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第十一章 不確定性與社會進步
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一直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對進步與不確定性之間因果關係的一般特點進行討論。某些種類的變化，是不確定性存在的先決條件；因為在一個絕對沒有變化的世界裡，未來將與過去極其相似，所以人們可以準確地預知未來。因為變化畢竟多少都與實際需要相關，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變化是任何與人生或行為相關聯的問題存在的條件，也是多數純思想問題的實際條件。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矛盾和悖論的世界裡，或許對這一說法最為基本的證據就是這樣一個事實：知識問題的存在取決於未來與過去的差異性，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則取決於未來與過去的相似性。如我們在前面（第七章）主張的那樣，我們可以通過兩個事實找出這一悖論的關鍵所在。首先，我們將這個世界當成其行為多少具有一貫性的對象進行分析。這就是說，我們承認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永恆的變化屬性 。如果這一過程能夠圓滿實現，我們就有可能圓滿地認知這一世界。然而，從實際意義上說，這一世界也可能是一個無變化的世界。我們的思想過程是一個學者們都熟悉的過程，我們以敷衍變化問題來解釋變化。思想的老問題就是真實 變化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這裡的關鍵在於按照已知規律的變化（無論我們是否稱其為變化）並不是導致不確定性產生的原因。我們所說的靜態世界的實際含義是指，靜態世界是一個所有 變化都具有靜態特徵的世界。
但是，按照無變化的「法則」（「事物」行為的屬性或模式）來系統闡述變化的過程，卻無法做到圓滿，這樣我們的大腦又發明出第二種招數，即以排列組合規律的形式來逃避不可知的世界。變化的規律意味著既定條件下 的既定行為。但是，任何物體行為的「既定條件」都是一種瞬間狀態和其他物體的變化。因此科學的信條，即世界「實際上」是由不僅不產生變化的諸單位（原子、細胞、以太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組成的，而且這些單位的行為法則都簡單易解。但這一信條主張，還存在如此之多 的這類單位，這類單位所產生的簡單變化（理想上僅僅是空間運動）就產生了我們的頭腦所無法仔細領會的大量組合 。我們研究了這一信條，不由得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我們發現了什麼樂於承擔哲學意圖的東西，我們行為 的邏輯已經呈現出了真正的不明確性、真正的變化和不連貫性。
然而，即使是對真正的不明確性的假設，也通過把現象歸組為各個類別以及運用機率 推理，提出了一種新的預測方法。這種方法使我們能夠根據成組的事實，對將會發生的事情進行預測，但我們卻不能從中得到適合個別事例的規則。不確定性的第二個基本事實是，這種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事實上，兩種方法，即在個別事例中靠規則進行預測和通過成組事例中的機率推理進行預測，由於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這兩種方法的有機成本（organic costs）以及獲得必要資料所需時間的緣故，應用範圍極為有限。因為這種做法所耗費的成本和所花的時間，通常比各種條件下允許我們在一種行為的決策過程中所耗費的要大得多。在現實生活中，實際 決策過程相當不可思議，或者說，那是「憑直覺」形成的「估計」，因此容易出現大幅度的誤差或不確定性。
變化的重要意義在於，變化引出了行為管理的問題，在這一方面，可預測的變化和不可預測的變化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季節的轉換，以及生命的過程和我們自身生活的變化，比如晨醒晚睡、工作時間、進餐時間和娛樂時間，以及嬰兒期、壯年期和老年期——這些事情都需要行動，但卻沒有產生行動的問題，因為這些行動是可預測的。行動的問題產生於各種背離了常規的變化。常見的說法是，在不存在社會進步的情況下，違反規則的行為不會很大，也無足輕重，通常的做法就是在「靜態」風險和「動態」風險之間作出區分。如我們已知的那樣，根本的區別僅僅是程度的區別，而且僅僅存在於某些實際進步性變化的較大的不可預見性之中。首先，要在進步性變化和波動之間作出清晰而有意義的區分，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所有事物都要取決於變化的周期。如果在一個與人的生命長度相比而言的短期內，這些變化可以自我補償（self-compensating），那它與不確定性無關，而日益完善的組織手段被設計用來保證合併不斷擴展至有效的自我補償可以出現的時期。另一方面，說不定我們知道的所有進步性變化最終也是周期性的。
再者，進步性變化並不必然就具有不可預見性；實際上，一種純粹的進步性變化並不一定是不可預見的。如果變化是均勻發生的，或者，與任何已知的時間的數學函數相一致，未來就會極為準確地為人們所預知，仿佛沒有任何變化。畢竟，只有波動，即進步中的波動，才是不確定性的真正原因。事實上，某些變化在運行過 程中完全是「固定」的，因此這些變化並不會引出那種干擾競爭運行的不確定性。這種變化是指人口的增長和資本的積累。其他變化在運行中極為變幻莫測，並且不斷推翻企業家據之對生產服務出價的各種計算。
對我們（在第五章）已經認識到的在經濟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進步性變化特徵的詳細考察，揭示了各種變化之間有意思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如果我們從區分自然變化和由於人類活動所引致的變化開始分析，我們注意到，在前面的部分中，我們並沒有考慮任何進步性變化。自然變化要麼是那種從固定狀態或別的什麼狀態中產生的自然波動，要麼就像假設的太陽系的冷卻一樣，其變化如此之慢，所以並不會使人們的計算產生差異。但是，由於人類行為而產生的變化卻是兩種不同的變化。其中有的變化產生於深思熟慮的意圖，有的變化則多少是作為對其他目的採取行動而偶然產生的結果。對「真正的」行為動機的研究可能會使我們離題太遠，或許最終也不會讓人得到一個非常清楚且令人滿意的結果，但我們可以作個初步的區分。技術的改進和大部分自然資源的發現，是出於人的直接意願，儘管後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更是一種偶然。資本的積累可以視為深思熟慮的結果，雖然這樣說還有一些保留，人們之間的各種再分配也可以同樣如此看待，但這裡就有更多保留了。欲望的改善，部分是一件深思熟慮的事情，部分是因為相伴其他努力而生的，部分則是「就這樣產生」了。人口的增長很難說是意願的結果；其內在特性的問題很少受到選擇性干預（volitional interference）的影響（事實上，在現代產業條件下，這方面還無可爭辯地顯示出急劇的倒退）；而個人的教育和培訓則受到有計劃行 為和偶然事件這兩種令人困惑的混合行為的控制。
