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 · 1911年-1920年

1911年（清宣統三年辛亥）　十六歲 4月27日，同盟會舉行廣州起義，七十二人殉難。起義震動全國。　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各地紛紛響應，兩個月內，十四省宣布獨立。　12月16日，袁世凱就任清廷總理大臣。18日，袁世凱派唐紹儀與南方革命軍政府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談判。25日，孫中山回國。29日，十七省代表於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31日，各省代表據孫中山提議，議決採用公曆紀元，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正月一日。 是年，詹姆斯《哲學諸問題》（遺稿）出版。 年初　考取中州公學中學班。[1]同班同學有張仲魯、張遂青等。學監為暴式甫。《自序》記此校云：「這個中州公學，確實是當時河南的一些比較進步的紳士所辦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還設有中學班。中學班恰好在年假後招新生。高小畢業，或有同等學力的人，都可以報考。伯父決定叫四哥去報考。大哥、二哥向我母親說，說我也應該去。母親也同意了。……中州公學的中學班，設在開封南關外，據說是從前的一個書院。考試又分為初試和複試兩次。我初試考了第二名，複試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畢業的人都落在後邊。當時我自己也有點驚奇。中州公學的監督是楊源懋，他的官銜是翰林院編修，在開封以紳士資格辦中州公學。他不常到學校來，也沒有和學生講過話。不過所請的教員都是有比較進步的思想的人，據說有些人還是同盟會的人。當時我感覺，這個中州公學，好像是同盟會在河南的一個機關，因此學生們對於他都很敬佩。」（《全集》第一卷，第29—30頁） 暑期　回唐河，與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 9月　返校開學。《自序》云：「暑假過後再來，才知道楊源懋在暑假中病逝。同學們都很惋惜。在他的靈柩上火車回原籍的時候，全體學生都跟在靈柩後邊，哭著送到車站。聽見旁邊過路的人說，這是誰？有這麼些孝子！」（《全集》第一卷，第30頁） 10月　武昌起義後。學校停課，先生與堂兄大哥培蘭、二哥瀛蘭、四哥湘蘭（均為雲異公之子）雇馬車沿京漢鐵路回唐河。《自序》記此云：「我倒很願意這樣走，因為想看看鐵路通以前人們旅行的情況。……車走到汝墳橋，住在一個店裡，牆上都題滿了詩。……我聽說我父親在汝墳橋的一家店內，在牆上寫了幾首詩，當時很傳誦，我就在我們這個店裡牆上找，事有湊巧，他住的果然就是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著了他的題壁詩……這些詩大概是己丑至戊戌年間，父親會試落第回家過汝墳橋，在客舍寫的。」（《全集》第一卷，第31—33頁）是時吳太夫人應縣教育局長、族弟吳簡齋之請在唐河老君廟街西姚宅任端本女學學監。吳夫人淑貞、先生之胞妹恭蘭即在此女學就讀。「我到女學裡去見母親，母親談起了辦學經過。她說，她自己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吳清芝，還印了名片。這是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範圍，到社會上辦事。她本來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有機會到社會上做一點事，自然很高興，心情很舒暢。但是她教學生的宗旨，仍然是賢妻良母。她對我說，她向學生們說，舊規矩還是要遵守的，叫你們來上學，是教你們學一點新知識、新本領，並不是叫你們用新知識、新本領代替舊規矩。這正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全集》第一卷，第33頁）「先妣嘗曰：『吾辦學校無他長，惟使師生間和而已。』」（《行狀》） * * * [1] 中州公學辦於1907年，由河南省教育總會長李時燦在開封南關外繁塔寺旁明道書院的舊址上建成。楊勉齋任監督時期該校成為同盟會人員從事革命活動的基地。1913年改名為河南農業專科學校，1927年併入河南大學農科。 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壬子）　十七歲 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同日，中華書局在上海成立。3日，蔡元培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2月12日，清帝溥儀遜位。次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　5月3日，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嚴復任校長。　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主張實行政黨政治，成立責任內閣。　10月7日，康有為、梁鼎芬等在上海成立孔教會。24日，教育部頒布《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 是年，詹姆斯《徹底的經驗論》（遺稿）出版。 是年　春節前，唐河光復。先生於春節後回開封中州公學上學。後轉學入武昌中華學校。是年冬，至上海入中國公學預科。《自序》云：「中華民國成立了。我於民國元年春天又到開封中州公學上學，可是從楊源懋去世以後，學校大不如前，教師的陣容也不整齊。湖北有個紳士名叫陳時，說他奉父命捐款在武昌辦了一所學校，叫『中華學校』，以黎元洪為校長。當時黎元洪的威望很高。我想轉到武昌上學，寫信回去同母親商量。大概是因為武昌是舊遊之地吧，一說母親就同意了。我到武昌上了中華學校。校舍是原來的糧道衙門。這所學校後來改名為中華大學，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就是惲代英。我在中華學校不久，又聽說上海中國公學要招生了。這所學校倒有一段光榮歷史。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一次不滿意日本政府對中國學生的待遇，集體回國，自辦學校，名為『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也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就是胡適。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中國公學也停辦了。這時候，中國公學又恢復招生，推舉黃興為校長。用黃興的名義向各省發出電報，叫各省選派學生。河南省很重視這件事，決定選拔二十名學生，到上海中國公學上學，每人每年發官費二百兩銀子。河南省決定以後，發出通告在開封招考。我同幾個同學回到開封應試，被錄取了，我就於民國元年的冬天同其餘十九人一起到上海，進中國公學。……校舍在吳凇炮台灣。校舍是一座按當時標準說相當漂亮的洋樓，單獨地建築在炮台灣車站附近，四周並無居民。」（《全集》第一卷，第35頁） 1913年（中華民國二年癸丑）　十八歲 2月4日，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勝。　