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 · 1921年-1930年

1921年（中華民國十年辛酉）　二十六歲 1月4日，沈雁冰、鄭振鐸、王統照等在北京成立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而藝術，《小說月報》成為該會刊物。是月，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出版。　4月，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推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　5月，郭沫若、郁達夫等在東京成立創造社。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選陳獨秀為總書記。　8月5日，郭沫若新詩集《女神》出版。　10月，嚴復去世。　12月，魯迅小說《阿Q正傳》開始連載。《胡適文存》出版。 是年，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胡適《先秦名學史》（英文）出版。 2月12日　於紐約購得於1871年出版的英文版《柏拉圖對話錄》一本。 3月12日　寫成《評柏格森的〈心力〉》。 3月23日　寫成桑塔延納《美國人的品性與意見》譯介。 6月3日　和其他北大校友一起，在哥大與蔡元培合影。在此前後，曾陪同蔡元培在紐約訪問，並請其在扇面題詞。蔡元培所題為：「按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 10月　《柏格森的哲學方法》、《與印度泰戈爾談話（中西文明之比較觀）》刊於《新潮》三卷一期。前者認為柏格森哲學之特色在其本體論上的一個「變」（change），也在於其方法論上的一個「直覺」（intuition），故其哲學稱為變的哲學（philosophy of change），也稱為直覺的哲學（intuition philosophy）。又認為直覺是分析以後的事，主張直覺只是反對以分析為終極，並不反對分析本身。此文又刊於《民鋒雜誌》三卷一號。後者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固然很可觀，但現在很不適時，需要重新加以改造，使之適應現在的世界；又認為對古代文明應加以研究，「不許所謂新人物研究舊學問，我卻不敢贊成。因為空談理論，不管事實，正是東方的病根，為科學精神所不許的。中國現在空講些西方道理，德摩克拉西，布爾什維克，說的天花亂墜，至於怎樣叫中國變成那兩樣東西，卻談的人很少。這和八股策論，有何區別？我們要研究事實，而發明這道理去控制他，這正是西洋的近代精神」。 是年秋　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會宣讀「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諸教授皆贊成其說」[1]。在此深受伍德布里奇院長和杜威教授的影響。「生逢社會大動盪、政局大動亂、思想大動搖的時代，對當代各種問題常感興趣，亦感困惑。對於此諸問題，進一步研究西方思想，得到很多啟發。1921年寫《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於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結果之一種解釋》一文……在此文中初次提出的思想，在博士論文中續予發揮。」[2] 是年　與楊振聲、鄧以蟄、周炳琳共同協助日本人小畑熏良英譯李白詩。「我在美國上學的時候，日本領事館有個做翻譯工作的人，叫小畑熏良，他要翻譯李白的詩為英文，找中國留學生中的中文比較好的人幫忙」，「當時找著了我、楊振聲、鄧以蟄、周炳琳。我們幫助他翻譯了一部英文的《李白詩集》。」[3] * * * [1] 引自先生1922年致梁漱溟書。 [2]引自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附錄之《履歷》。 [3] 引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寫的《補充交待》。 1922年（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　二十七歲 2月，全國教育獨立運動會在北京成立並發表《教育獨立宣言》，謀求教育脫離政黨與宗教。　5月13日，蔡元培、胡適等在《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呼籲做「奮鬥的好人」，樹「決戰的輿論」，以達建立「好政府」的目標。　11月10日，北京「言論自由期成會」成立，胡適、李大釗、梁啓超、林天木等六十人任評議員。是月，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建議，發表宣言，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3月，《新潮》三卷二號以「1920年世界學術專號」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原理》、杜威《哲學的改造》、柏格森《心力》、威爾斯《世界史大綱》等世界最新學術成就。　是年，柏格森《持續與同時性》出版。 1月18日　寫成《論「比較中西」》。 約1月　將中譯「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寄《新潮》編輯部並致函周作人，請其於發表此稿前送梁漱溟一閱。收到梁漱溟所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3月4日　致函梁漱溟，評論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函中於提出數點商榷意見後說：「先生之有真知灼見者，在佛孔二家之學。若只為談二家之學之一書，則真推倒一切。惟因此而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則範圍太廣，問題太大太複雜，抽象之論未足令人即信。……尤有言者，先生聰明絕頂，不想不能創作，而患有過於自恃直覺之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關於西洋科學之書總以多看為宜。以所望於先生者厚，又辱見愛，故敢隨意亂談，無論有當與否，知先生必不見罪也。至於友蘭，近來亦找出一中國以後應取之態度。大約以為東方之長在能闡明物我一體之理，有精神的大我以籠罩一切個體，而其弊在抑制欲望衝動；西洋在滿足欲望衝動，而其弊在只有個體而不知有大我，人與人之間只有外的關係而無內的關係。……故今日之務即是滿足欲望，不過因物我一體之故，故滿足欲望時不應專為自己一人打算耳。」 3月　《評柏格森的〈心力〉》及桑塔延納《美國人的品性與意見》譯介刊於《新潮》三卷二期。前者介紹《心力》所收各篇要點，同時認為東西學問之區別，在於東方「從心下手」，西方「從物質下手」。 4月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刊於美國芝加哥《國際倫理學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三十二卷三號（後收入《中國哲學史補》，1983年由塗又光譯成中文），文章發揮去年9月2日之心得，認為中國原有三大學派，道家主張自然，墨家主張人為，儒家主張中道，而墨家失敗，人為路線消亡，從此民族思想注重人倫日用，只在人心之內尋求善與幸福，此即中國沒有科學的原因。 5月　《論「比較中西」（為談中西文化及民族論者進一解）》刊於《學藝》三卷十期。此文認為：「空口談論文明及民族性之優劣，是沒有用的。他們的優劣，全靠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此時此地！Here and now！」 是年夏　景蘭畢業於金城礦業學院，來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地質系。沅君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 9月26日　夜，俞平伯來訪。[2] 10月24日　夜，俞平伯來訪。[3] 10月25日　俞平伯贈其白話詩集《冬夜》（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3月出版）。 10月26日　書評"Liang Shu-m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ir Philosophies"（《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刊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雜誌》十九卷二十二期。此文認為「梁先生的書是第一個自覺的、嚴肅的嘗試，試圖抓住中心觀念，在歐洲文化、印度文化的比較中說明中國舊文化的優點和缺點」，但對梁著關於歐、中、印三種文化代表人類發展中三個階段的觀點提出異議，說「我仍然不大懂，為什麼西方人應當徹底改信孔子，為什麼將來全人類應當都是佛陀信徒」。文中又論及新文化運動，說有些人「認為，這場運動意味著中國古代文化的全部毀滅，太急進了。但是事實上它無寧意味著中國文化的進化，而非革命。說到底，『新』文化運動也許不過是舊文化的自我覺悟和自我檢討」（據塗又光1987年譯文）。 12月23日　小畑熏良贈其英譯《李白詩集》。 是　年 因河南官費不能按時寄到，先生不得不實行勤工儉學，同時既在飯店洗盤子，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管中國報刊，又為某美籍華人當活字典。又曾由杜威推薦向哥倫比亞大學申請獎學金，但申請為時已晚，未獲准。「在我上學的最後一年……河南的官費不能按時寄來了。……我也在附近的一個飯店裡找了一點工作。任務是把顧客用過的盤子收拾起來送到洗盤子的地方。每天做一點鐘，可以在那個館子裡吃一頓『正餐』。……有一天，紐約中國城內有一個什麼會，找一個中國留學生去講演，他們叫我去了。講的有點長了，耽誤了上工的時間……我失業了。可是也得到一種補償。不久我那次講演的一個聽眾，寫信給我說，他很喜歡哲學，現在正在讀哲學史教科書，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來很費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寫下來，標明書的頁數，叫我填上相當的中文字，每個字給報酬若干，他想叫我當他的『活字典』。……後來我又到另一家飯館找到一點工作。任務是刷盤子。……我也向哥倫比亞大學請求過獎學金。杜威先生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信相當長，最後一句話說：『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這個請求沒有成功。據說是送進去的時間太晚了。不過他們也給了我一個閒差事，任務是管圖書館裡面的中國報紙。……當時我有這三個財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斷斷續續的官費，維持生活也就夠了。」還曾為博晨光充當助手。「我還在紐約的時候，燕京大學有一位教授，名叫博晨光（L.C.Porter），他是美國人，到美國去休假，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中文。他想在中國留學生中找一個人幫他的忙，找來找去就找著我了。他在中文方面，遇見他解決不了的問題就來找我，好在課程的要求也不很高，沒有碰見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全集》第一卷，第53—58頁）「官費近來受政局影響時時欠發，生活學業尚能支持，而亦作難不少矣。原擬今夏在此校作一收束，即赴歐洲，今則無錢一事不能辦，故仍留此。」（本年致梁漱溟書） * * * [1] 1919年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2]據孫玉蓉：《俞平伯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 [3] 據《俞平伯年譜》，第64頁。 1923年（中華民國十二年癸亥）　二十八歲 5月6日，顧頡剛於《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6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　7月1日，劉掞藜於《讀書雜誌》發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疑古與信古之爭由此開始。　8月，魯迅小說集《吶喊》由新潮社出版。　12月，胡適、徐志摩等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是年，王國維《觀堂集林》出版。 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學校講演《人生觀》。　4月12日，丁文江於《努力周報》發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開始「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同月，胡適於《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發表《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6月15日，瞿秋白於《新青年》發表《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開始東西文化問題論戰。　是年，《孫文學說》於上海出版。 暑期　先生寫成博士論文「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天人損益論》）並通過答辯。景蘭獲碩士學位，遂一同經加拿大回國。同船回國者還有張文濤等。張中孚在上海迎接先生及張文濤等一行。[1]在開封安家。「我們回到開封，母親已經先到開封等候我們，把家都安置好了。我在出國前已有一個女兒，景蘭已有一子一女，都跟著我母親在老家，由我母親撫養。這時這三個小孩都跟著祖母到了開封，全家大團圓。」（《全集》第一卷，第55頁）傅佩青邀請去北京任職，婉辭。「我剛到開封，傅佩青來找我，說他在北京，擔任了好幾個大學的哲學課，每月可以收入四五百元，他有別的事要離開北京，叫我去接他的事。我的母親聽說了，就勸我說：『這可不行。中州大學前好久就請你了，你也答應他們了，這是眾所周知的。如果剛回來就變卦，這可不好。』我當時就謝絕他了。」（《全集》第一卷，第56頁） 8月28日　與景蘭應邀出席開封私立黎明初級中學「歡迎馮博士芝生馮碩士淮西大會」，並與全校師生合影留念。[2] 暑期後　任中州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評議會成員、圖書館委員會委員，月薪兩百元。「這時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變化。原先的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升級了，改為河南的省立大學，定名為『中州大學』。