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與約瑟夫二世 · 附錄1 詹姆斯·哈里斯對腓特烈大帝及其繼任者的性格描寫

1776年3月18日，星期一，柏林 詹姆斯·哈里斯致亨利·霍華德 自即位以來，一個基本原則似乎一直在左右著腓特烈大帝的行為，即人類尤其是註定要歸他統治的那些人，只是用來向他臣服和滿足他意願的生物。他可以利用這些生物來做各種事情，以達到他擴大權力和擴張領土的目的。帶著這種原則，他從來不會和任何一位大臣商討任何問題。相反，腓特烈大帝只依靠他的判斷行事。與其說他認為這些大臣的能力不行，不如說他一直懷有很強的戒備心，那就是如果他不再將這些大臣當作簡單的工具來使用，那麼這些人遲早就會生出他們的想法。到那時，這些大臣就不會僅僅滿足於當他的附庸，而會開始想成為能夠做決策的那個人了。為保證獨裁統治不受威脅，腓特烈大帝必須做到不為任何憐憫和懊悔的情緒所困，同時確保不能有任何宗教方面的想法和道德上的顧忌。因此，在精神領域，腓特烈大帝用迷信代替了宗教，並用法語中一種叫「感情」的東西來彌補他在道德上的缺失。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既有野蠻的一面又有人道的一面，而這種混雜的人格特質正是他性格的一個標誌性特徵。我曾看見腓特烈大帝在讀悲劇作品時潸然淚下。我還知道他曾對一隻患病的灰色獵犬關懷備至，就好似一位慈母在照顧她最心愛的孩子。然而，照顧完獵犬後的第二天，他就命令軍隊摧毀了一個省。他也曾反覆無常地變更稅收的數目，將某地的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甚至即便在弟弟奧古斯特·威廉 [1] 病重期間，腓特烈大帝也仍然在表達對他的不滿。他一直在精神上折磨這位病人，最終加速了他的死亡。然而，腓特烈大帝又絕對不是嗜血成性的人，除非罪大惡極，他很少判處罪犯死刑。然而，在上一場戰役 [2] 中，他又向軍醫們秘密下令，稱寧願讓傷員承受死亡的風險，也儘量不要為他們截肢。為此，軍中傷殘人員的數目增加了不少。腓特烈大帝非常清楚他需要什麼。一到需要的時候，他就會將所有情感放在一邊。於己，他常常表現出善良、仁慈和友好的品質，這也確實是他真實的一面。然而，一旦披上帝王的外衣，他就紛紛棄這些品質而去。他獨自前行，為所到之處帶去不幸和災難。同樣，他還將這套有誤的準則運用到國家和政府中。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他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將一大筆財寶閒置在金庫中正是導致他的王國陷入貧困的緣由。沒有互惠原則作為保障，貿易活動就不可能長久進行下去。壟斷和特權會阻礙良性競爭，並使工業發展陷入停滯。簡而言之，對於一位君主而言，國民生活富足安逸才是真正的財富。然而，腓特烈大帝的這些錯誤犯得越嚴重，人民受的苦就越深。他的顯赫地位基本不會動搖。他雖然在一些方面做得確實不好，但總能在需要的時候堅定意志並設下巧妙的計策，再加上有非凡的天資相助，結果就是，凡是他嘗試過的重大舉措幾乎都取得了成功。我們曾目睹他結束了一場幾乎囊括歐洲所有列強的戰爭，並成功在和約中獲利。從此，普魯士王國在歐洲占據了支配地位。他的主要對手也被他當作棋子，並幫他實現了一個又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大幅攀升的稅額和龐大的普魯士王國軍隊，以及他在歐洲占據的絕佳優勢地位，具備這些條件的普魯士王國勢必在未來爆發出驚人的力量。從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那裡，他繼承了一千三百萬克朗的財政稅收和價值一千六百萬克朗的財富，以及一支五萬人——實際有將近十萬人的軍隊。與此同時，父親沒給他留下任何債務。這在當時算是一項非常突出的經濟上的成就了。如今，他又新增了兩千一百萬克朗的收入。腓特烈大帝金庫中的數目至少是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時的三倍多。