3月20日，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22日，康有為主編《不忍》雜誌在上海創刊，主張尊孔復辟。　6月，袁世凱下令恢復學校祭孔典禮。　7月，江西等地宣布獨立並組織討袁軍，史稱「二次革命」，不久失敗。　9月27日，孔教會在曲阜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袁世凱派代表參加。　10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故宮太和殿就任正式大總統。　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26日，袁世凱接見孔子後裔衍聖公孔令貽，授予一等嘉禾章。 上半年　開始在中國公學上學。不久，即由對邏輯的興趣萌生學哲學的志向。「到了民國二年春天，終於開學了。……閒了到江邊走走，倒也覺得有點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歡到河南路棋盤街那一帶，那裡書店很多，我喜歡買書，那二百兩銀子花不完就買書，也買了一些大部頭的書，如『廿四史』之類。」（《全集》第一卷，第35—36頁）「無論如何，我總算是免於學習做傳統的八股文，開始讀一些從西洋的報刊上翻譯過來的文章，學了一點當時所謂新學或西學。學的目的還是『學而優則仕』。……我有一門課程是邏輯，所用的課本，是耶芳斯的《邏輯要義》。先來了一位先生，他公開地把這本書當一本英文讀本來教。……後來又換了一位先生。他倒是有意要講點邏輯，可是他實在不懂什麼是邏輯。我當時對邏輯很有興趣，就自己學習。這本書的後面有很多練習題，我就自己做練習。有一道題，實在做不下來了，我就去問這位先生，他想了一會兒說：『等下一次告訴你。』可是，他以後就再不來了。……當時在中國，稍微懂得一點邏輯的人實在是很少有。……我學邏輯，雖然僅僅只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引起了我學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後要學哲學。對於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別想學西方哲學。」（《全集》第一卷，第168—169頁） 暑期　回唐河度假，方知吳夫人淑貞已病故——恐影響在外求學，吳太夫人未將噩耗函告先生。「先妣亦不令照顧家中事務，蓋恐分其為學治事之心……計自友蘭等十餘歲出外遊學……從未接一招歸之諭，或言家事困難之書。」（《行狀》） 9月某日　脫李董邨蛙圖稿。[1] * * * [1] 此畫今存三松堂。李董邨，生平事跡不詳。 1915年（中華民國四年乙卯）　二十歲 1月，任鴻雋等籌辦之《科學》雜誌在上海創刊，該刊倡言民權與科學並重，首創漢字橫排版，採用西式標點符號。　5月9日，袁世凱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條」，全國人民一致反對，各地出現抵制日貨高潮。全國教育聯合會規定各學校以每年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　8月，楊度、嚴復、劉師培等成立「籌安會」，公開鼓吹恢復帝制。　9月15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陳獨秀於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是月，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出版。　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改明年為洪憲元年。25日，蔡鍔等宣布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聲討袁世凱。各地紛紛響應，宣布獨立。 上半年　經中國公學同學金松岑介紹，與任載坤女士訂婚。任載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於光緒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1894年3月28日）。時年二十一，正就讀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 下半年　畢業於中國公學，在上海考入北京大學。原報考法科。入學後轉入文科哲學門，開始學中國哲學。同班同學有孫本文、黃芬、胡鳴盛、李相因、谷源瑞、陸達節、唐偉、嵇明（即嵇文甫）等十二人。在馬神廟上課，在中老胡同住宿——與同學合租一四合院，每人一間。「當時的北京大學，有文、理、法、工四科，報考文科的預科畢業生很少，因為文科畢業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出路，只可當個『教書匠』。於是當局就為文科大開方便之門，規定報考文科不要預科畢業文憑，只要有同等學力就行。我有大學預科畢業文憑，在當時說，也是一種資格。我在上海北京大學招考辦事處報名的時候，說的是要報考文科。那位辦事處的人大為驚異，他說：『你既然有文憑，為什麼不報考法科呢？法科畢業後出路好。』我堅持要報考文科。那位先生說：『好吧，我給你出個主意，你還是先報考法科，等到入學的時候，如果你還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請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沒有不準的。如果你現在就報文科，將來你再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困難了，你會後悔莫及的。』我聽了他的話，就寫上報考法科。等到9月間入學的時候，我還是申請改入文科，果然一申請就准。……但是並沒有達到我原來要學習西方哲學的目的。當時的北京大學，照章程上說，有三個哲學門：中國哲學門、西洋哲學門和印度哲學門。實際上是印度哲學門壓根就沒人提。西洋哲學門，本來說是要在1915年開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開不成了。已經開的只有中國哲學門，這個學門已經有了比我高的一班，我們這班算是這個學門的第二班。……我雖然沒有達到學習西方哲學的目的，但是在中國哲學這一方面，我卻是大開眼界。我開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論、試帖詩之類的東西，不過是應付科舉、騙取功名的一種工具，並不是學問；我雖然讀了一些古書，但是對於真正的學問還沒有入門，也不知道門在哪裡，現在總算是摸著一點門路了。……中國哲學門裡有三門主要的課程。一門課程是中國哲學史，講二年。還有諸子學和宋學，這是兩門斷代哲學史。『宋學』就是宋明哲學史……此外還有些專家和專題的功課。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位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當時的教授先生們所有的哲學這個概念，是很模糊的。」（《全集》第一卷，第169—171頁）「在北京，在中國文學方面，深受章太炎弟子的影響；在中國哲學方面，深受陳介石的影響。」（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附錄之《履歷》）「馬敘倫（夷初）給我們開了一門課，叫『宋學』。上了一個學期，他因為反對袁世凱準備稱帝，辭職回南方去了。臨行時哲學門的學生們開會送行，照了一張相片，他在照片上寫了長篇題詞。」（《全集》第一卷，第269頁）入北大前，曾往謁張嘉謀，請為保證人。