師資缺乏，要靠我們這一批留學生回來補充。我們在回國之前，中州大學都已經同我們取得聯繫。我被內定為文科主任（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院長），回到開封以後，就走馬到任。」（《全集》第一卷，第55頁）時中州大學哲學系設有國文、英文、高等心理學、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高等論理學、高等倫理學、美學、周秦哲學、孔子哲學、宋明哲學、宗教哲學、希臘哲學、英國哲學、法國哲學、德國哲學、現代哲學等課程。先生一人兼幾門主課，「講課深刻、自然，廣徵博引，貫通古今中外，受到同學們的歡迎」（《河南師大校史稿》），「還親自指導學生進行英譯漢的練習，以培養學生學習外語的興趣」（《河南大學校史》）。又受聘為學生社團文藝研究會名譽會長。與友人籌備《心聲》第二次復刊。 9月12日　晚七時，在中州大學演講廳主持大會歡迎新教員與學生，並代表舊教員致歡迎辭，「言詞親切，語帶興趣，極有味道」[3]。 11月1日　《〈心聲〉第二次復活》刊於《新中州報》。其中說：「我們在開封這幾年中，曾出現過幾次反污世的出版品，其中如偏重研究學術之《心聲》，及偏重批評政治與社會之《少年河南》，雖各有偏重，而其宗旨皆是想把我們的，及我們所認為對的，理想，告訴大眾，而求其實現。可惜我們的力量有限，他們的——我們的出版品的——生命也就無常。但我們終不敢妄自菲薄，自居於鄉原，極願再鼓勇氣，做點狂者的事業，所以把《心聲》二次復活，做我們的喉舌。這次的《心聲》，兼登關於學術的，及關於批判現狀的，文字，所謂兼有從前《心聲》及《少年河南》之精神。」 11月2日　《新中州報》刊出《〈心聲〉復行出版廣告》：「《心聲》現在又復活了，其中兼登關於學術及關於批判現狀的文字，每兩星期出版一次，第一次於十一月初三日出版。……社址柴火市街三十四號。」又刊出《心聲》第一期目錄，其中有先生之《〈心聲〉第二次復活》及《講演錄》（張永福、李繼謙記），馮景蘭編輯之《科學叢談》，馮沅君詩一首。 是年冬　往曹州山東第六中學講演兩星期。回開封后，據此次講演寫成《一種人生觀》。 * * * [1] 據《梅溪文鈔（稿）序》。 [2]黎明初級中學由楊育森創辦，楊系先生在北京大學時的同學。 [3] 據1923年9月16日《新中州報》報道。 1924年（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　二十九歲 1月23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李大釗等共產黨員參加大會並被選入中央委員會。　4月，泰戈爾訪華。　9月5日，孫中山決定北伐。18日，由中美雙方組成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北京成立，負責管理美國第二次退還之庚款，用於發展中國科學、教育、文化事業。24日，孫中山頒布《建國大綱》。　12月31日，孫中山抱病抵達北京。 是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支那內學院《內學》年刊創刊。張東蓀《哲學與科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年初　重遊北京，寄住瓷器庫姻兄孫炳文處，孫以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版朱鶴齡箋注、沈厚塽輯評《李義山詩集》相贈，又寫1921年趙堯生題宋芸子所藏王闓運《蒹笳送別圖》詩以贈：「龍爪年年綠上都，蒹笳流怨采蘼蕪。夢華舊錄傷心事，秋水新亭掌故圖。講德當遺南浦路，傳衣聊勝大秦珠。登山臨水空搖落，欲賤蘭茝樹已枯。香宋夫子題宋芸子所藏王湘綺蒹笳送別圖詩也。時與夫子同客成都，越三年，寫贈芝生姻兄學長並乞政字。濬明[1]弟贈。」 2月28日　中州大學成立紀念日。上午與全校師生員工一起將開封鐵塔前金代萬斤大鐘、康熙七年八千斤大鐘曳入校園內，「小者懸校中央，代替振鈴，大者置講樓前，供考古用」（3月6日《新中州報》報道）。 5月6日　上午十時，開封中學以上教職員工於文廟內第一圖書館開座談會，歡迎印度泰戈爾及其學生，先生出席。[2] 6月1日（農曆四月廿九日）　長子鍾遼出生。 6月12日　晚七時，在中州大學演講廳主持歡迎新教職員及學生大會並代表舊教職員致歡迎詞。 8月　寫成《履歷》（後作為附錄收入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9月　上海朴社解體。俞平伯、顧頡剛等聯絡先生及其他在北京的北大同學吳維清、范文瀾、潘家洵等人，繼續組織朴社，每人每月交納十元，集資印書。一年後，他們在北京大學附近開辦了「景山書社」[3]。 10月　《一種人生觀》作為「百科小叢書」之第七十二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引言》曰：「民國十二年，中國思想界中的一件大事，自然要算所謂『人生觀之論戰』了。……胡適之先生說：『這一次為科學作戰的人……都……不曾具體地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不但此也，那一方面也沒有具體地說明非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所以這次『論戰』……實際上沒有解決一個問題。我這篇文是打算具體地說出『一個人生觀』。至於這『一個人生觀』與這些解決人生問題之方法，是『科學的』，還是『直覺的』，還請讀者批評。」其《餘論》曰：「梁漱溟先生的見解，與我的見解，很有相同之處……不過他的直覺說，我現在不敢贊成。……故我於本文，對於他所說直覺有所批評。……我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同情的討論。我覺得近來國內浪漫派的空氣太盛了，一般人把人性看得太善了。這種『天之理想化與損道』的哲學……我以為也有他的偏見及危險。」 11月17日、18日　《對於人生問題的一個討論——馮芝生在中大講演會講演稿》刊於《新中州報》。 12月9日　上午十時，在徐府街教育會出席河南公民善後會。會議選舉該會執行委員，先生及李敬齋、嵇文甫等十四人當選。 12月　"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天人損益論》）改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扉頁有獻辭：To My Father and Mother（獻給我的父親和母親）。出版後，先生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由劉積學介紹在河南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被選為河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那時設在廣州的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央，派人到各省發展組織，各省陸續成立了國民黨省黨部。派到河南來的人，是我岳父的老戰友，也是親戚。他曾經在日本留學，追隨孫中山先生。民國成立，他在國會中任參議院議員。他於1924年在開封開始組織國民黨省黨部。成立那一天，我被選為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我在開封並沒有出席過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聽說後來執行委員中出了缺，把我補上了。不過那時候我已經不在開封了。」（《全集》第一卷，第56頁） * * * [1] 濬明，孫炳文字。 [2]據1924年5月7、9日《新中州報》報道。 [3] 《俞平伯年譜》第83頁。 1925年（中華民國十四年乙丑）　三十歲 1月，胡適、陳源等於北京創辦《現代評論》，主張自由主義。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　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7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10月10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建立。 是年，杜威《經驗與自然》出版。 年初　應北京大學同學、廣東大學文科主任陳鍾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廣東大學任教。不久，又應博晨光之邀赴北京面談。「燕京大學同哈佛大學合作，辦了一個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找了些人做研究工作。他說他已經同有關方面說好了，約我到燕京，一半時間在哈佛—燕京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時間在燕京講一兩門課。我當時覺得這個機會不錯。地點在北京，那是當時的中國學術中心，而且有一半時間做研究工作，可以少教一點課。」（《全集》第一卷，第58頁）「當時商定先去廣東大學一學期，然後到燕京大學工作。在京期間，曾與胡適相見，暢談甚快。」[1] 3月1日　以河南教職員聯合會幹事身份出席該會評議部會議。 3月19日　在開封文廟出席追悼孫中山大會。 是年春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4月　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會刊《文藝》創刊，先生為之撰發刊詞云：「文藝研究會以研究國故及文學為宗旨。……故此刊中所載諸作，依其性質，約可分為二類：研究國故之論文及文學作品。……為編輯此刊，諸會員得以使其理智力及想像力，皆有適當練習之機會，不可謂非幸事。」又於該刊發表譯作《赫拉頡利圖斯殘句（一）》，署名「芝生」。 5月16日　《怎樣辦現在的中國大學》（4月20日寫）刊於《現代評論》一卷二十三期。此文強調學術發展對中國的重要意義，又強調發展學術必須辦好大學。文章認為，當時的中國面臨如下情況：（一）須充分的輸入學術，並徹底整理舊的東西；（二）須力求學術上的獨立；（三）出版界可憐異常，有許多人想看書而又無書可看；（四）對西洋學術有較深研究的人甚少；（五）更無人在世界學術界可以稱為「大師」。針對這樣的情況，要辦好大學，應先設像樣的本科，為此，就要「以請中國人作教員為原則」，且所請的教員要「有繼續研究他所學之學問之興趣與能力」，「大學要給他繼續研究他所學之學問之機會」，因此又要設研究部，使教員既教學又研究，設編輯部，使教員既教學又編譯西洋學術著作。如能本科部、研究部、編輯部三位一體，「再假以時日，中國亦可有像樣的學者，而中國學術亦可獨立矣」。 6月5日　《對於哲學及哲學史之一見》刊於《太平洋》雜誌四卷十期。此文認為「人生而有欲，凡能滿足欲者皆謂之好。……質言之，哲學之功用及目的，即在求好」，哲學與科學的區別在於前者求好，而後者求真，但哲學的方法即是科學的方法，故「我雖承認直覺等之價值，而不承認其為哲學之方法」；又認為研究哲學須「一方面研究哲學史，以觀各大哲學系統對於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一方面直接觀察實際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 6月15日　胡適贈《胡適文存二集》一套，並題曰：「送芝生　適，十四，六，十五。」 暑期前　向中州大學校長要求擔任該校校務主任。「這個中州大學的組織，有一個校長，還有一個校務主任。他們兩個的分工是：校長對外，辦一點奔走應酬的事；校務主任對內，處理校內事務。到1925年，原來的校務主任李敬齋走了，繼任的人還沒有找到，我通過一位朋友向校長張鴻烈開誠布公地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我的前途。有兩個前途可以供我選擇：一個是事功，一個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並不大，我只想辦一個很好的大學。中州大學是我們在一起辦起來的，我很願意把辦好中州大學作為我的事業。但是我要有一種能夠指揮全局的權力，明確地說，就是我想當校務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學術研究那一條路，我需要到一個學術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離開開封了。校長沒有同意我的要求，不過對我的開誠布公的態度很讚賞。」（《全集》第一卷，第57頁） 7月　沅君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8月　在開封遇于右任，向於了解廣東情況。「我所以要先到廣州一趟，倒並不專是為守約，更主要的是，我想到廣州看看這個革命根據地。當時的人心都傾向廣州，好像在抗戰時期傾向延安那樣。那時候，孫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廣東一省，又為本省的幾個軍閥所割據。所謂革命中心的國民政府的權力，只能及於廣州這個城市。我在離開開封以前，碰見於右任。我問他：『廣州的情況怎麼樣？是不是可以去？』他回答說：『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我當時是想當一個革命的人，就決定去了。」（《全集》第一卷，第58頁） 8月29日　由開封經南京抵上海，寓旅館內。 8月至9月間　某日晚，忽有郁達夫來訪，相談甚洽。 9月3日　致函胡適，請代為設法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謀一職位[2]：「此等研究中國文化之事，於中國有利無害。吾人作之原無不可，但純在外人機關中服務，區區此心，終覺不安，故私意頗願於中國諸機關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近見報載教育部將設國立編譯館，未知果能辦成否？近來學生浮惰，教書之事味同嚼蠟，且終日舍己耘人，亦恐耽誤自己學問，惟編譯之事略可自由，且於研究學問尚不完全不相容，故私意頗願於此編譯館中略備一員。」 9月4日　乘海輪離滬赴粵。 9月起　任廣東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時該系有學生九人；教授除先生外，還有孫本文等。[3]「我的北大同學陳中凡[4]……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當教授，同時兼廣東大學文科主任。他的願望是，同我一起到廣州，一學期以後，就把廣東大學文科主任讓給我，他回南京專任南京金陵女大教授。因為當時廣州局勢很不穩定，所以他急於擺脫。我於1925年8月間到南京，同陳中凡一同往廣州，同去的還有一個任二北，是教詞曲的，還有一個蕭鳴籟，教國文。……我到廣州上兩星期課，就病了，住在醫院內。一個夜間，聽見外面亂了一陣，第二天才知道，蔣（介石）已把他的上司許崇智趕跑了，自為總司令。……我同校外人很少來往，只有一個北大同班，名陸煥，請吃過一頓飯。校內常見的也就是我們同去的幾個人。此外就是遇見一個在美國的同學桂崇基。他同校外來往比較多。他約我加入孫文學會……我拒絕了。他告訴我一些國民黨內部鬥爭的情況。」[5] 10月3日　《國罵》（8月7日寫成）刊於《現代評論》二卷四十三期。此文認為「國罵」為「被壓的性慾之表現」，又認為「如在中國的語言中，含性慾意義的字眼，果為最多……則其所以，亦易說明。蓋中國對於性慾之禮教為最嚴——性慾受壓最甚，故發泄性慾之別路，亦為最多」。 約12月　離廣州，經上海，到開封。