對不確定性的研究來說，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分支涉及與財富的消費截然不同的生產。我們在對不確定性的討論中已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區別，而技術的「風險」已經從與市場變化有關的風險中分離了出來。觀察一下在現代產業組織的演進中，市場功能如何不斷地對生產自身的功能施加影響，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們已經指出過，與組織相關的最根本的決定性事實是應對不確定性。在有組織的經濟生活中，責任重大的決策就是價格的決定，因為其他決策都可以概括為日常決策，都可以由雇來的人來做。靠歸組來消除或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比消除或減少技術進步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更為困難。甚至在中世紀和近代之間的過渡時期，市場行會也傾向於統制的立場，因而市場行會變成了「同業公會」，雇用擁有據以工作的物資和工作完成後的產品的人作為生產者，並為他們分派任務。
人們會察覺到，影響企業家的主要不確定性，是與其產品的銷售價格相關的不確定性。企業家在價格體系中的地位通常是這樣 ［1］ ，他是一位按現價購買生產服務的買者，他將生產服務轉換成的製成品，按生產活動結束時的通行價格售出。就他所購買的東西的價格而言，不存在什麼不確定性。他承擔的是與他將獲得的實物產出量相關的技術上的不確定性，但這種計算中可能出現的錯誤通常並不大；無把握的事情只在與產品相關的價格因素中。 但生產者物品價格的變化會對他產生間接影響，因為這種變化似乎與產品價格的變化相關聯，因此，生產者物品價格成了在預測市場銷售價格時必須加以考慮的因素之一。然而，除了與資本價值相關聯外，這種變化或許是我們排在第二位要加以考慮的，當然，也是一個必須現在加以詳細討論的問題。不確定性的主要直接來源，就是預期從其他生產者那裡得到的供給的量，以及消費者的欲望和購買力。
最基本且無法彌補的進步的不確定階段或因素，就是那些本質上等同於知識的增加的因素。這種說法顯然適用於技術過程的改進、商業組織的形成以及新的自然資源的發現。按照預期的說法，即從準確而詳細的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矛盾的命題，因為要對進展進行預期，同時就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如我們所見，甚至在這裡，變化和變化的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分開的因素。雖然在發明沒有出現之前，我們不能預先描述一項新的發明，我們也說不出哪種質和量的新的自然生產能力會得到發展，在什麼地方得到發展，但用與未來相關的知識和智性的行為來彌補無知，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做得到的。這些變化大部分是有意使用資源而帶來的結果，一般來講，如果不是一種特殊情況，這種活動的結果在一定範圍內是可以預見到的，我們甚至有可能按照固定回報雇來人並借來資本，以從事這一活動。
在我們能夠依據競爭性經濟組織的形式和活動，對與進步有關的不確定性的後果進行詳細研究之前，還要談兩個更普遍的看法。將經濟過程看成是為滿足欲望而進行的商品生產過程，是很平常的事，但這一觀點在兩個極重要的方面存在缺陷。其一，經濟 過程生產欲望，還生產滿足現有欲望的商品，社會的全部力量都專注於前者，忽略了經濟活動不僅範圍大而且在不斷增長。其二，滿足欲望的間接手段的生產，從任何直接意義上說，絕非全然用於滿足最終欲望。財富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財富本身的目的，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種手段，而隨著生活標準的提高，收入也在急劇增加。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工作以「致富」，不僅僅是為了消費大量物品，而且要取代消費大量物品。假設在一個現代工業國家裡，人們只是為了消費而從事生產，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事實上，在一個極大的且不斷提高的程度上，人們都在為增加生產而犧牲消費。無論我們關於人類動機的觀點如何，我們都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種植更多的穀物以飼養更多的牲畜，購買更多的土地以種植更多的穀物來飼養更多的牲畜從而購買更多的土地」，通常在商業活動中，生產出的財富又被用來生產更多的財富，生產並不以財富本身增長以外的任何用途為目標。
從組織作用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對（第五章中）已經列舉的進步的各個方面，諸如人口的增長、教育和培訓、資本的累積、技術與商業組織的改善、新的自然資源的發現以及人類欲望特徵的變化等等，進行區分。按我們的看法，其中最為重要同時也最容易理智地進行討論的，莫過於資本的累積。
讓我們以物質資料意義上的資本與社會基本結構的關係為起點。我們會看到，進步的諸項事實都與私有制有密切的關係。在一個沒有進步的社會裡，現代意義上的私人財產沒有存在的必要。私人所有權存在的社會根據是，人們認為，資源控制與享用資源使用成果相結合，會鼓勵人們在生產中有效地使用財產。奴隸制或 以人為財產的制度的廢除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奴隸的工作不如自由人的工作有效率，其結果表明，給奴隸們的服務支付工資，並任由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私人生活，比贍養他們並強迫他們勞動要便宜得多。
同樣的推理也適用於物質形式的財產，但在一個沒有進步的狀態下，論證的力量相對較弱。在生產方法只是一種日常問題的情況下，就像中世紀的情況那樣，不必考慮進步的問題，按制度，土地和工具就歸共同所有。一旦方法發生變化，管理的問題就變得嚴重起來，激勵方法上所發生的改變，主要是增加財產價值以「致富」的欲望。我們不能過分強調這一事實，現代經濟生活背後的驅動力，就是增加財富的欲望，而不是對物品進行消費的欲望，儘管在這兩種看法之間存在一種非理性的心理聯繫。即使生活標準的改善源自於財富的增加，我們也不能就此假設這就是動機，因為我們以前已經指出過，財富永久性的淨 增長，一定來自於從個人來說從未打算用於消費、只希望死後留存下來的剩餘品生產。 ［2］