「民國四年友蘭入都，將肄業於北京大學，先生是時為眾議院議員。乃始謁先生於象坊橋草廠寓廬，請為保證人。承先生親送入學。在大學中又獲交先生嗣君文濤，因以過從益密。」[1] 是年　與景蘭先生合編台異公遺作《復齋遺集》。「我同弟景蘭於民國初年收集其遺著，編為《復齋遺集》七卷，第一至第二卷，判牘；第三卷，《勘川漢鐵路記》；第四卷，詩；第五卷，文；第六卷，雜著；第七卷，附錄。」（《〈梅村詩集·梅花窗詩草·復齋遺集〉後記》） * * * [1] 引自先生之《梅溪文鈔（稿）序》。張嘉謀（1873—1941年），字中孚，號梅溪，河南南陽人。1897年中舉，曾任清內閣中書。戊戌變法後全力辦新式學堂，獻身河南教育事業。曾任河南省圖書館館長、河南古蹟研究會主任委員，主持重修《南陽縣誌》，參加編纂《河南通志》，任《河南疆域沿革考》撰修。 1916年（中華民國五年丙辰）　二十一歲 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號，仍自稱大總統。　5月9日，孫中山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　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聲討聲中憂懼而死。　8月1日，黎元洪就任大總統。　9月起，《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　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 5月至7月，梁漱溟在《東方雜誌》連載《究元決疑論》。10月，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全書分三編，第一編上古哲學史（古代及儒家，道墨諸家及秦代），第二編中古哲學史（兩漢，魏晉六朝隋唐），第三編近世哲學（宋元，明清）。是年，杜威《實驗邏輯學》出版。 是年，羅依斯去世（1855年生）。 是年　仍在北大哲學門求學，任班長。 暑期　回唐河省親，為胞妹恭蘭講古代詩文。「當時北大中文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黃侃。他上課的時候，聽講的人最多，我也常去聽講。他在課堂上講《文選》和《文心雕龍》，這些書我從前連名字也不知道。黃侃善於念詩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遍，聽起來抑揚頓挫，很好聽。他念的時候，下邊的聽眾都高聲跟著念，當時稱為『黃調』。……黃侃也常出題叫學生做詩。有一個本系的學生不會做詩，就叫我替他做。我做了幾首擬古詩十九首的詩，他抄好送給黃侃，黃也居然加圈加點，還寫了讚賞的批語。我的這種課外學習，倒是在我家裡發生了作用，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傳授給我的妹妹沅君，引導她走上了文學的道路。自從我們從崇陽回老家以後，沅君就不上學了。我從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詩念文章，沅君聽了很愛慕，就叫我教她。我照著黃侃的路數，選了些詩文，給她講，教她念。她真是聰明絕頂，在一個暑假的很短時間內就學會了，不但會講會念，而且會寫，居然能寫出像六朝小賦那樣的小品文章。」（《全集》第一卷，第36—37頁） 約是年　應張廣輿之邀加入清華天人學會。「在清華上學的張廣輿（張仲魯）原是我在開封上中學時候的同學。他同我說，美國大學中有一種兄弟會，在清華他們也組織了一個，叫『天人學會』，希望我也入會。我同意了。到清華開了一次會，每人發了一個本子，其中載有會員名錄。我記得會員有吳宓（現在重慶華西師範學院）、吳芳吉（已故）、湯用彤、曹理卿（曹明鑾）、張廣輿等。」[1] 是年夏　景蘭先生考入北大工科地質門預科。 * * * [1] 引自先生1968年2月15日所寫《再補充交待》。 1917年（中華民國六年丁巳）　二十二歲 1月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1]實行大學改制，倡導學術自由，兼容並包，並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因此由上海遷到北京。是月，胡適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2月，陳獨秀於《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　7月1日，張勳在北京發動兵變，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12日，段祺瑞所部進入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17日，段祺瑞解散國會，廢棄《臨時約法》。孫中山開始倡導「護法運動」，復辟破產。馮國璋繼黎元洪為大總統。　8月25日，國會非常會議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孫中山宣言「根除奸凶，恢復約法」。　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 9月，胡適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教，講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等。10月，梁漱溟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教，講印度哲學，聲明「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是年，杜威《創造的智慧》出版。 1月9日　先生與全校其他同學一起，聽蔡元培訓詞，[2]訓詞略謂學生應抱定宗旨（指讀書為研究高深學問，不為做官發財），砥礪德行，敬愛師友。「1915年的北京大學還基本上是封建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學校。蔡元培於1916年（當作『1917年』——蔡按）底到北大當校長，作了一系列的改組和改造，才使北京大學開始轉變為資產階級思想占統治地位，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開始傳播。這就是五四運動在北大的開始。當時我們身在其中的學生，覺得心胸一天一天地開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廣闊。」（《全集》第一卷，第171頁） 2月18日　購得謝無量《中國哲學史》。 3月3日　購得釋德清《莊子內篇注》（光緒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本）。 6月　與孫本文等開會送別哲學門畢業班同學陳鍾凡等併合影。[3] 暑期　仍回唐河，為恭蘭講古代詩文，並支持恭蘭考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國文專修科。報考時，恭蘭已改名叔蘭。「等到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學問就更大了。北京傳來消息，說是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要招國文專修科。……我們都主張沅君去應考。沅君也堅決要去……在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母親就毅然決然，不顧別人議論，讓我和景蘭、沅君三人一同進京。