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第八章　應對不確定性的

諸種組織結構和方法 為了保持上一章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所做的區別，我們用「風險」一詞來指稱前者，用「不確定性」一詞來指稱後者。一般情況下，「風險」一詞的使用極為寬泛，它適用於指稱從不利的偶然性角度看待的所有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一詞同樣可以指有利的結果，我們說「風險」，表示的是一種損失，說「不確定性」，則表示的是一種獲得。但是，如果迄今為止我們的推理完全正確，這兩個詞中還存在一個必須清除掉的致命的含混。與可量度的不確定性或保險的機率相關的「風險」一詞的使用，為我們將這一術語專用於我們剛剛說明的用途，給出了一些正當的理由。我們還可以用「客觀」機率和「主觀」機率來分別指稱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為這些表述在一般用法上已經與我們所提出的用法極為相似。 風險和不確定性這兩個範疇之間的實際區別是，在風險中，一組事實中的結果分布是已知的（或是通過事先的計算，或是出自對以往經驗的統計），但對於不確定性來說，這一結果是未知的，其原因一般是，由於所涉及的情況極為特殊，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這樣一組事實。不確定性的最佳例證與行使判斷相關，或者說，與形成對事件的未來過程的看法相關，而這些看法（不是科學知識）實際上引導著我們的多數行為。這時，如果一組事實中不同結果的可能分 布是已知的，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憑藉歸組或「合併」（consolidating）事實的手段來消除任何真正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可能 並不必然意味著人們就會這麼做 ，我們從一開始就必須看到，在只有一個單個事實的情況下，可量度的風險與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對人的行為來說，並不存在區別。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個人將自己對一種看法的價值推斷，轉換成了「A的成功來自於B次試驗」的機率形式（a/b為真分數），並且，對它的「感覺」與任何其他機率條件相同。 因為這一主題常常充滿了邏輯難題和悖論，所以我們必須對上述說法有所保留。第一，如果我們能夠計算出真實機率，如果我們確切知道（比如說）在100次試驗中將會 有多少次成功，當然是在我們能進行100次測試的情況下，那麼，單一的事實有多麼獨特實際上並不重要。如果我們知道了對我們而言的不利條件，無論我們是將所有的賭注都下到同一種賭博上，還是下到與賭注一樣多的不同的遊戲中，都無關宏旨，因為第二種情況下的機率法則與第一種情況下的機率法則相同。但在商業領域裡，對一個單一而獨特的情況做機率計算，即對其限定性條件小於所預想的權重的情況做機率計算，是很少發生的。然而，就對客觀機率進行計算來說，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智性的人會將任何單個的情況作為絕對孤立的情況來進行考慮。唯一的例外是，一個人的全部財產（或其生命）處於危急關頭時的決定。偶然性的重要意義以及個人一生中所涉及的重大問題重複發生的可能頻率，將使我們對任何情況以及成功或失敗的數學機率的假定態度予以區別。 更為重要的第二種保留與上一章所涉及的機率相關，即通過對一個特定的人的決策進行歸組，來對各種情況進行分級的機率。 這就是說，就算我們通過歸組過程沒能得到一個數量機率，但仍然存在某種抵消波動而且其結果也在某種程度上接近於固定不變的趨勢。我們發現，在做出判斷的過程中，在嚴格意義上的機率條件下，似乎存在兩種相同的因素；即（a）決定因素（多少具有穩定性的判斷力的性質），以及（b）根據無差異原則，隨不同的決定而變化的意外因素。一種看法的不確定性和一種真實機率之間的區別是，我們沒有分離兩者並對兩者進行評估的手段，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能用計算進行推測，也不能用經驗進行分類。但在第二種情況下，這種區別不是絕對的；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可以使用分類的方法，雖然只是在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眾多的不確定性組成的，在這種條件下，一件事情上的錯誤或損失通過另一件事情獲得補償，具有難以想像的複雜性。我們只能說：「在什麼什麼範圍內」，在一個人面臨一種與不確定性相關的情況時，他只能根據實際情況，將其作為一種孤立的情況進行處理，無論不確定性能否量度，都只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 人類對待不確定性（不是在當下的獨特意義上）的態度問題，就像不確定性本身一樣，受到重重困擾。人類面對具有這種特點的形勢，不僅容易做出錯誤的、各自極為不同的反應，而且，即使是「正常的」反應，也易於被公認為偏離了健全邏輯所規定的行為。因此，這是一個人們熟悉的、由亞當 · 斯密做過充分討論的事實，即人們願意懷著贏取最大利益的希望，冒小小一點風險，一旦兩者的比率中輸的機率大大超過了贏的機率（已知的或估計的），人們通常會拒絕接受以可能性小的大損失，來換取實質上已經確定的小贏率，儘管這一可能性的精算價值對他們有利。這種偏見一定 會強化典型個人對其「運氣」的牢固信念，尤其在不確定性的根據就是他自己的判斷之質量的時候，這一信念更為強烈。那些市井之人與那些有「邏輯」（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知識可以依恃的人相比，對自己的看法的真實價值，幾乎沒有太多的感覺。另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幾乎普遍盛行的迷信行為。任何引人注意的巧合都被抬舉為自然法則，源於相信一種從不出錯的「徵兆」，甚至僅僅是「預感」或「向我們吐露了什麼的事物」，在其本人心中一點真實的或想像的基礎都沒有的情況下，人們也準備將它作為行為的有根有據的理由而接受下來，並視其為一種不容置疑的真理。 毫無疑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甚至在人們突發奇想和一時衝動的時候，也存在一種趨向於理性的趨勢。