由進步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傳統術語用法中的經濟理論的最直接聯繫，與對利息的解釋有關。利息是與社會物資設備的增加相 關的一個現象，它取決於與進步相關的不確定性。利息在一個「靜態」社會中或許存在，或許不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靜態」一詞的解釋有多嚴密。如果生產財貨在形式上、數量上或分配上都不可能被改變，也就不會有自由資本出借的機會，利息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所有設備雖然在形式上和數量上都是固定的，但可以從一個人轉到另一個人那裡，利息就可能存在。由於生產財貨在量上是固定的（沒有產生淨儲蓄或「資本」的消費），但只要在形式上有變化，利息無疑就會出現，但在收入分配中不會形成相當可觀的差異，而只會在名稱上與租金略有差別。 ［3］
為了理解利息，我們有必要通過儲蓄和投資過程，清楚地考察資本設備的創建機制。古典資本概念將資本視為「對勞動者的預付」（advances to laborers） ［4］ ，作為一個起點，這一概念起碼基本上是合理的，儘管有兩個方面需要進行修正或限定。第一，這種描述僅僅適用於新的 資本或「自由」資本，以及形成過程中的資本；在資本品是通過消費品的「預付」（advancement）而得以存在的意義上，這一描述是正確的。第二，這一預付不僅僅是付與勞動者，而且還付與已經存在的資本品（以及自然資源，如果這些資源能與資本品分開的話）的所有者。圍繞利息理論出現的難題和困惑，大部分是出於這一術語的用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資本」一詞的含混 不清。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將用「資本品」這一表述方式來指稱「供後繼生產使用的過去生產出的產品」，即具體的器械和工具，這樣，我們將「資本」一詞限制在一個非常狹義的含義上，即只涉及資本品創造的預備階段，或只涉及與資本品本身截然不同的資本品價值 。
資本創造的性質已經由許多作者做了清楚的闡述。原始人打造自己的工具以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他死後陪葬的就是他擁有的這些工具。在有組織的文明時代中，這一過程出現了兩個方面的差異。由於專業化的緣故，某些人專門將自己的精力放在工具物品的生產上，而另一些人則不是這樣；其次，大量固定物品漸漸儲備起來、並一代代維持和增加。所發生的事情大體上基本相同，儘管勞動分工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們對此的認識更為困難。那些從事工具物品製作的人自然不能同時還生產自己的生活用品，他們肯定是要麼依靠那些預先存儲下來的消費品剩餘 來生活，要麼轉而藉助於那些同時代的生產消費品的人來生活。不管是哪種情況，資本創造的首要條件就是剩餘的創造，即同時由某些人先於資本品的存在而生產出的、比消費掉的物品更多的物品的生產。這就是「儲蓄」的基本含義。
在文明社會裡，資本品的製造者包括地主和資本品擁有者以及勞動者。所有為資本品的生產經營提供任何種類的生產服務的人，顯然是先於生產做出了付出，或是由其他人和工具進行了多於同時期所需要的消費品的生產。這一過程的實質在於，消費品剩餘，要用「儲蓄」的名義留出來，才能使生產資源從消費品的創造轉向 生產者物品的創造。這也就是「預付」的含義。
這一連串事件由於貨幣的介入而更為複雜，因為有少部分經濟學者總是由貨幣的交換功能回想起以它為中介的實物的交換。儲蓄被錯誤地認作為貨幣的儲蓄，資本品製造者的收入因此被認作是貨幣收入。貨幣當然只是一種交換媒介。貨幣代表儲蓄者對一定數額的社會財富的所有權，貨幣所有者可以按現行價格、以自己喜歡的任何形式「提取」或「兌現」這個所有權。如果儲蓄是為了資本創造而被「用於投資」，那麼這筆財富就被轉給了那些從事這種經營的人，並被他們以他們想要的任何形式，主要是消費品形式，加以「兌現」。這些事情才該稱之為儲蓄和轉換。被轉換的物品贍養或支持了資本品的製造者，其中包括勞動者、土地所有者以及資本品的所有者，否則，他們就要為自己或為了交換而從事消費品的製造。一旦儲蓄的財富不是由儲蓄者用於投資，而是通過借貸轉給了其他人，不管是直接由儲蓄者轉給了投資者，還是以銀行或金融機構為中介轉給了其他人，利息就出現了。
有利息的借貸因此成了保證職能專業化的手段，它使得一組人專門儲蓄剩餘財富，而另一組人則通過將剩餘財富預付給生產服務的所有者而將儲蓄轉換成了資本品，然後，生產服務的所有者使用這些服務來創造資本品，而不是用這些服務生產在沒有儲蓄的情況下他們必須生產的消費品。沒有專業化，這些經營活動也能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分工與任何地方一樣，只與節約相關，而不是讓事情得以進行的唯一方式。儲蓄者可以將自己的剩餘預付給生產服務的所有者，也可以為自己的利益創造資本品，他們要麼可以自己利用這些新的生產物品，要麼可以以租借 的方式將它們轉給其他企業家。這種將這一職能轉給其他將投資作為自己事 業的人所獲的收益，與從任何其他方面的專業化中獲得的收益，具有相同的性質。
很顯然，這種收益與從企業家職能的專業化獲得的收益，或從管理加責任職能的專業化中獲得的收益，是相同的，因為這才是真正與借貸相關的收益。我們假設，儲蓄者自己給了自己一筆預付，結果，他自己成了因他的儲蓄而產生的資本品的所有者，那麼，他用它來做什麼呢？他也可能會在某些適用的物品的生產中自己使用這種新的工具，與此同時，他也可能從事他獲得第一份儲蓄剩餘的最初的行業或職業。但我們知道，通常更有利且更容易發生的情況是，他將以固定價格將這種工具租借給一位企業家從事實際的經營活動。讓我們儘可能表達得清楚一些，他是以一個固定的收益，將剩餘物品轉讓給一位企業家，並任由這位企業家用這種新的工具建設及經營（或是任由兩位不同的外來企業家建設和經營），他實際上也能實現同樣的收益。
剩餘物品的儲蓄顯然是一種職能或經營活動，對剩餘品的使用，使新工具的創造成為了另一種職能，這是極為不同的一種職能，就好像提供生產服務是一種職能，它們在生產中的使用又是另一種職能一樣。事實上，稍作思考就可以指出，剩餘物品轉換為資本品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某些特徵，這些特徵導致了一般生產活動領域中企業家職能的專業化：即，它牽涉到對未來狀況的具體知識和先見之明。消費品的一種剩餘是流動資本 ，這種資本可以在可能的物理範圍內和人為控制下，被用來創造任何種類 的無論何種生產工具。在一個允許這樣使用資本的社會裡，它還可能被用來生產或增加奴隸勞動的供給。事實上，它還可以用來增加 自然投入要素的供給，或是發明和發現新的做事方式，甚至可以用來創造對物品以及對傳統上沒想到可用資本來創造的許多東西的新的欲望。
實際上，讓人爭論不休的問題是，新的資本品將會被人打造成什麼形式，在哪裡打造，以及用何種方法打造等等。答案是需要在企業界運用最高的判斷力 。很明顯，能夠回應這類問題的職能無可避免地會沿著相同的路徑專業化，並且，在靜態條件下作為企業的管理手段，也會因相同的理由而專業化。那些負責將儲蓄起來的剩餘轉換為資本品的個人，必須為自己的決策負責，儘管也和前面的情況一樣，這種「管理」可能也會採用這樣一種方式進行，即選擇別的人來執行作為日常任務的直接管理，但並不對其結果負責。就像在存在進步的不確定性的條件下，所要求的對判斷力要高於日常經營活動中的判斷力一樣，由行使判斷的人——對情況的判斷，或是對人的能力的判斷——承擔責任的必要性，也會相應增大。