他還擁有約二十萬人的兵力。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能擁有這種數量的財富要歸功於他卓越的才華。但我認為，從他的子民身上，我們或許還可以找到另一番解釋。總的來說，他的這些子民貧窮、虛榮、無知又沒有原則。看到君主是那樣偉大，他們就感到自己也是偉大的了。愚昧無知的心靈孕育不出一點有關自由和反抗的意識。他們缺乏原則意識，隨時能被當作工具來執行上面頒布的任何命令，並且根本不考慮這些命令本身是否存在問題。腓特烈大帝很清楚該怎樣利用這一點。他和他的子民保持著極遠的距離，結果就是他對這些人說一句話或者露出一個微笑，這些人就感覺得到了莫大的恩惠。此外，他從不獎賞這些人，他要讓這些子民相信他們不值得任何獎賞。腓特烈大帝與生俱來的優越天資和他長久以來的卓越功績，都已經使他成為子民眼中神一般的存在。因此，雖然受著鐵腕統治的壓迫，但很少有人表達不滿，更沒有人敢抱怨。即便當他褪掉君主的外衣，沉浸在他人難以想像的聲色犬馬之中時，他也依然保持著極其清醒的頭腦，決不容許自己淪為這些放縱行為的奴隸，並避免讓陪他享樂的人在日後影響到他。對於陪他享樂的那些人，他獎勵了其中的個別人，命令少數人捲鋪蓋走人，剩下的大多數人則原封未動。之前什麼樣，後來也是什麼樣。說了這麼多，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事實或許也就變得好理解了一些，即為什麼統治著這樣一批人的一位統治者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榮耀——事實上，無論是從地理位置，或者氣候，還是從土壤條件來講，普魯士王國在歐洲都只能排到第二等的位置。但不難預見的是，隨著君主的新舊更替，這個國家的實力也會大大削減。鑒於這一天的到來已經不遠，請允許我再耽擱諸位一些時間，來談論一番這個國家的未來。 奧古斯特·威廉 此前，我已經向諸位分析過普魯士王國王儲——未來的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性格，因此我對接下來要做的判斷很自信。我要說的是，腓特烈·威廉二世作為王儲時所秉持的生活作風在他成為真正的國王以後也不會有任何改變。此外，腓特烈·威廉二世既不會是一個活躍的專制君主，也不會是一個思想虔誠的人。他的本職工作在他眼中只是一項必須完成的差事。差事以外，他會熱衷追求享樂。人們已經意識到，國家到了一個轉折點。自從腓特烈大帝的病情顯露出愈發嚴重的跡象，人們就開始變得騷動起來。無足輕重的小議員們無不盼望在新君主上台後能謀取一個好職位。然而，這些小議員並不擅於開動腦筋，也沒養成做決策的習慣。因此，他們在策劃宮廷陰謀和組建各種小集團等方面顯得非常笨拙。這些小議員既想向王儲獻殷勤，又唯恐國王不悅。但都到這個地步了，如果還事事以國王為重，那對王儲來說又是一種冒犯。種種顧慮讓這些人不知如何是好。 整體而言，這些期望成為並且也確實有可能成為新一屆大臣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類。為首的是亨利親王和魯赫家族的人，以及腓特烈大帝的幾名寵臣。這些寵臣除了膚色白皙和善良老實，一無是處。其次是埃瓦爾德·弗里德里希·馮·赫茨伯格先生，他現在是一名工作勤勉並且頭腦理智的外交部大臣。然後是舒倫伯勒先生，此人掌管著銀行方面的事務，是個多面手。第三類就是埃瓦爾德·弗里德里希·馮·赫茨伯格先生和舒倫伯勒先生的家屬們了。最有可能上任的人其實是那些自認為是腓特烈·威廉二世所看重的人，雖然他們無論如何也歸不到這一範疇裡面。在這些人當中，為首的是亞歷山大·格奧爾格·馮·洪堡 [3] 。他之前當過盟軍代表，後來當過伊麗莎白公主 [4] 的管家，目前在什切青工作。此人通情達理，並且性格很好。腓特烈·威廉二世對他非常友善，因為他曾經協助腓特烈·威廉二世處理過財政方面的事務。不久前被腓特烈大帝免去了貿易部大臣職務的朱利葉斯·奧古斯特·馮·德·霍斯特 [5] 是個敢於創新的人，雖然平常一副朝氣蓬勃的模樣，但毫無遠見卓識。此外，還有一眾年輕官員。