、張奚若等百餘人應邀出席。席間交換關於教育學術各項意見。[1] 5日　《調情理》（新世訓之六）刊於《中學生》十五期。此文認為人應以理化情，以情從理。有情而無「我」，不為情所累；認為「知常底人，知事物之變化系遵循一定之理，其如此系不得不然，故對於順我底事物不特別喜愛，對於逆我底事物不特別怨恨。……如此對於任何人任何事皆可一秉大公，對於任何人任何事皆無所私。此所謂大公無私。大公無私，是王者對於萬民底態度，是天地對於萬物的態度，是道對於天地底態度。所以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天，天乃道』。此道理可終身行之，所以老子又說：『道乃久，沒身不殆』」；又認為「真正了解物質史觀或經濟史觀底人，亦可有如此所說底老子的見解。照他們的看法，人的行為是為他的經濟底環境所決定底。一個人若是一資本家，他為他自己的利益，必須剝削勞工，一個人若是一個工人，他為他自己的利益必須反抗資本家」，資本家和工人「都是『易地則皆然』」。明於此則可以互不仇恨。 9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二次會議。梅貽琦為歡送沈履舉辦晚餐會，先生出席。晚八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第五次評議會。會議議決下屆招考留美公費生應對植物形態學、語言學、人口問題及文、法方面科目特予注意。又審議教育部指示除在國內考選留美公費生外，應就現在國外留美學生成績優異而家境清寒者另予以津貼待遇案，決定請先生及潘光旦、吳有訓、葉企孫、施嘉煬擬定詳細辦法供下次評議會討論。又審議改進教職員待遇問題，決定請校長於聯大常委會會議中提出議案予以討論。 16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三次會議。會議決定關於職員公會呈請發給補助費及按月發給當月薪金，及本大學關於講師、教員、助教公會等委員函請保留津貼各節，應請先生與楊振聲、樊際昌、施嘉煬、黃鈺生商議辦法，函複本會，再行決定，並請楊振聲為召集人。 19日　出席梅貽琦為歡迎溫特舉辦之茶會。 20日　《致中和》（新世訓之七）刊於《中學生》十六期。此文認為一個社會必須由各種人構成，「這些各種人要權利，盡職分，都必須合乎中，以得到和。任何社會都多少是如此，都應該完全如此。不管一個社會是什麼種底社會。有階級底社會是如此，無階級社會亦是如此」，「執掌政權底人，本亦是社會上底一種人。但在某種『勢』下，這種人成了世襲底，因此即成了一種階級。在這種勢下，這種制度，是一個社會所必需底。但如此種勢已去，一個社會可以不需要世襲底政治上底統治階級，而在此階級里底人，仍要維持他們的權利，則他們要的權利即為太過。社會中底別種人，對於他們的太過底要求，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制裁。這種制裁，如果是以暴力出之，即所謂革命」。又認為「在社會方面看，『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底要求是應該制裁底。這種要求，宋明謂之欲，或私慾，或人慾。他們說欲是惡底。這是一定不錯底，因所謂欲者，照定義是超過道德底規律底要求。照定義它即是惡底。所以說欲是惡底，實等於說凡是不道德底是不道德底。但後來反道學人，如戴東原等，常說人的生理底、心理底要求是不可亦不應該壓抑底，而宋明道學家卻專愛壓抑之，所以宋明道學家是『以理殺人』，太不人道。這種辯論不是誤解了宋明道學家所謂欲的意義，即是陷入上所說思想上底混亂」。 23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四次會議。得朱自清信。[2] 26日　下午三時半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第二十八次校務會。與會者還有吳有訓、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會議討論近時生活程度高漲情況下教職員待遇之改善問題。 3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五次會議。 2　月 2日　下午四時至蔣夢麟寓所出席討論成立國民黨聯大黨部事，與會者尚有梅貽琦、楊振聲、周炳琳、姚從吾、吳有訓、施嘉煬、黃子堅等。[3] 5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六次評議會。會議討論並通過先生等擬具之留美自費生獎學金給予辦法，決定教員、助教在校服務已滿五年有志赴美入研究院繼續研究者得按照同一辦法申請辦理。又通過二十九年度研究費三十八萬之分配方案。因物價上漲，在討論教授薪水的問題時會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最後一致同意在新合同中提兩級。……會議最後決定出一論文集以紀念四十周年校慶。[4]《勵勤儉》（新世訓之八）刊於《中學生》第十七期。此文認為治國養生均需勤儉，「用一個國家的力量或用一個人的力量，都要使之有『有餘不盡』之意，如此則可以不傷及它的根本。所以『嗇」是『深根固柢』之道。有了根深柢固的力量，然後能長久地生存，長久地做事，所以說：『儉故能廣』」。 8日　寫《新世訓·自序》。 