在自由契約條件下，為實現這種專業化而自然形成的機制就是市場機制，這是一種按企業家和生產服務的所有者在討價還價條件下以相同方式運行的機制。剩餘消費品，或者以貨幣形式或銀行存款形式命名的東西，成了貿易活動一種理想形式的極其標準的商品。這種形式極具流動性，也更適合在一種大範圍的市場裡活動。銀行和金融機構就是這種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市場。這種市場的實際運行與其他任何市場的運行相同。在任何時候這裡都存在一個既定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既定價格通常並不是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實際上，它並不是唯一用於交易的同質性商 品，因為，為不同種類投資而設立的不同資金，從各自不同的方面，為企業家職能的專業化留下了餘地。但是，按照物品的級別和種類，借貸市場所體現的價格範圍，畢竟比其他任何叫得上名字的市場都要狹小一些。那些願意以既定價格購買的買家與願意以這種價格出售的賣方在這裡相會，其他人則不進入這個市場。如果按現行價格提供的商品多於願按這一價格接受的商品，價格將會下降，反之亦然。這一運動使價格持續向一點調整，在這一點上，供給與需求相等。
買者進入市場的決策，代表了對將會獲得一份利潤 的投資機會的判斷（考慮到特種借貸的利率，所以這裡還要有支付所需擔保金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必須對未來做出估計，這就涉及到一系列非常複雜的因素。那些借來資金從事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的資金借款人（與其他要素的雇用者一樣），要對使用資金而產生的物質產品和這種產品的出售價格進行估計。對那些以創造新的資本設備為目的資金借款人來說， ［5］ 他必須以實物形式來估計自己創造性經營的成果，資本設備投入使用後的實物產出以及這種產出的成本和可銷售性，所有這一切，除了這一行業的生產周期之外，在未來都還要經過一段必需的構建設施的時間。除此之外，還需記住，一個新的生產企業的建設，還包括使其投入運營以及在市場上為這一企業所有必須購買的東西以及出售的東西構建商業關係；一般來說，這需要一段比工廠的機器建設更長的時間。
企業家活動的專業化可能會比上面所指出的種種方式更進一步。尤其在所使用的剩餘物品就是貨幣資金的情況下，在新的生產物品建構過程中，這種剩餘物品就可以在建構新設備的運行過程中，與其他物品分離開來。但因為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這種情況也不太可能出現。就我們所知，所謂建設，包括一段比狹義的建設周期本身更長的初期運營期，但時間上的相互重疊，使這兩個時期很難區分。實際上，通常在建設一家工廠時，機器零件等會以一筆固定酬金轉交給另一位企業家，一位承包商來打理。當然，為了出售或為了在工廠建成後將運轉中的工廠租給他人經營而開張一家新的企業，都不是什麼稀罕的事，但我們不能將其說成是多數企業建設路徑的典型過程。
現在，我們應該明白對資本與資本品之間進行區別的重要性了。企業界視資本為貨幣資金。然而，貨幣只是一種交換媒介，在投資活動中，它代表著一種剩餘財富的名稱，實際上，它就是我們所說的消費品剩餘。這是自由資本 的真實含義，是資本品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當前利息理論混亂的癥結，就在於我們沒能認清這一事實的重要意義，即我們生活在一個進步的社會中，在這一社會裡，新的淨剩餘產品不斷通過借貸市場流入投資領域，並在投資領域中被轉換成物資設備 ［6］ 。這就是說，剩餘產品是從儲蓄它的個人和階層方面來說的，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不存在剩餘消費品的生產，因為剩餘是以增加資本設備的形式出現的。在一個沒 有進步的社會裡，新的儲蓄不會被用來創造新的資源，利息也不可能具有對經濟學家來說意味深長的意義——即，作為一個分配額——儘管人們也為消費信貸支付利息。目前，與轉換為生產物品的借貸相比，消費信貸是不足道的，當然，消費信貸一旦貸出，也要獲取相同的利率，也要為防止利息和本金的損失而對擔保的程度作出考慮。 ［7］
利息是使用自由資本所付出的代價，因為在資本品由他人使用而不是由其所有者使用的情況下，這個付出就是租金 。顯然，利息是用通過借貸所獲得的資源來進行創造財產的生產所付出的金錢，是資本品 生產的一部分，這個部分在進行資本品借貸時，即在資本 交給借款人時，他就想到了。我們必須再將這筆資產收益 與租金 進行區別；前者產生自使用物質財產而實現的實際回報，而租金則是使用物質財產的市場競爭價值。實際上，如果資產是租來的，租金就是資產收益的報酬；如果資產是由其所有者經營，我們也要在公平的租賃價值的基礎上，將一筆收入歸於資產。如果企業家會因為執行特殊職能而獲得一筆報酬的話，那麼這筆收益應該包括租金再加上一筆利潤 。 ［8］
因此，這三種收入被兩種利潤形式牽連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相互糾纏的系列。財產的實際收益包括競爭性的租金以及支付給因 使用資產而承擔責任的企業家的利潤。反過來，租金也包括付給投資資金的競爭性利息（為投資而犧牲的最初價值）加上一筆利潤，這筆利潤是對企業家將投資轉換成具體商品的企業家職能的報酬。
租金和利潤之間的顯著差異，正是造成理論混亂的根源。租金和利潤兩者都是以比率——即每年多少元——來表示，但對這兩種情況的解釋卻極其不同。利息自然 是一種比率，即兩種價值之比。從儲蓄者手上轉到企業家手上的實物，是以價值，即一定量的貨幣來表示的，它代表的是一定價值 的剩餘消費物品，而給資本家的回報也是用價值來表述的。然而，如果租金也表述為對投資的一個回報比率，其關係就是可逆的；在這種情況下，投資就不是指一筆原始價值的量值，而是指資產的銷售價值，即按現行利率水平資本化的結果。顯然，在一個人們按一定利息水平不斷借貸資金的進步社會裡，資金和生產物品間的自由交換將把後者固定為一筆價值，即固定為與生產一個等量回報相等的價值。對「心理學派」 ［9］ 的某些作者來說，正是這一資本化現象掩蓋了這樣的事實，即用一定借貸利息所轉換的，是一筆資金價值，這筆資金價值不是資本化過程的結果，而是一種即期效用的價值。
資本化和資產價值對理解一種現象，即引出進步社會中不確 定性的現象至關重要，為此，我們需要單獨對其做一些深入的討論。一家新企業一旦建立起來，並表現出有可能為投入其中的資源，以及其經營所必需的資源生產出一份超出競爭性回報率的利潤，那麼，未來的全部收益，就可以按現行利率貼現其現值，並可以通過資產的出售立即提取或兌現。 ［10］ 與前面已觀察到的事實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出，擁有生產財富的渴望絕不僅僅是一種消費其收益的間接渴望，通過資本化對未來收入進行預期這一事實，數倍地刺激著人們從事新的冒險。甚至在企業的所有者不打算出售資產，只考慮為獲取一筆收入而經營企業的情況下，他也一定將資本價值的賬面利潤作為自己報酬的一個部分來加以考慮，而在他心中，這筆賬面利潤與以收入形式出現的利潤或多或少是分開的，這是一筆超過投資的競爭性回報的利潤。