在上海停留期間，曾在反對陳公博的宣言上簽名。「我原來是抱著國共合作的希望的，可是一到那裡，所看見、所聽說的是國共分裂和鬥爭。……那時廣東大學的校長是鄒魯，他是當時國民黨右派的一個重要人物，後來組織西山會議派。廣東大學上課不久，鄒魯就被撤職了。繼任的是陳公博。這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鬥爭的進一步的表現。右派的教授和學生反對陳公博，學生罷課，有一部分教師辭職，紛紛離開廣州到上海去。我本來只打算在廣東大學一個學期，正苦於沒有一個藉口可以離開，學校一亂，我就乘機也離開廣州回到上海。陳公博派人留我，勸我念北大同學之情，不要離開。我說我與燕京有約，本來就要離開的，並不是反對新校長。雖然只在廣州停留了幾個月，但是我來廣州的目的也算達到了。我的目的，本來是想要到廣州看看中國革命發展的情況。我看到了左派和右派的鬥爭，看到了蔣介石所發動的政變，看到了香港大罷工。香港罷工的群眾運動，給我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同一個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擁護香港罷工的群眾遊行，成千上萬的人排著隊伍，拿著標語，喊著口號，像潮水一般涌過來。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場面。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時都說：『可怕！可怕！』我直覺地感到，20年代的中國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中國革命已經是從量變到質變了。……辛亥革命一部分是紳權與官權的鬥爭，是紳權打倒官權的革命；而20年代的革命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這就是對於紳權進行革命了。按我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紳權的烙印。所以看到群眾遊行的隊伍，就覺得『可怕』。我從廣州到上海，在船上碰見了那些廣東大學反對陳公博的教授，到了上海，同他們住在一個旅館裡，他們拿出了一個反對陳公博的宣言，讓我簽名。其實我之所以離開廣州，跟他們之所以離開廣州，完全沒有關係。可是我礙於情面也在上邊簽名了。從上海回到開封。我的岳父已經從報上看到那個宣言，他見到我，就說，那是一個反共宣言。」（《全集》第一卷，第58—60頁） 是　年 李笠贈其所著《史記定補》（此書系線裝，1924年冬由瑞安李氏橫經室刻雕），扉頁題曰「芝生先生指政　李笠敬呈」。 * * * [1] 《馮友蘭致胡適》，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43頁。 [2] 《馮友蘭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43頁。 [3] 此據姚柯夫《陳中凡年譜》。該書注引1925年10月26日《廣東大學周刊•文科朝會記》云：「（一）教職員：本科……哲學系教授二人馮芝生（友蘭）、孫時哲（本文）……（二）學生……哲學系九人。本科各系主任為：國文系主任吳康，史學系主任蕭鳴籟，哲學系主任馮友蘭……」 [4]陳鍾凡後改名中凡。 [5] 引自先生1966年所寫《我的反動歷史和反動關係（補充材料之一）》。 1926年（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　三十一歲 3月18日，北京學生集會請願，反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北洋政府鎮壓，釀成「三·一八」慘案。是月，創造社《創造月刊》創刊。　6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　7月1日，國民政府發表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　8月，開明書店創辦。同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2月，李達《現代社會學》出版。 11月，李石岑《人生哲學》上卷出版。是年，清華大學哲學系成立。 1月20日左右　由開封抵達北京[1]，住東城弓弦胡同北京大學公寓。 1月30日　至東華飯店赴友人招宴，同席者有顧頡剛等。[2]《再論國罵》（作於1月23日）刊於《現代評論》三卷六十期。徐文台《「國罵」的另一解》（載《現代評論》二卷五十二期）對《國罵》有所批評，此文便是對徐文的回答。文中強調析心術派心理學之下意識說可用以解釋「國罵」現象。 2月3日　至北海赴陳源、楊振聲招宴，同席者有顧頡剛、江紹原、徐志摩、金岳霖、俞平伯、鄧以蟄等人。[3] 2月5日　至新月社赴江紹原招宴，同席者有顧頡剛、徐志摩、俞平伯、陶孟和、陳博生、林宰平等[4]。 2月6日　下午六時，在宣南春應吳宓宴請，同席者還有湯用彤、查良釗、翟國眷、葉企孫、楊周翰、汪懋祖、李思純。[5] 2月中旬某日（春節期間）　在地安門鄧以蟄寓所與鄧以蟄、楊振聲及日人小畑熏良四人晤談[6]，飲黃酒十二瓶，至於大醉。 2月　開始擔任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導師[7]，講中國哲學史，又兼北京大學講師，講授西洋哲學史。[8]同時在東單四條五號華語學校講《莊子》。「博晨光對我說，除了原來所說的那兩種工作外，還另外有一種工作叫我擔任。……在20年代，有些外國人想了一個集體學習的辦法。他們搞了一個組織，叫『華語學校』……初到北京的外國人，住進去……可以學習中文。……後來有些外國人想要多學一點中國文化，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華語學校計劃加一點關於中國文化的課程。博晨光說請我到華語學校幫一點忙，開一門課，並且替他們組織一套關於中國文化的講演。這些講演，並不由我講，我只管組織人去講。我在華語學校，開了一門課，講《莊子》，每星期講一次。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的英譯本《莊子》（沒有全譯），就是那門課用的讀本。那一套關於中國文化的講演，每星期舉行一次，我替他們組織了一些人，其中有梁啓超、王國維[9]，還有黃侃、顧頡剛等。我在華語學校只做了一年，以後燕京大學搬到西郊，我也不再到華語學校去了。」（《全集》第一卷，第60頁）譯作《赫拉頡利圖斯殘句》（二）、（三）刊於《文藝》一卷二期，署名「芝生」。楊振聲贈其所作小說《玉君》（現代社1925年初版）。 2月至3月間　遷居後局大院，住房系向河南同鄉梁中華租賃。 3月20日　《大人物的分析》（3月13日寫成）刊於《現代評論》三卷六十七期。文章認為，一人之成為大人物，至少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特別的才能，二是別人相信他是大人物；認為「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時候，一般人把許多與他本無直接關係的事也歸附於他，於是此大人物即成一個神秘、成為一串事物的象徵，有人因此解釋釋迦之果否有其人，顧頡剛先生疑大禹果否有其人。我以為此等人誠已變為一串事物之象徵，但未可因此即謂其人之不存在」。 4月　寫成《人生哲學·自序》。 4月至5月間　任夫人攜鍾璉、鍾遼來北京定居。 5月　《柏拉圖哲學略述》（即《人生哲學》之第三章）刊於《哲學》九期。寫成《中國哲學之貢獻》。 5月31日　十一時半至東安市場森隆飯館應吳宓邀宴，吳宓請先生薦碧柳於燕京，又約定同薦劉奇峰於中州大學。下午一時，先生邀吳宓至後局大院2號甲家中，見任夫人及沅君先生。 5月至6月間　先生介紹顧頡剛到華語學校與恆幕義、博晨光相識。應先生之邀，顧於5月2日為華語學校作《擬編輯〈尚書〉〈左傳〉讀本計劃書》，又於6月1日到華語學校講演，題目為「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10]。 6月4日　下午四時半至華語學校。赴該校茶會。吳宓於是日日記云：「到會者多所謂北京國學之中外名流。……七時，散，宓邀馮友蘭、黃建中、陳寶鍔諸君，至東安市場森隆飯館。馮謂燕京人已滿，不能聘碧柳。」[11] 6月29日　下午五時，在中山公園水榭晤吳宓及中州大學文科主任安立磐（石如）。[12] 6月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由朴社出版，自序對先生在《大人物的分析》中的批評做出回應，說：「禹儘可能是歷史上的人物，但從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見到的材料而論，他的確是一個神秘的人物。」[13] 7月13日　下午至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自吳宓處取王國維講稿。[14] 7月　《中國哲學之貢獻》刊於日本《改造》7月號，署名「燕京大學教授馮友蘭」。日譯者不詳。「（記不得哪一年）他（指小畑熏良——蔡按）到中國來了，大講『中日親善』，聯絡北京的文化人，舉行宴會，組織人向日本的報刊投稿。我也參加他的宴會並向日本雜誌（《改造》？）投了一篇稿（題目是有關中國哲學史的）。」[15]此文認為中國哲學對人生方面特別給以注意，因此其中包含有人生論和人生方法，是西洋哲學還未詳細討論之處。 9月18日　《勢力的分析》刊於《現代評論》四卷九十三期。 9月20日　沈從文投靠燕京大學研究院，參加一場特別安排的口試，臨場緊張，無一題能答。先生為主考，未予錄取。先生對沈說：「沈先生很有才華，宜走創作之路。」 9月　《人生哲學》作為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由A Comparative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改寫為中文，並加改寫之《一種人生觀》作為最後兩章。「在《人生哲學》中，我把所謂十派平列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偏向。實際上，我的偏向是很明顯的，那就是『中道』。在《人生哲學》最後兩章，第十二、十三章，我提出了『一個新人生論』。這就是我在當時所認為是『中道』的人生論。我說：『今依所謂中道諸哲學之觀點，旁采實用主義及新實在論之見解，雜以己意，糅為一篇，即以之為吾人所認為較對之人生論焉。』……實用主義和新實在論是當時在中國比較流行的西方哲學思想。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梁啓超等人組織了一個尚志學會，約請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和英國的哲學家當時是新實在論者的羅素到中國講演。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時候，在這個大學中，恰好也有這兩個學派。杜威在那裡講實用主義，還有兩位教授講新實在論。因此這兩派我比較熟悉。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新實在論占優勢。……逐漸改變為柏拉圖式的新實在論。……根據這些觀點，《人生哲學》在這兩章中，回答了當時哲學界及一般思想界所討論的問題，廣泛地討論了一般哲學問題。從宇宙的構成到文學藝術以至宗教，都作了一些解答的嘗試。……它不是一個哲學著作，而只是一個初學哲學的人的習作。」（《全集》第一卷，第178—180頁）是月起，在燕京大學講授人生哲學。[16] 約10月下旬　出水痘，纏綿一周始愈。 10月30日　得陳鍾凡本月25日信，知陳父病故，立即覆信慰勉節哀。[17] 11月　《一種人生觀》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12月19日　往北京大學第二院宴會廳出席北大河南同鄉會成立大會，當選為該會出版股委員。[18]該股委員還有馮淑蘭（沅君）、尚鉞、陳其昌、戴敦智、宋江永、徐炳昶（候補）。 12月21日　上午九時訪吳宓宅，又與吳宓同往研究院訪王國維。又往清華北院一號訪梁啓超，談翻譯西書事。返吳宅後，十二時，吳請先生及陳寅恪用膳。[19] 是　年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由商務印書館三版。 國民黨在報上發布通知，要求其黨員重新登記，不登記者以脫黨論處。先生未去登記。 應顧頡剛之邀入股創辦朴社。後顧離北京去廣東大學任教，朴社交蔣某經辦。蔣某離京後，改由先生接管，先生委託中州公學時同學金松岑專職經營朴社。 顧頡剛贈其所編《古史辨》第一冊一本。 傅斯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曾來函請先生回廣東大學，先生覆信謝絕，謂「廣東和燕京皆非我安身立命之地。」 與吳震春[20]會晤，聽吳談科舉之事。 受童冠賢[21]之託，陪一加拿大共產黨員在北京遊覽。 與新月社徐志摩等聚會並攝影。定期參加《現代評論》社聚餐會。「我為這個刊物寫了些稿子，他們的聚餐會我也去參加。……當時參加聚餐會的有王士傑、丁西林、陶孟和、陳源……楊振聲、高一涵等。」[22] 范文瀾贈其所著《〈文心雕龍〉講疏》（天津新懋印書局1925年10月出版）。 * * * [1] 據《再論國罵》：「到南方跑了一趟，本星期到京。」 [2]據《顧頡剛日記選刊》，見《中國文化》第十四輯。 [3] 據《顧頡剛日記選刊》，見《中國文化》第十四輯。 [4]據《顧頡剛日記選刊》，見《中國文化》第十四輯。 [5] 據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8頁。 [6] 先生與楊振聲、鄧以蟄留學美國期間，小畑熏良在日本駐紐約領事館任職。曾將李白詩譯為英文，請先生解疑。又曾請先生及楊振聲、周炳琳用中文書寫所譯各首李白詩詩題。 [7] 時燕京大學校舍尚未落成，暫借城內船板胡同匯文學校上課。 [8] 1926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記此云：「文牘課十五年十二月十日發出文件……請馮友蘭先生為本校講師聘書。」又，同年12月30日《北京大學日刊》載哲學系同學會通告云：「西洋哲學史仍請馮友蘭先生負責教授。」 [9] 1926年7月18日王國維致馬衡函云：「允賜仿製銅斛尺，請於陰曆十七日（陽曆26日）晨（於前一日送往亦佳），飭人送至東四頭條五號燕京華文學校，馮友蘭先生交遞收。緣弟是日9時10時間在該校講演，題目即為《中國歷代之尺度》也。……該校有車接送。」（轉引自孫敦恆編《王國維年譜新編》） [10] 據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頁。 [11]據《吳宓日記》第三冊，第175頁。 [12] 據《吳宓日記》第三冊，第186頁。 [13] 見《古史辯》之《自序》，第63頁。 [14]據《吳宓日記》第三冊，第191頁。 [15]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所寫《補充交待》。 [16] 先生1926年某月30日《致陳鍾凡》：「弟上學期在燕京授中國哲學史一學期，自《洪範》講至清末，只說粗枝大葉，並無講義。本年弟在燕京只講人生哲學，未講哲學史。」 [17]《陳中凡年譜》注引先生《致陳鍾凡》有云：「奉到25日來書，始悉忽遭大故。……想兄能節哀順變也。……弟出水痘，纏綿一周始愈。」 [18] 1926年12月23日《日刊》。 [19]據《吳宓日記》第三冊，第266頁。 [20] 吳震春系台異公戊戌科同年，前清翰林，時任燕京大學校長。 [21] 童冠賢，國民黨黨員，先生留美同學。 [22] 引自先生1968年2月15日所寫《再補充交待》。 1927年（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　三十二歲 3月21日，康有為去世。　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武裝政變。18日，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28日，李大釗在北京就義。　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自盡。　8月1日，周恩來、朱德等發動南昌起義。7日，中共中央撤銷陳獨秀領導職務。　10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 4月，《哲學評論》由尚志學會創刊。 1月7日　下午在東四華語學校，主持吳宓英語講演會，講題為「孔子、儒教、中國與今日世界」。[1]五時開始，七時結束。李石岑贈其所著《人生哲學》（商務印書館1926年12月出版）上卷。 1月　《名教的分析》（1926年12月23日作）刊於《現代評論》第二周年紀念增刊。此文認為由名教「可知道概念在中國實踐道德方面之重要」，又認為「中國也曾有人設法把名及代表名之個體分開的。這種分別，本是極有道理的，無奈不為正統派的名教所採用。這種分別，若採用，則中國歷史上可以少許多不合理的事情」。 是年春　遷居海淀成府槐樹街10號。 4月30日　《郭象的哲學》（寫於3月19日）刊於《哲學評論》創刊號。[2]此文反對「中國哲學無進步」說，認為「我們第一要把各時代的材料，歸立於各時代，以某人之說法，歸之於某人。如此則各哲學家的哲學之真面目可見，而中國哲學進步之跡亦便顯然了」。又認為郭象哲學是實在主義與神秘主義的合一，郭象「不但能引申發揮莊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論，說出莊子的詩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而且實在他自己也有許多新見解」。 是月　秋士所譯荷蘭包立爾《生命之節律》（講老子哲學）由朴社出版，譯文由先生校閱。 6月　《燕京學報》創刊。先生與容庚（主任）、趙紫宸、許地山、黃子通、謝婉瑩、洪煨蓮、吳雷川任編委。於此創刊號發表《中國哲學中之神秘主義》。此文認為「佛家之哲學，是神秘主義底。但佛家哲學，嚴格地說，似不能算是中國哲學」，故文中所論只及於道儒兩家。又認為道儒兩家「皆以神秘底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而以莊子代表古代的道家，以郭象代表後來的道家，以《中庸》、《孟子》代表古代的儒家，以程頤、朱熹、王守仁代表後來的儒家論述之。 《中國之社會倫理》（3月13日寫）刊於《社會學界》創刊號，其意與《名教的分析》略同，但更強調傳統倫理注重實用，「他們所以維護名教之理由，完全是實用底」，即「無君則我們不能維持我們的生活，無父則我們不能得我們的生命」。 《歧路燈》[3]第一冊由朴社出版。此書的抄本由先生從家鄉覓得，所出第一冊共二十六回，先生為之作序，又與沅君以抄本與1924年石印本對勘，分段標點。 7月9日　《〈歧路燈〉序》刊於《現代評論》六卷一三五期。序文認為《歧路燈》是「一部可傳的小說」，雖然「道學氣太重，是一個大病」，但作者「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尤奇的是，李綠園之理想人物雖是道學家，而《歧路燈》中也挖苦『假道學』」。又認為《歧路燈》「所有主要人物個性均極分明，作品不僅有文學趣味，而且能給讀者許多關於河南各種社會情形的報告，許多社會史的材料，其文字能表現河南方言的風格，除了能與人以真切的感動以外，還是研究方言的重要材料」。 9月19日　下午三時訪吳宓，又同吳宓訪陳寅恪，三人同出去散步，至清華園西院訪朱自清，又訪趙萬里夫婦。七時，吳宓在工字廳邀宴，同席者有梁啓超、陳寅恪、梁思永、李濟、趙元任、陳達、劉崇鋐、孔繁霱。晚九時席散。[4] 9月　開始中國哲學史的系統研究與教學。 10月19日　《社會主義問題之歷史》刊於《燕大月刊》創刊號。此系Rudolf Eucken之Socialism: An Analysis（《社會主義的分析》）之一章，由佐之譯，先生校。 10月　《歐洲十八及十九世紀思想之比較》刊於《哲學研究》一卷四期。該文為美國J. E. Creighton所作，由先生於9月25日譯成中文。原文載1926年1月美國的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1月　《泛論中國哲學》（11月3日寫成）刊於《燕京月刊》一卷二期。此文認為中國哲學有系統，有進步，而邏輯與知識論不發達。 12月　《孟特叩論共相》（11月24日譯畢）刊於《哲學評論》一卷五期。此系美國W. P. Montague所作The Ways of Knowing一書之節譯。《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11月9日寫成）刊於《燕京學報》二期。此文認為孔子未曾製作、刪節六經，故不過是一個「教授老儒」。但他「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眾化的，以教育為職業的『教授老儒』，他開戰國講學遊說之風，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階級」，故並非「碌碌無所建樹」。 是年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由商務印書館四版。受童冠賢之託，代為保存一小箱國民黨文件。[5] * * * [1] 據《吳宓日記》第三冊，第275頁。 [2] 時《哲學評論》為雙月刊，由瞿世英主編，朴社發行。 [3] 《歧路燈》，章回體白話小說，一百零八回，六十餘萬字，清李綠園（1707—1790）寫成於1777年，晚於《儒林外史》，早於《紅樓夢》，未付梓。有1924年洛陽清義堂石印本，一百零五回，未校勘。 [4]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407頁。 [5] 時國民黨在北京已轉入地下。 1928年（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　三十三歲 6月8日，北伐軍進入北京。20日，直隸省改名河北省，北京改稱北平。　10月3日，國民黨通過《訓政綱領》，規定訓政時期由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訓練國民行使選舉、罷免、創製、複決權。8日，國民黨改組國民政府，採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制，蔣介石任主席。　12月29日，東北易幟，張學良歸順國民政府，被蔣介石任命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3月，梁實秋、徐志摩、聞一多編《新月》雜誌創刊。　6月9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務會議在上海召開，蔡元培任院長。7月，京師圖書館改為國立北平圖書館。　8月17日，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 1　月 7日　為沅君先生與陸侃如婚事致函胡適。 9日　上午至清華園南院訪陳寅恪，在陳宅遇趙廼摶、吳宓。又與吳宓至吳寓所談話。十一時，陳寅恪、陳封懷亦來，吳宓邀請先生等三人至小橋食社午餐。[1] 28日　為沅君先生與陸侃如婚事致函蔡元培。 月底　致函顧頡剛，告以恆慕義返美後擬將《古史辨》譯為英文。[2] 2月 9日　六至十時，在成府槐樹街十號家中宴請陳寅恪、吳宓及其他燕京、清華教授。《吳宓日記》是日云：「客皆兩校之講國學之新人物。」[3] 3　月 27日　致函胡適，徵求胡適對先生刊於《燕京學報》二文的意見。 是月　張蔭麟《評馮友蘭君〈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刊於《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九期。 4　月 9日　下午二時許，陳寅恪、吳宓來訪，遂與陳、吳出遊。《吳宓日記》是日云：「由馮君導遊朗潤園及迤西王懷慶之達園（澄懷園之舊址）。桃花盛開，甚足游賞。」[4] 6　月 5日　下午四至五時訪吳宓，托吳宓校閱《莊子》內篇的英譯稿[5]。 11日　下午四至五時訪吳宓。[6] 26日　傍晚，與陳寅恪、吳宓散步。[7] 是月　《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刊於《燕京學報》三期。此文認為儒家關於婚喪祭禮之理論說明儒家「不主靈魂不死，而特注重於使人得生物學的不死，及理想的不死之道」，其思想「乃積極人文主義的humanistic，積極主義的positivistic，並不需渺茫虛幻之假定，而一切根據於事實，此所謂中庸之道也。然其高深亦正在此」。《重評德謨克利特殘句》刊於《燕京月刊》十期。寫成《英譯〈莊子〉自序》（英文）。 7　月 13日　下午三至四時訪吳宓，催請校閱《莊子》內篇的英譯稿。 中旬　吳太夫人由開封來北平定居。 23日　《致〈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寫於本月17日）刊於《大公報·文學副刊》二十九期。《大公報·文學副刊》二十七期有文章對先生《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一文有所批評，此信是對此批評的回答，信中強調孔子「以周禮為百世可從，即有損益，亦只在小節上」。 24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赴瞿世英招宴，同席者有吳宓、張廣輿等。[8] 26日（農曆六月十日）　次女鍾璞出生。 8　月 17日　國民政府議決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羅家倫為校長。 下旬　應羅家倫之邀至清華大學任哲學系教授兼校秘書長，月薪四百元。「我總覺得在燕京不是長久之計。……不過機會終於來了。……1928年，蔣介石又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繼續北伐，趕走了張作霖，勢力一直達到北京。……1928年暑假中，南京的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到北京來接收清華。他來的時候，只帶了一個秘書……到北京才開始組織班子。在紐約常同羅家倫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學楊振聲，這時候也在燕京。羅家倫把我們兩個從燕京『挖』出來，列入他的班子之中。……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將來是要和南京國民政府打交道，燕京、清華又是鄰居，不敢得罪羅家倫，而且要特別表示好意，就答應放楊振聲和我離開燕京。我在燕京兩年多，在講課這方面，我開始寫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原來說要同博晨光合作翻譯中國哲學史資料，但他也是燕京的一個忙人，時間不多，只翻譯了一篇《莊子·天下篇》，沒有正式出版。……羅家倫聘請楊振聲為教務長，我為哲學系教授兼秘書長。……使我滿意的是，這是個中國人辦的學校，可以作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為之『獻身』，所以就待下去了，一待就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才被調整到北大。」（《全集》第一卷，第67—68頁）「羅家倫……到清華後發表了一個講演，提出『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和軍事化。頭一條是學術化，他提出要動用基金擴建圖書館、建造生物館，這個計劃得到校內多數教授的擁護，但遭到當時外交部和基金會美國董事的反對。教授會支持羅家倫的計劃，幫助羅家倫和當時的外交部鬥爭……要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撤銷董事會，將清華從外交部管改到由教育部管，這在清華當時是大快人心的事。」（《清華發展的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9]）「所謂『教授治校』，在清華得到了比較完整的形式。在羅家倫到校以前，清華本來有『評議會』，由行政當局和教授會的代表組成。學校的規章制度必須由評議會通過，重要措施必須由評議會審議，才能執行。羅家倫尊重這個組織。當時他和教授會有異議的，是關於院長人選問題。……羅家倫主張，各院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教授會主張，由教授會選舉。這是一個校長和教授會怎樣分權的問題。因為院長不僅負責管理本院的事務，還有出席學校的各種重要會議的權利，照清華後來的實踐，後者尤其重要，因為各院的事情，主要是各系分辦了。此項異議，經過商量，達成協議：每個院長由教授會在教授中選出二人為候選人，由校長就其中選定一人，加以聘任，任期二年，可以連任。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四個院長組成校務會議，處理學校的經常事務。四個院長也出席評議會，為當然評議員。這樣，就有了三級的會議。評議會好像是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校務會議又好像是評議會的常務委員會。……三級會議還各有自己的職權……校務會議不能用評議會的名義辦事，評議會也不能用教授會的名義辦事。」（《全集》第一卷，第287—288頁）這種教授治校的形式，一直存在到1952年院系調整時期為止。時清華哲學系教授除先生外，還有金岳霖、鄧以蟄、瞿世英、黃子通，金岳霖為系主任。清華秘書處下設文書科（主任郭廷以）、庶務科（主任張廣輿）、會計科（主任劉本釗）及醫院、農場。 9　月 8日　為沅君與陸侃如先生婚事致函胡適。 14日　午後二時許，吳宓來訪，代羅家倫向吳宓致意，「願在校合作，勿萌去志。又謂羅君不以個人意見為好惡，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云云」。[10]吳宓托先生為陳仰賢代覓寄寓之地，俾得入燕京大學。[11] 15日　致吳宓函，告以為陳仰賢覓住處未得。[12] 18日　上午十時半，出席羅家倫宣誓就職儀式。羅發表講演，題為「學術獨立與新清華」。其中既提到「學術獨立」的總目標，又提出發展清華的具體措施，即先成立文、理、法學院，以文、理帶動其他；以學術為準則，從國內外羅致良好教師；以研究為大學的靈魂，先後成立各種研究院；減少行政費用，積極添置圖書儀器設備；招收女生，嚴格考試，使學生嚴進嚴出等。[13] 22日　晚與羅家倫同訪吳宓，未遇。[14] 29日　下午二至三時訪吳宓，吳以薦毛彥文為女生管理員函及毛彥文履歷一併交先生。[15] 10　月 4日　吳宓來函申說薦毛彥文之意。當即復吳，此事已與羅家倫談過，羅似不以毛為然。[16] 10日　參加清華大學雙十節慶祝活動：七時升旗典禮，九時講演大會，晚遊藝大會。 12日　上午九至十二時，在清華大禮堂出席開學典禮並作簡短講演。 14日　傍晚，吳宓、錢稻孫來訪，未遇。[17] 15日　上午八時出席全校總理紀念周活動（此後每星期一上午均有此項活動）。 24日　五時應吳宓邀宴於小橋食社，同席者還有張廣輿、章寅。