20日　《存誠敬》（新世訓之九）刊於《中學生》第十八期。此文認為誠敬既是立身處世的方法，又是超凡入聖的途徑，「立身處世，是聖學之始；超凡入聖，是聖學之終。二者均須用敬。所以敬字真是學問始終。如此以敬求誠，是宋明道學家所說誠敬的最高義」。 21日　《論中和》刊於《雲南日報》。 27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一三七次會議。 3　月 1日　上午出席全校每月精神動員例會。會上全體師生對汪精衛賣國十分氣憤，一致決議通電聲討。 3日　《汪精衛的行為與先賢道德教訓》刊於《雲南日報》。此文認為汪精衛組織偽政府是倒行逆施，利令智昏。又認為人心與人慾不同，人心不一定惡，但有為惡之可能；人心過了限度就是人慾，就成為惡；認為「凡是為自己底行為，可以不是不道德底，但亦不能特別是道德底。為團體底行為，才可以是道德底」。 5日　《應帝王》（新世訓之十）刊於《中學生》十九期。此文講「作領袖的方法」，認為此方法「除了無為一點外，還要加上三點，即無私，存誠，與居敬」。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二屆第三次校務會。 8日　在昆明中北院食堂出席聯大教授會二十八年度第二次會議。此會系是因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而臨時召集的。會議決定，以本會的名義對蔡元培先生的逝世致唁電。 19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八次會議。 26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三九次會議。 是月　刊出《問題不是這麼簡單》，強調對於具體問題應作具體分析。又刊出《蔡先生的一生與先賢道德教訓》。此文認為蔡元培在個人行為方面溫良恭儉讓，很容易與人合，但遇大事自有主張，「身可危而志不可奪」，因此又極不易與人合，遇有不合，便潔身而退，「蔡先生的人格，是中國舊日教育的最高底表現」，但「未死在重慶（政府所在地）或昆明（中央研究院所在地）而死在香港，是可以令人抱憾的一件事」。車載《從香和香氣說起——再評馮著〈新理學〉》刊於《新知》第四卷第三期。伍啟元贈其所著《中日戰爭與中國經濟》（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 4　月 30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一次會議。 是月　刊出《貧窮的哲學》。此文認為「我們先賢並不以貧窮本身為可欲而讚美之。富本身是可欲底，而且還是為有些道德底行為的實現所必需。不過富的本身是與道德無干底。而我們先賢又常注重道德底價值。所以有些人以為，先賢必不注重富。不過這以為是起於人的思想的混亂」，「《大學》雖講『理財』，而仍說『君子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以義為利並不是不講利，而是不為自己講利，而為大眾講利」。又刊出《論「天下為公」》。此文認為《禮記·禮運》「天下為公」一句的「天下」應譯為世界，並由此論及對古人的意旨不能隨意減少或增多。又認為「天下為公」一段文字所說是「崇高底政治社會理想」，「經中山先生屢次稱引，這段古代奇文，又成了三民主義的經典」，其全段的意義，「是任何中國人都應該深切了解底」。 5　月 3日　下午四時出席清華第二十九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陳岱孫、施嘉煬、葉企孫、梅貽琦、吳有訓、潘光旦。會議決定因近來生活程度高漲，教職員薪俸於二十九年度一律提高兩級，原薪在兩百元以上、二十八年度曾加薪者加四十元，未曾加薪者加五十元，原薪在二百元以下、二十八年度曾加薪者加二十元，未曾加薪者加三十元。 7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二屆第四次校務會議。 14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二次會議。先生在會議上報告赴重慶出席學術審議委員會情形。 2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三次會議。 22日　下午三時半在西倉坡5號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七次會。 23日　下午五至六時訪吳宓。[5] 27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會議決定聘王憲鈞等為副教授。 28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四次會議。 31日　下午三時半至蔣夢麟寓所出席聯大國民黨黨部籌備會。[6] 是月　《新事論（中國到自由之路）》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此書收《別共殊》、《明層次》、《辨城鄉》、《說家國》、《原忠孝》、《談兒女》、《闡教化》、《評藝文》、《判性情》、《釋繼開》、《論抗建》、《贊中華》等十二篇。其《自序》云：「自中日戰起，隨學校南來，在南嶽寫成《新理學》一書。