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 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
一、對象和方法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作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 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餘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麼，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誌了。——不論是大農業還是小農業，按照所由發展的歷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顯，大農業所決定的分配，總是和小農業所決定的完全不同；大農業以階級對立為前提或者造成階級對立——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徭役農民，資本家和僱傭工人；而在小農業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個人之間的階級差別決不是什麼前提，相反地，正是這種差別的存在標誌著小農經濟在開始瓦解。——在至今還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經濟的國家中，金屬貨幣的採用和推廣，總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變革相聯繫，這種變革使個人之間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貧富的對立，日益增長起來。——中世紀地方行會的手工業生產使大資本家和終身的僱傭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現代的大工業、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與此二者的發展相適應的交換形式，即自由競爭，則必然要使他們產生出來。
但是，隨著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社會分為享特權的和被損害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統治的和被統治 的階級，而同一氏族的各個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共同利益（例如在東方是灌溉）、為了抵禦外敵而發展成的國家，從此也就同樣具有了這樣的職能：用暴力對付被統治階級，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
可是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越是活躍，越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當時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衝突的階段。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們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差別從而發生解體以前，可以存在幾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裡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300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100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一方面，資本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一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趨於滅亡。
一個社會的分配總是同這個社會的物質生存條件相聯繫，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經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來。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於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 級自身中發出來（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多半已經過時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越來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恆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徵兆，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餘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後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後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 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於它本身的發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這一批判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越來越少但是越來越富的資本家和人數越來越多而總的說來處境越來越惡劣的一無所有的僱傭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御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以便保證，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保證社會全體成員享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資料。
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雖然到17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一些天才的頭腦里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作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18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並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一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於啟蒙學者所說的話 (1) ，也適用於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 表現，而是永恆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這些活動的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恆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申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係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在我們從哲學方面充分地認識了我們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後，我們也就不難預言，他將怎樣理解政治經濟學了。在哲學上，當他不是簡簡單單地胡說八道的時候（像在自然哲學中那樣），他的觀點是對18世紀的觀點的歪曲。在他看來，這裡所涉及的不是歷史的發展規律，而是自然規律，是永恆真理。道德和法這樣的社會關係，不是按照當時歷史地存在的條件決定的，而是由著名的兩個男人來決定的，兩人中的一人或者壓迫對方，或者不壓迫對方，可惜後一種情況直到現在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如果我們作出下面這樣的結論大概是不會錯的：杜林先生同樣也會把經濟學歸結為各種最後的終極的真理、永恆的自然規律、同義反覆的毫無內容的公理，而同時又把他所知道的經濟學的全部積極的內容再從後門偷運進來；他不會從生產和交換中引申出作為社會現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給他那赫赫有名的兩個男人去作最後的解決。由於這一切都是我們早已熟悉的把戲，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談得簡單些。
真的，在第2頁上杜林先生已經向我們宣稱
他的經濟學涉及他的哲學中「已經確立的東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據的是更高級的、在更高的研究領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處都是喋喋不休的自誇。到處都是杜林先生為杜林先生所確立的和完成的東西高奏凱歌。確實是完成的東西，這我們已 經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滅一根冒著煙的蠟燭一樣 (2) 。
緊接著，我們看到了
「一切經濟的最一般的自然規律」——
這就是說，我們猜對了。
可是這些自然規律要使人們正確地理解過去的歷史，只有人們「用更確切的規定研究這些規律，即通過政治的隸屬形式和組合形式而獲得的這些規律的結果。像奴隸制和僱傭奴隸制這樣的體制，連同它們的孿生兄弟即基於暴力的所有制，應當被看作真正政治性質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式，它們在到現在為止的世界中構成框架，經濟的自然規律只有在這種框架里才能顯示其作用」。
這段話是一套開場鑼鼓，就像瓦格納歌劇的主調一樣，告訴我們那兩個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場了。但是它還包含著更多的東西，它是杜林的全書的主題。在談到法的時候，除了把盧梭的平等論翻譯成拙劣的社會主義語言以外 (3) ，杜林先生不能給我們提供任何東西，而比這種翻譯好得多的東西，許多年來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館中聽到。在這裡，他把經濟學家的怨言翻譯成一種並不高明些的社會主義語言，這些經濟學家埋怨說，國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經濟方面的永恆的自然規律及其作用。這樣，他就理應在社會主義者中完全陷於孤立。每一個社會主義的工人，不論是哪一個國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僅僅保護剝削，但是並不引起剝削；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才是他受剝削的基礎，這種關係是通過純經濟的途徑而決不是通過暴力的途徑產生的。
往下，我們聽到，
在一切經濟問題上「可以區分兩種過程，即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此外，以膚淺著稱的讓·巴·薩伊還加上了第三種過程，即消耗過程，消費過程，但是他和他的門生在這方面都說不出什麼道理。可是，交換或流通只是生產的一個項目，使產品到達最後的和真正的消費者手中所必須經歷的一切，都屬於生產。
杜林先生把生產和流通這兩個雖然互相制約但是本質上不同的過程混為一談，並且泰然自若地斷言，排除這種混亂只能「產生混亂」，他這樣做只不過證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來經歷了巨大的發展；他書中以下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還不止於此。他首先把生產和交換合而為一，統稱為生產，然後使分配同生產相併列，把它當作同第一個過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個過程。可是我們已經知道，分配就其決定性的特點而言，總是某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以及這個社會的歷史前提的必然結果，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些關係和前提，我們就可以確實地推斷出這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們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歷史的觀點方面所「確立的」原則，他就不能不否認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特別是當他需要把他的兩個不可缺少的男人偷運進經濟學中的時候。在分配終於同生產和交換脫離了一切聯繫以後，這一偉大的事變就可以發生了。
同時，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在道德和法中問題是怎樣展開的。在這裡，杜林先生最初只是從一個男人說起，他說道：
「一個人，如果被設想為單獨的人，或者換句話說，被設想為同其他人沒有任何聯繫，那麼這個人是不會有什麼責任的。對他來說，不存在義務，只有意願。」
可是這個沒有責任的、被設想為單獨的人，如果不是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猶太人亞當」——在那裡他沒有任何罪惡，因為他沒有任何犯罪的可能，——還能是別的什麼人呢？但是，連這位現實哲學的亞當也是要犯原罪的。在這位亞當之旁突然出現了一個人，雖不是捲髮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個亞當。於是亞當立即有了責任，而且——破壞了這個責任。他不是把這位兄弟當作有平等權利的人擁抱於懷，而是迫使他服從自己的統治，對他進行奴役——而世界全部歷史直到今天還由於這第一次犯罪所帶來的後果，由於奴役別人這一原罪而受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來，這歷史連三分錢也不值。
順便說說，如果杜林先生以為把「否定的否定」稱為原罪和贖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麼關於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們該說些什麼呢？（關於贖罪，用爬蟲報刊的話來說，我們將來還要作「詳細研究」。）無論如何，我們寧願選擇古代閃米特部落的傳說，根據這個傳說，對於男人和女人來說是值得花費力量走出無罪狀態的。讓杜林先生獨享用兩個男人編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殊榮吧。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他怎樣把原罪譯成經濟學的語言：
「關於魯濱遜的想像，無論如何可以作為生產概念的一個合適的思維模式，他憑自己的力量孤獨地對抗自然界，而不必和任何人分東西……對於說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點，兩個人的思維模式是同樣適用的，這兩個人的經濟力量合在一起，他們顯然應當通過某種形式互相商定他們各自的份額。為了十分嚴格地闡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關係，並且從胚胎狀態上、從其邏輯必然性上去研究這些關係的規律，除了這種簡單的二元論，的確不需要更多的東西……在這裡可以設想兩個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行動，也可以設想以完全壓服一方的辦法把力量合在一起，於是這一方被迫作為奴隸或單純的工具去從事經濟的勞務，而且也只是作為工具被 養活著……在平等狀態同一方無足輕重、另一方全智全能和獨自主動參與這種狀態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中間階段，其中充滿了世界歷史的形形色色的現象。在這裡重要的先決條件是要對歷史上的各種正義和非正義的體制有一個全面的考察」……
最後整個分配就轉變為某種
「經濟上的分配法」。
現在杜林先生終於又腳踏實地了。他可以同他那兩個男人手挽著手向當代挑戰了。可是在這三個人的後面還站著一個無名氏。
「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第227頁） (4)
這樣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現在為止的一切生產形式（就它們運動於階級對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剝削形式是什麼，在此以後，他只要運用一下他那兩個男人，就可以把現實經濟學的根底深厚的基礎建立起來了。他毫不遲疑地來實施這一「創造體系的思想」。超出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無償勞動，這就是要點。於是，這裡叫作魯濱遜的亞當便強迫他的第二個亞當即星期五拚命做工。但是為什麼星期五的工作量超過維 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量呢？這個問題，在馬克思那裡在有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解答。可是對於這兩個男人說來，這太煩瑣了。事情一下子就解決了：魯濱遜「壓服」星期五，迫使他「作為奴隸或工具來從事經濟的勞務」，把他「也只是作為工具」來養活。杜林先生用這個最新的「創造性的說法」，收到了一舉兩得之效。第一，他省得費力去說明到現在為止的各種分配形式，它們的差別和它們的原因：它們簡直全都毫無用處，它們都是以壓服、暴力為依據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等一等再談。第二，他這樣就把全部分配理論從經濟學的領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領域中，就是說，從確定的物質事實的領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確定的意見和感覺的領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證明，只要隨心所欲地誇誇其談就夠了，他可以要求勞動產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實際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認為的道德的和正義的方式來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認為是正義的東西決不是不變的，所以就遠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來「是根本不變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斷定（《我的社會條陳的命運》）：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鮮明的特點是一切高度文明所具有的傾向，現代發展的實質和前途就在於此，而不在於權利和統治範圍的混亂。」
其次，他完全不能看到，
「僱傭勞動向另一種謀生形式的轉變，怎樣能夠在某一時候符合於人類本性的規律，符合於社會機體的合乎自然必然性的構造」 (5) 。
這樣，在1868年：私有制和僱傭勞動是合乎自然必然性的， 因而是正義的；在1876年 (6) ：兩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奪」的結果，因而是非正義的。而且我們不可能知道，這位如此突飛猛進的天才幾年以後會認為什麼東西是道德的和正義的，所以無論如何，在考察財富的分配時，我們最好還是遵循現實的客觀的經濟規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一時的、易變的主觀想像。
如果我們對現代勞動產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貧和豪富、飢餓和窮奢極欲的尖銳對立）的日益逼近的變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於一種意識，即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非正義的，而正義總有一天一定要勝利，那就糟了，我們就得長久等待下去。夢想千年王國快要來臨的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就已經意識到階級對立的非正義性。在近代史開始的時期，在350年前，托馬斯·閔採爾已經向全世界大聲宣布過這一點。在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也發出過同樣的呼聲，可是後來就消失了。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這一呼聲，在1830年以前受到勞動的和受苦的群眾的冷遇，現在卻得到千百萬人的共鳴；這一呼聲以各國大工業發展的同樣順序和同樣強度，激動了一個又一個的國家；這一呼聲在一個世代內就已經獲得這樣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為了對付它而聯合起來的勢力，並且在最近的將來定將取得勝利，——這是由於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現代的大工業，一方面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能夠在歷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滅某個特殊的階級組織或某種特殊的階級特權，而是要求根本消滅階級；這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貫徹這一要求，否則就有淪為 中國苦力的危險。另一方面，這個大工業造成了資產階級這樣一個階級，它享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壟斷權，但是在每一個狂熱投機的時期和接踵而來的每次崩潰中，都表明它已經無力繼續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產力；在這個階級的領導下，社會就像司機無力拉開緊閉的安全閥的一輛機車一樣，迅速奔向毀滅。換句話說，這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製度，已經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至於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毀滅，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於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於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
(1) 見本書第15—17頁。——編者注
(2) 「完成」的德文是「ausmachen」，也有「熄滅」的意思。——編者注
(3) 見本書第100—105頁。——編者注
(4)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97頁。——編者注
(5) 見歐·杜林《我致普魯士內閣的社會條陳的命運》1868年柏林版第5頁。——編者注
(6) 指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1876年第2版。——編者注
二、暴力論
「在我的體系中，一般政治對經濟法的形式的關係被規定得十分肯定，同時又十分獨特，為了使研究易於進行而特別把這點指出來，想必不會是多餘的。政治關係的形式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而經濟的依存不過是一種結果或特殊情形，因而總是次等的事實。有些最新的社會主義體系把完全相反的關係的一目了然的假象當作指導原則，他們以為政治的從屬似乎是從經濟狀態中產生的。當然，這些次等的結果本身確實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是從間接的經濟力量中去尋找。」
在另一個地方也是這樣，在那裡杜林先生
「從這樣的原理出發：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相反的關係只是次等的相反結果……只要人們把政治組合不是看作達到自己 目的的出發點，而僅僅把它當作達到 口目的的手段，那麼不管這些人看來是多麼激進社會主義的和革命的，他們總是包藏著一部分隱蔽的反動性」。
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論。它在這裡和其他許多地方都是被簡簡單單地提出的，可以說是頒布下來的。在厚厚的三大部書里，任何地方都沒有作過證明這一理論或者反駁相反意見的哪怕一點點嘗試。即使論據像烏莓子一樣便宜，杜林先生也沒有給我們拿出一個來。事情本來已經由魯濱遜奴役星期五這一著名的原罪證明了。這是一種暴力行為，因而是一種政治行為。這種奴役構成了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的出發點和基本事實，並給這一歷史灌注了非正義的原罪，而且灌注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它在往後的時期中只是有所緩和，只是「變為較為間接的經濟依存形式」；同樣，直到現在還通行的全部「基於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這種原始奴役為基礎的，——正因為如此，很顯然，一切經濟現象都應該由政治原因來解釋，即由暴力來解釋。而誰對此不滿意，誰就是隱蔽的反動派。
首先應當指出，一個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樣自以為是，才能把這個毫不獨特的觀點看得「十分獨特」。把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看作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東西的這種觀念，像歷史學本身一樣已經很古老了，並且主要是由於這種觀念的存在，保留下來的關於人民發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人民的發展正是在這個喧囂的舞台背後悄悄地進行的，並且起著真正的推動作用。這種觀念曾支配已往的整個歷史觀，只是法國復辟時代的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 (1) 才使之發生動搖；在這裡，「獨特」的只是杜林先生 對這一切又毫無所知。
其次，即使我們暫且認為，杜林先生關於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歸結為人對人的奴役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還遠未弄清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發生了這樣的問題：魯濱遜為什麼要奴役星期五呢？單是為了取樂嗎？完全不是。相反地，我們看到，星期五是「被迫作為奴隸或單純的工具去從事經濟的勞務，而且也只是作為工具被養活著」。魯濱遜奴役星期五，只不過是要星期五為魯濱遜的利益來勞動。但是魯濱遜怎樣能夠從星期五的勞動中獲得好處呢？這只是因為星期五以他的勞動所生產的生活資料，多於魯濱遜為維持他的勞動能力而不得不給予他的東西。因此，魯濱遜違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確的規定，把由於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組合不是看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出發點，而僅僅把它當作達 口目的的手段」，現在可以讓他自己想想，他怎樣去向他的主人和師長杜林交代。
這樣，杜林先生為了證明暴力是「歷史上基礎性的東西」而特意編造的天真的例子證明：暴力僅僅是手段，相反地，經濟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同樣，在歷史上，關係的經濟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因此，上述例子證明的同它所要證明的正好相反。在魯濱遜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統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優雅詞彙來說，壓迫始終是「達到 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廣義的 目的），但是無論何時何地，它都不是什麼為「達到自己目的」而實行的政治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這樣的人才能設想，捐稅在國家中只是「次等的結果」，或者，進行統治的資產階級和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政治組合是為「達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為了進行統治的 資產者的「 口目的」，即為了榨取利潤和積累資本而存在。
現在回過頭來再談我們的兩個男人。魯濱遜「手持利劍」把星期五變成自己的奴隸。但是魯濱遜為了做到這一點，除利劍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使用奴隸服役。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一，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一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要使奴隸勞動成為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還需要大得多的生產、貿易和財富積聚的增長。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隸制或是根本還沒有出現，或是只起極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農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當羅馬變成「世界城市」，義大利的地產日益集中於人數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階級手裡的時候，農民人口才被奴隸人口所排擠。波斯戰爭時期，在科林斯奴隸數目達到46萬，在埃吉納島達到47萬，平均每個自由民有10個奴隸，為此，除「暴力」之外，還需要其他東西，即高度發展的工藝美術業和手工工業以及廣泛的貿易。美國的奴隸制對暴力的依賴，要比它對英國的棉紡織工業的依賴少得多；在不種植棉花的地方，或者不像邊境各州那樣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區，奴隸制未經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這僅僅是因為奴隸制不上算。
這樣，杜林先生把現代的所有制叫作基於暴力的所有制，並且稱它為
「這樣一種統治形式，這種統治形式的基礎不僅在於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資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於強迫人們從事奴隸的勞役」——他就把全部關係弄顛倒了。
要強迫人們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強迫者就必須擁有勞動資料，他只有藉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實行奴隸制的情況下，除此以外，他還必須擁有用來維持奴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必須擁有一定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但是這種財產是怎樣來的呢？無論如何，很清楚，雖然財產可以由掠奪而得，就是說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礎上，但是決不是必須如此。它可以通過勞動、偷竊、經商、欺騙等辦法取得。無論如何，財產必須先由勞動生產出來，然後才能被掠奪。
