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 · 第一章　經濟學理論中利潤 與不確定性的地位

經濟學，或更為準確地說，理論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唯一的一門渴望以嚴謹著稱於世的學科。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門嚴謹的科學，人們在分享與其有關的榮耀的同時，也必須接受它的一些局限性，即它會因為力求嚴謹而變得像物理學或數學一樣，必然具有幾分抽象性和不現實性。事實上，它的嚴謹程度與物理學不同，因為雖然它不能弄得如物理學般嚴謹，但出於某些特殊原因，卻會以更大程度的不現實性為代價，保證了其中等程度的嚴謹性。嚴謹科學的概念涉及抽象性，它的完美體現在分析方法上，分析和抽象實際上是一對同義詞。我們交給自己的任務就是對大量複雜而相互關聯的變化進行歸納和整理，也就是說，把這些複雜而相互關聯的變化當成具有同一性，即所謂有規律的一連串事件或行為進行分析，並將各種基本的連續事件相互分離開來，以分別加以研究。 有時候，我們能感覺到，各種複雜現象的基本構成本質上就是完全或部分分離的；有時候，人們可能會單獨地，或附帶一些易於控制的條件，設想出一些虛構的經驗。當然，後一種方法是物理學的典型做法。但將其應用於產業社會的研究，通常是行不通的。一般而言，我們必須探尋一下，在不同的結合條件下，複雜現象中不同因素的表現形式，或者，依賴於對一般原理的直觀知識，並借 助於邏輯方法來探尋一連串個別事件的先後運行過程。 應用於任何一類問題上的分析方法總是非常不全面的。用這種方法來處理從數字上就占有極大比例並構成一般真實狀況的各種複雜的因素，比如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必須應付的各種複雜問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方法的價值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大多數問題中，各種情況的某些因素是共同的，這些因素也不僅僅只在每種單獨情況中出現。而且，這些因素雖說數量很少，但其重要性卻大得足以主宰控制整個情況。因此，少數這類因素的規律，使我們對這一總體情況的規律有了大致的了解。它讓我們得以說明，在「理想的」條件下，即那種存在大量而多變、但不太重要而且我們的規律並不加以考慮的「其他事情」完全不存在的條件下，什麼因素「會」有用或「可能」有用的問題。 這樣，如果我們在物理學的模型和嚴謹的自然科學的范型中假設了經過簡化的條件，並排除了所有讓人煩惱的因素，很少幾條切實可行的規則或原理就能告訴我們所要發生的事情。該簡化條件包括對規模、質量、形狀、光滑度、硬度、彈性的明確說明，以及通常作用於物體的參數（properties）和通常在事實上完全不可能認識到但絕對必須去認識的 特定性質的說明。而「令人不安的因素」則是任何沒有包括在說明中的因素，或許，實際排除這些因素和認識這些因素大概同樣是不可能的，因此，同樣需要對這些因素進行假設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得到「規律」，即對不同現象和不同行為的原理進行描述。當然，這類規律在任何特定的情況下都不能準確無誤地繼續適用，因為這些規律並不全面，並沒有將所有因素都包括在內。然而，它可以使我們明智地處理一些實際問題，因為它 近似於真實，並且我們知道該如何降低這種不全面性。只有憑藉這種近似性、憑藉對現象更為重要和更為普遍的諸方面的分析探討，我們才能對大量現行行為有一種理性認識（intelligent conception），才能取得現在這種對自然力的不可思議的完全控制。 我們已經用相同方式發展出了一門討論「趨勢」的理論經濟學，即在永遠不會成為現實，但總是多少接近於現實的簡化條件下，討論「將會」發生什麼的理論經濟學，儘管出於種種原因，這種理論不是這麼完整並讓人滿意。然而，理論經濟學在創立有用的方法方面卻不如理論物理學成功，其主要原因在於，理論經濟學沒能明確而清楚地表明它的特性和局限性（nature and limitation）。