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第九章　企業和利潤

現在我們必須更為具體和詳細地考慮一下對經濟生活中的一般組織形式有很大影響的不確定性。最好的方法似乎是拿一個不存在不確定性的社會進行研究，再想像引入不確定性的情況，並設法搞清楚引入不確定性後的社會結構會發生什麼變化。因此，我們要回到第四章所討論的問題上，在那一章中，我們研究了不存在不確定性（和進步）的交換和競爭的機制。我們將遵循同樣的方法，從形式儘可能簡單的問題入手，分別研究不同因素的作用，分析用想像的因素逐漸構建出的「假想的」（Synthetically）真實生活的複雜性。 為了確保最低限度的不確定性，同時使討論儘可能地貼近現實，有必要略加留意我們確定以之進行研究的假設。首先最為明顯的初始必要條件就是要從需要考慮的事情中，去掉社會進步的因素，先考慮靜態社會。但這種公設還需要在討論中區別對待。正如我們一再注意到的，在一個絕對 沒有變化的社會生活中，根本不會存在不確定性，我們在第四章中的分析就是按這一假設進行的。這種情況與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最基本事實完全不符，但這種研究卻對離析出不確定性的各種影響這一分析目的有利。因為不同種類和不同程度的變化都是真實的存在，因此，這種存在與研究假設條件的抽象很少有關係，而正是在這種假設條件下，變化 才被賦予了最根本且最根深蒂固的本質和含義。社會可能是且幾乎一直是沒有進步的 ，對社會所做的明顯的簡化因而排除了進步性的變化。 在對第五章所列舉的一般進步性變化的因素進行抽象之後，人類生活中還留存有大量的不確定性，因為帶波動特點的變化不能認為沒有對實際可能性造成損害就加以排除。嚴格說來，對情況進行準確的系統闡述，與無法最小化不確定性、也沒有必要最小化不確定性相關，但它以一種粗略的方式充分表明了我們計劃要討論的情況。我們必須認識到影響不確定性含義的若干因素並對之加以考慮。第一個要注意的是生產過程的時間長度，因為生產過程越長，涉及的不確定性當然就越多。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經濟生活的總水平。人們的欲望越低，人們希望最大程度擁有的生活必需品的想法就越穩定並且是可預測的。我們的標準抬得越高，與動機相關的審美因素和社會含義的比例越大，與預測欲望和滿足欲望相關的不確定性也越大。另外在生產方面，與通常條件下的農業經營相比，人們更能控制大多數製造業的生產過程，其生產結果也更具可計算性。我們還必須注意社會組織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發展。預測未來的能力越大，控制事物的進程以減少不確定性的能力明顯也越大，其中更為重要的是上一章中提到的靠合併來減少不確定性的各種手段的情況。 我們要對所有這些令人費解的事情作出幾分明確的假設，以利於且以儘可能符合實際的方式加以解決。我們可以簡單地假設，我們所討論的是20世紀初期的美國，但我們對進步的變化作了抽象。這就是說，我們假設人口的數量和構成是靜態的，而且不 具有顯示現代生活特徵的瘋狂的變化和改進。不考慮技術的發明和組織的完善，總體情況如我們今天所見的那樣，依然保持著穩定。至於新資本的儲蓄，新的自然資源的開發，以及由人口而引起的在人們之間進行的土地的再分配或商品所有權的再分配及教育等等，都保持原樣。但我們不會假設人作為個人是無所不知且永存於世的，或是完全理性且不存在奇思怪念的。我們還將忽略自然災害、流行病及戰爭等等，但我們將天氣和諸如此類的「通常」的不確定性，連同現實生活中「正常」的枯榮沉浮 ［1］ 以及人類選擇的不確定性，視為理所當然之事。 現在我們回到第四章中已經描述過的那種社會組織形態， ［2］ 讓我們檢查一下將最低限度的不確定性引入這種形態中將產生的結果。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需記住我們所構建的假想社會的基本 特徵。如個人在絕對自由且沒有共謀（collusion）條件下的行為一樣，我們也假設，人們所擁有的初級和二級勞動分工的有組織的經濟生活以及資本的使用等，已發展到了我們所熟悉的今日美國生活中的水平。需要我們運用想像的主要事情，是生產群體或企業的內部組織。在完全不存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每一個對當時情況擁有完全知識的個人，都沒有機會了解到生產活動的控制或責任管理的本質。人們甚至見不到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市場經營活動。原材料和生產服務通過生產過程向消費者的流動，完全是自發形成的。 我們沒有必要靠假定人們存在超自然的預測能力來濫用想像力。我們可以將調整看成為靠試錯法產生的長期實驗過程的結果。如果生活的條件和人們自身完全沒有變化，出現的將會是一個明確的組織，準確地說，也沒有人會有變化的動機。所以，在生產群體的組織中，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設想每一個工人都是在與其他人的工作有某種「前定和諧」的條件下，在正確的時間做著正確的事情。為了協調個人之間的各種活動，可能還得有經理、主管等各色人等。但在完全知識和完全確定性的條件下，這種工作人員僅僅是勞動者而已，與那些從事機器操作的人處於同等地位。他們執行的純粹是一種日常的職能，不用對任何事情負責。 由於將不確定性——對行為基於看法而不是基於知識的無知和缺乏了解這種情況——引入了這種伊甸園般的情境之中，這一社會形態的特徵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由於不存在不確定性，人們全力以赴地做事；在這種情形下智性存在與否是很值得懷疑的；在如此構建的一個世界裡，完全知識從理論上講是可能的，事情似乎 是這樣，所有的組織的重新調節都會成為機械調節，所有的社會機體都是自發形成的。