這些人平常的工作就是陪著腓特烈大帝享樂，他們對宮廷大臣這個職務並無多大興趣，頭腦中想的只是這個職務能給他們帶來的名號、勳章和養老金。 伊麗莎白公主 什切青 可以預見的是，普魯士王國要麼即將擁有一批由上述人員組成的領導班子，要麼即將由腓特烈·威廉二世統治。這兩種情況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在第一種情況下，普魯士王國政府將由新一批大臣接管。這些大臣必然帶有各自的見解，身後還牽扯到各種親戚關係。這就會導致行政決策不可避免地朝各種方向傾斜。在第二種情況下，普魯士王國政府將交由一位年輕的國王管理。這位國王沒有經受過任何風吹浪打，誰都不知道他能否成為一個稱職的君主。在歐洲，他沒有任何聲望，只以那些娛樂消遣的事跡聞名。之前，偉大的普魯士王國令所有鄰國為之膽寒，其盟友幾乎是所有國家爭相討好的對象。然而，一旦上述兩種情況發生，這些榮耀就將成為過往。未來幾年中，這個國家的勢頭會漸漸變弱，直至失去歐洲列強的地位，成為歐洲所有國家中的一個普通成員。 腓特烈大帝在文學方面的興趣 1780年5月13日，柏林 休·艾利奧特致大衛·默里 腓特烈大帝一直兢兢業業地管理著普魯士王國的所有國家部門。與此同時，他還會抽時間結交各種有才之士。腓特烈大帝一直很留心搜集人才，發現別人身上展現出可能對他有利的或能對他的宮廷起到幫助作用的優點，他就會想辦法將這些優點為己所用。他會在私下裡接待陌生人的來訪。統治期間，他還數次挑選那些頂級名流作為他閒暇時間的伴侶。譬如，他最近就挑選了托斯卡納的吉羅拉莫·盧凱西尼 [6] 作為他在波茨坦的隨從。這位紳士學識廣博，為人機敏，據說非常像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阿爾加羅蒂 [7] 。又據說他正是因此才吸引了腓特烈大帝的注意。上個星期，他成為腓特烈大帝的侍從之一，並在波茨坦定居，每年享有兩千克朗的津貼。 自然沒有人敢公然質疑腓特烈大帝的選擇，但在私下裡，人們都將這些行為看作他一時心血來潮的任性之舉。吉羅拉莫·盧凱西尼雖然是一個對事物有著敏銳的理解能力並且記憶力也不錯的年輕人，但還算不上是一位出眾的天才，也沒有多少有趣的特長。此外，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腓特烈大帝身邊還有很多類似吉羅拉莫·盧凱西尼這樣的人。這些人和吉羅拉莫·盧凱西尼的才能不相上下，卻沒有像吉羅拉莫·盧凱西尼一樣受到重用。看到腓特烈大帝如此偏愛一個外人，這些人心中難免會有不快。 吉羅拉莫·盧凱西尼 弗朗西斯科·阿爾加羅蒂 在我到來之前，羅伯特·利斯頓 [8] 就一直和吉羅拉莫·盧凱西尼保持著密切聯繫，我或許可以從這層關係中獲得些許利益。 文人墨客的陪伴之於腓特烈大帝就好像血緣關係之於法定繼承人一樣，都是必不可少的東西。照這樣說，宮廷中不像以往一樣全是法蘭西王國的人，或許也不是什麼壞事。亨利親王最近就找了一個威尼斯情婦。縱觀之前的種種先例，如果問我能依此做出什麼推測，那就是無論是亨利親王的情婦還是吉羅拉莫·盧凱西尼，都不會一直春風得意下去。畢竟，面對那群博學多識的朋友時，腓特烈大帝的態度一直都非常善變。而亨利親王在他的女性朋友們面前的感情，也一直都是很不專一的。 我很榮幸地告訴諸位大人，我獲知了一條有價值的信息。那就是亨利親王有意於十月份進行一次彼得堡之旅。 詹姆斯·哈里斯記保羅一世訪問柏林 1776年8月13日，柏林 詹姆斯·哈里斯致莫頓·伊登 我們總算結束了奔波忙碌，為此我真是感到由衷的高興。現在，我終於能有空閒給你寫信了，要寫的東西可真是不少。這封信讀起來應該會比我通常寫的那些都要有意思。我在官方信函中很克制，用慣常的口吻敘述了我們的光榮功績，因為我一來覺得將這種慶典活動付諸文字後，紙上呈現出的喜慶效果總要減弱幾分；二來覺得無論是在風格上還是在準確度上，我的文筆都比《萊茵河信使》 [9] 的文章或是其他大陸新聞作者寫的文章要略遜一籌。我的確要為這些人說句公道話。對於這種場合，這些作者一直都非常嚴謹。涉及對儀式的描述時，他們的文字很少偏離事實半步。因此，我就不越俎代庖了，只選那些不是最主要的和這些人有可能沒有注意到的部分說說看吧。 