理論經濟學研究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將會發生什麼，但並沒有及時討論什麼競爭是不完全的，所以，它留下了很多工作有待進行，比如要對下列問題形成一個系統而連貫的看法：什麼是完全競爭的必要前提條件，這一條件在什麼範圍內、在哪些方面偏離了現實生活的情形，以及將其結論應用於實際情況時要相應地做些什麼「修正」 ［1］ 等等。 一旦涉及到理論方法的含義和運用，經濟學家在此問題上的含混不清和模稜兩可在不同的流行觀點中表現得至為明顯。從一個極端，即數理經濟學家和純理論家這方面來說 ［2］ ，如果有任何理 論處於作為普遍法則所假設的極少數前提條件的封閉的演繹體系之外，那麼這種理論根本不被他們視為科學的經濟學。在另一個極端，確實存在一股很強的、或許還在日漸增長的否定抽象和演繹的趨勢，這一趨勢主張一種純粹客觀的描述性的科學。在這兩者之間是形形色色的觀點。 按筆者的觀點，要在兩個極端看法之間找到對雙方都公允的「中間道路」，並不困難。一種抽象的演繹體系雖然只是經濟科學宏大領域中的一個小小的分支，但培育這一分支既有機緣，也極有必要。實際上，我們可以打一個比方，我們知道，理論機制是物理學的一個非常小的部分，但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在某種意義上，是「首要」的部分，也是理解物理學的基礎和先決條件。這一點也非常適合於經濟學中的「純理論」部分；對社會體系作實際的理解，就要離析並探究其邏輯結論，即在社會體系中所顯露的為數較少的基本趨勢，這或許是一小步，但卻是首要 的一步。如果演繹和歸納確實在理論上有區別，那麼，與其他科學一樣，經濟學需要大量使用這兩種方法。正如穆勒所主張的那樣 ［3］ ，我們必須儘可能進行演繹推理，並應該在每一階段用所觀察到的事實來核對結論。如果資料複雜到無法用這種方法進行把握，我們還要使用歸納法和公式化的經驗法則，從推理上使這些資料與「行為學」（現在我們應該簡單地稱之為「人類行為」）的一般原則聯繫起來。這裡要強調一下這兩種情況下的限制條件，即使用演繹法時，所得的結論必須經常用所觀察的事實進行印證，並根據印證的結果修正假 設條件，而從歸納中得出的經驗法則，在人們確信它們的重大意義或可靠性之前，它們必須反過來顯示出符合科學的一般原則的一面，這樣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方法是沒有多大區別的。 ［4］ 經濟學的方法就是所有研究領域的方法，即那些無論如何要應用分析並且不可能僅僅靠描述就行得通的領域的方法。這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一種不斷接近真相的方法。 ［5］ 經濟學研究始於只討論研究對象的最一般方面的純理論分支，並憑藉在越來越受限制的現象上應用這些原則而傳續下來。這一過程向前推展到什麼程度，將取決於個人的旨趣和問題的現實需要。科學通常並不關注在細節上高度準確的嚴密法則。當演繹所考慮的要素的數量漸漸增多時，這一推演過程立刻變得無法掌握，而錯誤也悄然而至，這種種結果相較於在給定條件下通過對事實接近的描述而獲得的結果，失去的是廣泛意義上的普適性。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在各種要素過分地增多之前，就不再對各種要素分別進行分析，而是通過運用靠經驗來確定的校正法，分析近似性的最後一步。 在對一般原則的完整而獨立的研究中，純粹形式的理論方法，由於嚴格排除了所有波動、調整和源自多種因素的各種偶然事件，而比在調查的任何特定階段處於調查之中的理論方法，少了一些普遍性。我們的問題是，在經濟學中，以一種極為苛刻的形式使用這種方法是否明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取決於在被研究的現象中，事實上能否發現一般原則的充分恆久性和重要性，以證明對其進行審慎的獨立研究之合理。筆者堅決主張對這個問題一定要給予肯定的回答。經濟學研究的是滿足人類需要之活動的具體組織 形式，這一組織形式已經在西方各國逐漸盛行，並已推廣到了絕大部分行為領域。這一組織形式被稱為自由企業制度或者競爭性制度。很明顯，這種競爭並不是完全的或充分的競爭，但毋庸置疑，它的一般原則 是自由競爭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對一種完全競爭制度的研究，作為一種近似真相的研究——其中各種程度的種種差異都以抽象法排除掉了——清楚地顯示了出來。