私有財產在歷史上的出現，決不是掠奪和暴力的結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財產已經存在了，雖然只限於某幾種對象。在這種公社的內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進行的交換中，它就已經發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產品越是採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說，產品中為生產者自己消費的部分越小，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內部，原始的自發的分工被交換排擠得越多，公社各個社員的財產狀況就越不平等，舊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為小農的鄉村。東方的專制制度以及東征西討的遊牧民族的不斷更迭的統治，幾千年來都對這些舊的公社無可奈何；由大工業產品的競爭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業的逐漸破壞，卻使公社日益瓦解。在這裡，像目前在摩澤爾河地區和霍赫瓦爾德地區仍在進行的「農戶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樣，談不上什麼暴力；農民恰恰認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對自己是有利的。 (2) 甚至原始貴族的形成，像在克爾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發生的那樣，最初也完全不是基於暴力，而是基於自願和習慣。私有財產的形成，到處都是由於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發生變化，都是為了提高生產和促進交流——因而都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在這裡，暴力根本沒有起任何作用。顯然，在掠奪者能夠占有他人的財物以前，私有財產的制度必須是已經存在了；因此，暴力雖然可以改變占有狀況，但是不能創造私有財產本身。
甚至「強迫人們從事奴隸的勞役」的最現代的形式，即僱傭勞動，我們也不能用暴力或基於暴力的所有制去說明。我們已經說過，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即不是為自身消費而是為交換所進行的產品生產，對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對私有制的直接或間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樣的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清楚不過地證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對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產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就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在這個階段上，「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表現為最初行為的等價物交換，已經變得僅僅在表面上是交換，因為，第一，用來交換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本身只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別人勞動產品的一部分；第二，這部分資本不僅必須由它的生產者即工人來補償，而且在補償時還要加上新的剩餘額〈餘額〉……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現在〈據馬克思分析的結果〉，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 必然結果」 (3) 。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行為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於占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後的全部進程中，都只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麼，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必然要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所壟斷，而另一個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被降低到沒有財產的無產者的地位，出現狂熱生產和商業危機的周期交替，出現整個現在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全部過程都為純經濟原因所說明，而毫不需要掠奪、暴力、國家或任何政治干預。「基於暴力的所有制」，在這裡，原來也不過是用來掩飾對真實的事物進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話。
歷史地說，這個進程是資產階級的發展史。如果「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那麼，現代資產階級就不應當是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而應當是封建制度自願生產的寵兒。任何人都知道，實際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級是一個被壓迫的等級，它不得不向進行統治的封建貴族交納貢稅，它由各種各樣的依附農和奴隸出身的人補充自己的隊伍，它在反對貴族的不斷鬥爭中占領了一個又一個的陣地，最後，在最發達的國家中取代了貴族的統治；在法國它直接推翻了貴族，在英國它逐步地使貴族資產階級化，並把貴族同化，作為它自己裝潢門面的上層。它是怎樣達到這個地步的呢？只是通過「經濟狀況」的改變，而政治狀態的改變則是或早或遲，或自願或經過鬥爭隨之發生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是城市反對鄉 村、工業反對地產、貨幣經濟反對自然經濟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市民的決定性的武器是他們的經濟上的權力手段，這些手段由於工業（起初是手工業，後來擴展成為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擴展而不斷增長起來。在這整個鬥爭中，政治暴力始終在貴族方面，只有一個時期是例外，那時王權利用市民等級反對貴族，以便利用一個等級去控制另一個等級；但是，自從政治上還軟弱無力的市民等級因其經濟力量的增長而開始變得危險起來的時候起，王權又和貴族聯合起來，因而起初在英國隨後在法國引起了市民等級的革命。在法國，在「政治狀態」還沒有發生變化的時候，「經濟狀況」已經發展得超過它了。就政治狀態來說，貴族擁有一切，市民一無所有；可是就社會狀況來說，那時市民是國家裡最重要的階級，而貴族已經喪失了他們的全部社會職能，他們只是繼續取得固定收入，以作為失去這些職能的補償。不僅如此，市民等級在他們的全部生產中，還受到早已被這種生產（不但被工場手工業，而且甚至被手工業）所超過的中世紀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經成為生產的障礙和桎梏的無數行會特權以及各地和各省的關稅壁壘的箝制。市民等級的革命結束了這種狀況。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則，使經濟狀況適應政治狀態（貴族和王權在長時期內正是枉費心機地企圖這樣做的），而是相反地把陳腐的政治廢物拋開，並造成使新的「經濟狀況」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政治狀態。「經濟狀況」在這個與之適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氣氛中蓬勃地發展起來，以致資產階級已經接近貴族在1789年所處的地位了：它不僅日益成為社會上多餘的東西，而且日益成為社會的障礙；它日益脫離生產活動，日益像舊時的貴族那樣成為一個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階級；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戲法，而是以純經濟的方法，實現了它自己 的地位的變革，並造成了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此外，它決不願意它自己的行為和活動產生這樣的結果，相反地，這種結果是在違背它的意志和願望的情況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實現的；它擁有的生產力發展得超過了它的駕御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推向毀滅，或者推向變革。資產者現在求助於暴力，以挽救日趨瓦解的「經濟狀況」免於崩潰，他們這樣做只是證明：他們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條迷途，以為「政治狀態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他們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樣想入非非，以為用「本原的東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實」，即改造經濟狀況及其不可避免的發展，用克虜伯炮和毛瑟槍就能把蒸汽機和由它推動的現代機器的經濟結果，把世界貿易以及現代銀行和信用的發展的經濟結果從世界上消除掉。
(1) 指奧·梯葉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爾。——編者注
(2) 參看格·漢森《特里爾專區的農戶公社（世代相承的協作社）》1863年柏林版。——編者注
(3)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36—237頁。——編者注
三、暴力論（續）
讓我們稍微仔細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這個萬能的「暴力」吧。魯濱遜「手持利劍」奴役星期五。他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把利劍的呢？就是在魯濱遜漂流記中的幻想島上利劍也從來不是樹上長出來的，而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卻不作任何答覆。既然魯濱遜能夠獲得利劍，那我們同樣可以設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將手握子彈上膛的手槍出現，那時全部「暴力」關係就顛倒過來了：星期五發號施令，而魯濱遜則不得不做苦工。請讀者原諒我們如此經常地回到關於魯濱遜和星期五的故事上來，這個故事其實只屬於兒童遊戲室而不屬於科學。但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應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們經 常在純粹兒戲的範圍內兜圈子，那麼這不是我們的過錯。總之，手槍戰勝利劍，這樣，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論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單純的意志行為，它要求具備各種實現暴力的非常現實的前提，特別是工具，其中，較完善的戰勝較不完善的；其次，這些工具必然是生產出來的，同時也可以說，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說的武器的生產者，戰勝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產者；一句話，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狀況」，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質手段為基礎的。
目前，暴力是陸軍和海軍，而我們大家遺憾地知道，這兩者需要「巨額的金錢」。但是暴力不能鑄造金錢，它最多只能奪取已經鑄造出來的金錢，而我們從法國的數十億法郎中同樣遺憾地知道，這也沒有多大用處。因此，歸根到底，金錢必須通過經濟的生產才能取得；就是說，暴力還是由經濟狀況來決定，經濟狀況供給暴力以配備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還不僅如此。沒有什麼東西比陸軍和海軍更依賴於經濟前提。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這裡起變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統帥的「知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和兵士成分的改變；天才統帥的影響最多只限於使戰鬥的方式適合於新的武器和新的戰士。 (1)
在14世紀初，火藥從阿拉伯人那裡傳入西歐，像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它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變革。但是火藥和火器 的採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不管工業是以生產什麼東西為目的，還是以破壞什麼東西為目的，工業總還是工業。火器的採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政治上的統治和奴役關係起了變革的作用。要獲得火藥和火器，就要有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隨著市民等級的發展，步兵和炮兵越來越成為決定性的兵種；在炮兵的壓力下，軍事行業不得不增加新的純粹工業的部門——工程部門。
火器的改善非常緩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槍雖經多次局部的改進，還是很粗笨。經過三百多年，才出現了適合裝備全體步兵的槍。只是在18世紀初，裝有刺刀的燧發槍才把長矛最後從步兵的裝備中排擠出去。那時的步兵是由經過嚴格訓練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諸侯僱傭兵組成的，他們是從社會中最墮落的分子中招募來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聽命，這種步兵還常常是由強迫編入軍隊的懷有敵意的戰俘組成的；這些士兵能夠應用新武器的惟一戰鬥形式就是線式戰術，這種戰術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達到了最完善的地步。軍隊的全體步兵排成三線，形成一個非常狹長而中空的四邊形，只能以戰鬥隊形為一個整體來運動；最多只准許兩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進或後退。這種動轉不靈的隊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齊地運動，而且只能以緩慢的步伐（每分鐘75步）行進；戰鬥隊形的變換在作戰時是不可能的，步兵一進入戰鬥，只經一次突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決定勝敗了。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起義者的隊伍曾經同這種動轉不靈的線式隊形作戰。起義者雖然沒有經過步法操練，但是他們能很好地用他們的線膛槍射擊；他們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所以並不像僱傭兵那樣臨陣脫逃；他們並沒有迎合英國人的願望，同樣以線式隊形在平地上和他們對抗，而是以行動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護下襲擊英國人。在這裡，線式隊形是無能為力的，被既看不見又無法接近的敵人擊敗。於是又發明了散兵戰——由於士兵成分的改變而產生的一種新的作戰方式。
美國革命所開始的事情由法國革命來完成，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國革命同樣只能以訓練很差但人數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裝來和反法同盟的訓練有素的僱傭軍隊相對抗。它不得不以這些兵力去保衛巴黎，即保衛一定的地區，但要做到這一點，不在兵力眾多的野戰中獲得勝利是不行的。僅僅散兵戰已經不夠了；必須找出一種形式來使用兵力，這種形式就是縱隊。這種縱隊隊形使訓練較差的軍隊也能夠相當有序地運動，甚至行進速度比較快（每分鐘100步或100步以上）。這種隊形使他們能夠突破舊的線式隊形的死板形式，能夠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說能夠在對線式隊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戰，能夠以任何適宜的方法去部署軍隊，同時能夠和散兵戰相配合來阻滯、牽制和疲憊列成線式隊形的敵人，一直到最後用預備隊的兵力在陣地的決定性地點上突破敵人的線式隊形時為止。這種新的作戰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縱隊的配合為基礎，以軍隊劃分為由各兵種組成的獨立的師或軍為基礎，它在戰術和戰略方面都被拿破崙發展到了完善的地步。這種作戰方式之所以成為必要，首先是由於法國革命的士兵成分發生了變化。但是這種作戰方式還需要兩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前提：第一，格里博瓦爾設計的較輕便的野炮架，它 使野炮能以現在所要求的速度轉移；第二，1777年法國採用的按照獵槍仿造的彎曲的槍托（以前作為槍管的延長部分的槍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夠向某一個人瞄準而不會屢擊不中。沒有這些進步，使用舊式武器是不能進行散兵戰的。
全民武裝這種革命的制度，很快就僅僅變成一種強迫徵兵制（富人可以出錢僱人代服兵役），而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大國都採用了這種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魯士企圖通過自己的後備軍制度更大規模地組成國民的防禦力量。在1830年到1860年之間得到改善的、適於作戰的前裝線膛槍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後，普魯士又是第一個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後裝線膛槍來裝備全體步兵的國家。普魯士在1866年的勝利 (2) 是應當歸功於這兩項措施的。
在普法戰爭中，是對壘的雙方軍隊第一次都使用後裝線膛槍，而且實質上都是採用舊式滑膛燧發槍時代的戰鬥隊形。只是普魯士人嘗試採用連縱隊，以圖找到一種更適合於新式武器的戰鬥形式。但是，當8月18日普魯士近衛軍在聖普里瓦認真地試用連縱隊時，參戰最多的5個團在不到2小時內就損失了 以上的兵力（176名軍官和5114名士兵），從那時起，連縱隊這種戰鬥形式也同營縱隊和線式隊形一樣被屏棄了；以後不再有人嘗試把任何密集的隊伍置於敵人步槍的火力之下。在普軍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進行戰鬥，其實從前縱隊在敵人的彈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為散兵群，儘管上級把這種行為看作破壞隊形而加以反對。同樣，在敵人步槍的射程內，跑步變成了惟一的運動形式。士兵又一次表現得比軍官聰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 在後裝線膛槍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惟一的戰鬥形式，而且不管長官如何反對，還是成功地堅持了這種戰鬥形式。
普法戰爭是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轉折點完全不同的意義。第一，武器已經大大完善，難以再取得具有任何變革作用的新的進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射擊一營人，步槍又能在同樣的範圍內射擊單個的人這樣的目標，而裝彈所花的時間又比瞄準少，那麼，往後的一切改進，對於野戰說來都多少是無關緊要的了。因此，在這方面發展的時代實質上已經結束了。第二，這一戰爭迫使歐洲大陸上的一切大國在國內採用更嚴格的普魯士式的後備軍制度，因而加重了軍事負擔，而在這種重擔之下，它們過不了幾年就一定要陷於崩潰。軍隊變成了國家的主要目的，變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當兵和養兵。軍國主義統治著並且吞噬著歐洲。但是這種軍國主義本身也包含著自身毀滅的萌芽。各國之間的相互競爭，使它們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陸軍、海軍、火炮等方面花費更多的金錢，從而越來越加速財政的崩潰；另一方面不得不越來越嚴格地採用普遍義務兵役制，結果使全體人民學會使用武器；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時機反對軍事長官而實現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眾——農村工人、城市工人和農民——有了自己的意志，這樣的時機就要到來。那時，君主的軍隊將轉變為人民的軍隊，機器將拒絕效勞，軍國主義將由於自身發展的辯證法而滅亡。1848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沒有能夠給予勞動群眾一種內容適合於他們的階級地位的意志，正是因為這種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它沒有能夠完成的這種事業，社會主義一定會完成。而這就意味著從內部炸毀軍國主義並同它一起炸毀一切常備軍。
這是我們的現代步兵史上的第一個教訓。另一個教訓使我們又回到杜林先生那裡，這個教訓是：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於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於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也就是取決於居民的質與量和取決於技術。只有像美國人這樣的狩獵民族才能夠發明散兵戰，——而他們之所以曾經是獵人，是由於純經濟的原因，正如今天由於純經濟的原因，舊有各州的同樣的美國人已轉變為農民、工業家、航海家和商人，他們不再在原始森林中進行散兵戰，而是在投機場上更幹練地進行散兵戰，在那裡他們在使用力量方面也大有進展。——只有像在經濟上解放了資產者，特別是解放了農民的法國革命那樣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數眾多的軍隊，同時給這種軍隊找到自由的運動形式，這種運動形式打破了舊的呆板的線式隊形——它所保衛的專制主義在軍事上的反映。我們在上面已經一一看到，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此外，戰爭的進行對後方的和戰區的生產力和交通工具依賴到多大程度，關於這個問題，現在每一個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夠向杜林先生講清楚。總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條件和經濟上的權力手段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為暴力。誰要是想依據杜林的原則從相反的觀點來改革軍事，那麼他除了挨揍是不會有別的結果的。 (3)
如果我們把話題從陸地轉到海上，那麼僅僅在最近20年中就發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徹底的變革。克里木戰爭時，軍艦隻是2層或3層的木質艦船，裝有60—100門火炮，這種艦船主要還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馬力很小的蒸汽機，只起輔助作用。它的主要裝備有約重50德擔 (4) 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數是重95德擔的六十八磅炮。到這次戰爭快結束時，出現了浮動的裝甲炮台，它很笨重，幾乎不能運動，但是對當時的火炮來說，這已經是不能損傷的奇物了。不久以後，軍艦也裝上了鐵甲；起初還很薄，4英寸厚的裝甲已經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進步很快就超過了它，裝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輕而易舉地打穿它。這樣，一方面，我們現在已經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裝甲（義大利想建造裝甲厚3英尺的軍艦）；另一方面，我們已經有了25、35、80甚至100噸（每噸20德擔）重的線膛炮，能把300、400、1700直到2000磅的炮彈發射到前所未聞的距離之外。現在的軍艦是一種巨大的裝甲的螺旋推進式蒸汽艦，有8000—9000噸的排水量，有6000—8000匹馬力，有旋轉的炮塔，4門以至6門重炮，有裝在艦首吃水線以下的突出的沖角來衝撞敵人的艦船。這種軍艦是一部龐大的機器，惟有在這種軍艦上，蒸汽不僅能推動它快速前進，而且還被用來掌舵、拋錨、起錨、轉動炮塔、進行瞄準、裝填彈藥、抽水、升降小船（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動的）等等。裝甲防護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間的競賽，還遠遠沒有結束，以致軍艦現在幾乎總是不再能滿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經過時了。現代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 上的工廠，——的確，主要是浪費大量金錢的工廠。大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這種艦船的壟斷權。土耳其的全部裝甲艦、俄國的幾乎全部裝甲艦以及德國的大部分裝甲艦，都是在英國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裝甲幾乎都是在設菲爾德製造的；歐洲只有三個鋼鐵廠能夠製造最重的火炮，兩個（烏里治和埃爾斯維克）在英國，一個（克虜伯）在德國。這裡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認為是「經濟狀況的決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經濟狀況支配的；不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軍艦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為現代大工業的一個部門。事情發展成這樣，誰也不會比「暴力」即國家更感到苦惱，國家現在建造一艘軍艦要花費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艦隊那樣多的金錢；而且它還不能不眼睜睜地看到，這種貴重的軍艦甚至還在下水以前就已經過時，因而貶值了；國家肯定會像杜林一樣，由於駕御「經濟狀況」的人即工程師，現在在艦上竟比駕御「直接暴力」的人即艦長重要得多而感到惱火。而我們卻不然，我們看到，在裝甲和火炮之間的競賽中，軍艦達到這樣的技術的高峰，以致它造價昂貴而又不適於戰爭 (5) ；我們看到，由於這種競賽，在海戰領域裡內在的辯證的運動規律也昭然若揭，按照這種規律，軍國主義將同任何其他歷史現象一樣，由於它自身發展的結果而趨於滅亡，——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快。
因此，在這裡我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決不能說「本原的東西必須從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尋找，而不是從間接的經濟力量 中去尋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東西」是什麼呢？是經濟力量，是支配大工業這一權力手段。以現代軍艦為基礎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藉助於經濟力量，即冶金術的高度發展、對熟練技術人員和豐富的煤礦的支配。
但是這一切有什麼用呢？在下一次海戰中，請把最高的指揮權交給杜林先生吧，讓他不用魚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滅經濟狀況所使役的各種裝甲艦隊吧。
(1) 在《反杜林論》第二編最初的手稿中，以下的六段文字原來不是這樣的，而是一節更詳盡的論述，後來恩格斯把它抽出來，冠以《步兵戰術及其物質基礎》的標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689—695頁。——編者注
(2) 指1866年的普奧戰爭。——編者注
(3) 在普魯士總參謀部內，人們都已經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總參謀部的上尉麥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個學術報告中指出：「軍事的基礎首先就是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1876年4月20日《科隆日報》第3版）
(4) 1德擔等於50公斤。——編者注
(5) 大工業供給海戰的最新產品自動魚雷的完善化，看來會造成這一結果：最小的魚雷艇因此會比威力最大的裝甲艦厲害。（此外，請讀者記住，上述文字是在1878年寫的。）
四、暴力論（續完）
「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是：事實上，對自然界的統治，無論如何〈！〉，只是通過對人的統治才實現的〈實現統治！〉。如果事先沒有奴役人們，強迫他們從事某種形式的奴隸勞役或徭役，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積的地產經營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對物的經濟統治的建立，是以人對人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統治為前提的。如果不同時聯想到大地主對奴隸、依附農或間接不自由者的統治，怎麼能想像一個大地主呢？無論過去和現在，單個人的力量，最多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員的輔助力量，對於大規模的農業耕作來說能有什麼意義呢？在超出單個人的天然力量的規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擴大對土地的經濟統治，這在到目前為止的歷史中之所以成為可能，只是因為在建立對土地的統治以前，或者與此同時，也建立了相應的對人的奴役。在發展的更後時期，這種奴役減輕了……在高度文明的國家裡，它現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統治所指揮的僱傭勞動。因此，表現為大規模土地支配和〈！〉大規模土地占有的現代財富形式的實際可能性，是以這種僱傭勞動為基礎的。不言而喻，分配財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應該按類似的方式歷史地加以說明；人對人的間接依附關係，現在構成經濟上最發達的制度的基本特徵，這種關係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說明的，而只有把它看作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剝奪的稍微變形的遺物才能理解和說明。」
杜林先生就是這樣說的。
命題：（人）對自然界的統治，是以（人）對人的統治為前提的。
證明：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被奴役者來進行的。