如果只是存在智性上無法處理基於其他任何假設的行為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將討論限制在理性行為範圍內，似乎就是合理的。這樣我們假設，如果一個人為了未來的利益正承受著一種犧牲，那麼，他所期望的回報一定很大，大到足以讓人忘掉這次犧牲，如果這件事被認為是一個意外事件而不是一個確定事件，那麼回報將會更大，至少要達到與預期中感到的不確定性程度相當的比率。 ［1］ 很顯然，主觀不確定性 在這種情況下是確定的，不管他的自信程度是基於情況本身的客觀機率，還是基於對自己預測能力的估計，他所相信的就是這一可能性是確定的。我們也認為，我們可以同時涉及客觀和主觀兩種類型，儘管毫無疑問，多數人都不會考慮到這個程度；人們的看法或預測只能是對一種客觀機率的估計，估計本身獲得認可，是因為它本身就具有某種程度的可信度，所以，我們所感覺的不確定性的程度，是兩種機率之比的結果。應該重申，實際上所有關於現實生活中的行為的決策都取決於看法，而且毫無疑問大部分都取決於這樣一些看法，即經過認真推敲很容易就理解為一種機率的看法——雖然如我們注意到的那樣，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細察」都不會被賦予由個人做出的判斷。 正常的經濟狀態具有如下特徵：商業投機者在多少有些狹窄的範圍內，對結果有一種看法。如果他傾向於冒險，這種看法要麼就是對一種確定收益的預期，要麼就是他相信一筆大收益的真實機率。在這一預期範圍之外，任何偏離這兩種看法的其他結果，都被他看成為越來越不可能的事。因此，將關於經濟不確定性的所有事實作為選擇問題進行分析，即作為在預期上更可相信的較少回報和在預期上更難相信的較大回報之間的選擇進行分析，是一種正確的主張。 經濟學中不確定性問題的根本在於經濟過程本身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生產商品是為了滿足欲望，但商品的生產需要時間，因此，與兩種不同的、必須做的深謀遠慮相適應，這裡也引入了兩種不確定性因素。第一，生產經營的目的必須從一開始就進行評估。眾所周知，要用具體的詞句準確地說出什麼時候著手 開始生產活動，生產的結果會是什麼，也就是說，根據給定的資源將生產出：（a）多少產量，（b）什麼質量的商品，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商品要去滿足的欲望，當然在未來也具有同等的程度，同時對欲望的預測也同樣涉及到不確定性。因此，生產者必須評估 （1）他努力要去滿足的未來需求，以及（2）在努力滿足這一需求的過程中，他的經營行為的未來結果。 不言而喻，理性的行為力爭要將手段適應目的的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減到最小。這裡應該強調一下，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典型的不確定性就與人相牴觸，事情可能並不是這樣。我們其實並不喜歡生活在樣樣事情都「不出所料」的世界裡，這就是說，我們並不希望我們的行為都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力圖「理智地」行為的過程中，我們正 努力保證儘可能完全的適應性，也就是預見性。如我們已經提到的那樣，在這一行為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兩難因素。我們發現自己在被迫尋求我們在「沉著冷靜的時候」會承認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起碼並不十分需要或極度需要的東西。或許正是因為我們顯然不可能達成這一目的，才使我們產生了尋求這一目的的興趣。無論如何，我們都力求減少不確定性，儘管我們並不想從生活中將它徹底根除。 減少不確定性的可能性仍然要取決於兩個基本條件：第一，不確定性很少有類聚成組的情況，更多的是一個個單獨的情況。在先驗機率中，由於群體包容性的增加，不確定性也趨向於一起消失了；在統計機率條件下，由於受分類缺陷所限，在一個較低的程度上，同樣的趨勢也很明顯。就算是第三種類型，即真正的不確定性，當我們把任何具有相似性或共同性的因素組織在一起時，也顯 示出某種帶有規律性的趨向。用以減少不確定性的第二個事實或一組事實是，與不確定性有關的各個個人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有多種，現在我們就可以著手一一列舉出來。這裡我們或許應該指出，人本身或許就存在差異，或者他們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存在差異。我們可以將處理不確定性的兩種基本方法，即通過歸組和通過選擇能「應付」不確定的人來減少不確定性的方法，分別稱之為「合併」（consolidation） ［2］ 和「專業化」。除了這兩種方法外，我們還必須再增加其他兩種明顯難以引起爭論的方法：即（3）對未來的控制及（4）增強預測能力。因為知識的主要實際意義就是控制，而這兩種方法都與文明的總體進步、技術的改良及知識的增長密切相關，所以，這兩種方法之間存在緊密的相互關聯。我們或許還可以舉出第五種方法，即「分散」棘手的意外事件之後果。在其他事物相同的情況下，與其出現一個使一個人損失一萬元錢的事件，不如出現一個引起100個人每人損失1000元的事件，這就是一種收益。兩個人每人失去一隻眼睛好過一個人同時失去兩隻眼睛，一種生產制度如果傷的人多，死的人少，會被視為是一種改善。實際上，這種分散或許一直與合併有關係，但兩種不確定性之間還是存在著邏輯區別，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實際上是不相干的。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合併和專業化是有密切聯繫的，這是一個隨著分析的深入需要反覆加以強調的事實。除了上述這些處理不確定性的方法之外，還有第六種方法，即按有關不確定性的最小量，避免在更大 程度上涉及不確定性的思路，指導產業活動的可能性。 在經濟學中，不確定性之最直接而且最重要的一個後果，可能可以在進行詳細的技術討論之前就加以解決。有組織的經濟活動的實質，就是某些人從事將用來滿足他人慾望的商品的生產。因此，這裡出現的第一個問題是，在任何具體情況下，這些群體中的哪一個，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將對未來需要滿足的欲望進行預測。很明顯的是，對生產的技術進行預測的職能，不可避免地落在生產者身上。