由於不確定性的出現，做事情即從事實際的活動，在真正意義上成了人生的次要部分，人生的首要問題或職能，就是決定做什麼以及如何做。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了由不確定性引出的社會組織的兩個最為重要的特點。第一，商品的生產並不是依據對某個個人的欲望的預測而進行，商品是為市場而生產的，不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本人的欲望而生產的。生產者承擔起了預測消費者欲望的責任。第二，預測的工作以及同時產生的大部分對生產的技術指導和管制，進一步集中到很少一部分生產者手中，這樣，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的經濟職能——企業家。 一旦出現了不確定性，決定做什麼和如何做的職能就獲得了對執行這種職能的支配權，生產群體的內部組織就不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或一種機械瑣事了。 ［3］ 這種決策職能和控制職能的集中非常必要，就像有機生命的進化過程中所發生的那樣，這種「頭部優勢發育」（cephalization）的過程是不可避免的，這也與生物進化過程中的原因相同。我們可以在這裡考慮一下這一過程和影響這一過程的環境。解決這一問題的順序在第七章中，在討論與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各自不同相關的不確定性因素的分類時，已有提示。 首先，成功的指揮所必需的各種知識和判斷以及適應日常經營活動的能力和嗜好，因行業的不同而不同。生產群體或企業現在競爭的是管理能力和技巧，對人員進行重大的重新安排是一個 自然的結果。最終的調整將使每一個生產者處於這樣一個位置，即生產者兩種屬性的特殊組合似乎最為有效。 但是，最為重要的變化是生產群體本身專業化的趨勢，也就是說，人們尋求他們所需要的那種管理才能極強的個人，並讓這些人來負責群體的工作，使其他成員的活動服從於這些人的指揮和管制。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明確地提出，產業組織的存在依據於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在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智力可以用來指揮其他人的日常操作和精神活動。我們要考慮的是，人們有效控制其他人的能力以及決定該做什麼的心智能力是有區別的。另外，人們之間的差異，一定會影響到他們判斷和決策能力的可信度，影響到按他們的看法而去「冒險」的意向。這一事實就是組織形式中發生的所有重要變化的原因，即自信而大膽地「承擔風險」並通過擔保後一種特殊收入作為實際結果的分配的回報來為懷疑和膽怯「承保」，後者就得到作為實際結果分配回報的一種特殊收入。 因此，不確定性存在人員選擇和專門化職能的四種傾向：（1）基於知識和判斷，讓合適的人坐到合適的職位上；（2）因為某些行業的活動需要有在很大程度上異於他人的稟賦，所以要基於預測程度來作出類似的選擇；（3）生產群體範圍內的專業化，即那些有超常管理能力的個人（有預見性和管理他人的能力）要處於管理群體的位置上，其他人則要在這些人的指揮下工作；（4）那些相信自己的判斷，並且樂於以行為「證實」其意向的人，可以專門從事承擔風險的工作。這些趨勢中所具有的緊密關係是非常明顯的。我們並沒有將自信和性喜冒險完全分離開來，因為這二者是並行的，是同一種天賦——眾所周知，勇氣和把危險最小化的趨向，在所有領 域都是混在一起的，不過在思想上我們還是將其分開的。另外，第（3）和第（4）的趨勢是一起發生的。就我們所知的人類本性來說，要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行為的明確後果作出擔保，但又不賦予前者權力去指揮後者的工作，是行不通的，或是非常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這一擔保，後者也不會聽從前者的指揮。這一結果就是規避高利貸法的過程中出現的有名的「複合契約」。一個似乎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判斷者自己和其他人對於一個判斷事實上是否為準確判斷並無把握，那麼這一體制就根本無法運行。這就是說，在不同種類和程度上，人們對他們自己判斷的判斷以及對他人判斷的判斷，大體上說正確的多一些，錯誤的少一些。 ［4］ 多種職能專業化的結果就是企業及企業工資制度 的出現。企業及企業工資制度在現實中的存在，就是不確定性帶來的直接後果，因此我們下面的任務就是詳細研究這一制度在不同階段的表現，以及它與人類經濟活動及社會結構的多種關係。這種形式並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形式，也不是我們唯一可想到的組織形式，但在某種條件下，它卻具有某種優勢，因此在不同的階段都能有所發展。企業的本質就是對經濟生活進行有效管理 的職能的專業化，人們所忽視的這一職能的特點是這樣兩個 不可分割的因素：責任 和管理 。在企業制度下，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即經理人階層在管理著經濟活動。在嚴格意義上，這個經理人階層才是生產者，而眾多的其他人等只是為他們提供生產服務，即把他們的人和財 產交由這個階層支配，企業家則 保證給這些提供生產服務的人一個固定的酬勞。準確地定義這些職能，並通過社會結構對這些職能進行探究，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為專業化過程永遠不會結束；但最後我們將發現，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這兩者基本上是不可分離的。