證明的證明：如果沒有被奴役者，怎麼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因為沒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屬只能夠耕種他所占有的土地的極小一部分。
所以：為了證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須先奴役別人，杜林先生便直截了當地把「自然界」轉換為「大面積的地產」，並且把這個地產——不知是誰的？——又立即轉換為大地主的財產，而沒有被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種他的土地的。
第一、「對自然界的統治」和「地產的經營」決不是一回事。對自然界的統治的規模，在工業中比在農業中大得多，直到今天，農業不但不能控制氣候，還不得不受氣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們只限於談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那麼，問題就在於：這個地產是屬於誰的。我們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這裡以他慣用的、被他稱為「自然的辯證法」的那套變戲法的手法把大地主塞了進來，——而是土地共同占有的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從印度到愛爾蘭，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最初正是由這種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來進行的，同時，耕地或者以公社為單位共同耕種，或者分成小塊，由公社在一定時期內分配給各個家庭去耕種，而森林和牧場繼續共同使用。所有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無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勒關於原始德意志馬爾克制度即整個德意志法的基礎的劃時代的著作，同時也表明他完全不 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影響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這些著作證明在所有歐洲和亞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過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闡述了這種所有制的存在和崩潰的各種形式。杜林先生的上述這種無知，又一次表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領域」中所進行的「最深刻的專門研究」的特色。杜林先生在法蘭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領域中已經「自己為自己贏得他自己的全部無知」 (1) ，這種無知儘管是非常驚人的，可是他在德意志法的領域中贏得了更加驚人得多的無知。這個人對大學教授的狹隘眼界十分憤怒，而他現在在德意志法的領域中所具有的水平最多也不過是20年前大學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斷言，大面積的地產的經營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這種說法純粹是他的「自由創造物和想像物」。在整個東方，公社或國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裡的語言中甚至沒有地主這個名詞，關於這一點，杜林先生盡可以向英國的法學家請教，他們曾在印度徒勞地苦思過「誰是土地的所有者？」這個問題，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羅伊斯-施萊茨-格雷茨-羅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徒勞地苦思過「誰是守夜者？」這個問題一樣。只有土耳其人才第一次在被他們征服的東方國家推行了一種地主封建制度。希臘早在英雄時代就已經帶著等級的劃分而進入歷史，這種等級劃分本身顯然只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久遠的史前時代的產物；但是就在這裡，土地也主要是由獨立的農民耕種的；成為例外的，是貴族和部落首領的較大的田產，而且它們很快就消失了。在義大利，土地主要是由農民墾殖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大田莊即大莊園排擠小農而代之以奴隸的時候，它們 同時也以畜牧業代替了農業，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經知道的那樣，使義大利趨於崩潰（latifundia Italiam perdidere） (2) 。在中世紀，農民的耕作在整個歐洲占支配地位（特別是在開墾荒地方面），至於農民是否必須向某個封建主交納貢賦，交納什麼，這對於目前的問題是無關緊要的。弗里斯蘭、下薩克森、佛蘭德和下萊茵的移民耕種了從斯拉夫人那裡奪來的易北河以東的土地，他們作為自由農來進行耕作，交納很低的賦稅，但他們決不是處於「某種形式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絕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農的勞動開墾出來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們的奴隸和掠奪性的耕作制度耗盡了地力，以致在這些土地上只能生長雲杉，而棉花的種植則不得不越來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英國政府人為地製造土地貴族的一切企圖都遭到了失敗。總之，除了氣候使歐洲人無法在當地從事農業勞動的熱帶和亞熱帶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隸或徭役制農奴來征服自然界和開墾土地的大地主，純粹是幻想的產物。相反地，在古代出現大地主的地方，例如義大利，他們不是把荒地變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農民已經開墾的土地變為牧場，把人趕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蕪。只是在近代，自從比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價以來，特別是自從農藝學的發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較能適於耕種以來，大地產才開始大規模地參與荒地和牧場的開墾，而這主要是通過奪取農民的公地進行的，在英國是這樣，在德國也是這樣。但這也不是沒有相反的過程。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蘭開墾一英畝公地，總要在蘇格蘭至少把三英畝耕地變成牧羊場，最後甚至把它變成單純的獵取大獵物的圍場。
這裡我們只是涉及杜林先生的下述論斷：大面積的土地、因而實際上差不多是今天的全部耕地的開墾，「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來進行的。這種論斷，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以對歷史的真正空前的無知「為前提」的。因此，我們在這裡既不必去研究已經完全開墾或大部分開墾了的土地，在各個時代，有多少是由奴隸（如在希臘的極盛時期）所耕種或為依附農所耕種（如中世紀以來的徭役田莊），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個時代具有什麼樣的社會職能。
杜林先生在我們面前展示了這樣一幅獨具匠心的幻想圖——關於這幅圖，不知是演繹的戲法還是歷史的捏造更加值得讚嘆，——然後就得意揚揚地高呼：
「不言而喻，分配財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應該按類似的方式歷史地加以說明！」
這樣一來，他自然就用不著再多說一句話，去解釋例如資本的產生。
杜林先生斷言，人對人的統治是人對自然界的統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來表明：我們現代的整個經濟制度，目前已經達到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階段，是在階級對立中，在統治和奴役的種種關係中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結果，那麼他所說的不過是《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問題恰恰是要去說明階級和統治關係的產生，如果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總是只用「暴力」這個詞來回答，那麼這並不能使我們前進一步。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總是在前者的手裡，僅僅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因此，問題仍然是要去說明統治和 奴役的種種關係。
這些關係是經過兩條道路產生的。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開化得比較晚的民族的原始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密的人口在一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牴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個單個的公社的關係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為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造成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裡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衝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僕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 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克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在這裡，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一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惟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一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一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裡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於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餘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和相鄰的幾個公社集團同時並存的現象一樣，是十分古老的。在這以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來，並且使 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狀況，而是相反暴力被迫為經濟狀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這種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經發展得超過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他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同樣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
講一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代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和由這種情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儘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從野獸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俄國，在數千年中曾經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藉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有 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是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這裡我們順便補充一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為希臘文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而對 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去責備希臘人沒有蒸汽機和電報。既然他斷言，我們現代的僱傭奴役制只能解釋為奴隸制的稍微變形和稍微減輕的遺物，而不能從它本身（即從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去加以說明，那麼這種論斷，要麼只是說僱傭勞動同奴隸制一樣，是奴役和階級統治的形式——而這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要麼就是錯誤的。因為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僱傭勞動只能被解釋為吃人制度的減輕的形式，這種吃人制度，現在到處都已經證實曾是利用戰敗的敵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經濟的發展，暴力在歷史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隨著社會成員由於原始公社的瓦解而變為私人生產者，因而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執行者更加疏遠，這種權力不斷得到加強。第二，政治權力在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僕變為主人以後，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衝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逐某個地方的居民，並且由於不會利用生產力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爾西班牙，基督徒就是這樣對待摩爾人賴以從事高度發展的農業和園藝業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由於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 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但是，如果撇開徵服的情況不談，當某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政權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一切政治權力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闢道路，最近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法國大革命。如果根據杜林先生的學說，某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以及與此相關的經濟制度完全依賴於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什麼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後，儘管有「英勇軍隊」，卻不能把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本國的鐵路、蒸汽機以及剛剛開始發展的大工業上去；或者為什麼更加強暴得多的俄國沙皇 (3) 不但不能償付他的債務，而且如果不利用西歐的「經濟狀況」不斷借債，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來，暴力是絕對的壞事，按他的意見，第一次暴力行為是原罪，他的全部敘述只是哀訴這一暴力行為怎樣作為原罪玷污了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一切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怎樣被這種惡魔力量即暴力可恥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 (4) ；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在嘆息和呻吟中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 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雖然他明明知道，每一次革命的勝利都帶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躍進！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裡，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衝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乾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加給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
(1) 見海涅《科貝斯第一》。——編者注
(2) 參看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18卷第35章。——編者注
(3) 亞歷山大二世。——編者注
(4)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66頁。——編者注
五、價值論
大約在100年以前，在萊比錫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到19世紀初已經再版了三十多次；官方、傳教士、各色各樣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農村傳播、分發這本書，並且普遍地把它當作讀本攤派給國民學校。這本書就是羅霍的《兒童之友》。它的目的在於教育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子弟懂得他們一生的使命，以及他們對社會和國家的領導應盡的義務，同時，教導他們愉快地滿足於他們在人間的命運，滿足於黑麵包和土豆，滿足於勞役、低微的工資、長輩的鞭笞以及諸如此類的好事，而所有這些都是用當時流行的啟蒙方式進行的。為了這個目的，他們開導城市和農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多麼巧妙啊，人們必須通過勞動來維持生活和得到享受；農民和手工業者應該感到多麼幸福啊，他們可以用艱辛的勞動去給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像富足的酒肉之徒那樣苦於消化不良、膽管阻塞和便秘，勉勉強強地吞咽最精細的美食。老羅霍認為對當時的薩克森農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談，現在杜林先生卻在他的《教程》第14頁和以後幾頁上當作最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絕對基礎性的東西」提供給我們。
「人的需要本身是有其自然規律性的，並且它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狀態才能在一個時期內超越這種限度，直到由這種不自然狀態產生厭惡、厭世、衰老，成為社會的殘廢，以至最後老死……純為享樂而無其他的認真的目的的遊戲，很快就使人厭倦，或者換一個說法，使人喪失一切感覺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種形式的實際的勞動，是健康人的社會的自然規律……如果本能和需要缺少平衡力量，那麼它們甚至難以造成兒童式的存在，更不用說歷史地逐漸上升的生活發展了。如果不經過努力而完全得到滿足，那麼本能和需要很快就會枯竭，並且留下一種空虛的存在，也就是一個令人厭煩的間歇時期，這個時期一直持續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復時為止……因此，無論從哪方面看，本能和情慾的滿足有賴於經濟障礙的克服，這是自然界的外部結構和人的內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規律」，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尊敬的羅霍的最庸俗的陳詞濫調，在杜林先生那裡慶祝了它們的一百周年，而且這還被看成惟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學的「共同社會體系」的「更加深刻的基礎」呢！
這樣，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礎以後，可以繼續建造了。他應用數學的方法，首先照老歐幾里得的先例給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定義。這是非常便當的，因為他在下定義時就可以把應當藉助定義證明的論點部分地包含在這些定義之中了。這樣，我們首先看到，
到現在為止的經濟學的主要概念叫作財富，而財富，正像它直到現在真正地在世界歷史上被理解的那樣，像它的領域被人們所闡述的那樣，是「對人和物的經濟權力」。
這是雙重的錯誤。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財富決不是對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裡，如果說財富包含了對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幾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過對物的支配來進行對人的支配的。自從獵取奴隸和 剝削奴隸成為彼此分開的行業的最初時期起，奴隸勞動的剝削者就不得不購買奴隸，就是說，只有通過對物的支配，通過對奴隸的購買價格、對奴隸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的支配，才能獲得對人的支配。在整個中世紀，擁有大地產是封建貴族獲得代役農民和徭役農民的先決條件。現在，甚至6歲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財富對人的支配完全要藉助它所掌握的物來進行。
但是，為什麼杜林先生要對財富下這種錯誤的定義呢？為什麼他要扯斷存在於直到目前的一切階級社會中的事實上的聯繫呢？為的是要把財富從經濟領域拖到道德領域中去。對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對人的支配是壞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對物的支配去解釋對人的支配，他就可以再一次採取勇敢的步驟，立即以他心愛的暴力去解釋這種支配。財富作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奪」，於是，我們又碰到了蒲魯東的「財產就是盜竊」這一陳腐觀點 (1) 的更壞的翻版。
這樣，我們就有幸從生產和分配這兩個主要的角度來看待財富了：作為對物的支配的財富，即生產財富，是好的方面；作為對人的支配的財富，即到現在為止的分配財富，是壞的方面，應該扔掉它！用於今天的關係，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適用，必須消滅掉。在寫經濟學的東西時，連生產和分配之間的聯繫都沒有理解，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謬論。
在財富之後，對價值所下的定義如下：
「價值是經濟物品和經濟服務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義。」這種意義相 當於「價格或其他任何一種等價物名稱，如工資」。
換句話說：價值就是價格。或者，為了對杜林先生不作任何不公平的事情，並儘量用他自己的話來複述他的定義的荒謬，倒不如說：價值是各種價格。因為他在第19頁上說：
「價值和以貨幣來表現這個價值的各種價格」，可見他自己認定，同一價值有極其不同的價格，因而也有同樣多的不同的價值。如果黑格爾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許會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學邏輯都用上，也造不出這樣一種有多少價格就有多少不同的價值的價值。只有具備杜林先生那樣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這樣的解釋來為經濟學奠立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礎：在價格和價值之間，除了一個是以貨幣來表現，另一個不是以貨幣來表現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區別了。
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價值，更不知道價值是由什麼決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進一步的說明。
「一般說來，價值和以貨幣來表現這一價值的各種價格所依據的比較和估價的基本規律，撇開只給價值概念帶來第二要素的分配不談，首先存在於純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條件的不同，使得創造物品的種種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礙，因而迫使人們付出或大或小的經濟力量，這些障礙也決定……或大或小的價值」；而價值是根據「自然界和各種條件對創造活動形成的抗力來估價的……我們在它們〈物品〉裡面所投入的我們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的價值及其某一特定的量存在的直接的決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這套說法還有某種意義，那麼這就是：一個勞動產品的價值是由製造這個產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這一點，即使沒有杜林先生，我們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簡單地敘述事實，而偏要神諭式地弄亂這個事實。說一個人在任何物品里 所投入的（為了保留這種浮誇的表達法）力量的多少，是價值和價值量的直接的決定性原因，這完全是錯誤的。第一，問題在於把力量投入什麼物品；第二，是怎樣投入的。如果我們的某個人製造的是對於別人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那麼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絲毫價值；如果他堅持用手工的方法去製造一種物品，而用機器生產這種物品要便宜20倍，那麼他所投入的力量的 既沒有造成一般的價值，也沒有造成其特定的量。
其次，如果把創造有形產品的生產勞動變換為對某種抗力的純屬無形的克服活動，那麼事情就完全被搞亂了。這樣一來，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們必須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種子對播種和生長的抗力，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對採摘、包裝和運送等的抗力，再次要克服棉花對開包、梳理和紡的抗力，以後是棉紗對織的抗力，棉布對漂白和縫紉的抗力，最後是做好的汗衫對穿著的抗力。
所有這些幼稚的顛倒和歪曲，究竟是為了什麼呢？為了藉助「抗力」從「生產價值」，從這個真正的、但直到現在僅僅是想像的價值，得出為暴力所偽造的、在直到現在為止的歷史中惟一適用的「分配價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抗力……還有另一種純社會的障礙……在人和自然界之間出現一種阻礙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仍舊是人。想像中的惟一的和孤立的人對自然界是自由的……只要我們想到第二個人，這個人手持利劍，占據通向自然界和自然資源的入口，要求某種形式的入門費，那情況就不同了。這第二個人……仿佛徵收另一個人的稅，所以他就是以下這種情況的原因：人們想要得到的物品的價值，會比創造或生產沒有遇到這種政治障礙和社會障礙時的價值大……這種人為地提高的物品價值的特殊形式是極其多樣的，這種提高自然要以勞動價值的相應的 壓低作為它的伴隨物……因此，一開始就想把價值看作本來意義上的等價物，即同等價值的東西，或看作根據一種勞動同與其交換的另一種勞動相等的原則而形成的交換關係，這是一種幻想……相反地，正確的價值論的特徵將是：這種理論所設想的最一般的估價理由，是不會和建立在強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價值形態相吻合的。這種特殊的價值形態隨著社會制度而變更，而真正的經濟價值只能是按對自然的關係來計量的生產價值，所以它只隨著自然性質的和技術性質的純粹的生產障礙而變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見，一個物品的實際上存在的價值是由兩部分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勞動，第二，「手持利劍」逼出來的附加稅。換句話說，目前存在的價值是一種壟斷價格。如果現在一切商品，按照這種價值論，都具有這樣一種壟斷價格，那麼只有兩種情況是可能的。或者每個人作為買主重新喪失他作為賣主所獲得的東西；價格雖然在名義上改變了，但是實際上——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保持不變；一切還是照舊，而有名的分配價值只不過是假象。——或者所謂的附加稅表現為一個真實的價值額，即由勞動的、創造價值的階級所生產，但被壟斷者階級所占有的價值額，這時，這個價值額就只由無酬勞動組成；儘管有手持利劍的人，儘管有所謂的附加稅和所稱的分配價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回到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
但是，我們來看看有名的「分配價值」的幾個例子吧。在第135頁和以後幾頁上寫道：
「由於個人競爭而產生的價格的形態，也可以看作經濟分配和相互徵稅的形式……試設想，某種必需的商品的儲存突然大大地減少了，因此，賣方就得到了進行剝削的過分大的權力……特別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當必需的商品的供應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中斷的時候，可以看到，價格是怎樣猛升暴漲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進程中也存在著可以任意提高價格的實際壟斷，例如鐵路、城市的自來水公司和燈用煤氣公司等。
存在著這種壟斷性的剝削現象，這是早已知道的。但是不把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壟斷價格看作例外和特殊情況，而恰恰把它看作現在通行的確定價值的辦法的典型例子，這倒是新鮮事。生活資料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說：到一個被圍困的、供應中斷的城市去調查一番吧！競爭怎樣影響市場價格的確定呢？去問壟斷吧，它會告訴你們的！