實際上這種方法尤其表明，因為我們最重要的社會政策問題直接取決於「自然的」（natural）競爭結果的特性，所以，對競爭的趨勢是被推進和補充，還是被阻礙和替代，都要存疑。 於是，在理論意義上，這種最接近的理論表明是一種著手處理問題的自然的邏輯方式，與我們的思維過程的運行相一致，這種方法也為這樣的事實所充分證明，即自從這樣一門科學或這樣的社會制度得到研究以來，經濟學家事實上一直在運用這種方法。當然，他們也因為這樣做而一直受到指責，且是嚴厲的指責。但是依照筆者的看法，古往今來的理論家並不是因為遵循一定的理論方法並對簡單化和理想化的競爭組織形式進行研究而受到公正地批評，而是因為沒有以一種充分自覺的、審慎的和明確的方式遵循該理論方法而受到批評。實際上，在方法論討論中，歷史上的著名經濟學家已儘可能明確而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方法， ［6］ 至於方法的 運用，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就無法這樣說了。 不言而喻，使用從簡化的前提條件進行推理的科學方法，對於推理者以及那些打算正確地利用他的研究的人來說，必須弄明白的是，他的推理步驟如何？他有什麼先決條件？過去，引起爭論的兩個至關重要的難題，就與方法相關。第一個難題是大眾，甚至包括大部分「學者」，都對用一般詞語進行思考很是反感；另一方面，第二個難題是與上述內容相關的事實，即那些在經濟學中運用近似性方法的人，還沒有讓自己充分地、不斷地認識到，自然更沒有讓讀者明白，他們的結論的近似性特性，即他們的結論只是對趨勢的一種描述，他們常常草率地將社會基本原理和商業政策建基於這種不完全的數據之上。他們沒有著重指出經濟學推測的理論特徵將會帶來的有害後果，這一點在實用經濟學的每一個領域中都很明顯。學者們在提出「基本原理」的時候，自己在心裡都沒有對假設進行清楚的定義，所以他們以及那些以此為自己的基礎的實際工作者，當然會忘掉原先提出的不現實的假設條件，他們會全盤接過這種原理，並將這些原理運用到自己的具體實際中，再從中得出完全沒有保證的結論。這種明顯站不住腳而且常常是謬誤的推論，自然是根據這種不真實的理論本身推出來的。這種做法當然不對，我們不能用永恆運動體系來質疑每一階段都建基於永恆運動假設條件之上的理論機制的真實性。然而在經濟學中，只要理論的先決條件是如此之模糊而且變幻不定，那麼，對一般原理的懷疑，註定就像清晰的思維一樣，都是不可避免的。理論或許無法弄得一清二楚，但這些簡化的假設條件和生 活的複雜事實之間的差別，卻有必要弄得像在力學中那樣引人注目且為人所熟知。 本書意在向上述方向努力。我們將盡力找出並公布理論經濟學先決條件的非現實性，我們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質疑這一學說，而且還希望弄清這一學說的理論局限。我們之所以特彆強調將理論經濟學規律的近似性特點和它的沒有根據真實性狀況作出經驗校正的不適用性與力學規律加以比較，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歷史的，已經在前面指出了。人們並不總是明白結論的局限性，理論家本人和實用經濟學作者以及治國良才們，輕率地使用這種結論，他們沒有認識到要使這種結論符合具體的實際，就必須對其進行校正。以永恆運動推理為基礎，但又認識不到這一點 的政策措施一定失靈，而且是災難性的失靈。 第二，對理論經濟學進行斟酌和修正的必要性，遠遠大於對力學進行斟酌和修正的必要，這一點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相應地更為明顯。而一般原理也並沒能讓我們更加接近於現實；因為在實際經濟狀況中，還存在大量易變和波動的因素。 再者，儘管與物質運動力學相比，在競爭機制的研究中，理論和現實之間還存在極大的差別，而且我們不太熟悉這種差別，也更容易忽視這種差別。我們一直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對人類進行觀察和把握，對這後一種現象的把握自人出現在地球上就已經開始了，但人們之間的競爭關係則只是在幾代人之前才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科學方法進行清晰思維的習慣，對假設的使用和從具體事情中分離出基本原理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已逐漸在人們心中、起碼是在更有教養的一批人心中形成。