在自由社會中，行使判斷或制定決策的有效程度，都與承擔不確定性的相應程度以及對決策的負責程度，聯繫在一起。 隨職能的專業化而來的是報酬的分化。社會生產同樣也被分成了兩種收入形式 ，這是僅有的兩種收入形式，一種是固定合約收入（contractual income），這種收入基本上與經濟理論中所描述的收入相同，是一種租金 ；另一種就是剩餘收入或稱利潤 。但與利潤的分化一樣，固定合約收入的分化也永遠是不完全的，因為，我們沒有發現過一種純粹形式的收入，同時每一種實際收入都包含有租金和利潤兩種因素。由於不確定性的出現（分化本身的條件），我們甚至無法確定有多少收入屬於這一種因素，多少收入屬於另一種因素，但我們還是可以作出部分區別，因為兩種收入間由某種原因引出的區別，還是明顯而且清楚的。 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不存在不確定性的社會，由於在企業組織中引入了不確定性而發生了變化。在相同的動機條件下，即在我們已經描述過的，每個個人都致力於改善自己的條件的動機條件下，人們將通過相同的試錯法進行重新調整。自始至終處於我們考慮範圍之內的理想的或是限制性的條件，仍然是通過每個個人在不同行業之中的努力及努力過程之耗費的分配，使所有的行為選擇均等化。在這種新的體制下，勞動和財產服務實際上都進入了市場，並成了被人們買進賣出的商品。這些商品因此而成了比 較價值尺度，由於這些價值組成了滿足欲望的直接手段，所以這些商品從價格上歸為同質性的東西。 新的調整的另一個特徵是完全均衡條件不可能再存在。因為生產安排是以預期為基礎作出的，因此實際所獲得的結果不再與一般情況相符合，波動不再靜止於零。因為，各個個人所做出的所有改變，都與公認的價值尺度相關，但由於一些不可預知的原因，這一價格體系極易產生波動，其結果是各個個人的安排也不停地發生著不確定的變化。人們據以確定判斷價值的經驗中包含有一定比例的失誤或錯誤，考慮到人不可能永生，所以試驗從來沒有完成，而且一再地從頭再來。 現在我們轉而扼要地考察一下包含於企業組織制度內的兩類個人收入：固定合約收入和利潤。 ［5］ 我們將按迄今為止我們解釋事情的方式，試著將我們自己置於行為人或決策人的實際位置上，並用一般的人類動機來解釋他們的行為。問題的背景是自由競爭的環境，在自由競爭條件下，所有的人和物質要素都在競爭為他人所用，其中也包括所有已受聘為企業家的人，同時，所有的企業家也在為生產性服務而競爭，而且所有的人也同時在競爭企業家職位。理解人們對這種環境所作反應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的行為和競爭，取決於他們對未來的認識 。為了簡化一下情況，並使問題 更具體一些，我們將與以前一樣，假設這裡存在某種在其他人如企業家控制之下的人和物的歸組（任意一個歸組都可作為出發點），同時，企業家和其他人等，也如上面所述處於競爭之中。 生產一分配製度是在預期的基礎上，通過雙方的出價和還價而產生的。勞動者索要他認為企業家能夠付給他的報酬，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接受少於他能從其他企業家那裡得到的報酬，也不會接受少於自己成為企業家所能得到的報酬。同樣，企業家給任何勞動者開出的價格，都是他認為為了獲取勞動者的服務而必須給出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他所支付的都不會高於他所認為的該勞動者實際所值的價格，他注意的是自己作為勞動者所能得到的價格。全部的計算都是對未來的計算；過去甚至現在的情況都只是作為對所預期結果的預測根據。 ［6］ 在一個自由市場裡，任何商品只能夠有一個價格，所以，一般工資水平一定產生於競爭性競價。既定的工資水平可被稱作勞動者產品的社會的、競爭性的預期價值，如我們業已解釋的那樣，我們是從特殊貢獻的意義上，使用「產出」一詞。在這裡，並不是雙方當事人對一份工作協議的未來看法決定了價格，這些看法只是設立了這一協議的最大最小範圍，超出了這一範圍，就不可能產生協議。價格調整機制在其他任何市場上都是一樣的。這裡一直存在 一個既定的統一價格水平，這一價格水平自始至終保持在供需均衡點上。任何時候，如果更多的出價人願意以高於受僱者所願接受的既定價格水平的價格用人，價格水平將相應上升，同樣，如果多數人的看法相反，也會有相應的情況發生。任何一個個人就該做什麼所做的最終決定，取決於瞬間存在的價格水平與商品重要意義的主觀判斷之間的比較。在這種情況下，對間接重要意義的判斷形成於對未來兩方面的估計，即與技術的和價格的不確定性相關聯。決定是否按現行工資水平出價的僱主和決定是否接受這一出價的雇員，都必須從技術上或物質上對勞動的可量度產品（特殊的貢獻）進行估計，還必須估計到這一產品進入市場時，期望獲得的產品價格。這種估計可能涉及到兩種機率計算或機率估計。冒險本身或許就具有賭博的性質，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不可預測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取決於對成功的「客觀機率」的「估計」，或取決於對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敗的一連串類似機率的相應估計。通常，對高智商的人來說，他將根據所有被估計的因素，對估計的可能的「真實價值」進行考慮。 那麼，「社會的」或「競爭性的」預期一詞的含義就會清楚了。在一份僱傭協議的雙方當事人的心中，問題只是與這樣一個事實——即僱主想廉價獲取的服務的現行標準回報與僱主本人不考慮機率的容差（allowances），對其所值的估計之間的差異——相關。差異的度則完全是不重要的。未來的僱主絕對明白，對自己來說，服務的價值大過他付出的價格很多，但他必須只按現行的競爭價格水平支付，如果他對這一交易心存猶豫，他的買賣對這一價格水平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他只要照現行價格買賣就行。