此外，即使在這種壟斷的情況下，也不會發現手持利劍站在壟斷背後的人。相反地，在被圍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劍的人，即司令官如忠於職守，總是很快地取締這種壟斷，並且沒收壟斷者的存貨，拿來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劍的人企圖製造「分配價值」，就總是要招致事業的失敗和金錢的損失。荷蘭人因為壟斷東印度貿易而使他們的壟斷和貿易遭到毀滅。當年存在過的兩個最強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國國民公會，企圖強行規定最高價格，結果遭到慘痛的失敗。俄國政府幾年來都在努力提高俄國紙幣的匯價，這種匯價是由於在俄國不斷發行不兌現的銀行券而壓低的，現在它又不斷地在倫敦為俄國買進票據，以圖達到提高匯價的目的。它在幾年之間為了實現這個心愿花費了大約6000萬盧布，可是現在盧布還不值2馬克，而不是3馬克多。如果利劍具有杜林先生所賦予的經濟魔力，那麼，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長期地硬使壞貨幣具有好貨幣的「分配價值」，或者硬使紙幣具有黃金的「分配價值」呢？在世界市場上發號施令的利劍在什麼地方呢？
其次，分配價值還有一種重要形式，通過這種形式，分配價值使人們可以在不付出對等勞動的情況下占有他人的勞動，這種形式就是財產的賃金，即地租和資本利潤。我們現在指出這一點，只是為了能夠說明，這就是我們關於有名的「分配價值」所得 知的一切。——是一切嗎？還不完全是一切。請聽：
「儘管在生產價值和分配價值的認識方面表現出雙重的觀點，但是總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作為基礎，這就是由以形成一切價值、因而用以計量一切價值的那種對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費，而最簡單的單位是最粗淺意義上的人力。後者歸結為生存的時間，而生存時間的自我維持又表現為對營養上和生活上一定數量的困難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產物品的權力，或者更通俗地說，在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產價值的勞動或物品相交換的地方，分配價值或占有價值才純粹地或絕對地存在。在每種價值表現中，因而也在那種通過分配而不是付出對等勞動被占有的價值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現的相同的東西，就是人力的花費，人力……體現於……每個商品之中。」
我們對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如果一切商品價值都由商品中所體現的人力的花費來計量，那麼，分配價值、加價、賦稅的徵收都到哪裡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訴我們，即使非生產物品，即不能有真正價值的物品，也能夠獲得分配價值，並同生產出來的具有價值的物品相交換。但是，他同時又說，一切價值，因而也包括純粹的和絕對的分配價值，都在於其中所體現的力的花費。在這裡，可惜我們沒有聽到，力的花費怎樣體現在非生產物品中。無論如何，在所有這些關於價值的亂七八糟的東西中似乎終於有一點清楚地顯現出來了，這就是：分配價值，通過社會地位而強加的商品加價，藉助於利劍而逼出來的稅，又都是虛無；商品的價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費決定的，正如一般所說的，是由體現在它們裡面的勞動決定的。可見，杜林先生所說的，除地租和幾種壟斷價格外，不就是被他痛罵過的李嘉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早就遠為明確而清楚地說過的見解嗎？只是他說得很混亂，很模糊而已。
他說了這些，同時也說了相反的東西。馬克思從李嘉圖的研 究出發，說道：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的、一般人的勞動決定的，而勞動又由勞動時間的長短來計量。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沒有價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笨拙的方式也提出勞動是價值尺度，以後又繼續說：
勞動「歸結為生存時間，而生存時間的自我維持又表現為對營養上和生活上一定數量的困難的克服」。
這裡且不說純粹由於標新立異的欲望而引起的勞動時間（在這裡，問題只涉及勞動時間）和生存時間（這種生存時間，直到現在還從來沒有創造過或計量過價值）的混淆。也不說這種生存時間的「自我維持」所應當引起的「共同社會的」假象；從過去到將來，只要世界存在，每個人都必須像下面這樣維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費他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資料。如果我們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經濟學的精確的語言來作表述的，那麼上述句子不是根本沒有意義，就是有這樣的意義：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體現在這件商品中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這一勞動時間的價值是由在這個時間內維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對於目前的社會來說，這就是：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包含在這件商品中的工資決定的。
這樣我們終於遇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說的東西。按照庸俗經濟學的說法，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費用來決定的。
凱里反對這種意見，而「強調這樣的真理：不是生產費用，而是再生產費用決定價值」（《批判史》第401頁）。
這種生產費用或再生產費用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以後再說；這裡僅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們是由工資和資本利潤構成的。工資是體現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費」，是生產價值。利潤是資本家 利用自己的壟斷、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劍逼出來的賦稅或加價，是分配價值。這樣，杜林價值論的充滿矛盾的胡言亂語，終於轉化為美妙和諧的明白見解了。
在亞當·斯密那裡，工資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還常常和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觀點混在一起，自李嘉圖以來，前一種觀點就被逐出科學的經濟學之外了，今天，它僅僅還流行於庸俗經濟學中。正是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最平庸的頌揚者宣揚工資決定價值的觀點，同時還把資本家的利潤說成一種高級的工資、禁慾的報酬（因為資本家沒有盪盡他的資本）、冒險的獎賞、經營管理的報酬等等。杜林先生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宣布利潤是掠奪。換句話說，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會主義直接建立在最壞的庸俗經濟學的學說之上的。他的社會主義和這種庸俗經濟學具有同樣的價值。二者存亡與共。
無論如何，下面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完成的和他所花費的，正像機器所完成的和它所花費的一樣，是不同的東西。工人在一個12小時的工作日內所創造的價值，同他在這個工作日內和屬於這個工作日的休息時間內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根本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在這些生活資料中，按照勞動生產率發展的程度，可以體現出3小時、4小時或7小時的勞動時間。如果我們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7小時的勞動，那麼根據杜林先生所採用的庸俗經濟學的價值論，就應當說：12小時勞動的產品具有7小時勞動的產品價值，12小時的勞動等於7小時的勞動，或12＝7。說得更明白些：一個農業工人，不論他處於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之中，在一年內生產了一定數量的穀物，比如說20公石小麥。他在這一年內消費了相當於15公石小麥的價值。這樣，20公石小麥就具有了和15公石的小麥一樣的價 值，並且這是在同一市場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發生的；換句話說，20＝15。而這還叫作經濟學！
人類社會脫離動物野蠻階段以後的一切發展，都是從家庭勞動創造出的產品除了維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餘的時候開始的，都是從一部分勞動可以不再用於單純消費資料的生產，而是用於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時候開始的。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剩餘，以及社會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靠這種剩餘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這種基金都是一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政治上的統治權和精神上的指導權也和這種財產一起落到這個特權階級的手裡。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把這種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即全部原料、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從特權階級的支配中奪過來，把它們轉交給全社會作為公有財產，這樣就第一次真正把它們變成了社會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這些商品所必需的勞動的維持費用決定的，這就是說，在今天的社會中是由工資決定的。這樣，每個工人在他的工資中就得到了他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這樣，資本家階級對僱傭工人階級的剝削就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維持一個工人生活的費用在一個既定的社會裡是每天3馬克。這樣，根據上述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工人每天的產品就具有3馬克的價值。現在我們假定，雇用這個工人的資本家對這一產品加上了利潤，即加上1馬克的稅，把它賣了4馬克。其他資本家也這樣做。但是這樣一來，工人每日的生活費就不再是3馬克，而是也需要4馬克。因為一切其他條件都是假定不變的，所以表現為生活資料的工資應該是不變的，所以表現為貨幣的工資就不得不增加，從每天3馬克增加到4馬克。資本家以利 潤形式從工人階級身上剝奪的東西，不得不以工資的形式還給工人階級。我們絕對沒有前進一步：如果工資決定價值，那麼資本家對工人的任何剝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連產品剩餘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按照我們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費掉他們所生產的價值。而因為資本家不生產任何價值，所以甚至不能想像，資本家究竟靠什麼來生活。如果生產超出消費而形成的這種剩餘，這種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終究存在，而且是在資本家手中，那麼就只能有一個解釋：工人為維持自己的生活僅僅消費了商品的價值，而把商品本身留給了資本家繼續使用。
或者：如果這個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確實在資本家階級的手中，如果這種基金確實是由利潤的積累而產生的（在這裡，我們暫時把地租撇開），那麼這種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階級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勞動產品超過資本家階級向工人階級支付的工資總數形成的剩餘積累而成的。但是這樣一來，價值就不是由工資決定，而是由勞動量本身決定的；這樣，工人階級以勞動產品的形式向資本家階級提供的價值量，就比他們以工資的形式從資本家階級那裡所得到的價值量大；這就表明，資本的利潤像占有他人的無酬勞動產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樣，只不過是馬克思所發現的剩餘價值的組成部分。
附帶說一下，李嘉圖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開始就說：
「一件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而不是取決於對這種勞動所付的或高或低的報酬。」 (2)
關於這個偉大的發現，關於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在整個《經 濟學教程》中一點也沒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卻用神諭式的語句否定了這一發現：
「他〈李嘉圖〉沒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這比例中，工資可以是對生活需要的支付單據〈！〉）必定……也引起不等的價值關係！」
這句話，讀者隨便怎麼想都可以，但是最保險的，是根本不去想它。
現在讀者可以從杜林先生向我們提供的五種價值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那一種了：來自自然界的生產價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創造的、其特點在於按照並非人本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費來計量的分配價值，或第三，由勞動時間計量的價值，或第四，由再生產費用計量的價值，或最後，由工資計量的價值。真是豐富的選擇，十足的混亂，我們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價值學說是經濟學體系的純潔性的試金石！」
(1) 見蒲魯東《什麼是財產？或關於法和權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第2頁。——編者注
(2) 見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1821年倫敦第3版第1頁。——編者注
六、簡單勞動和複合勞動
杜林先生在馬克思那裡發現了只有小學生才會犯的很不像樣的經濟學上的錯誤，這種錯誤同時還包含著危害公共安全的社會主義異端邪說。
馬克思的價值論，「無非是一種普通的……學說，它認為，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原因，而勞動時間是一切價值的尺度。對所謂熟練勞動的不同價值應該怎樣去思考，這個問題在這裡是完全不清楚的……的確，我們的理論也認為，只有通過耗費的勞動時間才能計量經濟物品的自然成本，從而計量經濟物品的絕對價值；但是在這裡，從一開始就應該認為每個人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相等的，只是必須注意到，在熟練勞動的情況下，在一個人的個人勞動時間之外還有別人的勞動時間共同起作用……例如，以使 用的工具的形式起作用。因此，事情並不像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像的那樣：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更有價值，因為其中好像凝結著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相反，一切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和在原則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都是完全等價的，只是就一個人的勞動來說，正像任何成品一樣，必須注意到，在好像純粹是自己的勞動時間的耗費中可能隱藏著多少別人的勞動時間。無論是手工生產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頭腦本身（如果沒有別人的勞動時間，這些東西是不能獲得專門的特性和勞動能力的），對理論的嚴格應用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可是馬克思先生在他的關於價值的議論中，總是不能擺脫熟練的勞動時間這個在背後作怪的幽靈。有教養的階級的傳統的思維方式使他在這方面不能果斷行事；在有教養的階級看來，承認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和建築師的勞動時間本身在經濟上完全等價，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馬克思書中引起杜林先生這樣「強烈憤怒」的那段話是非常短的。馬克思探討了商品的價值是由什麼決定的，並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勞動決定的。他接著又說，人的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比較複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複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 (1) 。
馬克思在這裡所談的，首先僅僅是關於商品價值的決定，即關於在一個私人生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內由這些私人生產者各自 獨立生產出來並且拿來相互交換的物品的價值的決定。因此，這裡所說的根本不是什麼「絕對價值」（無論它出現在什麼地方），而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形式中通行的價值。這種價值在這個特定的歷史範圍內表明是由體現在單個商品中的人的勞動來創造和計量的，而這種人的勞動則表明是簡單勞動力的耗費。但是，並非任何勞動都只是人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許多種類的勞動包含著需要耗費或多或少的辛勞、時間和金錢去獲得的技巧和知識的運用。這種複合勞動同簡單勞動即單純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是否在相等的時間內生產出相等的商品價值呢？顯然不是。一小時複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複合勞動的產品的價值通過這種比較表現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但是複合勞動簡化為簡單勞動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完成的，在這裡，在闡述價值理論時，對這一過程只能加以確定，還不能予以說明。
馬克思在這裡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這一事實是這樣確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經濟史中加以反駁；馬克思的敘述是這樣簡單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會有人感到「在這裡是完全不清楚的」。正因為他自己的觀點完全不清楚，他才錯誤地把商品價值（馬克思現在研究的只是商品價值）看作只是把問題弄得更不清楚的「自然成本」，甚至看作直到目前為止據我們所知在經濟學中還根本沒有通行過的「絕對價值」。但是，無論杜林先生把「自然成本」理解為什麼，無論在他的五種價值中哪一種有幸代表「絕對價值」，有一點是肯定的：馬克思根本沒有提到過這些東西，而只是討論商品價值；在《資本論》有關價值的整整一章中沒有一點跡象表明，馬克思是否認為他的商品價值理論也可 以應用於其他社會形式，或者可以應用到什麼程度。
杜林先生繼續說：「因此，事情並不像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像的那樣：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更有價值，因為其中好像凝結著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相反，一切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和在原則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都是完全等價的。」
命運沒有使杜林先生成為工廠主，因而他不必按照這個新規則去估定他的商品的價值，從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產，這是他的好運氣。這確實是多麼幸運啊！可是我們在這裡難道還處於工廠主的社會嗎？絕對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絕對價值使我們做了一次跳躍，翻了一個真正的空心筋斗，從現在的剝削者的惡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來的經濟公社，翻到平等和正義的純潔的太空中，所以我們在這裡還不得不稍微觀察一下這個新世界，雖然還為時過早。
誠然，根據杜林先生的理論，在經濟公社中也只能用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經濟物品的價值，但是在這裡，從一開始就應該認為每個人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勞動時間毫無例外地和在原則上都是完全等價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現在，把這種激進的平等社會主義同馬克思的模糊的觀念比較一下。據說，這種觀念認為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有更多的價值，因為其中凝結著更多的平均勞動時間；有教養的階級的傳統的思維方式使馬克思拘泥於這種觀念，在有教養的階級看來，承認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和建築師的勞動時間在經濟上完全等價，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馬克思對前面所引證的《資本論》中的那段話還作了一個簡短的注釋：「讀者應當注意，這裡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成的 商品價值。」 (2) 馬克思在這裡好像已經預料到杜林的這種手法，所以就預先防範別人把他的上述見解應用於今天的社會中對複合勞動所付的工資。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為滿足，還把這種見解說成是馬克思想據以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中調節生活資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則，那麼這種偷梁換柱的無恥行徑只有在專事造謠的出版物里才可以見到。
現在我們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等價學說。一切勞動時間，無論是推小車者的勞動時間還是建築師的勞動時間，都是完全等價的。這樣，勞動時間，從而勞動本身，都有一種價值。但是勞動是一切價值的創造者。只有勞動才賦予已發現的自然產物以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價值本身只不過是物化在某個物品中的、社會必要的人類勞動的表現。所以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談論勞動的價值並且想決定這種價值，這等於談論價值的價值，或者想決定重量本身的重量，而不是決定一個有重量的物體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會鍊金術士的頭銜加到像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樣的人的頭上。但是，當他虛構勞動時間的即勞動的價值時，他證明了他自己還遠不如真正的鍊金術士。現在讓人們估量一下杜林先生把下面這個論斷強加給馬克思時所表現的勇敢吧！這個論斷是：某個人的勞動時間本身比另一個人的勞動時間有更多的價值，勞動時間，從而勞動，都有一種價值。其實正是馬克思第一次闡明了勞動不能有任何價值，以及為什麼不能有任何價值。
對於要把人的勞動力從它作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來的社會 主義來說，極其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勞動沒有任何價值，也不能有任何價值。有了這種認識，杜林先生從自發的工人社會主義那裡繼承下來的、想把未來的生活資料的分配當作一種比較高的工資來調節的一切企圖，就不能得逞。從這種認識產生了進一步的認識：只要分配為純粹經濟的考慮所支配，它就將由生產的利益來調節，而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儘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誠然，對於杜林先生所繼承的有教養階級的思維方式來說，下面這種情況必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總有一天會不再有職業的推小車者和職業的建築師，曾經在半小時內作為建築師發號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時間的小車，直到再需要他作為建築師活動時為止。好一個把職業的推小車者永恆化的美好的社會主義！
如果勞動時間的等價所包含的意義，是每個勞動者在相等的時間內生產出相等的價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種平均的東西，那麼這顯然是錯誤的。即使是同一生產部門內的兩個工人，他們在一個工作小時內所生產的產品價值也總是隨著勞動強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樣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樣的人才會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經濟公社，至少不是我們這個天體上的任何經濟公社所能消除的。這樣一來，一切勞動的完全等價還剩下些什麼呢？剩下的只不過是純粹誇誇其談的空話——這種空話的經濟基礎無非是，杜林先生沒有能力把價值由勞動來決定和價值由工資來決定這兩種情況加以區別，剩下的只不過是敕令，即新經濟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勞動時間的工資應該相等！在這方面，老一輩的法國工人共產主義者和魏特林倒是曾經為他們的工資平等說舉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合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 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得貴些，熟練的僱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複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工人本身沒有任何額外的要求。從這裡順便獲得的教益是：工人所中意的對「全部勞動所得」的要求，有時也還不是沒有問題的。
(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57—58頁。——編者注
(2) 《資本論》第1卷第1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58頁腳註（15），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七、資本和剩餘價值
「關於資本，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使用流行的經濟學概念，確認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是企圖創造一種更專門的、辯證的歷史的觀念，這種觀念無異於玩弄概念和歷史的變態術。他說，資本是由貨幣產生的；它構成一個歷史階段，這個階段開始於16世紀，即開始於大概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世界市場萌芽時期。顯然，在對概念的這種解釋中，國民經濟學分析的尖銳性就喪失了。在這些應該半是歷史和半是邏輯的、而實際上只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的荒謬觀念中，知性的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
在整整一頁上，一直是這樣喋喋不休……
「馬克思關於資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嚴謹的國民經濟學中引起混亂……產生冒充深刻的邏輯真理的輕率見解……造成基礎的薄弱」等等。
這樣說來，好像馬克思認為資本是在16世紀初由貨幣產生的。這就好像說，金屬貨幣是三千多年前由牲畜產生的，因為在早期牲畜和其他東西一樣也承擔過貨幣的職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採取這樣笨拙的和失當的表達方式。在馬克思關於商品流 通過程賴以進行的各種經濟形式的分析中，貨幣是作為最後的形式而產生的。「商品流通的這個最後產物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這個歷史每天都在我們眼前重演。現在每一個新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 (1) 這又是馬克思確證的一個事實。杜林先生無法駁倒這個事實，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說馬克思認為資本是由貨幣產生的！
馬克思又進一步研究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他首先發現，貨幣作為資本流通的形式，同貨幣作為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簡單的商品所有者為買而賣；他賣出他不需要的東西，而以所得的貨幣買進他需要的東西。未來的資本家一開頭就買進他自己不需要的東西；他為賣而買，而且要賣得貴些，以便收回最初用於購買的貨幣價值，並且在貨幣上獲得一個增長額；馬克思把這種增長額叫作剩餘價值。
這種剩餘價值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它既不能來自買者以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也不能來自賣者以高於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每個人的所得和所失由於每個人都輪流地成為買者和賣者而互相抵消了。剩餘價值也不能來自欺騙，因為欺騙固然能犧牲一個人而使另一個人發財致富，但是不能增加兩人所擁有的總數，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價值的總額。「一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決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財 致富。」 (2)