我們很難過高估計心理學解釋中只將經濟動機作為消費物品的欲望的錯誤。甚至對一筆收入的渴望都不只是消費的渴望。但對於社會或任何社會中接近於生存底線（subsistence margin）的社會階層來說，這種情況更接近於實際。然而，在任何先進社會，比如美國，所謂「生存底線」，或許也包括數倍於滿足動物慾望以及維持健康和身體功能的真正必需品。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人實際上可以依靠以最低收入帶來的少許實際消費來生活，因為在一個文明社會 里，一些傳統上（conventional）的必需品或許事實上與動物的必需品一樣不可或缺。即使這樣，消費傳統消費品的動機仍然與動物的需求不同。依循傳統的欲望（或必要性）與滿足衣食 住行的需要並不相同；而容易產生謬誤之處，就是將傳統型 的對食物、衣物和居所的需求，混同於生理上對食物、衣物和居所的需求。甚至在低收入的社會階層中，人們的大部分消費也沒有因消費 而產生出滿足感，而動機和欲望從其根源和本質上來說就是社會的。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許多必需品對我們幾代以前的祖先來說，不管他們有多少財富，都得不到而且也不存在。
在辨析增加自己財富的欲望與消費物品的欲望的過程中，我們當然不會自詡我們已將分析追溯到了「原初」（ultimate）動機那裡，但在這一點上做些評論也不會不相宜。在經濟學中，人們利用心理本能搞出了一些反面的參照。按筆者的看法，帕克和其他人開列的一攬子的本能極其膚淺；但我們也得承認，與傳統經濟學中幼稚的心理學解釋相比，這些文獻還是代表著進步。本能是往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它讓我們回到致力於對更普遍的動機和衝動進行直接研究的思路上。在這一過程中的缺點是，在向一個相當明確的目標前進的路上，它半途中輟。人趨向於在既定情況下按一種明確的方式行動，在此意義上，人並沒有什麼本能，起碼其程度極低，所以本能被準確地解作心理反射（reflexes）。當然，人也有一些需求 ，但是滿足需求的方式的知識卻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如果沒有受過教育，我們永遠不知道該吃什麼 ，更確切地說，如果我們無法通過教育獲得知識，那麼，通過某種帶刺激作用的心理反射，我們會將飢餓的痛苦與吃的行為聯繫起來。相似的說法可能也適用於性行為。事情看來很清楚，在我們較高層次的整個生活中，即超出食色以及原始的苦樂反應層次的整個生活中，我們的活動是一個不明確的、未定向的、趨於有意圖行為 的結果，欲望和活 動的具體指向，取決於環境的暗示以及依據這些外部暗示所作的審慎反應。所有這些與自我保存不直接相關的本能（如我們所知，這種自我保存的具體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教育所得），都很容易分解成一對對，其中任何一種——或更準確地說，任何一對，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對對地相對出現的——如果可以進行廣義的解釋，都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的大多數行為。唯一有意義的區分，就是將行為的本能與反應的本能分離開來；反應只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本能。
有時候，思維與肌肉運動的充分區別，可以證明這種分別，但這也確實只是個別人的特例，持本能說的理論家們堅持將普遍性作為判斷真實本能的標準。 ［11］
然而，我們這裡感興趣的、闡明了人類本性的結論，指的是物質方面的社會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擁有財富的欲望，同時，與資本化相關的不確定性的作用，就是使個人通過超群的判斷或幸運，使財富的極大增長在短期內成為可能。另外，通過合併，即在前面章節中指出的一種方式，資本化使不確定性得以減弱。那些能夠勝任並且喜歡新的挑戰的人，都可以專門從事這種經濟活動，在新企業建成後就把它賣掉。這樣，通過在一個個的個人（或一個企業）行為範圍內所從事的許多冒險活動，錯誤多多少少得以相互抵 消；這樣我們就可以對列舉出來的企業家能力的客觀價值形成一種估計，就可以在任何具體的商業冒險中進一步縮小不確定性的範圍。
不言而喻，資本化這種現象對已建立的企業和新建企業都有同樣的作用。任何不管是什麼時候形成的資產本期收益中的任何變化，只要被視為是永久變化，都是指這一資產的資本價值的變化。資本價值的這些變化常常使收入變化的重要性相形見絀。資本價值的這種變化，取決於對資產未來收入的預期，這種變化也並不一定要等到本期收益發生變化才變化，或者，與本期收益本身的變化同時發生變化。因此，投機現象產生於竭力對可供出售的生產物品的收益作出預期，以及通過購買和出售靠資本化增大了現值而產生的變化撈取好處。當然，對收入本身的欲望依然在起作用，但對自命不凡的企業家階級來說，這些考慮都因希望靠資本價值的變化來獲利而黯然失色。現代經濟生活中許多重要而不幸的現象就產生於這些事實。那些掌握企業方針政策的人，在預期企業的未來收益方面，不可避免地比外部人更為優越，人們很難防止他們利用這一位置的優勢去損害他們作為生產經營活動的經理人應有的效率。「股份公司的問題」大部分就出自這種情況。
一旦生產資產的經理人懷著使資本價值產生 變化的觀點操縱自己的產業政策和財務政策的時候，事情就變得更糟了，因為他們不可避免地先於外部人知道這些情況，也相對容易從中撈取好處。內部人通過這種行為撈取巨大利益的例子，對所有了解現代股份公司歷史的人來說，都耳熟能詳。如果不強化企業道德規範，不對 其嚴格施行刑法 ［12］ ，很難搞明白怎樣才能防止這種行為。將所有欺詐活動所得收益資本化並從企業提走的可能性，以及不顧受害人與「無辜的股票持有人」之間爆發出的爭辯，對於一個在私人財產和自由契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生產機制的有效運行來說，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或許，與為了在證券市場上很快獲利而操縱政策一樣壞的，就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在信息來源上的舞弊行為。不確定性在我們這個進步性的私有制社會裡起著重要作用，在不確定性起重要作用的社會裡，誠實的美德誠屬難能可貴。
本章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不確定性，只是由自由資本（由通貨表示的剩餘消費物品）轉換成新的、我們已經熟悉的生產設備的那種不確定性。然而，自由資本本身的創造也會引起不確定性，這一點需要加以注意。我們無需操心不確定性對儲蓄者一方（也無需操心對投資者一方）的影響，因為這只是他自己的一種內在意識（inner consciousness），並不能在調整社會組織方面產生客觀效果。然而，對於利息來說，生產企業用利率作為其計算中的一個數據卻是事實。事情似乎是，在一個由具有尚可忍受的穩定人性的各色人等組成的社會裡，其生活環境又不像我們的環境一樣，易於受到進步性的或無常的變化的影響，新的儲蓄的供給和需求基本上是固定的，市場事實上就那麼大，在這種社會裡，利率不會存在 極大的波動。我們知道，情況根本不會是這樣。很顯然，利率的變化與資本價值產生變化中的財產收益的變化一樣，都非常顯著。