到北京報考，果然考上了，於是沅君就開始走上了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道路。」（《全集》第一卷，第37—38頁） 暑期後　升入三年級。課程有：中國哲學（馬夷初），六學時；中國哲學史（陳伯弢），三學時；印度哲學概論（許季上。12月5日後，由梁漱溟代），三學時。[4] 11月17日　下午二時至校長室出席哲學門研究所會議，商討研究工作進行事宜，指定所願研究之科目。先生選定研究三項：歐美最近哲學之趨勢，導師胡適（選此項者還有哲學門上屆學生張嵩年及唐偉）；邏輯學史，導師章士釗（選此項者還有哲學門上屆學生陳鍾凡、黃建中、李光宇、張嵩年，國文門學生范文瀾，以及李相因）；中國名學鉤沉，導師胡適（選此項者還有李光宇、張嵩年、胡鳴盛、谷源瑞、唐偉、嵇明）。[5]此後各研究科目每周活動一次。 12月3日　晚七時在校長室出席哲學門研究所成立後第一次月會，聽蔡元培講哲學與科學之關係，參加者有哲學門各教授及研究員。 12月17日　下午二時在法科大講堂出席北京大學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演說會，聽蔡元培致開會詞，前教育總長范源廉及北大法科學長王長信，教授胡千之、章士釗、陶孟和等講演。 * * * [1] 《自序》云：「1916年年底，蔡元培來北大擔任校長」（見《全集》第一卷，第270頁），誤。 [2] 此據《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見《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自序》以為蔡元培「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亦誤。 [3]陳鍾凡《陳獨秀先生印象記》：「那年夏，我們哲學門三年級同學十餘人畢業。……二年級同學孫時哲（本文）、馮芝生（友蘭）諸兄又開送別會，會畢攝影。」 [4] 《北京大學日刊》（以下簡稱《日刊》）十二號、二十號。 [5]《日刊》二號、十二號。 1918年（中華民國七年戊午）　二十三歲 1月，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5月，魯迅於《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　11月10日，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月刊》撰《發刊詞》，認為大學是「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主張大學應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則」，行「兼容並收之主義」。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辦慶祝協約國勝利演講會，蔡元培講《勞工神聖》，李大釗講《庶民的勝利》。19日，傅斯年、羅家倫等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新潮雜誌社，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種問題為職司」。 12月22日，李大釗、陳獨秀等創辦《每周評論》。 上半年　仍在北京大學哲學門上課。課程有：中國哲學（馬夷初），六學時；中國哲學史（陳伯弢），三學時，印度哲學概論（梁漱溟），三學時；語言學概論（沈步洲），三學時；經濟學原理（顧夢漁），三學時；社會哲學（李石曾），二學時。[1] 1月24日　晚七時，在校長室出席哲學門研究所第二次月會，聽陶孟和講《心理學應用方面之發展》，出席者還有教員陳大齊、韓述祖、梁漱溟，研究員谷源瑞、胡春林、王德嶐、陳鍾凡、黃建中、張崧年、李光宇。[2] 年初　先生致函河南省教育廳，呈請將河南留學歐美官費缺額定為文科。2月間，河南教育廳有咨文到北京大學，謂應照選派留學外國學生規程之規定，由教育部議定此事，省教育廳不得擅自更改。[3] 是年春　因弟景蘭參加河南省教育廳組織之選派留美學生考試，需北京大學肄業證明，先生曾往校長室請蔡元培簽字。不久，又曾為向章士釗請教有關《墨經》的問題，去校長室一次。「那時候，章士釗（行嚴）在北大，給一年級講邏輯。我去旁聽過兩次。他原來講的不是邏輯，而是中國哲學史——墨經。我有幾個問題，寫信給章士釗，請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長室等他。我按時到了校長室，他還沒有到。……最後，章士釗到了……同我說了幾句話，也沒有解答問題。我看要開會，就退出來了。」（《全集》第一卷，第270—271頁） 3月　與陳鍾凡、黃建中、姜紹祖、孫本文、黃文弼、胡鳴盛、李相因、陸煥、谷源瑞、陸達節、李光宇、嵇明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哲學會，「以商榷東西諸家哲學，瀹啟新知為宗旨」。會址在二道橋哲學門研究所內。4日，晚七時在理科第七教室出席成立會，討論哲學會簡章。到會二十人。[4] 5月21日　上午參加北京大學全體學生集會，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與日本締結《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協定使日本取得訓練中國陸海軍等權益），並不顧校長蔡元培勸阻，前往總統府請願。途中秩序井然。至目的地後，學生派代表數人進總統府交涉。北洋軍閥政府總統馮國璋接見代表，將協定各條誦讀一遍，並作解釋後，學生整隊返校。[5] 6月18日至20日　與國文門三年級同學胡吉甫、王倬漢、計然、李宗裕，哲學門三年級同學孫本文、李相因，理科同學賈念曾、高維岳等一起乘畢業考試餘暇，至後四庫京師公立第四中學、郎家胡同京師公立第一中學、正志中學、求實中學及石駙馬大街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參觀。參觀完畢後，受上述諸同學委託，撰《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 6月25日至28日《參觀北京中等學校記》刊於《北京大學日刊》一七一至一七四號。文中分別介紹各校教授、管理、設備、經費、家長、學生社團組織及學生畢業後之狀況，並有餘論，謂「總觀以上各校，可得其同異之點。以經費而論，除在正志別有來源而外，第一、第四之經費均十分之八九支配於教職員之薪俸，以之維持現狀則有餘，以之整頓經營則不足，求實岌岌，更無待論，教育何由發達哉！」又論及各校學生皆以富貴子弟為多，平民為少，「據此可見，貧賤之人，求學之機會極少，將使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貴者益貴，賤者益賤，研究教育問題者於此，宜三致意焉」。 6月下旬某日　和同班同學一起與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及馬敘倫、梁漱溟等師長攝影留念。 6月底　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任載坤先生同時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教育公報》第六年第三期刊出北京大學各科畢業生成績單，其中有文科哲學門13人，前一名為孫本文，86.9分；第二名為先生，86.1分。 6月30日　先生與任載坤先生同返河南開封。 暑期　在開封與任載坤先生結婚。「在1918年，我和任載坤結婚。