正是從 「邊際」需求價格意義上對有關的度（magnitudes）的一般性估計，確定了實際的交易過程中的成交價。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組織的本質，與第四章中所描述的不確定性缺失且不存在進步的條件下的組織的本質，在許多方面都是相同的。對一個具體的生產群體來說，一個勞動者的價值或一件物資設備的價值，是在收益遞減條件下，隨著投入組合中某種要素比例的增加，該要素對產出所做的特殊的物質貢獻，以及在效用遞減條件下，隨著我們所討論的該企業使用來製造某種產品的生產力比例的增加而形成的這種貢獻的價格，共同決定的。但是，組織的計算所依據的事實，不可能再通過試驗而準確客觀地加以確定；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數據肯定是估計 的，這就易於出現大大小小的誤差幅度，這一事實引起的差異，在這兩種條件下與其說具有相似性，不如說是一種本質上的差異。做出這些估計並「保證」這些估計對群體中其他參與人員的價值的職能，就落到了每個企業中有責任能力的企業家身上，並由此而產生出在不存在不確定性的社會中完全不知道的一種新型活動和新型收入。 即使在第四章所討論的假設條件下，在每個生產群體的不同的人或人群中，似乎也存在某種控制和協調職能的集中。但是這些人的職責只具備常規性，無論哪方面都看不出與其他那些職能人員有什麼重要區別，他們只是勞動者中的勞動者而已，他們的收入與其他人的工資收入一樣，也是工資。然而，一旦管理職能所需的判斷的履行與易錯性 （liability to error）有了關聯，一旦群體中其他人等服從經理人指揮的前提條件是經理人必須對自己的看法之正確與否負責 ，這一職能的性質就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經理人 成了企業家。毫無疑問，他可以而且通常也會繼續履行過去老一套的例行職能，並接受過去的工資；但他另外還要做出需承擔責任的決策，所以他的收入除了工資外，通常還要包括一份被經濟學家稱之為「利潤」的純粹的差額 因素。這種利潤只不過是在他所使用的諸項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即一個由於其他企業家的競爭而迫使他作為獲取其服務的條件而對他們保證的金額，與在他指揮下，他最終從產品的出售中實現的金額之間的差額。 很明顯，企業家收入的性質是複雜的，其組成部分的關係也非常微妙。其中包含的一個要素，就是企業家個人在為企業從事例行服務的基礎上獲得的普通固定收入（工資），或者說，是憑他自己的財產（租金或資本回報）掙來的。然而這種差額因素還是很複雜，因為事情很清楚，這裡面有計算的因素，也有幸運的因素。對這一現象進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需要時間和審慎的思考。現在這一問題的背景是清楚的：即生活和行為中的不確定性，要求人們在商業活動中作出判斷，勞動分工經濟迫使人們結成群體進行工作，並將管理的職能委託給其他職能，這種勞動分工的經濟是已經專業化的，人的本性又使那位指揮他人活動的人必須為自己的經營結果負責，最後，競爭的環境也使每一個企業家的判斷，與他調整他在獲得收益之前必須先支付的固定收入的現有商業判斷相對立。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就是探究企業家能力的含義，以及企業家能力的供求情況。就企業家收入的第一個主要部分，即為企業提供日常勞動和財產所獲的普通工資而言，沒有評論的必要。這種報酬僅僅是對現在討論的能力級別或財產種類所付出的競爭水平 的工資。毫無疑問，我們實際上不可能確切說出這種水平的工資是什麼。在現實生活動盪不寧的條件下，不僅不可能實現各樣東西和服務的完全標準化，而且在企業家專業化的條件下，也可能會有同樣的結果，即在極其類似的條件下，企業家和非企業家都不可能做出相同的事情。因此，純粹的工資，或是租金這一要素與由不確定性引出的各種要素之間的區別，在一般條件下不可能弄得完全準確。重大困難主要來自我們試圖要分析在確定部分企業家收入的過程中，判斷與幸運之間的關係，而企業家的這部分收入又與他履行的雙重職能：（a）履行責任管理和（b）保證生產服務所有者的收入不受不確定性和波動的影響相關。很顯然，這種特別收入也與努力和犧牲有關係，與我們必須中肯地加以探究的各種能力的供需性質和條件以及努力和犧牲的分配相關。 毋庸置疑的是，企業家的活動產生了大量的社會節餘，因此極大地增加了經濟生產的效益。如果沒有管理職能的專業化，大規模的生產活動、高度組織起來的產業以及精密的分工都是不可能的，同時，由於人性使然，擔保的職能顯然一定與管理的職能同時出現，實際上，從管理的根本意義上看，兩者在理論上是分不開的。因此，除了某些個人在履行這一職能時具有超過其他人的能力之外，這裡還有很多遺留問題。這裡仍然還存在通過合併的原則減少了不確定性從而大量獲得的其他收益，這種收益也不依賴於企業家的個人品質而存在。但由於制度如此，是這些制度而不是個人從事特殊職能的活動，形成了這種社會利益；單從這一方面，我們找不出任何原因導致一個特殊分配份額的產生。 至於通過企業制度而獲得的不同收益要素間的實際可比較的 程度，光進行猜測，恐怕有些輕率，但毋庸置疑的是，絕大部分的實際收益是由於選擇了在某項工作上極為合格的經理人而獲得的。這種重要的選擇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這種合格性能在每一具體情況中得到證明之前，就能為人所確認，並僅在此範圍內為人所承認。未來的企業家只要對自己的預測和策略的真實價值有了一個估計，也就對他自己是否勝任職位形成了適當的看法。當然其他人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他對自己的看法。實際上，一個人可能經由幾種途徑成為企業家。