可是我們發現，每個國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因賣出貴於買進，因占有剩餘價值，而在我們眼前不斷地發財致富。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這種剩餘價值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問題必須解決，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騙，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純粹經濟的方法來解決，於是問題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價值不斷地和相等的價值交換，怎樣才能不斷地做到賤買貴賣呢？
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
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應該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的價值增長，不能在這種貨幣上發生，也不能起源於購買，因為這種貨幣在這裡只是實現商品的價格，而這種價格，由於我們假定相交換的是相等的價值，和商品的價值是沒有區別的。根據同一理由，價值的增長也不能由商品的出賣產生。所以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所購買的商品中，但不是發生在商品的價值中，因為商品是按照它的價值買賣的，而是發生在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中，就是說，價值的變化一定是從商品的使用中產生。「要從商品的消費中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占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因此，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獨特商品，這就是勞動 能力或勞動力。」 (3) 如果說，正像我們所看到的，勞動本身不能具有任何價值，那麼關於勞動力卻決不能這樣說。勞動力一旦變成商品（它現在事實上就是商品），就獲得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 (4) ，就是說，是由工人為製造維持自己能勞動的狀態和延續後代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而必須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我們假定這種生活資料代表每天6小時的勞動時間。我們的未來的資本家為了經營企業而購買了勞動力，即雇用了一個工人，如果他付給這個工人的貨幣也代表6小時的勞動，那麼他付給這個工人的就是他的勞動力的全部日價值。這個工人只要為這個未來的資本家勞動6小時，他就完全補償了資本家的費用，即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的日價值。可是這樣貨幣就不能轉化為資本，就不能產生任何剩餘價值。所以勞動力的購買者對於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質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6小時的勞動就足夠維持工人24小時的生活，這一事實絲毫不妨礙工人在24小時中勞動12小時。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所以這一天的勞動力的使用，即這一天的勞動，也就屬於他了。勞動力被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它自身的日價值多一倍，這對於買者是特別幸運的，可是根據商品交換的規律，這對於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的。這樣，根據我們的假設，工人每天使貨幣所有者付出6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但是他每天向 貨幣所有者提供12小時勞動的價值產品。貨幣所有者賺得了這個差額——6小時的無酬的剩餘勞動，即體現6小時勞動的無酬的剩餘產品。魔術變完了。剩餘價值產生了，貨幣轉化為資本。
由於馬克思以這種方式說明了剩餘價值是怎樣產生的，剩餘價值怎樣只能在調節商品交換的規律的支配下產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以它為基礎的占有方式的機制，揭示了整個現代社會制度在其周圍凝結起來的核心。
但是，資本的這樣的產生有一個本質的先決條件：「貨幣占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 (5) 但是，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這一方同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者這另一方之間的這種關係，決不是自然史上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關係，「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6) 。而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由於封建生產方式的崩潰，這種自由的勞動者才在歷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現。但是由於這種情形，而且由於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從那個時代起已經開始形成，所以就產生了一種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現存的大量動產必然要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而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越來越成為占絕對支配地 位的生產方式。
這就是馬克思的「荒謬觀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在這些觀念中，「知性的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試把杜林先生向我們提供的「深刻的邏輯真理」、「精確學科意義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同這種「輕率的見解」比較一下吧。
關於資本，馬克思「不是使用流行的經濟學概念，確認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他倒是這樣說的：一定的價值額，只有在它產生剩餘價值，從而增殖價值時，才變為資本。而杜林先生說的是什麼呢？
「資本是經濟的權力手段的主幹，它被用來繼續進行生產並形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
無論這話又是說得多麼玄妙和沒有條理，但總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經濟的權力手段的主幹可以永遠繼續進行生產，但是，據杜林先生本人說，它在未形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即未形成剩餘價值，或至少是未形成剩餘產品時，不能成為資本。所以杜林先生不僅自己犯了他譴責馬克思所犯的罪過，即不是使用資本的流行的經濟學概念，而且還犯了笨拙地剽竊馬克思思想的罪過，這是使用高傲的字句也「掩飾不好的」。
在第262頁上，這一點發揮得更詳細：
「社會意義上的資本〈非社會意義上的資本，還要杜林先生去發現〉，實際上和純粹的生產資料有特殊的區別；因為後者只具有技術的性質，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徵則在於它那攫為己有和形成份額的社會力量。誠然，社會的資本大部分不過是處於其社會職能中的技術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種職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正是馬克思第一個強調了這樣的「社會職能」，惟有藉助這種職能，一定的價值額才變成資本，那麼，確實「每個注意研究問題的人都應該很快地就明了，馬克思關於資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亂」——但不像杜林先生所認為的那樣，發生在嚴謹的國民經濟學中，而是清清楚楚地僅僅發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頭腦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經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麼經常地應用上述這個資本概念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滿足於即使以「清洗過的」形式從馬克思那裡借用資本的定義。他還不得不跟著馬克思「玩弄概念和歷史的變態術」，雖然他自己很清楚，這樣做，除了「荒謬觀念」、「輕率的見解」、「基礎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麼也得不到的。資本的「社會職能」使它能夠占有他人勞動的成果，而且只是因為有了這種職能，它才和純粹的生產資料有所區別，這樣的社會職能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
杜林先生說，它不是基於「生產資料的本性和生產資料的技術必要性」。
因此，這種職能是歷史地產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252頁上向我們重複的只不過是我們已經聽過十次的東西，他用早已為人所知的兩個男人的冒險來說明這種職能的產生，其中的一個人在歷史的開端用暴力制服另一個人，從而把自己的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但是，杜林先生並不滿足於承認一定價值額賴以變成資本的那種社會職能具有歷史的開端，他還預言了這種職能的歷史結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歷史地產生而又歷史地消失的現象，用普通的語言來說，通常叫作「一個歷史階段」。所以不僅在馬克思看來，而且在杜林先生看來，資本都是一 個歷史階段，因此，我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在這裡我們已經置身於耶穌會會士中了。即使兩個人做同一件事，但終究各不相同。如果馬克思說，資本是一個歷史階段，那麼這是荒謬的觀念，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在這裡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資本描寫成一個歷史階段，那麼這就證明了國民經濟學分析的尖銳性和精確學科意義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
杜林先生的資本觀念同馬克思的資本觀念的區別在哪裡呢？
馬克思說：「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7) 可見，剩餘勞動，即超出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時間以外的勞動，以及這種剩餘勞動的產品被別人占有，即對勞動的剝削，是到目前為止一切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社會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只有當這種剩餘勞動的產品採取了剩餘價值的形式，當生產資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會束縛和沒有自己的財產的工人——作為剝削對象，並且為生產商品而剝削工人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資料才具有資本的特殊性質。而這種情形只是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才大規模地出現。
相反地，杜林先生把「形成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從而產生出任何形式的剩餘勞動的任何數量的生產資料都解釋為資 本。換句話說，杜林先生剽竊了馬克思發現的剩餘勞動，以便用它來消滅一時不合他的心意的、而同樣是由馬克思發現的剩餘價值。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不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隸經營的動產和不動產，而且羅馬帝國時代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財富，以及中世紀封建領主的財富，既然都以某種方式為生產服務，毫無差別地都是資本。
這樣，關於資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確認資本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而是使用完全相反的概念，這種概念甚至包含不是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自然資源。但是，那種認為資本乾脆就是「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觀念也只是流行於庸俗經濟學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經濟學之外，「已經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或一定的價值額之所以成為資本，那只是因為它產生了利潤或利息，就是說，它以剩餘價值的形式，並且又是以剩餘價值的這兩種特定的派生形式去占有無酬勞動的剩餘產品。至於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總是囿於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正常條件下用於生產或交換的任何價值額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產生利潤或利息的特性，這在這裡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在整個古典經濟學中，資本和利潤，或資本和利息，正像原因和結果、父親和兒子、昨天和今天一樣，彼此不能分離，並處於同樣的必然的相互關係之中。只是在事物本身已經出現，在動產為了生產商品而剝削自由工人的剩餘勞動，因而越來越具有資本的職能的時候，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這個名詞才出現，而採用這個名詞的是歷史上的第一個資本家民族，即15世紀和16世紀的義大利人。如果說馬克思第一個徹底分析了現代資本所特有的占有方式，如果說他使資本的概念同這個概念最後從中抽象出來並且賴以存在的歷史事實協調一 致，如果說馬克思因此使這個經濟學概念擺脫了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中和在以前的社會主義者那裡還同它糾纏在一起的含混不清的和搖擺不定的觀念，那麼這正是馬克思以「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處理問題，這種科學性杜林先生在口頭上也經常講，可是令人傷心的是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卻找不到。
事實上，在杜林先生那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先是把那種認為資本是一個歷史階段的說法斥責為「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後來他自己又把資本說成是一個歷史階段。他不以此為滿足。他還把一切經濟的權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勞動力成果中的份額」的生產資料，因而也把一切階級社會中的地產，都直截了當地宣布為資本；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在往後的敘述中完全按照傳統的方法把地產和地租同資本和利潤區別開來，而只把產生利潤或利息的生產資料叫作資本，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頁及以下各頁上可以更詳細地看到。杜林先生同樣可以先把馬、牛、驢和狗也包括在「機車」這個名詞之內（因為人們也可以利用這些作為運輸工具），並且責備今天的工程師，說他們把「機車」這個名詞局限於現代的蒸汽機車，從而把它變成了一個歷史階段，造成了荒謬的觀念、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等等；然後自己再宣布說，馬、驢、牛和狗還是應該排除於「機車」這個名詞之外，這個名詞只能適用於蒸汽機車。——因此，我們又不得不說，恰好在杜林對資本概念的解釋中，國民經濟學分析的一切尖銳性喪失了，識別力連同一切正直的概念運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謬的觀念、混亂、冒充深刻的邏輯真理的輕率的見解和基礎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裡卻繁花怒放。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無關緊要。榮譽仍然歸於杜林先生，他發現了全部以往的經濟學、全部政治學和法學，一句話，全部以 往的歷史在其周圍旋轉的軸心。這就是：
「暴力和勞動是在社會聯繫的形成中起作用的兩個主要因素。」
這一句話里包含了以往的經濟世界的全部憲法。這部憲法非常短，內容是：
第一條勞動進行生產。
第二條暴力進行分配。
「像常人那樣地直截了當地說」，杜林先生的全部經濟學的智慧也就到此為止。
(1) 《資本論》第1卷第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67—168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2) 《資本論》第1卷第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85—186頁。——編者注
(3)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72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4) 同上，第173頁。——編者注
(5)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72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6) 《資本論》第1卷第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92頁。——編者注
(7)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97頁。——編者注
八、資本和剩餘價值（續完）
「按照馬克思先生的意見，工資僅僅代表工人為了自身能夠生存而實際從事勞動的時間的報酬。為此只要比較少的鐘點就夠了；經常被延長的工作日的整個其餘部分提供一種剩餘，其中包含著我們的作者所謂的『剩餘價值』，或者用通常的話來說，包含著資本贏利。除去在某個生產階段上已經包含在勞動資料和相關原料中的工作時間，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餘都是歸資本主義企業家所有的份額。所以工作日的延長純粹是落入資本家手中的靠壓榨而取得的贏利。」
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無非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資本贏利或利潤的東西。我們聽聽馬克思本人是怎樣說的吧。在《資本論》第195頁，剩餘價值是用放在它後面的括弧里的「利息、利潤、地租」 (1) 這幾個詞來說明的。在第210頁，馬克思舉例說明71先令的剩餘價值額怎樣表現於它的各種分 配形式：什一稅、地方稅和國稅21先令，地租28先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和利息22先令，剩餘價值總計71先令。 (2) 在第542頁，馬克思指出，李嘉圖的一個主要缺點是，「不是純粹地論述剩餘價值，就是說，他不是撇開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潤、地租等等去進行論述」，因而把支配剩餘價值率的規律同利潤率的規律直接混淆起來了；與此相反，馬克思指出：「以後在本書第三卷中，我將說明，同一個剩餘價值率可以表現為極不相同的利潤率，而不同的剩餘價值率在一定情況下也可以表現為同一利潤率。」 (3) 在第587頁，我們看到：「生產剩餘價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並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餘價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決不是剩餘價值的最後所有者。以後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餘價值。因此，剩餘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並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地租等等。剩餘價值的這些轉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來研究。」 (4) 在其他許多地方也有同樣的話。
再不能說得更清楚了。馬克思一有機會就提醒讀者注意，決不要把他所說的剩餘價值同利潤或資本贏利相混淆，後者只是剩餘價值的一種派生形式，甚至常常只是剩餘價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舊硬說，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用通常的話來說，是資本贏利」，如果肯定馬克思的整本書都是以剩餘價值為中心的，那麼只可能有兩種情況：或者是他對此一點也不懂， 這樣，他對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一無所知，卻要加以詆毀，這可需要極端的厚顏無恥才行；或者是他都懂，這樣，他就是故意捏造。
再往下看：
「馬克思先生在表述對壓榨的這種見解時懷有惡毒的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受馬克思關於某種剩餘價值的學說中所表現的理論措辭，也盡可以表示更強烈的憤怒和更完全地承認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經濟形式的剝削性質。」
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論上不正確的措辭，激起他對壓榨的惡毒仇恨；那種本身屬於道德的情感，由於錯誤的「理論措辭」而採取了不道德的表現方式，它表現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惡毒。而杜林先生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卻表現為一種具有相應的高尚性質的道德情感，表現為一種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量上還超出惡毒仇恨的憤怒，一種更強烈的憤怒。當杜林先生這樣沾沾自喜的時候，我們來看看這種更強烈的憤怒是從哪兒來的。
他繼續說道：「這就發生了問題：互相競爭的企業家怎麼能夠持續地按照遠遠高出（如上述剩餘勞動時間的比例所顯示的）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包括剩餘產品在內的全部勞動產品的價值。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是找不到的，理由很簡單，在那裡甚至不可能提出這個問題來。那裡完全沒有認真地談到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的奢侈性質，根本沒有認識到帶有寄生狀態的社會制度是白色奴隸制的最後基礎。相反地，一切政治的社會的事物，總是被認為應該由經濟的事物來說明。」
但是，我們從前面所引證的幾段話中已經看到，馬克思根本沒有像杜林先生在這裡所假定的那樣斷言，剩餘產品在一切情況下都被工業資本家即它的第一個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價值出賣。馬克思明確地說，商業贏利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而且在上述前提下，只有當工廠主把自己的產品低於商品價值賣給商人，因而讓給商人一部分掠奪物時，這種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生在這裡對這個問題的提法，在馬克思那裡甚至不可能提出來。這個問題的合理提法是這樣的：剩餘價值是怎樣轉化成它的派生形式——利潤、利息、商業贏利、地租等等的呢？馬克思確實說過要在第三卷中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資本論》第二卷出版，那麼他目前就應該稍微仔細地讀一讀第一卷。這樣，除了已經引證過的幾段以外，他還可以在例如第323頁上讀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在資本的外部運動中作為強制性的競爭規律發生作用，並且以這種形式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所以，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 (5) ；接著馬克思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一定的規律，價值規律，如何在一定的情況下在競爭中表現出來並行使它的推動力。杜林先生從這裡已經可以知道，在剩餘價值的分配上，競爭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卷中的這些提示事實上就足以使人們至少大致上認識剩餘價值向它的派生形式的轉化。
但是，對杜林先生來說，競爭正是理解的絕對障礙。他不能理解，互相競爭的企業家怎麼能夠持續地按照遠遠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包括剩餘產品在內的全部勞動產品的價值。這裡的措辭又具有杜林先生所習慣的、實際上是輕浮的「嚴格 性」。在馬克思那裡，剩餘產品本身根本沒有任何生產費用，它是資本家不花一文錢得到的一部分產品。所以，如果互相競爭的企業家要按照自然生產費用實現剩餘產品的價值，那麼他們就應該把它贈送出去。但是我們不在這種「細微的邏輯細節」上浪費時間。實際上，互相競爭的企業家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勞動產品的價值嗎？根據杜林先生的意見，
自然生產費用是「勞動或力量的支出，而這歸根到底又是可以用營養費用來計量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會裡，自然生產費用是實際花費於原料、勞動資料和工資上面的費用，它們不同於「賦稅」、利潤以及手持利劍逼出來的附加稅。但是大家知道，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互相競爭的企業家不是按照這種自然生產費用實現他們的商品的價值，而是還要算上並且通常也獲得所謂附加稅，即利潤。杜林先生以為，他只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就可以像從前約書亞吹倒耶利哥城牆一樣把馬克思的整個大廈吹倒，可是這個問題對杜林先生的經濟理論來說也是存在著的。我們看看他是怎樣回答這一問題的。他說：
「資本所有權，如果本身不同時包含著對人這一材料的間接暴力，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且也不能實現它的價值增殖。這種暴力的產物就是資本贏利，所以贏利的大小取決於這種統治的作用範圍和強度……資本贏利是政治的和社會的體制，這種體制比競爭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業家在這方面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而每一個單個的企業家都堅守自己的陣地。資本贏利的一定高度在已經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方式中是一種必需。」
可惜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互相競爭的企業家怎麼能夠持續地按照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勞動產品的價值。杜林先 生實在不像話，竟這樣無視他的讀者，而用下面的話來搪塞他們：資本贏利凌駕於競爭之上，就像普魯士國王當年凌駕於法律之上一樣。普魯士國王藉以取得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們是知道的；資本贏利藉以使自己比競爭更有力的那種方法，正是杜林先生應該向我們說明的，但是他執拗地拒絕向我們說明。即使像他所說的，企業家在這方面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而每一個單個的企業家都堅守自己的陣地，情況也決不會有所改變。我們絲毫不能相信他的這種話：一定數量的人只要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他們中的每一個單個的人因此也就堅守住自己的陣地。大家知道，中世紀的行會師傅、1789年的法國貴族都非常堅決地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但是都沒落了。普魯士軍隊在耶拿也曾作為一個等級來行動，然而非但不能堅守住自己的陣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後來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說在已經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方式中，資本贏利的一定高度是一種必需，這同樣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問題正是要說明為什麼是這樣。我們絲毫沒有進一步接近目的，儘管杜林先生告訴我們說：
「資本的統治是緊隨土地的統治而生長起來的。一部分依附的農村勞動者轉入城市，從事手工業勞動，最後變成工廠的材料。在地租之後，形成了資本贏利，作為財產租金的第二種形式。」
即使撇開這種論斷的歷史錯誤不談，它終究也只是一種空洞的論斷，只限於重複地肯定正好應該加以說明和證明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杜林先生無法回答他自己提出來的問題，即相互競爭的企業家怎麼能夠持續地按照高出自然生產費用的價格實現勞動產品的價值，這就是說，他無法說明利潤的形成。他只能簡單地發布命令，說資本贏利是暴力的產 物，這的確和杜林的社會憲法第二條完全一致，第二條說：暴力進行分配。這的確說得很漂亮；但是現在「發生了問題」：暴力分配什麼呢？必須有可分配的東西，不然，甚至最強大的暴力，不管多麼想分配，也是沒有什麼可以分配的。互相競爭的企業家裝入腰包的贏利是非常明顯而實在的東西。暴力可以奪取它，但是不能生產它。如果說杜林先生執拗地拒絕向我們說明，暴力怎樣奪取企業家的贏利，那麼他對於暴力從哪裡奪取這種贏利的問題，則總是以死一般的沉默來作為回答。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樣，喪失了自己的權力。從虛無之中，不能產生任何東西，特別是不能產生利潤。如果說，資本所有權只要本身不同時包含著對人這一材料的間接暴力，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且也不能實現它的價值增殖，那麼，又發生了問題：第一，資本財富是怎樣獲得這種暴力的——這個問題用上述兩三個歷史論斷是絕對不能解決的；第二，這種暴力是怎樣轉化為資本的價值增殖，轉化為利潤的；第三，暴力是從哪裡奪取這種利潤的。