載坤字叔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任芝銘先生是清朝的舉人，但是他反對清朝，在他的本縣新蔡縣反抗縣官，還組織人劫獄，因此他的舉人被革了，還受通緝，長期不能回家。他沒有兒子，只有六個女兒。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婦女解放，叫他的女兒們都放腳，並送她們到外邊上學。他的大女兒馥坤、二女兒緯坤（後改名任銳），都在清朝末年就在北京進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任緯坤當時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在進步報館裡做事，和孫炳文相識。孫炳文是四川人，當時在北京京師大學堂預科上學。他們二人，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在當時是一種創舉，也受到許多的誹謗。後來孫炳文烈士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時犧牲。任載坤於民國初年進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我在上海上學的時候，有個同學是任芝銘先生的學生，介紹我與載坤訂婚。……這樣，我們兩家訂了親。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等載坤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才能結婚。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設本科……只收未婚學生，如果中途結婚，就要中途退學。當時在北京，北京大學是男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女子最高學府，我們兩個人各居一個最高學府。恰好我們都是在1918年畢業。我們同時畢業以後，就在開封結婚了。……我的岳父家裡，是有革命傳統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岳父親自送他的第六個女兒，也是最小的女兒任平坤（後改名任均）到延安參加革命。我和叔明結婚以後，也從他們家裡接觸到一些革命氣息，得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全集》第一卷，第47—48頁）婚後曾與任夫人同返唐河省親。 9月起　先生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6]語文、修身教員，任夫人任河南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算術教員。景蘭先生赴美國留學。 * * * [1] 據《日刊》三十八號。 [2]據《日刊》六十五號。 [3] 據《日刊》七十九號。 [4] 據《日刊》八十一、八十四號。 [5]據《日刊》一四八號。 [6] 該校建於1904年，校址在今開封第二中學校園。 1919年（中華民國八年己未）　二十四歲 1月1日，《新潮》月刊創刊。傅斯年、羅家倫、周作人等先後任該刊主編。15日，陳獨秀於《新青年》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明確提出民主、科學兩大宗旨。是月，巴黎和會否決中國關於取消「二十一條」以及列強在華特權的要求。　3月18日，《公言報》發表《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並附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謂陳獨秀、胡適等「毀斥倫常，詆排孔、孟」，「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當即作《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予以辯駁，並聲明兩種主張，即對於學說「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20日，劉師培、黃侃創辦《國故》月刊，聲明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　5月4日，北京五千餘學生集會遊行，反對北洋政府在巴黎《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要求「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各地紛紛響應，五四運動爆發。　7月20日，胡適於《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8月，李大釗於同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10月，中國國民黨正式成立，孫中山任總理。其規則曰「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是年，燕京大學成立，司徒雷登為第一任校長。 2月，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先秦部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計劃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學，自為一冊。中卷述中古哲學，下卷述近世哲學，合為一冊。蔡元培為之作序，認為其特長在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4月15日，胡適於《新青年》發表《實驗主義》。30日，杜威應胡適等邀請來華講學，抵達上海。是年，羅依斯《現代觀念論講義》出版，柏格森《精神力》出版。 1月　與開封第二中學教師韓席卿等創辦《心聲》雜誌。「《心聲》的主要組織者是當時在第二中學工作的韓席卿（殿珍）。……成員有韓席卿、嵇文甫（明）、魏烈臣、馬戢武、王柄程（怡柯）、王芸青、馮友蘭等十來個人，後來又加入徐旭生、徐侍峰等。每人每月捐款五元作為出版刊物的經費。因為我當時的功課比較少，所以就由我負責編輯、發行等一切雜事。社址也跟我的寓所在一起。我先住在開封老府門，後來遷到青雲街。雜誌社也跟著遷移。」[1] 是月《心聲》創刊號出版。[2]其《發刊詞》為先生所撰，略謂：「凡社會之進步，必有少數之人立於大多數之前，為真理而戰，以打破老套。……破老套而促進化，此本雜誌之所以作也。……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之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 創刊號刊有先生之論文《新學生與舊學生》及舊詩《戊午中秋偕內子龍亭步月八首》。前者認為新學生專心研究學問，舊學生專心讀書；新學生注意現在與將來，舊學生注意過去；新學生之生活為群眾的，舊學生之生活為單獨的；新學生注重實際，舊學生注重空談。其末云：「今日世界之情勢一日萬變，他人之進步一日千里，我前途最有希望之學生，其將隨順潮流，為『新世界』中之新學生耶？抑將違逆大勢，為『古物陳列所』中之舊學生耶？是在有志者自決之。」創刊號還刊有馮淑蘭舊詩《秋雨感懷》一首、孫炳文舊詩《行路難》一首，先生於後者加附識云：「孫君四川名士，詩文均有奇氣，恭列姻婭，時得拜觀，不敢自秘，以公同好。」 2月　張廣輿贈相片一幀。 5月7日（農曆四月八日）　長女鍾璉出生。 5月　參加河南省教育廳選派留美學生考試。致函《新潮》雜誌社，對該刊一卷三號（5月1日出版）刊出之陳嘉藹《因明淺說》提出質疑。