乍看起來，似乎消費者對自己的欲望進行預期，比生產者幫他進行欲望預期更為有利，但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並不是現實中所發生的情況。經濟組織的初級階段就是為一般市場從事商品的生產，並沒有依據消費者的直接指令進行生產。由於不存在不確定性，所以商品的交換是先於還是依從實際的生產，都無關緊要。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在生產和欲望兩個方面），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人們或許會用生產服務的交換來替代產品的交換，但不確定性這一事實還是引起了不同的結果。首先，現代社會是依據這樣一種理論組織起來的（無論事實如何，或許都有人會表示出懷疑），即一旦生產的結果會為他們帶來好處，而不是他們為其他人帶來好處，人們就會對未來進行預測，並讓自己的行為更有效地適應這一預測。因此，控制生產的責任就落在了生產者身上。 但是一般而言，消費者甚至不用預先為他想要的商品訂立合約。部分原因可能是，消費者對他自己在一段時期後的支付能力存在不確定性，但事實上這一點似乎並不重要。主要原因是他並不知道他將想要什麼、想要多少以及有多麼想要；因此，他把創造商品的任務交給了生產者，他自己則只準備在時間適當時做出決 定。當然，解開這一明顯悖論的奧妙就在於「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即風險（或不確定性）的合併之中。消費者對於他本人來說，只是一個人；但對於生產者來說，他僅僅是一個失去了個性的群眾（multitude）。這樣，外部人反而可以更為容易和準確地預測一個群眾的欲望，而一個個人則不太容易了解自己的欲望。這一現象讓我們知道了經濟制度最為重要的特徵，即生產是為市場的生產 ，因此，我們也要對與不確定性的結果相關的一般環境特徵，做進一步的研究。在我們繼續探究風險合併的其他方面和方法之前，我們將轉而簡單地考察一下各個個人對可量度或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的態度與反應之間的差別。 如我們已經觀察到的，我們假設，儘管我們的行為一旦涉及了一定數量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量因人和環境的不同而不同——生活無疑會更有意思，但人們實際上力求準確地預期未來，並使自己的行為適應這一預期。在這一方面，我們至少可以在個人的特性和能力中識別出五種變化不定的因素：（1）人們通過感知和推理，對一定環境中事物的未來發展過程形成正確判斷 的能力是不相同的。而且，這種能力絕對不具有同質性，有些人擅長預測這一種問題，有些人擅長預測另一種問題，人的能力幾乎是無限多樣的。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在探究人的本性、預測他人行為的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差異，是一種與對自然現象進行科學判斷的能力截然不同的能力。（2）人們發現，人的能力的另一個——儘管這與前一個有些關聯——的差別，就是評估手段 、判斷以及設計步驟，以及為了適應預期的未來情況做出必要調整的能力。（3）在實施 計劃以及據信是合理的且必須的調整的能力方面，也存在同樣的差 異。（4）另外，在涉及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由於個人對自己所做判斷的自信程度 以及履行能力方面存有差別，所以其行為也存在差異，這種自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依賴於判斷的「實際價值」和能力本身。（5）與感覺到的信心不同的是對一種情境的意欲態度 （conative attitude），人們就是懷著一定程度的自信據此做出了判斷。有些人想要有確定性，根本不想「冒險」，而另一些人喜歡根據新奇的設想行事，似乎偏好不確定性，而不是迴避不確定性，這是為人所熟知的事實。我們經常看到人們按自己的信念，依據一些毫無根據的假設行事；也就是說，存在一種「相信人的運氣」的傾向。 在一種行為條件下，有實際作用的不確定性是指在作為一種正確適應於未來的審慎行為中——上述第（4）點——所感覺到的主觀信心的程度。顯然，我們或許說的是某種意義上的判斷和行為能力的「實際價值」，但正是人們自己對這些價值的看法控制著人的行為。因此，從有關人士的角度看，上述五種變數可歸納為兩種，即（主觀的或感覺上的）不確定性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的意欲感（conative feeling）。為完整起見，我們或許還可以加上第六個不確定性因素，這種不確定的因素，由於任何人很難把它納入判斷錯誤的範圍，而以一種突破性的、難以預料的形式出現。 除了上文所列舉的面對不確定性時的五六種不同性質的因素外，我們還必須指出，前三種變數本身就不簡單。判斷或預測以及計劃能力和履行行為的能力，每一種都至少是四種可以相互區別的因素的產物，所討論的有關能力可能各有自己的不同。這些因素是指能力或行為的（a）準確性、（b）敏捷性或速度、（c）時間範圍 以及（d）空間範圍。前兩個因素用不著解釋，因為很顯然，判斷和執行判斷的準確和迅捷多少是一種獨立的天賦。第三個因素涉及未來時間的長度，行為會或可能會因此而調整，第四個因素涉及所面對情況的範圍或重要程度，以及計劃的操作。個人之間的區別，即那些注重細節的人和那些把事物大而化之的人的區別，也是為人所熟悉的。甚至事物更複雜的概要，與生活的事實相比，由於只能從問題僵化的「靜態」角度來理解，也絕對是有所簡化的。無論何時，各個個人所擁有的上述特性中，與差異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按照不同的路徑變化或發展的能力的差別。知識是一種學習，而不是一種絕對判斷練習。學習需要時間，一段時間後，所處理的情況與學習者一樣都會發生變化。 我們根據六個要點，就人們對不確定性可能產生的反應進行了分類。六個要點中每一點都引出了一些特殊問題，儘管處理這些問題的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疊的。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與不確定性相關的最基本的事實是，第一，通過對事實進行歸組的方式，從量上減少不確定性的可能性；第二，涉及不確定性時人與人的差異，引致了將應對不確定性的職能集中在某些人和階級手中的趨勢。不確定性對社會一經濟組織最根本的影響——為一般市場生產的生產者的責任——已經有過討論，即主要通過對事實的合併或歸組來減少不確定性。