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與蕭條 · 第九章 治標措施與治本措施

當形式就是實質之時 一位很友好的批評人士反對我在本書中把解釋蕭條成因的重點放在美元的實際價值上，他認為「貨幣完全是一種度量單位，而不是被度量的事物」。他更為關注商業中的一些具體的錯位和混亂現象。然而，一種幾乎涉及每個交易並且時而膨脹、時而萎縮（儘管其對於訂立合約的各方來說看起來似乎還是一樣的）的度量單位必然會導致混亂，而且是各種問題上的混亂——物價的混亂、數量的混亂、分配的混亂，以及與訂立合約各方相關的因素的混亂。這樣的混亂（在我看來）必定要比由於一種農作物的枯萎病或另一種農作物的產量過剩，或是某些農作物的枯萎病與另一些農作物的產量過剩同時發生所導致的混亂更為嚴重、影響範圍也更廣。 離我家不遠處是一家很大的軍火企業的工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這家企業與許多國家簽訂了巨額合同，為它們提供軍火；價格儘管是令人難以置信地高，但卻被合同固定了下來。然而，當它的機器設備剛剛開始為生產這些軍火運轉起來時，戰爭所引發通貨膨脹（1914—1919）便開始了。通貨膨脹使得物價水平迅速躥升，包括生產所需的原材料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價格，而麻煩在於，這家企業還沒來得及為履約購入足夠的這些要素。因此，起初看起來不菲的利潤便由於收入的固定和成本的上漲而被榨得一乾二淨了。到了戰後，這家企業發現，在和平時期用這麼大的廠房和這麼多的工具來生產戰時產品完全是一種沒必要的浪費，因此便決定將其多餘的設備用於生產多種五金裝備。相應地，它在全國各地都設立了店面並下了大力度進行廣告宣傳。而當它剛剛把利息、租金以及新招募員工的工資大體上固定下來之時，戰後的通貨緊縮（1920—1921）又開始了，這迫使它的全部產品（無論新產品還是老產品）的價格都開始下跌。於是，利潤又一次受到擠壓，這一次是受到大體上固定的成本與降低的收入的擠壓。而當它好不容易才從困境中突圍出來的時候（1921—1929），1929—1932年的價格崩盤又接踵而至。在來來回回遭受了幾次沉重打擊之後，這家被貨幣這個多變的度量單位一次次玩弄的苦命企業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它被出售了，而它原來的所有者們至今仍然很困惑到底是什麼讓他們如此受傷。毫無疑問，他們認為是商業混亂的泛濫所致。而實際上，罪魁禍首，或者說所有的商業混亂現象或差不多所有的商業混亂現象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通貨膨脹（貨幣實際價值縮水）和通貨緊縮（貨幣實際價值升高）。 貨幣出現問題必然導致利潤出現問題。這是診斷的核心所在，而救治措施的選取正是以診斷結果為基礎的。 在對貨幣改革（根據本書所做的診斷，它直接針對疾病的根源）進行描述之前，我將簡要介紹一下當下主流的「實質療法」——我無意將它們貶低為無關緊要的方法，而是認為它們在重要性上略遜一籌。在我看來，它們屬於治標措施，但並非與直達問題根源的貨幣改革相矛盾。 急 救 企業利潤受損所造成的最嚴重後果便是失業。無疑，為失業人員提供慈善是非常可取的，但由於慈善是每個人的事情，因此也就不是任何單獨一個人的事情。作為吸納閒置勞動力的一種方式（一種准慈善），有人提出建議，在蕭條時期，政府應該擴展自己的職能，充當僱主的身份。政府可以通過隨意實施一項公共工程計劃來履行這一職能——這一計劃可能產生收益也可能不產生收益。然而，在蕭條時期，例如1929—1932年，儘管數百萬美元被花在了公共工程方面，這也確實為一些人提供了生計，但其對於控制蕭條的逐漸加劇卻沒有起到任何效果或者說基本沒有起到任何效果。胡佛總統估計， 注57 在這方面政府的進一步投入在第一年將至多容納4萬人。在不影響利潤的情況下（就業情況最終依利潤而定），要將這4萬份工作分配給上百萬的失業人員，基本上不會產生任何效果——如果我們還繼續採用私人利潤體系的話。實際上，一項隨意的公共工程計劃很可能會把資源從更為有用的方面撥離走。 