[3] 6月　赴北京參加教育部組織之選派留美學生考試複試。在京期間，曾為選擇留美學校事訪胡適。「我要往美國去留學的時候，我找胡適，問美國哲學界的情況，學哲學上哪個大學比較好。他說，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是新的。」曾訪《新潮》雜誌社，遇傅斯年、羅家倫。原擬與陳嘉藹面談，未遇。 9月　由開封至上海。在滬購得再版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本，商務印書館印行之《民國九年學校日記》一本。 11月《心聲》第八、九、十號合刊出版。其「新文藝」欄刊出先生之白話詩《湖邊看月》；「討論」欄刊出《馮友蘭致〈新潮〉雜誌社書》、陳嘉藹《因明答淨》、《馮友蘭答陳嘉藹〈因明答淨〉》；「隨感錄」欄刊出先生之隨感錄二則，一論「教育界的『瞎馬』」，一論「教育界的『功狗』」。後者認為「中國所以衰弱要亡，就是因為學術思想不及人家」。 12月　乘中國郵船公司「南京」號郵輪由上海抵紐約。「我覺得在北大的三年收穫很大。這三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我開始知道，在八股文、試帖詩和策論之外，還有真正的學問，這就像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在第二階段，我開始知道，於那個新天地之外，還有一個更新的天地。……這兩個天地是有矛盾的，這是兩種文化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與中國歷史的近代和現代。……從1919年，我考上了公費留學，於同年冬到美國，次年初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當研究生。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國的實際去的。當時我想，現在有了一個繼續學哲學的機會，要著重從哲學上解答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全集》第一卷，第171—172頁） 是年　做舊詩《一九一九年夜過黃河鐵橋》一首：「夜過黃河風怒號，煙波暗淡月輪高。挾沙走石來千里，橫絕中流是此橋。」 * * * [1] 引自先生1979年4月致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龐守信書。 [2] 《心聲》為半月刊，1919年共出十期。社址在開封青雲路中間街西。 [3]陳嘉藹，時為北京大學哲學門學生。 1920年（中華民國九年庚申）　二十五歲 1月1日，李大釗於《新青年》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3月，梁啓超發表《歐遊心影錄》，引發東西文化論戰。胡適《嘗試集》出版。　4月，《共產黨宣言》由陳望道翻譯在上海出版。　7月，陳獨秀於《新青年》再發《新青年宣言》，明確擁護馬克思主義，陳獨秀與胡適因主張不同分手。　9月，《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開始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　10月12日，羅素來華講學。　11月6日，張東蓀於《時事新報》宣傳羅素關於「中國第一宜講教育，使無知識的有知識，使有知識的更進一層。第二是開發實業救濟物質生活。至於社會主義，不妨遲遲」的主張，受到李達、陳望道、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批評，從此開始關於社會主義的大討論。　12月1日，李大釗於《新青年》發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 秋，梁漱溟於北京大學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是年，杜威《哲學的改造》出版。 1　月 1日　在紐約自學。從Farber學英語一小時。看俄國小說Lazure，覺其中所說與佛教變相觀空之說相合。看英文哲學史中關於柏拉圖之學說，又覺其idea與matter頗似真如無明。因謂「人之思想，絕對相類」。日記云：「幾年來日記時記時輟，猶可諉曰人事牽掣也。今離父母，別妻子，遠來此異邦，為求學也，宜勇猛精進，艱苦卓絕，持之以恆。此本日記即為練習有恆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記若不記完，非人也。」 2日　八時半起。看英文哲學史。學英文一小時。看文法。得景蘭信，致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朱領事信。十一時就寢。日記云：「近日看書不能看一點鐘，真是心不靜之過，可嘆！」 3日　自學如常。看電影。得湯用彤[1]信。發家書一通，編為約字二號。 4日　學英文。十二時外出，經中央公園，至美術博物館參觀，日記云：「館中中國古物約十分之一，如玉冊御寶之類，皆在中國所未見。古物流出亦為古物之幸，不然在中國或為兵燹所毀，或為收藏家所珍秘，得日日受人欽仰耶？」 5日　自學如常。作英文一篇。得孫警亞信。日記云：「上午看哲學史時，忽有人來看房東之房子，心遂亂，不能讀書。可恨！本擬自今日起實行節食辦法，不往飯館吃飯，乃為朋友所拉，又在飯館中吃。今日教英語之Farber先生問中國宗教，當時未能詳答，晚作文即以之為題而論之。」 6日　自學如常。得林士模[2]函，復林士模、湯用彤、曹理卿[3]各一函。晚看《元曲選》。此日未到飯館用餐。日記云：「早起看Ruskin文，尚能靜心。」 7日　自學如常。得安石如、曹理卿函。又得景蘭先生轉來之家書。日記云：「下午在圖書館看中國報，歸接七弟轉來叔明信，閱之，頗為所動，作詞一首，此為吾依調填詞之第一次。節食辦法昨行一天，覺難行，今又到飯館矣。不過為省錢，以後決定除特別情形外，只到Cafeteria吃飯，以省賞錢。」 8日　自學如常。作英文一篇。日記云：「早飯後往圖書館去一遍，歸來心大不靜，竟至不能看書。今日做事最少，可恨！」 9日　自學如常。作辯論辭一篇。日記云：「早起過晚，十點始起，至上午未做一事，可恨！」 10日　學英文。看雜誌，日記云：「吃早飯後往圖書館看雜誌，以詩歌雜誌為最佳，中有歌謠一篇，讀之不覺淚下。亦翻有中國詩，並盛讚中國詩。惜吾英文太壞，不然當多翻中國詩贈之。」 11日　上午與楊振聲、劉英士同游勃朗克斯公園。歸後訪鄧以蟄，晤談甚歡。日記云：「到此已五禮拜，所做何事？思之愧人。晚寫信，深愧不能對家人也。」 12日　上午在圖書館自學。下午訪鄧以蟄，與之談新詩無韻之不可行。日記云：「鄧君謂宜將中國自來之詩體匯列比較而造出一雜體。大概吾輩極承認現在應有一種新詩出現，但其體裁應如何改變，則實尚需極力研究耳。」致景蘭信，致牛實甫信。 13日　學英文。上午往紐約125街舊書鋪，「費時兩三點鐘，一書未購而歸，終日似未做一事，然可歡之至」（日記語）。 14日　學英文一小時。看莫泊桑小說。得牛實甫信。 15日　學英文一小時。繼續看莫泊桑小說。在圖書館中看The Monist雜誌，發現有「The Logic of Science」一篇，擬譯出以寄《心聲》。 16日　學英文一小時。繼續看莫泊桑小說。作英文。上午再往圖書館，擬譯昨日所見之文，因頭腦昏沉而作罷。致函張仲魯，請彼為《心聲》作文。日記云：「但未知吾在此數月，終日無事，為《心聲》作何文來？思之赧然。」 17日　學英文一小時。作英文。晚於張奚若[4]處約定於22日往哥倫比亞大學註冊。發致張仲魯、牛實甫信。 18日　十一時起。學英文一小時。看報。日記云：「早起大晚。晚間又恍惚不想看書，可恨！」 19日　學英文一小時。看小說。看《新青年》所載朱遂先譯日本廚川白村《文藝進化》一文，頗感興趣，作摘要。 