僅從為市場而生產這一事實來看，就幾乎不存在承受不確定性的專業化組織，有的只是基於與這一問題相關的生產者的立場、而不是基於其作為一個人的特殊性。為了將為市場的生產這一現象與我們所考慮的其他現象區別開來，我們還必須勾畫出社會組織的純粹「手工業階段」。在這樣 一種社會制度下，每個個人都是某一最終商品的獨立生產者，同時也是種類繁多的產品的消費者。中世紀末期就提供了一幅與產業領域中這一階段近似的圖畫。 然而，這種近似性相當模糊。甚至在這一制度完全確立之前，手工業組織就顯示出轉化為一種迥然不同的制度的無法阻止的趨勢，這一發展其實也是不確定性出現的結果。第二種制度就是今天占據主導地位的「自由企業」制度。自由企業與只為一個市場進行生產的企業之間的差別，代表了承擔不確定性以對之進行歸組的專業化組織職能的增加，以及在同一問題的壓力下，對有關未來的生產的需要和控制進行預期。在自由企業制度下，這一已經從消費者身上轉移出去的問題，又進一步從大批生產者手中轉移開去，落入了一個特定的「企業家」或「商人」階級的掌控之中。大部分生產人群不再控制生產的責任，提供生產資源（勞動、土地和資本）的次要職能也由企業家承擔起來，人們則以一種固定的契約價格將自己置於企業家的獨立指揮之下。 下一章我們將會對自由企業現象進行詳細討論，儘管這裡我們還要提及兩個與之相關的事實；第一，處於企業家控制之下承擔不確定性的專業化組織，還需要進一步的合併；第二，技術手段的改變與以下幾點緊密相關，這就是（a）生產過程時間長度的增加與所涉及的不確定性的相應增加，以及（b）生產者被組進一個單個企業或生產企業中，形成了一個一起工作的大集團，因而有必要集中管理。本章後面的篇幅將用來概述為應付不確定性而發展出來的社會組織。某些現象將最終得到解決；至於本書所關注的現象，尤其是那些已經有過文獻對其本身及其一般意義和在有關不確定 性的系統研究中的地位加以討論的現象，在此要予以特別重視。其他問題將只做一些概述，留待下一章對企業家職能的問題做過討論之後再做充分的分析。 遵循業已給定的、不確定性處理方法的分類順序，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由以合併 來處理不確定性的趨勢所引起的制度或特殊現象。最為明顯且最為人所知的手段非保險 莫屬，我們已經反覆把保險作為通過處理成組的事實而不是單個的事實來減少不確定性的原理的一個例證。在前一章關於不確定性理論和其他問題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強調了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之間的重大區別。可量度性取決於將一種給定的情況同化為一組相似情況以及找出預期會顯示出各種可能結果的這組相似情況的諸項之比的可能性。這種將事情同化為一類的方法，可能極為準確，而且各種結果的比例也可以預先 通過運用排列組合理論以決定同等可能的 選擇的可能歸組而計算出來，但這種方法即使在實際商業情況中有出現，也不多見。我們可以做出不同程度的準確分類，但比例的確定卻一定是以經驗為依據的。運用保險原理，即將較大的意外損失轉換成較小的固定費用，取決於以正確的歸組為基礎而進行的機率量度。但一般來說，這並不足以使承擔了巨大「風險」的保險公司充分準確地預測出自己的總損失，從而開出保險費價格，而正是這一價格，才能保持保險企業的償債能力，同時，也使加在保險公司身上的負擔，不會大於其承擔的意外損失部分。另外，他還必須能夠提出一個言之鑿鑿的論點，即特定的被保險人交納的用於賠付的全部資金，在數額上與他的損失機率極為相符，也就是說，他在公平地承擔自己的責任。我們已經 反覆強調過，由於最為重要的區別通過各中間層而趨於混合，所以這些區別漸漸模糊不清了，因此，我們很難就當前研究的問題進行令人滿意的邏輯探討。這顯然是通過對事實進行分類而由不確定性的可量度性帶來的結果。事實上，我們很難發現真正的同質分類（在數學機率所指的意義上，與連續拋擲出理想的骰子一樣），從另一個極端來說，我們也很難找到什麼不允許被同化為一個個組從而可供量度的情況。實際上，偶然性這一概念似乎排除了絕對的唯一性（就宇宙中肯定沒有絕對獨一無二的東西而論）。因為，要說某一事件是意外事件或「可能事件」或「可能會發生的事」，等於是在說，眾所周知「這類 事情」以前就發生過，而且，「這類事情」顯然在某種基礎上已構成了一個類別。因此，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同化的程度 ，或者，可得到的各個類別的同質性的度，或者反過來說，不同企業意外事件的獨特性的度 。保險對付的是那些可以「適當地」進行分類的事情，或者是那些顯示其獨特性相對較低的事情，但不同的保險公司在對他們作保的機率進行量度的準確性方面，表現出幅度較大的差異。 在著手討論不同種類的保險之前，我們可以順便注意一下沒必要詳加論述的一點，即保險行業中不同形式的組織都依據相同的原則運行。不論人們傾向於將一種特定的意外事件，由自己用互助會或互利團體的形式管理起來，還是單獨與外部第三方簽約，讓他們來承擔自己的損失，都無關緊要。在競爭條件下，我們假設，我們已經準確地知道了有關機率，外部保險人即保險公司也賺不到純利，並且在上述兩種制度下，保險費用將與經營企業的管理費用相等。 高度發達的保險機構意味著，因為保險公司的分類最為完善，所以保險公司各類意外事件都得到了最準確的量度，其中的「壽險」基本就是以「數學」為基礎計算出來的（在一定的範圍內，它就是一種「保險」，而不僅僅是投資計劃，很顯然，這種保險不是為死亡投保，而是為賺錢能力的「過早」喪失投保）。以醫學研究為基礎，再考慮到年齡、性別、居住地點、職業以及生活習慣，我們就有可能選擇出最近似於完美的機械機率的「風險」。按上述觀點，兩個居住在相同環境中的健康人，其死亡的可能性，在客觀上幾乎是平等的，一個人的生與死，對另一個人來說，就像對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一樣，基本是無法確定的。誠然，一旦我們超越了這一相對狹小的「正常」人圈子，我們就會遇到難題，但出了這個圈子，壽險的範圍就受到了限制。保險行業現在已經有了一些發展，可以用較高的費率對低於保險標準的人進行保險，但這種做法為數有限，只可作為一種特例進行描述。 ［3］ 保險行業中與壽險正好相反的情況，就是為疾病和意外事故而投保，這項業務困難重重，進展有限，所以要對情況做一個客觀描述並進行分類都不太可能。眾所周知，這項保險契約費用之高， 超過了應有的程度。實際上，保險公司發現，在索賠金額理算方面採取一種寬容的態度，並相應提高保險費率，不用說，還是有利可圖的。在社會控制條件下，勞動者的意外事故賠償金在某種程度上是基於一個稍好的立足點，但它與勞動者的不適、苦痛或不便無關，它僅僅是取決於一個條件，即賠付被限制在不能遠遠超過個人的實際經濟損失。