對利率變動的解釋將把我們引入對商業條件和經濟周期的一般理論的研究，在這裡，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偏離主題。然而，我們必須指出，迄今為止，關於恆定的進步社會的理論，通過現代產業條件下所發生的波浪形增長的趨勢，得到了極大的改變。這就像我們經常提及的潮汐湧向海岸一樣，前進與後退交替進行，但這種行進模糊了這樣一種事實，即這種時進時退的波浪式些微推進最終會成為一次切切實實的前進。真實條件下的經濟進步展示出相似的前進與後退，其前進具有我們現在已充分了解的周期性特徵，但是，這種不確定的程度，即處在轉折點上的後果，卻常常是災難性的。大部分現象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新資本的創造與商業銀行發行的通貨有緊密的關係。價格水平與利潤更是依存於這種危險的交換媒介，企業的經營也發現其自身受到了信用貨幣在私人控制下擴大到一個不穩定點，而在最小的衝擊下崩潰的趨勢的約束。這些現象極大地增加了商業經營的不確定性，並且為通過超群的預見或幸運獲取大筆收益創造了機會。 ［13］
上面對與一種社會進步因素相關的不確定性的描述，儘管簡單而且不太充分，但也一定滿足了眼下這種概述的需要。此外，其他進步因素，雖然更為複雜且更難分析，但也只能通過其與資本增 長的相似之處和相對之處，來作扼要討論。人口的增長已作過簡單的討論。總體上，它並不會具有足以對社會組織產生重大影響的不確定性。但對更長期的普遍增長來說，如果人口增長的速度快於新土地開發的速度，就像產業革命以來的情況那樣，就會引起「土地」價值的上漲。但迄今為止，這種變化總體上由於不同場所的變化差異而顯得無足輕重，所以可以忽略不計。事實上，土地投機者總體而言，從土地上賺取的回報要少於他們在投資上賺取的競爭性回報，雖然這一點很難確證，但基本上問題不大。突出的現象是較大的獲利和損失，尤其是同一家族持續幾代人的時間從對房地產的一些幸運投資中獲取的大筆收益。這一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中再提出討論。很明顯，價值增長出現差異率的主要原因，是另一種進步因素，即人口增長超過土地增長導致的再分配。這種靠先見之明與純粹運氣的結合從不確定性中獲得收益的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但是人們似乎認為對這種情況不值得作什麼評論。另外一個與人口超長期增長相關的現象，是財富的再分配以及人們之間能力的再分配。我們知道，富裕家庭比那些不太富裕的家庭，其人口增長要慢得多，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相比較而言，相同的能力，他們應用得多而別人應用得少。由於財富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通過繼承得到的，因此其後果也很顯眼，至少在其一般特徵上是如此。雖然這些事實並不會影響到競爭性組織的形式或理論，但由於它們改變了機制運行所依賴的材料，因此其結果還是容易產生變化。
另外一些進步的因素，即可獲得的自然資源供給的增加，前面已經附帶提到過了，由於在前面的章節里已經討論了「土地」與「資 本」的關係，所以這一問題也不需耽擱我們太多的時間。新的自然財富的發現可能出於一種純粹的偶然，在這種情況下，其價值全部是純利潤，由於資本化原則的緣故，這種自然資源可能立刻被發現者加以利用。但這種事情通常並不多見。農業用地的情況是，土地開拓的條件和報酬都得到了公正的確定。如果從這種經營活動中產生了任何利潤，那也只是一種例外，或者，是對遭受的某種具體犧牲的報酬；也就是說，那根本不是利潤。礦產資源的問題則完全不同。這裡存在大量的、完全的不可預見性。在老式的勘探方法下，貴重金屬的勘探從總體上說無疑也要承擔巨大的損失。至於其他礦產，如煤、石油、鐵和銅等等，筆者雖然沒有形成一種觀點的依據，但可以「猜測」，人們並不熱衷於尋找這種東西，因為偶然的收穫遠比損失少得多。近來，對貴重金屬的尋找已寄希望在更為科學的基礎之上，與以前相比，從總體上說，已實現的回報與投資在資源上的正常競爭性回報，已基本一致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靠自然資源的發現來獲取財富的機率，連同經營活動中的某些事情和所需的支出都是已知的，資源被吸引到尋找自然資源的領域來，是根據人們對成功的機會和所要發生的支出的估計。因此，通過這一過程尋求財富，對那些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來說，成了一種普通的商業經營活動，這種經營無論其性質如何，都不同於為了眼下的消費而進行的日常產品的生產，儘管它在很大程度 上也要受到不確定性的影響。為了應付當前的不確定性，這一領域中也會產生相同的組織手段——比如大規模經營，比如可以進一步拓寬計算的基礎的保險的運用，比如介入預測並對結果進行控制的科學研究，等等。從事開採和開發工作的企業家， 在同一個市場裡與靜態產業領域裡的企業家就同樣重要的生產資源競相出價，競爭一定會為資源的兩種用途固定相同的價格，並形成所發生的費用與整個投資領域中獲取的產出相均等的趨勢。
另一種極其複雜、與不確定性相關的進步因素，就是人類欲望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可能碰巧發生了，或者是偶然發生的，或者多少按照一定的規律產生了，因而可以預測，或者，就是為了有意產生這種變化、通過耗用資源而產生的。如果這些變化的發生是無法預料的，那麼，這種變化導致的收入和資本價值的混亂一定會被分為純利潤或損失。只要這一變化能預見到，利潤就難以實現。只要這一變化是出自於對資源的蓄意耗費，它們就和其他經濟經營活動一樣。利潤額的實現要取決於競爭的效果，而競爭的效果要基於預先知道活動的結果。從這方面說，欲望的「生產」就如同商品的生產一樣。事實上，像我們前已說到的，對於創造一種商品的需求來說，我們很難將廣告、吹捧或必要的推銷，從因果關係上與商品本身的內在效用區分開來。