或許，某種程度上在某些種 族裡，甚至是一種本能的做法。 ［7］ 最後，與我們面對力學問題的情況不同，我們是否在人們中間廣為傳播了人類關係領域中的正確理念，實際上是有極大差別的。無論如何，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要服從於民主管制政策，但在力學問題上，我們不見得要倚靠它。至於具體的結果，比如人們通常是否打心底里相信，能量能被創造出來，或者，炮彈落入大洋底之前是否半途會懸浮在那裡，以及任何其他根本的誤解，相對來說都不重要。至少，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重視知識和培訓的傳統，以及迫使無知之人遵從有識之士的判斷的傳統。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大眾對那些他們既不知道也不重視的科學原理，可以、也會高興地接受、運用，並以之來設計各種設備。要在一個適度的範圍內證明這種事情，一般來說還是做得到的，因為「結果」就能實實在在地讓人們折服。然而，在社會科學領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事情就不是這樣了。我們所建立的全部傳統公開主張「張三李四、阿狗阿貓」對社會事務的了解與「自以為有很高教養的人」一樣多，由於缺乏一個自願服從的傳統，無知者通常也不遵從有識之士的看法，所以我們通常也無法給出一個客觀的說明。如果我們的社會科學要 在改善人類生活質量方面做出成績，那麼大部分社會科學一定要首先「出售」給大眾。因此，它不僅僅有必要讓自己的文獻準確並可信，而且要儘可能弄得「讓傻子都能懂」。 不管是否像筆者相信的那樣，在社會現象領域中也有必要使用嚴謹的科學方法，但毫無疑問，即使是反對這一觀點的人也會承認，自當代經濟學建立之日起，這種方法就已經 應用在大量的文獻中了。人們也會承認，在我們的經濟學指南和一般性討論中，術語、概念和思維模式已經是、而且長期以來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是受業已建立的傳統所左右。人們肯定也不會否認，如果 遵循了根據假設條件或簡化的前提條件進行推理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運用一定由於強調了假設條件和符合邏輯條件的特點，或者由於強調了所獲結論的大體正確而得到了完全的保障。如果人們沒能很好地運用這種方法，那麼，麻煩和誤解就會因為對假設的不嚴謹使用和對結論不加約束的應用而接踵而來，這樣，當下對這種研究的需要就得到了確認。 雖然最近我們也在正確的方向上有了顯著的進步，但我們仍然可以在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獻中找到經濟學理論部分與經驗部分更為顯著的分離趨向和更為明確的假設條件公式化傾向，我們已經提到過數理經濟學家和非數理純理論家的著作。大部分嚴格地、有意識地建立起來的「理論性的」（即一般的和近似的）學說值得人們尊敬，公正地說也令人滿意，筆者認為，其中帕累托和威克斯蒂德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遺憾的是，人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也沒有在一般的科學進程中給予它們重要地位；數理經濟學似乎只是一種旁門左道（cult）而已，是一種除了一些「入了門的人」， 其餘所有人都一竅不通的理論。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確實仍然存在缺乏對一般性原理，甚至是對科學綱領（program）中一般原理的重要性和含義進行綜合理解的跡象，也確實需要對實際生活條件的理論假設和對具體事實的理論結論進行徹底而審慎的對照和比較。經濟分析方法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一般來說必須明白，進行理論推論是必須的，這倒不是因為其完全真實——從嚴格意義上說，理論推理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並不 完全真實——而僅僅在於，它們與完全真實是否具有某種關係，是否所有運用它做研究的人都一直考慮到這種關係是什麼。