然而，在天災人禍的所有範圍之內，除了現在已經過時的企業僱主的責任保險外，還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對「企業風險」的保險。 典型地適用於企業風險的保險就是防止火災損失的火險，火險的費率理論與壽險的保險精算數學之間形成了一種有意思的對比。如我們已了解的那樣，後者非常近似於客觀機率，而且事實上，壽險已接近於完美，因此壽險問題是根據二項式定律的公式加以解決的，這與機械機率問題的解決方式相同。火險的費率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問題，我們只是在最近幾年才形成了對風險進行恰當的同質分類以及對具體條件下的實際機率進行量度的方法。即使在上千種風險都已從文字上接近準確定義之後， ［4］ 據最樂觀的估計，還是存在極大的運用「判斷」的領域。因此，更重要的是保險並不能處理由火災損失造成的全部風險這一事實。出於「敗德風險」和實際困難的緣故，我們有必要將保險限制在「直接損失或危害」甚或是部分損失的範圍之內，當然，這裡還存在由於企業破產和企業計劃混亂這種完全出乎意料的原因而造成的大量非直接損失。由於客觀上不可能做到同質事實的歸組，而且對損失的發生 也不可能進行準確的量度，因此，保險人和被保險人雙方都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相應於這一計算中的不確定性，雙方在與火災相關的問題上，也存在贏利或損失的可能。當然，火災的機率由於風險並不完全是獨立存在的而複雜化了。一旦火災發生有蔓延的趨向，那麼就會產生一種損失會成組地出現的趨勢。然而，在火災損失總體上可以預先進行計算的範圍內，火災損失就會或可能會被每一個有潛在損失可能性的個人轉換成固定成本，這樣，就不會有任何人會由於自己企業中的這種不確定性而實現不管是正的還是負的利潤。 保險的原則並不僅僅限於火災，人們還利用保險原則來預防種種不同的企業風險，比如輪船或貨船在海上失事，風暴給穀物造成的減產，被竊和遇盜，雇員貪污（雇員間接通過保證金制度投保）為受傷雇員償付，以及由於信用擴張造成的過度損失等等。由勞埃德保險社的一些人提出的不同尋常的保險契約，因為引起了公眾的好奇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關注。這些不同類型的意外事件，為「科學地」制定費率提供了極為廣泛的可能性，即可以從一個極端如對壽險進行的確切統計到另一個極端幾乎純粹的猜測，比如，勞埃德保險社為保證與企業相關的利益而擔保皇家加冕典禮將如期舉行，或擔保沒有任何記錄可資計算的某一地方的天氣。然而，就是在這些極端的情況下，也存在基於直覺或判斷對事實所進行的某種模糊的歸組；只有用這種方式，我們才能想像對正要達到的機率所做的任何估計。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保險原則甚至可以應用於完全缺乏科學數據來進行費率計算的場合。如果估計較為保守而且適當，其結 果就會是，對最為獨特的意外事件做保險所收的保險費用，為所有損失保險；因為，就算各種商業冒險本身找不到任何關係，也會存在損失與收益相抵消的情況。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裡的關鍵是，就相關情況進行判斷，就為將這些事情同化為一個個組（groups）打下了有力的基礎。如果我們對各種各樣的事實甚至迥然不同的問題進行（適當的）判斷，我們就能看出，一旦各種事實累積成一個個組，就會呈現出一種其結果接近於穩定並可加以預測的趨勢。 通常，把保險原則運用於企業風險的情況非常有限，但這並不是由企業風險的內在獨特性所致，對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這一任務將在下一章，即研究企業家職能時再詳細討論。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先說兩點：第一，典型的不能保險（因為不可量度，且由於不可量度而不可分類）的企業風險，適合於企業家運用判斷進行決策；第二，雖然這種估計趨向於分成一個個組，在這些組的範圍內，不一致性也趨向於相互抵消，從而接近於穩定並具有了可量度性，但這只能在事後 發生，由於人生短暫，它也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作為預測的基礎。此外，由於這類風險與敗德風險 有根深蒂固的聯繫，所以，這種分類或歸組，只能由決策者以外的其他機構來做。在大部分決定性因素都依據於決策者內心活動的情況下，歸組的「事實」無法經受客觀描述的檢驗，也無法對其進行外部控制。 很顯然，一旦由外部機構，如保險公司或保險協會，來進行「合併」，只要合併能在單個個人行為範圍內起作用，這些無法解決的困難就會減少；如果責任能夠充分集中，並且財產的共有（unity of interest）也有保障，同樣的結果也適用於一個組織。因此，通過歸組將不可量度的風險轉換為可量度風險從而減少不確定性的可能性，構成了商業企業擴大經營範圍的強烈動機。這一事實也是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特徵，是工業企業的平均規模顯著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位靠借來的資本或其他東西經營的企業家，只要他能將自己的判斷涵蓋大部分決策和估計，那麼，就存在壞的猜測與好的猜測相互抵消的更大的機率，其所有結果都會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只要消除了不確定性，就實現了理性活動所期望的結果。 為了消除或減少敗德風險，並使個別企業家有可能運用保險原則將一組組範圍甚廣以致難以「控制」的風險合併起來，更重要的，還是要鼓勵人們用一種更為有效和徹底的協作形式來替代保險。因為正是基於看法和估計從事經營活動的資本，才尤具風險，所以，組織形式主要圍繞著與資本相關的條款（provisions）進行。毋庸置疑的是，減少借用資本的風險，正是導致個體企業被合夥企業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與自有資本和借用資本相關的相同事實，也可以用來解釋以公司取代合夥企業的原因。從這一觀點看來，高級組織形式在兩個方面優於低級組織形式，一是包括大量個人決策、風險或「各種實例」的經營活動的擴大；二是可以更有效地實現利益的統一，這就可以減少一個人根據另一個人的決策來行為所引出的敗德風險問題。 上述兩種考慮之間的緊密聯繫非常明顯。