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與蕭條 · 附錄Ⅳ 1929—1932年以黃金為基礎的（和黃金短缺性）大蕭條

約瑟夫·基欽（Joseph Kitchin）是研究黃金稀缺問題的一流權威人士。以他的研究數據為基礎，古斯塔夫·卡塞爾教授、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及其他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對黃金的稀缺性理念給予了著重強調。國際聯盟黃金代表團於1930年和1931年發布的幾份報告及國會麥克米蘭委員會（MacMillan Committee of Parliament）於1931年6月發布的報告也支持他們的觀點。然而，黃金的產量卻實現了增長，超過了基欽及一些冶金領域工程師的估測。黃金產量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在1930—1931年間從4.168億美元增長到4.384億美元，增長了5%，目前這一態勢仍然在持續著。有報道稱，在加拿大發現了大片新的低等級金礦。印度就像一塊飽含黃金的海綿，人們都對它進行擠壓，使得它已經成為最重要的黃金出口國之一。1931年，印度出口了9,570萬美元的黃金；而1930年，它則進口了5,770萬美元的黃金。1932年1月和2月，它出口了5,140萬美元的黃金，而在1930年和1931年的這兩個月中，它則分別進口了921.4萬美元和72.7萬美元的黃金。 全世界貨幣性黃金供應總額每三年的增長情況如下所示： 1913年12月至1916年12月，34%； 1916年12月至1919年12月，2.5%； 1919年12月至1922年12月，23.6%； 1922年12月至1925年12月，6.9%； 1925年12月至1928年12月，11.8%； 1928年12月至1931年12月，12.2%。 在1931年12月到1932年2月的兩個月間增長了1%。從1929年開始，黃金的生產和貿易出現了大幅下滑，這極大地降低了貨幣需求。 黃金在分布上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在美國，直到《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大量黃金釋放出來之前，黃金實際上都非常稀缺，根據我們的法律大部分的黃金從技術上來講是被鎖定的，是不可使用的。因此，儘管從統計上來看，黃金產量很大，但就可用性上來講，它卻是稀缺的。而戰後物價水平的上漲又令黃金的這種稀缺性更為嚴重。 還可參見亨利·斯特拉科施（Henry Strakosch）爵士發表於《財富》雜誌1932年4月第52—55頁和第104—108頁上的文章「英國視角」（The English View）以及詹姆斯·哈維·羅傑斯於1931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掂量它的黃金》（American Weighs Her Gold ）一書。 亨利爵士將黃金持續不斷地流入法國和美國的原因歸於一戰賠款和戰爭債務。他力圖證明，以黃金的形式回收債款的政策會引發清償行為，從而令整個世界都陷入通貨緊縮的災難境地。 亨利爵士說，從1925年年初到1927年年末，除法國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吸納黃金的速度要比整個世界生產黃金的速度稍快一些。然而，1929年年初，一場反常的黃金運動開始了，它使得1929年1月1日到1931年6月30日期間法國的黃金擁有量提高了76%，美國的黃金擁有量提高了23%，而世界其他國家（不包括俄國）的黃金擁有量則降低了15%。 黃金向法國聚攏的趨勢一直持續，沒有停下來的跡象。在1930年6月30日到1932年3月之間，美國的黃金持有量從45.93億美元減少到39.85億美元，減少了13%，而法國的黃金持有量則從22.12億美元增加到30.02億美元，幾乎增加了36%。世界其他國家的黃金持有量減少了1.8%。1932年3月，法國所持有的黃金數量占世界貨幣性黃金總量的26%強，而美國則約為35%。 羅傑斯教授已經證明了，黃金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內的積聚並沒有使流通中的貨幣變得非常充足，也沒能使金本位制變得安全，從而避免被來自法國銀行及其他短期信貸持有者的突襲所推翻的可能。總的黃金持有量的數字是具有誤導性質的。我們的「自由黃金」並沒有大大超出我們的合理需求水平——所謂「自由黃金」是指既無須作為聯邦儲備系統所發行的紙幣的抵押品或準備金，也不屬於那種披著「美國所有」的外衣而實際上歸外國人所有的黃金。也正因為如此，當1931年秋天我們所持有的黃金受到突襲而外流時，我們的銀行家們表示了憂慮和不安。 表13是根據《美聯儲公報》（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所發布的數據編制而成的，它給出了1913年到1931年之間的某些年份的年末，以及1932年2月時，黃金在世界各國的分布情況。 表13 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的黃金持有情況（百萬美元） 根據美聯儲公報編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