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 第三編 社會主義
一、歷史
我們在《引論》里 (1) 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惟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剷除一切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恆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最後則託庇於拿破崙的專制統治。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於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干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 暫時被迫收斂了，那麼，以前只是暗中偷著乾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 (2) 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並且還以大量的通姦作為補充。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 (3) ；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 (4) ，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 (5) 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成為絕對必然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 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群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群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一點已經弄清，我們不再花費時間去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過去的這一方面了。讓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去宣揚自己的清醒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
「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群眾的 統治。
他向他們高聲說道：「看吧，當你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 (6)
但是，認識到法國革命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如果說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裡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那麼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惟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國人鼓吹去和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比起向德國的教授們宣布進行一場舌戰，當然是需要有更多一點勇氣的。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裡發現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麼，我們在傅立葉那裡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 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他更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係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採取了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 (7) ；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 (8) 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製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比如說，
「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 (9)
我們看到，傅立葉是和他的同時代人黑格爾一樣熟練地掌握了辯證法的。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 (10) ，而且他還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正如康德把地球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學一樣，傅立葉把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飈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群眾，他們過著動盪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在當時條件下惟一可能的生產方式。但是就在那時，它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的血緣關係、宗法從屬關係、家庭關係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這個人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 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份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裡，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裡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滿一周歲以後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至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
「可是，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裡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崙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 (11)
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群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就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例如，在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 (12) 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劃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以致他的社會改革的方法一旦 被採納，則各種細節的安排甚至從專家的眼光看來也很少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沉默抵制，他由於以全部財產在美洲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而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例如，經過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從這時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證明，無論商人或廠主都決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即藉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這種機構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而它和後者不同的是，它並沒有被說成是醫治一切社會弊病的萬靈藥方，而只是被描寫為激進得多的社會改造的第一步。
這些就是至上的杜林先生從他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高度以輕蔑的態度向下俯視著的人們，關於這種輕蔑的態度我們已經在引論中舉出了幾個例子。這種輕蔑態度從某一方面看來，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質上是來源於對三個空想主義者的著作的真正驚人的無知。例如關於聖西門，他說：
「他的基本思想本質上是中肯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還能給真正的創造以指導性的推動。」
但是，儘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聖西門的幾部著作在手邊，我們在有關的27頁中去尋找聖西門的「基本思想」，卻像以前尋找魁奈的經濟表「對魁奈本人具有什麼意義」一樣，是白費力氣的，最後，我們不得不滿足於下面的空話：
「想像和博愛的熱情……以及屬於後者的誇張的幻想，支配著聖西門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葉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並且只注意那些描繪得像小說中的情節一樣的關於未來的幻想，而這對於確證杜林先生無限地優越於傅立葉，要比研究傅立葉怎樣「企圖附帶地批判現實狀態」確實「重要得多」。附帶地！其實，在傅立葉的著作中，幾乎每一頁都放射出對備受稱頌的文明造成的貧困所作的諷刺和批判的火花。這正像說杜林先生僅僅「附帶地」宣布杜林先生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至於論述羅伯特·歐文的12頁，那麼杜林先生在這裡應用的資料絕對沒有別的，而只有庸人薩金特寫的蹩腳的傳記 (13) ，這位先生同樣不知道歐文的 最重要的著作，即關於婚姻和共產主義制度的著作 (14) 。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膽地斷言，在歐文那裡「不能假定有明確的共產主義」。無論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頭哪怕僅僅有過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書》，那麼他就可以看到，這本書不僅主張實行有平等的勞動義務和平等的取得產品的權利（正如歐文經常補充說明的，平等是按年齡的大小來說的）的最明確的共產主義，而且還提出了為未來共產主義公社所作的帶有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的詳盡的房屋設計。但是，如果像杜林先生一樣，把「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界的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於只看標題或最多還看看少數著作中的提要，那麼確實只會作出這種愚蠢的和純粹杜撰的斷語。歐文不僅宣傳了「明確的共產主義」，而且還在漢普郡的「和諧大廈」這一移民區實行了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產主義，那裡的共產主義就其明確性來說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認識幾個以前參加了這種共產主義典型試驗的人。但是關於這一切以及1836—1850年之間歐文的活動，薩金特毫無所知，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歷史記述」也就陷入了漆黑一團的無知之中。杜林先生把歐文稱為「一個在各方面都過分博愛的真正怪物」。但是，當這位杜林先生向我們講授他連標題和提要幾乎都沒有看過的那些書籍的內容時，我們千萬可別說他是「一個在各方面都過分無知的真正怪物」，因為這齣自我們之口就叫作「謾罵」。
我們已經看到，空想主義者之所以是空想主義者，正是因為 在資本主義生產還很不發達的時代，他們只能是這樣。他們不得不從頭腦中構想出新社會的要素，因為這些要素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普遍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他們只能求助於理性來構想自己的新建築的基本特徵，因為他們還不能求助於同時代的歷史。但是，如果說在他們出現以後差不多80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從他的至上的頭腦中，從他的孕育著「最後真理」的理性中，構想出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標準」體系，而不是根據現有的歷史地發展起來的材料，不是作為這些材料的必然結果來闡述這個體系，那麼，到處嗅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則只不過是空想主義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義者。他把偉大的空想主義者稱為「社會鍊金術士」。就算是這樣吧，鍊金術在當時還是必要的。但是從那時以來，大工業已經把潛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發展為明顯的對立，以致這種生產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用手就可以觸摸到了；只有採用同生產力的現在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力本身才能保存並進一步發展；由以往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並在日益尖銳的對立中不斷再生產的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遍及一切文明國家並且日益劇烈；而且人們也已經了解這種歷史的聯繫，了解由於這種聯繫而成為必然的社會改造的條件，了解同樣由這種聯繫所決定的這種改造的基本特徵。如果說杜林先生現在不是根據現有的經濟材料，而是從自己至上的腦袋中硬造出一種新的空想的社會制度，那麼，他就不僅僅是在從事簡單的「社會鍊金術」了。他的行為倒像是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在現代化學的各種規律被發現和確立以後，還想恢復舊的鍊金術，並且所以要去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價、結晶學、光譜分析，惟一的目的是要發現——哲人之石。
(1) 參看《哲學》第1章。
(2) 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編者注
(3) 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編者注
(4) 傅立葉《關於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1808年萊比錫版。——編者注
(5) 蘇格蘭拉納克城附近的一個棉紡廠，創辦於1784年，在工廠周圍形成了一個小鎮。——編者注
(6) 聖西門《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編者注
(7) 傅立葉《關於普遍統一的理論》第1卷和第4卷；《傅立葉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頁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頁。——編者注
(8) 傅立葉《經濟的和協會的新世界，或按情慾分類的引人入勝的和合乎自然的勞動方式的發現》；《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頁。——編者注
(9) 《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頁。——編者注
(10) 參看《傅立葉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頁及以下幾頁。——編者注
(11) 羅·歐文《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或將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過渡》1849年倫敦版。——編者注
(12) 參看羅·歐文《關於在都柏林舉行的幾次公眾集會上的報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編者注
(13) 指威·魯·薩金特《羅伯特·歐文和他的社會哲學》1860年倫敦版。——編者注
(14) 指羅·歐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新道德世界書》（1836—1844年）和《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1849年）。——編者注