將大量資本借貸給單個企業家，受制於這種類型的企業由於不可能確保得到必要的財產資源所造成的經營範圍的局限，這是一種特殊的「風險」。另 一方面，一旦合夥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組織的無效率、無法有效保障共同利益以及由敗德風險所引發的更大風險等等，在在都反過來限制了企業規模的繼續擴展，並導致了公司形式的組織替代合夥制的變革。隨著財富的大量增長，少數個人就有了經營規模日趨擴大的企業的可能，直至今天，我們還能發現許多非常巨大的按合夥制形式組織起來的企業。合夥企業法的修改，賦予合夥企業以股份公司對控制權分配、收入分享以及財產權分配所具有的更大的靈活性，萬一該法的廢除也帶來這一變化的話。 就上文所提出的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問題，即經營範圍的擴展問題而論，人們認為公司可能解決了組織的問題。單讓公眾購買其所關注的證券的能力而言，對以這種形式組織起來的公司的大小，似乎很難有任何限制。但在第二個問題，即利益的有效統一問題上，雖然公司與其他形式的組織相比，已經有了很多建樹，但人們仍然希望有更多的成績。毋庸置疑，從絕對意義上說，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人類本性發生革命性轉變才能最終解決問題，當然，沒有組織，這種變化也會立刻消滅所有的敗德風險。同時，公司的內部問題，即防止其各類成員和依附者之間出現相互損人利己的傾向，與其外部問題，即防止公眾利益不受公司的侵犯，一樣至關重要。 ［5］ 公司組織與風險相關聯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涉及我們所稱的「分散」（diffusion）及合併。所有權極為細小的可分性及股份轉手 的便利，使得一位投資者除了可以增加在一個單個企業中的規模投資外，還可以將所擁有的財產分散在大批企業名下。就風險而論，這種分散的效果明顯是雙重的。其一，對投資者來說，將各種股票合併起來（consolidation）可以進一步抵消風險，因為他持有其股票的不同的公司，其損失和利益多半會趨向於相互抵消，這就為他的全部收入提供了高度的規律性和可預測性。其二，他的全部資源中的一小部分發生損失的幾率，與損失大部分資源的幾率相比，就不太重要了。 從簡明扼要的觀點看，還有我們一定忽略了的問題的其他方面。毫無疑問，一個重大事實是，由於公司受政府的支配，受法律的保護，伴隨其組織、資源和運營方式而來的是更大的公眾效應。這裡必須強調的是，這種類型的組織確實能減少風險，而且，它不像我們乍看上去的那樣，只是單純地把風險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對有限責任的粗淺討論趨向於給人以這種印象，或至少是任憑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就是公司優於合夥企業的主要優勢。很顯然，有限責任僅僅起到了將資源過度投資的損失從企業所有人身上轉移到了債權人身上的作用。如果這就是組成公司的唯一結果，那麼，對公司所有人來說，信用狀態上的損失將與其證券上的收益相抵消。至關重要的事實是，與更大的公眾效應和較小職能的傳播聯繫在一起的風險雙重合併（twofold consolidation of risk），並不真的能與合併的事實截然分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的組織形式在以下這些領域，如缺乏勞動分工且有動機要合併或對不確定進行歸組的領域，都顯示出一種增長的趨勢。那些具有臨時性和周期性特點的職業，有組 成合夥企業的趨向，就是在那些沒有資本投入、或資本投入相對較少、其成員相對獨立地從事相同工作的地方，也有組成股份公司的趨向，典型的例子有偵探、速記員的聯合會，以及律師和醫生聯合會。 應對不確定性的兩個主要原則之第二個原則就是專業化。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用專業化對付不確定性的手段，除了自由企業制度本身，最重要的就是投機。這一現象也結合了不同的原則，那些掌握著純粹承擔不確定性的專業化組織的人們，最慣於在收益來源較少、而不是在收益來源較豐的地方承擔職責。由於不同的個人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在許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我們最好將承擔不確定性的專業化問題留待稍後再做詳細分析，在下一章里，我們會將它與企業及企業家職能聯繫起來進行討論。在這裡，我們只想從幾個方面強調一下專業化和實際減少不確定性之間的關係。 在減少不確定性的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含有專業化的歸組方法，將不確定性轉換成可量度的風險或將它消除。可以充分顯示對商業進行有組織投機之優勢的典型例證，就是對沖合約（hedging contract）的使用。憑藉這種簡單的手段，產業生產者就有消除損失的可能，或者，由於他的經營，在他購買原材料並將原材料作為最終產品售出的這段時間內，這些物質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而獲利。也就是說，他將風險「轉移」給了職業的投機者。這立刻表明，這樣一位職業投機者不僅擁有卓越的判斷力或預見性或掌握更多的信息，他還從經營範圍的充分程度或廣度上，獲得了巨大的好處。一位麵粉商或棉紗廠主在市場進出一次，投機者就可能進出了上百次或上千次，他的判斷錯誤必定也相應顯示出 很強的相互抵消的趨勢，並使他的經營活動有了一個穩定的且可以預測的回報。 相同的推理對任何專門承擔不確定性的方法都很適用。專業化意味著集中，集中涉及到合併；因為，不管有關的「事實」實質上有多大不同，由於湊集到一起的事實數目巨大，總量上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增加。專業化本身主要是對保險原則的一種應用；但是，由於不可能對個人的冒險行為或不確定性以及由外部人或為某一單一目的而組成的冒險者的鬆散聯合所造成的妨礙保險的「道德風險」進行客觀定義和外部控制，所以與大企業一樣，專業化漸漸興起，以應付這種條件下的不確定性情況。 除了我們討論的與生產和證券交換相關的有組織的投機外，專業化原則還被用來解釋產業的高度不確定性或投機的方面逐漸與穩定且可預測的方面相分離，並分別由不同的企業接辦的趨向。當然，這就是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在普通形式的投機活動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即市場 作用與生產的技術作用相分離的情況，而前者比後者更具有投機性。