20日　看中文書。《心聲》第二卷第一號出版，其中有先生之白話詩《留別同社諸君》、《中秋別內子將往美洲》及《隨感錄》一則。《留別同社諸君》說：「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適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販些食物，救這饑荒」，意即留學是為輸入新思想，以救國民精神饑荒。《隨感錄》分析學生畢業無事做之社會原因。《心聲》自第二捲起改為月刊，其第一號發表改組宣言曰：「同人所主張的道德，以自由為啟行點，以平等為經由路，以博愛為目的地，達此目的地之手段為互助。……同人深信想要世界進化，必須全人類知識發達，想要真正的知識，必須依科學的規律。還有一種萬不可少的條件，就是自由討論。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承認有不許討論的天經地義，這種不許討論的天經地義，是宗教的，非科學的。社會中間無論什麼偶像，我們總要把他拿來，用平等心去自由討論。有妨礙這類自由的，我們認為人類的公敵，當設法消除他。」 21日　飯後往楊振聲處，本擬赴市中心購書，以天陰未果。返寓後身體不適，未能看外文書，乃看《圓覺經》。 22日　上午與張奚若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入學處辦理入學手續，「毫無困難，入學處一聞系北京大學，即時允許」（日記）。學英文一小時。晚，做詩一首，並修改7日所填詞。 23日　上午往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見Coss教授，商議選課事情，「渠見我英語不甚流利，即略為遲疑，後又打電話問Dean Woodbridge，始將所選研究院之功課批准。又往見Extension Teaching之主任Dr. Patteson，又批准近代史及比較文學」（日記）。得景蘭、沅君、任芝銘先生三函。日記云：「四妹信中有云：『不能將母親一生在鄉間得賢良名譽壞在不肖兒女手裡』，真孝子之言。」寄函給沅君。 24日　往見本科主任Hank，獲准修科學方法課。修學英文一小時。讀杜威《思維術》。發家書（紐約5號），致曹理卿一函。 25日　繼續讀杜威《思維術》。與楊振聲、劉英士、周炳琳同游紐約中國城。寄景蘭信。日記云：「終日未做一事，思之可嘆。」 29日　繼續讀杜威《思維術》。看托爾斯泰小說。日記云：「功課本已定規矣。今日又有疑慮，費去三四點鐘之時候，猶未解決。不能決斷是我一大短處。」 31日　上午與楊振聲等同往哥倫比亞大學註冊。日記云：「離家將半年，到今日始能入學，可嘆！」繼續讀杜威《思維術》。看托爾斯泰小說。 2　月 1日　下午鄧以蟄來晤談。又同往鄧以蟄處，午夜始歸。 2日　往哥倫比亞大學交學費，並在哲學講堂閱覽室定一抽屜。 4日　上生物學課。繼續讀杜威《思維術》。 5日　上科學要義、現代詩、歷史課。日記云：「所選功課今日已全上完，大為失望。蓋多膚淺普通，非我所宜。晚決定改選：（一）哲學史，（二）美學，（三）形上學，（四）歐洲思想史。」得景蘭信。 6日　上哲學史課。讀《新唯實論》。 7日　看英文哲學史，以西方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相比較。日記列有一表： 並云：「清儒考據之方法，實與科學相符，不過所研究之對象不同耳，然其精神不可磨也。」又，日記有英文摘錄，極有價值，其譯文如下：「希臘哲學是一個失敗，希臘的探索卻有重大成果。種種方法都試過了，拋棄了，才為真正的方法作出偉大的準備（劉易士：《傳記體哲學史》卷一，第337頁）。吾於清儒亦云。」 8日　看英文哲學史，日記記心得云：「凡事之起，必有一定之原因。耶教未入歐洲以前，歐洲無確定之宗教。佛道未興以前，中國無確定之宗教。自希臘懷疑派推翻哲學以後，人心以為理性不足恃，歸於信仰，而耶教乘機以起；西漢（疑為「兩漢」之誤——蔡按），訓詁瑣碎，亦足以礙人之理性而歸信仰，於是佛道乘機以興。此中頗有相同之點，列表如下： 希臘哲學最盛時代………………………戰國哲學最盛時代 懷疑派推翻哲學………………………秦皇焚書使世無哲學，漢儒咬文嚼字使世厭哲學 耶教興………………………佛道二教興」 12日　聽講演法國文學。得景蘭信、沅君信、安石如信。 13日　晚參加學生會聚會，歡迎中國教育參觀團，聽教育部次長袁希濤等講演。 14日　看《培根文集》。又看《心理學》，日記云：「見所講learning發達之程序與杜威How We Think中所說思想如出一手，真嘆杜威之哲學為科學的哲學，必要盛行，可無疑義。」 18日　看羅素《神秘主義與邏輯》，覺其中論進化之人生觀一節極有趣味。 21日　與鄧以蟄晤談，以為「若Renaissance（文藝復興）之精神為主張哲學獨立，排斥佛教（疑為『宗教』之誤——蔡按），則韓愈李翱之徒可謂中國Renaissance中之健將矣」（日記）。 22日　看《歷史心理學》。日記云：「午間同友人往吃飯，至三點余鍾始歸，方執書欲觀，而睡魔來矣。昏昏沉沉，無論何書皆不能看，淨耽擱三點余鍾之時間。噫！到此何謂留學？混而已矣！」 23日　看《心理學》、《新唯實論》。外出助楊振聲搬家。 24日　仍看《心理學》、《新唯實論》。又看笛卡爾《方法論》，覺其中「有數言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旨相合」（日記）。得張仲魯信，又得景蘭信、任芝銘先生信。 26日　聽講演法國文學。晚，看《新青年》數本。 27日　日記云：「早起想起來現代Dewey（杜威）之工具主義及Bergson（柏格森）之philosophy of change（變化哲學）皆證明佛法所謂之諸法無自性。又依進化論說，則上溯生物及天地之起皆極細微，即謂一念不覺起於無明，有無明故種種皆生，亦無不可。不過佛法以無明為惡，現世為苦，其實轉而念之，無明亦何嘗惡，現世亦何嘗苦？」 3　月 8日　日記云：「自上禮拜六有病未出，日記一禮拜不記矣。」 10日　看休謨書。 11日　日記云：「今日看報，見雲中國大亂，心中不寧，看書不入。」 12日　日記云：「近幾日來心神不寧，有時大亂，皆為決定考不考而起。自禮拜一心理學課宣布於今日考試，即往見Prof.Coss，據（說）哲學門中得學位時有考試，各單課無考試，遂決不考心理學，而心中定矣。及禮拜六哲學史課又有宣布，當時未聽清，心中又亂。今日下午見Dr.Edmau問之，言系下禮拜考試，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亂，至晚八點鐘決定不考，乃定。當心中大亂之時，胡思亂想，看書一字不入。不決斷，好疑心，是我大病。」 15日　日記云：「近幾日看Höffding之《近代哲學史》，頗有會心。此哲學（史）注重科學影響之處，覺中國哲學皆moral philosophy（道德哲學），而缺少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學），缺少培根之discovery（發現），control（控制），progress（進化）諸觀念。」 17日　聽哲學史、心理學、形上學課，日記云：「哲學史課談及空間、時間二事。竊以為二者皆起於無明，以其動故。」繼續讀休謨書。 18日　日記又記心得云：「中國哲學無control, discovery, progress諸觀念，可於儒家所謂樂天知命、道家所謂隨遇而安見之。有人謂中國一切皆easy-going（閒適），是極。」 19日　得楊蔭榆信。日記云：「今日本為哲學史考試之期，以前決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覺其不對而反悔，而大亂，看書不成。不得已置書而寫信。噫，我心之欠涵養如此！」 20日　繼續讀《新唯實論》。下午與楊振聲等同看希臘展覽會，日記云：「此為希臘政府所開，自巴黎移此者。他人皆知為自己國家登廣告，中國何如？