如果他有財產，或是他了解一種屬於他個人的技術上的生產力，他無須使得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相信他勝任企業家工作，他就能從事企業家的工作。只要他自己的資源保護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他自己又同意為這些人支付一筆固定收入，那麼，這些人根本不必操心企業家基於其種種策略的判斷的正確性，他就能從事企業家工作。當然，如果他不能做出這種擔保，他要麼就要取信於那些他付給他們工資的人，或是與他簽訂了租約的人，要麼他就要取信於那些為他承擔擔保責任的外部人。這種與企業家擔保職能的轉移有關的結果，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我們將馬上著手討論。第三種情況的產生是可以想像到的，即，在一個人並不認為自己特別適合於做管理工作的情況下，如果其他人等對該人的能力和可信度有極高的評價，那麼，這人也會成為企業家。這種情況更為複雜，所以對其的分析也必須推後。對企業家職能分離的討論，自然會引出所有問題中最為困難的雇用經理人的問題。所以我們首先考慮這一職能未被分割、他一人獨擔的簡單情況，即管理及承擔不確定性的職能承擔都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的情況，根據這一假設條件，無論外部人由他雇用與否， 或是，對他的能力既不發表意見也不感興趣，都沒有關係。如果我們從這一假定開始，即假定這是我們社會中企業家職能的唯一形式，那麼問題就會進一步簡化。 首先，我們要進一步談談企業家的收入被確定下來的過程。或許我們應該將它與只提供服務但不涉及判斷而獲取的固定合約收入區別開來，這份固定合約收入是由企業家支付的 ，指出了這一點，後者就可以斷言，企業家本人的收入是一種剩餘 。這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企業家的收入根本不是由誰「決定的」，它是其他人的收入「被確定」了之後所「剩下的部分」。企業家在市場上為社會中現有的生產服務進行出價的競爭，「確定」了這些固定合約收入的價格；企業家的收入是不固定的，而是由固定合約收入支付完後的剩餘部分所組成。因此，我們要通過對決定固定合約收入的諸項力量的研究，再聯繫一個企業或一個社會的全部產品，間接地研究企業家的收入。 假定生產服務的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那麼，對每一位企業家來說，固定合約收入是通過企業家群體的競爭或邊際預期，再聯繫現有每種要素的供給確定的。無論如何，任何人要成為一名企業家，都要依賴於他自己的堅定信念（強烈到足以依據這種信念而行為），即他能使生產服務的產出多於由其他人所認為的這批生產服務生產的產出而確定下來的價格水平（根據同樣的規定，這種信念必然會導致行動）。在任何個人成為企業家之後，他的收入的量取決於這一超額預期在生產中的成功，在這個意義上，他判斷的正確性至關重要。但我們很清楚，他的成功同樣也可以出於這樣的原因：（a）其競爭對手判斷失誤，或（b）其競爭對手能力低下。一個 人的（a）能力與（b）對人的能力的判斷，這兩個因素是聯繫在一起分不開的，企業能力就是（對外部因素的）判斷和運作能力的綜合。 再者，最佳判斷和最高能力的使用，也無可避免存在一個誤差幅度。在任何一種具體情況下，成功的結果都不能完全歸於判斷和能力。最優秀的人也會有一定比例的失誤，最差的人也會有一定比例的成功。一次試驗或數次試驗的結果，至多只能在能力已經表現出來或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作為我們偏愛某一看法的根據 ［7］ 。對能力的可靠估計，只能來自大量的試驗。就是這樣，也存在不同的能力與能力之高下的差異。在企業管理活動中，根本不存在在客觀的、可描述的意義上極為相似的兩種情況。大腦活動的神秘現象之一，就是我們能對具有價值的「一般能力」做出估計，而我們能做出這種估計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進一步說，如我們一再指出的那樣，商業冒險活動本身或許就是一種賭博（gamble）。在企業或任何一個涉及難以對相關因素做出估計的承擔責任的領域中，無人能假裝對這些因素進行估計，因此，多數決策都需要進行判斷。判斷本身就是對某種結果的機率的判斷，對成功的比例的判斷，如果我們能將這種冒險活動反覆進行多次，我們就能掌握這一結果。因此，幸運的限量是兩方面 的。它要求大量的試驗才能對任何給定條件下所實行判斷的真實機率有所了解，同時才能對判斷的本質和偶然性進行區別。再一次請大家記住，無論對事例的分類有多麼粗略，奇蹟都會產生，我們也就能儘可能智性地生活。現在我們嘗試以供需法則的形式，更為準確地闡述一下決定企業家收入的原則。 對一種生產服務的需求取決於因應用於該生產服務的其他服務的增加而產生的收益遞減曲線急劇上升或下降。在我們熟悉的土地的例子中，隨著應用於一塊給定土地上的勞動和資本的增加，隨之而來的回報迅速減少，這塊土地上的租金將會更高。毋庸置疑的是，收益遞減法則決定了生產服務與企業家的結合。其決定基於這樣一個我們已經說過的事實，即預測和執行能力的空間範圍是有限的。任何單個個人試圖指揮的經營活動範圍越大，一般來說——與收益遞減規律在其他情況下一樣，「超過某一點」，他的效益會越低。對企業家的需求，就像對其他任何生產要素的需求一樣，直接取決於其他要素的供給。 企業家供給涉及的因素有（a）能力，這一點還包括有不同的因素；（b）意願，（c）能給出讓人滿意的擔保的力量，以及（d）上述因素的同時存在。如果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保證為它的企業提供高質量的管理，除了各種要素各自都有大量供給之外，這種管理還要通過能力與意願的結合，或者所有三個因素的同時存在才能達成。