此書序中有云：『此書雖「不著實際」，而當前有許多實際問題，其解決與此書所說，不無關係。』此書成後，事變益亟，因另寫一書，以討論當前許多實際問題，名曰《新事論》。事者對理而言；論者對學而言。講理者為之理學；說事者謂之事論。對《新理學》而言，故曰《新事論》。為標明此書宗旨，故又名曰《中國到自由之路》。二十七年北京大學成立四十周年，同學諸子，謀出刊物，以為紀念。此書所追論清末民初時代之思想，多與北大有關係者。謹以此書，為北大壽。又此書各篇，皆於草成時即在昆明《新動向》半月刊中發表，修正後，成為此書，並記於此。」 6　月 4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二屆第五次校務會議。 8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三十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吳有訓、梅貽琦、吳宓（代陳福田）、劉崇鋐、陳岱孫、李繼侗、朱自清、葉企孫、楊武之、倪俊、高崇熙、張奚若。會議決定：（一）自二十九年度起恢復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理科研究所化學部、法科研究所政治與經濟兩部，文科研究所之社會學部呈請教育部於三十年度起恢復。（二）研究院新生考試日期定為8月18日起，地點定為昆明、重慶、香港三處。（三）研究院學生津貼改為每年六百元，獎學金仍舊發給。（四）研究院招生廣告與北大、南開合登。四時在西倉坡5號出席二十八年度清華第一次教授會。會議決定請求評議會根據北大、清華同樣待遇之原則考慮加薪問題，又選舉下屆評議員及教授會書記，推舉本年度畢業成績審查委員。 10日　因陳立夫以教育部部長的身份曾三度訓令聯大務必遵守教育部核定應設的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新規定，聯大教務會議以致函聯大常委會的方式，反駁教育部的三度訓令。此信由先生執筆[7]，其辭曰：「敬啟者，屢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號，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號、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號訓令，敬悉部中對於大學應設課程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對於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師嚴而後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後師嚴。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於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在學校則一籌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周智於萬物，人非至聖，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國公私立大學之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系專為比較落後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號等訓令之例外。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若何之處，仍祈卓裁。此致常務委員會。」[8] 1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五次會議。會議決定暑假中每兩周開會一次，時間在周二下午三時。 13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三十一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梅貽琦、陳岱孫、潘光旦、葉企孫、施嘉煬、吳有訓。會議審議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申請增加研究經費兩百五十元案，決定照准；審議農業研究所昆蟲組教授劉崇鋐因病請假案，決定照教師服務及待遇規程辦理。 14日　下午四時至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出席國民黨聯大直屬區分部成立大會。大會選先生及周炳琳、黃子堅為執行委員，查良釗為候補委員。[9]「在聯大國民黨組織內，我擔任過文學院各系國民黨黨員組成的區分部……的執行委員。……又擔任過為教授以上的國民黨黨員而設的『直屬區分部』的執行委員，同時擔任的有黃鈺生、查良釗、周炳琳。」[10] 17日　晚八時出席第八次評議會。