發家書、致景蘭信。得沅君信。」 23日　看盧梭《民約論》。 25日　景蘭轉來沅君信，日記云：「言其終身大事不滿意，令我設法。於是萬感咸集，上午不能看書，下午寫信發之，晚心仍不靜。」得張文濤信。發家書（紐約9號），復張文濤信。 27日　日記云：「見開封第二中學學生所出《青年》半月刊，有問候《心聲》之言，《心聲》大概關門矣！」 4　月 3日　看康德書。 9日　讀畢Höffding《近代哲學史》。 10日　開始讀羅依斯《近代哲學之精神》。發家書，致景蘭信，致沅君信，致張文濤信。 12日　開始讀費希特《人之職業》。 14日　開始讀柏格森《形上學》。 16日　讀柏格森《形上學》畢。日記云：「此書主張直覺，反對分析，謂由直覺至分析則可，由分析至直覺則不可。而直覺之先亦必先集材料以為觀察之資，則與科學方法所謂『觀察』、『假定』、『證實』者同，假定之能以設立，全在心中一線靈機，是即所謂直覺也。」 18日　看泰戈爾詩《終點》、《禮物》等，為其親子之情所動，至於涕淚俱集。 20日　讀畢《近代哲學之精神》，開始讀《現代德國哲學》。 22日　讀洛克《人類理智論》。擬作形上學論文《中國之懷疑派》，以莊子為代表；哲學史論文《中國之浪漫派》，以魏晉諸家為代表。苦於無《莊子》譯本。 24日　繼續讀《人類理智論》。得家書。 26日　繼續讀《新唯實論》，覺甚有趣味。 28日　開始讀桑塔延納書。 30日　開始讀柏克萊《人類知識原理》。 是月《新潮》二卷三期「本社特別啟事」宣布先生為新潮社成員。 5　月 2日　讀畢洛克《人類理智論》、柏克萊《人類知識原理》。開始看杜威之《德國哲學與政治》。 3日　讀畢《德國哲學與政治》。 4日　開始讀Flournoy《詹姆斯的哲學》。 5日　日記云：「看《少年中國》學報，周太玄言『此次出國為末一次入烘爐，再無成就，此生已矣』，閱之驚心動魄。」 6日　讀畢Flournoy《詹姆斯的哲學》。 7日　看兩種講柏格森的書。 8日　開始讀詹姆士《實用主義》。發致張仲魯信。 9日　讀詹姆士《實用主義》畢。 12日　開始讀J.Watson《康德哲學》。 13日　得張仲魯信、湯用彤信。 15日　讀摩爾根《進化論批判》。 16日　讀《進化論批判》畢。楊振聲來，示以羅家倫信，知羅於《新潮》二卷三號表示請先生加入新潮社。 17日　讀Lévy-Bruhl《法國現代哲學史》。 18日　讀伍德布里奇《歷史的意志》。 19日　下午與楊振聲、鄧以蟄、劉叔和、趙太侔同游新澤西，「快活之極」。 23日　下午一時至紐約125街車站，乘紐約中心火車沿哈得遜河西行，覺風景極佳。 24日　上午七時至克利夫蘭換車，下午五時抵芝加哥。 26日　上午七時半到丹佛，景蘭與張文濤至車站接先生至金城礦業學校。與孫警亞晤談。 27日　景蘭上山測量，先生與之同往。 6　月 13日　下午與景蘭、張文濤坐電車至丹佛後分手，景蘭等往鐵廠工作，先生往科羅拉多進州立暑期學校學英、法、德文。晚，寄沅君信。 19日　晚作英文一篇，略謂「西洋村莊與中國村莊大同，唯城市異耳，猶之乎小孩初生之哭聲同，而長大後言語不同，可見人性相同」（日記）。 7　月 15日至17日　課餘讀H.Wildon Carr《柏格森的變的哲學》，覺大有所得，以為「中國莊周派皆竭力提倡instinct（本能），而反對intellectual（理智）者也，吾以前擬稱之謂『消極』，今覺不對」（日記）。 8　月 14日　早上五時起床，六時坐電車至丹佛，再坐火車，十時回金城。 24日　同景蘭沿河入山谷內行十里，至晚而歸。 28日　晚同景蘭登山望月，至十時始歸。 9　月 2日　日記記關於中國哲學史之心得云：「中國原始三大學派：甲，直覺派——莊（即楊朱）；乙，分析派——墨；丙，折中派——孔。甲乙二派之分別甚顯明：以本體論言之，甲主無人格之自然，乙主人格之天；以倫理學言之，甲主為我，乙主為人。」又云：「自戰國以後之政治純為法家之霸道所統治，而法家則道、孔二家所合成者也。三代以後行王道之人只二人，一王莽，二王安石是也，但皆失敗。」 中旬　返紐約。 10　月 8日　下午遷至紐約118街370號，與張文濤同住。[5] 11　月 30日　往旅館見正在紐約訪問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請教關於東西文明比較問題。 12　月 6日　寫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觀）》，並寄給羅家倫。 10日　得羅家倫覆信。為《與印度泰戈爾談話》寫「再記」。 31日　寫成《柏格森的哲學方法》。「這個大學的哲學系果然沒有『舊』哲學家。教授中間有實用主義者，也有新實在主義者，我的哲學思想也就是在這兩派中間，倒過來倒過去。不過在我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初一年左右，我所喜的還不是實用主義或新實在主義，而是柏格森的哲學。」[6] 是　年 加入河南留美學會，並於學會主辦之《河南留美學生年報》民國九年第一期發表《對於河南選派留學辦法之意見》、《中國的官氣與美國的商氣》。前者一方面建議「省政府及省議會，現在就該定一種實業計劃，等學生回去之時，馬上就用他們辦省有的事業。這麼一辦，第一，利源開發，政府得利了，社會受益了。第二，學生回去，不致英雄無用武之地，或所用非所學了。第三，重要實業都為政府所有，將來可以沒有大資本家發生，歐美將來所必不能免的社會革命，我們或者可以避免了」，一方面又認為「西洋所見長的，就只是物質方面；至於精神方面的東西，或是絲毫不要緊，或是中國早就有了」之說是一種謬見，「這個謬見之謬，要在二年以前很難同一般人講清楚。現在倒不必細辯，只請有這些謬見的人，睜開眼看看近二年國內新潮的影響就得了！我並不是不主張提倡實業；不過我以為實業不是萬能的東西；社會的組織同人的組織一樣，各部分要平均發達，才能保持健康。所以本省選派留學的單行法，應該把限制學習實業這條取消」。後者認為，中國「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帶官氣的」，「頂害中國的，就是那種官氣」，「美國無論什麼事，都是帶點商業性質，他總生法叫對手的人覺得非常便利而且舒服」，「現在的青年，要想有用，第一要……不帶官氣」。又於同期該刊發表《哥倫比亞大學河南學生紀事》一則，舊體詩三首（《自金城赴紐約別七弟》、《此行七弟用四妹秋夜賦意作寒滿江皋圖相送，為題五律二首示七弟並寄四妹》）。 是年冬，寫成論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 是年在紐約交往者還有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等。「在我去美國的時候，北京大學的『五大臣』也到美國了。……北大選出了五個人：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段錫朋和周炳琳都在紐約上了哥倫比亞研究院。羅家倫上了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兩下距離不遠，羅家倫一有空就到紐約來。」（《全集》第一卷，第52頁） * * * [1] 湯用彤，時為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生。 [2] 林士模，時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物理系學生。 [3]曹理卿，河南人，清華大學畢業，時亦在美留學。 [4] 張奚若，時即將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政治學系。 [5] 6月至10月8日前日記時記時輟，10月8日後再無日記。直到「文革」思想改造時又曾記過一段日記。 [6]根據先生1922年致梁漱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