二、理論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 (1) 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那麼，照此看來，現代社會主義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 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的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衝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衝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存在於事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衝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著。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腦中、首先是在那個直接吃到它的苦頭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那麼，這種衝突表現在哪裡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也照例是屬於生產者自己的。把這些分散的小的生產資料加以集中和擴大，把它們變成現代的強有力的生產槓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承擔者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怎樣從15世紀起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這三個階段歷史地實現了這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裡所證明的，資產階級要是不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從 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就不能把它們變成強大的生產力。紡紗機、機械織機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機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製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後才變為成品。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產品。
但是，在自發的社會內部分工成了生產的基本形式的地方，這種分工就使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中世紀的情況就是這樣。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從他們那裡買得手工業品。在這種個體生產者即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滲入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在整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發的無計劃的分工中間，確立了在個別工廠里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分工；在個體生產旁邊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者的產品在同一市場上出賣，因而價格至少大體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要比自發的分工有力量；採用社會勞動的工廠里所製造的產品，要比分散的小生產者所製造的便宜。個體生產在一個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會的生產使全部舊的生產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這種革命性質並不為人所認識，結果它反而被用來當作提高和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它的產生，是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定的已經存在的槓桿即商人資本、手工業、僱傭勞動直接聯繫著的。由於它本身是作為商品生產的一種新形式出現的，所以商品生產的占有形式對它也保持著全部效力。
在中世紀得到發展的那種商品生產中，勞動產品應當屬於 誰的問題根本不可能發生。當時個體生產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製造產品。這樣的產品根本用不著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屬於他的。因此，產品的所有權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即使利用過別人的幫助，這種幫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資以外還得到別的報酬：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後來生產資料開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場中，開始變為真正社會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還像從前一樣仍被當作個人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來處理。從前，勞動資料的占有者占有產品，因為這些產品通常是他自己的產品，別人的輔助勞動是一種例外，而現在，勞動資料的占有者還繼續占有產品，雖然這些產品已經不是他的產品，而完全是別人勞動的產品了。這樣，現在按社會方式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歸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占有，而是歸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變成社會的了。但是，它們仍然服從於這樣一種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是以個體的私人生產為前提，因而在這種形式下每個人都占有自己的產品並把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生產方式雖然已經消滅了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從於這一占有形式 (2) 。賦予新的生產方式以資本主義 性質的這一矛盾，已經包含著現代的一切衝突的萌芽。新的生產方式越是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和一切在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占統治地位，並從而把個體生產排擠到無足輕重的殘餘地位，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鮮明地表現出來。
如上所述，最初的資本家就已經遇到了現成的僱傭勞動形式。但是，那時僱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輔助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幾畝土地，不得已時單靠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會條例是要使今天的幫工明天成為師傅。但是，生產資料一旦變為社會的生產資料並集中在資本家手中，情形就改變了。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他們除了受僱於資本家就沒有別的出路。僱傭勞動以前是一種例外和輔助辦法，現在成了整個生產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種副業，現在成了工人的惟一職業。暫時的僱傭勞動者變成了終身的僱傭勞動者。此外，由於同時發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主扈從人員被解散，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等等，終身的僱傭勞動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入了商品生產者即通過自己產品的交換來實現社會聯繫的個體生產者的社會。但是，每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有一個特點：這裡的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係的控制。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並為自己的個人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 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但是，商品生產同任何其他生產形式一樣，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開的規律；這些規律不顧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而為自己開闢道路。這些規律在社會聯繫的惟一繼續存在的形式即交換中表現出來，並且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對各個生產者發生作用。所以，這些規律起初連這些生產者也不知道，只是由於長期的經驗才逐漸被他們發現。所以，這些規律是在不經過生產者並且同生產者對立的情況下，作為他們的生產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而為自己開闢道路。產品支配著生產者。
在中世紀的社會裡，特別是在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供自己消費。它主要只是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地方，例如在農村中，生產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這裡沒有交換，產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質。農民家庭差不多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當他們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向封建主交納實物租稅以後還能生產更多的東西時，他們才開始生產商品；這種投入社會交換即拿去出賣的多餘產品就成了商品。誠然，城市手工業者一開始就必然為交換而生產。但是，他們也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東西；他們有園圃和小塊土地；他們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並且從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婦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產方式是穩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內部是統一的；農村中有馬爾 克 (3) ，城市中有行會。
但是，隨著商品生產的擴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前潛伏著的商品生產規律也就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有力地發揮作用了。舊日的束縛已經鬆弛，舊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產者日益變為獨立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表現出來，並且越來越走向極端。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加劇社會生產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主要工具正是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對立物：每一個別生產企業中的生產作為社會生產所具有的日益加強的組織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利用這一槓桿結束了舊日的和平的穩定狀態。它在哪一個工業部門被採用，就不容許任何舊的生產方法在那裡和它並存。它在哪裡控制了手工業，就把那裡的舊的手工業消滅掉。勞動場地變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髮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且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鬥爭不僅爆發於地方的各個生產者之間；地方性的鬥爭又發展為全國性的，發展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商業戰爭。最後，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個鬥爭成為普遍的，同時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劇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工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生死存亡都取決於天然的或人為的生產條件的優劣。失敗者被無情地淘汰掉。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鬥爭。動物的自然狀態竟表現為人類發展的頂點。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 狀態之間的對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這兩種表現形式中運動著，它毫無出路地處在早已為傅立葉所發現的「惡性循環」中。誠然，傅立葉在他那個時代還不能看到：這種循環在逐漸縮小；運動毋寧說是沿螺線行進，並且必然像行星的運動一樣，由於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多數人日益變為無產者，而無產者群眾又將最終結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使大工業中的機器無止境地改進的可能性變成一種迫使每個工業資本家在遭受毀滅的威脅下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的強制性命令。但是，機器的改進就造成人的勞動的過剩。如果說機器的採用和增加意味著成百萬的手工勞動者為少數機器勞動者所排擠，那麼，機器的改進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機器勞動者本身受到排擠，而歸根到底就意味著造成一批超過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僱傭勞動者，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我早在1845年就這樣稱呼他們 (4) ），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必然隨著這個時期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這樣一來，機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勞動資料不斷地奪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產品變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 (5) 於是，勞動資 料的節約，一開始就同時成為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職能的正常前提的剝奪 (6) ；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於是，一部分人的過度勞動成了另一部分人失業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卻在國內把群眾的消費限制到忍飢挨餓這樣一個最低水平，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671頁） (7) 而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於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極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命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命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 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造成了新的「惡性循環」。