人們一定會承認，即便是純理論家通常也並沒有堅持不懈地強調他們研究工作的實際意義，以及研究工作與科學之外的事情的關係，他們的興趣過於集中在構建演繹推理體系（a priori system）上了，或許他們有一點傾向於將演繹推理體系視為與經濟科學不太相稱的一個部分了。這種偏向很自然，甚或也很有用，但是在一個從事理論探索的人和使用理論的人都沒有在心裡本能地對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有所認識的領域中，憑藉解釋性著作對理論進行補充，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 這一領域中的進步跡象主要通過對英國馬歇爾著作中的規範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美國J．B．克拉克教授所採納的靜態概念的討論而體現出來。 ［8］ 按筆者的觀點，對基本概念的含義和意義表述最為清晰者，非馬歇爾莫屬。但馬歇爾本人卻對基本原理採取 了一種審慎的，甚或是反理論（anti-theoretical）的態度，他拒絕進行闡述，拒絕遵從經過嚴格定義的假設條件，而是執著地堅持儘可能緊地貼近具體實際，並對與限制性趨勢相反的「典型」條件進行了討論。依我們的看法，從具體性和現實性中收穫的東西，由於討論的晦澀、含糊和缺乏系統性而遭到極大的抵消，因此，數不清的限定性條件和細節必然造成掩蓋基本原理的結果。另一方面，克拉克教授明顯精於理論，而且堅持抽象概念的審慎使用。然而，筆者至少在應該有些什麼抽象概念以及運用這些抽象概念的方式上，不能同意他的看法。雖然他對理論形態的闡述要比馬歇爾更明確、更周詳，但在我們看來，他寫的東西不怎麼準確。 ［9］ 一般來說，對純理論的反對主要出自對理論的不理解，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對靜態或一般假設的含義的誤解。人們並沒有認識到，科學的方法論中本來就要運用假設，事實上，運用假設在科學過程中是非常基本的。我們並不要求假設深奧難解或要有多少智性，我們只要求它符合實際常識。科學的目的旨在讓我們的行為更為明智，因此要對未來進行預測。 ［10］ 如前所述，智性的預測要通過分析，要分離出一定條件下的不同力量或趨勢，並對分離出來的每一個要素的特點和作用分別進行研究。因此，靜態分析方法和推論是並存的。除非我們在給定條件下對一種力量或變化的作用或結果進行描述 ，否則我們無法對這種力量或變化進行討論 。 經濟學的「靜態」分析方法就是這樣。它探究的是現存的條件 是什麼，研究在這些條件下產生的可識別的、運行中各種力量的後果（或是進步過程中的變化——我們對力一無所知，人們假設 力是變化的「緣由」，這是唯一的事實 ）。它的「非現實性」只是它對問題的簡化，即它只考慮比較而言吏為明顯的力量和更為重要的條件，對其他條件和力量則暫時不加以考慮。我們心智的局限使得我們這樣做。我們每次一定是先 討論一種變化，並假定其他變化已經暫時停止，儘管這種變化與此同時正向其最終結果發展，然後，我們再努力將運行中的各種趨勢合併起來，並評估它們的相對重要性，從而做出切切實實的預測。這就是我們的心智工作的方式；我們必須逐一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全面地處理一種複雜的條件——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思想」就不會有存在的機會了。科學意義上的思想 和分析 是一回事。 提到了最終 結果，我們就有必要對它進行進一步的闡述。均衡 的概念與靜態分析方法的概念是緊密相關的。眾所周知，在既定條件下，每種變化自然都會有「最終」的結果，如果我們不對這些最終趨勢進行闡述，對變化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世界上的每一種運動都是，也可以清楚地視為一種趨向均衡的運動。水的流動尋求的是水平 狀態，空氣的流動趨向於等壓，電趨向於均勻電位（uniform potential），輻射趨向於恆溫 ，如此等等。每一種變化都是產生這種變化的合力的均衡化，每一種變化都趨向於引出一種不再發生變化的條件。水的持續流動和風的吹拂等等，都只不過是由於太陽的熱力——太陽本身同樣也在做著曠日持久的能量再分配——不停地修復由於這些運動本身的不斷破壞造成的失衡。 