會議審議助教十人申請留美獎學金，決定交先生及葉企孫、王信忠、李繼侗、楊武之、吳有訓、施嘉煬組成之委員會審查；審議朱自清、浦薛鳳、劉崇鋐、張席褆、彭光欽、章名濤等二十九年度休假國內研究案，決定照准；審議金希武等四十九人函請恢復自二十六年度暫停之教授休假出國研究規定案，議決由學校相機設法辦理；審議周惠久等四十一人函請增加薪俸待遇案，決定凡專任講師以上二十八年度月薪在四百元以下者一律增三十元（以加至四百元為止）。 18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六次會議。 20日　下午二時出席清華第三十二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施嘉煬。會議審議經費支配案。又審議教員、助教薪俸調整案，決定由校長提交聯大常委會議決後一併辦理。四時半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21日　上午十時出席第九次評議會，討論先生與葉企孫等六人擬定之助教留美獎學金名單（共五名）。 24日　下午三時出席圖書設計委員會理工設計委員會聯席會，會議主席樊際昌。出席者還有陳雪屏、李繼侗、曾昭掄、孫國華、吳有訓、黃鈺生、陳岱孫、陳序經、嚴文郁、孫雲鑄。 26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七次會議。 是月　刊出《歷史與傳統》。此文認為「一個民族的精神上連續，大半靠歷史與傳統，傳統雖可與歷史不合，但可以與歷史各行其是，並行不悖」。《中日戰事史料征輯會集刊》創刊，先生為之撰《本刊旨趣》，其中說：「一個民族的獨立自由，是它自己用它自己的力量爭取得來的」，「這兩年半的歷史，是我們無數有名底或無名底英雄寫底……英雄們用血寫底歷史，歷史家要趕緊用墨抄下來……沒有完全底寫底歷史，歷史的本身，是不容易傳之於後人底」。一乙《馮友蘭的〈新事論〉》刊於《讀書知識》第一卷三期。 7　月 1日　下午二時出席第十次評議會。會議推舉先生及葉企孫、王信忠、李繼侗、楊武之、吳有訓、施嘉煬、陳岱孫、莊前鼎為留美自費生獎學金申請書審查委員。 10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八次會議。會議決定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附設學校籌備委員會，聘先生為委員。又決定教員助教薪俸再度調整，自下學年起再增十元。 11日　傍晚，訪吳宓。[11] 15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三十三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施嘉煬、梅貽琦、吳有訓、葉企孫、潘光旦。會議決定照聯大常委會決定，清華教員助教薪俸自下學年起再增十元。又決定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期滿後因故不能返校服務者應將休假研究期內所領薪金及研究補助費歸還學校。四時出席清華聘任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16日　下午三時半出席第十一次評議會。會議審議二十九年度留美自費生獎學金申請書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給予獎學金名額，又審議教員助教增薪案，決定自下學年起再增十元。出席聯大教授會二十八年度第三次會議。 17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四九次會議。梅貽琦在會上做報告，教育部顧毓琇來函，謂時局變化不定，必要時聯大應作遷徙準備。 24日　致函梅貽琦，聘請聯大該年度畢業生王雲亭為歷史學系研究助理。 26日　晚7時在文林街昆中北院為聯大社群演講會演講，題為「青年哲學的修養問題」。[12]先生說，一個人要有些修養，學哲學要講邏輯，邏輯就是思想的規則。規則是每個人都應該遵守，而且實際上人們也在遵守，只是不能夠完全遵守。但是一般說來，遵守規則的時候，比不遵守規則的時候多。舉個例子，就是「行易知難」和「知易行難」的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來「行易知難」，就是說做起來容易，但知道很難。可宋明理學則說「知易行難」，就是說知道容易，但做起來很難。對這兩種說法加以綜合和分析。「行易知難」講的是技術上的問題、科學上的問題。你要知道很難，但知道了之後，做起來就比較容易。但從道德上講，那就「知易行難」，知道道德上的好事很容易，但做起來卻很困難。所以技術上是「行易知難」，道德上是「知易行難」。青年學生在平時修養時應該注意這方面的區別：在科學理論方面要重視理論的探索，在道德修養方面要加強實踐的踐履。[13] 29日　下午三時出席二十八年度清華第二次教授會。會議討論畢業生問題，決定準許一百六十二人畢業，另六人尚須繼續討論。四時半出席二十九年度第一次教授會。會議繼續討論畢業生中六名有問題者，決定準予畢業。又推舉下屆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先生及雷海宗、趙訪熊、蕭蘧、楊武之當選。 3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五○次會議。 