1932年，印第安納州的加里（Gary, Indiana）推出了一個針對失業人員的巧妙的應急之策。這一年，大量的煉鋼企業關門歇業。煉鋼業協會、救濟機構和印第安納大學聯手幫助大約2萬個家庭通過開墾大面積的沼澤地來自行種植他們所需要的糧食食品。 注58 針對失業的各種形式的保險也開始出現。其中，通用電氣公司的傑拉德·斯沃普（Gerard Swope）就提出了一項計劃，該計劃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保險的理念，但它的目的更多的是想通過行業內的合作行動使得現有的工業崗位在經濟蕭條的年份里得以繼續存在，而並沒有把關注點放在對於失業的補償上。這項計劃需要進行細緻的斟酌。在耽擱了很長一段時間後，電氣行業於1932年最終採納了它。 注59 但是蕭條並非是由失業所引發的；因此，一個被耗盡了利潤的行業是不可能將維持就業的計劃長期執行下去的。眾議員戴維·J.劉易斯（David J. Lewis）提出並堅持這樣的觀點：儘管這個世界並非「有義務賦予每個人一種謀生的方式」，但對那些能夠並且願意工作的人來講，總應該有一個工作的機會。這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卻是可以實現的，條件是這個社會不再允許它的貨幣單位發生變化，不再允許它的貨幣單位幾十億幾十億地將確保工作機會的利潤蒸發掉。 降 低 成 本 同慈善一樣，效率無論在好的年景還是不好的年景都是一件好事。美國的商業長期以來一直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在一個蕭條時期，把效率再提高一點至少會對利潤產生直接的影響。提高效率的一種方法無疑是通過修正案來放鬆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以便可以通過更多的兼併重組來降低成本。過多的武器裝備應該被削減，這樣可以降低稅收負擔；另外，阻礙商品交換的關稅也應該被降低。效率的提高會波及更多的系統，同時也會出現更多旨在提高效率的發明創造。而所有這些權宜之計儘管非常重要，但也只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範圍內起作用的，而美元的實際價值已經上漲了50%。 遏制債務方面出現的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過度負債會引發清償，從而使貨幣的實際價值提高，進而提高成本，並最終吞噬利潤。因此，各種權宜之計我們都可以採納，以此來抑制債務負擔的不斷增加或者（如果這種增加態勢已經形成的話，則）遏制債務的廉價清算。可以將一些能引發過度負債的多餘的且不能帶來收益的政策撤銷，例如像資本利得稅這樣的投機性誘惑。對於那些被懷疑從事過多投機行為的銀行附屬機構，可以通過法律來制止它們做出一些容易讓客戶把它們和它們所依附的銀行相混淆的宣傳。同時，美國的銀行應該降低對股票市場抵押品的熱情，並將它們近些年來從國外複製來且正在使用的準則進一步貫徹發展下去，即根據資產負債表來貸款的準則——當然，要利用與收入表的勾稽關係來仔細核對資產負債表。另外，考慮到小公司和其他小規模貸款人的利益，還可以對中期的中等規模的貸款提供更多的便利。目前，我們獲得中期貸款的一條最方便的途徑通常是一種類似於君子協定的辦法，即銀行承諾在短期貸款合約到期後再將合約續簽。然而，這是商業銀行業務的一種不正當操作；其所帶來的後果是，當出現緊急情況時，商業銀行要麼選擇違約，要麼就會受到「凍結的貸款」的不利影響。 取代不靈活的債券 由於對債務到期日考慮不周是形成過度負債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企業可以繼續當前的這種更多發行優先股、更少發行債券的融資傾向，因為債務持有者會強迫企業清償，而股票持有者則不會。我們想要擁有一個與當前不同的債務體系，它很靈活，且不會崩潰。就目前流通中的債券來說，我們可以對其做一些微調，從而使其更容易被償還。例如，一種債券可以像通常那樣包含一種五年後償還的選擇權。它還可以無限期地存續下去，成為一種沒有到期日的永久年金。