事實上，自從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機爆發以來，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蠻程度不同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交易停頓，市場盈溢，產品大量滯銷積壓，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停工，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後，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生產和交換又逐漸恢復運轉。步伐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後，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覆不已。從1825年以來，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歷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經歷著第六次。這些危機的性質表現得這樣明顯，以致傅立葉把第一次危機稱為crise plé thorique［多血性危機］，即由過剩引起的危機時，就中肯地說明了所有這幾次危機的實質。 (8)
在危機中，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 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於它之旁並凌駕於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家自己也由於資本的猛烈積聚而感覺到這一事實，這種積聚是在危機期間通過許多大資本家和更多的小資本家的破產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制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閒置起來，因此，產業後備軍也不得不閒置起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產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過剩了。但是，「過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葉），因為正是這種過剩阻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為資本。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資料要不先變為資本，變為剝削人的勞動力的工具，就不能發揮作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靈一樣橫在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惟獨這個必然性阻礙著生產的物的槓桿和人的槓桿的結合；惟獨它不允許生產資料發揮作用，不允許工人勞動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御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
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是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 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使大量生產資料不得不採取像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某些生產資料和交通手段一開始規模就很大，它們，例如鐵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經營形式。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 (9) 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御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初排擠工 人，現在卻在排擠資本家了，完全像對待工人那樣把他們趕到過剩人口中去，雖然暫時還沒有把他們趕到產業後備軍中去。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
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闢道路，而隨著社會占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槓桿。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 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 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隻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 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矇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
但是，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這個階段現在已經達到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產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種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產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複一次。在每次危機中，社會在它自己的而又無法加以利用的生產力和產品的重壓下奄奄一息，面對著生產者沒有什麼可以消費是因為缺乏消費者這種荒謬的矛盾而束手無策。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惟一先決 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惟一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一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10) 。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著人們的自然 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1)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場（《浮士德的書齋》）。——編者注
(2) 這裡無須解釋，雖然占有形式還是原來那樣，可是占有的性質由於上述過程而經歷的革命，並不亞於生產所經歷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產品還是占有別人的產品，這自然是兩種很不相同的占有。順便提一下：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的僱傭勞動是很古老的；它個別地和分散地同奴隸制度並存了幾百年。但是，只有在歷史前提已經具備時，這一萌芽才能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3) 參看恩格斯《馬爾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351—369頁。——編者注
(4)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109頁。
(5) 《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476—477、534頁。——編者注
(6) 《資本論》第1卷第13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506—507頁。——編者注
(7)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59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8) 參看《傅立葉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頁。——編者注
(9) 我說「不得不」，因為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於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菸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麼拿破崙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比利時國家出於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國家的鐵路幹線，俾斯麥並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於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於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10) 有幾個數字可以使人們對現代生產資料即使在資本主義壓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擴張力有個大體的概念。根據吉芬的最新統計，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約計如下： 1814年……22億英鎊＝440億馬克 1865年……61億英鎊＝1220億馬克 1875年……85億英鎊＝1700億馬克 至於在危機中生產資料和產品被破壞的情況，根據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舉行的德國工業家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統計，在最近一次崩潰中，單是德國鐵工業所遭受的全部損失就達4 5 5 0 0萬馬克。
三、生產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後，讀者得知上一章中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徵的論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是不會感到奇怪的。相反，杜林先生一定會把它扔到堆放一切廢棄物的深坑中去，扔到「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荒謬的觀念」、「混亂的模糊觀念」等等那一堆東西中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根本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更不是粗糙物質的、單純為了餵飽肚子的現代經濟條件的產物。他的貨色要好得多。他的社會主義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
它是「社會的自然體系」，它植根於「普遍的公平原則」之中， 如果說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惡歷史所造成的既存狀況，以便加以改善，那麼這寧可看作是純粹的公平原則的不幸。杜林先生創造自己的社會主義，正如創造其他一切一樣，是通過他的著名的兩個男人進行的。這兩個傀儡不是像過去那樣扮演主人和奴隸的角色，這次變換了角色，這兩個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現權利平等的戲，——於是杜林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就奠定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杜林先生看來，周期性的工業危機，決不具有像我們認為它們應該具有的那樣的歷史意義。
在他看來，危機不過是對「常態」的偶然偏離，最多不過是為「更有規則的秩序的發展」提供一個理由。用生產過剩解釋危機的這一「通常的方法」，決不能滿足他對問題的「更確切的理解」。誠然，對「特殊領域中的特殊危機」來說，這樣的解釋方法「也許是可行」的。例如，「適於大量銷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於是它們就充斥於書籍市場」。
誠然，杜林先生盡可以高枕無憂：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遠不會引起這樣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對巨大的危機來說，「儲存和銷售之間的鴻溝最後竟大得如此驚人」，這不是因為生產過剩，而是「因為人民消費的落後……因為人為地造成的消費不足……因為人民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長過程中遇到的障礙」。
而他還為他的這種危機理論幸運地找到了一個信徒呢。
但是，遺憾的是，群眾的消費不足，他們的消費僅僅限於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所必需的東西，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現象。自從有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以來，這種現象就存在著。即使在群眾的狀況特別好的歷史時期，例如在15世紀的英國，群眾的消費仍然是不足的。他們遠沒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產品來用於消費。因此，如果說消費不足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 由生產過剩所引起的、爆發於危機中的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最近50年來才變得明顯，那麼，只有具備杜林先生的庸俗經濟學的全部淺薄見解，才能夠不是去用生產過剩這種新的現象，而是用存在了幾千年的消費不足這一老現象來解釋新的衝突。這就像在數學上不從變數發生了變化這一事實，而從常數沒有發生變化這一事實去解釋一個常數和一個變數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一樣。群眾的消費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群眾的消費不足達到危機的地步。因此，群眾的消費不足，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著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杜林先生關於世界市場的觀念是非常奇特的。我們已經看到，他怎樣以真正德國著作家的身份力圖用想像的萊比錫書籍市場上的危機來說明真正的工業上的特殊危機，用杯中水的風暴來說明海洋上的風暴。他進一步地想像，
目前的企業家的生產不得不「主要地在有產階級自身的圈子裡尋找它的銷路」，
這並不妨礙他在僅僅16頁後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鐵工業和棉紡織工業看作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現代工業，而正是這兩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只有極其微小的一部分為有產階級所消費，它們比其他任何產品都更多地為群眾所消費。在他那裡，不管我們怎麼看，能見到的都只不過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說。我們就舉棉紡織工業中的一個例子吧。在一個比較小的城市奧爾德姆——這是分布在曼徹斯特周圍、經營棉紡織工業、各擁有5—10 萬人口的十幾個城市之一——僅在這一個城市裡，從1872年到1875年的4年當中，單單紡32支紗的紗錠，就從250萬增加到500萬，就是說，在英國一個中等城市紡一種紗的紗錠數就達到了整個德國（包括阿爾薩斯）的棉紡織工業所擁有的紗錠總數。如果注意到，在英格蘭和蘇格蘭棉紡織工業的其他部門和地區也獲得了差不多同樣規模的發展，那麼只有蠻不講理的人才會用英國群眾的消費不足，而不用英國棉紡織廠主的生產過剩，來解釋目前棉紗和棉布的普遍滯銷 (1) 。
夠了。同那些對經濟學無知到竟把萊比錫的普通書籍市場當作現代工業意義上的市場的人，是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所以，我們只是指出，關於危機，杜林先生在以後的論述中僅僅能夠告訴我們說：
這只不過是「過度緊張和鬆弛之間的一場尋常的遊戲」，過度的投機「不僅僅是由於私人企業的無計劃的積累而引起的」，而且「個別企業家的急躁和個人考慮不周，也應該算作造成供給過剩的原因」。
那麼「造成」急躁和個人考慮不周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無計劃性，這種無計劃性表現在私人企業的無計劃的積累上。把經濟事實變成道德非難，並認為這樣做就是發現了新的原因，這也正是過度的「急躁」。
關於危機的問題，我們就此結束。在上一章中，我們指出了危機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為這一生 產方式本身的危機、作為社會變革的強制手段的意義，在這以後，我們就不需要再多說一句話來批駁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的淺薄之見了。現在我們來看看他的積極的創造，看看他的「社會的自然體系」。
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則」之上、因而對討厭的物質事實不屑一顧的體系，是由經濟公社的聯邦組成的，在各個公社之間存在著
「根據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規範規定的遷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員的必要性」。
經濟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類歷史意義的廣泛的模式」，遠遠地超越於例如一個叫作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徹底性」。它是「人們的共同體，這些人由支配一個區域的土地和一批生產企業的公共權利相互聯合起來，共同活動，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權利是「對自然界和生產設備的純粹公共的關係意義上的……對物的權利」。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讓未來的經濟公社的法學家去傷腦筋吧，我們在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嘗試。我們只是得知，