是月　《新世訓（生活方法新論）》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此書收《尊理性》、《行忠恕》、《為無為》、《道中庸》、《守沖謙》、《調情理》、《致中和》、《勵勤儉》、《存誠敬》、《應帝王》等十篇，另加《緒論》一篇。其《自序》云：「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故，烏能已於言哉？事變以來，已寫三書。曰《新理學》，講純粹哲學；曰《新事論》，談文化社會問題；曰《新世訓》，論生活方法，即此是也。書雖三分，義則一貫。所謂『天人之際』、『內聖外王之道』也。合名之曰《貞元三書》。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復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鑠今之大業，譬之築室，此三書者，或能為其壁間之一磚一石歟？是所望也。」約是月，為聯大附中周年題辭：「繼承聯大事業，發揚聯大精神。」 8　月 7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二屆第六次校務會議。 8日　講《生活的意義》。先生說，意義本身就有不同的解釋。意義並不是目的，有人以為生活的意義就是生活的目的。如果凡事都有目的，一切都是為了目的，那事情的本身就變成是手段。如果這樣，那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變成了手段了，也沒有目的了。所以他認為有些事本身就是目的，例如自然現象，花開草長，這本身就是目的，並沒有其它的目的。只有人做的事才有目的，是為某一目的做事情。人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例如吃飯是為了肚子吃飽，吃飽飯之後為了工作，人做的事都有目的。意義的第二層含義是「了解」。你了解越多，意義越大，比如在這裡講演，一隻狗走進來，它對這一點都不了解，所以演講對那隻狗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一個沒有知識的人跑進來，知道這裡是在做講演，但對講的內容不懂，所以演講對他的意義比對狗的意義大些，但是對有知識的人而言，卻又低些，這是第二等；如果讓大學生來聽講，他知道演講的內容，並且能夠獲得思想，演講對他的意義就很大。所以一個東西的意義不是絕對的，了解的越多，意義也就越大。他還說，譬如見到一座大山，地質學家看來，這是什麼地質構造；歷史學家來看，就可能在這兒出現過什麼大事，或在這打過仗。這就是說，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意義。這樣看來意義是不是主觀的呢？這不是的。因為山有什麼地質構造，在山上發生過什麼歷史事件，都是客觀的事實，並不是由地質學家和歷史學家編造出來的。所以意義也就不是主觀的。但同是對於一座山，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它，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從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得出不同的意義。[14] 14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五一次會議。 21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五二次會議。 28日　下午三時半在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列席常委會一五三次會議。 29日　上午九時在雲南大學會澤院第一教室主持中國哲學會第四屆年會開幕式，致開幕詞並報告籌備經過。開幕詞略謂因抗戰本屆年會未能按三屆年會決定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但到會會員中除在滇會員外，廣州占多數，在滇者大多來自北平，此即兩極端易相會之謂歟？會議通過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致敬電，向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致敬電，向前方將士致敬電後，由徐炳昶（旭生）宣讀論文《世界文化的重估價問題》並進行討論。十二時和其他與會會員三十餘人同至北門街家庭食社聚餐。下午繼續出席年會，聽沈有鼎、王憲鈞宣讀論文並參加討論。 30日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雲南大學會澤院第一教室繼續出席年會。會議由徐炳昶主持，由金岳霖、吳康、賀麟宣讀論文《勢至原則》、《自我之解釋》、《論超時空》，然後討論。討論甚熱烈。下午2時至6時繼續出席年會，先生宣讀論文《人生中底境界》。又聽李吳楨、侯曙蒼宣讀文《世界之起源》、《中和哲學》，並參加討論。 31日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繼續出席年會。會議由吳康主持，由汪奠基、湯用彤、石峻宣讀論文，然後討論。