但如果債券到期日到來之時經濟處於蕭條之中，那麼不論債券償還條款設計多麼合理，債券償還通常都是不可能的。這樣，本就很糟糕的形勢將會變得更糟。 增強債務靈活性的其他措施 銀行之間也應該加強合作，共同為債務（無論是針對個人借款者欠下的債務還是銀行間的債務）的清償提供更寬鬆的條件。開辦分行是一種不錯的辦法。這會使當擠兌行為發生時銀行之間能夠相互支持。旨在推遲清償時間或避免清償行為的破產管理可以得到更加自由的利用。而當蕭條出現時，一些強迫某些信託機構（例如儲蓄銀行）在一個下跌的市場中拋售其證券的法律也可以放寬，因為這種集體拋售行為會讓個體清償行為所尋求的安全感消失。美國證券交易所可以採取類似於英國證券交易所的一項制度，即清償行為只能每兩周進行一次，而不是每天都可以。 債務規模調節 利潤是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額，淨值是資產與負債之間的差額。在經濟蕭條時期，由於貨幣價值的下跌，利潤也相應萎縮（當然，淨值也是如此）。而要是能迫使支出和負債也發生同等程度的減少，利潤和淨值的這種萎縮就會避免。如果工資和債務是可以調節的，那麼這種同等程度的減少就基本上可以實現。而且，這樣的做法對於工人和債權人來說都是完全公正合理的。因為從實際工資和實際債務的角度來考慮的話，經濟蕭條實際上會讓工人和債權人得到的比雙方議定的水平更多。他們應該會願意放棄一些他們意料之外的「外快」。也可以採取一些辦法勸服勞方接受一個短暫的工資下調，但通常來講，貨幣幻覺的存在會對此造成阻礙。沒有哪個債權人會根據物價水平來調整他的債款數量。 然而，1932年，賓夕法尼亞州物業業主協會（Penn Zone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發布了一項名為「不要再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公報。這一文件指出，取消抵押品贖回權是一種不合適的、代價高昂的收取債款的方式，它會減損被取消贖回權的物業以及臨近物業的價值。文件建議抵押人和受押人在困難時期要精誠合作，同時建議利息應該隨著租金的下降而同比例下降。1932年，印第安納州的加里提出了一項更為激進的方案，根據一篇新聞報道 注60 來看，該方案贏得了不少受押人的認同；這項方案的內容是，利息和本金都要削減，貸款合同到期後續簽。 1932年的國際債務狀況 如果債務管制是建立在一個指數變動的基礎之上或者是自動發揮作用的話，它實際上就與物價水平的管制相類似了。通常來講，債務管制是不大可能實現的。但1932年的大蕭條是一個特例——這一時期大部分的債務都是可調節的，因為其中很多都是政府間的債務。這類政府間債務在一定程度上都進行了重新調整，例如通過各種補償辦法及政府間債務的其他清算辦法。 如果能夠將大規模甚至全部免除債務與其他的救濟措施有效協調的話，將會提高全球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提高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將會減輕美國的債務負擔，並通過刺激商業和提高收入，間接地減輕美國人的稅收負擔。從另一方面來看，堅持全額償付將只會加重通貨緊縮的程度，使我們以貨幣的實際價值來衡量的稅收負擔更重。 目前為止，在這方面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經濟救濟措施是德國和它的債權人所簽訂的《洛桑協定》（Lausanne Accord ），1932年7月12日的報紙上曾報道過此事。其實協約國早已經把德國的債務從1,320億馬克削減到了340億馬克，但並沒有產生令人滿意的效果。最後，協約國幾乎是整個免除了德國的債務，將這個數字進一步削減到了30億馬克，約合7.14億美元。 注61 但通常來說，即使是再大規模的緩解性措施都不是徹底的解決方案——且無論如何都不具備預防性。我們也不大可能通過直接的管制杜絕債務問題的發生，除非我們擁有更完備的債務方面的統計數據以及關於什麼是債務過多的標準。這是一個基本的需要，在適當的時候必須得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