經濟現象中的情況同樣如此。商品從需求少的地方流向需求 旺盛或價格 高的地方，每一種這樣的運動都在消滅引發這種運動的價格差異。商品的持續循環是因為人類的生活（財富的生產）要有源源不斷的供給。這一點也同樣適用於生產能力從一種用途向另一種用途的轉換。假定以一組組給定條件為先決條件，我們所研究的靜態正和變化一樣多。這樣談論與消費品的供給和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給定條件相關的靜態狀態雖然武斷，但還是較為合適的。我們將會看到，事實上還存在另外兩個根本性的靜態問題：第一是假設一定的消費品的供給，第二是在給定的一般條件下，生產品的創造和需求發生變化。第一個問題是市場或市場價格問題；第二個問題則是社會經濟進步的問題，而且常常是與動態經濟相關的。 本書的內容將以一般規範理念為中心，並將此視為是為了對競爭性社會經濟組織的本質或一般原理進行單獨研究而做的一種嘗試。本書通過徵引經典作家們的「自然價格」理論，意在導出經濟思想史中假設或假說的內容。這樣我們就能明白，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中不僅確實存有假設，而且有必要用假設來定義完全競爭的條件，這是古典思想的目的之所在，其意義在於構想出實際經濟過程的有限趨勢。 ［11］ 正如本書標題所示，我們的任務將按照分配理論中利潤問題 的當前觀點來進行構想。競爭的基本特徵，就是消除利潤 ［12］ 或損失並使經濟物品的價值與其成本相等的一種「趨勢」，這一點已獲廣泛認可，而且一目了然。或者說，因為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與分配份額而不是與利潤相等，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說法來表達同樣的原理，即這是一種趨向於在對生產做出貢獻的各種要素之間進行產品的無剩餘分配的趨勢。但在現實社會中，成本和價值僅僅是「趨向於」均等，事實上，只有在偶然情況下，它們才能確切相等，通常情況下，它們都是由一個或正或負的利潤額區別開來。因此，利潤的問題是考慮完全競爭和現實競爭之間差別的一個途徑。 然而，我們對利潤問題的初步研究將會表明，這一領域中的難題來自於一種混亂的觀念，而這一觀念又植根於我們的思想基礎之中。我們將發現，這一團亂麻的關鍵都源於風險或不確定性概念，以及隱藏在其中的模稜兩可的含義。因此，我們的討論最終將重點圍繞這一觀念進行。對利潤問題做出滿意的解釋，有助於釐清完全競爭理論和20世紀美國的實際競爭中所採用的間接方法（remote approach）之間的實質性區別。對此兩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不確定性概念及其對經濟進程的影響的研討來找出答案。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必須將不確定性與我們熟悉的風險概念，完全區別開來，而這兩者從未被嚴格地區別過。「風險」一詞，它在日常語言中不夠嚴謹的用法和在經濟學討論中的用法，的 確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起碼在功能上，在與經濟組織現象的因果關係中，分屬不同的範疇。這種概念混淆的性質在第七章中有詳盡的討論，但這裡可以用幾句話略說一下它的實質。最重要的事實是，在某些情況下，「風險」指一種能經受量度的量，而在另一些時候，它又明顯不具備這一特徵。取決於兩者之中哪一種情況真正存在並起作用的現象，其意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區別。「風險」一詞中也存在其他歧義，這一點將會在下文指出，而且這是最重要的。看起來，一種可量度的 不確定性，或準確地用「風險」這一我們即將使用的術語稱之，與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是如此之不同，以致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實際上根本就不能稱其為不確定性。我們因而把「不確定性」一詞限定在不可量度的範圍內。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正是這種「真正的」不確定性，而不是風險，才是令人信服的利潤理論的基礎，才可以用來解釋實際競爭和理論競爭之間的差異。 