意願加權力就可以給人以保證，但如果沒有能力做支持，無疑會導致資源的浪費，但如果沒有其他兩個因素的結合，能力也將是一種浪費。發現能有效管理企業的人才，並將他們放到承擔責任的管理職位上，恐怕是經濟組織在效益方面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 一個社會中企業家素養的供給，是決定這一社會生產單位的數量和規模的主要因素之一。一個普遍或許也無可厚非的看法是，大多數其他因素趨向於用增加企業規模的形式來擴大經濟，但規模的主要限制就是領導能力。如果能力真的能成功地管理大企業，那麼，一旦有了有能力的企業家，就一定容易獲得極大的回報。任何一位特定的企業家 的收入，一般來說有大於別人的收入的趨向：（1）因為他有能力及好運氣；但是，（2）或許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中缺乏一種與權力相結合的自信，以便向僱傭人員做出有效的擔保。成功管理企業的能力是多還是少，對利潤的影響相對較少，影響利潤的主要是作為一個階層的企業家（事實上的和潛在的），在哄抬生產服務價格過程中的魯莽或膽怯。作為一種剩餘的企業家收入，與其從直接意義上認為是由對企業家的需求所決定的，不如說是由對其他服務的需求所決定的，這些需求才是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獲得自信的關鍵。我們一定立刻就明白，對於作為一個階層的企業家來說，蒙受一種淨損失是完全可能的，而這種損失完全能以其他能力的所得來彌補。對那些能力低而「勇氣」高的人來說，這種結果是一個必然。另一方面，如果人們通常對自身的能力作了較好的判斷，不論能力本身高低如何，一般利潤率 可能會較低，但對水平較低的實際能力來說，變數和波動性會更大。賺取較大利潤的條件受到了包括低水平進取心和高級別能力供給的嚴格限制。 由於傳統分配理論已經（錯誤地）在剩餘收入概念基礎上對利潤做了分析，當然尤其是在地租分析中，所以，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來說，利潤的分析更為簡單。但這裡不能過分地強調相似 性，因為這裡存在這樣一種重要的區別：租金——與每一個人現在所理解的任何其他份額一樣——是扣除產出 的其他份額之後的剩餘（產出是一個單位的邊際貢獻乘以單位數）。但是利潤（我們現在是在簡化條件下進行分析）卻是扣除了對其他要素的支付 後的剩餘，是通過作為一個階層的企業家對作為一個整體的所有要素的邊際出價 （marginal bid）而決定的。在後一種情況下，剩餘不是一種產品剩餘，而是一種計算上的誤差（margin of error），即那些沒有迫使成功的企業家對生產服務支付出如他們自己被迫支付出的同樣多支付的非企業家和企業家在計算上的誤差。 由於這一觀點相當複雜，所以在這裡最好再扼要重複一遍。我們首先大略地假定，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如企業家一樣了解自己的能力，但這些人對相互之間的能力知之甚少。這樣，社會收入在利潤和固定合約收入之間的分配，取決於社會上企業家能力的供給，以及由它（對其他要素的使用）帶來的收入遞減的速度，利潤的大小隨能力供給的增加、隨收益遞減的加速而變小。如果人們除了不了解其他人的能力之外，還不能判斷自己的能力，那麼，總的來說，利潤的大小要麼取決於他們對企業經營活動前景的過高估計，要麼取決於過低估計，如果他們過低估計了企業經營活動的前景，利潤就會更多一些。這種闡述是從對他們所擁有的、保證他們支付協議中議定的固定收入的手段問題中提取出來的；這一方面的局限性同企業家能力供給方面的局限性起同樣的作用。如果企業家的能力非常之高，以致實際上不太容易產生收益遞減現象，那麼，即使在很少幾個這種人之間的競爭，也會提高固定收入的比率，並降低剩餘份額，當然，如果他們了解自己的能力的話。如果 他們不了解自己的能力，那麼，利潤的大小又要取決於他們的「樂觀態度」，隨後者而反向變化。 一個人對自己能力的了解，與他對自己處理不確定性的了解以及信賴自己的判斷有關係，這樣，如果經營活動的範圍足夠大，如果其知識是完全的，那這實際上就意味著不確定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真正的賭博情況下，判斷本身的真實機率也很容易出錯，在這種情況下，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不確定性而言，我們對大多數情況下的可預測結果還是有一個客觀的機率估計。因此，真實利潤的出現，取決於判斷價值估計中的絕對不確定性，或者，取決於缺少一個通過合併的方式組合起大量的事例來獲得確定性的必要組織。由於人們對他人的判斷能力的完全無知，因此，很難明白這種組織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我們藉以了解這個世界的機制是如此難以捉摸，利用間接手段增加確定性的智能是如此之偉大，以致我們還要在更大範圍內作出保留。如果人們並不知道別人的能力，但卻知道別人知道他們自己的能力，我們還是有把握對所有人的能力有個一般性了解，就算這方面的知識非常不全面或者根本沒有辦法得到（事實就是這樣），事情也會是這樣。如果那些為了一筆固定酬勞而提供生產服務的人，知道那些為這種服務出價的人了解他們自己的價值，或者，如果每個出價人都知道別人了解這種情況，那麼，出價者將被迫為他們願意支付的所有數額進行支付，這就是說，要為他們能夠支付得起的數額進行支付。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會具有撲克牌戲即一種虛張聲勢的競賽的特點。但我們必須承認，實際工資的討價還價根本不具備這種特點。 