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或許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分離在於，在新企業的建立 或創辦 及其成立後的經營活動 中，分離發生得如此之普遍。毫無疑問，絕不是所有企業的創辦 都屬於這種情況，但這種趨勢依然非常明顯。一部分發起創辦企業的投資人，指望從正規的經營活動中獲取未來的收益，但大部分投資人則希望在企業創辦之後通過出售來獲利，而且他們專門將資本投在相同企業里從事新的冒險。大批的且數量不斷增加的企業創辦人和股份公司都將自己的注意力專注於新企業的創辦，一旦企業的前景逐漸確定下來，他們就撤出全部資金。從這種辦法中所獲 得的收益，大部分產生於對不確定性的合併。也就是說，他們的收益是通過歸組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可量度的風險而獲得的，對這種組織起來的事實來說，可量度的風險完全是可確定的。這種企業創辦人將其某些部分的冒險將會失敗並帶來慘重損失視為理所當然，在絕大部分冒險都無法獲利的時候，他則指望從偶然的令人矚目的成功中獲取收益。這就是說——他要直面與以下這種盤算真正相關的相互矛盾的因素——他並不「期望」靠每種情況下的結果來驗證其「預期」；他真正指望的預期取決於一個平均數，即取決於對他的「估計」的長期價值的「估計」。在商業的投機階段，專業化可以使一個個人或公司應付大量的風險投資，很明顯，這是對構成普通保險基礎之相同原則的一種應用。 相同現象的其他一些例證也會出現在讀者的腦海中。那些需要利用具有較大投機價值的土地的產業，更願意租用而不是擁有要用的地皮，在這種情況下，效用性使這樣的做法變得更切合實際。對一個小企業來說，甚至擁有昂貴的機器和其他設備用品，也涉及大量的風險，因此它們寧肯以租用替代銀貨兩訖的購進。租賃土地或租賃設備的所有者大概是這類行業里的行家，他的風險是憑藉對大量冒險活動的歸組而減少的。 除了通過合併來減少不確定性之外，投機職能專業化的其他優越之處也很明顯，在前面的討論中，對事實的後一個方面進行分離，並不意味著我們對這種優越之處的輕視或隱瞞。尤為明顯的是，任何一個行業里從事風險承擔的專家，對他所處理的問題，自然比那些在偶然情況下才處理這類問題的冒險者了解得更多一些。因此，既然這些不確定性大多數主要與判斷的運用相關，所以 不確定性本身也會憑藉這一事實而被減少。在這一方面，投機者或企業創辦人與保險人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差別，這種差別明顯一直在我們的考慮之中。保險人更清楚某一具體情況下的風險——比如說樓宇失火——然而真正的風險 竟然是因為他在那種特定情況下對風險進行假設。他的風險之所以不多，只是因為他假設風險有很多。但是，一種判斷失誤的「風險」之轉換，卻是非常不同的事情。現在，「保險人」（企業主、投機者或企業創辦人）用他自己的判斷替代了那位通過將不確定性轉給行家而擺脫了不確定性的人的判斷。就他的知識和判斷更好一些而言——僅僅出於他是一名專家這一事實，別人差不多就會確信這一點，除了從對事實的歸組中獲得收益外，個別風險幾乎很少會成為一種損失。經濟資源的使用上也會有更好的管理和更多的節約，不確定性也會轉換為確定性。 這樣，應付不確定性的問題不可避免地變成了管理和經濟控制的一般性問題。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不確定性就是預測未來和為了適應未來情況而在現在進行調整時的失誤。只要對未來的無知是由於自然本身的實際不確定造成的，我們就只能求助於大數法則來分散損失，並使損失具有可計算性，而不是從量上減少這種不確定性，但這種情況只有在被處理的偶然事件被容許同化為同質的組別的情況下，即在它們不斷重複自己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一旦我們對未來的無知僅是部分的無知，是由不完全知識和不完全推理形成的無知，那麼，就不可能客觀地對各項事實進行分類，在這種條件下，圍繞這一看法的形成所發生的任何變化，幾乎肯定會影響到看法本身的內在價值。甚至一個單個企業主靠擴大 經營規模來進行歸組的方法也是這樣，因為，企業主的估計的質量，不會脫離他所做估計的數量和所涉及的數據。然而如我們已知的那樣，依靠專業化對事實進行歸組的情況尤其如此。不確定性問題和管理問題的密不可分，在企業家職能的討論中（見下一章）尤為重要，這一職能是現代經濟組織的典型現象，本質上也是專門承擔不確定性或改善經濟管制的一種方式。人們將會發現，由決策構成的管理和承擔決策的後果——產業中承擔風險的最基本形式——之間的關係，既錯綜複雜又聯繫緊密。一旦管制要進行到底，從富有最終責任的經理人角度出發，人們將會發現，這兩種職能始終是不可分的。 這樣，我們很自然地轉而討論處理不確定性的最徹底的方法，即憑藉獲得對未來的更多的知識以及對未來的控制來處理不確定性的方法。然而，如我們前面所觀察到的，這種方法從一開始就只代表著所有理性行為的目標，因此，只有在影響到社會經濟結構的總體框架的時候，才有必要在類似於本書這樣的著作中進行討論。這樣，對企業家制度來說重要的是，除了合併風險並將風險交到那些最為樂意承擔風險的人手中以外，還有一種倡導更好的管理的趨向。這裡唯一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要指出高度專業化的產業結構的存在，正在履行著提供知識和指導的職能。 通過有組織的投機而獲得的重要收穫之一，就是儲備了有關商業情況的信息，這使我們對市場變化進行更明智的預測成為可能。這裡不僅僅是市場聯盟或交易所及其成員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忙於這項工作。其對社會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認識，以致每年都有大筆的公共資金耗費在搜集和傳播有關各類產業的產出、 收成情況等諸如此類的信息上了。私人企業根據尋利的原則，也在這項工作上投入了大筆資金，苦心經營了一些機構，行業雜誌、統計部門及各種服務機構的重要性與政府在這一領域中的活動一樣，都有增長的趨勢。與現代大規模社會組織相關的棘手問題之一，就是對便於使用的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不言而喻的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對此問題令人非常滿意的解決之道，不妨做一個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也不會找到任何辦法。