飯後吳宓來先生家中小坐，先生告以毛彥文事，羅校長不肯明言其詳，但云羅夫人與毛極稔、羅亦極識毛，知毛之長處與短處，故不肯聘。[18] 是月　遷居清華園南院17號。 11　月 2日　晚七時半，在清華科學館212室出席清華改組後第一次教授會。會議議決徹底清查清華基金。[19]設立由校方代表參加之清華基金會財務委員會（該會人選注重專門知識）實際管理基金，並每年將基金賬目公布一次；提出用部分基金建設校舍、添置圖書儀器，又選舉葉企孫、吳之椿、金岳霖、陳岱孫四人為評議會評議員。 6日　下午四時在秘書處出席周寄梅獎學金董事會會議。[20]會議決定將本年獎學金授予周纘武、王贛愚。與會者還有葉企孫、吳宓。 14日　下午三時在科學館會客室出席清華改組後第一次評議會[21]，並當選為該會本屆書記。會議通過民國十七年預算及特別建築預算，決定每年經公開考試選派十人赴美留學。 是月　《人生哲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第三版。 12　月 7日　晚在科學館212室出席邊疆問題研究會成立大會。[22]大會決定組織邊疆各處調查委員會，並選先生及翁文灝、吳之椿、洪有豐、朱希祖、楊振聲、劉崇鋐、羅家倫、郭廷以等九人為委員。 10日　上午主持第八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決定學費全數用作獎學金；徹底清查基金、組織財務委員會等項已經董事會通過；董事會決定裁撤清華市政工程系一事羅家倫力爭不得結果，評議會已電請羅與董事會常務董事商洽（此報告刊於12月12日出版之《校刊》第二十期）。是日，又出席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大會。會上改選公會本屆職員，先生當選為會長，朱自清為中文書記，章寅為中文記錄書記，何林一為英文書記，劉本釗為會計。 11日　下午出席第二次教授會。會議認為市政工程系有存在必要，要求董事會複議裁撤該系一案，並請評議會研究與董事會交涉此事之具體辦法。 12日　下午出席第二次評議會。與會者尚有葉企孫、陳岱孫、吳之椿、楊振聲。會議決定以教授會名義具正式公函致董事會，請求取消裁撤市政工程系之決定，並推先生與葉企孫起草此公函。先生當晚即與葉企孫起草致董事會函。得朱自清所贈散文集《背影》。 14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次教授會。會議有三項議案：（一）改選教授會書記，先生當選。（二）關於市政工程系問題。先生宣讀致董事會公函稿後，朱自清動議全文採納，吳宓附議，全體通過。（三）先生提議，建議於校長，請將修正之本年度預算草案公布，多數贊成，通過。 18日　晚，出席清華大學教職員公會新舊職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一）本月26日舉行年終宴集以聯絡新舊同仁情誼。（二）成立社會服務股，專管成府小學教育等事項。[23]聘先生等五人為委員，羅家倫為主席。 22日　上午十一時出席並主持新年慶祝委員會會議。與會者尚有張文輿、王文顯（外文系主任）、馬約翰（體育部主任）及學生會代表三人。會議決定29日晚舉行籌賑遊藝會，除夕舉行新年遊藝會。 24日　晚出席邊疆問題研究會東三省組第一次會議。 26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評議會第三次會議，討論工程系電機工廠設備經費等問題。晚七時半出席第四次教授會。會議仍討論基金問題，決定向董事會要求：（一）清華及留美經費按月由美駐華使館交財務委員會轉發學校，並請董事會轉請外交、教育兩部照辦。（二）財委會重要辦事職員需嚴加選擇，原有基金會職員應一律撤換。（三）財委會重行考核基金所存銀行之可靠與否，速籌基金存儲安全辦法。（四）請財委會於三月內宣布基金存儲所在及詳細賬目（包括利率），以後每半年公布一次。 28日　羅家倫聘先生為清華大學獎學金委員會委員、招考委員會委員。 29日　下午清華大學文學社邀請徐志摩在科學館212室講演，先生前往聽講。晚，參加籌賑遊藝會。 31日　下午應邀前往清華工字廳參加羅家倫夫婦主持之新年教職員茶話會。 是月　寫成《仝雪舟先生傳》（後收入《雪舟詩鈔》）。 是　年 到清華後，曾同羅家倫往見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王禮錫[24]。 李笠贈其所著《中國文學述評》（雅宬學社1928年8月初版）。 曾與羅家倫、鄧以蟄同訪齊白石，鄧為引導。 瞿世英（菊農）贈其所著《現代哲學》（文化書社1928年9月初版）。 * * * [1]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7、21頁。陳封懷，陳寅恪兄陳衡恪（師曾）次子，植物學家，曾任南昌大學教授，廬山植物院主任。 [2]據《顧頡剛年譜》，第148頁。 [3]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21頁。 [4]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47頁。 [5]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71頁。 [6]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74頁。 [7]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82頁。 [8]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94頁。 [9] 此文載《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校慶八十周年增刊《水木清華的眷戀》。 [10] 引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第73—74頁所錄吳宓《雨僧日記》。 [11]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28頁。 [12]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29頁。 [13] 據《清華大學史料簡編（二）》（上），第199—204頁。 [14]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33頁。 [15]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37頁。 [16]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40頁。 [17]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46頁。 [18]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52頁。 [19]清華基金即美國退還中國之庚子賠款，由美國駐華公使、中國外交部長、教育部長組成之保管委員會保管，實權在美國駐華公使及外交部。 [20] 周寄梅獎學金為紀念清華學校前校長周詒春（字寄梅）而設。 [21] 清華大學條例規定，校長、教務長、秘書長為評議會當然評議員。 [22] 據《清華周報》三十卷四期，清華邊疆問題研究會由學生多人有感於邊疆問題對於國計民生具有極重大關係，與該校教職員中對此問題素有研究者共同發起，而以研究邊疆各種問題、喚起國民注意為宗旨。先生與楊振聲、翁文灝、朱自清、張星烺等均為教職員中之發起人。 [23] 成府小學系清華教職員公會主辦之平民學校，以清華附近平民子弟為招生對象。 [24] 王禮錫，江西人，後辦神州國光社，曾為先生出版《中國哲學史》上卷，1933年先生曾在倫敦與之見面。 1929年（中華民國十八年己巳）　三十四歲 1月，梁啓超去世。同月，陶希聖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出版，引發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　4月，胡適於《新月》發表《人權與約法》，提出「制定約法以保證人權」口號。　7月，羅隆基於《新月》發表《論人權》。　11月5日，中共開除陳獨秀黨籍。 8月，張東蓀出版《新哲學論叢》，提出「架構宇宙觀」。 1　月 3日　下午四至六時，在工字廳參加教授會茶話會。會後與楊振聲、楊震文往吳宓宅探視吳宓。時吳宓正患瘧疾，先生告以《驗方新編》中的治瘧三方，甚靈驗。[1] 4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出席招考委員會會議，討論本年度招考留美學生方案。 8日　下午出席獎學金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9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四次評議會，會議通過教授兼課規程，規程規定以不在外兼課為原則。 12日　晚，周作人設宴招待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應邀作陪，同席者還有朱自清、俞平伯、錢玄同、楊振聲、徐耀辰、張鳳舉、劉廷芳等。[2] 14日　應聘任《清華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晚八時出席編委會第一次會議，與會編委還有楊振聲、王文顯、陳岱孫、吳之椿、陳達、翁文灝、金岳霖、高祟熙、熊慶來、葉企孫、劉崇鋐、笪遠綸、朱希祖、吳有訓、陳寅恪、趙元任、唐鉞。會議決定學報每年出三期，即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一期。 18日　下午出席獎學金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21日　為沅君結婚事離平赴滬。離校期間秘書長一職由庶務科主任張廣輿代理。 24日　在上海參加馮沅君、陸侃如婚禮並為之主婚。 25日　陸侃如、馮沅君夫婦回陸之原籍江蘇海門省親，先生同往。 月底　回到北平。 是月某日　吳太夫人返回開封景蘭先生處，先生往車站送行。 2　月 下旬　新學期開始。先生同時講中國哲學史、認識論、倫理學三門課。因課時加多，遂辭去秘書長職，專任哲學系教授。秘書長改由張廣輿擔任。 是月　因北方災情奇重，人民流離轉徙，清華教師捐款二千元賑災，其中有先生所捐四十元。 3　月 1日　下午四至六時吳宓來南院17號宅中訪先生。[3] 7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212室出席教授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動用基金利息若干為建築費，請評議會議決後作為教授會意見向董事會提出；請董事會來北平開會；推舉先生為教授會代表前往南京列席董事會會議，說明本校校舍擴充計劃；選舉楊振聲為評議員。[4] 25日　偕任夫人乘平浦快車離北平赴南京。 4　月 1日　董事會拒絕清華校方請他們到北平開會之要求，仍在南京開會，且不許先生代表清華教授會列席會議。 3日　董事會繼續開會，討論清華大學教授會提案，先生到會作簡要說明，董事會限定說明不得超過十五分鐘。 4日　下午往教育部見羅家倫。[5]知董事會否決清華教授會提案，羅已經向教育部提出辭去清華校長職務。先生當即發一電報，請教務長吳之椿轉教授會：「董事會開會不准本會代表列席，僅允於議及本會提案時出席說明，限定發言十五分鐘。詳校長另電。現校長因政策不行，已決心向國府辭職。弟有辱使命，極歉。」（此電文今存清華大學文書檔案室） 5日　因病偕任夫人至上海治療。 5　月 1日　偕任夫人由滬返平。 2日　出席第六次教授會。會議決定致電行政院、教育部、外交部，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基金保管委員會兼任清華大學基金保管委員會；要求清華直接隸屬教育部；要求徹底查清清華大學基金。又決定派楊振聲、葉企孫代表教授會赴南京交涉此事。 5日　應郭紹虞邀請赴凡社宴，同席者還有陳垣、金岳霖、許世廉、熊佛西、黃子通、徐祖正、顧頡剛等。[6] 6日　出席紀念周活動，並向全校師生報告（此報告刊於5月8日出版之《校刊》六十五期）赴南京與董事會交涉經過，認為董事會不明清華情形，有權無職，董事會非為妨礙清華發展之機關，即為駢枝之機關。[7] 是月　先生被推舉為高中、師範科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人生哲學門委員。 6　月 6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第七次教授會議。會議決定建議於校長，今後各院院長由教授會推舉，再由校長聘任。 15日　謝冰心、吳文藻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婚禮，司徒雷登主持婚禮。先生贈送對聯一副：「文藻傳春水　冰心歸玉壺。」 20日　在後工字廳出席第八次教授會議。會議討論進行各學院院長選舉事宜，決定各院院長由教授會選舉兩名，再由校長聘任其中之一。文學院院長選舉先生得七票，未當選。 8　月 23日　晚訪吳宓。[8] 9　月 10日　自新學年起，先生擔任清華哲學系主任。是日上午十時出席全校系主任會議，商討本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事宜。 16日　上午九時在大禮堂參加全校開學典禮。晚六至九時羅家倫設宴於工字廳，與宴者有新舊教員五六十人。先生與吳宓、楊振聲、金岳霖同席，談論《老子》書之真偽及老莊思想等。《吳宓日記》云：「馮友蘭君謂嘗以孔子擬蘇格拉底、孟子擬柏拉圖、荀子擬亞里士多德，殊合適。」[9] 23日　下午四時在工字廳出席本學年第一次教授會。會議選舉本年度評議員，先生及張子高、王文顯、浦薛鳳、吳宓、熊慶來、陳福田等七人當選。 24日　《吳宓日記》是日云：「翟國眷來。……述及所聞馮友蘭君對宓之批評曰：『兩頭皆空。』蓋謂既失心一又不能得彥也。」[10]（「彥」指毛彥文——蔡按） 10　月 1日　往燕京大學參加燕京大學校舍落成典禮並出席哲學年會，宣讀論文《孟子哲學》。「十八年九月三十日，為燕京大學落成典禮。燕京大學哲學系約本社同人在燕大開一次年會。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博士、文學院長陸志韋博士到會致辭。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主任吳茲（Prof. James H. Woods）教授，博晨光教授，清華大學校長羅志希先生均到會宣讀論文。吳茲教授講佛家哲學之根本義。博晨光教授講中國哲學之兩大根本問題。羅志希先生講多元論的歷史哲學。此外本刊同人宣讀論文共十餘篇。」[11]會上宣讀的論文尚有金岳霖《知覺現象》、張東蓀《將來之哲學》、黃子通《論歸納》、瞿菊農《盤化與層化》、羅根澤《莊子哲學》等。 25日　《一件清華應作的事情》（本月19日寫成）刊於《清華周刊》三十二卷二期。此文認為「現在中國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譯書」，「學校應定一種辦法，使教授能從教學、研究及翻譯三方面，出其所長，以貢獻於國家社會，使『百十人任其難，億兆人獲其益』」。 31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本學年第一次評議會，與會者還有羅家倫（主席）、陳福田、吳宓、葉企孫、熊慶來、陳岱孫、楊振聲、浦薛鳳、張子高、吳之椿、張廣輿（書記）。會議討論評議會議事細則及圖書館擴充計劃等事宜。 11　月 7日　下午四至六時在工字廳參加教授會茶話會，與吳宓談翻譯。 