歐洲開拓者在原住民那裡的情況，說明了少數人在多數人不 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而他們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情況下，少數人能獲得極大利潤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們在他們自己之間進行競爭，如果他們的人數增加了，就一定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在這一時刻，他們將推動價格至一定的競爭水平，同時不必用對被利用者採取比接受了這一較大出價的人們所採取的更為精明的任何行為。帶來這種結果所需要的競爭者人數，取決於企業家職能的收益遞減曲線的急劇上升或下降，取決於一個人能有效管理的企業規模的限度。其中，規模的概念還必須擴大到將須加以處理的各種不同情況包括在內。由企業家職能帶來的收益遞減問題，實際上是存在大量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問題。 ［8］ 設想一個人能勝任一家規模不明確且具複雜性的企業的管理，就是設想一種完全不存在實際不確定性的情況。 以上所有討論都涉及這樣一個簡化的情況，即我們假設我們社會的所有成員對真實價值、對他自己的每一個判斷以及根據這種判斷控制事情的能力都有一些了解，但是相互之間對這種事情 的了解就像其他人對其自己的看法那樣，只能通過他的行為趨向才得以表明。事實上，人們是在一定時期內眼見別人的表現的基礎上，才形成了對他人的看法，另外，印象的形成還要求個人的外表、談吐等的得體。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中，對他人的這種認識，是我們努力理智地與他人一起生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最難的是對所有與知識和不確定性的實際屬性相關的資料，進行系統的討論。 對他人的看法和才能的價值估計，大部分是依據對任何個人一生中所做決策，至少是在經濟活動已經高度組織起來的活動範圍內所做決策的資料的掌握而形成的。這種估計的作用就是我們期望在任何條件下可能發生什麼事情的一種間接表示；因為我們知道並承認，我們對問題本身的價值一無所知，但我們知道對它的判斷受到我們重視的其他人的看法的影響，對這些看法，我們接受過來以替代我們自己的看法。我們在自己的處境下所感受到的信心程度，就是我們在「權威」的判斷價值中、即我們依據事情的是非曲直，將權威的聲明作為最佳信息加以接受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信心程度。當然，這些對他人看法的看法的形成模式，既複雜又難以解釋，而且，很少能擺脫那些被忽略的、對事件本身所做的獨立判斷的影響。這裡存在一種相互強化的情況，因為我們預先有了某種 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又與某些權威的看法一致。即使不總是如此，我們也是經常因為權威的看法而堅信我們自己的看法，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之所以相信權威，是因為權威所持的觀點是我們已有了傾向性的觀點。甚至我們相信我們自己也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認為其他人相信我們，儘管從另一方面說，……雖然 我們沒有試圖用邏輯的表述來闡明所有這些關係，但這已足以表明我們自己的看法和他人看法之間關係的複雜性。通過對他人知識的了解而獲得的間接知識的重要性，是我們要強調指出的一點。 與此相應，我們視為行為基礎的知識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所選擇聽從的權威估計中的誤差。商業的不確定性非常突出地具有這種特點，這一種類的不確定性尤其需要仔細研究。迄今為止，我們的討論假設了純粹的、不可分割的企業家職能，這是由於一個人不可能了解另一個人的能力而產生的。很明顯，由於缺乏這種了解，沒有一個商定好的價格做出有效的保證，那麼沒有人會將自己的資源置於他人指揮之下，而且，企業家如果不是處於一種沒有資助就能做出保證的狀態下，他也不能成為一名企業家， ［9］ 同樣明顯的是，沒有人會對他人做出這類保證。這就是說，企業家職能在一種純粹形式上會完全專業化，並且完全與責任和管理聯在一起。一旦人們具備了他們願意據之而行為的知識或看法，一旦人們了解了其他人發揮企業家職能的能力，所有這一切都會改變，企業家職能就不再是一種單純且絕對孤立的職能了。當然，這也是現實生活中的實情，其中最值得仔細考慮的，還是這種部分的專業化和多少被分割了的企業家職能。所以，有幾種組織形式和職能分割模式應該引起注意。 我們所能想到的企業家職能的最簡單的分割，就是管理與擔 保這兩個要素的分離以及由不同的人來執行的情況。這是一種合乎常情的安排，因為企業家能力不會與能使自己對所允諾的固定合約收入做出令人滿意的擔保的企業家能力擁有者的職位結合在一起，這種情況一定常常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對他而言，與某位有可能為他的僱傭合約擔保的人簽約，可能是一件對雙方都有利的事情，但不一定是他本人擁有企業家能力，或是他本人有意來承擔企業的管理職能。這種合夥形式和利潤的分配條件是極為多樣的。事實上我們知道，這裡通常採用的是一種新的工資協議形式，即擔保人以管理者雇用受其組織和管理的生產服務的同樣方式雇用管理者。這種職能的轉換涉及一種我們必須對其特徵加以詳盡考慮的轉變，這一點將在下一章中加以解決。這裡我們應注意的是，將所有的擔保責任與企業的管理責任分離開來，通常不太實際。一名受僱的企業家只有一份固定合約收入作為他在企業里的唯一利益，是很罕見的事情。企業家通常也是半個所有者，至少，他的工資是根據情況而調整，這樣事情就很清楚，他的任用與否，要取決於在他指揮下，企業的興旺程度。 與企業家職能部分轉移給他人而發生的職能轉變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對能力評價的結果，它指的是在企業範圍之內，職能的專業化或許不很完整。