最後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進步因素，就是知識因素，或者可以採用廣義的「發明」一詞來稱之。一個普通的事實是，商業領域中不確定性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技術過程、組織方法以及諸如此類的改善。本質上，我們很難對新的客觀事實的發現和客觀事實本身作為知識對象產生的變化，作出嚴格的區分。很顯然，新的自然資源的發現等同於自然資源的創造，因為就人類欲望來說，其間的區別還是相當模糊而抽象的。我們在前面章節已經提到，發現與創造之間的重要實際差異，還關係到與事物相對比而言的觀念再生產的成本。一個客觀事實的知識，差不多不花成本就能 在競爭 社會的全部成員中得到擴展。當然，這一點是研究現象的學者們疏於作出的一種觀察——事情或許也不是這樣，因為將一種想法輸入人的大腦的成本或許與將物質從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的成本一樣大，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灌輸知識總會要耗費一定的精力。然而，總的來說，一位競爭者可以以少於他獲得新的物質設備的成本，來領會一種新的方法或新的工序，如果為此所耗費的精力不妨礙他做這件事情的話。再者，純粹是求知慾的滿足，可能就足以補償為獲得一種想法所需付出的努力，以致這種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甚或成為負成本。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關於新知識的基本事實，主要圍繞生產性設備——其中也包括為使生產設備運行而必需的勞動力——的性質來進行。一項新的工序通常要生產諸要素的性質和形式有所改變，也必然要求它們進行新的組合。然而，在極其簡單的情況下，所涉及的無非是對舊事物進行新的操作。與進步的所有其他階段一樣，進步的這一階段或許產生自偶然，或者產生於對現有資源的有計劃耗費。即使在偶然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就完全排除了對變化的預期和考慮。因為堅持認為在我們的知識水平或控制能力之外的事物中，有的事物看起來就是比別的事物更可能發生變化，並不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說法。我們作出了這種判斷，大體上，這種判斷對多錯少，然而，難以理解的地方或許就是這些判斷的價值所依據的基礎。只要人們能估計出一項發明的機率，那麼很明顯，與前面所討論的進步性變化的情況一樣，企業家將會對其結果進行考慮，而且，從總體上說，這種變化不會引致競爭失調，企業家為生產服務支付的價格和在他們的產品上獲得的價格之間， 也不會產生出差異。這種估計的價值自然非常之小，我們可以假定，大多數產生於波動的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損失，是由於這種偶然的發現本身就是偶然的，它並不是計算的結果。
至於出自於一種審慎思考、研究和實驗的新知識，其可預測的因素當然更大一些。差不多與偶然發現一樣讓人不可思議的，就是我們對某種經營活動的成功機率所形成的估計，然而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我們確實形成了這樣一個估計，而且這種估計確實具有重大價值。現在，有很多科學研究和商業研究都是採用規模分析方法，在逼近於競爭條件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工作。這就是說，我們有可能充分準確地預測到經營活動在長期條件下的平均結果，這將使這一領域中的資源使用達於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該領域的回報大致相等於在一般競爭性市場上使用相同資源的回報。很清楚，在任何情況下，只要 我們能對結果進行預測，獲取新知識的資源投資都會調整至使回報與一般競爭水平下的回報相等，也就是說，使實現的價值等同於成本，就沒有了利潤。
一個想法一旦出現，人們想以非常低的成本到處使用這一想法的做法，就會使問題複雜起來，這種事情即使不是一貫如此，也經常就是這樣。其結果是，發明者或發現者通常都不得不預先規定出某些特別的條文，以使其成果只在其自己的企業經營範圍內使用。在某些領域中，為酬謝這種服務對社會的價值，人們可以通過國家承認的法律來保護這種做法。在其他領域，為保密起見，還要採取一些人為的措施。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也沒有什麼適用的直接保護措施，這樣，這種想法所帶來的經濟利潤，就被限定在競爭者仿效這一新想法所必需的時間之內。在這些領域內，正常的 商業研究無疑非常缺乏。即使是法律保護也只能在一段有限的時期內有效，秘密通常並不能永遠保持。一旦某種想法成為公共財產，它就與生產過程中大量的任何其他要素一樣，成了一種自由物品，不再是一種實際經濟意義上的生產要素。
然而，這樣的事情也會常常發生，即一種新開端的一種結果，會極大地增加某些有限的材料或人的生產服務的價值。如果這種服務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自然要素，這位發明者就會通過買賣這種資產，永久地保有他的想法的部分價值。如果這種收益附著在可再生資產上，他就可以憑藉增加這種供給所需要的時間，來延長自己的差額收益，甚至在人的服務專業化的情況下，有時候他也可以利用長期合同來阻止優秀方法的成果的傳播。像我們在關於壟斷的討論中所說的，無論我們將這些情況看成為是對想法或方法本身的壟斷，還是看成為對必須進行開發的有限資源的壟斷，都無所謂。這種損失與由發明產生的損失相同，都要由擁有專業才能的人，或擁有設備物品的人來承擔。
對於從生產方式的改善中獲得永久性收益的條件的討論，當然會引起我們對經濟摩擦 及其反面——即流動性——的一般性問題的考慮。我們已經注意到了「動態」利潤理論的主張，這一理論認為，利潤是進步性變化的結果，在他們的分析中，給了摩擦現象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 ［14］ 實際上，根據這一觀點，摩擦是利潤產生的必要條件，因為該理論明確指出，在不存在摩擦的條件下，利潤的消失與利潤的出現一樣快，利潤不斷地從企業家的指縫中溜掉， 並以與摩擦被克服一樣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擴散到了整個社會。
一經指出我們就會明白，這一觀點是以一種未經允許就包括在內的含義來使用「摩擦」一詞的。因此，要以摩擦一詞來解釋利潤，我們必須讓這一術語涵蓋生產經營活動中抵制變化和重新調整的一切形式。這就是說，要想通過減少摩擦來排除利潤，我們不僅需要一個完全市場、完全競爭和無成本的流動性，另外，我們還必須有可能不耗費時間或努力，就改變生產過程中資本設備和物品的形式，更不要說改變自然要素和現有勞動力了。很顯然，在一個有可能做到這一切的世界裡，我們也沒有必要做出這種努力。或許，我們可以對只涉及各種生產要素的重組與移動的重新調整，和那些另外需要按事物的形式進行重大改變的重新調整做出區分。後者顯然正是未經允許就以克服「摩擦」的名義弄進來的。但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說法談論純粹的物體運動。這也是一種生產轉換，毫無疑問，更大部分的一般性生產活動，會以廣義的運輸的名目出現。
我們有必要提出不同類型的生產成本問題，研究與已給付要素的貢獻價值相一致的、阻礙重新調整的諸種力量。第一種也是最簡單的一種重新調整，是服務價值的重新調整，作為引進新方法的一個結果，這種重新調整在形式上或位置上都沒有什麼變化。如我們已經提到的那樣，一種新的發現將增加通過使用某些要素而可能獲得的價值貢獻，並減少其他要素的貢獻。通常的情況是，對企業家來說，這些服務的市場價格的變化會明顯滯後於其理論價值的變化。其中多數服務都是通過一個長期或短期的合同而被企業家使用，這種合同阻止了這類服務報酬上的突然變化。當然， 在任何一個這樣的時間段里，雇用這些服務的企業家，必須通過對這種服務的使用，獲得一份收益或損失。