我們無論從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經濟學，都不能前進一步。它對於所有使它厭惡的事情，對於利潤、地租、飢餓工資、工人被奴役等等，只用一個詞來說明：暴力，而且始終是暴力。杜林先生的「更強烈的憤怒」也就化為對暴力的憤怒。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這樣援引暴力是一種腐朽的遁詞，是把問題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這種轉移不能解釋任何一件經濟事實；第二，這種援引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沒有得到說明，這真是夠精明的，因為不然的話，這種援引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社會權力和一切政治權力都起源於經濟的先決條件，起源於各該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
但是我們不妨試一下，能否從經濟學的這位鐵石心腸的「更 加深刻的奠基者」那裡找出其他一些有關利潤的說明。我們來看看他關於工資的論述，或許能夠有所得。在第158頁上，他說：
「工資是維持勞動力的報酬，並且首先只是被當作地租和資本贏利的基礎來考察的。為了真正徹底弄清楚這裡所存在的關係，可以設想一下最初在歷史上沒有工資的情況下的地租以及資本贏利，即以奴隸制或依附農制為基礎的地租和資本贏利……必須養活的是奴隸和依附農，還是僱傭工人，這隻造成負擔生產費用的方式和方法的區別。在任何情況下，因利用勞動力而得到的純收益都構成僱主的收入……由此可見……特別是主要的對立——由於這種對立，一方是某種形式的財產租金，另一方是沒有財產的僱傭勞動——不能僅僅從一方去找，而必須同時從雙方去找。」
但是，財產租金，如我們在第188頁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資本贏利的共同表現。以後，在第174頁上說：
「資本贏利的特徵是占有勞動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沒有以某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受人支配的勞動的相關物，就不能設想資本贏利。」
在第183頁上又說：
工資「在一切情況下都不過是通常應保證工人能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的報酬」。
最後在第195頁上：
「財產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資之所失，反過來也是如此，從一般生產能力中〈！〉歸於勞動的，必然是從財產收入中抽出來的。」
杜林先生使我們吃了一驚又一驚。在價值論和以後各章，直到競爭論（包括競爭論在內），就是說，從第1頁到第155頁，商品價格或價值分為：第一，自然生產費用或生產價值，即用於原料、勞動資料和工資的費用；第二，附加稅或分配價值，這是手持 利劍逼出來的落到壟斷者階級手中的賦稅，這種附加稅，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實際上絲毫不能改變財富的分配，因為它一手奪得，另一手不得不歸還，而且就杜林先生關於它的起源和內容所作的說明看來，這種附加稅是從虛無中產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虛無構成的。在接著論述收入種類的兩章中，即從第156頁到第217頁，就再也不提附加稅了。而是把每個勞動產品的價值，即每個商品的價值，分成下面兩部分：第一，生產費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資，第二，「因利用勞動力而得到的純收益」，它構成僱主的收入。這種純收益具有盡人皆知的、任何文飾和塗抹都掩蓋不了的面目。「為了真正徹底弄清楚這裡所存在的關係」，讀者把剛才從杜林先生那裡引證的幾段話和前面從馬克思那裡引證的關於剩餘勞動、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的幾段話比較一下，就會發現，杜林先生在這裡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襲《資本論》。
杜林先生承認，任何形式的剩餘勞動，無論是奴隸制、依附農制或僱傭勞動制的剩餘勞動，都是到目前為止一切統治階級的收入的源泉；這齣自多次引證過的地方，即《資本論》第227頁：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等等 (6) 。——構成「僱主的收入」的「純收益」，不是勞動產品超出工資部分的剩餘，又是什麼呢？不管杜林先生怎樣多此一舉地把工資改稱為報酬，他也還是認為，工資通常應保證工人能維持生活和延續後代。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勞動多於為再生產工人而消費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就是說，資本家使工人勞動的時間長於補償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的價值所需要的時間。要不是這樣，怎麼能「占有勞動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再生產工人生 活資料所必需的時間的工作日的延長部分，即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勞動，正是隱藏在杜林先生的「勞動力的利用」後面的東西；而他的僱主的「純收益」，如果不表現為馬克思的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又能表現為什麼呢？除了表達不確切以外，杜林的「財產租金」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又有什麼區別呢？此外，財產租金這個名詞是杜林先生從洛貝爾圖斯那裡抄來的；洛貝爾圖斯用租金這個一般的名詞概括地租和資本租金或資本贏利，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財產」一詞 (7) 。為了使人不懷疑這種剽竊行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來概括馬克思在第十五章（《資本論》第539頁及以下各頁）中所闡述的關於勞動力價格和剩餘價值的量的變動的規律 (8) ：財產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資之所失，反過來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就把馬克思的內容豐富的具體規律化為沒有內容的同義反覆，因為一定的量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不減少，另外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這是不言而喻的。這樣，杜林先生就用這樣一種方式占有了馬克思的思想，通過這種方式，馬克思的闡述所確實具有的「精確學科意義上的終極的最嚴格的科學性」就完全喪失了。
因此，我們不能不認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關於《資本論》所發出的引人注目的喧囂，特別是他在涉及剩餘價值的著名問題上（這個問題他還是不提為好，因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揚起的塵土，都不過是一種軍事計謀，狡猾手腕，藉以掩蓋他在《教 程》中對馬克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竊。杜林先生確實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讀者，不要研究「馬克思先生稱作資本的那個線球」，要提防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黑格爾的混亂的模糊觀念和遁詞等等。這位忠實的埃卡爾特警告德國青年提防維納斯，但是他為了自己的需要卻悄悄地把她從馬克思的領地引到自己家裡保護起來。我們恭賀他利用馬克思的勞動力而獲得的這種純收益，恭賀他在財產租金這個名稱下霸占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行為，以獨特的方式暴露了他執拗地（因為在兩版上都這樣重複）、歪曲地斷定馬克思把剩餘價值僅僅理解為利潤或資本贏利的動機。
這樣，我們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話把杜林先生的貢獻描述如下：
「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見，工資僅僅代表工人為了自身能夠生存而實際從事勞動的時間的報酬。為此只要比較少的鐘點就夠了；經常被延長的工作日的整個其餘部分提供一種剩餘，其中包含著我們的作者所謂的〈財產租金……〉除去在某個生產階段上已經包含在勞動資料和相關原料中的工作時間，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餘都是歸資本主義企業家所有的份額。所以工作日的延長純粹是落入資本家手中的靠壓榨而取得的贏利。〈杜林〉先生在表述對壓榨的這種見解時懷有惡毒的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麼又會產生「更強烈的憤怒」？
(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232頁腳註（22）。——編者注
(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246頁。——編者注
(3) 同上，第572頁。——編者注
(4) 同上，第620頁。——編者注
(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352頁。——編者注
(6) 見本書第161、217頁。——編者注
(7) 甚至這個詞也不是他提出來的。洛貝爾圖斯說（《社會問題書簡》第2封信第59頁）：「根據這一〈他的〉理論，租金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是完全依靠某種財產獲得的全部收入。」
(8)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 3卷第56 8—5 72頁。——編者注
九、經濟的自然規律。地租
到現在為止，儘管我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卻未能發現杜林先生怎樣在經濟學領域內
「要求建立一種新的、不僅滿足時代而且成為對時代具有決定意義的體系」。
但是，我們在暴力論，在價值和資本那裡所未能看到的東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來的「國民經濟的自然規律」時，也許會非常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因為，正像他以慣有的新奇性和尖銳性所說的：
「高度的科學性的勝利，在於越過那種好像處於靜止狀態的材料的單純記述和分類，而達到生氣勃勃的、窺見產生過程的洞察力。所以，對規律的認識是最完善的認識，因為它向我們指出，一個過程怎樣為另一個過程所制約。」
一切經濟的第一個自然規律恰恰被杜林先生髮現了。
「令人驚奇的是」，亞當·斯密「不僅沒有把一切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沒有單獨加以說明，這樣，他就不自覺地把那種給現代歐洲的發展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貶為次要的角色」。這個「應當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規律是技術裝備的規律，甚至可以說是人的自然經濟力的武裝的規律」。
杜林先生髮現的這個「基本規律」如下：
第一條規律。「經濟手段（自然資源和人力）的生產率因發明和發現而提高。」
我們感到驚奇。杜林先生對付我們，完全像莫里哀作品中的詼諧家對付新貴一樣，他告訴這位新貴一件新鮮事，說後者說了一輩子散文，卻不知道散文是什麼。發明和發現在一些情況下是提高了勞動生產力（但在許多情況下也不見得是這樣，世界上一切專利局的大量檔案廢紙就是證明），這一點我們早已知道了；但是這一極為陳舊的老生常談竟是全部經濟學的基本規律—— 這一說明，倒要歸功於杜林先生。如果經濟學上和哲學上的「高度的科學性的勝利」，僅僅在於給隨便一種陳詞濫調加上一個響亮的名稱，把它吹噓為自然規律，甚至吹噓為基本規律，那麼科學的「更加深刻的基礎的奠定」和變革，實際上對任何人來說，甚至對柏林《人民報》的編輯部來說，都是可以做到的了。這樣，我們就不得不「以一切嚴格性」，以杜林先生對柏拉圖的下列判決用於杜林先生自己身上：
「如果這樣的東西應該被看作國民經濟學的智慧，那麼〈批判基礎的〉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個一般有機會思考」——甚至僅僅是隨便議論——「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共有這樣的智慧了」。
例如，如果我們說，動物吃東西，那麼我們就無意中說出了一句偉大的話；因為我們只要說，吃東西是一切動物生活的基本規律，我們就對整個動物學實行了變革。
第二條規律。分工：「職業的區分和活動的劃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就這句話的正確方面而言，從亞當·斯密以來，這也已經是老生常談了；至於這句話正確到什麼程度，這將在第三編中看到。
第三條規律。「距離和運輸是阻礙和促進生產力合作的主要原因。」第四條規律。「工業國家比農業國家具有大得無可比擬的人口容量。」第五條規律。「在經濟方面，任何事情沒有物質利益都是不能完成的。」
這就是杜林先生據以建立他的新經濟學的「自然規律」。他仍然忠於他在哲學中已經陳述過的方法。從最無聊的陳詞濫調中抽出兩三個有時甚至措辭不當的不言而喻的語句，也會構成 經濟學的不需要證明的公理、基本原則、自然規律。在闡述這些毫無內容的規律的內容的藉口下，乘機對各種題目作一番廣泛的經濟學的空談，而這些題目的名稱在這些所謂的規律中已經出現了，如發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利益、競爭等等。給這種空談的平淡無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過是神諭式的大話，有時是對於各種各樣瑣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為了不起的臆想。然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地租、資本贏利和工資，由於我們在前面只研究了後兩種占有形式，所以在這裡，在結束時我們還要簡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對地租的看法。
在這裡，我們且不考慮杜林先生從他的先驅者凱里那裡直接抄來的各種論點；我們不必同凱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圖的關於地租的觀點作辯護，而去反對凱里的曲解和胡說。我們只涉及杜林先生，他給地租下了一個定義，說地租是
「土地所有者本身從土地上得到的收入」。
杜林先生把他本來應當加以解釋的地租這個經濟學概念不假思索地翻譯成法律詞彙，這樣我們並不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所以我們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無論願意不願意，都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探討。他把一處田莊租給租地農場主同把一筆資本借給企業家這兩件事作了對比，但是很快就發現，這種對比同其他一些對比一樣，是不妥當的。
因為他說：「如果要繼續採用這種類比，那麼租地農場主在償付地租以後所余的贏利，應該相當於借別人的資本來經營的企業家在償付利息以後所余的資本贏利。但是人們不習慣把租地農場主的贏利看作主要收入，把地租只看作餘額……下列事實就是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的證明：在關於地租的學說中，人們沒有特別指出地主自己經營土地的情況，而且沒有把佃金形式的地租和地主因自己經營土地而產生的地租之間的 數額差別看得特別重要。至少人們不認為有必要去考慮把由於自己經營而得的地租這樣加以分解：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業家的剩餘的贏利。撇開租地農場主所用的自己的資本不談，人們好像把租地農場主的特殊贏利大部分看作一種工資。但是，要想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某種斷語是危險的，因為這個問題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凡是涉及到比較大的經營的場合，都很容易看到，問題不在於把租地農場主的獨特的贏利看成工資。這種贏利本身正是建立在同農業勞動力的對立之上，只有使用這種勞動力才使這種收入成為可能。留在租地農場主手裡的顯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地主自行經營時所獲得的全部地租就減少了。」
關於地租的理論是經濟學中英國特有的一個部分，這是必然的，因為只有在英國才存在著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地租事實上也是同利潤和利息分開的。大家知道，在英國是大地產和大農業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莊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莊的形式租給租地農場主，租地農場主擁有充裕的資本來經營土地，並不像我們的農民那樣自己從事勞動，而是作為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利用僱農和短工的勞動。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三個階級，以及各階級所特有的收入：地主獲得地租，資本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工資。從來沒有一個英國經濟學家會想到要把租地農場主的贏利，像杜林先生所以為的那樣，看作一種工資；對他們來說，斷定租地農場主的利潤是它無疑是、顯然是和確實是的那種東西，即資本利潤，要保險得多。在這裡，如果有人說，租地農場主的贏利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那簡直是可笑的。在英國，這個問題甚至沒有提出的必要，因為問題和答覆一樣早已存在於事實本身之中，而且自亞當·斯密以來還從未對此發生過疑問。
杜林先生所說的地主自己經營土地的情況，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德國大部分地區實際上發生的地主通過管理人經營土地的情況，絲毫不能改變事情的實質。如果地主也提供資本，而且由自己經營，那麼他除了地租以外，還得到資本利潤。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下，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樣子。如果杜林先生斷言，直到現在為止，人們並不認為有必要去考慮把由於自己經營而得的地租（應該叫作收入）加以分解，那麼這是根本不符實際的，最多也只能再一次證明他自己的無知。例如：
「由勞動所得的收入叫作工資；某人從使用資本而得的收入叫作利潤……完全從土地得來的收入叫作地租並歸地主所有。如果這幾種不同種類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裡，那是很容易加以區分的；但是，如果它們落到同一個人手裡，那麼它們至少在日常用語中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經營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地主，除去經營費用，應該既獲得地主的地租又獲得租地農場主的利潤。但是，至少在習慣用語中，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贏利叫作利潤，因而混淆了地租和利潤。我們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種植場主大部分都是處於這種狀況；他們大多數都種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們極少聽到什麼種植場的地租，而常常聽到的是它產生的利潤……自己親手種植園地的園藝業者，一身兼為地主、租地農場主和工人。所以，他的產品應該付給他地主的地租、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但是所有這些通常都被稱為他的勞動所得；所以在這裡地租和利潤就同工資相混淆了。」 (1)
這一段話出自亞當·斯密第一卷第六章 (2) 。所以，地主自己經營的情況在100年前已經被研究過了，而在這裡使杜林先生 感到如此煩惱的危險和不安，僅僅是產生於他自己的無知。
最後他以大膽的詭計來擺脫困境：
租地農場主的贏利以對「農業勞動力」的剝削為基礎，所以「顯然是一部分地租」，因而那種本來應該完全裝入地主腰包的「全部地租就減少了」。
從這裡我們知道了兩件事情。第一，租地農場主使地主的地租「減少了」，所以和人們到目前為止所設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認為不是租地農場主把地租付給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給租地農場主——這確實是「完全獨特的觀點」；第二，我們終於看到杜林先生把地租設想為什麼；就是說，他把地租設想為在農業中剝削農業勞動而得到的全部剩餘產品。但是，除了幾個庸俗經濟學家以外，在以前的經濟學中這種剩餘產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資本利潤，所以我們不能不斷言，關於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
這樣，在杜林先生看來，地租和資本贏利的區別，只在於前者產生於農業，而後者產生於工業或商業。杜林先生產生這種非批判的和混亂的觀點是必然的。我們已經看到，他是從「真正的歷史的觀點」出發的，根據這一觀點，對土地的支配僅僅是藉助對人的支配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只要土地是藉助某種形式的奴役勞動來耕種，就會為地主產生剩餘，而這種剩餘正是地租，就像工業中勞動產品超出工資的剩餘是資本贏利一樣。
「因此很清楚，在藉助某種隸屬形式的勞動來經營農業的地方，地租總是隨時隨地大規模地存在著。」
既然把地租說成農業中得到的全部剩餘產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現了攔路虎：一方面是英國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另一方面 是由此而來的、為整個古典經濟學所承認的剩餘產品之分為地租和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因而也就是純粹的精確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麼辦呢？他假裝絲毫不知道農業剩餘產品分為租地農場主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絲毫不知道古典經濟學的整個地租理論；好像在整個經濟學中租地農場主的利潤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還根本沒有「這樣明確地」被提出來過；好像這裡所探討的是一種完全沒有被研究過的對象，關於這個對象，似乎除假象和種種疑慮而外，人們一無所知。在討厭的英國，農業中的剩餘產品未經任何理論學派的任何干預就被無情地分為這樣的組成部分：地租和資本利潤。而杜林先生就從這個討厭的國家逃到他所熱愛的、行使普魯士邦法的區域。在這個區域中，盛行的是地主以完備的宗法形式經營自己的土地，「地主把地租理解為自己那塊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爺們關於地租的見解甚至妄想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意義的見解，所以在這裡，杜林先生還可以指望自己的關於地租和利潤的混亂概念能夠矇混過關，甚至讓人們相信他的最新發現：不是租地農場主把地租付給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給租地農場主。
(1)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2) 見亞·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倫敦版第1卷第63—65頁。——編者注
十、《批判史》論述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國民經濟學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稱為「完全沒有先驅者」的「這一企業」。也許我們在這裡最後會遇到多次許諾的終極的和最嚴格的科學性。
杜林先生對於下述發現大吹大擂：
「經濟學說」是一種「非常現代的現象」（第12頁）。
確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 (1)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29頁上說道：「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 (2) 杜林先生是沿著這條預先指給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來，高級經濟學只是隨著資產階級科學在其古典時期結束之後所發生的可憐的流產才開始的。相反，他則有充分的權利在其引論的結尾揚揚得意地宣稱：
「這一企業，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點、按其更新穎的一半內容來說，是完全沒有先驅者的，那麼按其內部的批判的觀點及其一般的立場來說，它更是歸我個人所有。」（第9頁）
實際上，他盡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方面宣布自己的「企業」（這個工業上的用語倒選得不壞）是「惟一者及其所有物」。
因為歷史地出現的政治經濟學，事實上不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經濟的科學理解，所以，與此有關的原則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臘社會的著作家那裡見到，只是由於一定的現象，如商品生產、貿易、貨幣、生息資本等等，是兩個社會共有的。就希臘人有時涉獵這一領域來說，他們也和在其他一切領域一樣，表現出同樣的天才和創見。所以他們的見解就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現在我們來聽聽世界歷史上的杜林先生說些什麼話：
「因此，關於古代的科學的經濟理論，我們實在〈！〉沒有任何積極的東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學的中世紀，則對此〈對此無可奉告！〉更是沒有什麼可說的。然而，因為虛榮地炫耀博學的外表的態度……敗壞了現代科學的純潔性，所以不能不至少舉出幾個例子，以資留意。」
然後杜林先生就舉出批判的例子，這一批判確實連「博學的外表」也沒有了。
亞里士多德的論點是：
「每種貨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種則不然，例如鞋，既用來穿，又可以用來交換。兩者都是鞋的用途，因為誰用鞋來交換他所需要的東西，例如貨幣或食物，誰就是利用了鞋。但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為它不是為交換而存在的。」 (3) ——
這個論點，在杜林先生看來，「不但表達得很迂腐，學究氣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的人，還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記「在最近的時期」，「在最進步的體系的範圍內」，當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體系的範圍內，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已經永遠完結了。
「在柏拉圖論國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圖去發現國民經濟分工的現代的篇章。」
這大概是指《資本論》第3版第12章第5節第369頁，可是，相反地，在這一節里恰巧證明，古典古代對於分工的見解，是同現代的見解「截然相反」的。——柏拉圖把分工描述為城市的（在希臘人看來，城市等於國家）自然基礎，對這種在當時說來是 天才的描述 (4) ，杜林先生卻嗤之以鼻，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柏拉圖沒有提到（不過希臘人色諾芬提到了 (5) ，杜林先生！）這樣一些界限，
「這些界限是當時的市場範圍為了進一步劃分職業並在技術上劃分特殊作業而設置的，——只有關於這種界限的觀念，才是這樣一種認識，有了這種認識才使那種通常很難稱為科學的觀念成為經濟學上重要的真理」。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視的羅雪爾「教授」，事實上卻劃出了這種「界限」，在這種「界限」中，分工觀念第一次變成了「科學的」觀念，所以他明確地宣布亞當·斯密是分工規律的發現者。 (6) 在商品生產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社會裡，「市場」——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話來說——曾經是「生意人」中間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規的知識和本能」更多的東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場造成資本主義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會關係的瓦解以及由此產生的分工造成市場。（見《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5節《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 (7) ）
「貨幣的作用，在一切時候都曾經是經濟〈！〉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個叫作亞里士多德的人關於這種作用知道些什麼呢？顯然，他只知道，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代替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此外再沒有什麼了。」
可是，如果「一個叫作」亞里士多德的「人」竟擅自發現貨幣流通的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貨幣執行單純流通手段的職能，另一種是貨幣執行貨幣資本的職能 (8) ，那麼在杜林先生看來，他只是表現了「某種道德上的嫌惡」。
如果「一個叫作」亞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膽地出來分析貨幣的作為價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實際上正確地提出了這個對於貨幣學說有如此決定性意義的問題 (9) ，那麼「一個叫作」杜林的「人」寧願對這種不能允許的魯莽行為保持完全的沉默，這自然是出於充足的秘密理由。
最後的結果是：在杜林的「以資留意」的鏡子的映象中，希臘古代實際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觀念」（第25頁），如果這樣的「愚蠢想法」（第19頁）畢竟還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觀念有共同之點的話。
至於杜林先生論重商主義的一章，那麼最好是讀「原著」，即讀弗·李斯特的《國民體系》第29章《被學派誤稱為重商主義體系的產業體系》。杜林先生在這裡又如何謹慎地避免顯示出任何「博學的外表」，這從下面的話就可以看出來：
李斯特在第28章《義大利國民經濟學家》里說道：
「無論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應用上還是在理論上，義大利都走在一切現代國家的前頭」，
然後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東尼奧·塞拉在1613年所寫的關於如何供給王國以豐富金銀的著作，是義大利第一本專門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10) 。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這種說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論》 (11)
「當作經濟學的最新前史的某種入門標牌」。