這就是說，人們肯定不願意在沒有有效物質為議定的固定支付作擔保的情況下，將生產服務，即人或財產，委託給一名外部人的說法，就不再屬實了。如果他們對經理人的能力和正直有信心，他們也可能會在只有部分報酬或報酬沒有完全保障的情況下，樂意與之一起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這顯然是生產服務的擁有者參與分擔不確定性壓力的例證，或是，「接過了」與承 擔風險有直接關係的風險的例證。而且，生產服務的擁有者也參與了企業的實際管理一事，將在現實生活複雜、多變且不明朗（除了依然沒有注意到的進步之外）的條件下，在對企業家職能進行更為仔細的研究過程中顯示出來，這一點正是下一階段我們要研究的問題。 * * * ［1］ 我們在這裡盡力描繪的情景，就是A. H. 威利特博士以「逼近靜態」之名想要表現的東西。見《風險與保險的經濟理論》，第15頁，第16頁。 在這一方面，如果我們沒有擺脫一些過於微妙的理論，我們就不可能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確定性。我們不清楚在物性或人性兩方面最終是否存在真正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有時候，似乎所有的變化都是自我抵消的，而且，如果排除了進步，我們似乎最終也能獲得對總體現象（通過合併原理的應用）的預測能力，如果我們不能預測個別現象的話。但是，舉個例子，考慮到科學在天氣預報方面那點可悲的有限成功，我們就很清楚，假定有大量的不確定性，我們就不會過分地輕信。我們一定沒有忘記，變化的周期性或是抵消波動性所需的間隔，事實上都與人類生命的長度相關。如果這種抵消最終會發生（像某些作者，如著名的尼采大膽提出的那樣），這一時期相對於人的壽命來說是如此之長，以致我們無法利用其優勢。 ［2］ 讀者將回憶起在第五章中所探討的不存在不確定性時的進步結果。為了考慮不存在進步因素的不確定性，我們在這裡稍做回顧，完成分別研究這兩個因素的計劃。在完成了現在的任務之後，我們會（在第十一章）將它們合起來進行研究。不確定性的後果和進步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分離的事實，儘管從未完全分離，兩者的不確定狀態被視為是構成「動態」利潤理論推理的基礎。 ［3］ 參見第四章，第106頁腳註。 ［4］ 這一說法意味著，一個人的判斷從實際意義上說具有真實或客觀的價值。這一假設將由進一步的討論來證明。 ［5］ 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固定合約收入的理論特點是，這些特點在傳統的分配理論中，是與租金結合在一起的。從我們當前假設的角度看，所有生產財貨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及分配量都是固定的，這種收入自然可稱之為工資。如我們已經強調的那樣，在收入的來源里，不存在由某種原因引起的或道德上的重大差別，所以它們叫什麼並不特別重要。 ［6］ 在現實社會中，僱主與雇員身份的選擇自由，通常取決於所擁有的資本的量。然而，與假設這種自由相關的抽象程度並不嚴重，因為人們所表露的能力總是能為商業活動帶來資金。一名沒有財產的僱主可以通過保險為固定合約支付做擔保，甚至在他們有了損失的時候也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有一個高度發達的組織和高道德標準的商業聲譽的話，風險承擔和風險管理職能與提供生產服務的職能完全分離是可能的。但在現實生活中，通常對作出有效擔保的必要條件也要加以考慮。 ［7］ 與我們對競技比賽的討論中看到的一樣。我們完全沒有必要說，在高爾夫球場上做了一次20碼輕擊進洞就證明是高技能，或是用步槍在100碼遠處射入一隻2英寸的靶心也證明有技能；因為，我們不能說錯過了一次3碼的輕擊，或是射在了8英寸的圓圈之外就證明缺乏技能。不論擊球技術或射擊技能是好是壞，兩種情況都時有發生，只有經過相當數量的試驗後得出的成功與失誤的比率，才能使人對達成目的的真實能力有一種認識。 ［8］ 經營管理的收益遞減是我們在經濟學文獻中經常看到的主題，但對此仍然缺乏科學的討論。有意思的是，按當今作者的觀點，這些分析基本沒有根據，參見H. C. 泰勒《農業經濟學》，第六章。我們承認，我們自己對企業理論的討論是含糊的，並不令人滿意。完整且具有嚴密邏輯性的討論是一個非常大的任務。考慮到與不確定性相關的諸要素的極端複雜性，尤其是其中多數變量可能是一些獨立的變量，這樣最終得出的若干可能的猜測會使人望而卻步。起碼它會需要足夠多的空間，而且也很難順著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同時這樣做的實際意義也並不太大，這樣，就算有人讀它也不能證明這種努力就值當。我們希望，上述討論已經涵蓋了令人感興趣的關鍵之處。根本的因素是企業家範圍內人的能力問題，這種能力包括預見能力和執行能力，以及他們對自身能力的了解和在經營中信任他們的傾向。被忽略的因素似乎是後兩項，即自知和自信或主動精神（initiative），這兩項是密切相關的，但並不完全等同。另外，了解並願意相信其他人 的能力和判斷，仍然是一個我們還沒有討論的更為重要的問題。 ［9］ 我們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他必須擁有資產，儘管在現實生活中，這實際上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然而，可以想見的是，一個人或許可以通過典押自己的賺錢能力而保證自己在合同中的支付責任。這種安排並不要求比現在的保險賠償更為複雜的組織技巧，或者說，並不涉及人性方面的其他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