這種公共權利和「工人社團的團體所有制」決不是一回事，後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競爭，甚至不排除僱工剝削。
然後他順便說道，
在馬克思那裡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觀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為這個關於未來的觀念，總是具有這樣的外貌，好像它是指工人團體的團體所有制」。
這又是杜林先生所慣用的許多偷梁換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對於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說的〉只有無恥這 個粗俗的詞才完全適用」；這是憑空捏造的假話，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個虛構一樣，這個虛構是：「公共所有制」，在馬克思看來，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所有制」。
無論如何有一點看來是清楚的：某一經濟公社對自己的勞動資料的公共的權利，至少對任何其他經濟公社，以至於對社會和國家來說，是排他性的所有權。
但是，這一權利不應該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絕，因為在各個經濟公社之間存在著根據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規範規定的遷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員的必要性……就好像……現在人們從屬於某一政治組織和參與村鎮的經濟事務一樣」。
因此，將出現富裕的和貧窮的經濟公社，它們之間的平衡是通過居民脫離貧窮的公社擠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來實現的。因此，杜林先生雖然想通過全國性的商業組織來消除各個公社之間在產品上的競爭，但是他卻聽任生產者方面的競爭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於競爭之外，而人仍舊要服從於競爭。
但是，我們由此還遠不清楚什麼是「公共的權利」。兩頁之後，杜林先生向我們宣布：
商業公社擴展得「首先像政治—社會領域一樣地廣大；這個領域的成員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權利主體，並且由於這種身份而支配著整個土地、住宅和生產設備」。
可見，具有支配權的終究不是個別公社，而是整個民族。「公共權利」、「對物的權利」、「對自然界的公共的關係」等等，不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簡直就是自相矛盾的。這種權利實際上——至少當每一單個經濟公社同樣是權利主體的時候——是「個人的同時又是社會的所有制」，因此，這後一個「模糊 的雜種」，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裡才會遇到。
無論如何，經濟公社是為了生產來支配自己的勞動資料的。這種生產是怎樣進行的呢？根據我們在杜林先生那裡所看到的一切來判斷，這種生產是完全依照從前的樣式進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資本家而已。頂多我們還看到，只是現在每個人才能自由地選擇職業並具有同等的勞動義務。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個生產機構內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會」是怎樣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照杜林先生的說法，這個對抗「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為農業和工業之間的鴻溝……是不可能填平的，這倒是值得懷疑的。實際上，它們之間已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連續過渡，這種連續過渡在將來還可望大大加強」。現在侵入農業和農村經濟中的，已經有兩種工業：「第一、釀酒業，第二、甜菜製糖業……酒精生產具有這樣大的意義，以致容易被人估計過低，而不會被人估計過高」。如果由於「某些發現使工業的範圍更加擴大，使生產經營必須在農村中進行，並且直接同原料的生產掛鉤」，那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就可以因此減弱，而「文明發展的最廣泛的基礎就可以獲得」。但是，「同樣的事情也許還可以由別種方法產生。除技術上的必需外，社會需要的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被提出，當社會的需要成為人類活動的組合的標準時，就不能再忽視田間作業和技術加工之間的有系統的緊密結合所帶來的好處了」。
而在經濟公社中正好存在著社會的需要這個問題，這樣，公社不會急於充分利用上述的農業和工業聯合的好處嗎？關於經濟公社在這個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杜林先生不會不用他所喜愛的冗長文字把他的「更確切的理解」告訴我們吧？如果讀者相信他會這樣做，那就要受騙。上面那些貧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 行普魯士邦法的釀酒區和製糖區內又流傳開來的老生常談，就是杜林先生關於現在和將來的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所能告訴我們的一切。
讓我們來詳細地談談分工吧。在這裡，杜林先生已經多少「確切些」了。他談到
「應該專門投身於一種職業的人」。如果說到建立一個新的生產部門，「那麼問題只是在於：能否把致力於生產某一種物品的一定數量的人，連同他們所需要的消費〈！〉，可以說一起創造出來」。在共同社會中，任何一個生產部門，都「不需要許多居民」。在共同社會中，也會有「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
這樣，在生產的範圍內，一切都差不多是照舊不變的。的確，在到目前為止的社會中，總是「錯誤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這種錯誤的分工表現在哪裡，它在經濟公社中將被什麼所代替，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聽到下面的話：
「至於分工本身的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只要注意到各種不同的自然狀況的事實和個人的能力，就可以說是解決了。」
除能力外，還有個人的愛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們去從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訓練的那些活動的刺激，將完全基於對有關行業的愛好，以及對從事恰恰這一種事物而不是別種事物〈從事於一種事物！〉的樂趣。」
但是，這樣一來在共同社會中就將引起一種競爭心，而且
「生產本身引起了某種興趣，而把生產僅僅看作獲利手段的呆板的經營，將不再是各種社會狀態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產自發地發展起來的一切社會中（今天的社會也屬於 這樣的社會），不是生產者支配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支配生產者。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種新的生產槓桿都必然地轉變為生產資料奴役生產者的新手段。這首先是大工業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槓桿——分工的特點。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人口陷於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體力發展的基礎。如果說農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藝，那麼，土地也同樣占有農民，手藝也同樣占有手工業者。由於勞動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為了訓練某種單一的活動，其他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犧牲品。人的這種畸形發展和分工齊頭並進，分工在工場手工業中達到了最高的發展。工場手工業把一種手藝分成各種局部操作，把每種操作分給個別工人，作為終生的職業，從而使他一生束縛於一定的局部職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場手工業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個體本身也被分割開來，成為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的工具」（馬克思） (2) ，這種自動工具在許多情況下只有通過工人的肉體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發展才達到完善的程度。大工業的機器使工人從一台機器下降為機器的單純附屬物。「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種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台局部機器。濫用機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從小就變成局部機器的一部分」（馬克思） (3) ，不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來從事活動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虛的 資產者為他自己的資本和利潤欲所奴役；律師為他的僵化的法律觀念所奴役，這種觀念作為獨立的力量支配著他；一切「有教養的等級」都為各式各樣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為他們自己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短視所奴役，為他們的由於接受專門教育和終生從事一個專業而造成的畸形發展所奴役，——哪怕這種專業純屬無所事事，情況也是這樣。
空想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生重複同一的動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箇舊的分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他們兩人都主張人口應該分成1600人到3000人的許多集團，分布於全國；每個集團居住在他們那個地區中央的一個巨大的宮殿中，共同管理家務。雖然傅立葉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4個到5個這種相互毗連的宮殿組成的。根據這兩個空想主義者的意見，每個社會成員都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工業；在傅立葉看來，手藝和工場手工業在工業中起著主要的作用，相反，在歐文看來，大工業已經起著主要的作用，而且認為在家務勞動中也應該應用蒸汽力和機器。但是，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業中，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儘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要求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儘可能全面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面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面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人的力量，這首先是通過經常調換工種和相應地使從事每一種勞動的「會期」（用傅立葉的話說） (4) 不過長的辦法來 實現。他們兩人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於這樣的狹隘觀念，即似乎一定數量的「人」無論如何必然註定要從事某一種物品的生產；它要使根據生活方式而區分的人的「經濟變種」永世長存，這些人據說對恰好從事這一種事物而不是從事別種事物感到樂趣，就是說，他們落到了竟然樂於自身被奴役和片面發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痴」傅立葉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較，即使同「粗糙、無力而貧乏」的歐文的最貧乏的觀念相比較，還完全被分工奴役著的杜林先生也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侏儒。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現在，這已不再是什麼幻想，不再是什麼虔誠的願望了。在生產力發展的當前情況下，只要有隨著生產力的社會化這個事實本身而出現的生產的提高，只要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障礙和破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浪費，就足以在普遍參加勞動的情況下使勞動時間減少到從現在的觀念看來非常少的 程度。
同樣，消滅舊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犧牲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的一種要求。相反，它已經被大工業變為生產本身的條件。「機器生產不需要像工場手工業那樣，使同一些工人始終從事同一種職能，從而把這種分工固定下來。由於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更換人員也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最後，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機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培養一種特殊的工人成為機器工人。」 (5) 但是，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方式不得不繼續實行舊的分工及其僵死的專業化，雖然這些在技術上已經成為多餘的了，於是機器本身就起來反對這種時代的錯誤。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社會無政府狀態的洗劫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闢道路，那麼，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儘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 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馬克思《資本論》） (6)
大工業教會我們，為了技術上的目的，把幾乎到處都可以造成的分子運動轉變為物體運動，這樣大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生產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卻是自由的。如果說水力必然存在於鄉村，那麼蒸汽力卻決不是必然存在於城市。只有它的資本主義的應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於城市，並把工廠鄉村轉變為工廠城市。但是，這樣一來它就同時破壞了它自己運行的條件。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工業中差不多一切生產部門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較純潔的水。但是工廠城市把一切水都變成臭氣衝天的污水。因此，雖然向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每個工業資本家又總是力圖離開資本主義生產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遷移到農村地區去經營。關於這一過程，可以在蘭開夏和約克郡的紡織工業地區詳細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屬加工工業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在那裡，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樣的結果。
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 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
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樣它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必需。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眾把糞便用於促進植物的生長，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