為了給有關不確定性的含義和因果關係的討論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們首先會對以往所提出的利潤理論作一個簡略的回顧。在對這一主題從古到今的歷史做了簡略的介紹之後，我們有必要稍微詳盡地討論一下最近進行的與以風險一詞來解釋利潤相關的爭論。在這一討論中，可量度的風險和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的重要特性，將漸趨明朗。 本書的第二篇（第三章到第六章）將致力於對一個理論上的完全競爭社會作一個概要性的研究。在討論過程中，我們會日漸清楚，對事實上保證實際競爭只能「趨向」那些結果的完全競爭至為根本的，就是不存在不確定性（在真實的、不可量度的意義上）。其 他一些必須包括在內或隸屬於它的預先假定還有，人們諒必明白他們正在做什麼 ，而不僅僅是作出或多或少準確的猜測。因為人類是一種天生具有學習能力的生物，總想弄明白自己行為的結果，但只要人類還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無法達成這一目標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趨向於完全競爭的「趨勢」馬上就得到了解釋。又因為風險從一般意義上並不排除完全計劃（perfect planning）（因為理由很容易就可以弄清楚），所以這種風險並不能阻止諸種競爭性力量之趨勢的完全實現，或者利潤的產生。 在結束了有關完全競爭的扼要討論之後，我們將在結尾部分用稍短的篇幅來討論完全競爭的局限性，而不是知識的不完全性，然後從第三篇開始對風險和不確定性概念進行細緻的分析（第七章），接下來（餘下的章節）則對兩者的後果進行稍微詳細的討論，但我們主要集中研究經濟組織中真實的或不可量度的不確定性及其在經濟理論中的含義。風險的經濟關係，即狹義的可量度機率，已經在相關主題的文獻中得到過充分的討論，這裡就不再進行詳細討論了。我們主要關心的是作為一種已知變化的風險和真實的不確定性之間的差別，對前者的討論是本書附帶的目的。 * * * ［1］ 參看麥肯齊：《社會哲學導論》，第58頁。另見白哲浩：《經濟研究》，第一卷，《英國政治經濟學的預設》。 ［2］ 數理經濟學理論有三種類型或流派，分別與庫爾諾、傑文斯和瓦爾拉斯相關。洛桑大學的維爾弗雷多 · 帕累托博士（瓦爾拉斯的繼承人），是當今數理方法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在「書齋」式純理論家中，維克斯蒂德、熊彼特和潘塔萊奧尼最為突出。 ［3］ 《邏輯學》，第六卷，第IX章和第X章。 ［4］ 演繹與歸納間的關係十分密切，對這兩種方法進行嚴格的區別和對比，會使人產生誤解，對科學方法的基本原理更為詳盡的討論將在稍後進行（第七章）。我們將會明白，不存在像演繹那種得到普遍理解的事情，演繹是從個別到個別，概括總是一種推測，是一種省事的方法。然而，事實上我們可以根據假設對資料進行理性的和富有成效的研究，而假設的價值或多或少與假設所依據的先前的具體知識是相當的。科學的實際過程就是由設定假設和檢驗假設組成。任何領域中的第一假設通常都是「常識」的影響，即靠與世界的直接接觸而強加給人的表面知識。根據假設來糾正或駁斥導向性的概括，也可以提出一種新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加以評判和檢驗的觀點，從事物質生產的組織化過程也是這樣。概括的重要性出於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我們思想的形成，除非我們是帶著需要解決的問題來接近現象，否則觀察現象的嘗試幾乎是徒勞的。這就是說，假設其實就是一個問題。表面的觀察提出了需要通過研究找出答案的問題。如果並且終於有了一個肯定的答案，並且這一答案與實際應用的檢驗或是一時的觀察並不牴觸，那麼，我們就得到了一條自然法則，一個關於環境的真理，這一真理可以使我們在行為上理性地對環境作出反應。 然而，從培根意義上的全面而詳盡的資料收集和校訂上說，人們幾乎用不上歸納，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歸納可能也是必須的，並且也有效果。