8日　《老子哲學》刊於《清華周刊》三十二卷四期。此文認為孔子之天為主宰之天，孟子之天為義理之天而仍含有道德的、唯心的意義，老子則取消其道德的、唯心的意義；古時所謂道均為人道，老子之道則賦予道以形上學的意義，成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然之原理。文中還論及老子對於事物之觀察，老子的處世之方與政治及社會哲學，老子論欲與知，老子的理想人格及理想社會。 14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二次評議會。會議仍討論圖書館擴充計劃。六時偕任夫人往工字廳參加教職員工會歡迎新會員聚餐會。 12　月 5日　下午四時在工字廳參加教授會茶話會。 26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三次評議會，會議確定圖書館擴充計劃，修正並通過《教務細則》。 是月　羅根澤贈其所作《慎懋賞本慎子辨偽》（《燕京學報》第六期單行本）。 是　年 寫成《中國哲學史》上卷，並分贈師友徵求意見。 《仝雪舟先生傳》收入《雪舟詩鈔》由開封開明印刷局行印。 李濂來函求職，先生覆信請他來清華大學擔任哲學系書記。 傅斯年自廣州來北平，以在中山大學（其前身為廣東大學）所印的《戰國子家敘論》等相贈。 約是年，楊樹達贈《〈馬氏文通〉勘誤》（此系清華大學講義），並題曰「芝生先生指正　樹達」。 * * * [1]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189頁。 [2] 據《俞平伯年譜》，第113頁。 [3]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224頁。 [4]時楊振聲已辭教務長職，任清華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務長改由吳之椿擔任。 [5] 為清華經費問題羅家倫於3月中旬離平抵寧，離校期間清華校務由吳之椿代理。 [6]據《顧頡剛年譜》，第174頁。 [7] 先生南下期間，清華大學師生繼續鬥爭。4月8日，教授會通過決議，反對董事會議決案，要求改組董事會，否則即取消董事會。8日晚，評議會通過決定：「呈請國民政府取消董事會制度，實行教授治校，校長由教授會推舉，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4月中旬，學生會為請求取消董事會、改隸屬教育部發表宣言：「同人知有學校，不知有個人；知有是非，不知有忌諱。對董事會乖舛之一切議決案，誓不承認；對董事會存在，誓死反對；全體一致，非達到直隸教育部之目的不止。」18日，學生會代表南下請願。24日，學生罷課半日。經清華大學校長、教授會、學生會多方努力後，5月10日，國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國務會議決定清華大學基金改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基金保管委員會保管，清華大學直隸教育部；6月29日，教育部又下令取消清華大學董事會。至此，清華大學領導權之爭以中方勝利而告終。6月13日，羅家倫繼續到校視事，立即在校內進行改革，宣布成立各學院，增設校務會議，擴大評議會權力，使之成為立法機構。又公布《清華大學規程》，規定校務會議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及各院長組成，議決一切日常行政事宜；評議會由上述人員及教授會選出之評議員七人組成，負責制定學校重要制度，審議預算，議決建築及其他重要設備、各學系之設立與撤銷、留學生之選派與管理；教授會審議教課與研究事業改進方案、學風改進方案、建議於評議會之事項及由校長或評議會交議之事項。《規程》規定當時全校沒文、理、法三學院，文學院包括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哲學、歷史、社會人類學五系。《規程》還規定校長及評議會得隨時調查基金保管及經理存放實況，隨時建議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請其酌采。 [8]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269頁。 [9]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290頁。 [10] 據《吳宓日記》第四冊，第295頁。 [11] 《哲學評論》第三卷第二期編者按語。 1930年（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　三十五歲 1月，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提出「西周社會奴隸制」說。　3月2日，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是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集團聯合，共同反對蔣介石。　4月，蔣介石下令討伐閻錫山。　5月，蔣與閻、馮、李「中原大戰」開始。　9月9日，北平成立另一國民政府，以閻錫山為主席，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23日，張學良占領平津，北平國民政府結束。　11月，蔣介石戰勝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　12月6日，蔣介石兼任教育部長，11日，發布《告誡全國學生書》，宣稱嚴禁「破壞法紀之學潮」。 是年，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　月 8日　下午往吳宓宅送稿。[1] 15日　下午四時半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教職員公會小學教育委員會會議。 16日　中午在東興樓應吳宓、葉崇智邀宴，同席者還有陳垣、黃子通、瞿冕之、袁同禮、楊震文、葉企孫、陳岱孫、吳之椿、鄧以蟄、金岳霖、余上沅、熊佛西、陶履恭、張奚若、張真如、翟國眷、李相宏、羅邦傑。[2] 18日　上午為獎學金事訪吳宓。[3] 19日　應周作人、徐耀辰在同和居宴請，同席者還有俞平伯、黃子通、熊佛西、郭紹虞、許地山、陳逵等。[4] 20日　下午四時訪吳宓，在吳宅與吳宓及葉企孫召開周寄梅獎學金委員會，決定獎給田德望。[5] 24日　下午四時出席評議會第四次會議。會議審議留學生請求延期及轉學歐洲案，並決定推選五人起草改變留學政策及創辦研究院詳細章程。 29日　上午十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評議會第五次會議，審議圖書館擴充建築費用問題。 2　月 7日至10日　《中國古代哲學之政治社會的背景》刊於天津《益世報·副刊》。此文認為上古時代（春秋戰國）哲學之發達，因於當時思想言論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論之所以能自由，則因為當時為一大解放時代，一大過渡時代（政治、經濟制度均處於大變動中）；這一時代的結束不在秦始皇、李斯焚書坑儒，而在漢武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以後，孔子變而為神，儒家變而為儒教」，其原因則在於「自春秋時代所開始之政治社會經濟的大變動，至漢武之中葉漸停止」。 25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六次評議會，審議清華本年度預算、上年度決算案。先生擔任書記。[6] 3　月 2日　中午，往會賢堂赴熊佛西、許地山招宴，周作人、馬仕廉、陳逵等亦在座。[7] 13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評議會第七次會議並擔任書記，會議審議並通過清華大學研究院規程，又討論各系設研究所問題，決定哲學系的研究所待系主任（先生）會同文學院院長（楊振聲）籌劃後再定。 21日　下午主持教職員公會小學教育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決定小學主任人選，規定小學內不得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一切活動均應堅持不妨礙學生個性發展的原則。 25日　上午九時出席本學期第六次紀念周活動並作講演，題為《哲學與人生之關係》。講演先述哲學有廣狹二義，次論哲學有四大好處，即可使人養成清楚的思想，懷疑的精神，容忍的精神，廣大的眼光。次日《校刊》報道云：「講時極饒風趣，聽者忘倦。」 31日　《哲學與人生之關係》講演稿由學生張大東記錄刊於《校刊》一五七期。 下旬某日　接到胡適3月20日信。信中感謝寄贈《中國哲學史》上卷講義，認為「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 是月　《孟子哲學》刊於《哲學評論》三卷二期。此文認為孟子政治及社會哲學之根本意思為「一切皆為民而設」，其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堯舜禪讓，其理想的經濟制度含有社會主義性質。又認為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個人在最高境界中之精神狀態，中國哲學中孟子派之儒家及莊子派之道家皆以神秘的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是兩家所用以達此最高境界之方法不同，前者以「純粹經驗」忘我，後者則以無私無我而個人與宇宙合一。 4　月 2日　吳宓起草一函，提議修改《本校教授休假出洋留學章程》，恢復1928年前舊制，文云：「凡本校教授，於休假期中，赴外國研究者，應付半年薪，並學生例，給予來往川貲及留學費。」吳持此函來訪，先生在其上簽名。簽名者還有楊振聲、葉企孫等。吳宓請先生將此函轉交羅家倫。[8] 3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本年度招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與會者還有羅家倫、吳之椿、葉企孫、陳岱孫、張仲魯、蔣廷黻、王力山、張子高、熊慶來等。會議決定本年度招收本科一年級學生二百名，插班生及研究生一百名。 4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八次評議會。會議審議並通過十九年度預算。 24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九次評議會。會議討論學生宿舍衛生與暖氣工程定標案，決定十八年度預算餘額全部撥作建築費。又討論4月2日吳宓及先生等教授關於休假出國研究之提案，獲得通過。吳宓是日日記云：「任羅校長加以修改，復增各種限制：（一）視學校經費充足否。（二）本系可否任其離開。（三）須出具詳細留學研究計劃，由評議會審查通過方可照准。（四）歸後須有研究成績報告。」[9] 是月　遷居清華園乙所。 5　月 月初　接管河南省政府之軍閥萬選才托人向先生表示，擬請先生回河南任中山大學（即原中州大學）校長，又派台異公生前好友張嘉謀為代表來北平送聘書。先生因已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不想去。羅家倫、傅斯年也勸先生不去。張仲魯則以為宜採取可進可退之策，暫不前往，而另薦他人代理。先生採納張的意見，萬選才遂聘先生為中山大學校長。到任前，先生推薦張仲魯代理。 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次評議會。會議決定挽留吳之椿教務長，[10]又決定出版清華大學叢書。 10日　上午參加紀念周活動。羅家倫報告校務時提及河南中山大學擬請先生前往長校，先生不能去，暫請張仲魯前往代理。 19日　上午參加紀念周活動。羅家倫報告校務時提及張仲魯已往河南代理中山大學校長之職。[11] 約21日　因20日學生會代表大會曾提出要求羅家倫辭去清華校長職務之提案，羅於是日晚約請先生等數人商議他個人之去留問題。有人認為議案已被全體學生大會否決，羅應照常工作，不必有所表示；先生等則認為學生提出此案便是對校長的侮辱，理應有所表示。羅接受後一種意見。[12] 28日　晚八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十一次評議會。出席者還有葉企孫、張子高、吳宓、浦薛鳳、陳福田、陳岱孫、熊慶來、王文顯。主席葉企孫報告校務：羅家倫校長離校，印信移交校務會議；教育部復電慰留羅家倫；吳之椿教務長辭職，經挽留仍不回校。會議決定繼續挽留吳之椿教務長。 6　月 2日　上午十至十一時訪吳宓，談挽留羅家倫事。[13] 4日　晚八至十時出席第十二次評議會。會議審議畢業生請求發給遊歷旅費案、學生會校務改進委員會請求給予津貼案，均予否決。 5日　下午四至六時在工字廳出席本年度第二次教授會。與會共三十七人，主席葉企孫。校務會議提請評議會審議選舉下學年評議員及各院院長案，會議決定暫不審議。陳福田提議散會，會議予以否決。浦薛鳳提議推舉委員起草教授會議議事細則，會議接受蔣廷黻修正案，決定由主席指定五人起草細則。高崇熙提議散會，會議又予以否決。王化成提議下周再開教授會（臨時），全體通過。 11日　晚八時出席第十三次評議會並擔任書記。會議審議李相宏辭代理秘書長案，決定進行挽留。 12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次教授會。與會共三十一人，主席陳岱孫。會議選舉下學年評議員及各院院長，先生與王力山、浦薛鳳、熊慶來、張子高、蕭蘧、蔣廷黻當選為評議員。 1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十四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修正「教授休假條例」，並決定下學期開學、上課日程。 24日　上午九時出席第十五次評議會。會議通過「教員助教休假研究津貼條例」，並決定請校務會議各成員暑期到校維持校務。 25日　下午四時在後工字廳出席第四次教授會。教務長吳之椿向會議報告是日喬萬選來校遭學生拒絕之情況及校務會議應付目前環境之態度。[14]會議經全體討論決定：（一）在校長問題未經法定手續解決前，請校務會議本照以往政策繼續維持校務。（二）推選先生及蔣廷黻、張奚若、吳之椿、朱自清、周炳琳、張子高代表教授會全權起草宣言並直接發表。當日晚先生即與蔣廷黻等共同起草《清華大學教授會議宣言》，其文如下：「本校不幸因校長問題引起糾紛，同人等職在學校，對於校長個人之去來本無所容心，惟本校為一最高學府，一切措施應以合法手續行之，校長自應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機關產生，若任何機關可以一紙命令任用校長，則學校前途將不堪設想。查本校自羅校長辭職後，所有計劃照常進行，學生學業絲毫未受影響，經費則自去年春起由美使館按月撥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依法定手續轉交本校正式當局，本校基金亦由該會保管，不受任何方面干涉。所願學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獨立進行，俾在此兵戈擾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學之處。倘有不諒此衷，別有所圖者，同人等職責所在，義難坐視。」