事實上，他對於《略論》的考察，只限於這種「美文學的蠢話」。不幸，事情在實際上並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論》出現前四年，已經發表了托馬斯·曼的《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即它攻擊了當時在英國作為國家政策還受到保護的原始的貨幣制度，因而代表了重商主義體系對於自身的母體系的自覺的自我脫離。這一著作在最初的形式上就已經出了好幾版，並且對立法產生了直接影響。以後經作者完全改寫並在其死後於1664年出版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在100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充當「某種入門標牌」，那麼這就是托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這本書對杜林先生的「細心觀察順序關係的歷史」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
關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訴我們說， 他具有
「相當輕率的思維方法」，而且「對於概念的內部的和更精細的區別缺乏理解」……「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識廣博，但容易從一種東西跳到另一種東西，而對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徹底的研究」……他「對國民經濟的論述還非常粗陋」，並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這些看法加以對照……有時可以使比較認真的思想家發笑」。
承蒙「比較認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留意到「一個叫作配第的人」，這是多麼崇高的謙虛態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樣留意他的呢？
配第關於
「勞動，甚至勞動時間是價值尺度的論點，在他那裡……只能見到不完整的痕跡」。 (12)
配第的這些論點，在杜林先生的書上只提到這一句話，此外就沒有了。確實是不完整的痕跡。配第在他的《賦稅論》（1662年第1版）中，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確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費同樣多的勞動來生產的貴金屬和穀物具有同等價值的例子來說明價值量，這樣他就為貴金屬的價值下了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理論上的」定義。而且他還明確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equallabour）來計量的。他把自己的發現用來解決各種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複雜的問題，並且有時在各個場合和各種著作中，甚至在沒有重複這個主要論點的地方，從這個主要論點作出重要的結論。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經說道：
「我斷定，這一點〈通過等量勞動進行估價〉是平衡和衡量各個價值的基礎；但是在它的上層建築和實際應用中，我承認情況是多種多樣的和錯綜複雜的。」 (13)
可見，配第已經意識到他的發現的重要性及其在具體應用上的困難。因此，為了達到某些具體的目的，他也試走另一條道路。
必須找出土地和勞動之間的自然的等同關係（a natural Par），使價值可以隨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這二者中」表現出來。
這個迷誤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對於配第的價值論作出了經過縝密思考的評語：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縝密一些，那麼人們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經說過的一種對立見解的痕跡」；
這就是說，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跡」是「不完整」的以外，並沒有說過其他什麼東西。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無內容的話來暗示什麼東西，以便「以後」要讀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點，事實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後都是避開了這種要點的。
我們在亞當·斯密的書中不但看到關於價值概念的各種「對立見解的痕跡」，不但看到兩種，而且看到三種，更確切地說，甚至四種尖銳對立的關於價值的看法，這些看法在他的書中相安無事地並存和交錯著。在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那裡，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必然要摸索、試驗、努力克服剛剛開始形成的 觀念的混亂狀態，可是這樣的事情在經過篩選來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結果，已經部分地從書本轉入一般的意識中）的著作家那裡出現，卻是十分奇怪的。現在我們從大事情談到小事情，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樣向我們提供五種不同的價值以及同等數量的對立的見解，供任意選擇。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縝密一些」，他就不會花費這樣多的力氣來使他的讀者脫離配第關於價值的十分清楚的見解而陷入極度的迷亂之中。
配第的十分圓滿的、渾然一體的著作，是他的《貨幣略論》，這本書在他的《愛爾蘭剖視》一書出版之後10年，即在1682年出版（後一本書「第一次」出版於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從「最流行的東拼西湊的教科書」中抄下來的1691年）。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義見解的最後痕跡，在這裡完全消失了。按內容和形式說來，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傑作；正因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連書名都不提一下。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一個裝腔作勢的好為人師的庸夫，對於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創見的經濟研究家，只能牢騷滿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滿，只能埋怨：理論思想的火花竟沒有齊整地作為現成的「公理」高傲地表現出來，而只是從對「粗雜」的實際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對租稅的探究中，散亂地迸發出來。
杜林先生對待配第的真正經濟學的著作的態度，也同樣用來對待配第創造的「政治算術」，即一般所說的統計。他對於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惡意地聳聳肩膀！如果我們想到100年以後甚至拉瓦錫在這一領域中還採用的奇異方法，如果我們想到現在的統計同配第給它極概要地規定的目的還相距很遠，那麼，在200年以後這種自鳴得意的驕傲，就只是表現出無法粉飾 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義的觀念——這在杜林先生的「企業」中是絕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來，只不過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興的評論，它們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過斷章取義的引用，而賦予一種它們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義，所以它們在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處於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的水平之下的現代書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杜林先生在其「企業」中所看到的讀者群，好像只是一些盲目信從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證明自己的主張的人們。我很快就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當談論洛克和諾思時），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先來看一看布阿吉爾貝爾和羅。
關於布阿吉爾貝爾，我們只須指出杜林先生的惟一的發現。他發現了從前沒有看出的布阿吉爾貝爾和羅之間的聯繫。那就是，布阿吉爾貝爾斷言，貴金屬在商品流通中執行正常的貨幣職能的時候，可以被信用貨幣（un morceau de papier［一塊紙片］）所代替。 (14) 相反地，羅以為這些「小紙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國家的財富。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結論，說布阿吉爾貝爾的「轉變已經包藏著重商主義的新的形態」，換句話說，已經包藏著羅。這可由下述的話十分清楚地得到證明：
「只要賦予『單純的小紙片』以貴金屬所應起的作用，那麼，重商主義的形態變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變為叔母的形態變化立刻完成。雖然杜林先生以撫慰的口吻補充說道：
「當然，布阿吉爾貝爾並沒有這樣的願望。」
但是，活見鬼，他怎麼可能僅僅由於認為貴金屬在那種作用上可以被紙片所代替，就有這樣的願望，要以重商主義者的迷信的見解，去代替他自己對貴金屬的貨幣作用的合理的見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還是擺出一本正經的滑稽樣子，繼續說道：
「但是應當承認，我們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確實能夠發表真正中肯的意見。」（第83頁）
關於羅，杜林先生只能說出下面這樣「真正中肯的意見」：
「顯然，羅也永遠不能完全拋棄上述基礎〈即「貴金屬的基礎」〉，可是他促使紙幣的發行達到極端，就是說，達到整個制度的崩潰。」（第94頁）
實際上，紙蝴蝶，即單純的貨幣符號，在公眾中飛舞，並不是為了「拋棄」貴金屬的基礎，而是為了把貴金屬從公眾的錢袋誘入空虛的國庫里去。
在回過來談論配第以及杜林先生在經濟學史上讓他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時候，我們首先聽一聽杜林先生關於配第的直接後繼者洛克和諾思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洛克的《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和諾思的《貿易論》，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關於利息和鑄幣所寫的東西，沒有超出重商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所流行的、以國家生活的各種事件為轉移的思考範圍。」（第64頁）
現在，這個「報告」的讀者應該完全清楚了，為什麼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紀後半期對法國和義大利的政治經濟學產生這樣重大的影響，而且是多方面的影響。
「關於利率自由，許多生意人抱著類似的〈和洛克類似的〉意見，而且隨著事態的發展也產生這樣的傾向，即認為限制利息是無效的。當一個叫作達德利·諾思的人能夠按自由貿易的精神著述《貿易論》的時候，一定已經有很多東西似乎在流傳，使得反對限制利息的理論不致成為某種奇聞。」（第64頁）
這樣，洛克為了發表利息自由的理論和說些並非「奇聞」的東西，只須採納同時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當時很多「似乎在流傳」的東西接過來就夠了！但實際上，1662年配第已在《賦稅論》中把利息，即我們叫作高利貸的貨幣租金（rent of money which we call 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 of land and houses）相對比，並且向那些想用法律來壓低貨幣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釋，制定違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勞無益的（the vanity and fruitlessness of making civil positive law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15) 。所以配第在其《貨幣略論》（1682年）一書中宣布，用法律來調節利息，和調節貴金屬的輸出或匯率一樣，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還對於貨幣價值的提高（例如，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義，就用一盎司銀鑄造出兩倍數量的先令）說出了永遠具有權威意義的見解。
關於最後一點，洛克和諾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關於利息，洛克從配第把貨幣的利息和地租相提並論這一點出發，而諾思則更進一步把利息作為資本的租金（rent of stock）和地租相對立，把資本家［Stocklords］和地主［Landlords］相對立 (16) 。但是，洛克只是有條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諾思則無 條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還是「更加微妙的」意義上的嚴厲的重商主義者——在評述達德利·諾思的《貿易論》的時候，說它是按「自由貿易的精神」寫的，只用這一句話就把它打發過去，這時他就超過了自己。這和有人在談到哈維的時候，說他是按照血液循環論的「精神」寫作一樣。諾思的著作——拋開它的其他功績不談——是關於自由貿易（國內的和國外的貿易往來）學說的古典的、始終一貫的論述，在1691年這確是「某種奇聞」！
此外，杜林先生告訴我們，
諾思是一個「商人」，而且是一個壞傢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讚許」。
當時正是保護關稅制度在英國獲得最終勝利的時候，這樣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領導地位的混蛋們的「讚許」！可是這並不妨礙這部著作立刻發生理論上的影響，這一影響，在隨後不久於英國出版的（其中一部分還是在17世紀出版的）一系列經濟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諾思的例子向我們提供了證明：配第在政治經濟學的幾乎一切領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嘗試，是如何一一為他的英國的後繼者所接受並且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的。這一過程在1691年到1752年這段時期的痕跡，就是對於最膚淺的觀察者說來，也是十分明顯的，因為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無論贊成或者反對配第，總是從配第出發的。因此，這個充滿有創見的思想家的時期，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逐漸產生來說是最重要的時期。「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如此重視配第以及那一時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饒 恕的罪過，而這個「歷史記述」則乾脆把他們從歷史上一筆勾銷。這個「歷史記述」從洛克、諾思、布阿吉爾貝爾和羅直接跳到重農學派，然後在政治經濟學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現了大衛·休謨。請杜林先生允許我們來恢復年代的順序，把休謨放在重農學派的前面。
休謨的經濟學《論叢》出版於1752年 (17) 。在《論貨幣》、《論貿易差額》、《論商業》這一組論文中，休謨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著傑科布·范德林特的《貨幣萬能》（1734年倫敦版）一書走。儘管杜林先生不知道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紀末，就是說在亞當·斯密以後的時代的英國經濟學著作中，都還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樣，休謨也把貨幣看成單純的價值符號；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他本來還可以從其他許多著作中去抄襲價值符號理論）關於貿易差額為什麼不能總是有損或有利於某國的意見；像范德林特一樣，他也教導說，貿易差額的平衡是按各個國家的不同的經濟狀況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樣，他也提倡自由貿易，不過沒有那麼勇敢和徹底；像范德林特一樣，他也提出，需要是生產的推動力，不過是以更淺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隨范德林特，也誤認為銀行貨幣和一切國家有價證券影響商品的價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樣反對信用貨幣；像范德林特一樣，他也以為商品價格取決於勞動價格，也就是取決於工資；他甚至抄襲范德林特的關於貨幣貯藏會壓低商品價格這種古怪的意見，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諭式地訴說有人誤解了休謨的貨幣論，他 特別咄咄逼人地提到了馬克思，說他除了誤解休謨以外，還在《資本論》中違犯警章談到了休謨同范德林特和約·馬西的秘密聯繫 (18) ；關於馬西，後面還要談到。
關於這種誤解，情況是這樣的。根據休謨的確實的貨幣論，貨幣只是價值符號，所以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價格按流通中的貨幣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貨幣量的減少的比例而降低，對於這個貨幣論，杜林先生無論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敘述方法，也只能重複他的先驅者的錯誤見解。可是休謨在提出上述理論之後，對自己提出這樣的異議（孟德斯鳩從同樣的前提出發，已經提出過這種異議 (19) ）：
「毫無疑問」，自從美洲的金銀礦發現以來，「除了這些礦主的工業以外，歐洲各國的工業」也都有了發展，這種發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金銀的增加」。
對這種現象，他解釋道：
「雖然商品價格的昂貴是金銀增加的必然結果，可是這種昂貴並不緊跟著這種增加而來，而是需要一些時間，直到貨幣流通到全國並使各界人民都感覺到它的影響的時候。」在這一期間，它對於工業和商業起著良好的影響。
在這個論述的最後，休謨還向我們說明了為什麼會有這種影響，雖然他的說明比他的許多先驅者和同時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觀察貨幣通過整個社會的運動，是很容易的；在觀察時我們將看 到，貨幣在提高勞動價格以前，一定會鼓舞每個人的勤勉心。」 (20)
換句話說，休謨在這裡是描寫貴金屬的價值所發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響，即它們貶值的影響，也就是貴金屬作為價值尺度所發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響。他正確地發現，在商品價格只是逐漸平衡的狀況下，這種貶值只在最後才「提高勞動價格」，即一般所說的提高工資；所以它是在犧牲工人的情況下來增加商人和工業家的利潤（在他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並這樣「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沒有提出真正科學的問題：貴金屬的供給的增加，在其價值不變的情況下，是否影響和怎樣影響商品的價格；他把「貴金屬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貶值混為一談。因此，休謨所做的，正是馬克思說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73頁） (21) 。我們在下面還要簡單地談到這一點，可是首先來看看休謨的論文《利息論》。
休謨明確反對洛克的論據，即利息不是由現有貨幣量來調節，而是由利潤率來調節，以及他關於決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說明，——所有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謨的論文發表前兩年出版的《論決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對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的考察》一書中找到，這本書在論述方面要精確得多，而文筆較少機智。這本書的作者是約·馬西，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作者，擁有很多讀者，這從當時英國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來。亞當·斯密對於利息率的說明，接近馬西甚於 接近休謨。馬西和休謨兩個人對於在他們學說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潤」的本性，什麼都不知道，什麼也沒有說到。
杜林先生教導我們：
「人們在評價休謨時，大都總是帶著很大的偏見來對待他，並且把他所完全沒有的觀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給我們提供了這種「對待」的不止一次的明顯例證。
例如，休謨在利息論中開始就說：
「某一民族的繁榮狀態的最可靠的標誌是利息率低，這是有道理的，雖然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和人們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 (22)
這樣，休謨在第一句話中就引證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榮狀態的最可靠的標誌的看法，這在他那個時候已經是陳腐的老生常談了。而且事實上，這一「觀念」，自柴爾德以來，經過了整整100年，已經流行於世。然而：
「在〈休謨〉關於利息率的看法中，應當主要地強調這一觀念：利息率是狀態〈什麼狀態？〉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數則是某一民族的繁榮的幾乎不會出錯的標誌。」（第130頁）
說這些話的那個「有偏見」的、陷於窘境的「人」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杜林先生。
而且，我們的批判的歷史編纂學家對於下面這一點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驚訝：休謨在發揮了某種出色的觀念之後「甚至沒有自稱是這種觀念的創立者」。這樣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 會發生的。
我們已經看到，休謨是如何把貴金屬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們貶值、引起它們自身的價值發生革命，即商品的價值尺度發生革命的那種增加，混為一談的。這種混淆對休謨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完全不了解貴金屬作為價值尺度的職能。他不可能了解這種職能，因為他絲毫不懂得價值本身。「價值」一詞，在他的論叢中，也許只在一個地方出現過，在那裡，他想糾正洛克關於貴金屬具有的「只是想像的價值」的錯誤見解，而結果越糾正越糟，竟認為貴金屬具有的「主要是虛構的價值」。 (23)
他在這個問題上不僅遠不如配第，而且遠不如他同時代的一些英國人。他仍然用老一套辦法讚揚「商人」是生產的第一盤發條，這個觀點早已被配第所拋棄，所以他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得同樣「落後」。至於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謨在其論叢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經濟關係」，那麼只要把亞當·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龍的著作（該著作和休謨的論叢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時作者已經死去多年了）比較一下，人們就會驚異地看到休謨的經濟學著作的範圍是多麼狹窄。正如前面所說 (24) ，儘管杜林先生給休謨以特許證，休謨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也還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這裡，他不能被認為是有創見的研究者，更不是什麼 劃時代的人物。他的經濟學論叢之所以能影響當時的知識界，不僅是因為卓越的表達方法，而且更多地還是因為他的論叢對當時繁榮起來的工商業作了進步的和樂觀的讚揚，換句話說，也就是對當時英國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作了進步的和樂觀的讚揚，因而他的論叢自然要博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讚許」。在這裡只要提一下就夠了。每個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謨的時代，英國的人民群眾是多麼激烈地反對間接稅制度，這種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羅伯特·沃爾波爾為了有計劃地減輕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負擔而實行的。可是休謨在他的《論租稅》的論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始終仰望的權威范德林特——間接稅的最猛烈的反對者，土地課稅的最堅決的擁護者——進行辯論：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勞動價格的情況下靠更加勤勉和節儉來交納消費稅，那麼它們〈消費稅〉實際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 (25)
我們以為是羅伯特·沃爾波爾本人在這裡說話，特別是再把《論公債》的論文中所說的一段話聯繫起來，更覺得是這樣；在那裡，關於向公債持有者課稅的困難是這樣說的：
「他們收入的減少，是不能由消費稅或關稅的一個單純的項目的外表來遮掩的。」 (26)
休謨對於資產階級贏利的羨慕，決不是純粹柏拉圖式的，對於一個蘇格蘭人來說也不可能指望他會有別的態度。他出身貧窮，可是後來卻達到每年1000英鎊的巨額進款，因為這裡不是 說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對這一事實作了如下的周到實用的表達：
「因為他善於經營私人經濟，所以他以很少的資財作本錢，就達到不必為迎合任何人而寫作的地位。」
杜林先生關於休謨還說道：
「他從未對黨派、君主或大學的影響作過絲毫的讓步」，
雖然確實還不知道休謨是否同一個叫作「瓦蓋納」的人有過文字上的共事關係，可是我們知道，他是對「教會與國家」頌揚備至的輝格黨寡頭統治的熱烈擁護者，為了酬謝他的這些功勞，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館秘書的職位，後來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大得多的副國務大臣的官職。
施洛塞爾老頭說：
「在政治方面，休謨曾經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強烈的君主主義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當時的教會制度的擁護者的攻擊，沒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樣猛烈。」 (27)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貝特說：
「這位自私的休謨，這位歷史的偽造者」，曾罵英國僧侶是肥胖的、不結婚的、沒有家庭的、乞討為生的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個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會的錢財來養活，卻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真正有益於社會的事情。」 (28)
杜林先生說：
休謨「在對待人生的實際態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個叫作康德的人高明得多」。
可是，為什麼休謨在《批判史》中被捧得這樣高呢？只不過是因為這位「認真的和縝密的思想家」榮幸地扮演了18世紀的杜林。一個叫作休謨的人可以證明
「整個科學部門〈經濟學〉的創造是更有見識的哲學的事情」，
同樣，休謨的前驅作用也極好地顯示了這整個科學部門將保證會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將來完成。這位人物把僅是「更有見識的哲學」改造為絕對光輝的現實哲學，這位人物也和休謨一樣，把
「狹義的哲學的研究同國民經濟的科學研究聯繫起來……到現在為止，這在德國是沒有先例的」。
於是，我們看到，作為經濟學家無論如何還是值得尊重的休謨，被吹噓成第一流的經濟學泰斗；而只有到現在為止對杜林先生的「劃時代」的成就還如此頑強地閉口不談的忌妒心，才能到現在為止仍然忽視這樣一位經濟學泰斗的價值。
大家知道，重農學派在魁奈的《經濟表》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為解開這個謎，經濟學的以前的批評家和歷史編纂學家絞盡腦汁而毫無結果。這個表本來應該清楚地表明重農學派對一國總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觀念，可是它對後世的經濟學家仍然是一團模糊。在這裡，杜林先生也要給我們以終極的啟示。他說：
只有「首先準確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導概念，才能確定關於生產和分配的關係的這一經濟圖表對魁奈本人具有什麼意義」 (29) 。因為到現在為止對這些概念人們總是帶著「動搖的不確定性」來說明，甚至亞當·斯密也「不能認識它們的本質的特徵」，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杜林先生現在要永遠結束這種傳統的「輕率的記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頁的篇幅來愚弄讀者，在這五頁上，使用各種誇張言詞，不斷重複，有意攪混，都不過是為了掩蓋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即關於魁奈的「主導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訴我們的，未必多於他不斷警告讀者去反對的那些「最流行的東拼西湊的教科書」。這個引論上的「一個最可懷疑的方面」是：甚至在這裡，到現在為止對我們來說只知其名的《經濟表》，也已經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著就消失在各種各樣的「思考」中，例如，消失在對「耗費和成果的區別」的思考中。如果說這種區別「不能在魁奈的觀念中現成地找到」，那麼一旦杜林先生從他的冗長的引論上的「耗費」轉到異常短命的「成果」上來，即對《經濟表》本身的說明上來，他倒會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這種區別的光輝範例，現在讓我們引證他認為圍繞魁奈的經濟表應該告訴我們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證的這一切。