另一方面，視演繹不僅僅是一種易於證實的有所指的假設，同樣也沒有用處。但是，這裡要指出的是，在某些領域中，常識性的概括有很高的確定性，比如說，就外部世界而論，概括就給了我們一個數學的「公理」。這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對人類現象的研究中常識或直覺的作用。在人類行為的大多數領域裡，觀察和直覺實在是難以區別清楚的行為。我們的知識基於內省觀察，但內省觀察過於直接，所以可稱之為直覺。將這種直覺擴展到我們的同伴身上，還要基於我們對交流信號如言語、姿勢和面部表情的理解，這就不僅僅是基於對行為的直接觀察了。這一理解過程的特點大部分是本能和下意識的。因此，經濟學的許多基本規則實際上是以「直覺」為起點的，所以它當然總是需要通過普通觀察所做的歸納或是通過統計學處理的資料來進行修正。 與哲學問題打交道時，上面這些說法一定不在考慮之列。筆者與穆勒一樣，是一位經驗論者，認為所有的真理或公理最終是從經驗歸納出的。作為一種分析方法的歸納是一種審慎的、科學的歸納，是以弄清實際例證「規律」為目的的有計劃的研究。演繹則意指將一般規律應用於實際情況而獲得的新的真理。以現在的觀點看，這兩種過程都只能視為提示性的，全面而徹底的歸納和結論性的演繹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5］ 讀者會記起在孔德所建立的普遍性原理秩序中的科學解決方法。數學，這種空間和量上的抽象屬性，雖然適用於所有的現象，但同樣也沒有告訴我們多少東西。物體與生命物體法則雖不具備普遍性，但卻更加具體實際。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任何一門科學。 ［6］ 參見穆勒《論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未定問題》第五篇，書中對這一問題已經論述得很詳盡了。卡恩斯（J．E．Cairnes）在《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邏輯方法》中也對英國經濟學家的方法論討論做了詳盡的論述。「經濟人」的概念是強調科學假設的抽象特點和簡化特點的一種方法。凱恩斯（Keynes）的《政治經濟學的範圍和邏輯方法》對這一主題的討論絕對清晰且極具說服力。 ［7］ 必須承認，實際上僅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在力學領域中具有特別的理論感覺。事實上，絕大多數對力學有著基本經驗的成年人對力的轉換和等量的最基本的原理也沒有真正理解。就他們自己的悟性而言，他們可以輕鬆地領會粗淺的永恆運動圖式，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驚人的一致之處就是，他們寧願堅持自己的看法，也不同意科學界的一致意見。國會中對這類問題的反覆討論是大家所熟悉的。某種力學上的「巧思」或許就是如此，這種巧思能在任何人頭腦中出現，但就是很少在科學家腦海里出現。準確地說，這些能人是那些似乎最喜歡在明顯荒謬的事情上浪費自己的生命和金錢的人。甚至大量稱職的工程師也是既不理解也不欣賞物理理論。 ［8］ 靜態思想在奧地利的熊彼特教授那裡，沿著一條嚴密的理論思路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9］ 我們試圖指出，這裡並沒有如克拉克教授所主張的那樣，表現出了古典經濟學理論中隱含的假設。（見第二章。） ［10］ 參見杜威對作為社會診治方法的推理的定義。 ［11］ 我們在這裡無需特別提出這一明顯的事實，即理論方法可以應用於壟斷，也適用於競爭，並與兩者均有關。當然，從理論上說，這也是一種理論上「理想的」壟斷——真正的假設是完全競爭體系中完全壟斷的一種特例。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別以及前者的意義在兩者情況下都是相同的，我們也要討論本來就與此相關的完全壟斷的含義。（見第六章。） ［12］ 應該指出，這裡使用的「利潤」一詞，實際上是指「純利潤」，這是一種分配份額，不同於由於土地、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性服務而帶來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