資本主義的工業已經相對地擺脫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產地的地方局限性。紡織工業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進口的。西班牙的鐵礦石在英國和德國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銅礦石在英國加工。每個煤礦區都把燃料遠銷本地區以外的逐年擴大的工業地區。在歐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機都用英國的，有的地方用德國的和比利時的煤來發動。擺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局限性的社會可以在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邁進。這個社會造就全面發展的一代生產者，他們懂得整個工業生產的科學基礎，而且其中每一個人對整整一系列生產部門從頭到尾都有實際體驗，所以這樣的社會將創造新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會綽綽有餘地抵償從比較遠的地方運輸原料或燃料所花費的勞動。
因此，從大工業在全國的儘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的條件這方面來說，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也不是什麼空想。的確，文明在大城市中給我們留下了一種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遺產。但是這種遺產必須被消除而且必將被消除，即使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無論普魯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國可能遭受怎樣的命運，俾斯麥總可以高傲地進入墳墓了， 因為他的宿願——大城市的毀滅，肯定是會實現的。
現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觀念：無須從根本上變革舊的生產方式，特別是無須廢除舊的分工，社會就可以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狀況和個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決了。而與此同時整批的人卻依舊為生產某一種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舊被要求就業於一個生產部門，而人類卻依舊和從前一樣，分成一定數目的不同的畸形發展的「經濟變種」，就像現在的「推小車者」和「建築師」一樣。社會應該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同時讓每一個人依舊做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奴隸，而僅僅有選擇哪一種生產資料的權利。同樣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樣把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看作「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只能在燒酒釀造業和甜菜製糖業這兩個具有普魯士特有的結合方式的部門中發現一點小小的緩和劑；他怎樣使工業在全國的分布取決於將來的某些發現以及取決於生產直接靠近原料開採的必要性——這些原料，現在已被用於離開原產地越來越遠的地方了！——他在結束時又怎樣力圖用下面的保證來給自己留下退路：社會的需要終究要使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即使這違反經濟上的考慮，就是說，似乎這樣做會造成經濟上的犧牲！
誠然，要看到那些將消滅舊的分工以及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將使全部生產發生變革的革命因素已經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現代大工業的生產條件中，要看到這些因素在其發展中受到現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阻礙，就必須把視野放寬些，稍稍超出普魯士邦法的適用地區，因為在那裡，燒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業產品，而商業危機竟可以根據書籍市場的狀況來研究。為此，必須從大工業的歷史中，從它目前的現實狀況中，特別是從那個成 為大工業發源地並惟一地使大工業獲得典型發展的國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業；這樣就不會想到要把現代科學社會主義淺薄化，並把它降低為杜林先生的普魯士特有的社會主義。
(1) 用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起源於西斯蒙第，在他那裡，這種解釋還有一定的意義。洛貝爾圖斯從西斯蒙第那裡借用了這種解釋，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慣有的膚淺方式從洛貝爾圖斯那裡把它抄襲過來。
(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399頁。——編者注
(3) 同上，第462—463頁。——編者注
(4) 參看沙·傅立葉《經濟的和協會的新世界》第2、5、6章。——編者注
(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 3卷第4 6 1—4 6 2頁。——編者注
(6)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13頁。——編者注
四、分配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 (1) ，杜林的經濟學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得消失。現在我們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不過是這一命題在幻想中的實現。事實表明：杜林先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就其本身來說）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他要保持舊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對他的經濟公社內部的生產，也差不多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的確，生產是同確鑿事實打交道的一個領域，所以在這個領域內，「合理的幻想」只能給自己的自由心靈提供極小的飛翔空間，因為出醜的危險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據杜林先生的意見，分配是和生產根本沒有聯繫的，在他看來，分配不是由生產來決定，而是由純粹的意志行為來決定的——分配是他的「社會鍊金術」的再合適不過的用武之地了。
在經濟公社和包括許多經濟公社的商業公社裡，平等的消費權利是和平等的生產義務相適應的。在這裡，「一種勞動……按照平等估價的原則和別種勞動相交換……貢獻和報酬在這裡是真正相等的勞動量」。而且，這種「人力的相等，不管個別人的貢獻是多些還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絲毫沒有」，都是有效的；因為「任何行動，只要它花費時間和力量，都可以 看作勞動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戲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為集體是一切生產資料從而也是一切產品的所有者，所以這種交換不發生在個別人之間，而是一方面發生在每個經濟公社和它的各個社員之間，另一方面發生在各個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之間。「特別是各個經濟公社，將在它們本身的範圍內，用完全有計劃的銷售去代替小商業。」批發商業也同樣被組織起來：「所以，自由經濟社會的體系……仍舊是一個巨大的交換組織，它的活動，是通過貴金屬提供的基礎進行的。我們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觀念——甚至現在流行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還沒有脫離這種模糊觀念——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對這個基本特性的絕對必要性有所認識。」
為了進行這種交換，經濟公社作為社會產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須根據平均生產費用「給每類物品規定一個統一的價格」。「現在所謂生產成本……對價值和價格的意義，〈在共同社會裡〉將由……對所需勞動量的估計來實現。根據每個人在經濟上也具有平等權利的原則，這種估計最終可以歸結為對參加勞動的人數的考慮，這種估計將產生既跟生產的自然關係又跟社會的價值增殖權利相適應的價格比例。貴金屬的生產，仍然像現在一樣，是規定貨幣價值的決定因素……由此可見，在經過變更的社會制度中，對於價值以及產品藉以進行交換的比例來說，決定原則和尺度不但沒有喪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絕對價值」終於實現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會使各個人有能力向公社購買已經生產出來的物品，因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給每個社員以一定數目的貨幣，作為他的工作報酬——這個數目對於一切人來說都應該是一樣的。「所以，從共同社會的觀點看來，說工資應該消滅或者說工資應該成為經濟收入的惟一形式，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是，同等的工資和同等的價格，「即使不造成質量上的消費平等，也造成數量上的消費平等」，這樣一來，「普遍的公平原則」就在經濟上實現了。
至於這種未來的工資額如何規定，杜林先生僅僅告訴我們：
在這裡也和在其他一切情況下一樣，「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勞動6小時，就應該得到同樣體現6個勞動小時的貨幣量。
但是，決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則」和那種粗陋的平均主義混淆起來，後者激起資產者極其憤怒地反對一切共產主義，特別是反對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這一公平原則遠不是像外表看起來那樣不能通融。
「經濟上的權利要求的原則上的平等，並不排除對公平所要求的東西再自願地附加上特別讚許和尊敬的表示……當社會通過適當地增添消費來表彰擺在較高位置的工種時，社會只是表示對自己的尊敬。」
當杜林先生把鴿子的純潔和蛇的智慧 (2) 融合起來，並如此令人感動地惦念未來杜林們的消費的適當增添時，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對自己的尊敬。
這樣，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就最終地被消滅了。因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假定誰真正擁有私人資料的剩餘，那麼他也不能為這些剩餘找到任何資本式的應用。一個人或一群人如果為了生產向他取得這些剩餘，那他們只能以交換或購買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決不會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潤。」所以，「和平等原則相適應的遺產」是可以允許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某種遺產總是家庭原則的必然的同伴」。繼承權也「不能引起巨大財富的積累，因為在這裡財產形成……再也不能以創造生產資料和完全過食利生活為目的了」。
這樣，經濟公社似乎是順利地建成了。我們現在來看看這種公社是怎樣經營的。
我們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設都完全實現了；因而我們假定，經濟公社因每個社員每天勞動6小時，而付給他們以同樣體 現6勞動小時的貨幣量，比如說12馬克。同樣，我們假定，價格確切地與價值相符合，就是說，根據我們的前提，它僅僅包含原料費、機器損耗、勞動資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資。一個擁有100個從事勞動的成員的經濟公社，每天生產價值為1200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個工作日計算，生產36萬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樣的數目付給它的成員，每個成員都可以隨意處置他一天得到的12馬克，或一年得到的3600馬克。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這個公社並沒有比開始時富裕一些。在這個時期內，如果公社不願動用它的生產資料的基金，那麼，它甚至無法適當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費。積累完全被遺忘了。更壞的是：因為積累是社會的必需，而貨幣的保存是積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經濟公社的組織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員去進行私人積累，從而破壞公社自身。
怎樣避免經濟公社的本性的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於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課稅」，即加價，把它的年產品賣48萬馬克，而不是賣36萬馬克。但是，因為其他一切經濟公社也處在同樣的情況下，所以都不得不採取同樣的做法，這樣，每一公社在和別的公社進行交換時都不得不償付和自己額外所得相等的「課稅」，結果「貢稅」還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成員身上。
或者，公社把這件事情處理得更簡單：每個成員勞動6小時，公社付給他少於6小時勞動的產品，比如說4個勞動小時的產品，就是說，一天不是付12馬克，而只付8馬克，但是讓商品的價格保持原來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就直接地公開地做了它在前一情況下隱蔽地轉彎抹角地企圖做的事情：它按純粹資本主義的方式付給社員以低於社員所生產的物品的價值，而社員只能從公社買得的那些商品卻要按照全部價值來計算，這 樣它就造成每年總計12萬馬克的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所以經濟公社要能獲得後備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實行的是最廣闊的共產主義基礎上的「高貴的」實物工資制 (3) 。
這樣，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經濟公社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積累基金來維持和擴大生產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這種基金，在這種情況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
經濟公社中的交換的內容就是這樣。交換的形式怎麼樣呢？交換是以金屬貨幣為中介的，杜林先生頗以這種改良所具有的「人類歷史意義」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易中，這種貨幣決不是貨幣，決不執行貨幣的職能。它成為純粹的勞動券，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只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在這一職能中，它也「同戲票一樣，不是『貨幣』」。 (4) 因此，它可以為任何符號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來代替，在這個賬簿中，在一方記下勞動小時，在另一方記下為此而領得的享受資料。一句話，在經濟公社和它的社員之間的交易中，貨幣只是起歐文的「勞動小時貨幣」的作用，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視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應用於自己的未來經濟之中。標明所完成的「生產義務」和從而獲得的「消費權利」的尺度憑證，無論是一張廢紙、一種籌碼，或者是一塊金幣，這對這個 目的來說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對其他目的來說就不然了，這一點以後就會看到。
這樣，如果說，在經濟公社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易中，金屬貨幣已經不執行貨幣的職能，而是執行化了裝的勞動券的職能，那麼在各個經濟公社之間的交換中，它就更不執行貨幣的職能了。在這裡，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屬貨幣完全是多餘的。實際上，這裡只要有簿記就足夠了，在實現等量勞動的產品同等量勞動的產品的交換時，如果簿記以自然的勞動尺度——時間，即以勞動小時為單位來計算，這就比預先把勞動小時轉換為貨幣簡單得多。實際上，交換是純粹的實物交換；全部餘額可以很容易地和簡單地用轉到其他公社賬上的辦法來結清。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對其他公社有了虧空，那麼所有「宇宙間的黃金」，無論它們怎樣「天然就是貨幣」，都不能使這個公社（如果它不願意由於欠債而隸屬於其他公社）避免這樣的命運，即用增加自己的勞動的方法來補償這種虧空。此外，請讀者經常記住，我們在這裡決不是設計未來的大廈。我們只是採用杜林先生的假設，並且從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結論。