（此宣言刊於27日出版之《校刊》一九一期） 28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五次教授會。會議聽取教務長吳之椿報告上次會議後校務情況、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主席蔣廷黻報告審查結果、起草委員會召集人周炳琳報告教授會議議事細則草案後，進行討論，通過畢業生名單，又選舉先生為代理文學院院長[15]，推舉先生代表教授會出席畢業典禮並致詞。 30日　上午出席畢業典禮並代表教授會致訓詞，略謂清華歷史分遊美學務處、留學預備科（即舊制）、大學本部（即新制）三時期，每一次制度上之改變皆為中國教育思想變遷之反映，民族自尊心之反映；學生即處士，「吾人對於諸處士之前途，有莫大之希望。不希望做大官，發大財，希望能做大事業，做大人物。事業方面有二：一為學問，一為事功，二者本無軒輊，宜各就性之所近為之。人物有兩種：一為英雄式的，一為聖賢式的，前者為立功之人，後者為立德之人。希望畢業諸君留意」（此訓詞刊於7月4日出版之《校刊》一九二期）。 是月　《〈大學〉為荀學說》刊於《燕京學報》第七期（後收入《古史辨》第四冊）。《公孫龍哲學》刊於《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一期。此文指出名家即辯者實分為二派，一派「合同異」，一派「離堅白」，前者以惠施為首，後者以公孫龍為首；又以現代新實在論個體之物存在（exist）、概念潛存（subsist）釋「離堅白」，說明公孫龍以理智觀察世界，故「然不然，可不可」，所論皆與常人感覺所見不合。文前說明「本文承金岳霖先生指正數處，謹此致謝」。曾遇胡適，與之辯老子年代問題。[16] 7　月 4日　上午九時出席第十六次評議會並擔任書記。會議決定請先生即日起出席校務會議，又決定十八年度預算餘款先撥十二萬元作建築費。晚，往北海仿膳飯莊參加凡社聚餐，俞平伯、徐耀辰、郭紹虞、許地山、熊佛西等出席。[17] 7日　上午九時在科學館會客廳出席第十九次校務會議，與會者尚有葉企孫、吳之椿、陳岱孫、熊慶來。主席葉企孫，書記馮友蘭。會議決定：（一）因葉企孫即將休假，請馮友蘭自7月10日起批行清華例行公事。（二）請熊慶來擔任理學院院長。（三）請朱自清代理國文系主任。 14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十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聞一多為國文系專任教授，傅增湘為國文系專任講師。 17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十七次評議會，審議圖書館暖氣衛生工程定標案、古月堂添建宿舍案。 18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十八次評議會。會議決定挽留吳之椿教務長，並討論圖書館電燈由何公司承辦，通過職員待遇辦法草案。 19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被捕同學援助會請求學校補助款項為被捕同學購買食品案，決定由學費項下撥給一百五十元；通過職員加薪案；因陳岱孫告假四周，請蕭蘧代理法學院院長。 23日　下午主持第二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改聘傅增湘為國文系研究導師，李運華為化學系教授。還決定其他聘任事項。 30日　晨，校警來報告昨夜校內發現攻擊先生及「河南黨」之匿名標語。下午四時主持第二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添建女生宿舍，又審議人事變動事項。先生報告匿名標語事，會議討論後決定召集在校學生談話。晚，學生會代表大會主席李景清、學生會執行委員會曹盛德、學生消夏團執行委員劉心顯來問因何事召集學生談話，李景清等謂匿名標語「系一二人所為，喬萬選即再來接收清華」（《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 31日　與吳之椿、熊迪之等在舊禮堂召集暑期留校學生談話。汪吟龍來訪。「汪先生說，喬（萬選）願與我合作，請我仍當文學院院長。張仲魯先生仍任秘書長。李聲軒先生仍任庶務主任。我說張先生已任河南中山大學校長，李先生又是受東北之聘，俱已不在清華。我個人在清華與否，更無關係。現在校務會議會員多系教授會推舉，故只能依教授會之意而行。教授會已有宣言，不能更改。至此我始恍然於匿名標語之所以來。後來又聞喬先生又派人到庶務科、會計科運動合作。」（《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 8　月 4日　上午十一時出席第二十四次校務會議。會議由吳之椿主持，繼續審議人事變動事項。同日，鑒於連日有流言攻擊校務會議，先生起草校務會議聲明：「頃見報載有號稱清華大學讀書護校會者，致電閻總司令，謂本校形同解散，百務益微，不勝詫異。查本會照常維持校務，毫未停頓，且本大學學生自治機關亦只有學生會，特此聲明，以明真相。」 7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十五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史祿國為社會人類學系專任教授，孫國華為心理學系主任，王近信為秘書長。又決定切實調查連日出現之匿名標語及傳單，以憑核辦。 8日　發表個人聲明《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聲明於駁斥匿名標語關於「河南黨霸占清華」等言論後說：「所謂讀書護校會者已經把我告在閻總司令那裡了。我靜坐在清華聽候查辦。同時我要聲明：我受教授會的推舉加入校務會議維持校務，要負我的責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職權，除非校務會議別人全走不能開會，除非教授會撤了他給予我的代理文學院院長之職，除非大多的學生對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會的意思，維持校務。『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我的修養還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收到清華大學學生會致校務會議公函（刊於《校刊》第一九五期）：「校務會議諸公悉心維持，一切進行如常，學生等無任感佩。值茲校長問題未解決前，學校岌岌可危之際，萬請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學生等皆瞭然深悉，異常諒解。尚懇諸公仍本愛護清華大學之精神貫徹初衷，始終維持，不勝企禱。」 9日　上午十一時出席第二十六次校務會議。會議由吳之椿主持，著重審議「查近日校內屢次發現匿名標語及傳單，毀壞學校名譽，擾亂秩序，據各方報告確係楊××及張××所為，應如何處置」案，決定即行開除楊、張學籍，限三日離校。 12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十七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將西北院改為女生宿舍，並籌建永久女生宿舍。 15日　上午九時主持招考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與會者還有吳之椿、楊遇夫、周炳琳、薩本棟、高崇熙、羅邦傑、陳達、熊慶來、劉崇鋐、翁文灝等。會議審議新生錄取標準案。寫《中國哲學史》上卷自序。 18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十八次校務會議，審議職員晉薪案。4日所擬《校務會議聲明》及先生個人聲明《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刊於是日出版之《校刊》一九六期。 20日　上午九時主持招考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與會者還有周炳琳、朱自清、薩本棟、熊慶來、孫國華、劉崇鋐、高崇熙、吳之椿。會議討論本屆二、三年級轉學生入學考試取錄標準，並繼續審議新生錄取標準案。 25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十九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應學生要求新宿舍添置衣櫃、窗簾；決定聘請羅常培、徐祖正為講師，又決定致電教育部請示教務長、秘書長人選問題。 29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三十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新宿舍完工前學生住宿方案；決定講師俞平伯加授高級作文後月薪改為二百六十元；修正通過西樂部主任托諾夫所擬下學期購買西樂設備意見；審議文學院所提提倡中樂案，決定於原有中樂導師及助理外添聘相當指導員。 9　月 1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三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翁文灝辭地理學系教授兼主任案，決定改聘翁為名譽主任，聘黃海平為主任。又決定聘陳省身為算學系助教，添委二人為國樂教練員。同日，寫校務會議啟事一則：「敬啟者：校長辭職已歷三月。校務賴校內同仁合力維持，得以照常進行，未致停頓。惟秘書長張仲魯先生、庶務科主任代理秘書長李聲軒先生均早已先後辭職，教務長吳之椿先生迭次堅辭，挽留無效。近經校務會議電教育部請示辦法，旋奉復電，謂『可即由教授會議選舉代理教、秘兩長』。現開學之期將屆，教務長、秘書長兩職亟應有人擔任。其他重要校務待教授會決定者亦甚多。茲定於9月8日上午九時在工字廳開本學年第一次教授會議，選舉教務長、秘書長，並討論校務。事關全校大局，實屬萬分重要，屆時務望出席為荷。」（此啟事刊於11日出版之《校刊》二○○期） 5日　上午九時主持本學年第一次評議會，審議留美學生轉學歐洲案。 6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三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研究生請求遷往二院宿舍並每屋住一人以便研究案，議決不准，但為便於研究，得另設研究室；批准撥款兩千元添購國樂器；決定聘吳文藻為社會人類學系講師；批准學生會遊藝股訂購書報申請，決定每年撥款一千元。 8日　上午十時出席本學年第一次教授會並代表校務會議報告暑期校內狀況、建築情形、財政預算。會議由陳岱孫主持，對校務會議在暑假中苦心維持校務表示感謝，對所采之一切措施完全贊同。會議並選出代理教務長（蕭蘧）、代理秘書長（張子高），又選出本年度評議員（吳有訓、陳通夫、施嘉煬）。 9日　上午九時主持第二次評議會。會議討論並通過留學生入學肄業章程；決定設立理學院預科；決定新取研究生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給予津貼；助教兩年以上有相當研究成績，經系全體教授推薦，評議會認可，得入研究院第一級肄業。 10日　上午九至十時吳宓來告別（吳即將游歐）談及清華事，吳以冀貢泉所說內容（具體內容不詳）告訴先生，先生則為吳述國民黨當中左右兩派爭欲攫取清華為政治地盤之情形。[18] 11日　上午主持第三十三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下列議案：聘請楊宗翰為外國語文系講師案，通過；楊振聲函請辭職案，決定準其請假一年；本屆考取之轉學生汪金義因故被捕，請求准予保留入學資格，候釋放後入校案，決定保留其學籍一年；住校教授吳有訓、吳之椿、周培源、馬約翰、周炳琳等十七人提議核減教職員宿舍住宅房租案，決定照減四分之一；學生消夏團請求消夏周刊特刊及歡迎新同學費案，決定由學費項下再撥予一百元；聘翟俊千為政治系講師，許地山、張崧年為哲學系講師案，通過。 15日　上午九時主持十九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典禮並報告暑期校務情形（此報告刊於17日出版之《校刊》二○一期）。 16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三十四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鍾春雍為土木工程系教授，商承祚為中國文學系講師，秦瓚為經濟系講師，顧頡剛為歷史研究所名譽導師。 19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三十五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曾同春為經濟系講師，陳作福為俄文講師，並通過生物館內做掛畫線估計。 22日　上午出席十九年度第一次紀念周活動。主席蕭蘧報告校務，其中提及保釋被捕學生事：「上學期被捕學生因特殊原因經馮芝生先生前往交涉保釋，最近期間或可出獄。」 23日　下午主持第三十六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聘張鳴韶為土木工程系講師，並增補建築工程委員、建築財務委員缺額。 26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三次評議會。會議由陳岱孫主持，通過十九年度校歷及西樂部規則，決定化學館建築儘先進行。 27日　往熊佛西處參加凡社聚會，俞平伯、徐耀辰、黃子通、許地山、馬仕廉等出席。[19] 29日　上午十一時在大禮堂主持第二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其中提及保釋被捕學生事：「在上次紀念周上，曾經說過，本校被捕同學馮仲雲、陳志安二君，[20]經過交涉的結果，准予保釋，但是那個時候尚未出來。到了上星期六，他們兩個才釋放回校。並且連畢業同學吳作民君也都出來了。上學期被捕的同學到了現在都能安然無事，是很可以慶幸的。」（此報告刊於10月3日出版之《校刊》第二○八期）是日，發出校務會議致教育部電：「屬校校長問題請早日解決，以免因時局另生枝節。」（此電文今存清華大學文書檔案室） 是月　《古史辨》第二冊出版，內收先生文章三篇：《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致〈文學副刊〉記者書》。 10　月 1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三十七次校務會議，審核各項具體費用。晚在寓所主持哲學系師生茶話會，討論系發展規劃，決定今後每兩周集會一次，或請名人講演，或討論哲學問題。 3日　發校務會議致教育部電：「敬電計達，請早回示。」 4日　上午九時半主持第三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一）批准黃國璋辭去地理學系主任，請理學院院長熊慶來暫代該系主任職。（二）考慮學生劉歷榮特殊情形，准予例外通融留校肄業。[21] 6日　上午十一時主持第三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其中提及劉歷榮問題。同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二○九期刊載哲學系消息：該系學生增多，教師除原有馮友蘭、金岳霖、鄧以蟄、陳寅恪外，加聘林宰平、許地山、黃子通、張崧年，課程新設康德哲學、洛克哲學、中國美學史、中國哲學問題、佛教哲學等。 