你們可能以為保羅一世的名字是以「保羅·彼德羅維奇」的形式刻在那些凱旋門上的，但你們錯了。保羅一世是一位貴族，因此刻在凱旋門上的名字是「保羅·馮·彼德羅維奇」。這是波美拉尼亞 [10] 一名鎮長的話。 俄羅斯帝國皇室成員的所有家傭都擁有軍銜。一天晚上，保羅一世的馬車夫和一名普魯士王國軍官一起出去喝酒。二人就誰的級別更高的問題發生了爭論。「你是哪一級的？」普魯士王國軍官問。「陸軍中校。」馬車夫答。「啊！可我是上校。」普魯士王國軍官說完，第一個走進了啤酒店。此事傳到了腓特烈大帝的耳朵里。隨後，這位上校被關了三天監獄並挨了五十下杖笞。 保羅一世離開柏林時，天上既打雷又下雨，大炮在不停地開火。一個普魯士王國的詩人還為此寫了一首詩，他在詩中發揮了比法蘭西王國人更加大膽的想像力，說天使也下凡來和地上的人們一起為保羅一世的離別而悲泣，而朱庇特與腓特烈大帝則用雷霆為保羅一世送行。 保羅一世從梅默爾 [11] 前往柏林，一路上共有七萬匹馬和三萬名農民隨行。亨利親王曾問其中一個農民：「你肯定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開心的吧，你應該是恨透了走這麼一遭。這樣一來，你沒法收莊稼了，也不能幹手頭上其他要緊事了。」「怎麼會呢」，這個粗人一臉諂媚，「我們大家都很高興能在這種場合派上用場，因為我們知道，這樣一來，我們和我們的馬以後就不會為了搬運大炮或運送各種打仗要用的東西去受罪了。」 普魯士皇家科學院 [12] 終身幹事約翰·海因里希·塞繆爾·福雷米 [13] 在動員保羅一世時就用上了這段話：「比起他『親王』的身份，他這個人本身更加值得我們仰慕。他通往我們心中的大門比這座城市的大門還要寬廣——科學院的入口是一道門廊。」我將這番虎頭蛇尾的演講原稿附在信中了。撒丁島國王駕崩後，同樣也是這位約翰·海因里希·塞繆爾·福雷米在他的一篇學術論文中寫道，「讓我們懷著至誠的心回望這位君主的統治時光並為這位駕崩的君主祈禱吧……死神就這樣將他帶走了。」這些話雖然本是好意，但讀起來仍然讓人感到很滑稽。 註解： [1] 　奧古斯特·威廉（Augustus William，1722—1758），腓特烈大帝的弟弟，普魯士王國上將，腓特烈·威廉二世之父。 [2] 　關於腓特烈大帝反對為傷員截肢一事，缺少詳細的資料。這場戰役可能指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中的博克施道夫戰役。 [3] 　亞歷山大·格奧爾格·馮·洪堡（Alexander Georg von Humboldt，1720—1779），普魯士王國軍官、內務大臣。 [4] 　伊麗莎白公主（Elisabeth，1764—1794），又稱伊麗莎白夫人，路易十六最小的妹妹。 [5] 　朱利葉斯·奧古斯特·馮·德·霍斯特（Julius August von der Horst，1723—1791），普魯士王國牧師。 [6] 　吉羅拉莫·盧凱西尼（Girolamo Lucchesini，1751—1825），義大利人，普魯士王國外交官。 [7] 　弗朗西斯科·阿爾加羅蒂（Francesco Algarotti，1712—1764），義大利哲學家、詩人、作家、藝術評論家、藝術收藏家。 [8] 　羅伯特·利斯頓（Robert Liston，1742—1836），蘇格蘭外交家，曾作為大使出訪多個國家。 [9] 　《萊茵河信使》，18世紀末和啟蒙運動時期歐洲重要的法語報紙之一。 [10] 　波美拉尼亞，歷史地名，處於中歐波羅的海南岸，位於德國和波蘭之間。 [11] 　梅默爾，立陶宛城市，是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唯一的港口，也是連接立陶宛與瑞典、丹麥和德國的碼頭城市。 [12] 　普魯士皇家科學院，成立於柏林的學術機構，在18世紀時使用法語進行學術科研活動。 [13] 　約翰·海因里希·塞繆爾·福雷米（Johann Heinrich Samuel Formey，1711—1797），用法語寫作的德裔作家、記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