因此，無論是在經濟公社和它的成員之間的交換中，還是在各個公社之間的交換中，「天然就是貨幣」的黃金都不能實現它的這種天然的本性。儘管如此，杜林先生卻硬叫它在「共同社會」中也執行貨幣的職能。因此，我們不得不為這種貨幣職能尋找別的活動舞台。而這樣的舞台是存在著的。雖然杜林先生給每個人以「等量消費」的權利，但是他不能強迫任何人這樣做。相反地，他感到驕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貨幣。因此，他無法阻止下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些人積蓄起一小部分貨幣，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生活。他 甚至使這種事情成為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明確地承認家庭的共同財產的繼承權，從而就進一步產生父母養育兒女的義務。但是這樣一來，等量消費就有了一個巨大的裂縫。獨身者用他一天8馬克或12馬克的工資可以過得舒適而愉快，可是家有8個未成年小孩的鰥夫用這麼多工資卻只能悽慘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慮地接受貨幣的支付，於是就提供一種可能，不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通過其他途徑去獲得這些貨幣。金錢沒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但是，這樣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勞動券作用的金屬貨幣開始執行真正貨幣職能的全部條件。現在，一方面出現了貯藏貨幣的機會和動機，另一方面出現了借債的機會和動機。貨幣需要者向貨幣貯藏者借債。借得的貨幣作為支付生活資料的費用為公社所接受，從而又成為目前社會中那樣的貨幣，即人類勞動的社會體現、勞動的現實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規範」對它都無能為力，就像對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無能為力一樣。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
直到現在，我們只是觀察了在杜林的經濟公社所管轄的領域內保存金屬貨幣這件事的影響。但是在這一領域以外，其餘的罪惡世界當時還是一切都照老樣子進行。在世界市場上，金銀仍然是世界貨幣、一般的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財富的絕對的社會體現。由於貴金屬的這種特性，在經濟公社的單個社員面前，出現了貯藏貨幣、發財致富和放高利貸的新的動機，即對公社和在公社範圍以外自由地、獨立地行動，並在世界市場上使積累的個人財富增殖的動機。高利貸者變成藉助流通手段來做生意的商人，變成銀行家，變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支配者，因而變成 生產的支配者和生產資料的支配者，雖然這些生產資料在許多年內名義上還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的財產。因此，變成了銀行家的貨幣貯藏者和高利貸者也就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會」，實際上是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模糊觀念」根本不同的。如果它真的能拼湊起來並維持下去，那麼，它的惟一目的就是重新產生金融巨頭，它將在金融巨頭的控制下並為他們的錢袋勇敢地竭盡全力地工作。它的惟一可以獲救的道路，也許就在於貨幣貯藏者寧願藉助他們的世界貨幣儘快地逃離公社。
在德國人對舊的社會主義普遍缺乏了解的情況下，一個天真爛漫的青年，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例如歐文的勞動券是否也會引起類似的濫用呢？雖然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來闡述這種勞動券的含義，但是，為了把杜林的「包羅萬象的模式論」和歐文的「粗糙、無力和貧乏的觀念」作一比較，我們還是可以指出下面幾點：第一，要使歐文的勞動券被這樣地濫用，就要假定它已變成真正的貨幣，而杜林先生是以真正的貨幣為前提，可是卻想禁止它執行單純勞動券以外的其他職能。在歐文那裡，是假定發生了真正的濫用，而在杜林這裡，是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貨幣本性為自己開闢道路：貨幣對抗著杜林先生由於自己不懂貨幣的本性而要強加給它的那種濫用，去實現它本身所固有的正確的應用。第二，在歐文看來，勞動券只是社會資源實現完全的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個過渡形式，此外，頂多還是一個使共產主義易於為英國公眾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種濫用迫使歐文的社會廢除勞動券，那麼這個社會就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前進了一步，進入了一個比較完全的發展階段。相反，杜林的經濟公社一廢除貨幣，它就立刻消滅了自己的「人類歷史意義」，消除 了自己的最特出的妙處，不再成其為杜林的經濟公社，而下降為模糊觀念，而杜林先生為了使它從這種模糊觀念中擺脫出來，曾花費了多少艱苦的勞動去從事合理幻想啊。 (5)
杜林的經濟公社遭遇到的所有這些奇怪的迷誤和混亂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不過是從存在於杜林先生頭腦中的對價值和貨幣的概念的模糊觀念中產生的，這種模糊觀念最後竟驅使他企圖去發現勞動的價值。但是，因為杜林先生決沒有在德國壟斷這種模糊觀念，相反地，他還有許多競爭者，所以我們「願意暫時耐著性子來清理」他在這裡造成的「亂線球」。
經濟學所知道的惟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什麼是商品？商品是在一個或多或少互相分離的私人生產者的社會中所生產的產品，就是說，首先是私人產品。但是，只有這些私人產品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是為他人的消費，即為社會的消費而生產時，它們才成為商品；它們通過交換進入社會的消費。這樣，私人生產者就相互處於社會聯繫之中，組成一個社會。因此，他們的產品雖然是每個個別人的私人產品，同時也是社會的產品（但這不是有意的而且似乎是違背他們意願的）。那麼這些私人產品的社會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顯然表現在兩種特性上：第一，它們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不僅對生產者自己，而且也對別人具有使用價值；第二，它們雖然是各種極不相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是一般人類勞動的產品。因為它們對別 人也有使用價值，所以它們都可以進入交換；因為在它們裡面都包含著一般人類勞動、人類勞動力的簡單耗費，所以它們可以在交換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這種勞動的量相互比較，被認為相等或不相等。在不變的社會條件下，兩個相同的私人產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勞動，但總是只包含著等量的一般人類勞動。一個不熟練的鐵匠打五個馬掌所用的時間，另一個熟練的鐵匠卻能打十個。但是，社會並不把一個人的偶然的不熟練性當作價值，它只承認當時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為一般人類勞動。因此，第一個鐵匠的五個馬掌中的一個，在交換中並不比第二個鐵匠在相等的勞動時間內所打的十個馬掌中的一個具有更多的價值。私人勞動，只有在它是社會必要勞動的時候，才包含著一般人類勞動。
這樣，當我說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價值的時候，那我就是說：（1）它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產品；（2）它是由私人為了私人的打算生產出來的；（3）它雖然是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又是社會勞動的產品（這一點似乎是生產者所不知道的而且似乎是違背他們意願的），而且是以社會方法即通過交換來確定的一定量社會勞動的產品；（4）我表現這個數量，不是用勞動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勞動小時，而是用另外一個商品。因此，如果我說，這隻表和這塊布價值相等，這兩件物品中每一件的價值都等於50馬克，那麼我就是說：在這隻表、這塊布和這些貨幣中，包含著等量的社會勞動。因此，我確認，它們所代表的社會勞動時間是以社會的方式計量的，而且被看作是相等的。但是這種計量，不像通常用勞動小時或工作日等等來計量勞動時間那樣，是直接的、絕對的，而是迂迴地、以交換為中介來進行的，是相對的。因此，即使這一確定數量的勞動時間，我也不能用勞動小時表現出來，因 為我仍然不知道勞動小時的數目，而同樣只能迂迴地、相對地通過另外一個代表等量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商品把它表現出來。一隻表的價值和一塊布的價值相等。
但是，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迫使建築在它們之上的社會採取這種迂迴途徑的時候，它們同時也迫使這個社會儘可能地縮短這條途徑。它們從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選出一種權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都可以永久由這種商品來表現，這種商品被當作社會勞動的直接體現，所以能夠直接地無條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換，這種商品就是貨幣。貨幣已經以萌芽狀態包含在價值概念中，它只是發展了的價值。但是，當商品價值在商品本身面前獨立化為貨幣時，在生產商品和交換商品的社會中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一個具有新的社會職能和社會影響的因素。我們暫且只確認這一事實，而不作詳細的探討。
商品生產的經濟學，決不是考察我們僅僅相對認識的因素的惟一科學。在物理學上，我們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壓力和溫度之下，一定體積的氣體包含著多少個氣體分子。但是我們知道，在波義耳定律有效的範圍內，在相同的壓力和溫度下，一定體積的一種氣體和同一體積的任何他種氣體包含著同樣多的分子。所以，對不同的壓力和溫度條件下的不同的氣體的各個不同的體積，我們可以根據它們的分子容量來加以比較；例如我們以0℃和760毫米壓力下的1公升氣體為單位，用這個單位去測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學上，我們也不知道各個元素的絕對原子量。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們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們相對地知道它們的原子量。商品生產和商品生產的經濟學根據各個商品的相對勞動量來比較各個商品，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包含於各個商品中的勞動量獲得一個相對表現，同樣，化學根據各 個元素的原子量來比較各個元素，把一個元素的原子量表現為另一個元素（硫、氧、氫）的原子量的倍數或分數，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獲得一個相對表現。商品生產把黃金提升為絕對商品，提升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提升為一切價值的尺度，同樣，化學把氫的原子量當作一，並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還原為氫，使之表現為氫原子量的倍數，因而把氫提升為化學上的貨幣商品。
但是，商品生產決不是社會生產的惟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裡，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裡，產品都沒有轉變為商品。公社成員直接為生產而結合為社會，勞動是按照習慣和需要來分配的，產品只要是供消費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會生產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換，因而也排除產品向商品的轉化（至少在公社內部）和隨之而來的產品向價值的轉化。
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的有用性質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直接成為社會勞動。那時，一個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採用迂迴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個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社會可以簡單地計算出：在一台蒸汽機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穫的小麥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質量的棉布中，包含著多少勞動小時。因此，到那時，它就不會想到還繼續用相對的、不斷波動的、不充分的、以前出於無奈而不得不採用的尺度來表現產品中包含的、現在已直接地和絕對地知道的勞動量，就是說，用第三種產品來表現這個量，而是會用它們的自然的、最恰當的、絕對的尺度——時間來表現這些勞動量。同樣，化學一旦能夠以最恰當的尺度，即以實際重量，以101 2分之一或102 4分之一克，來絕對 地表現原子量，它也就不會想到再通過迂迴的途徑，用氫原子來相對地表現各種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不會賦於產品以價值。生產100平方米的布，比如說需要1000勞動小時，社會就不會用間接的和無意義的方法來表現這一簡單的事實，說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000勞動小時的價值。誠然，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也必須知道，每一種消費品的生產需要多少勞動。它必須按照生產資料來安排生產計劃，這裡特別是勞動力也要考慮在內。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 (6) 插手其間。
價值概念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廣泛的表現。因此，在價值概念中，不僅包含了貨幣的萌芽，而且還包含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切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價值是私人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裡已經存在著社會勞動和同一產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這二者之間出現差別的可能性。這樣，如果一個私人生產者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不斷進步的時候，仍用舊的方式進行生產，那麼他會深切地感到這一差別。當某類商品的全體私人生產者生產的商品超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一個商品的價值只能用另一個商品來表現並且只有在和另一個商品交換時才能實現，在這裡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或者是交換根本不能成立，或 者是交換雖然成立卻實現不了商品的真實的價值。最後，如果在市場上出現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那麼，勞動力的價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按照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僱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後備軍和危機的萌芽。企圖用製造「真正的價值」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這等於企圖用製造「真正的」教皇的辦法來消滅天主教，或者等於用徹底實現某種最全面地表現生產者受自身產品奴役的經濟範疇的辦法，來建立生產者最終支配自身產品的社會。
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麼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捲入交換之中。於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成社會的共同體內部的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共同體的各種紐帶，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人生產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貨幣使個人的耕種代替了共同的耕種；後來，貨幣以最後的分割取消了還實行定期重分辦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澤爾流域的農戶公社中，在俄國村社中也開始出現）；最後，貨幣促成了餘留下來的公有森林和牧場的分配。無論促進這一過程的還有什麼其他基於生產發展的原因，貨幣始終是這些原因藉以對共同體發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經濟公社能實現的話，貨幣也必將以同樣的自然必然性，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範」而使它解體。