即使在合約里沒有簽訂時間因素的地方，生產服務的價格或許也會出現一個滯後，即與商品價格比較而言，生產的成本會有一個滯後。當然，總體上，前者是由後者引起的，並從後者得到反映，同時，競爭的諸種力量，即將商品價值歸屬於生產據之以進行的生產服務的競爭力量，並不是瞬時起作用的。這一滯後的主要原因，還是人們了解這一滯後的困難和不確定性，因為，這需要生產服務的所有者和企業家花一些時間，才能了解這一客觀事實。大多數這種了解過程是靠粗略而且相當緩慢的試錯方法完成的，通常不存在預先估算出結果的可能性。在一定的時間內，每一個人都需要找出產品價值和每種資源的使用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並據之做出理想的調整，很清楚，在企業家的支出和回報之間，會有許多不一致之處，也就是說，很多情況下，將會出現正的或是負的利潤。
一旦在生產過程中引入新的方法，生產中的物品就會呈現出某種特殊的情況。通常的趨勢一定是降低大部分物品的價值，儘管不一定降低所有物品的價值。當價格產生變化的時候，那些擁有這類物品的人，就要承擔損失，由於這種價格的變化也多少會有滯後，所以價格變化時，承擔損失的人不一定就是新工序的發明人。價值上的損失取決於幾個因素，新工序超過舊工序的優越之處，舊的中間物品與相應的新物品之間的差別，以及讓廠商用新的工序改變舊的中間物品的可能性與成本。
生產物品差不多在相同的名義下，根據能否被再生產、生命期的長短以及形式上是否易於變化，而降低其價值。我們已經知道， 資本和土地的差別是一個程度上的差別，這一差別取決於要素的這些屬性。從一個極端看，資本是通過生產過程中的物品得以體現的。從另一個極端看，土地是由那些供給最為剛性的要素所組成，最接近於理論規範的是土地位置的價值。我們先以這種極端現象為例，一塊單純的土地一經正確的調整，人們就會從這塊土地的收入中得到或損失這一變化的資本化價值。對那些普通的資本設備來說，人們還必須顧及要素的生命周期，顧及其適應新的條件的可能性與成本，包括所需要的時間。這種適應可能包括從一個位置向另一個位置的運動以及形式上的變化。就算是一項革命性的發明，一項使得建築和機器的現存形式不值一用的發明，通常也不會毀掉它們的全部價值。最壞也能從投資於其中的原始自由價值中收回一星半點兒物資的價值。
勞動者呈現的是一種不同的情況。站在經濟組織的角度，唯一需要考慮的事情，就是工資向新的實際勞動價值重新調整的滯後。專業技能價值上的變化只會發生在勞動者個人身上，不可能被資本化。至於重新調整的可能性，與適用於物資設備物品的情況相同，但這仍然是個人自己的個體經濟問題，不會影響到企業家。與重新調整相關的勞動的獨特性，形成了個人主義經濟中不公正和貧困的一個主要根源。已獲得的知識和訓練中蘊含著的損失的風險，意味著日益迫近的貧困的威脅。勞動者通過感情將自己與他們的家庭甚至他們的工作聯到了一起，但市場在這裡是冷酷的。然而這些問題在目前的這種研究中，很難要求進行詳細的討論。
* * *
［1］ 當然，在許多情況下，這種狀況也會顛倒過來；銷售價格已通過合約的簽訂預先知道了，而耗費的成本則是不確定的。
［2］ 當然，少量的資本財富是臨時用儲蓄投資產生的，這些財富稍後又會提取出來並消費掉。對於與這種剩餘財富的生產相關的動機的適當討論，不屬於本書的範圍。但筆者想說，關於購置或積累的一種「本能」理論，似乎遜於著名的鴉片之「安眠作用」的科學思維水平。後者起碼是某種東西的真實屬性或行為模式，而積累這種人類活動則不是一種獨特的反應能力，它只是通常在人類行為中所發現的相同趨勢的一種表現形式。「創造性的」衝動或「積極的」衝動同樣都有可商榷之處；格羅斯、普賴爾及考利將它說成是「愉悅的原因」，其他人似乎將它看成對行動的最佳描述，而不是直接滿足作為活的機器的有機體當前的自覺需要。將無差別的間接的總體行為趨勢稱為一種「本能」，只不過是一種讓人困惑的對詞語的濫用。
［3］ 見第五章。我們在那一章指出過，按上述第二個假設，確定或產生於財產銷售價值的「資本化率」，不是準確意義上的利息，其比率是由「時間偏好」的「心理」原因決定的，這一點與當前社會中決定利息率的各種力量截然不同。這些力量我們現在要繼續進行詳細分析。
［4］ 陶西格基本上繼承了這一概念，所以陶西格的說法正確。見《工資與資本》；也參見《經濟學原理》，詳見第三十八章—第四十章。
［5］ 已經存在的為購買生產設備而進行的借貸（如土地或其他物品），明顯不會對資本的供給或需求產生任何影響，所以也不會對利率有什麼影響。
［6］ 從利息理論的長期分析角度看，重要的是，這種轉換通常並不是完全不可改變的。這一過程通常是可逆的，資本可以抽回，財產也可以通過資本品的私下維護（under-maintenance）差不多快速而有效地回復到消費品的形式。
［7］ 參見第四章對機率的討論，即利息的出現或許與靜態條件下的財產使用相關的討論，以及第五章，對不存在不確定性的進步社會的相似討論。
［8］ 不管企業家是否作為一個階級，或一般說來他們都因自己作為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家——不包括為他們的工作和使用他們的資產所付的報酬——所提供的服務獲得了一筆報酬，這是下一章將會提出的問題。
［9］ 如我們在別處已充分解釋過的，時間偏好或對未來的貼現，除了決定新資本（儲蓄率）的供給外，與利率並無關係。這種間接的結果只能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才觀察得到，因為短期內的儲蓄與以前的全部投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嚴格地說，部分投資還保持著某種程度的流動性，相對於市場上對資本的全部需求來說，也是微不足道的。
［10］ 長期收入中的不確定性也必須加以考慮。
［11］ 依筆者來看，對人類行為進行科學解釋的正確思路，在W. I. 托馬斯和F. 茲納涅茨基（Znaniecki）所著《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一書的「方法論導言」中（由托馬斯教授執筆）得到了很好的闡明。托馬斯教授的分析是根據「價值」（社會習俗、常例或道德觀念 ）和「態度」（attitudes）——即對既定價值進行個人評議的結果及對後者不斷進行修正和重構的趨向——來進行的。這種觀點也與塔夫茨教授在《創造性的智慧》一書的「道德生活」卷中的觀點，即從更一般的意義上系統闡述的觀點相一致。
［12］ 凡勃倫（在《商業企業理論》一書中）已經強調了這種形式的企業活動。也許經濟學家們對這種問題過於忽略了，但凡勃倫所說的，這種在企業經營中通過干擾生產而偷竊的活動，只是現代經濟生活中一種常見的或有特色的活動的說法，當然只是一種幽默。達文波特繼凡勃倫之後也指出了這種傾向，即現代經濟社會的人們是通過相互掠奪使自己致富的。
［13］ 達文波特（在《企業經濟學》中）已強調過這個事實，即利率的短期變化是由於銀行資金供給的變化。他也因為沒有說清楚長期的問題必須按完全不同的思路進行研究而受到批評。這一點還可參見莫爾頓《商業銀行和資本的形成》一文，載《政治經濟學雜誌》，1918年，第484頁以下，第638頁以下，第705頁以下，第849頁以下。
［14］ 參見第34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