十二時和其他與會會員同赴雲南大學、西南聯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四機關一起舉行的公宴。下午二時繼續出席年會，聽鄭昕、馬采宣讀論文，並參加討論。五時出席會務會議並報告編輯委員會會務，要點為《哲學評論》復刊，在上海排印，仍由開明書店發行。又聽各分會報告會務。會議通過下列議案：（一）會務仍由上屆理事會維持。（二）第五屆年會兩年後於峨嵋舉行。（三）會員×壽鏈參加偽組織，著即開除會籍。還決定設立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由賀麟任主任委員，先生及湯用彤、宗白華、張頤為委員；設立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由先生任主任委員，湯用彤、賀麟、宗白華、黃建中為委員。該兩委員會均由蔣介石侍從室提供經費資助，蔣介石指定陶希聖為侍從室與兩委員會聯絡員。先是，賀麟已在侍從室支持下成立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先生得知後，通過賀麟與蔣介石聯繫，希望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得到資助。不久，蔣介石即以快郵代電，要先生在中國哲學會設立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該委員會設立後，先生請馮寶麟任秘書，管理賬目及收發稿件。[15] 是月　《論知行》刊於《雲南日報·星期論文》。此文認為「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各有其應用範圍，「如各守其範圍，這兩個命題都是可以說底，而且都是真底。在技術方面，我們應當知『知難行易』，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經驗自限。對於已知其然者，還要進而知其所以然。在道德方面，我們應當知『知易行難』，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空言自足，必要使空言進而為實事」。又刊出《論中西醫藥》。此文認為「中醫西醫之分，其主要處，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異。中醫西醫應該稱為舊醫新醫。中藥與西藥的對比卻不全是錯底。因為……就中藥西藥的製造提煉說，其不同可以說是古今的不同，但就其所用材料說，則其不同可以是地域的不同」；認為中醫的理論不通，而中藥卻能治病，「因為我們並不是先有了中醫的理論，然後照著那個理論去找藥。而實是先有對於中藥底知識，然後再加上中醫的一套理論，作為對於中藥底知識底解釋」；認為「我們現在應當研究中藥，而不必研究中醫」，即「不必研究舊醫的理論。至於舊醫的經驗底知識，仍是要研究底，不然我們何以能知某中藥能治某病而加以研究呢」。約是月下旬，為聯大師範學院學生總題為「生活與藝術」的系列講座作第一講，題為「生活的意義」[16]。 9　月 4日　吳康贈其所著《周易大綱》（「國學小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39年4月再版）。 6日　下午三時出席清華第三十四次校務會議。與會者還有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會議審議發給研究生獎學金名單；審議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函商聘地學系教授馮景蘭為該校礦冶系主任案，決定去函回絕。又決定清華辦事處及各研究所教職員眷屬向雲南省境外疏散時，學校照聯大辦法發給旅費津貼。 9日　下午三時在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列席常委會一五四次會議。 11日　下午三時列席常委會一五五次會議。 12日　《吳宓日記》於是日云：「2—4訪馮友蘭文學院長於小東城腳16號寓宅。細陳欲往浙江大學等情。馮謂清華外文系應聘錢鍾書歸而主持。今F.T.（即陳福田——蔡按）為主任，非經『革命』實無整頓辦法。浙大陣容整齊，故宓宜往。一年後回清華任職，毫無問題。云云。又托宓作公函，為清華外文系購陸侃如、馮沅君之Larousse Encyclopaedie。凡六大冊，作價千元。宓立允從。」[17] 14日　十一時，吳宓來訪，談聘錢鍾書回清華事，「決今年不舉動」。[18]為聯大夏令會講習會講演，題為：「文學的現代化與歐化。」[19]先講到了「共」與「殊」：「殊」是個體，如張三、李四、美國等；「共」如人、胖子、民主國家等。「殊」只有一個；「共」可以沒有，也可以很多。我們學習西方，是要學「共」，而不是學「殊」。歐化是「殊」，現代化是「共」。歐化不一定需要，但是現代化是必需的。他舉個例子說，吃飯用刀叉這是歐化，吃自助餐是現代化；重要的不在乎歐化，而在於現代化。[20] 22日　下午三至六時，赴梅貽琦任教清華二十五周年慶祝會，會上吳宓告訴先生決定留在清華。 23日　下午六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五五次會議。 