在「耗費」上，杜林先生說道：
「他〈魁奈〉認為，收入〈杜林先生剛才說過純產品〉應當被作為貨幣價值來理解和對待，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貨幣價值聯繫起來，他假定貨幣價值是第一手出賣全部農產品的結果。用這種方法〈！〉，他就在《經濟表》的項目中運用數十億的數目〈即貨幣價值〉。」 (30)
這樣，我們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經濟表中，運用的是「農產品」的「貨幣價值」，其中包含「純產品」或「純收入」的貨幣價值。往下，我們在本文中讀到：
「如果魁奈採用真正自然的觀察方法，如果他不僅放棄對於貴金屬和貨幣量的考慮，而且還放棄對於貨幣價值的考慮……但是他只計算價值數額 (31) ，而且一開始就把純產品想像〈！〉為貨幣價值。」
這樣我們就第四次和第五次聽到：在《經濟表》中只有貨幣價值！
「由於他〈魁奈〉扣除了開支，並且主要是想著〈！〉〈不是傳統的，然而是更加輕率的記述〉那種作為地租而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價值，他得到了它〈純產品〉。」 (32)
到此還是毫無進展；不過現在出現了：
「可是〈這個「可是」是一顆珍珠！〉另一方面，純產品作為自然對象進入流通中，它因此變成……維持……所謂不結果實的階級的一個要素。在這裡，立刻〈！〉可以看到一種混亂，這種混亂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思想進程在一種情況下為貨幣價值所決定，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則為事物本身所決定。」 (33)
一般說來，任何商品流通看來都免不了這樣的「混亂」，即商品同時作為「自然對象」和「貨幣價值」進入商品流通。可是我們還是圍繞「貨幣價值」轉圈子，因為
「魁奈要避免國民經濟收入的雙重計算」。
請杜林先生允許我們指出：在魁奈自己寫的《經濟表的分析》中，在經濟表圖式的後面，各類產品作為「自然對象」出現，而在前面，在經濟表本身內出現的則是它們的貨幣價值。魁奈以後甚至讓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長勃多，把自然對象和它的貨幣價值並列在表上。 (34)
在如此「耗費」之後終於有了「成果」。聽一聽就會感到吃驚：
「只要問一下：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麼，不連貫性〈考慮到魁奈賦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顯露出來了。這裡，對重農學派的思想方式和對經濟表來說，只可能是一種趨於神秘主義的混亂和任性。」
結果好，就一切都好。這樣，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經濟的循環〈經濟表中所顯示的〉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麼」。經濟表對於杜林來說，是一個「化圓為方問題」。他自己承認，他不懂得重農學派的ABC。在兜了各種圈子、說了各種空話、進行縱橫跳躍、耍了滑稽把戲、加進插話、離題發揮、一再重複、令人迷惑不解的語無倫次之後——而這一切只是準備讓我們去聽取關於「經濟表對於魁奈本人具有怎樣的意義」的有力說明，——在經過所有這一切之後，杜林先生終於羞愧地承認，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既然擺脫了這個痛苦的秘密，這個在他馳騁重農學派國度時騎在他背上的賀拉斯式的黑暗的煩惱 (35) ，我們的這位「認真的和縝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擻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來相當簡單〈！〉的表中到處所畫的、要用來表明純產品的流通的線〈總共是五條！〉」，使人們有理由考慮，在「這些奇異的相交的線中」，是否隱藏著某種數學的幻想；使我們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圓為方問題，等等。
因為杜林先生自己承認，儘管這些線很簡單，他還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慣用的手法去懷疑它們。現在他可以放心大膽地給予這個討厭的經濟表以致命的打擊了：
「由於我們從這個最可懷疑的方面考察了純產品」 (36) 等等。
就是說，他自己不得不承認，他絲毫也不了解《經濟表》以及其中的純產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這稱為「純產品的最可懷疑的方面」！這是多麼絕望的滑稽！
但是，為了使我們的讀者不致於像那些從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經濟知識的人們所必然遭遇的那樣，對於魁奈的經濟表一無所知，我們作以下的簡短說明：
大家知道，重農學派把社會分成三個階級：（一）生產階級，即真正從事農業的階級，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生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提供剩餘——地租。（二）占有這種剩餘的階級，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於他們的家僕，君主以及所有由國家付給薪俸的官吏，最後還有以什一稅占有者這一特殊身份出現的教會。為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第一個階級簡稱為「租地農場主」，把第二個階級簡稱為「土地所有者」。（三）從事工商業的或steril（不結果實的）階級，他們之所以被稱為不結果實的，是因為從重農學派的觀點看來，他們在生產階級供給他們 的原料中所加上的價值，只是等於他們在生產階級供給他們的生活資料上消費掉的價值。魁奈的《經濟表》就是要通過圖解來清楚地說明：一個國家（實際上就是法國）每年的總產品，怎樣在這三個階級之間流通，怎樣為每年的再生產服務。
經濟表的第一個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與之並存的大規模的農業（在魁奈那個時代的意義上）到處被採用，而且，對於魁奈說來，其標本地區是諾曼底、皮卡第、法蘭西島和法國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農場主作為農業的真正領導者，在《經濟表》上代表整個生產的（從事農業的）階級，付給土地所有者以貨幣租金。全體租地農場主共計擁有創業資本或總財產100億利弗爾，其中 ，即20億，是每年應被補償的經營資本，這種計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經營最好的農場為標準的。
另外的前提是：（一）為簡單起見，採用固定價格和簡單再生產；（二）在一個階級內部發生的任何流通，都置之不顧，而只考慮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流通；（三）在生產年度內階級與階級間所進行的一切買賣，都合算成一個總數。最後應該記住，在魁奈那個時代，在法國，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個歐洲，農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業供給了極大部分非食品類的必需品，所以在這裡，它作為農業的當然附屬物被當作前提了。
經濟表的出發點是總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產的總產品（因此，這種總產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個國家（在這裡就是法國）的「總的再生產」。這個總產品的價值量，是根據通商各國的農產品的平均價格計算的。價值量等於50億利弗爾，這個數額依據當時可能的統計估算，大致表示法國全部農產品的貨幣價值。正是這種情形，而不是別種情形，才使魁奈在經濟表中 「運用數十億的數目」，即運用50億的數目，而不是5個圖爾利弗爾。
這樣，價值50億的全部總產品掌握在生產階級的手中，也就是說，首先是掌握在租地農場主的手中，這些租地農場主每年花費20億經營資本（與100億創業資本相適應）來生產全部總產品。為了補償經營資本，因而也為了維持一切直接從事農業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農產品、生活資料、原料等等，是以實物形式從總收成中拿出來的，並且花費在新的農業生產上。因為，正如前面所說，固定價格和既定規模的簡單再生產是作為前提的，所以總收成中預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貨幣價值，等於20億利弗爾。因此，這一部分沒有進入一般的流通，因為正如已經指出的，任何在每一個別階級的範圍內部進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階級之間進行的流通，都沒有列入表內。
除開補償經營資本的數額以外，在總產品中還有30億的剩餘，其中20億是生活資料，10億是原料。可是租地農場主不得不付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這個剩餘的 ，即20億。為什麼只有這20億被列在「純產品」或「純收入」的項目下，馬上就會看到。
農業的「總的再生產」的價值為50億，其中30億進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這個農業的「總的再生產」以外，當經濟表上所描寫的運動尚未開始以前，租地農場主手中還握有全國的「儲金」，即20億現金。這些儲金的情況如下：
因為經濟表的出發點是總收成，所以這個出發點同時也就成為一個經濟年度例如1758年的終點，在終點之後，開始了新的經濟年度。在1759年這個新的經濟年度中，總產品中預定進 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經過一定次數的支付即買賣，分配在其他兩個階級中間。但是，這些前後相接的、分散的、延長到整年的運動，被歸併為（這無論如何是經濟表所必需的）幾種各具特徵的行為，其中每一種行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這樣，在1758年末，租地農場主階級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給土地占有者的貨幣，又重新流回這個階級的手中了（至於怎樣進行，經濟表本身就說明了），就是說20億數額又重新流回來了，於是租地農場主階級在1759年又可以把這個數額投入流通。因為這個數額，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過一個國家（法國）的全部流通所實際需要的數額（由於支付是不斷以零星數額重複進行的），所以租地農場主手中的20億利弗爾就代表國內流通的貨幣總額。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階級，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這種情況現在偶爾還可以見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億地租的 ；其餘 歸政府， 歸什一稅的收取者。在魁奈那個時代，教會是法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這筆收入以外，它還從其他的一切地產上徵收什一稅。
「不結果實的」階級在整年內所支付的經營資本（年預付），是價值10億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為工具、機器等等算是這一階級本身的製造品。但是，這些製造品在這一階級本身的工業生產中所起的多種作用，以及只在這一階級內部進行的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在經濟表中都沒有涉及。不結果實的階級在把原料轉化為工業品時所花費的勞動的報酬，等於它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這些生活資料，一部分是直接從生產階級獲得的，另一部分是間接地經過土地所有者而獲得的。雖然不結果實的階級本身分為資本家和僱傭工人，可是根據魁奈的基本觀點，它作為整 個階級是被生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業的全部生產，從而它的全部流通（這種流通分布於收穫以後的一年中），也歸併成為一個總數。因此，這是以下述情況為前提：當表內所描寫的運動開始的時候，不結果實的階級每年的商品生產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經營資本或價值10億的原料，轉化為價值20億的商品，其中一半是這個轉變時期中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在這裡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異議：不結果實的階級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費工業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產品都通過流通而轉歸其他階級，那麼它自己所消費的工業品列到哪裡去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結果實的階級不但自己消費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還企圖儘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賣得比實際價值要高，它必須這樣做，因為我們是把這些商品計算在它們的生產的全部價值內的。但是，這種情形不會在表上引起任何變化，因為其他兩個階級只有付出工業品的全部生產的價值，才能取得這些工業品。
這樣，我們現在就知道經濟表所描述的運動開始時三個不同階級的經濟狀況。
生產階級在以實物補償自己的經營資本以後，還擁有30億的全部農產品和20億的貨幣。土地所有者階級開始出現時還只是擁有向生產階級要求20億地租的權力。不結果實的階級擁有20億的工業品。僅僅在這三個階級之中的兩個階級之間進行的流通，重農學派稱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個階級之間進行的流通，則稱為完全的流通。
現在來談《經濟表》本身。
第一（不完全的）流通：租地農場主付給土地所有者20億貨 幣，作為歸於他們的地租，並且沒有回報。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億向租地農場主購買生活資料，所以租地農場主為支付地租所花費的貨幣，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魁奈在他的《經濟表的分析》中沒有再談到獲得地租的 的國家和獲得地租的 的教會，因為二者的社會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關於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卻說，他們的費用，其中也包括他們的全部僕從人員的費用，至少極大部分是不結果實的費用，只有用來「維持和改善他們的地產並提高他們的耕作技術」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據「自然權利」，他們的真正職能正是在於「關心良好的管理和關心維持他們的世襲財產所必需的費用」 (37) ，或者像後來所解釋的，在於avances fonciè res，即支出一筆費用，以準備土地並供給租地農場以一切必需的東西，這筆費用使租地農場主可以把其全部資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種事業上。
第二（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們手中餘下的10億貨幣向不結果實的階級購買工業品，而不結果實的階級又用這樣得到的10億貨幣向租地農場主購買生活資料。
第三（不完全的）流通：租地農場主用10億貨幣向不結果實的階級購買工業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業工具和農業所必需的其他生產資料。不結果實的階級又把同量的貨幣送還給租地農場主，來購買價值10億的原料以補償自己的經營資本。這樣，租地農場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億貨幣，又重新回到他們的手中，運動於是完成了。這樣，「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作為地租而 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麼」這個大謎，也就解開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過程開始的時候，生產階級手中握有30億的剩餘。其中只有20億作為純產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給土地所有者。剩餘中的另外10億，成為租地農場主整個創業資本的利息，對100億來說，就是10%的利息。這種利息，他們——請注意——不是從流通中得來的；它以實物形式存在於他們的手中，他們只是經過流通把它轉變為同等價值的工業品，才把它實現的。
沒有這一利息，租地農場主，即農業的主要當事人，就不會把創業資本投到農業上。在重農學派看來，租地農場主對於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農業剩餘收入的占有，即使從這一觀點來看，也和租地農場主階級本身一樣，都是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因此，這個組成部分不能放在國民「純產品」或「純收入」的範疇中；因為「純產品」或「純收入」的特徵，正是在於它可以不考慮國民再生產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費。但是這10億基金，根據魁奈的說法，大部分是用作一年中必要的修繕和創業資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作防止意外事故的準備金，最後，在可能範圍內，用來增加創業資本和經營資本，以及改良土壤，擴大耕種。
整個過程確實是「相當簡單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農場主拿來交租的20億貨幣，以及30億的產品，其中 是生活資料， 是原料；不結果實的階級的20億的工業品。在價值20億的生活資料中，一半為土地所有者及其僕從人員所消費，另一半為不結果實的階級所消費，用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價值10億的原料補償本階級的經營資本。在流通中的價值20億的工業品內，一半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為租地農場主所得，對於租地農場 主說來，這一部分工業品只是他們創業資本的利息的轉化形式，這種利息是他們從農業再生產上直接得來的。租地農場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貨幣，通過出賣自己的產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這樣，在下一個經濟年度，同樣的循環又可以重新進行了。
現在讓讀者來讚賞杜林先生的如此無限地優越於「傳統的輕率的記述」的、「真正批判的」說明吧！他接連五次神秘地告誡我們說，魁奈在其《經濟表》中僅僅運用貨幣價值（而且這是不真實的）是多麼令人可疑；在這以後，他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
只要他問一下，「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作為地租而被占有的純產品，究竟成了什麼」，那麼「對經濟表來說，只可能是一種趨於神秘主義的混亂和任性」。
我們已經看到，經濟表這種對於以流通為中介的年度再生產過程所作的簡單的、在當時說來是天才的說明，非常準確地回答了這種純產品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究竟成了什麼這一問題。這樣，「神秘主義」以及「混亂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獨自擁有的，是他的重農學派研究的「最可懷疑的方面」和惟一的「純產品」。
杜林先生對於重農學派的歷史影響的認識，是和他對於他們的理論的認識完全一樣的。他教導我們說：
「到杜爾哥，法國重農學派在實際上和理論上都告終了。」
但是，如果米拉波按其經濟學觀點來說實質上是一個重農學派，如果他在1789年的制憲議會上是第一個經濟學權威，如果這次制憲議會在其經濟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農學派原理從理論變成了實際，特別是對土地占有者「沒有回報」地占有的純產品即地租還徵收了重稅，那麼所有這些，對於「一個叫作」杜 林的「人」是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筆一揮，便把1691年到1752年這一時期勾掉了，同時也就把休謨的一切先驅者勾銷了，同樣，再把筆一揮，他又把休謨和亞當·斯密之間的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勾銷了。後者的大作 (38) ，撇開其歷史重要性不談，經久地豐富了政治經濟學的領域；關於這部著作，我們在杜林先生的「企業」內，沒有看到片語隻字。可是，對於斯圖亞特，杜林先生卻把自己的詞典中最惡毒的謾罵的言詞都搬出來了，而且還說在亞當·斯密時期，斯圖亞特是「一位教授」。可惜，這種懷疑完全是憑空而生的。實際上，斯圖亞特是蘇格蘭的大地主，他因有參加斯圖亞特陰謀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國。他長期在大陸居住，並且遊歷大陸各地，所以熟悉各國的經濟狀況。
總而言之，根據《批判史》，以前一切經濟學家之所以具有價值，只是在於他們的學說要麼可以充當杜林先生的「標準的」、更加深刻的基礎的「萌芽」，要麼由於他們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襯托出杜林先生的基礎的優越。可是無論如何，在經濟學上還存在著一些英雄，他們不僅是「更加深刻的基礎」的「萌芽」，而且還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基礎——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學中所提示的那樣——不必由此「發展」，而只要「湊合」就成了。這樣的英雄中，有「無可比擬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為了德國工廠主的利益，把一個叫作費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較微弱」的重商主義學說吹噓成為「較有力」的詞句；其次是凱里，他的下述言論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質：
「李嘉圖的體系是一個不和的體系……其結果是製造階級的敵視……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圖以分配土地、戰爭和掠奪的方法來獲取權力的蠱惑家的手冊」 (39) ；
最後，在這些英雄中還有倫敦西蒂區的糊塗人麥克勞德。
因此，凡是想在現在或最近的將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史的人們，與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還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東拼西湊的教科書」的「白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談」與「施給乞丐的稀湯」，要可靠得多。
我們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經濟學的「自造的體系」，最終得到了什麼結果呢？只有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切豪言壯語和更加偉大的諾言之後，我們也像在「哲學」上一樣受了騙。從價值論這塊「經濟學體系的純潔性的試金石」得出的結果是：杜林先生把價值理解為五種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東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如此大吹大擂地來宣告的「一切經濟的自然規律」，原來全都是眾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極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談。自造的體系關於經濟事實向我們提供的惟一解釋是：這些事實是「暴力」的結果，這是幾千年來一切國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時聊以自慰的詞句，在讀了這些以後，我們絲毫沒有比未讀以前知道得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這種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們感恩戴德地安於「暴力」這個字眼，把它當作一切經濟現象的終極原因和最後 說明。在他被迫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對勞動的剝削時，他最先把這一剝削籠統地說成是以課稅和加價為基礎，在這裡他完全竊取了蒲魯東的「預徵稅」（pré lè vement）觀點 (40) ，以後又用馬克思關於剩餘勞動、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的理論來具體地解釋這種剝削。這樣，他一口氣把二者都抄襲下來，並做到了把兩個完全矛盾的觀點巧妙地調和起來。他在哲學上覺得對黑格爾罵得不夠，但同時又不斷剽竊黑格爾的思想並且使之庸俗化，同樣，他在《批判史》上對馬克思的最放肆毀謗，也只是為了遮掩這一事實：在《教程》中關於資本和勞動的一切稍微合理的東西，同樣是對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竊。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歷史的開端，而對於真正是全部歷史出發點的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則一無所知，——這種在今天看來幾乎是難以理解的無知，幾乎又被《批判史》中以「歷史眼光的廣博遠大」而自詡的無知所超越，關於這種無知，我們在上面只舉出幾個驚人的例子。一句話：最初為自我吹噓、大吹大擂、許下一個勝似一個的諾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費」，而後來的「成果」卻——等於零。
(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404頁。——編者注
(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第41頁。——編者注
(3)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冊第9章，見伊·貝克爾編《亞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頁。——編者注
(4) 參看柏拉圖《理想國》第2冊，見《柏拉圖全集》1840年蘇黎世版第13卷。——編者注
(5) 參看色諾芬《居魯士的教育》第8冊第2章。——編者注
(6) 參看威·羅雪爾《國民經濟體系》1858年斯圖加特和奧格斯堡第3版第1卷第86頁。——編者注
(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 3卷第8 1 3—8 1 7頁。——編者注
(8) 參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冊第8—10章。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 3卷第1 2 7頁和第2 3卷第1 6 7—1 8 9頁。——編者注
(9) 參看亞里士多德《尼科馬赫倫理學》第5冊第8章，見伊·貝克爾編《亞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編者注
(10) 弗·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1841年斯圖加特—蒂賓根版第1卷第451、456頁。——編者注
(11) 安·塞拉《略論以金銀充分供應無貴金屬礦的王國的手段》1613年那不勒斯版。——編者注
(12) 威·配第《賦稅論》1662年倫敦版第24—25頁。——編者注
(13) 威·配第《賦稅論》1662年倫敦版第24—25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14) 參看比·布阿吉爾貝爾《論財富、貨幣和賦稅的性質》第2章，見《18世紀的財政經濟學家》1843年巴黎版第397頁。——編者注
(15) 參看威·配第《賦稅論》1662年倫敦版第28—29頁。——編者注
(16) 參看達·諾思《貿易論》1691年倫敦版第4頁。——編者注
(17) 大·休謨《政治辯論》1752年愛丁堡版。——編者注
(18) 《資本論》第1卷第3章第2節b和第14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34—143、555—566頁。——編者注
(19) 參看沙·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年日內瓦版。——編者注
(20) 大·休謨《若干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03—304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2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 3卷第1 5 0—1 5 1頁。——編者注
(22) 大·休謨《若干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13頁。——編者注
(23) 大·休謨《若干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14頁。——編者注
(24) 「正如前面所說」是指從「可是，為什麼休謨……」開始到「……如此頑強地閉口不談的忌妒心，才能到現在為止仍然忽視這樣一位經濟學泰斗的價值」為止的兩段話（見本書第257頁）。這兩段話在第1版和第2版中是接在「大衛·休謨」的後面（見本書第250頁第3—4行）。恩格斯在為第3版變動正文的順序時，保留了「正如前面所說」這幾個字，未作相應的修改。——編者注
(25) 大·休謨《若干問題論叢》1777年倫敦版第1卷第367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26) 同上，第379頁，著重號是馬克思加的。——編者注
(27) 見弗·克·施洛塞爾《供德國人民閱讀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第17卷第76頁。——編者注
(28) 見威·科貝特《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新教「改革」史》1824年倫敦版第149、116、130節。——編者注
(29)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30)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31)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32)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33)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34) 參看勃多《經濟表說明》，1767年首次刊載於《公民曆書》雜誌。——編者注
(35) 參看賀拉斯《頌歌》第3冊第1篇。——編者注
(36) 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
(37) 見《重農學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頁。——編者注
(38) 指詹·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兩卷集）1767年倫敦版。——編者注
(39) 見亨·查·凱里《過去、現在和將來》1848年費城版第74—75頁。——編者注
(40) 參看蒲魯東《什麼是財產？》1840年巴黎版。——編者注