7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三十九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經費問題，鑒於建築費至本月3日已所余無幾，決定由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所存餘款提撥所需費用。 10日　上午七時半清華全校舉行國慶升旗典禮，先生代表校務會議致詞（此致詞刊於15日出版之《校刊》二一三期）。晚參加國慶遊藝會。是日，接教育部電：「江電已悉。羅校長辭職已懇切挽留，現狀仍由校務會議維持。」 13日　上午主持第四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會後由黃文弼講演，題目為「羅布淖爾之漢簡與殭屍」。 15日　接教育部電：「羅校長一時暫難返校，茲派周炳琳教授代理校務。」當即再致電教育部：「遵將校務交周炳琳教授代理。」又與校務會議其他成員往見周炳琳。周復電教育部：「事出意外，惶悚莫名，萬難擔任，請即收回成命。」 16日　上午十時主持第四十次校務會議。會議批准農事股預算以供購買花木布置校景。會後又發校務會議致教育部電：「遵將校務移交周炳琳教授，惟周教授堅不接收，請電促周教授。」[22] 18日　出席教職員公會大會。會上改選該會職員，先生再次被選為會長。 13日至18日　兩次接公安局來函，一謂雙十節晚發現共產黨傳單，一謂發現有人頭戴紙帽，手持火把，大呼口號，要校方密切注意。先生兩次以校務會議名義復函公安局，一謂雙十節晚外界來客甚多，傳單是否本校人員所散，頗難偵查，一謂紙帽火把乃本校慶祝國慶常例，與傳單無關，想系誤會。 20日　上午主持第五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略謂教育部命周炳琳代理校長，周已辭謝；校內發現共產黨傳單，公安局對此非常注意，大家總要謹慎（此報告刊於24日出版之《校刊》二一七期）。下午四時半出席出版委員會會議，與會者還有張子高、陳楨、吳有訓、熊慶來、蔣廷黻。會議選舉先生為出版委員會主席，決定改學報社為出版事務所。 21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學生會所提各項要求：（一）提用學費應徵得學生會同意——否決。（二）設立職業介紹委員會——設立，由教務長及各系主任組成。（三）新宿舍裝電鈴——否決。（四）擴充體育館浴室——交體育部查復再議。（五）體育館游泳池裝暖氣管——交體育部查復再定。 22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會議複議學生宿舍分配方案，決定劃第三院為教職員宿舍。晚七時半在後工字廳主持哲學系主辦之學術活動，請張東蓀講演。 23日　下午四時出席第四次評議會。會議由陳岱孫主持，決定：（一）推蔣廷黻、吳有訓、朱自清、孫兆遠、浦薛鳳根據前訂研究院條例起草詳細章程、規則。（二）批准工程系建築費五萬元之請求。（三）通過男生宿舍規則草案。（四）宿舍辦公室直屬教務處。 27日　上午主持第六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關於宿舍分配問題。此報告刊於31日出版之《校刊》二二○期）。 28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三次校務會議，審議加添各系、科校工及助理案。 30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五次評議會。會議通過職員「服務規程草案」，審議校務會議轉來之註冊部請求加薪案，決定仍由校務會議酌情處理。 11　月 3日　上午主持第七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報告會後由社會人類學系教授史祿國講演，題目為「三民主義之人種學意義」。晚七時半主持教職員公會職員會，決定13日晚6時舉行新舊同人聯歡聚餐會。 4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四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改組聘任委員會，由教務長、秘書長、三院院長及代校長聘任之吳之椿、王文顯、陳楨、蔣廷黻、張子高組成新委員會。 9日　寫《教職員公會為成府小學募捐公啟》（次日貼出）。此《公啟》以為「吾人服務教育，對於所在地方環境負有改善之責」，「此舉實合社會服務、教育救國之旨」（此公啟刊於12日出版之《校刊》二二五期）。 10日　上午主持第八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此報告刊於《校刊》二二五期）。 11日　下午主持第四十五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一）改組周寄梅獎學金委員會，由先生及王化成、薩本棟三人組成。（二）學生黃某違犯宿舍規則，著記大過一次。 13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六次評議會。會議決定以先生（校務會議主席）為首組成委員會，斟酌本校經濟狀況，擬定最近三年一切建築計劃，報告評議會決定。晚六時主持教職員公會新舊同人聯歡聚餐會並致詞。 17日　上午主持第九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此報告刊於21日出版之《校刊》二二八期）。 18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六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生物館水嘴瓦斯氣門招商承辦問題，又審議朱自清辭中國文學系代理主任案，決定挽留。 中旬某日　與吳之椿乘校車遇險，司機受輕傷。 20日　下午四時在科學館會客廳主持聘任委員會會議，與會者還有吳之椿、熊慶來、陳楨、陳岱孫、張子高、蔣廷黻。會議追認校務會議暑期所聘教授講師及導師名單：國文系教授羅常培、徐祖正、商承祚；外文系教授蘇冰心、葛其婉，講師陳作福；哲學系講師林宰平、許地山、張崧年；歷史學系講師瞿宣穎、吳其昌、劉朝陽、李濟；社會人類學系教授史祿國、傅尚霖；化學系教授李運華；地理學系教授黃國璋，講師毛准、衛梓松、謝家榮、黃玉蓉；心理學系教授孫國華；土木工程系教授許鑒、王裕光、鍾春雍，講師張鳴韶；政治學系教授錢端升，講師劉志、瞿俊升、嵇文甫；經濟學系講師秦瓚、余肇池、曾同春；研究院導師傅增湘，名譽導師顧頡剛；西樂導師托諾夫，鋼琴導師古普克，黨義講師王先強。又聘周先庚為心理學系教授。 24日　上午主持第十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此報告刊於是月28日出版之《校刊》二三一期）。 25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七次校務會議，審議下列各案：朱自清再辭中文學系代理主任懇切挽留；體育部請求聘工程師修理體育館全部機器——通過；聘周先庚為心理學系專任教授——通過；西樂部請求購置樂器——批准；專任教授有在他校任教授者，應如何處置——辭去他校教授，如不得已則本校改聘為講師。 12　月 1日　上午主持第十一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2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四十八次校務會議。會議決定：（一）與香山慈幼院、燕京大學採取一致行動，補助新農農業學校農事教育費至次年1月[23]。（二）提前籌還建築借款十六萬元。 3日　下午四時主持第七次評議會。會議通過以先生為首之建築計劃委員會所擬建築計劃：三年內建築化學館、工程系水力實驗室、發電廠，修男生宿舍、新女生宿舍，擴充電話，擴充校址，擴充古月堂，計需款七十六萬元。 4日　下午四時出席教授會（無重大議案）。 8日　下午主持第十二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9日　下午主持第四十九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學生會請求：補助足球隊寒假赴滬比賽津貼四百元——照准；宿舍加派校工二人專司購物、送信及其他雜務——不准。又決定組織新年慶祝委員會。 10日左右　接教育部致校務會議電，對學生會所出清華雙周刊頗注意。先生召請《清華周刊》總編輯李振芬、總經理姚瓊銘談話，詢問一切，令將所余雙周刊燒毀。 15日　上午主持第十三次紀念周活動並報告校務。 16日　下午三時主持第五十次校務會議。會議審議建築氣象台及圖書館書庫加價問題，確定12月21日至1月10日放假三周。下午五時主持聘任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與會者除出席第一次會議之七人外，還有蕭蘧、王文顯。會議決定改聘黃晦聞為研究院導師。 17日　胡適贈《胡適文存》並題曰「芝生兄　適之　十九十二　十七」（此書由上海東亞圖書館印行）。 19日　擬為撥還借款請轉咨文化基金會將所存餘款悉數撥付由呈教育部公文（次日發出）。 22日　擬為建築氣象台、圖書館書庫加價及最近三年內建築計劃事請準備案由呈教育部公文（次日發出）。 23日　下午主持第五十一次校務會議。會議議及校長問題。 24日　發致教育部電：「屬校校長問題，務懇早日解決，以利進行。」 31日　晚參加全校聚餐及遊藝會並代表校務會議致詞。 是　年 顧頡剛贈其所編《古史辨》第二冊一本。 資助孫泱、孫維世求學。「我的愛人的二姐任銳……的大兒子孫泱於1930年左右往日本上學，他去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到日本以後，給我來信，叫我供給他學費，我給過他三百元。又替他向商務印書館賣了一部翻譯稿子（內容是政法一類），得了一百多元。……大概在1930年左右，任銳的女兒孫維世到北京來上學，我供給她上燈市口貝滿中學。上了一學期，她又回上海到她母親那裡去了。」[24] * * * [1] 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6頁。 [2]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11頁。 [3] 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12頁。 [4] 據《俞平伯年譜》，第121頁。 [5] 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26頁。田德望，清華大學外文系1931年畢業，1935年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畢業，1937年獲得佛羅拉薩文學博士學位。 [6] 2月下旬張廣輿請假，秘書長及評議會書記職務由先生代理。 [7]據《俞平伯年譜》，第122頁。 [8] 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48頁。 [9]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62頁。 [10] 時清華大學學生因同學被捕事罷課，吳勸阻無效，遂辭職。 [11]十餘日後，先生決定不回河南任職，張仲魯遂正式出任河南中山大學校長。 [12] 5月22日，羅家倫即向教育部提出辭呈。23日又貼出通告，宣布「業經辭職，所有一切校務交校務會議負責處理」。於羅之被驅及復職，當年清華學生代表大會主席李景清《清華學潮的前後》一文有所分析，其中透露：積極驅羅者不是清華全體老師，也不是清華全體學生，而是校外的「清華同學會」（即部分校友）和校內少數學生組成的所謂「護校團」，此「同學會」和「護校團」不僅驅羅，而且擁喬（萬選），甚至與閻錫山有勾結。在1930年羅家倫辭職離校、閻錫山派喬萬選任清華校長被清華師生拒絕之後，在根據校務會議決定由馮友蘭主持校務期間，護校團不斷在校內張貼匿名標語，製造各種謠言，攻擊馮友蘭，攻擊學生會，又致電閻錫山，並在報上發表，說清華「形同解散，百務益廢」，竭力為喬萬選捲土重來製造輿論（參見馮友蘭《清華現狀與我的態度》，該文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4卷）。羅還未到清華上任，驅羅運動便已開始；羅已辭職離開清華，驅羅者的活動仍未停息。這就可見，驅羅只是現象，擁喬才是目的，羅的被驅雖與羅的某些處置失宜、某些言論不當不無關係，根本原因則不在此，而在政局變遷，閻錫山勢力作祟。同是這個羅家倫，遇惡勢力作祟便「受到『冷遇』」，無惡勢力作祟便「好評如潮」。 曾有文章論及羅家倫執掌清華的是非功過時提及一個現象，即「這麼多年來，清華校友似乎沒有人寫過談羅家倫在清華時期的紀念性文章」（呂文浩《羅家倫與清華大學》，見1998年10月21日《中華讀書報》）。應該說，這是實際情況，但並非沒有例外。如，馮友蘭曾在其回憶錄《三松堂自序》中以10頁的篇幅記載羅在清華所作的貢獻。馮的《清華發展的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則是正面肯定與紀念羅家倫執掌清華的專文（見《三松堂全集》第14卷）。馮還曾在《清華的回顧與前瞻》一文（見《三松堂全集》第14卷）中對羅家倫為清華所作貢獻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13] 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81頁。 [14] 蔣閻戰起，閻錫山派喬萬選接收清華，清華師生一致堅決反對。浦薛鳳《萬里家山一夢中》（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記此事云：「當喬萬選長校消息傳出，學生會旋即知道其到校視事之確切日期與時刻，遂即組織就緒，人數眾多，把守清華園——亦即清華大學——鐵制大門。待喬氏及其隨從到達大門口下車，代表們蜂擁而上，聲言堅決擋駕，並請立即回城。喬氏及其接收人員見此狀況，完全出於意外，只得吞聲忍氣，乘坐原車數輛，退回北平。經此打擊，大概知難而退，無復下文。」 [15] 時原文學院院長楊振聲已辭職，前往青島大學任教。 [16] 《中國哲學史幾個問題——答適之先生及素痴先生》：「適之先生於去年3月接到我的《哲學史》講義後，即寫了一封長信，討論老子年代的問題，我因雜事很多，未及寫回信，僅於去年夏適之先生到北平見面時，略辯了幾句。」 [17]據《俞平伯年譜》，第125頁。 [18] 據《吳宓日記》第五冊，第117頁。又，同書第111頁曾記9月3日吳宓「至東四牌樓七條胡同閻錫山公館，謁冀貢泉先生（育堂），現為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委員，而代表閻氏者也」。 [19] 據《俞平伯年譜》，第128頁。 [20]馮仲雲，中共地下黨員，曾任中共清華支部書記。抗戰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三路政委，1949年後任水電部部長，1963年去世。 [21] 劉歷榮，系二年級轉學生，校方發現其中學畢業文憑有問題，曾決定取消其學籍。後劉自殺被救，校方了解其家庭經濟有特殊困難，便決定準其肄業以免意外。 [22] 是日教育部有電促周炳琳勉為其難，代理校務，周復電堅辭。 [23] 新農農業學校系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香山慈幼院合辦。 [24] 引自先生1968年2月5日寫《補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