25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常委會一五六次會議。 是月　金岳霖《論道》出版。其《序》云：「無論如何，我深知我缺乏運用文字的技能。在這方面，我要對馮芝生表示謝意。他看過全部原稿，經他隨時指示，太過意不去的地方或者沒有。」 10　月 2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聯大常委會一五七次會議。 4日　下午五時在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出席清華第三十五次校務會議。審議經費問題。 11日　出席聯大教授會二十九年度第一次會議，選舉第三屆校務會議教授代表。 16日　下午五時在西倉坡5號清華辦事處出席聯大第三屆第一次校務會議。 23日　下午三時半列席聯大常委會一五八次會議。 30日　下午五時半列席聯大常委會一五九次會議。會議決定籌遷晉寧（研究院及師範學院之一部分）、澂江（文、法學院及師範學院之一部分）上課。 是月　刊出《論救國道德》。此文認為「所有底道德是救國底道德，所有道德底事都是救國底事。所有不道德底事都是禍國底事。所以我們主張不必特別提倡所謂救國道德」。 歷史系學生李耀仙申請轉哲學系，因兩系主任均未在校，由先生直接批准。 11　月 2日　下午六時列席聯大常委會一六○次會議。 3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三屆第二次校務會議。 13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一六一次會議。 20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一六二次會議。 27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一六三次會議。 12　月 4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常委會一六四次會議。 11日　下午四時出席聯大第三屆第三次校務會議。 18日　下午七時列席聯大第一六五次常委會會議。會議決定籌設大學一覽編輯委員會。請先生為該委員會主席，黃鈺生、鄭天挺、查良釗、潘光旦、章廷謙、朱洪等為委員。 23日　列席聯大第一六六次常委會會議。 是月　［日］竹內照夫《關於馮友蘭的〈新理學〉》刊於《中國文學》月刊一六七期。聯大《必修選修學課程程表（1940—1941學年）》規定先生所授課中除「中國哲學史」外，還有「人生哲學」。[21] 是　年 伍啟元贈其所著《中日戰爭與中國經濟》（商務印書館1940年1月出版）。 陳夢家贈其所作《商王名號考》（《燕京學報》二十七期抽印本）。 熊十力贈其所著《新唯識論》語體文稿上卷（錢學熙、韓裕文今譯，1940年8月出版）。 傅斯年贈其所著《性命古訓辯證》上、下冊，並於其封面題曰：「芝生學兄惠正　著者。」此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五。 * * * [1] 據1940年1月3日《雲南日報》報道。 [2] 據《朱自清日記》。 [3]據《鄭天挺日記》。 [4] 據《朱自清日記》。 [5] 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171頁。 [6] 據《鄭天挺日記》。 [7] 據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考證：「這封措詞說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執筆者舍馮友蘭莫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頁。 [8] 據《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三卷（下），第191—192頁。 [9]據《鄭天挺日記》。 [10] 引自先生1968年6月6日所寫《問題交待》。 [11] 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190頁。 [12] 據1940年7月昆明《中央日報》。 [13]據《實說馮友蘭》，第88頁。 [14] 據《實說馮友蘭》，第88頁。 [15] 馮寶麟，即馮契，時剛從西南聯大畢業，無工作，先生請他任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秘書，同時繼續隨先生研究中國哲學史。 [16] 據1940年9月7日昆明《中央日報》報道。 [17]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228頁。 [18] 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229頁。 [19]據《吳宓日記》第七冊，第233頁。 [20] 據《實說馮友蘭》，第89頁。 [21]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第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