但是，個別企業經理人所知道的信息或利用自己的資源而發現的信息，與他必須了解以便以一種完美而明智的形式經營他的企業的信息之間的鴻溝，還須藉助於那些提供信息的專業化機構進行彌合。企業家的成果增加了他最終據以做出決策的直覺「判斷」的價值，並且極大地拓展了他多少能明智地做出反應的環境範圍。 以上主要是和經濟信息的提供相關。在消費者信息領域中，廣告業有了更驚人的發展。這裡，我們除了指出它與人們的無知相關、與人們必須具有指導行為的知識相關之外，無法對這一複雜現象進行詳細的討論。只有部分廣告是符合廣告提供信息的本義的。大部分廣告都致力於勸說，這與令人信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許，對新欲望的刺激或創造的作用，可以用來區分這兩者。除了廣告之外，大多數教育方面的社會花費，事關告訴大家滿足欲望的方法和對口味的培養。重要的事實在於，遍及生活中各種關係的無所不在的不確定性所引出的一個結果是，信息已經成了經濟組織忙於供給的主要商品之一。根據這一觀點，「信息」是假還是真，或僅僅是一種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都無關宏旨。與競爭性經濟活動的所有其他領域一樣，消費者才是最終的評判人。 如果人們在購買燕麥和肥皂的時候，願意為詩意的「快樂的吉姆」 ［*］ 和「浮水香皂」 ［**］ 買單，那麼，這些欲出售的名號和片語也就成了經濟物品。如果一支自來水筆或一把安全剃刀的某個名稱，可以使它比相同物品以高於50%的價格出售，那麼，這個名稱就相當於這一物品經濟效用的三分之一，從經濟上講，這與它的顏色或設計或筆尖的質量或鋒利的刀口或任何使它有用或吸引人的地方都沒有什麼不同。道德上要求很高的人（和幼稚之人）可能會反駁說，在「真實」效用和「名義」效用之間是有區別的；但他們將會發現，極端樂觀地執著於這一區別，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細察之下，人們將會發現，我們為之花費收入並苦苦追求的多數東西，顯然實際上是沉澱在第二層面上的更高的「精神」價值。 在某種程度上，信息的生產與銷售的不同，就是為了直接指導行為而經營實用知識。現代社會就是以這一行當的急劇增長為特點的。社會上總是存在一些這樣的職業，其活動基本上是由出售諮詢組成的，最著名的有醫學界和法律界，牧師和教師行業多少也可以包括在內。然而最近幾年，幾乎在工業領域的每一個行業中，我們都見到了蜂擁而來的專家和顧問。與出售信息的那些人不同的是，這些人並沒有止於診斷，他們還要開處方。他們在企業的組織領域中，如核算、勞動待遇、工廠規劃和材料加工方面，都同樣出色；因此他們是企業經理人中的科學管理者，儘管他們並不是不計 報酬地服務於企業或企業的經理人，儘管存在著很多濫竽充數之輩，但他們大致旗鼓相當，所以從總體上說，增加了生產效益。實際上，他們在推動對企業問題進行明智和批評性的思考方面的確做了有益的工作，而不是盲從傳統或採取猜測的方法。 ［6］ 上面列舉的應對不確定性的最後一種選擇，與一個問題相關，即與偏向於對具有投機性的經營活動採用相對可預測的方式這一趨勢相關。人們普遍假設，社會會為風險的假定付出代價，會為涉及不確定性的商品的生產付出代價，還要為與供應充足的商品相比、供應不足的商品付出代價，而且是一種極高的代價。 ［7］ 這一問題在涉及利潤趨向於零的問題時，還會再次提出加以討論，但目前最好先將其暫時擱置。 ［8］ 我們將會為任何憎惡不確定性的現實性所產生的懷疑，對任一行業中一個等量的固定成本會引起生產力降低到水平線以下，做出解釋。 * * * ［1］ 事實上，主要的局限性很少關係到所敘述的問題，只是與為了未來的回報而採取的「行為」或活動的信條有關。手段和目的與其說是行為本身的實際形式，不如說是我們藉以考慮我們的行為的形式。倫理學文獻是我們未能找到任何絕對目的的一個長長的記錄；在生活中，每一個目的對某些新的和更高的目標來說，都會變成一種手段。理性化人類行為的嘗試就像一個人永恆地追趕著自己的影子，強加給我們的結論是，「至善」（summum bonum ）或任何其他客觀的「善」（bonum ）只是一種幻想（ignis fatuus ）。我們被迫相信，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只有可能結果的行為，而不是我們能預期的行為，如果這一結果是確定的話。 ［2］ 這是歐文 · 費雪教授的用詞（《資本和收入的本質》，第288頁）。我喜歡簡單地稱之為「歸組」（grouping），因為這個詞更簡潔、也更具有描述性。 ［3］ 在這裡對壽險的社會諸方面進行討論不太合適，但做一些了解也還值得。從社會的角度看問題，除非特殊的風險純粹是一種職業風險，而且消除風險的成本可以轉移給產品的消費者，否則說所有風險的分類都不是好事，恐怕值得商榷。人們很難找出很好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不幸的人會因為自己的缺陷而成為一個負擔。因此，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以一個統一費率投保，恐怕要好得多。實際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主張，費率可以按與風險相反的方向規定等級（職業風險除外）。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國家的強制保險計劃可以按這種原則運行，在私人利潤的刺激下，競爭將迫使所有保險機構儘可能準確和仔細地對風險進行分類。 ［4］ 參見許布納：《財產保險》，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 ［5］ 黑尼（《企業組織與聯合》，第二十三章）使用「公司問題」和「信用問題」來分別指稱我所謂「內部問題」和「外部問題」。他非常恰當地從壟斷趨於危害的角度強調了前者的重要性，這就使流行觀點和多數相關文獻中的觀點相形見絀。 ［*］ Sunny Jim，明妮 · 莫德 · 漢夫（Minnie Maud Hanff）於1902年創意的美國燕麥廣告形象，貌似鼠。——譯者 ［**］ It Floats，美國艾弗瑞肥皂的廣告語，源於1879年。這種肥皂由於原料中攪入了大量空氣而比水輕，能浮在水上。——譯者 ［6］ 關於生產和「諮詢」的銷售問題，可參見J. M. 克拉克文，載《政治經濟學雜誌》，第二十六卷，第1期和第2期。 ［7］ 參見威利特：《風險和保險的經濟學理論》，第三章。 ［8］ 參見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