我們在上面（《經濟學》第6章）已經看到，談論勞動的價值，這是自相矛盾。因為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勞動不僅生產產品， 而且也生產價值，而這種價值是由勞動來計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價值，正像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熱不能有特殊的溫度一樣。但是，胡亂思考「真正價值」的一切社會糊塗蟲的顯著特徵，就在於他們想像，在目前的社會中，工人沒有獲得他的勞動的全部「價值」，而社會主義的使命就是要矯正這種情況。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麼是勞動的價值；這些人企圖不用勞動的最恰當的尺度即時間，而用勞動的產品來衡量勞動，這樣就發現了勞動的價值。根據這種觀點，工人應當獲得「全部勞動所得」。不僅勞動產品，而且勞動本身都應當可以直接和產品相交換，一個勞動小時和另一個勞動小時的產品相交換。但是，在這上面立即發生了一個非常「可疑的」困難。全部產品被分掉。社會的最重要的進步職能即積累被剝奪，並且被個人所掌握和支配。個人可以隨意處置自己的「所得」，在最好的情況下，社會的窮富程度仍然是和以前一樣。這樣，這些人把過去積累的生產資料集中於社會手中，只是為了使未來積累的一切生產資料重新分散於個人的手中。這些人是給自己的前提一記耳光，達到了純粹荒唐的地步。
根據這種觀點，流動的勞動，即能動的勞動力，應當和勞動產品相交換。於是它和應當與之交換的產品一樣，也是商品。於是這種勞動力的價值就決不會根據它的產品來決定，而是根據它裡面所體現的社會勞動，即根據目前的工資規律來決定。
但是，這正好是這種觀點認為不應當有的情形。流動的勞動，即勞動力，是應當可以和它的全部產品相交換的。這就是說，它應當不和它的價值相交換，而和它的使用價值相交換；價值規律應當適用於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對於勞動力，它是應該被廢除的。隱藏在「勞動的價值」背後的，正是這種自己消滅自己的混 亂觀念。
「勞動和勞動根據平等估價的原則相交換」——這句話如果還有某種意義的話——也就是說，等量社會勞動的產品可以相互交換，就是說，價值規律，恰好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各種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惟一能為自己開闢道路的那種方式為自己開闢道路，即作為存在於事物和關係中的、不以生產者的願望或活動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為自己開闢道路。杜林先生把這一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並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像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於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我們現代的唐·吉訶德，無論怎樣傲慢地騎上他的高貴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則」，在他的威武的桑喬·潘薩——阿伯拉罕·恩斯的跟隨下，來作騎士的遠征以奪取曼布里諾的頭盔——「勞動的價值」，我們還是擔憂，非常擔憂，他除了古時有名的理髮用的銅盆以外，什麼也拿不到家裡去。
(1) 見本書第194頁。——編者注
(2) 參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10章第16節。——編者注
(3) 實物工資制（truck system）是英國人的說法，在德國也為人所熟知，在這種制度下，工廠主自己開設店鋪，強迫工人在這些店鋪中購買商品。
(4) 《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1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12—113頁腳註（50）。——編者注
(5) 附帶說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勞動券在歐文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他是從薩金特的書上知道這種勞動券的，在那裡它們只是出現在自然要遭到失敗的勞動交換市場裡，這種交換市場試圖以直接交換勞動的辦法從現存的社會轉變到共產主義社會。
(6) 在決定生產問題時，上述的對效用和勞動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所能餘留的全部東西，這一點我在1844年已經說過了（《德法年鑑》第95頁）。但是，可以看到，這一見解的科學論證，只是由於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
五、國家，家庭，教育
在前兩章里，我們也許可以說大體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 「新的共同社會結構」的全部經濟內容。還要提一下的頂多是，「歷史眼光的普遍遠大」絲毫沒有妨礙他去關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於我們已經知道的適當地增添消費就更不用說了。由於舊的分工繼續存在於共同社會中，所以經濟公社除了建築師和推小車者以外，還必須考慮到職業作家，而且還發生了那時怎樣處理著作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比其他任何問題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勞神。無論在什麼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魯東的時候，著作權總是把讀者纏住不放，這樣他就能在《教程》中終於以整整九頁的篇幅不厭其詳地講述著作權，並用神秘的「勞動報酬」的形式（但沒有說是否連帶適當地增添消費）把它平安地引進共同社會的海港。這樣，把跳蚤在社會的自然體系中的地位問題寫上一章，似乎是同樣恰當的，並且無論如何不會那樣乏味。
關於未來的國家制度，《哲學教程》作了詳細的規定。在這方面，盧梭雖然是杜林先生的「惟一重要的先驅者」，但他奠定的基礎不夠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後繼者從根本上補救了這一點，辦法是把盧梭的東西最大限度地稀釋，並加上用同樣方式調製成的黑格爾法哲學廢棄物的稀湯。「個人的自主權」構成杜林的未來國家的基礎；它在多數人的統治下不應當被壓制，而應當在這裡真正達到全盛狀態。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非常簡單。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間在一切方面都有協定，如果這些契約以相互幫助來反對不正當的侵害為目的，那麼這時維護權利的力量就只會加強，而僅僅從群眾對個人或多數對少數的優勢中就引申不出某種權利。」
現實哲學戲法的活力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越過最不容易通過的障礙，而如果讀者認為，他聽了這些以後並沒有比以前更聰明 一些，那麼杜林先生就這樣回答他：不能這樣輕易地對待這件事，因為
「在理解集體意志的作用時，最微小的錯誤都會毀滅個人的自主權，而這種自主權正是惟一能從中引申出各種現實權利的東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讀者時，正是以讀者似乎理應受到的對待來對待讀者。他甚至還能做得更無禮些；現實哲學的學生們確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個人的自主權主要是在於
「單獨的個人被迫絕對地服從國家」，但是這種強迫，只有在它「真正地為自然的正義服務」時才是正當的。為此目的，將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們「必須在集體的掌握之中」；其次還要有防衛的聯合，它表現於「軍隊裡面或者負責內部安全的執行機關裡面的共同行動」，
所以也將要有軍隊、警察、憲兵。杜林先生確實已經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個勇敢的普魯士人；在這裡，他證明自己和那些標準的普魯士人出身相同，這些普魯士人，用已故的羅霍大臣的話來說，「心中都有自己的憲兵」。但是這些未來的憲兵將不像現在的憲警那樣危險。無論憲兵怎樣侵犯有自主權的個人，個人總是有一種安慰：
「個人視各自的情況從自由社會方面遇到的正義或非正義，決不會比自然狀態所帶來的更壞些！」
於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無法避免的著作權絆住我們以後，向我們保證，在他的未來世界中將有一種「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師制」。
「現在設想的自由社會」變得越來越混雜了。建築師、推小車 者、作家、憲兵，還有律師！這個「堅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國」酷似各種宗教的各種天國，在那裡，信徒在大徹大悟中總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間生活帶有甜蜜色彩的那種東西。杜林先生正是屬於「人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國家。我們還需要什麼呢？
我們需要什麼，在這裡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於，杜林先生需要什麼。杜林先生不同於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來國家中，決不是人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這個未來國家的憲法上寫著：
「在自由的社會裡，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為每個社會成員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像：以為在自然界背後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種可以用犧牲或祈禱去感動的存在物。」「所以，正確理解的共同社會體系……必須除去宗教魔術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須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裡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複雜的人格化。根據比較神話學，這一最初的過程，至少就各印歐民族來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經，以後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中間，而且就材料所及的範圍而言，也可以在克爾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間得到詳盡的證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會力量也起了作用，這種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著人。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現 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為歷史力量的代表者 (1) 。在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上，許多神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轉移到一個萬能的神身上，而這個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這樣就產生了一神教，從歷史上說它是後期希臘庸俗哲學的最後產物，並在猶太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神雅赫維身上得到了體現。在這個適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適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為人們對這種支配著他們的力量的關係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只要人們還處在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人們就像受某種異己力量的支配一樣，受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關係、受自己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動的事實基礎就繼續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繼續存在。即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這種異己支配力量的因果關係有一定的認識，事情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資產階級經濟學既不能制止整個危機，又不能使各個資本家避免損失、負債和破產，或者使各個工人避免失業和貧困。現在還是這樣：謀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己支配力量）。僅僅有認識，即使這種認識比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更進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會力量服從於社會的支配。為此首先需要有某種社會的行動。當這種行動完成的時候，當社會通過占有和有計劃地使用全部生產 資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會成員擺脫奴役狀態的時候（現在，人們正被這些由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但作為不可抗拒的異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對立的生產資料所奴役），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還在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隨著消失。理由很簡單，因為那時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靜待宗教這樣自然地死掉。他幹得更加徹底。他比俾斯麥本人有過之無不及；他頒布了嚴厲的五月法令，不僅反對天主教，而且也反對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來的憲兵進攻宗教，以此幫助它殉道和延長生命期。無論我們向什麼地方看，總是看到普魯士特有的社會主義。
在杜林先生這樣順當地把宗教消滅以後，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認識自己的集體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進程和他自己的本質為他開闢的一切道路」。
現在我們改變一下話題，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領導下，能夠勇敢地踏上什麼樣的「事物進程」。
人藉以依靠自身的第一個事物進程就是他誕生的進程。以後，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終處在「兒童的自然教養者」即母親的保護之下。「這個時期，正如古代羅馬法所說的，可以延長到青春期，大約到14歲。」只有當比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親的威嚴的時候，父親的協助，特別是社會教育措施才來消除這種缺點。如果具有這種「無可爭辯的真正的父親身份」的父親確實存在，那么兒童在到達青春期後，就處在「父親的自然監護」之下，否則，公社就指定監護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設想，不必改造生產本身，人們就能以社會 的生產方式去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他在這裡想像，人們可以把現代的資產階級家庭同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分隔開來，而不會由此改變家庭的全部形式。這個家庭形式，在他看來是這樣的不可改變，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羅馬法」（即使它具有某種「完美的」形式）當作家庭永遠奉行的標準，並且設想家庭只是「繼承遺產」的單位，即擁有財產的單位。在這個問題上，空想主義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義者看來，隨著人們自由結成社會和私人家務勞動轉為公共事業，青年教育的社會化，從而家庭成員間真正自由的相互關係，也就直接產生了。此外，馬克思已經證明（《資本論》第515頁及以下各頁），「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 (2) 杜林先生說，
「每一個社會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備有和他的新的社會生活相適應的教育論。」
用這個觀點來衡量，杜林先生是社會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對未來學校的關注，至少不亞於他對著作權的關注，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為整個「可以預見到的未來」，而且還為過渡時期詳盡地制定中小學計劃和大學計劃。不過，現在讓我們只考察一下，在最後的終極的共同社會中，將要向青年男女傳授些什麼東西。
一般的國民學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則上能夠引起人們的興趣的東 西」，從而特別是把「涉及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一切科學的基礎和主要結論」教給學生。所以這種學校首先要教數學，而且要把從簡單的計數和加法起直到積分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這種學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積分。相反地，不如說在這種學校里，將教授綜合數學的嶄新的要素，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數學以及高等數學的萌芽。雖然杜林先生自己斷定，這種未來學校的「教科書的內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個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現在，他還不能發現這種「綜合數學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實際上也應該有待於新社會制度的自由的和更加提高了的力量來做」。
但是，如果說未來數學的葡萄眼下還是非常酸的，那麼，未來的天文學、力學和物理學就會困難少一些，並將成為
「全部學校教育的核心」，至於「植物學和動物學，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主要地總還是具有記述性質」……不如說是「一種輕鬆的談話資料」。
在《哲學教程》第417頁上就是這樣說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還只知道主要是記述式的植物學和動物學。包括有機界的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和古生物學在內的全部有機形態學，杜林先生甚至連名稱都不知道。當生物學領域內嶄新的科學幾乎成打地在他背後興起的時候，他的幼稚的情感還總是從拉夫的《兒童自然史》中去獲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的卓越的現代教育因素」，並且把有機界的這部憲法也強加給整個「可以預見到的未來」。在這裡，正像他習慣做的那樣，化學又被完全忘記了。
至於美學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從前的詩對此都不適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學校里自然不 能容忍從前的詩人慣用的「神話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非常喜愛的詩的神秘主義」，也是為人嫌棄的。這樣，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決心，向我們提供詩之傑作，這些作品「符合於某種同知性相稱的幻想的更高要求」，並描述出「顯示世界的完成」的真正理想。但願他別躊躇。經濟公社只有以那種和知性相稱的亞歷山大詩體的急進步伐前進，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於語文學，正在成長的未來公民大可不必為此傷腦筋。
「死的語言完全被屏棄……但是活的外國語將……仍然是次要的東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擴展成為人民群眾本身的運動的地方，外國語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為每一個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語言教育」，將從某種一般語法中找到，特別是從「本族語言的質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來，現代人的民族狹隘性還是過於世界化了。他還想消滅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狹隘的民族觀點的兩種槓桿，一個是至少為各民族中受過古典教育的人展現一個共同的廣闊視野的古代語言知識，一個是可以使各國人民相互了解並熟悉本國以外所發生的事情的現代語言知識。相反地，他認為應該把本族語言的語法讀得爛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語言的質料和形式」，就必須追溯本族語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發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經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種活的和死的語言，那麼這種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進行這種考察，我們就再次進入了明確劃定的禁區。杜林先生既然把整個現代的歷史語法從他的教育計劃中勾掉，那麼在他的語言教學上就只剩下一種老式的、完全按照舊的古典語文學仿造的技術語法了，這種語法由於缺乏歷史的基礎而帶有自己的全部的詭 辯性和任意性。對舊的語文學的憎恨，使他把舊的語文學的最壞的產品奉為「真正有教益的語言教育的中心」。顯然，我們與之打交道的這位語言學家，從來沒有聽說過近60年來這樣有力地和這樣成功地發展起來的全部歷史語言學，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裡，而是到已故的海澤和貝克爾那裡去尋求語言教育的「卓越的現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長的未來公民還遠不能通過這一切而「依靠自身」。為此還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礎，藉助於對
「最後的哲學基礎的領會」。但是自從杜林先生在這裡掃清了道路以後，「這種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項巨大的任務了」。其實，「如果從關於存在的一般模式論引以為榮的少量嚴密知識中清除掉錯誤的煩瑣的裝飾品，如果決定處處只承認〈杜林先生〉所證明的現實是有意義的」，那麼初級哲學也將為未來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們用來促使無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響的那些極其簡單的說法」，就「完全不能想像，為什麼由於現代的深刻化和尖銳化而變得如此簡單的普遍時空觀念的因素，不能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會的普遍教育體系中不應當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質的自身等同狀態以及可以計數的不可計數之數負有使命，「不僅使人站穩腳跟，而且還使他從自身了解到，他已經把所謂絕對的東西踩在他的腳下了」。
可見，未來的國民學校只不過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魯士中等學校，在那種學校里，希臘文和拉丁文被更為純粹些和實用些的數學，特別是被現實哲學的諸要素所代替，而德語教學又倒退到已故的貝克爾時代，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級的程度。事實上，「完全不能想像」，為什麼杜林先生的「認識」（我們現在已經證實，這種認識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領域中都是十足小學生的認識），或者無寧說是杜林先生的「認識」經過事先徹底「清除」以 後留下來的東西，不能全部「最終地轉入基本知識的行列」，而它在現實中又從來沒有脫離過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會略有所聞，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既使多方面的技術訓練也使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得到保障；因此，這一點也被他照例用於共同社會。但是，正像我們所看到的，舊的分工在杜林的未來的生產中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所以學校中的這種技術教育就脫離了以後的任何實際運用，失去了對生產本身的任何意義；它只有一個教學上的用途：可以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這位根底深厚的變革家是什麼也不願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訴我們幾句話，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這個詞的最嚴格的意義工作。」
這種空泛的無內容的清談，同《資本論》第508—515頁上所說的一比，真是可憐到了極點，在那裡馬克思發揮了這樣的見解：「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裡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3)
我們不再談未來大學的問題了，在這種大學裡，現實哲學將構成一切知識的核心，並且除醫學院外，法學院也十分興旺；我們也不再談「專科技術學校」了，關於這種學校我們僅僅知道，它們只開「兩三門課程」。我們假定，年輕的未來公民在讀完了學校 全部課程以後終於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夠去物色妻子。在這裡杜林先生給他開闢的是什麼樣的事物進程呢？
「鑒於繁殖對各種素質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質的培育具有重要意義，人的東西或非人的東西的最後根源大部分必須在性的結合和選擇之中去尋找，此外，還必須在促進或阻止一定生育結果的考慮中去尋找。對在這個領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進行的審判，實際上必須留給以後的時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見的壓力下，至少從一開始就必須弄明白：對自然或對人的周密考慮來說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質量，無疑比數量重要得多。的確，在一切時代和一切法律狀態下，畸形人都招致毀滅；但是這個從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許多梯級的……如果劣等人的產生得到了預防，那麼這件事實顯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個地方也說：
「未出生者有權要求儘可能好的組合，這對哲學的觀察來說是不難理解的……懷孕，至少還有生育，提供一種機會，使得在這方面可以採用預防的或者在例外情況下採用選擇的辦法。」
再往下：
「當人們負擔起較少藝術性的、從而對千百萬人的命運遠為重大的任務的時候，就是說，當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創造的時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臘藝術，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歷史意義了。這種藝術不是純石頭的藝術，它的美學和對死的形象的直觀無關」等等。
我們的正在成長的未來公民從天而降。結婚同純石頭的藝術無關，也同對死的形象的直觀無關，這些即使沒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會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經向他許諾過：他可以踏上事物進程和他自己的本質為他開闢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連同屬於這顆心的肉體。現在「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對他厲聲申斥道：決不能這樣。首先要做的是：拋棄在性的結合 和選擇這個領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並且要考慮新出生者要求儘可能好的組合的權利。在這個莊嚴的時刻，我們的年輕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創造，成為一個所謂有血有肉的菲迪亞斯。從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陳述，並沒有在這方面給他任何指導，雖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說，這是一種「藝術」。莫非杜林先生已經「在心目中大致」擁有這種藝術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國書店中銷行的種種秘本之類的東西？事實上，我們在這裡已經不再處於共同社會中，倒不如說是處於《魔笛》中，只是腦滿腸肥的共濟會牧師查拉斯特羅同我們的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家相比，簡直算不上「二等教士」。這位牧師對他的弟子中的一對情人所做的試驗，同杜林先生在允許他的那兩個有自主權的個人進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狀態之前強加給他們的可怕考驗相比，簡直是兒戲。這樣一來就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雖然我們的「依靠自身」的未來的塔米諾兩隻腳都立在所謂的絕對物之上，可是他的一隻腳離開正常的位置還有兩三個梯級，於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說他是跛子。同時也會有這種可能：他最心愛的未來的帕米納，由於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絕對物之上，於是好忌妒的人就把這種偏斜稱為小駝背。那怎麼辦呢？我們的更深刻的更嚴格的查拉斯特羅是禁止他們從事於用血和肉創造人的藝術呢，還是對他們採用懷孕時的「預防的辦法」或「生育」時的「選擇的辦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種結局，即這對情人將撇開查拉斯特羅—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記員。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這不是我的意思。讓我來說說。
在「有益的性結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動機時……性衝動——其高漲表現為熱戀——的人間完美形式，就其雙向性而言，正是結果也有益的結合的最好保證……從本來就是和諧的關係中得出一種具有和諧特性 的產物，這只是第二級的效果。從這裡又得出結論：任何強迫都必定發生有害的影響」等等。
這樣一來，在這個最美好的共同社會裡，一切都安排得盡善盡美。跛腳男人同駝背女人彼此熱烈相愛，從而就其雙向性而言，也為和諧的「第二級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證；這就像小說中說的那樣，他們戀愛，結為夫婦，而所有「更深刻的更嚴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樣，到頭來化為一堆和諧的胡說。
杜林先生對女性究竟抱有什麼樣的高尚觀念，可以從他對目前社會的如下控訴中看出：
「在以人口買賣為基礎的壓迫社會裡，賣淫被認為是對強制婚姻的有利於男人的當然補充；類似的情況對女人來說是不可能有的，這是極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極深長的事實之一。」
女人們對杜林先生的這套恭維話所應表示的那種感謝，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想受用的。此外，難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種在目前並不算很特別的收入——女人的倒貼？杜林先生自己曾經是見習官，而且住在柏林，在那裡，還是我在的那個時候，即36年前，別說尉官，就是見習官［Referendarius］同受倒貼者［Schü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韻的！
讓我們同我們這個確實常常是枯燥無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題目和和氣氣地、高高興興地告別吧。在我們不得不討論各個爭論之點的時候，判斷總是受到客觀的無可置疑的事實的制約；根據這些事實得出的結論，常常不免是尖銳的、甚至是無情的。現在，當我們談完哲學、經濟學和共同社會的時候，當我們不得不逐點加以評論的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就 可以直截了當地擺出對他這個人的看法了；現在我們可以把他的許多本來無法理解的科學上的謬誤和武斷歸結為個人的原因，而把我們對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斷概括為一句話：無責任能力來自誇大狂。
(1) 神的形象後來具有的這種兩重性，是比較神話學（它片面地以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話學以後陷入混亂的原因之一。這樣，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戰神，按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語，稱為提爾，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語，稱為齊奧，這就相當於希臘語裡的宙斯，拉丁語裡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爾、埃奧爾相當於希臘語的亞力司、拉丁語的瑪爾斯。
(2)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14頁。——編者注
(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530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